張世保訪談、記錄、整理


劉緒貽，男，1913年5月出生於湖北省黃陂縣（現武漢市黃陂區）。武漢大學曆史係教授。1940年獲清華大學學士學位，1947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碩士學位。曆任武漢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兼代秘書長、華中理工大學兼任教授、中國世界史規劃小組組員、中華美國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社會學學會理事、中國美國史研究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湖北省世界史學會和社會學學會理事長等。現兼任湖北省社會科學院特邀研究員，中國社會學學會、中國美國史研究會、天津市社會科學院顧問，《美國曆史雜誌》國際特約編輯。

劉緒貽教授主要研究美國史和社會學，與人合作總主編六卷本《美國通史》（其中第5、6兩卷由他主撰主編，人民出版社）、合作主編《美國研究詞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主編《當代美國總統與社會》(湖北人民出版社)、《改革開放的社會學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等；合作翻譯《一九〇〇年以來的美國史》、《美國社會發展趨勢（1960-1990）》等10餘種譯著；著有《20世紀30年代以來美國史論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黎明前的沉思與憧憬——1948年文集》（武漢出版社）、《中國的儒學統治——既得利益抵製社會變革的典型事例》（芝加哥大學碩士論文，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即出）等。

劉緒貽教授對儒學一直持批判態度。碩士論文《中國的儒學統治——既得利益抵製社會變革的典型事例》就是從根子上批判儒學。留美歸國後，從1947年年底到1948年年底，他繼續進行對“儒學在中國的統治”的研究，結合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知識分子和社會生活實況，在當時發行量和影響均大的《觀察》、《時與文》、《世紀評論》等雜誌上發表文章30餘篇。這些文章中有相當部分都是主張“西化”而強烈反對儒家思想的。《學術界》2002年第6期刊發劉緒貽教授的《現代新儒學評介——〈現代新儒學與中國現代化〉等讀後》一文，認為現代新儒家助長了我國社會上封建主義殘餘影響的氣焰，是極有害於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事業的。 

問：2004年被稱為“文化保守主義年”，請問您對於其中大陸新儒家的活動及其所起的作用有什麽看法？

答：近年來大陸新儒家興風作浪太厲害了，其中少數人幾近猖狂。社會上尊孔讀經之風也再度流行起來。對於這些情況我內心非常不安，我對現代新儒學非常反感。這兩年，特別是蔣慶這個冬烘先生很猖狂，我很想寫一些東西來批駁他們，但是現在年紀太大了，我今年已經93歲，心有餘而力不足啊！我很希望能讀到批判大陸新儒家的力作。

現在我有一個感覺，從鄧小平到胡繩、李維漢、李銳、任仲夷等同誌，他們這些人都有一個觀點，就是中國解放以來，過早地批判了資本主義，而對封建主義的東西批判不足。所以才會有現代新儒學這麽興風作浪，尊孔讀經這麽流行的情況出現。這個問題到現在還沒有解決。我有兩篇文章(2001年9月26日《長江日報》第13版上的《解放思想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任務》和2002年12月31日《長江日報》第14版上的《繼續肅清封建主義殘餘影響》)，都是談這個問題。方克立教授有一個觀點，他認為“五四”以來，中國思想主要有三大流派：一個是自由主義，一個是馬克思主義，還有一個是以現代新儒學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義。解放後也是這樣，不過力量對比與地位有所變化。他認為這兩年大陸新儒家的活動，自由主義者在批判，而馬克思主義者卻沒有站出來。我有一個想法，現在的中國共產黨，過早地、過分地批判資本主義，反對“全盤西化”，但是對於像蔣慶這樣的人，他要用儒家思想、“三綱五常”這一套來代替馬克思主義，要用舊社會的製度來代替我們現在的製度，公開地反對民主，反對社會主義，反而能夠容忍，三聯書店、高等教育出版社還出版他的著作，到了這種程度，真是令人難以想通！為什麽有些人一聽到民主、自由這些東西就反感，對於封建主義的東西卻這麽容忍！我以為是這些人的頭腦中受封建思想的影響太深、太嚴重的緣故。“五四”以來，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周恩來、魯迅等都不支持儒學，都是批判儒學的。是誰支持儒學呢？袁世凱、張勳、蔣介石、韓複渠，還有湖南的軍閥何健，這些人都是支持儒學的。為什麽呢？因為這些人或者想當皇帝，或者想做宰相。

