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衰危與(yu) 出路

作者：張祥龍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當代大陸新儒家文叢(cong) 之《複見天地心：儒家再臨(lin) 的蘊意與(yu) 道路》（張祥龍著，東(dong) 方出版社2014年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三月廿三日丁亥

           耶穌2015年5月11日

這是2005年秋在北大為(wei) 學生們(men) 做的一次講座的記錄稿。由學生（儀(yi) 玟蘭(lan) ）根據錄音整理，我本人做了一些文字修改，並在少數幾處補足了意思。

主持人：首先要感謝大家對哲學係“社會(hui) ·文化·心靈”主題活動的關(guan) 注和支持。“社會(hui) ·文化·心靈”主題活動的前身是哲學係文化節，至今已經有十多年的曆史了。從(cong) 這個(ge) 學期開始，每個(ge) 學期都會(hui) 舉(ju) 辦一次。這個(ge) 學期的主題活動，繼樓宇烈教授之後，我們(men) 非常榮幸地請到了張祥龍教授。相信大家對張祥龍教授都有一定的了解，也不用我多做介紹了，不過大家可能一般會(hui) 覺得張教授在西哲方向比較“術業(ye) 有專(zhuan) 攻”，其實他的研究領域非常廣泛，包括中西方哲學比較、西方現代哲學、西方哲學史、中國哲學、東(dong) 西方宗教哲學，真的是學貫中西。所以我們(men) 在私下都比較叫他“祥龍大師”。我想大家已經迫不及待想領略大師的風采了，讓我們(men) 掌聲有請張祥龍大師為(wei) 我們(men) 帶來他的講座。

張祥龍：今天我講的題目是“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衰危與(yu) 出路”。本來是計劃講中國傳(chuan) 統文化衰落的原因，今天也還是以那個(ge) 題目為(wei) 主，當然最後我會(hui) 再談一點衰落之後中國文化的出路。這個(ge) 題目我曾在某個(ge) 地方講過。我去年在德國講學的時候給德國學生開過一門課，名叫“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在全球化中的危機”。這次講座會(hui) 引用那門課中的一些觀點，所以內(nei) 容會(hui) 比較多。我盡量在限定時間內(nei) 講完，希望最後能留一點時間，大家來提問題。我知道問題會(hui) 不少，這裏的很多觀點隻是一己之見，和主流的看法很不一樣，所以希望大家多提尖銳意見，我也願意回答。

聽眾(zhong) ：中間有問題可以提問嗎？

張祥龍：因為(wei) 要講得比較多，所以最好不要提問；如果你覺得特別必要，也可以，但是我隻能簡短地回應一下，到最後再一起作答。

甲．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現代衰危的表現

首先要講的是，中國人缺少對自身曆史處境的基本認識。當然，我指的是現代的中國人。到目前為(wei) 止流行的多種對人類曆史處境的描述，無論是曆史唯物論、社會(hui) 進化論，還是樂(le) 觀的全球化，總之是一種曆史發展的進步觀，都是非中國的。而且民族主義(yi) 在現代中國的大多數情況下，是非民族文化的，也就是政治化、黨(dang) 派化或者意識形態化的。太多令人痛苦的東(dong) 西被遺忘、被壓抑了，後果是精神和思想的失神。關(guan) 係國家和文化命運的討論，往往打不到點子上。一個(ge) 民族的精神，在這樣的情況下是成長不起來的。我用一個(ge) 比喻，就是像精神分析學講的：在童年期，如果受過重大創傷(shang) ，造成了一些壓抑性的遺忘，就會(hui) 影響一個(ge) 人的精神成長，這其實也包括一個(ge) 民族的精神和思想的成長。所以真實的曆史，包括文化，是一個(ge) 民族迎得自己的精神健康和深邃的思想能力的前提和途徑。

關(guan) 於(yu) 這傳(chuan) 統文化衰敗和危機的表現，隻能做一簡單概括。首先講我理解的“文化”和“傳(chuan) 統文化”的含義(yi) 。現在流行的看法，一般是比較中性的描述，比如認為(wei) 一種文化是由習(xi) 俗、傳(chuan) 統、理想、價(jia) 值觀念組成的，是一個(ge) 相關(guan) 網絡。我的看法則是這樣的：文化是一群人長期生存的獨特方式。也就是說，它是一群人借以獲得生存意義(yi) 的結構，還有這種結構的各種表現，這一群人通過這個(ge) 生存的結構能夠連續不斷地獲得生存意義(yi) ，即便是在這個(ge) 民族遇到困難的時候。這樣看來，文化是有生命的，是一個(ge) 活體(ti) ，它是會(hui) 生長、上升、衰落，也會(hui) 死亡的。並不是說隻要中國人還在，中國文化就一定在，這是沒有保證的。而且，就我們(men) 現存人類來說，文化一定是有族群個(ge) 性的，也就是有多樣性和地方性的。至於(yu) 是不是隻有人類才有文化，而其他動物就沒有，還須要研究。比如，北京的一群麻雀與(yu) 紐約的一群麻雀，有沒有生存方式上的區別呢？或者，用離人類比較近的例子，生活於(yu) 相互隔離狀態的兩(liang) 群黑猩猩，會(hui) 不會(hui) 具有不同的生存方式呢？

我們(men) 來看一下傳(chuan) 統文化衰敗和進入危機的表現。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經提出衡量文化生命力的四個(ge) 指標，一個(ge) 是它的傳(chuan) 人，看還有沒有傳(chuan) 承它的“道統”的團體(ti) 。曆史上儒家有儒士團體(ti) 來傳(chuan) 它的道統，道家有道士或者道教徒的團體(ti) ，基督教則有教士、牧師和信徒團體(ti) 。第二個(ge) 是看這個(ge) 文化所依賴的社會(hui) 結構在現實生活中是否還存在。第三個(ge) 是看它的價(jia) 值觀念，即這個(ge) 社會(hui) 中的人們(men) 在做重大選擇的時候是否還依重於(yu) 這些價(jia) 值。最後就是看它的語言，也就是人們(men) 在表達最關(guan) 切的問題時，是否還在用這種文化的典型話語。

今天我沒有時間都講，我就講第一個(ge) 指標——傳(chuan) 人，也隻能很簡單地講。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主導是儒家，而儒家的團體(ti) 消失了，幾乎是在曆史的瞬間，即不到一個(ge) 世紀的時間內(nei) 消失的。一個(ge) 有過兩(liang) 千多年傳(chuan) 統的文化載體(ti) ，對中華文化有過巨大影響，在世界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儒家文化的團體(ti) ，居然就在幾十年內(nei) 蕩然無存，實在是一個(ge) 曆史奇觀。其原因，我後邊再講，這裏隻指出一個(ge) 現象，即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主體(ti) 在文化傳(chuan) 承上的集體(ti) 嘩變。

從(cong) 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主體(ti) 明確地把自己的文化視為(wei) 仇敵，視為(wei) 一種“吃人”的文化，這是魯迅先生的話。這方麵有很多代表人，我就隨便選了一個(ge) ，隻是覺得他說話比較爽快而已。他叫陳序經，主張全盤西化，胡適也很欣賞他。他說過很多，下麵我講新文化運動時可能會(hui) 再涉及一下。他基本的意思就是，中國不如西方，根本就不隻是像主張洋務運動的人所說的“器具不如人”，而是全麵地不行。比如他說中國的道德尤其不如人，不如西洋，公德私德都不好，等等。他最後還有一個(ge) 很重要的觀點，就是“文化亡不見得民族也隨之而亡”。它表示出現代中國的一個(ge) 很重要的現象，就是文化與(yu) 民族及國家的分離，與(yu) 民族生存問題的分離。陳序經先生的全盤西化理論是有代表性的，不隻是一種極端觀點。尤其是從(cong) 方法和基本的路數上，它依托的是自清末以來的一個(ge) 主體(ti) 思潮，即一種崇拜強力的社會(hui) 進化論式的思潮。到新文化運動時以“打倒孔家店”一類的口號出現，先後進行了兩(liang) 次文化革命，搞完全的現代化或西方化，等等，下麵會(hui) 逐次講到。

我今天探討中國傳(chuan) 統文化衰落原因的方式，主要是曆史的回顧，但同時也是某種哲學的回顧。上麵提到，這個(ge) 衰落是在全世界有過悠久文化的民族中，非常罕見的、幾乎是唯一的文化自戕，表現出一種不尋常的民族精神的分裂症，抑鬱和躁狂的交替，很值得研究。而且，我們(men) 可以看到，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主流對自己的文化最勢利、最冷漠、最殘忍。對中國傳(chuan) 統文化還有些樸素感情的，大多隻是一些所謂落後地區的落後人民，真實的農(nong) 民、一些草根知識分子、被邊緣化了的知識分子和少數民族。而那些實用化的“知識分子”，我覺得既不是古代意義(yi) 上的“士”，也不是真正的文化人，而是意識形態的人，科技人，高級工匠。所以中國自近現代以來，就沒有出現過像泰戈爾、托爾斯泰這樣偉(wei) 大的作家、思想家，也缺少像甘地這樣偉(wei) 大的有重大文化意義(yi) 的政治家，而且也提不出像“甘地主義(yi) ”、“東(dong) 方主義(yi) ”這樣的東(dong) 西。當然我覺得港台“新儒家”還是很不錯的，有一些本土文化意識，但它畢竟是在重大方麵被西方文化馴化了的，完全接受西方的科學民主，也就是把政體(ti) 上的和知識上的權力完全交給西方，儒家隻留一塊“心性”或道德修養(yang) 。

所以，我覺得應該在北大講一次這個(ge) 問題。我們(men) 北大產(chan) 生於(yu) 民族危亡之際，1898年作為(wei) 京師大學堂成立，是在庚子賠款之前，廢除科舉(ju) 製之前，所以它當時還帶有最後那麽(me) 一些要挽救自己文化的意味。作為(wei) 京師大學堂的學子，你們(men) 應該以天下為(wei) 己任。“天下”這個(ge) 詞在我們(men) 中國古代思想中更重要的是其生存文化意義(yi) ，而不是政權意義(yi) ，甚至也不限於(yu) 國際政治。一家一姓、一黨(dang) 一派的政權朝代可以換，但是天下的士子還是要擔當天下的生命文化重責。真正的中國知識分子就應該以文化中國和她在世界曆史中的命運為(wei) 己任，因此必須反思自己的文化遭受過的災難性的命運，正視它，不然不就跟專(zhuan) 科大學一樣了嗎？

乙．衰危的原因（一）：西方文化的強力化和全球化

我們(men) 來看這個(ge) 文化衰敗的主要原因。其一就是西方的全球化。什麽(me) 是全球化？它僅(jin) 僅(jin) 是這幾十年，或者這半個(ge) 世紀、這幾百年才出現的嗎？我覺得不是。它是西方從(cong) 古希臘就開始的一個(ge) 文化過程。

西方的語言、文化是一種形式突出的“文”。大家學過外語，知道西方語言（它比較典型的形態是古希臘語、拉丁語和德語）和我們(men) 漢語的區別。它的語法和文字都有形式突出的特質，即語言上有意義(yi) 的特點大都有形式上的指標。例如動詞有依人稱、數量、時態、語態的形式上的變化，名詞有單複數和性的形式指標，構句要有主語和謂語的形式搭配要求，依靠“是”或係詞來形成判斷句，等等。這都是古漢語沒有的。這種形式突出的語言，讓使用者體(ti) 會(hui) 到語法、也就是變化的語言現象下麵的不變者的重要，相信這些可以被形式對象化的語法代表著語言中最本質性東(dong) 西。那麽(me) ，這種語言就會(hui) 刺激一種思想，它尋求世界變化現象背後的不變本質，而且通過一種形式對象化的方式來把握，比如說通過數、理念、概念、判斷、推理、邏輯等。古希臘的知識分子發現了語法這種普遍化的東(dong) 西，相信它普適於(yu) 古希臘語的所有語言現象，所以這樣一種尋求普遍化的真理的思想就從(cong) 古希臘開始，先在數學中發端，然後在哲學、科學、政治學、倫(lun) 理學中不斷得到展示。這種思想方法，還有西方的宗教，一種有強烈普遍主義(yi) 追求的宗教，都感到自己抓住的是可以普遍化、形式對象化的絕對真理，要向全世界推廣。當然後來還有共產(chan) 國際，也是這樣一個(ge) 大脈絡上出現的現象。

這樣一種思想方法和傾(qing) 向，通過工業(ye) 革命、現代科技，以及與(yu) 它們(men) 匹配的交流、組織、商業(ye) 、金融等方式，就變成了物質力量和現實力量。尤其到了現代，它的對象化和形式化能通過符號化實現，比如資本流動都可以表現為(wei) 名字和數字的傳(chuan) 送，用電腦就可以劃賬，靠這種方式來取得一種當代的力量形式。誰都看得到，因特網正在伸向人類生活的各個(ge) 角落，而且這種強力化的“緣起性空”會(hui) 加速度地突進，超出我們(men) 的想象。

所以，我認為(wei) 全球化發源於(yu) 古希臘、猶太基督教，實質化於(yu) 文藝複興(xing) 和近代科學，實現於(yu) 工業(ye) 革命，通過信息化而加速。它的方法上的特點就是標準化、充分對象化、自動機械化、信息化、人工智能化，還有力量的符號化、高效化、無限化、擴張化、加速化（成癮化）、脫自然化，沒有盡頭。它生產(chan) 的東(dong) 西總是供大於(yu) 求，沒有自己對自己的限製，所以一定要擴張。“知識［首先是科學知識］就是力量”，培根的這句話不是白說的。它的技術形態一定要能轉化成力量，而且能普遍化和排他化，削平這個(ge) 世界。

這樣它就造成了一種向全球擴張的需要和趨勢。從(cong) 殖民時代起，全球開始了一個(ge) 史無前例的大交流。而我從(cong) 來就認為(wei) ，交流是有危險的東(dong) 西，尤其是對於(yu) 弱勢的本土文化，帶有巨大的危險。交流隻有在很罕見的情況下，即在不帶有生存壓力的情況下才可能有益。像曆史上的絲(si) 綢之路，像絲(si) 一樣細的路，不帶有生存壓力，而且很緩慢，很自然，它能在幾十年幾百年甚至上千年中不斷地產(chan) 生有益的文化交流。而如果帶有生存壓力——你不學我，你就落後，你就要死，就會(hui) 造成文化多樣性的減少，弱勢文化的消失。所以用“洪水猛獸(shou) ”不足以形容西方化、全球化的這種去多樣性的狂潮。

我們(men) 經過了文化革命的這一代人，對於(yu) 這種全球化的力量有奇特的印象。當時似乎是全國山河一片紅，無產(chan) 階級專(zhuan) 政強大無比，不管你怎麽(me) 想，中國好像也就隻能這麽(me) 下去了。可怎麽(me) 70年代前期就要和美國建立關(guan) 係了呢？那是死敵呀！從(cong) 我上小學時，滿耳朵都是要打倒美帝國主義(yi) 的聲音，文化革命時更是喊翻了天。可居然就在毛澤東(dong) 生前就有了變化。我覺得背後也還是經濟、資本和科技全球化的壓力，盡管無產(chan) 階級專(zhuan) 政與(yu) 計劃經濟也是一種全球化，可它在某些重要的方麵競爭(zheng) 不過資本主義(yi) 的全球化。當然具體(ti) 講也有很多因素，比如中蘇爭(zheng) 端、中越爭(zheng) 端，等等，但根本的原因還是經濟與(yu) 科技的全球化。我們(men) 覺得絕對不可能的事情在那一代人中發生了，這並不一定要到文化革命結束。我記得極為(wei) 震撼的就是毛澤東(dong) 和尼克鬆握手的報紙，當時中國人看了，內(nei) 心之複雜真是難以言表，既有驚愕，又帶有希望。那是一個(ge) 很朦朧的時代，人們(men) 對新時代的憧憬就此開始了。

這樣一個(ge) 全球化的象征在中國，我舉(ju) 一個(ge) 地名為(wei) 例，就是廣東(dong) 。它是我們(men) 中國現代化的發源地，是革命思想和改革思想不斷湧現的地方。因為(wei) 鴉片戰爭(zheng) 在傳(chuan) 統中國這艘船的底部（最南部）鑿了一個(ge) 洞，一個(ge) 當時覺得不大卻堵不上的洞，結果就一發而不可收了。

丙．衰危的原因（二）：文化與(yu) 民族的錯位

1．異族政權反而代表了本土的文化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衰落的第二個(ge) 原因，就是文化與(yu) 民族的錯位。這表麵上是一個(ge) 曆史的偶然，但是它造成的後果是重大的。中國在共和國之前的最後一個(ge) 朝代是非主流民族執政的朝代，當權者是當時被視為(wei) 異族的滿族，當然現在它和漢族已經沒有多少區別。可是當年滿族入關(guan) ，多少漢族知識分子寧死也不從(cong) 。後來因為(wei) 滿族完全采納了中國文化，所以就像以前多次發生過的情況那樣，中國知識分子的主流還是認同了這個(ge) 政權。中國最後一朝就是這麽(me) 一個(ge) 民族為(wei) 主體(ti) 在掌權，這對中國近現代史的影響是極為(wei) 深遠的。我們(men) 設想一下，如果最後一朝不是清朝，而是明朝，或者宋朝、唐朝，它遇到鴉片戰爭(zheng) 這種事情會(hui) 怎麽(me) 反應呢？為(wei) 什麽(me) 清朝總是那樣一種顢頇反應？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ge) 因素就是它上下不通，就是說，雖然這個(ge) 掌權集團通過各種政策得到了大多數知識分子的認同，但它總感覺不安全，覺得自己人數少，而且後來滿人連自己的文化都漸漸忘掉了，所以它一定要維持滿族人的特權，一定要壓製漢人。從(cong) 大臣開始，甚至包括一層一層的知識分子，它都要限製漢人的政治能量。在這樣一個(ge) 局麵下，它如果做出什麽(me) 重大的改革，首先受惠的就是那些漢族大臣和漢族知識分子，他們(men) 的勢力就會(hui) 上漲，這是滿族人特別不願意的一件事情。這樣一種格局就造成了後來我們(men) 所感覺到的，它應對挑戰，總是遲一步兩(liang) 步這樣一個(ge) 讓人特別絕望的結果，實際上與(yu) 一開始就有的一種扭曲和錯位有重大的關(guan) 聯。

首先是人才渠道的上下不通，後來又有太後專(zhuan) 政。慈禧太後治國的本事不太大，但是抓權的能力特別強。還有一個(ge) 因素最終導致了儒家文化的衰敗，就是到《辛醜(chou) 條約》之後，形勢急轉直下，突然科舉(ju) 製就被廢了，而且就是在慈禧太後手上。戊戌變法要改革科舉(ju) ，很快被她中止，可幾年後，她自己居然因袁世凱等人提議就整個(ge) 廢了科舉(ju) 。為(wei) 什麽(me) 會(hui) 發生呢？因為(wei) 有了義(yi) 和團，有了八國聯軍(jun) 侵華，有了自己的逃亡經曆，有了更深的政權危機。為(wei) 什麽(me) 有了官方支持義(yi) 和團的事情呢？因為(wei) 慈禧太後反感於(yu) 西方人幹預她廢光緒，等等。這裏麵還有很多細致的東(dong) 西，我就不講了。