為什麽當廣州有的刊物發表像任仲夷這樣的老同誌提出可以搞“三權分立”的談話時，就有人去“消除影響”，而最近大陸新儒家蔣慶等人這麽猖狂，又是鼓吹讀經，又是要重建儒教，卻受到如此容忍？這是搞的什麽名堂！

我跟武漢大學的郭齊勇教授關係很好，我認為他是個好人，但對他的思想我不能完全同意。他甚至讚揚“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現在中國正在提倡法治，他還提倡這個！前不久在武漢大學召開的第七屆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還把蔣慶請來（蔣慶因故沒有出席會議，但提交了題為《關於重建中國儒教的構想》的論文，後在學界和社會上引起很大爭議。——訪談者）。蔣慶這個人的人品也是有問題的啊!他無中生有地吹噓教育部聘請他編高中教材，教育部主管的有關機構不是已經辟謠了嗎？當然，憲法裏麵規定了言論自由，讓他講話、寫文章是可以的，但是三聯書店、高等教育出版社幫他出書宣傳他的那一套，我以為確實沒有必要，至少出版方向糊塗。 

問：您認為科學、民主這些東西，在中國的土壤裏麵生根，最為重要的動力是什麽？

答：現在科學、民主在中國生根了沒有？我認為沒有。我剛發表了一篇文章（指《中西法治觀和法治體製比較及意義》，《社會科學論壇》2005年第9期。——訪談者），編者雖然把我的文章發在第一篇，但他卻被迫把我文章裏麵最為關鍵的論點“在中共一黨專政的條件下，中國不可能實行現代意義的法治”一句刪去了。當然，編者事前征求過我的意見，但我能不同意他刪嗎？不刪文章就不能發表嗬！我最近給《長江日報》寫了一篇文章，呼籲不要再讓孩子們讀《三字經》了，不要再毒害孩子了，也不知道能不能發表？又比如說像《讀書》這樣比較開明的雜誌，我有的文章它發表了，但2003年7月寫的一篇文章，是談“民主”與“民本”區別的：我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隻有民本思想，沒有民主思想。責任編輯是主張發的，但當時總編卻不讓發。把“民主”和“民本”的區別說清楚，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沒有民主思想，這有什麽了不起？可是那位總編卻不敢或不願意發表這樣的文章！1989年4月22日，李銳發表在《光明日報》的文章《堅決克服封建遺毒和‘左’的頑症》中指出：“甚至有人一聽說民主和自由，就神經緊張起來。”的確是如此！當然，我國現在在航天事業和其他某些科學領域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很難說科學、民主已在中國生根了，我看還是說得謹慎些好。 

我的黨齡已經有半個世紀以上了。我的感覺是，中國現在不要怕西化。自由主義也沒有那麽可怕的，甚至可以利用它來推進科學和民主，因為自由主義者是服膺科學和民主的。實際上，現在的知識分子，如果允許他們說真話，有幾個沒有自由主義思想？有的甚至就是自由主義者。一些人名義上是共產黨員，但骨子裏有自由主義思想，這恐怕也是不容否認的現實。我想，黨中央也是知道這個情況的。這些知識分子不是都在勤勤懇懇地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服務嗎？有什麽可怕的！我們現在老是反感、批評“全盤西化”這個觀點，我一直想寫一篇文章討論這個問題，因精力不足，尚未動筆，但我思想上總認為不要怕全盤西化。世界上有沒有全盤西化？我覺得沒有。能不能全盤西化？我認為不能。所謂西化的內容，實際上最早是起源於英國、法國。德國在西方的資本主義國家中是後起的，它當時是學英國，學法國；在學英國、法國的過程中，德國的傳統文化是進行了一些抵製的。德國最後實現的“西化”，是英國、法國的現代化和德國傳統文化的混合體。日本在明治維新的時候，是真心誠意地在那裏西化，但是日本原來的舊文化的傳統也是一方麵吸收，一方麵抵製，最後是“西化”了，所以現在我們把日本列入“西方”。但是，日本究竟“全盤西化”了沒有呢？日本的天皇製、武士道、軍國主義，並不是從英、法、美學來的，而是日本固有的。小泉純一郎現在搞的這一套東西完全西化了嗎？沒有！就是美國的印第安人，幾百年來也沒有全盤美國化。所以中國不要怕全盤西化，全盤西化是根本不可能的。現在不是“西化”太多了，而是西方的民主、西方的自由這些東西在中國受到的抵製太多了。中國要建設現代意義的法治國家，就必須拋棄中國傳統的法治觀念與法治體製，學習西方的法治觀念與法治體製。