上下不通造成內(nei) 外不通。這個(ge) 政權對西方侵略的反應受到它的種族意識的幹擾，它總是怕大權旁落，“寧予外寇，不予家奴”，“防民甚於(yu) 防［外］寇”。這樣就形成了一個(ge) 惡性循環圈，中國的文化也就開始變得越來越激進，未來實行君主立憲的機會(hui) 就越來越少了。從(cong) 鴉片戰爭(zheng) 開始，廣東(dong) 三元裏有一個(ge) 歌謠，意思就是說，洋人怕老百姓，官府怕洋人，老百姓怕官府，形成了這麽(me) 一個(ge) 壓力流向的循環圈。如果主要隻有侵略的西方列強和受侵略的中國這麽(me) 兩(liang) 極，就像許多非西方民族經曆的那樣，情況就簡單得多，也正常得多，政府與(yu) 民眾(zhong) 就都會(hui) 將自己的文化看作自己的東(dong) 西，就是實行改革，也會(hui) 對自己的文化手下留情（比如日本的明治維新）。但一旦形成這麽(me) 一個(ge) 三極結構，在外患加劇時，內(nei) 部就很快分裂了，因為(wei) 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集體(ti) 心理的作祟。代表傳(chuan) 統文化的官府（盡管它表麵上更崇信喇嘛教）與(yu) 激進知識分子及民眾(zhong) 之間的裂隙越來越大，而後來為(wei) 什麽(me) 隻有共產(chan) 主義(yi) 能收拾殘局，我覺得跟這個(ge) 結構很有關(guan) 係，因為(wei) 為(wei) 在這個(ge) 結構裏麵，隻有最激進者的聲音最響。

這樣的民族錯位的政權，就禁不住國恥。1840年的鴉片戰爭(zheng) ，簽了一個(ge) 恥辱的條約——雖然賠款相比於(yu) 後來不算最多，兩(liang) 千多萬(wan) 兩(liang) ，但那隻是相比於(yu) 《馬關(guan) 條約》的賠款兩(liang) 億(yi) 多兩(liang) ，割讓台灣；《辛醜(chou) 條約》四億(yi) 五千萬(wan) 兩(liang) 39年還清，而且允許西方人在中國的十二個(ge) 地方駐軍(jun) ，從(cong) 北京一直駐到山海關(guan) 。鴉片戰爭(zheng) 好像是在很南端的一個(ge) 很遠的地方，影響好像也不是很大，但是這是一個(ge) 很致命的創傷(shang) 。就像當時一位反對簽約的大臣上書(shu) 所寫(xie) 的：“國威自此損矣，國脈自此傷(shang) 矣，亂(luan) 民自此生心矣，邊境自此多事矣。”尤其是在這樣一個(ge) 異族統治的情況下，一個(ge) 政府和別人簽了這樣一個(ge) 條約，不管裏邊用什麽(me) 措辭，比如說什麽(me) “大皇帝恩準大英國人民……”，就已經受到了難以彌補的傷(shang) 害。國威已喪(sang) ，亂(luan) 民即老百姓就要生亂(luan) 心了，所以從(cong) 此開始，政府隻能越來越靠高壓來控製，而它控製的結果就是老百姓——以農(nong) 民為(wei) 主，包括某些知識分子，一開始是廣東(dong) 的知識分子——產(chan) 生了越來越激進的思想狀態。最後很可悲但又沒有辦法的是，這個(ge) 政府又確實在那個(ge) 時代代表了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主體(ti) 和命運。

那為(wei) 什麽(me) 知識分子的趨向就不代表中國的傳(chuan) 統文化了呢？這就是後來發生的國家和文化的分離。新的知識分子主張建立新的國家和文化，和傳(chuan) 統文化就分離了。

我再舉(ju) 一個(ge) 地點，象征民族和文化的錯位，這就是日本。近代以來，日本與(yu) 中國的關(guan) 係對中國傳(chuan) 統文化是極為(wei) 不利的。它總是在一些比較關(guan) 鍵的時刻打斷中國不是文化上太激進的現代化的努力。而且日本當時還是中國革命的一個(ge) 中轉站和加速器，很多革命者和一些後來很激進的思想者都是從(cong) 日本獲得了他們(men) 的庇護、知識和靈感，包括孫中山、魯迅、吳虞、俞岩等都是這樣，但卻沒有學到日本人維新對自己文化命脈的保護。

2．太平天國現象

這種文化與(yu) 民族錯位的怪象突出地表現於(yu) 太平天國運動，它是後來的中國革命模式的預演，甚至也影響到改革的模式，這就是對一種新的國家形態的追求與(yu) 傳(chuan) 統文化發生了背離。

先簡單說一下洪秀全的經曆。他是廣東(dong) 人——從(cong) 這裏開始廣東(dong) 將要不斷地出現在我們(men) 的視野中，他年輕時還有願望去考秀才，但屢試不中，總處於(yu) 落第文人狀態，心裏很不高興(xing) 。曆史上這樣不滿的人太多了，但關(guan) 鍵是他所在的地方有新思想出現。他一生中的一個(ge) 關(guan) 鍵經曆就是有一次到廣州趕考，碰上了傳(chuan) 教士，得到一本《勸世良言》，由一名叫梁發的中國基督徒編撰，裏麵包括一部分基督教《聖經》譯文，和一部分對於(yu) 基督教基本原則的闡釋。洪秀全回家後得了一場病，據說在夢中上了天，和天主發生了實質性的交流，後來獲得天命，就回到人間來改造世界。在這之後，他又去試考了兩(liang) 次，還是不中。回去以後，仔細讀《勸世良言》，深受啟發，覺得靈感成熟了，於(yu) 是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和理論。

中國史學界在1949年之後對太平天國這個(ge) 領域特別重視，而且有一種說法好像很普遍，比如我看範文瀾所寫(xie) 和一些近代史書(shu) 上評論說，基督教的外衣隻是一個(ge) 借用符號，洪秀全隻是用它來號召組織民眾(zhong) 造反，所以它還是一次農(nong) 民起義(yi) 。我覺得不然，太平天國的信仰基礎代表了一個(ge) 新的文化形態，整個(ge) 運動有文化革命的趨向，所以它和以前的李自成或者更早的農(nong) 民造反都不同。

我們(men) 來看他的理論。首先看他的《十款天條》，還有基於(yu) 他的《救世歌》、《醒世書(shu) 》和《太平天日》等等所總結的思想。他說有一個(ge) 創造天地萬(wan) 物的至上神，這個(ge) 至上神有明確的可對象化的意願，派基督和洪秀全下凡救世——基督是他大師哥。而且洪秀全還說他在天上看到天主把孔子關(guan) 禁，不允許下凡，後來他又看到孔子逃下去，想傳(chuan) 播思想，天主就將他抓回來鞭打，孔子求饒，天主就饒恕了他，但是罰他永遠留在天庭，不準下凡。這是一個(ge) 很有寓意的征兆，不準孔子下凡似乎代表了中國文化的未來命運。這樣一個(ge) 天主是中國曆史上沒有出現過的精神實體(ti) 。雖然明末清初用過“上帝”這類詞來翻譯“耶和華”，但它們(men) 是不一樣的。洪秀全講的這個(ge) “天父上帝”，是更靠近中國人講的“天”，還是更靠近的基督教講的上帝呢？我覺得是後者。雖然西方人也不會(hui) 承認洪秀全的基督教正宗的基督教，它肯定是被改變得很厲害的基督教，但畢竟，它已經從(cong) 西方文化中吸取了一些實質性的東(dong) 西。

第二條，他說其他的一切神道、仙佛、神祇、社稷，甚至聖人，都是妖，叫閻羅妖和邪魔。這一點是前無古人，後有來者的。所以曾國藩要在《討粵匪檄》裏攻他，說李自成過曲阜不犯聖廟，張獻忠進潼關(guan) 還要拜文昌，但是太平軍(jun) 到的所有地方，一切孔廟道觀、社稷神壇、甚至關(guan) 帝廟等，都統統掃蕩，全要燒毀，這是從(cong) 來沒有出現過的。所以曾國藩在此檄文裏麵就用了最大的篇幅從(cong) 文化上討伐它，說中國的士子、文化人絕對不能容忍，“神人共憤”。當然我下麵會(hui) 講到，太平天國也用了民族大義(yi) 來討伐清政府。

第三點，他說一切人都是上帝的子女，都是平等的。當然實際上隻是教內(nei) 名義(yi) 上的平等，但畢竟這種說法以前是沒有的。我們(men) 在《墨子》裏麵可能看到過一點，但是後來中國的主流文化中，沒有這種平等觀，可它在新文化運動後一直流行到現在，盡管可以是世俗版的。

第四點，建立了教會(hui) ——拜上帝會(hui) ，這是一個(ge) 從(cong) 行為(wei) 、思想到經濟收入都控製得很嚴(yan) 密的組織。它有日常的儀(yi) 式，每七天就要禮拜一次。這是基督教教會(hui) 化的，甚至還有過之，和中國自古按季節和天時來祭拜祖先社稷的風俗儀(yi) 式，以及中國本地宗教的組織方式是大大不同的。

第五點，他認為(wei) 自己是天父上帝的次子受命下凡救世，而且具有神功，所以不時地要出神，上天見上帝，口傳(chuan) 聖言，大家都要跪下來聽。因為(wei) 他和天父有這樣一條專(zhuan) 門的聯絡線路，所以就有極大的號召力。但也正是這裏後來出了問題。楊秀清是很機靈的一個(ge) 人，他抓住機會(hui) 也通起神來，說上帝也附了他的體(ti) ，於(yu) 是也說起這種神諭的話來，這樣洪秀全就沒有辦法了，也隻能跪在地上聽。此類對象化的東(dong) 西是可以被別人模仿的，所以西方宗教中最尖銳殘酷的鬥爭(zheng) 就是教內(nei) 的先知之爭(zheng) ，或爭(zheng) 正統滅異端之爭(zheng) ，為(wei) 此要血流成河。它導致了一個(ge) 促使太平天國失敗的重大事件，即“洪楊內(nei) 訌”，造成了內(nei) 部的大分裂，給了清政府一個(ge) 還手的餘(yu) 地，把他們(men) 滅掉了。後來的革命運動領導人，都非常懼怕這種“分裂中央”的“陰謀家、野心家”的出現。一些人總愛將這種排異爭(zheng) 權標上“封建主義(yi) 專(zhuan) 製餘(yu) 毒”，其實是從(cong) 西方宗教的思想方式和組織方式來的，中國古代的“通三統”和嫡子繼承製等，並非這樣的，有製度上的多重空間，不是充分對象化的和你死我活的。

洪秀全組織太平天國，從(cong) 一開始就出自一種非常堅定的、係統的異文化信仰，反對儒家乃至所有的傳(chuan) 統文化，把一切傳(chuan) 統的牌位都砸掉。這一點是它跟其他的傳(chuan) 統農(nong) 民運動都不一樣之處。另一方麵，聰明的楊秀清利用了清朝和中華大多數人民——漢族人民――的文化錯位來攻擊它，在他的《奉天討胡檄》裏麵主要也是從(cong) 文化的角度來講。他說清朝人進關(guan) 以後，先讓我們(men) 削發留辮子，像猴子一樣；衣冠、人倫(lun) 、製度、言語都改變我們(men) ，清政府把北京話當國語，他說這是胡語。所以他說滿洲人愚弄中國、欺侮中國，無所不用其極，這也很有力。楊秀清的文化傾(qing) 向與(yu) 洪秀全也有所不同，不同意對儒家經典的徹底鏟除，但他也無法改變這個(ge) 運動的基本文化走向，而他對滿清政府的文化攻擊也沒能說服絕大多數儒家士子，因為(wei) 那個(ge) 政府的確從(cong) 總體(ti) 上接受並堅持了儒家文化。

由於(yu) 有如此嚴(yan) 密的組織和信仰崇拜，再加上利用了滿漢文化矛盾，太平天國一開始雖稍微有一個(ge) 頓挫，但後來在不到兩(liang) 年的時間之內(nei) 從(cong) 兩(liang) 萬(wan) 人發展到一百萬(wan) ，一下子席卷了道州、武昌，一直打到南京，奪了中國的半壁江山。然後又開始北伐，清政府幾乎就快完蛋了。而西方國家那時都持觀望態度，英國人甚至還去訪問天京，實際上就是南京。如果太平天國成了大氣候，這就不僅(jin) 是一個(ge) 新朝代，而是文化上的一個(ge) 根本置換。洪仁玕的《資政新篇》對此也做了某種展望。

在這裏可以盡量作一個(ge) 比較中性的描述。我覺得中國共產(chan) 主義(yi) 運動的領袖毛澤東(dong) ，與(yu) 洪秀全之間很有一些可比之處，隻是他更成功、更運氣。我這裏不做詳細的對比，但是有人在四十年代中期、文化革命後批評毛澤東(dong) ，說他有封建帝王思想，一直到現在這樣的議論還有。而“封建”或“封建主義(yi) ”在我們(men) 現在這個(ge) 文化符號係統中，就意味著傳(chuan) 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我不同意這個(ge) 說法。毛澤東(dong) 根本就不是什麽(me) 封建帝王，他青年時起受到了新文化運動的最深影響，要做“新民”（他組織了“新民學會(hui) ”），盡管是唯我獨尊的新民，但畢竟是新的或新文化的。有人舉(ju) 出毛澤東(dong) 1936年寫(xie) 的詩《沁園春·雪》——這是他寫(xie) 得最好的詩，1945年國共和談時寫(xie) 給柳亞(ya) 子，一公布就引起了軒然大波；一些人說能從(cong) 中看出他想做封建帝王，尤其是下闋：“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等等。但他下麵舉(ju) 的是什麽(me) 呢？“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隻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你們(men) 看，他最想做的乃是“風流人物”，也就是開創新文化的一代天驕，而他評點人物都是從(cong) 文化的角度。說曆代帝王缺的是“文采”、“風騷”，“隻識彎弓射大雕”——你們(men) 隻會(hui) 使力量，我不但會(hui) 用力量，而且還要代表先進的文化，要進行文化革命。無產(chan) 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dong) 從(cong) 一開始就懷有的最大抱負。毛澤東(dong) 著作中最值得讀的，一個(ge) 是《湖南農(nong) 民運動考察報告》，一個(ge) 是《新民主主義(yi) 論》，可以從(cong) 中看出他最基本的理想和改造中國的計劃。前者鼓動在農(nong) 村中掃清傳(chuan) 統文化，後者（發表在延安的《中國文化》雜誌上）則明確規定文化革命的性質與(yu) 步驟。所以他絕不是封建帝王，而完全屬於(yu) 新的意識形態，是反對傳(chuan) 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的最激進代表人物之一。當然，從(cong) 洪秀全到毛澤東(dong) 之間還大有人在，把這“太平天國”式的“大同”傾(qing) 向傳(chuan) 遞下來。

丁．衰危的原因（三）：崇拜強力的功利主義(yi) 和偽(wei) 進化論

我們(men) 來看中國當時改革的道路和麵臨(lin) 的文化困境，簡單說來就是“圖強力而放斯文”。清末以來，關(guan) 於(yu) 是該以中學為(wei) 體(ti) 西學為(wei) 用，還是西學既為(wei) 體(ti) 也為(wei) 用，還是中西互為(wei) 體(ti) 用，人們(men) 爭(zheng) 了好長時間。鴉片戰爭(zheng) 以後，中國比較有見地的知識分子，從(cong) 魏源開始，意識到中國必須作重大調整改造。中國人並不傻，但是最後選擇的途徑好像隻有一條——強國。“強”這個(ge) 字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是最有魔力的，“強國會(hui) ”以及包含“強”的團體(ti) 的出現、乃至嚴(yan) 複《原強》的著述，都體(ti) 現了這一點。直到現在，還在為(wei) 強國而奮鬥。

有一個(ge) 很有名的爭(zheng) 論，就是康有為(wei) 要變法，因為(wei) 官職太低，光緒皇帝想見而不能，就派幾個(ge) 大臣去與(yu) 他麵談。他們(men) 在當時的總理外國事務衙門——相當於(yu) 現在的外交部，進行了交談。一開始，榮祿就說，祖宗之法不可變。康有為(wei) 則還以一句著名的對白，說：如果祖宗之地都不能守，那要祖宗之法還有什麽(me) 用？這在當時就算很有力的回答了，可實際上他是把祖宗之地和祖宗之法在某種意義(yi) 上等同了。但祖宗之法就完全依存於(yu) 祖宗之地的占有嗎？我們(men) 守不住祖宗之地，那祖宗之法就一定要丟(diu) 了嗎？印度人被異族和異文化統治近千年，猶太人在兩(liang) 千年中無地可守，但一直未丟(diu) “祖宗之法”（印度教、猶太教）。當然這些都是問題，下麵所討論者與(yu) 之也有關(guan) ，我自己也曾經很困惑。我覺得這個(ge) 時候的知識分子就開始全盤西化了，不是到新文化運動才開始，實際上從(cong) 洋務運動開始就有了明確的“中國要走強國之路來抵禦外患”的思想。這好像沒有錯，但背後還是可以有多種考慮。救中國的途徑，是隻能像現實中所表現的那樣，還是有別的可能？

我舉(ju) 些例子。比如說，很有名的一個(ge) 就是胡林翼先生之驚恐。胡林翼是湘軍(jun) 大將，很有才氣。有一次他去見曾國藩，在安慶城邊要乘船離去的時候，看見碼頭上有兩(liang) 艘西方的輪船，接了另外的客人，風馳電掣，一下子就開走了。胡林翼就驚呆了，問是什麽(me) ，有人告之是西方的輪船。他當時就倒地吐血，過不久就死了。胡林翼感到，最可怕的不是長毛或太平天國，而是這個(ge) 西方技術武裝的勢力。他是中國非常敏感的知識分子，具有對這種強力文化的敏感，對工業(ye) 革命帶來的機械力量的敏感。但他還未想透，沒有看出太平天國與(yu) 這夷技的內(nei) 在關(guan) 係。

另外就是曾國藩。他用一切力量削平太平天國，鏟除了一個(ge) 異己文化的威脅，但是在這之間和之後，他馬上又要改革，向西方這個(ge) 更大的異己文化學習(xi) 。當然他還是認同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的根本價(jia) 值取向。而跟著他走的李鴻章是個(ge) 機靈人，創建淮軍(jun) ，然後馬上就大搞洋務運動。

嚴(yan) 複在中國的改革和革命運動中有一個(ge) 很特殊的地位，連康有為(wei) 、梁啟超、張之洞都不能相比，因為(wei) 他通過翻譯不僅(jin) 啟發了那個(ge) 時代的人，還對後來幾代人都有重大影響。大家知道《天演論》裏麵介紹的是赫胥黎講的達爾文的思想，而且那翻譯基本是意譯，傳(chuan) 達的思想既有赫胥黎的又有他自己的，並且作了關(guan) 鍵性的改變，影響了中國後來的文化走向。

他的《天演論》和《原強》，對進化論作了一種解釋，即強力型的“物競天擇”觀，就是說生物的物種都要去爭(zheng) 生存，但是隻有適合當時的自然狀態的那些物種才能夠存活下來。這點沒有錯，也是達爾文的思想，也是赫胥黎、斯賓塞等主張社會(hui) 進化論的人的思想。但是他解釋說隻有強種才能留下來存活，弱種就要被滅，這一點並不完全符合赫胥黎的原意，與(yu) 斯賓塞可能倒有些相關(guan) 。我覺得這就是他很關(guan) 鍵的一個(ge) 改變，他說：“物競者，物爭(zheng) 自存也；天擇者,存其宜種也。意謂民物於(yu) 世,樊然並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與(yu) 接為(wei) 構,民民物物,各爭(zheng) 有以自存。其始也,種與(yu) 種爭(zheng) ,群與(yu) 群爭(zheng) ,弱者常為(wei) 強肉,愚者常為(wei) 智役。”就是說，弱的被強的當作肉來吃，愚的被智的當作奴隸來使用。而且，他在《天演論》的導言中還講：“物各爭(zheng) 存，宜者自立。由是而立者強，強者昌；不立者弱，弱乃滅亡。”我覺得這是狹隘的、失之毫厘而謬以千裏的一個(ge) 解釋。實際上赫胥黎並沒有說隻要強，因為(wei) 光強是不夠的，他還講了在自營和倫(lun) 理之間維持平衡的必要，所以他原來的書(shu) 名叫作《進化論與(yu) 倫(lun) 理學》。而嚴(yan) 複將題目改成《天演論》並加以新解，就很有些不同意味了。