現在提倡和諧社會，這當然是好事。但是，要使社會和諧，就必須消除造成社會不和諧的各種因素。我以為，在這些因素中，最主要的是黨和國家與人民群眾之間關係不正常，前者具有絕對權力，後者的權利沒有保障。改革開放前，如鄧小平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中所說：我國“許多重大問題往往是一兩個人說了算，別人隻能奉命行事”。這樣，一般工人當然就沒有發言權，工會也不能代表工人反對官僚主義；農民就隻能成為二等公民，貧窮困苦；知識分子便淪為“右派”、“白旗”和“臭老九”。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同誌一再提倡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進行政治體製改革，情況有所好轉，但遠未完全改觀。2002年黨的十六大政治報告於是明確提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但是十六大以後，我們從報紙、雜誌、電視上看到的，大都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依法治國”、“加強黨的執政能力”、“為人民服務”這一類提法。這些提法當然是對的，但這些都是從黨和政府的領導立場出發，與人民自己當家作主不相幹，甚至矛盾，並不能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列寧曾經認為，早在蘇維埃政權建立的頭幾年，“蘇維埃已成為‘為了勞動人民’而不是‘通過勞動人民’的機關”。這種類型的國家將逐漸消亡。而斯大林是“把生活的一切領域，包括家庭，都置於國家的無所不包的監督之下。”(新華社參編部：《參考材料匯編》1989年第3期《蘇聯曆史的反思》第17頁)斯大林的專製獨裁是後來蘇聯崩潰的主因，這種前車之鑒是我們絕不能忽視的。“為人民”是好事，不讓人民自己當家作主是絕對不行的，是不能持久的。 