進化是一個(ge) 曆史的過程，有一個(ge) 浸泡在時間裏的長程演替，不能被一眼看透，我把它叫做時間之幕，或者未來之幕。現在物種具有的知識沒有哪個(ge) 可以穿透這層幕，看出哪種生存方式最適合未來某個(ge) 時間的生存形勢。因此，如果隻是追求強（弱肉強食之強），就隻是現在適合生存，甚至稱霸於(yu) 現在，但以後天下大勢一變，現在的適應就可能反而成了不適應，而以前的不適應反而可能變成適應了。這種情況嚴(yan) 複並沒有充分考慮，而他的簡單化的解釋，造成了一代代的中國人認為(wei) ，要救國就一定要強國，而且相信這種強是可見的，是器物上的、思想上的、組織上的、意識形態上的強，是按西方“形式突出”標準的強。由於(yu) 嚴(yan) 複壟斷了對西學的解釋權，辜鴻銘也沒有去跟他做這方麵的辯論（托爾斯泰1906年給辜鴻銘的信表達的恰是相反的觀點），使當時和現在的絕大多數人們(men) 相信這種說法是天經地義(yi) 的。它影響了以後各種顏色的革命派和改革派，而且商務印書(shu) 館八十年代紀念嚴(yan) 複的集子裏還是這樣講，一直到現在還是大有人這樣講。

實際上，我覺得真正的進化論應該是和老子所說的相距不遠。比如恐龍倒是強，但是天下大勢一變，它的強使它無法轉舵，就一下子滅絕了；而開始時弱勢的哺乳類倒興(xing) 旺了。一個(ge) 民族要想在極其曲折的曆史中存留下來，就要像老子所說，要惚恍虛柔，多留存各種各樣的可能性。

當時和改革派爭(zheng) 論的有一些所謂“死硬”的頑固派，像倭仁、張盛藻，不識時務。他們(men) 認為(wei) 光追求強，真的仁義(yi) 就可能被丟(diu) 掉，所以不要光羨慕西方的器具等等。這些人一直到現在都被幾乎所有的曆史學家嘲笑。我覺得他們(men) 是有泥古不化的問題，因為(wei) 在當時的情況下中國光守著教義(yi) 上的仁義(yi) 已經不夠了，但是他們(men) 的話裏難道沒有一些很對的地方嗎？我覺得也不是。如果對於(yu) 進化論或者天演論的思想有一個(ge) 比較深刻的理解，那麽(me) 就會(hui) 明了，當時國家應該采取的對策不應該僅(jin) 僅(jin) 是洋務運動和激進的圖強改革。就此而言，洋務運動作為(wei) 一個(ge) 隻追求強國的運動，在文化上也出了些問題，盡管在當時還是可糾正的。

就像春秋時的範蠡，越國麵臨(lin) 馬上要被吳國滅亡的危局，在這個(ge) 時候應該采取什麽(me) 措施呢？首先要“定傾(qing) ”，就是保住文化的活種，這在當時就是國家的元首勾踐和越國的社稷百姓。勾踐被保留下來是相當屈辱的，要去給吳王當馬夫等等。但是範蠡給他出了計策，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說到中國文化，如果有這種見地，我們(men) 百年生聚，百年教訓，那中國文化還有未來。

由於(yu) 以上講的那些原因，從(cong) 近代開始，中國的改革就越來越激進，崇尚強力。康有為(wei) 、梁啟超等我認為(wei) 都不是真正的儒者了，他們(men) 是價(jia) 值取向已經大變了的激進改革者。到後來1905年廢科舉(ju) ，然後就是滿清複亡、袁世凱弄權和失敗、立孔教為(wei) 國教失敗，接著就是新文化運動，這樣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就江河日下、一瀉千裏了。

我們(men) 來看嚴(yan) 複本人的經曆。他在壯年時翻譯《天演論》，然後提出了變法三策：鼓民力——去鴉片去纏足，開民智——廢八股崇科學，新民德——設議院崇自由。但是到了晚年，痛批西方，認同儒家，真是一百八十度的文化轉彎，也是他文化良知的某種發現，但已經完全無助於(yu) 大局，因為(wei) 他放出去的文化虛無主義(yi) 已經成了大氣候了。這種“晚年回歸”現象比比皆是，隻是令人傷(shang) 感。

戊．小人附身與(yu) 貎孔心夷

剛剛提及袁世凱和康梁，我要針對他們(men) 做些闡釋。首先，傳(chuan) 統文化衰落的又一個(ge) 原因就是遭到了失敗小人的附身，小人指的是袁世凱。清王朝受《辛醜(chou) 條約》的刺激，於(yu) 1905年，也就是光緒二十八年，由袁世凱領頭提議，慈禧批準，廢除已經實行了一千多年的科舉(ju) 考試。這是一個(ge) 很激進的措施。戊戌變法隻是說改革科舉(ju) 考試，廢八股而講策論，但是到這裏就全廢掉了，以逼迫讀書(shu) 人去上新式學校，預示了以科舉(ju) 為(wei) 參政橋梁的傳(chuan) 統儒家文化的敗落命運。於(yu) 是，從(cong) 儒家的角度看，文化傳(chuan) 承的官方渠道完全關(guan) 閉了，中國的政治從(cong) 此走向政黨(dang) 政治，剛開始是軍(jun) 閥政治。由此也可見清朝這個(ge) 異族統治的衰落和傳(chuan) 統文化的衰落確實是緊密相關(guan) 的。

自從(cong) 清朝政府簽了《辛醜(chou) 條約》，就淪為(wei) 外國勢力在中國的一個(ge) 看守政府。為(wei) 了讓中國能夠交夠那四億(yi) 多兩(liang) 銀子，外國人也要維持這個(ge) 政府。那個(ge) 時候就已經是一個(ge) 很絕望的狀態。後來發生了辛亥革命、南北議和、清帝退位。在這之中，袁世凱上下其手，從(cong) 南京政府那裏爭(zheng) 得了權力，但是這個(ge) 人後來又是中國文化的罪人。我們(men) 設想是南京政府得了權力，孫中山三民主義(yi) 的第一條就是民族主義(yi) ，講的是“驅除韃虜，恢複中華”，雖然這裏麵沒有多少文化的含義(yi) ——他要驅除的隻是滿族人，他恢複的中華實際上也並沒有多少傳(chuan) 統文化意味，但是它畢竟不至於(yu) 公開全麵地否定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當然，他講民權主義(yi) ，已經把中國文化的政體(ti) 去掉，但是起碼還有君主立憲這樣的其他選擇，雖然當時的共和製不會(hui) 實行君主立憲，但邏輯上還有這種可能。而袁世凱則是一個(ge) 滿腹權力私欲的人，在滿漢裂隙中求得個(ge) 人利益。一開始他出賣變法，然後逼宮篡權，最後又背棄了共和的協議，自己要做皇帝。所以按照儒家的標準，他實屬一個(ge) 奸臣篡逆，是比王莽還不如的大盜。但就是這個(ge) 人為(wei) 了給自己的洪憲帝製作理論準備，借了一次世界大戰後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稍有回潮的時機，開始尊孔。在他的憲法草案中規定，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wei) 修身大本等等。而且袁世凱同時還在出賣中國國家利益，勾結日本，簽訂二十一條。在他稱帝之後的很短期內(nei) ，就在窮途末路中死去，隨身帶走了儒家文化的最後一點信譽。隨後的張勳複辟就隻是場鬧劇了，反而使中國激進的知識分子感受到了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威脅，加上另一些因素，就有了新文化運動。

這裏邊還有康有為(wei) 所創立孔教的參與(yu) 和配合。康有為(wei) 一生幹的兩(liang) 件大事――戊戌變法和立孔教為(wei) 國教――都以失敗告終，且都給儒家和中華傳(chuan) 統文化帶來負麵後果，除了的其它因素之外，一個(ge) 重要原因是他幹這兩(liang) 件事，其心不正，其意不誠，所以其方式不對，成事不足而敗事有餘(yu) 。說他心不正，因為(wei) 他自年輕時就因傾(qing) 心於(yu) 西方文化的強盛，形成了一套反儒家的觀念理論，當時隱藏不露，後來乃至死後才發表，這就是表達於(yu) 《大同書(shu) 》中的思想。其中痛恨、批判家庭這個(ge) 儒家的根基，向往一個(ge) 無家無國、無親(qin) 屬關(guan) 係、個(ge) 人欲望得滿足的大同世界。可是，他當時又生活在一個(ge) 儒家占主流的社會(hui) 裏，所以就隱藏起這些離經叛道的東(dong) 西，而以一種另類《春秋》公羊學的麵目出現，說流傳(chuan) 的古文經典都是漢人劉歆偽(wei) 造的，又說儒家六經都是孔子為(wei) 了改製而托古所作，由此而為(wei) 他的改製變法張目。雖然其說也是怪誕駭人，不見容於(yu) 當朝主流儒家，被人譏為(wei) “貎孔心夷”，且流毒於(yu) 後來的新文化運動和疑古主義(yi) ，但由於(yu) 他博學多才，強爭(zheng) 力辯，加上中國敗於(yu) 東(dong) 倭，世道不寧，亟須調整改變，居然就得到光緒帝的信任而主導變法。但心不正，則意不誠，則舉(ju) 措失矩，則不見信於(yu) 人，因此其變法措施過急過密，對傳(chuan) 統少同情寬容，而隻崇尚功利以強國，見疑於(yu) 大臣和實際掌權者，以致事敗。至於(yu) 他立的孔教，深受西方基督教的體(ti) 製和信仰方式的影響，未得儒教的內(nei) 在生機，隻知一味構造形式、投機僥(jiao) 幸、依附權力，與(yu) 袁世凱和張勳攪在一起，最後樹倒猢孫散。

這裏麵的一個(ge) 沉痛教訓就是，儒家文化在當今要特別小心，不可輕易被一些貎孔心夷者裹脅，也不可隨便依傍某種政治勢力來求自身的興(xing) 旺。現代社會(hui) 因其功利至上和破壞家庭，總的說來是一個(ge) 非儒甚至反儒的社會(hui) ，與(yu) 先秦乃至漢代情況大不同，所以儒家更不可輕信任何異己的政治勢力和政治結構。比如儒家不能被社會(hui) 主義(yi) 化，而社會(hui) 主義(yi) 被儒家化還可以（但那勢必重塑社會(hui) 主義(yi) ）；儒教也不能在現代性政體(ti) 的公共空間中去謀一個(ge) 公民宗教或現代化宗教的輔祭者角色，而要將這平直的公共空間改造為(wei) 以家為(wei) 源的有機空間。枯枝是發不出新芽的，儒家文化如果想依靠別有用心的政治勢力來複興(xing) ，而不是立足於(yu) 自家的生命結構，那麽(me) 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及未來，都是不明智的，最後隻能適得其反，窒息自己的生機，敗壞自己的聲譽。像孔子講的：“禮雲(yun) 禮雲(yun) ，玉帛雲(yun) 乎哉？樂(le) 雲(yun) 樂(le) 雲(yun) ，鍾鼓雲(yun) 乎哉?”難道我們(men) 祭孔隻是為(wei) 祭祀本身的意義(yi) 嗎？如果背後沒有活生生的生活來支持，祭祀和官樣文章的尊儒又有什麽(me) 意義(yi) 呢？

新文化運動中，《新青年》之所以能起這麽(me) 大的作用，能有那麽(me) 強的力量鼓吹全盤西化，與(yu) 這最後一口氣的吐出很有些關(guan) 係。後來還有段祺瑞等等軍(jun) 閥混戰，不斷以各種方式出賣中國國家利益。

己．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新文化運動

連一次大戰也沒能挽救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頹勢。一戰以後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傳(chuan) 統文化有過短暫的同情反思，比如梁啟超追隨其師康有為(wei) ，以前也是很激進地推行改革，覺得中國有很多很多地方都不如西方，基本上是個(ge) 全盤西化論者；但是他一戰後到歐洲走了一趟，回來就寫(xie) 了《歐遊心影錄》，說：中國青年齊步走，大洋彼岸的西方人正在嗷嗷待哺，等著我們(men) 用中華文化去拯救他們(men) 咧。整個(ge) 一個(ge) 翻盤。

兩(liang) 次世界大戰實際上為(wei) 整個(ge) 非西方民族帶來了重大的生存機會(hui) 。在文化上，世界大戰使得西方人開始看到自己文化的毛病，開始認識到一味追求強力的文化是不可能和諧和持久的。我以上講過的工業(ye) 革命產(chan) 生的無限化、標準化等特點決(jue) 定了它的經濟一定要爭(zheng) 奪原料和市場，當原料、市場等都爭(zheng) 奪完了，他們(men) 就開始互搶。而強者與(yu) 強者對搶起來，弱者就有了機會(hui) 。西方人按照自己的現代化邏輯走到了盡頭，造就了一戰和二戰。最後西方人痛定思痛，就搞北約和歐洲統一，這是他們(men) 避免在西方再開戰的措施，齊力對付其他那些也追求現代化的民族。

從(cong) 《辛醜(chou) 條約》簽訂開始，到1919年中國作為(wei) 戰勝國去參加凡爾賽協議，不到二十年的時間裏，中國從(cong) 一個(ge) 最屈辱、快要被瓜分滅亡的角色一下子成了一次大戰的戰勝國。不到五十年，中國又成了二次大戰的戰勝國。所以中國兩(liang) 次都站對了隊，二戰還沒完就成了名義(yi) 上的世界五強之一，後來聯合國成立，中國就成為(wei) 聯合國五個(ge) 常任理事國之一，一直到現在。難道中國就強了嗎？怎麽(me) 物競天擇一下子就不靈了呢？所以我覺得這是世界近代史中一個(ge) 極為(wei) 值得重視和總結的政治現實，而且有重大的文化含義(yi) 。看來世界上並不總是強者最有生存適應力嗬！

但可悲的是，中國又發生了新文化運動，抵消了一戰帶來的對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正麵效應。我現在嚴(yan) 格將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分開：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愛國學生發起的，毫無疑問是愛國運動；新文化運動是文化運動，始於(yu) 1915年《新青年》創刊，是另外一場運動。從(cong) 它開始，中國的激進主義(yi) 者改變了自己反對傳(chuan) 統文化的理由，不再是保國、保種、保教了。一戰以後，保國保種大致沒有問題了，那時候對中國唯一有重大威脅的就是日本。日本要接管德國在山東(dong) 的利益，後來還侵略我們(men)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格局使得西方也開始幫助我們(men) 打日本。所以那時候已經完全不是清朝末年，西洋與(yu) 東(dong) 洋這幫強盜一起來瓜分中國，一個(ge) 龐大的弱者麵對一群豺狼，毫無辦法。那時，李鴻章在裏麵用盡心機，希望能引得列強在中國相互對抗，以夷製夷，維持平衡，但非常困難。兩(liang) 次大戰造成了巨大的以夷製夷的效果，中國從(cong) 根本上擺脫了被侵占的局麵。

我們(men) 還可以設想，如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日本就站錯了隊，成了戰敗國，那中國後來會(hui) 怎樣呢？那就完全不一樣了，文化上也可能不會(hui) 搞那麽(me) 激進的革命。德國是兩(liang) 次都站錯了隊，現在還在反省。所以德國和日本都因為(wei) 戰敗而造成了文化扭曲，他們(men) 的主流派姿態一高馬上會(hui) 引起國際上的負麵反應。我們(men) 沒有這個(ge) 問題，我們(men) 兩(liang) 次都是戰勝國，我們(men) 完全有政治理由發揚自己的文化，而且我們(men) 的文化確實是不會(hui) 造成世界大戰的，甚至是可以預防它的。可是不，我們(men) 的知識分子主流自己不要這個(ge) 文化了，隻是因為(wei) 她不善於(yu) 打現代化的戰爭(zheng) 。

從(cong) 新文化運動開始，中國改革的理由不再是三保，而是所謂的客觀真理標準。這些新文化人說：中國的文化本身不好。為(wei) 什麽(me) ？因為(wei) 按照某些客觀的標準——比如西方來的科學、民主，中國的文化不好；其實從(cong) 根子上講，是按照弱肉強食這個(ge) 標準，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使中國不夠強，所以這文化不好。這樣就為(wei) 反傳(chuan) 統文化的激進主義(yi) 找到了一個(ge) 超時間、超曆史形式的存在理由。也正是因為(wei) 有了這樣一個(ge) 客觀標準，所以在今天中國的貿易反壓西方的形勢下，這樣一個(ge) 反自家傳(chuan) 統文化的運動還在進行。這確實是一個(ge) 不尋常的曆史的現象。西方文化隻是世界文化的一種，它向世界擴張的時候遇到了很多非西方文化，比如印度文化、日本文化、阿拉伯文化、伊朗文化，等等。這些文化也要應對西方全球化以獲得自身生存的能力，但是它們(men) 的策略和中國的都不一樣。在力求摒棄自己的文化主脈這一點上，中國是相當獨特的。

庚．兩(liang) 次文化革命及教訓

有一次我在電視裏聽到上海的自由主義(yi) 學者朱學勤先生說，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被稱作是封建的思潮，其實不然。他認為(wei) 新文化運動搞的那次文化革命與(yu) 後來的無產(chan) 階級文化大革命非常相像，兩(liang) 者之間有內(nei) 在的聯係，也有外在的相似。這也正是我多年來就主張的。

我來談我的看法。中國在新文化運動以後，這種激進化的文革態勢已經發展到了全麵的、自覺的、“客觀的”程度。所以中國的文化，既包括思想，也包括社會(hui) 結構，尤其是農(nong) 村的結構，都被急驟地“去中國化”（這裏“中國”指中國的傳(chuan) 統）。所以我特別看重毛澤東(dong) 的《湖南農(nong) 民運動考察報告》。他講，革命一定要從(cong) 農(nong) 村開始，貧苦農(nong) 民要起來，把鄉(xiang) 紳階級或所謂“土豪劣紳”打倒，再踏上一隻腳，叫他們(men) 永世不得翻身。由於(yu) 這樣一種激進化，整個(ge) 中國的文化生態係統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就像毀林開荒導致沙漠化。那最後靠什麽(me) 才能止住流沙呢？隻有靠最全麵地控製、組織、動員人民的這樣一種政治形態，才能維持住基本的秩序。