問：您這麽不喜歡儒學，難道您認為儒家中沒有一點可取的東西嗎？

答：那也不是。我原來很想寫一篇文章來談這個問題，但因為考慮得還不成熟，沒有動筆。這裏有兩個層次的問題。第一個層次的問題是，我們中國人總以自己國家有一種古老的文化傳統而感到自豪，感到驕傲，是一種光榮；認為一個民族沒有文化傳統，這個民族就沒有靈魂。而中國文化傳統的主體是儒家思想，如果儒學被否定了，那麽中國的文化傳統不就大體被否定了嗎？因此許多中國人對否定儒學在思想感情上難以接受。這種思想感情裏麵雖然有誤解，但還是可以理解的。不過，感情並不是理性。第二個層次的問題是，儒學的內容是很複雜的，我們是否可以將它分類，分成精華與糟粕兩部分。三綱六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義是儒學的綱領，是對國家政治、社會體製的規定。這個綱領是糟粕，是應當否定的。如陳獨秀在其《舊思想與國體問題》一文(載《獨秀文存》第一卷第149-150頁)中所說：“試問民主共和的國家組織社會製度倫理觀念，是否能容納這‘以君統民，以父統子，以夫統妻’的不平等學說？”當然不能。除此綱領外，儒學中有些關於為人處世的倫常日用之說是很有益的。僅從《論語》中便可以摘出不少這種論點。舉例如下：“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過則勿憚改。”(俱見《學而》篇)“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和，是知也。”“見義不為，無勇也。”(俱見《為政》篇)“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俱見《裏仁》篇)“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俱見《述而》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俱見《泰伯》篇)“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子罕》篇)“過猶不及。”(《先進》篇)“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顏淵》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篇)“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君子求諸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當仁不讓於師。”“有教無類。”(俱見《衛靈公》篇)“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有便佞，損矣。”(《季氏》篇)“巧言令色，鮮矣仁。”“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俱見《陽貨》篇)以上這些論點，對於為人處世來說，不僅有益，甚至可以說是至理名言，到今天一樣有用。還有仁、義、禮、智、信“五常”，也是一樣。難道我們今天建立和諧社會可以不要仁、義、禮、智、信？當然不可以。這裏的問題在於：儒學作為一個整體，它的“五常”是為它的“三綱”服務的，是維持“三綱”體製的，有其特別涵義，所以經常與“三綱”並題為“三綱五常”。人們隻要讀《禮記》一書，便可以清楚地看出，儒學的所謂“禮”，乃是按照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等尊卑、老幼、親疏等秩序，為不同身份的人製定嚴格的政治、經濟、社會地位、待遇和行為規範的。儒學要求人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乃是為了維持三綱六紀的社會秩序。儒學的所謂“仁”，其涵義又是什麽呢？《論語》中說：“克已複禮為仁”(約束自己，使自己言行和享受待遇符合禮的嚴格規定就是仁，《顏淵》篇)；“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學而》篇)由此可見，五常中最重要的兩常“仁”和“禮”，都是為支撐三綱六紀而規定的。我上麵提到的那些有關為人處世的倫常日用之說，也大都與三綱體製脫離不了關係。比如其中特別受人重視、經常被人引述的“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一語，就是孔子在其做官的弟子仲弓和子貢問他怎樣做官、怎樣做人時的答詞。“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顏淵》篇)“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衛靈公》篇)官是代君主治理人民的。孔子認為，要維持三綱六紀的社會秩序，使老百姓不犯上作亂，做官的人便應當“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如果一些做官的人都把自己不喜歡的事情強加給老百姓，老百姓到了忍無可忍之時，是要造反的。“過則勿憚改”一語和三綱的關係，還有一個現代的生動例子可證，這就是“文化大革命”。毛澤東認為，他是為了改變中共內部出現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一情況而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可謂“過則勿憚改”。但是，由於統治中國兩千餘年的儒家思想的影響，這一改卻把毛澤東改成了秦始皇，加強了中國的專製統治，形成了“兩個凡是”的論點。

綜上所說，我們可以說，儒學裏麵是有一些好的、有益的內容，或者說是精華部分，但是這些內容有其特性，作為儒學總體的組成部分，它基本上是為維持三綱六紀體製、為維持君權父權夫權甚至神權(“天”)服務的，也就是為儒學的糟粕部分服務的。我們現在要想提倡、繼承儒學中這些有益的內容或精華部分，就必須把它們從儒學的總體中剝離出來，讓它們和糟粕部分脫離關係。否則是非常危險的，是很可能導致“文化大革命”那種惡果的。現代新儒家不懂得這個道理，老是在那裏侈談“返本開新”、“由內聖開外王”，真是徒托空言，癡人說夢！所以我認為，如果我們今天要繼承儒學中有益的內容，決不能籠統地提倡複興儒學、繼承儒學，不能籠統地提倡尊孔續經，因為儒學、儒經、孔子學說的綱領性部分是糟粕，是絕對應當廢除而不能繼承的。我們隻能繼承、提倡從儒學總體中剝離出來的精華部分。而且還應指出的是，這種剝離工作，或如有些人說的“抽象繼承法”，是很不容易的，需要我們付出極大的努力，需要我們非常謹慎。 