我們(men) 來看兩(liang) 次文化革命。第一次文化革命即新文化運動，是全盤西化的追求。陳序經指責那些學西方不到位的人，說他們(men) 改革的思想還不徹底，要學西方的民主自由，又要反對帝國主義(yi) ，反對強權主義(yi) 和金力主義(yi) 。這相當於(yu) ，既想學帝國主義(yi) 的好處，又想摒棄它不好的一麵，這既不可能、不明智，也不合邏輯。所以他提的一個(ge) 口號就是，用帝國主義(yi) 來打倒帝國主義(yi) ——要想打倒帝國主義(yi) ，自己就一定要先成為(wei) 帝國主義(yi) ；用我的話來解釋他的意思就是：要抵抗強盜，自己就要做起強盜來。我覺得在當時的情況下，這種對於(yu) 新文化的理解是比較中肯的，但又不夠深入。現實的邏輯倒是，隻有能在某種意義(yi) 上既全盤西化、骨子裏崇拜帝國主義(yi) ，但又不能讓人覺得你要成為(wei) 帝國主義(yi) ，而是似乎在最堅決(jue) 地反對西方帝國主義(yi) ，這種政治取向才最有號召性。那什麽(me) 政治力量能同時扮演這個(ge) 雙麵角色呢？實際上，中國的問題出在西方全球化力量造成的生存危機，一個(ge) 強權的、普遍主義(yi) 的文化壓過來，要取代一個(ge) 地方性的、不追求普遍主義(yi) 力量的文化，這樣就發生了被侵略被壓迫的文化與(yu) 西方強勢文化的爭(zheng) 端。但是，由於(yu) 以上講的傳(chuan) 統文化與(yu) 民族政治的分離，對於(yu) 強力的無條件追求，以及各種曆史因素，這樣一個(ge) 中西文化的衝(chong) 突大局被遮蔽了，顯露出來的隻是如何讓自己變強以應對列強的問題了。而要同時反帝國主義(yi) （西方正統）和封建主義(yi) （中國傳(chuan) 統），那這個(ge) 角色隻有共產(chan) 黨(dang) 才能比較好地扮演；國民黨(dang) 也曾經想扮演，但扮得不好，達不到合適的效果。

當時知識分子主流立誌要鏟除中國傳(chuan) 統文化，這些傾(qing) 向在四九年之後也都被延續，我舉(ju) 幾個(ge) 例子：

一是傅斯年講的話，可以代表當時的思潮，他說中國的家庭是萬(wan) 惡之源，這就把中國的儒家文化所依據的社會(hui) 結構的根子給否定掉了。大量的文學作品，如《家》、《春》、《秋》及魯迅的雜文等等，都在體(ti) 現著這個(ge) 流行的看法。四九年之後，對於(yu) 中國傳(chuan) 統家庭的摧殘與(yu) 日俱增，除了新婚姻法，就是將家庭政治化或階級化，到文革時達到高潮。

另外，瞿秋白講，漢字是世界上最齷齪、最惡劣、最混蛋的中世紀茅坑；魯迅講，漢字不滅，中國必亡。後來也確實發生了中國漢字的拉丁化運動，導致了文字改革。《中國拉丁化新文字的原則和規則》第一條寫(xie) 道：漢字是古代與(yu) 封建社會(hui) 的產(chan) 物，已變成了統治階級壓迫勞苦民眾(zhong) 的工具之一。我們(men) 中國研究漢字的權威、語言學家呂叔湘先生也有相似的看法，就是漢字必亡。八十年代初，他們(men) 這一派還認為(wei) 電腦的使用一定會(hui) 帶來漢字的滅亡，因為(wei) 漢字無法電腦化。當然，現在這些技術上的反對理由已不成立了。

《湖南農(nong) 民運動考察報告》講農(nong) 民運動，但是居然裏麵有不小的篇幅講文化問題；《新民主主義(yi) 論》講的是建國問題，但裏麵最重要的還是在講文化問題；所以文化的建設在毛澤東(dong) 的心中是最強烈的抱負——我不僅(jin) 要建一個(ge) 新政權，我更要開創一種新的文化。於(yu) 是他在其中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yi) 革命的大綱，與(yu) 舊民主主義(yi) 的那種隻反封建，不有力反帝的形態作了區別。所以我認為(wei) 共產(chan) 主義(yi) 在中國的勝利，主要是一個(ge) 文化過程的結果，也就是說，在新文化運動造成的無傳(chuan) 統之根的思想和文化的格局中，左傾(qing) ――即同時反傳(chuan) 統和反帝國主義(yi) （及資本主義(yi) ）――一定會(hui) 占上風，年輕人一定會(hui) 被最激進的變革吸引，被最嚴(yan) 密的組織化賦予力量感；因為(wei) 讓“湘軍(jun) ”存在的社會(hui) 結構沒有了，紅色的“太平天國”在前麵等著這些“打倒孔家店”的追隨者們(men) 。當然文化不僅(jin) 涉及到意識形態，還涉及到方方麵麵。如果從(cong) 這個(ge) 角度領會(hui) ，對於(yu) 中國近代史，我們(men) 可以有一種新的眼光。

毛澤東(dong) 後來要搞無產(chan) 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孕育已久。他是新文化運動的產(chan) 兒(er) 。從(cong) 他年輕時的經曆和各種表現，就可以知道他受到了新文化運動何等深刻的影響。他像朝聖一樣到我們(men) 北京大學，寧可在這裏做一名圖書(shu) 管理員。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很多青年寫(xie) 過一些力圖去理解文化革命的深層理由的文章，而且當時毛澤東(dong) 和中央文革小組也表達了各種各樣的新看法。1967年初，文化革命進行的第一階段剛要作一個(ge) 階段性的結尾的時候，上海出現了“上海公社”——好像是巴黎公社在中國的實現，而毛澤東(dong) 對它非常支持，後來又說“革命委員會(hui) 好”。再往後，有“五七幹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ang) ”、“合作醫療”、“教育改革”等，雖然名不符實，被現實政治扭曲，沒有真正的生命力，但他畢竟做了體(ti) 製上、文化上的各種各樣的探討，以代替傳(chuan) 統的文化。

這兩(liang) 次文化革命的共同之處，都是大破大立，不破不立——這個(ge) 口號在《新民主主義(yi) 論》裏就有。而階級鬥爭(zheng) 的理論，則要求出身不好的青年要背叛家庭，投向革命陣營。除了個(ge) 人性的背叛家庭之外，還有民族文化意義(yi) 上的背叛家庭，因為(wei) 新文化人相信中華民族的文化出身不好。這都是割斷曆史，而且是按照西方某個(ge) 意識形態的標準來重造文化，重造新人，塑造全新的一代青年。蘇聯共產(chan) 黨(dang) 在俄羅斯的上台和掌權，也和當時推翻帝製、造成了文化空檔有關(guan) 。而蘇聯主宰的“第三國際”向全球、包括中國輸出革命，深刻影響了中國二十世紀的政治和文化走向。所以這兩(liang) 次中國的文化革命實際上是將全球化進程的邏輯深化到了自覺自願程度的前後內(nei) 在相關(guan) 的運動。

我來講一下教訓。最大的一個(ge) 教訓就是：一個(ge) 民族政治命運的改善和它的文化命運的改善完全可以不是一回事，有的時候還是反其道而行之。比如我剛才說到，兩(liang) 次世界大戰從(cong) 根本上改變了中華民族的政治命運和生存狀態，但是並沒有改變它的文化命運和文化走向。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當代命運，如果沒有上麵所講的這些陰差陽錯、曆史偶然所造成的厄運，應該是不至於(yu) 到現在這個(ge) 地步的。目前我們(men)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狀態比俄國、甚至越南都大為(wei) 不如，據說越南共產(chan) 黨(dang) 對儒家還是比較溫和的。我這裏把文化理解為(wei) 一個(ge) 生態係統。文化生態的破壞是一種非常客觀的現象和現實，並不是說哪天想恢複傳(chuan) 統文化，就能恢複的。而現在，傳(chuan) 統文化的根基已經到了非常危機的狀態。關(guan) 於(yu) 這方麵我就不再多講了，想省點時間和大家討論。

辛．出路

最後一個(ge) 問題就是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出路何在？”現在有一種文化樂(le) 觀主義(yi) ，認為(wei) 中國的國力增強了，那麽(me) 國家命運和文化命運的分離、甚至是背離終於(yu) 可以克服了，中國人不必再處處從(cong) 思想上去仰人鼻息了。實際上我們(men) 從(cong) 政治上早就不必這樣了，可這個(ge) 去中華文化的過程並不稍歇。現在有人相信，中國人開始有錢了，從(cong) 文化上也就可以崛起了。所以他們(men) 說，現在傳(chuan) 統文化正在複興(xing) ，甚至有人說“二十一世紀是中國文化的世紀”等等。

我尊重這些人的意願，也樂(le) 觀其成，但是不同意這種估計。我感到我們(men) 文化總的狀態和趨向並不好，我們(men) 的端午節還要靠出口轉內(nei) 銷（即韓國某地到聯合國申請當地的端午節傳(chuan) 統為(wei) 世界文化遺產(chan) ），才能引起一點注意。中國節日的總體(ti) 狀態也不佳。節日是一個(ge) 民族相當重要的文化表現，但是現在為(wei) 中國官方承認的十個(ge) 節日，隻有一個(ge) 是傳(chuan) 統文化的——春節，其他九個(ge) 都不是。中國自己的傳(chuan) 統節日如清明、中秋等都不是官方節日，而且連春節在北京都被“禁啞了”。當然最近有一些呼聲開始回潮，好像從(cong) 明年春節開始可以部分開禁。中國人、北京人終於(yu) 能在北京的除夕之夜又聽到響了千年之久的爆竹聲了。當然，如果再有反傳(chuan) 統文化、主張過“文明的”節日（好像我們(men) 中華文明的更悠久文明已經“不文明”了）的人們(men) 的鼓噪，沒準兒(er) 還會(hui) 再禁。

造成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危機有幾個(ge) 原因，有的是跟我們(men) 中國的特殊情況有關(guan) 係的，還有的是根本性的，而最根本的就是全球化的趨勢。這個(ge) 趨勢根本沒有減弱，而且還在加強。中國現在是特別自覺自願地參與(yu) 這個(ge) 過程，表麵上從(cong) 中受惠——受了很多經濟上的惠，但是前麵有“時間之幕”，我們(men) 看不出未來會(hui) 發生什麽(me) 。