問：您曾經這樣講過：“我愛祖國和祖國文化，但反對儒學。”在您的心目中，“中國文化”或“民族文化”到底是一個什麽概念呢？其內涵到底是什麽呢？

答：這很難說。我現在還沒有把它想得很清楚。在討論中國文化或民族文化以前，首先要弄清楚什麽是文化。文化的定義非常多，對我來說，我是同意我的美國導師威廉DangerCode;奧格朋(William F.Ogburn)的定義的。他把一切人為(man made)的東西都稱為文化，並將之分為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兩大類。我也是這樣。因此，我認為中國文化包括中國一切人為的事物，範圍很廣，決不僅僅是儒學。比如在物質文化方麵，中國在夏、商、周時期就出現了著名的青銅製造業。《左傳》、《尚書》、《越絕書》等古籍中就記載著夏鑄九鼎、夏啟鑄鼎和以銅作兵的傳說；到商代後期與西周時，我國的青銅工藝已達到高峰階段，製造的青銅器在世界青銅器中無與倫比。其次，商代已經出現了釉陶，是我國後來享譽世界的瓷器的前身。此外，商、周時期，中國的骨器、玉器、石器、漆器、皮革、紡織、建築等業，也都有相當的發展。在非物質文化方麵，夏代已經有曆法或曆書，如“夏曆”、“夏小正”。商代曆法更進步，已經有大、小月之分，而且有閏月的設置。商代甲骨文中保存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日食和月食的記錄，並有火星、商星的記載。其次，商、周時期，我國已有甲骨文、金文這樣相當成熟的文字。西周至春秋時期出現了我國第一部詩歌集《詩經》，隻可惜其中很多內容後來被儒學化了。此外，商、周時期青銅器上的紋飾和成組的樂器，如編鍾、編磬等，說明當時我國雕塑和音樂也有相當高的成就。戰國時期是個百家爭鳴的年代，除儒家外，還有道家、墨家，法家、名家、兵家、陰陽家、雜家、縱橫家、小說家等等。我認為，在這些家中，墨家的思想就比儒家的好。因為墨家講兼愛、非攻、尚賢、節葬、節用、非命，這些都是比較好的。墨家學說還對於先秦哲學、邏輯學、工程技術學有一定貢獻。當然墨家也有些問題，但我覺得它的主流是好的。法家的代表人物荀況和韓非，在哲學思想上主張唯物主義，在政治思想上主張法治和“法後王”，這比主張唯心主義、人治和複古倒退的儒家是較勝一籌的。名家認為在名實關係中實是第一性的，名必須符實，這比儒家的“存名正實”的複古思想當然要進步。同時，名家學說中還具有某些樸素的辯證唯物主義思想，這也是儒學望塵莫及的。兵家《孫子》一書，直到當代，不僅其中論點受到毛澤東高度讚揚(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一文中說：“孫子的規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仍是科學的真理。”)，而且全書在軍事學、戰略學方麵至今仍具有國際影響。在文學藝術方麵，出現了思想性藝術性都很高的、包括《離騷》在內的《楚辭》和大型壁畫。在科技方麵，出現了農學專著《後稷農書》，工藝專著《考工記》，天文學著作齊國甘德的《天文星占》和魏國石申的《天文》。著名的《九章算術》也可能出在這個時期。醫學方麵除出現名醫扁鵲外，已分成內、外、婦、兒等科，並發明了針灸、按摩等治療法。我國最早醫書《內經》大約也出現於此時。

秦、漢以來，除儒學的發展演變之外，中國文化中當然還有許多優秀的東西。在物質文化方麵，英國李約瑟教授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一書，已有詳細記載，可供參考。在非物質文化方麵，好東西也很多。比如文學，有漢賦、魏晉文章、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一直到近當代龔自珍、黃遵憲、王國維、魯迅、毛澤東、柳亞子、陳寅恪、錢鍾書、郭沫若、冰心、茅盾、老舍、巴金、沈從文、聶紺弩、趙樸初等人的詩、詞、曲、小說、散文、雜文等，不勝枚舉。比如藝術，中國的國畫、書法、國樂、戲劇、曲藝、雕塑等等，也都蔚然可觀。文學藝術以外，其他非物質文化成果還很多，我所知有限，就不一一列舉了。還應指出的是，由於曆代的人禍天災，特別是由於“文字獄”的禍害，失傳了需要我們去挖掘的非物質文化遺嚴，亦為數甚巨。

綜上所說，足見除了儒學之外，中國文化或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還是十分豐富的，隻是我們研究、挖掘得還很不夠。因此，我們沒有必要擔心否定了儒學或儒學的綱領性內容便會否定了中國文化或中國的傳統文化。

說到這裏，另有一個問題也是我們必須嚴肅對待的。那就是我們必須實事求是地、準確地估價我國的傳統文化：既不能估價過低，使吾人妄自菲薄，不求進取；也不能估價過高，使吾人狂妄自大，固步自封。中國傳統文化是有不小缺點的，它裏麵缺乏促進中國現代化、使中華民族穩固地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兩個重要因素“民主”與“科學”的種子，因此使中國在發展生產力、發展經濟和廢除專製製度、發展人權的進程上步履維艱。中國從漢代到清代，社會變化不大。有一個西方人說，中國從前在用鐵犁的時候，西方還隻能用木犁；但當西方已用鋼犁的時候，中國還在用鐵犁。西方在17世紀的資產階級革命，特別是18世紀的工業革命之後，進步非常的迅速。我的一個學生叫韓鐵，現在是南開大學教授，最近在《美國研究》(2005年第3期)上發表了一篇文章《環境保護在美國法院所遭遇的挑戰》，其中說到：美國的一部法律史就是掌握法定權利的對象以及這些對象所擁有的權利不斷擴大的曆史。比如說，美國的兒童、婦女、黑人、胎兒這些群體，原來都是沒有權利的(美國的婦女在1920年以前還不能參加選舉)。但隨著社會的進步，現在這些群體都取得了法定的權利，而且這種權利還在不斷地擴大，甚至於包括了像同性戀者。這是一個階段。後來，除了人類的範疇之外，市政府、公民團體這些社會組織也陸續取得了法定權利。再後來，上個世紀70年代以後，自然界也取得了法定的權利。有一個人寫了一本書，提出樹木應不應該有起訴權的問題，而且認為，如果人類對待樹木太殘酷的話，樹木也應該有起訴的權利。美國的社會是這樣，你看我們的社會，到現在，公民的一些基本權利還沒有可靠的保障哩！當然，我不是說美國什麽都好，我就反對美國的霸權主義，對小布什政府借反恐怖主義之名來削弱美國人民的自由民主權利非常反感。 

問：對於新儒學，您說要作出“強有力的反擊”，您認為應該怎麽做呢？

答：先要了解他們。方克立教授過去把現代新儒學分為三代：梁漱溟、馮友蘭、張君勱、賀麟他們這些人是第一代，牟宗三、唐君毅他們這些人是第二代，杜維明他們這些人是第三代。他說現在中國大陸又出了個第四代，就是蔣慶他們這些人。首先應該了解他們，揭露他們，要把他們的東西拿來看一看。方克立把蔣慶的東西拿來看了一些，就能把蔣慶攻擊馬克思主義、攻擊我國目前社會政治製度的這些東西揭露出來。首先要了解，然後再揭露，然後再批判。 

問：現代新儒家主張讀經，而且主張從娃娃抓起。您是反對兒童讀經的，為什麽要反對？

答：我在這裏不想對現在讀經運動中所提到的那些經書一一進行評論，隻想對《三字經》進行一些分析，說明它是不適宜於兒童的讀物。當然，《三字經》中也有極少數內容是對兒童有益的，比如“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也有一些內容是對兒童無害的，比如關於數字、天象、季節、方向、牲畜、穀物、曆史朝代等知識。但是，《三字經》中嚴重有害的內容是不少的。

首先是它有違反科學和事實的內容。比如該書的頭一句話“人之初，性本善”，就是非科學的。現代生物學、心理學、人類學早已證明，人在剛生下來時，隻有自然之性，沒有社會性，故其性無所謂善惡，善性惡性都是後來在社會生活中養成的。又比如五行相生相克的學說，把金、木、水、火、土的相生相克和曆史上各個朝代的興衰聯係起來，顯然是荒唐的，但該書卻斷言：“此五行，本乎數”，認為是合乎規律的。該書還說：“我周公，作《周禮》。”但是經過曆代許多學者研究，直到今天還不能證明《周禮》係周公所作。又比如，該書說“炎宗興，受周禪”，實際上，陳橋兵變、黃袍加身這出戲，人所共知是趙匡胤自己導演的。他通過導演這出戲篡奪了周的天下，怎麽能說是“受周禪”呢？該書還說：“勤有功，戲無益。”“勤有功”是對的，“戲無益”則不對。現代教育學認為，適當的遊戲有利於兒童的智力開發，有益於兒童的身心健康。再比如，該書說“《論語》者，二十篇。群弟子，記善言”。《論語》中的確有孔子弟子記錄的他的善言，但也記錄了他的一些“不善”之言。比如《泰伯》篇中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這乃是要求人民群眾盲目地服從統治者，以便統治者實行專政，是和現代政治要求公民有知情權，有監督統治者和維護自己權利之權的原則背道而馳的。《顏淵》篇中的“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鼓吹腐朽的宿命論；孔子答齊景公問政之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鼓吹腐朽的君主專政和家長製思想。《子路》篇中肯定父子互相隱瞞偷竊罪行的說法，是破壞現代法治的言論。《陽貨》篇中說“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顯然是站在男權主義與剝削階級立場發言的。由此可見，籠統地說《論語》是孔子弟子記錄他的“善言”的書是錯誤的，至少是不全麵的。

其次，《三字經》中充滿了典型的一般人所說的封建思想，亦即君主專政和家長製思想。這種思想是和社會主義民主思想水火不相容的，它集中體現在“三綱者：君臣義，父子親，夫婦順”和“曰仁義，禮智信，此五常，不容紊”這兩段話中。對照中國曆史，特別是漢武帝以來兩千多年的曆史，按照三綱五常教條建立起來的中國社會，究竟是一種什麽樣的社會呢？魯迅先生說是一種吃人的社會，毛澤東說是一種政權(即統治者權力)、族權、神權和夫權統治的社會。所謂“君臣義”，說到底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所謂“父子親”，說到底是“父命不可違”。所謂“夫婦順”，說到底是“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是“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至於五常，則是為三綱服務的，為維護和鞏固三綱的。以五常之一“禮”而言，就是按照尊卑、貴賤、長幼等次序，規定君、臣、父、子、夫、婦、兄、弟等的社會地位、生活規格、行為規範的。這些禮節等級森嚴，不可逾越。大家在看演皇帝的各種電視片時，就可以體會到禮的作用，因為片中各種人物的社會地位、生活規格以及彼此之間的對待方式(比如臣對君的跪拜、君對臣的賜死)，都是以“禮”為根據的。

再次，《三字經》提倡的教學目標、教學對象、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都是過時的，有悖於社會主義教育原理的。社會主義教育的培養目標，是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是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護公共財物的公民。《三字經》提倡的教學目標是“上致君，下*澤(注：這就是做官)。揚名聲，顯父母”，是忠臣孝子，是脫離生產勞動的官老爺、人上人。社會主義教學對象不分男女，《三字經》討論的教育對象隻是男子，因為它說：“彼女子，且聰敏，爾男子，當自警。”社會主義的教學內容，是德、智、體(或德、智、群、美、體)全麵發展，《三字經》提倡的隻是讀書，而且主要是讀儒家的書，特別是宋代新儒學的書，從朱熹編著的《小學》(注：該書言灑掃應對進退之事)起，然後是朱熹注的《四書》，然後是其他經書，最後是子書史書。不過由於讀子書不能獵取功名，大多數人並不重視。社會主義教學方法注重靈活多樣，除讀書外，還畫畫、作手工、參加勞動、進行體育鍛煉、做實驗、參加社會調查等等；即使讀書，也要閱讀麵廣，注重啟發式。《三字經》則提倡死讀書，甚至勸導人們“頭懸梁，錐刺股”，犧牲睡眠時間，心無外鶩，死記硬背經書。按照這種方法培養出來的人，往往是“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身體衰弱、眼光短淺的忠臣孝子，說得嚴重點，是培養奴隸胚子，決不是社會主義社會所需要的合格公民。

由上所述，顯而易見，《三字經》是有害於兒童身心健康的。我衷心地希望人們再不要引導孩子們讀《三字經》和蔣慶宣揚的那些經書了。 

[張世保博士於2005年10月28日前來采訪並記錄，後經整理於11月17日用電子郵件發來，我於12月7日修改完畢。——劉緒貽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