我估計中國的傳(chuan) 統文化會(hui) 通過全球化有某種程度的複活。現在北京人痛定思痛而想到：如果北京的城牆不拆，當年的老城像梁思成先生建議的那樣被保留，那我們(men) 北京就可以像巴黎一樣，全麵開放旅遊——老城開放旅遊，另外建一個(ge) 新城來執行國家首都的職能，而老城就成為(wei) 一個(ge) 文化的聖地。實際上大家都在懷古，出於(yu) 旅遊的目的或商業(ye) 的目的，或者還有點文化懷舊的感情等。但是這都是在大局已變，或是大局已定的情況下，發思古之幽情而已。全球化會(hui) 在一個(ge) 貧乏化了的平台上，比如因特網上和商業(ye) 文化中，保持、甚至重新激活世界上某些文化的多樣性，但同時抽筋吸髓，使原生的民族文化、本地文化失去生活的基礎和真實的活力。千萬(wan) 不可相信這個(ge) 夷平一切的過程會(hui) 帶來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的真正複興(xing) ，一切都是在按照全球化的統一口徑來生產(chan) 和包裝的，像張藝謀的電影。

現代化的過程在可見的將來是不會(hui) 轉向的。中國人以高呼“我們(men) 勝利了！”的熱情來主辦西方文化的而又被全球化了的節日――奧運會(hui) ，從(cong) 這種變化了節日感（可簡稱為(wei) “變節”）中也可見文化走向之一斑。中國人參與(yu) 現代化的熱情也不會(hui) 降低的，而且出於(yu) 利益的考慮，在參與(yu) 現代化、全球化的過程中會(hui) 開始對自己的傳(chuan) 統文化有緩和一些的態度。韓國電視劇的受歡迎也反映了重視自己文化資源可帶來的某種好處，可以期待將來中國也會(hui) 學它，把中國的傳(chuan) 統文化更多地搬上屏幕。但是這改變不了什麽(me) 實質的東(dong) 西，家庭還是在縮小，生產(chan) 方式和社會(hui) 結構還在西方化。用我先前說到的那四個(ge) 衡量文化生命力的標準——傳(chuan) 承的的團體(ti) 、相應的社會(hui) 結構、價(jia) 值觀對人的影響、獨特話語的活力――來衡量，真的會(hui) 有中國文化複興(xing) 的趨向嗎？我很期待，但又很懷疑。即便看到一些表麵的傳(chuan) 統再現，它是真的還是利益集團的操縱所為(wei) ？儒家與(yu) 道家的傳(chuan) 統價(jia) 值觀，真的會(hui) 在人們(men) 做重大判斷的時候發揮作用嗎？比如，我們(men) 應該全力發展現代化生產(chan) ，爭(zheng) 取更高的GDP,還是像儒家、道家說的首先要維持家庭、保持生態平衡、天人合一？不是說要生態平衡嗎？那麽(me) 你的國策就要調整，經濟政策要調整，你願意承擔減慢經濟發展來保護文化與(yu) 自然生態的後果嗎？你願意做這種選擇嗎？這是真正的選擇，是你真正的價(jia) 值觀要起作用的時候和地方。在這些問題上，我不抱什麽(me) 希望和幻想。而且，對於(yu) 這個(ge) 過程，我這裏也沒有強烈譴責的意思（那種批判要在更深的層次上進行），它畢竟是我們(men) 這個(ge) 崇尚力量的時代的主導潮流。我要說的隻是，把我們(men) 全部的家當押在這一個(ge) 寶上太不聰明了。應該還有別的可能，盡量多幾處“投資”，“狡兔”還知要“三窟”嘛。

我認為(wei) 真正的出路在於(yu) 改變思想方式，從(cong) 以前的單一文化觀――即一國隻能有一種文化形態――轉向文化的多元觀。 這種單一文化觀自清末以來，讓我們(men) 的傳(chuan) 統文化吃了最大的虧(kui) 。當時的洋務運動，後來的戊戌變法 、民主革命等一係列的運動，其主導人都覺得中國隻有一塊，全國隻能有一種文化形態，或者是以中學為(wei) 體(ti) ，或者就全盤西化；或者守舊，或者就全改，而且是全國一起改。這是大為(wei) 失策的，是普遍主義(yi) 思想方式的表現。我們(men) 應該有一個(ge) 見地，就是文化完全可以分成多塊，不同而和。這什麽(me) 意思呢？

設想一下我們(men) 回到了1845年，假如你有一個(ge) 決(jue) 策權，或者你能夠進諫，那麽(me) 該怎麽(me) 辦？我覺得經過多次失敗之後，應該看得很清楚，那時的中國在正規的、全局的意義(yi) 上打不過西方，因為(wei) 我們(men) 傳(chuan) 統文化的長處不在於(yu) 工業(ye) 革命和發展高科技。如果擁有現代工業(ye) 和高科技是一個(ge) 民族在現代生存的必要條件，那麽(me) 中國就必須在這些方麵向人家學，富國強兵。這就意味著，要讓我們(men) 國家的主體(ti) 或者是一大部分走現代化或西方化的道路。我們(men) 必須要以各種方式來“以夷製夷”，那就去學西方、辦洋務、變國體(ti) 、崇科技，發展讓列強不敢欺負你的利器。但是，如果我們(men) 還能認識到未來是不可測的，追求強力是有危險的，那就不應該要求全國一盤棋式地去學西方，而是應該盡量保持文化與(yu) 生存形態的多樣性。也就是說，在某個(ge) 範圍之內(nei) 和某個(ge) 層次上，應該盡量把傳(chuan) 統文化原汁原味地保留起來，比如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和地方文化，我們(men) 都保留起來，讓它們(men) 是活的，讓人們(men) 在裏麵休養(yang) 生息，現在也叫特區或保護區。如果1905年廢科舉(ju) 之時，決(jue) 定在某地，比如偏遠的雲(yun) 南、貴州、四川的一部分，保留科舉(ju) 和傳(chuan) 統教育，所取人材由當地使用（其實這些人材在主流社會(hui) 的一些方麵――文學、國史、編輯等――也大有用武之地），那麽(me) 現在中國的文化局麵就會(hui) 有質的不同。實際上中國曆史上就有這個(ge) 智慧，叫“通三統”，就是同時讓幾種不同族群與(yu) 朝代所代表的文化存在，以應天命、順人心。從(cong) 古代一直到鄧小平的“一國兩(liang) 製”，都是這個(ge) 中華獨特的政治與(yu) 文化智慧的表現。其實早就該有文化意義(yi) 上的一國兩(liang) 製、一國多製，讓一個(ge) 國家有多種文化體(ti) 製並行。這是我所看到的中國文化的出路。

有些人認為(wei) 現在國家主導意識形態出現空檔，信仰缺失，隻有向儒家回歸，才能夠怎麽(me) 怎麽(me) 樣。我個(ge) 人認為(wei) 這種想法其誌可嘉，其情可憫，但這條路在主流層麵上似乎行不通。現行的主導意識形態走的那條路，完全在按照它那個(ge) 邏輯在進行，即便它寬鬆你一下，也僅(jin) 僅(jin) 是它的統一戰線或應對時局的策略而已。它不會(hui) 感到有必要讓整個(ge) 共產(chan) 黨(dang) 改名為(wei) “儒黨(dang) ”，或者整個(ge) 國家體(ti) 製儒家化。像蔣慶先生講的搞庶民院、國體(ti) 院、通儒院三院製，既體(ti) 現民意又體(ti) 現文化和曆史傳(chuan) 統，當然好。但是我懷疑這是否能在主流政治中實現。

因此，我幾年前提出，中國應該建立文化保護區或文化特區，應該搞文化上的一國多製。主流文化可以按目前世界大勢的需要，搞現代化、全球化，當然立誌複興(xing) 傳(chuan) 統的君子仁人也可盡量在其中傳(chuan) 播傳(chuan) 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使得社會(hui) 盡量和諧一些。但是另一方麵，應該在文化保護區或文化特區裏，盡量保留中國自己的原本文化形態。未來也許會(hui) 發生不可測的事件，我們(men) 須要多手準備。就像袁隆平搞水稻育種一樣，他的稻子無論性狀多麽(me) 優(you) 越，他也會(hui) 盡量保留野生的或古遠的稻種，為(wei) 的是保留更多的生物基因，這樣才能在亟須時有多重選擇，或通過雜交產(chan) 生有新的適應力的種子。

這就是我說的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一個(ge) 出路，我今天就講到這裏，請大家提問。

壬．問答

聽眾(zhong) ：我想問您三個(ge) 問題。

今天的題目是“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衰危和出路”。本來我想聽您追憶中國傳(chuan) 統文化致命的缺陷到底在什麽(me) 地方，它為(wei) 什麽(me) 在今天漸漸衰危了。您今天主要是從(cong) 社會(hui) 的角度講，分析了鴉片戰爭(zheng) 以來，在社會(hui) 的進展與(yu) 政治的運作之間出現的一些客觀原因。您說主要原因可能是政治的命運與(yu) 文化的命運糾纏在一起，認為(wei) 政治是重要的，［因為(wei) 政治上的失利，］就感覺到文化不怎麽(me) 樣，就把它推翻了。您又提出政治命運和文化命運可以分裂，請您解說一下。我的意思是說，我們(men) 傳(chuan) 統文化的衰危僅(jin) 僅(jin) 是由於(yu) 鴉片戰爭(zheng) 以來政治地位的跌落而引起的嗎？有沒有別的原因？比如說是不是它不適合現代社會(hui) 的發展，不適合現在生產(chan) 力的促進呢？

我的第二個(ge) 問題就是，您最後說到的中國可以設一個(ge) 文化特區，多種文化自由發展。但是我想問，在您這個(ge) 文化特區裏麵，哪一種文化可以作為(wei) 一種獨立文化？哪一種文化當作它的主流？您認為(wei) 中國的傳(chuan) 統文化的哪一個(ge) 部分我們(men) 應該保留，不能丟(diu) 掉？西方文化的哪一個(ge) 部分我們(men) 一定要吸收進來？西方文化的哪一個(ge) 部分我們(men) 應該丟(diu) 掉？

第三個(ge) 問題就是，假如確定了一種比較優(you) 化的文化策略，這種文化策略我們(men) 應該怎樣執行？您認為(wei) 在這樣的文化社會(hui) 、素質發展、信息化的今天，我們(men) 像這樣在教學樓裏麵把教材改編一下，再進行灌輸化的教育，可行嗎？那您認為(wei) 文化策略應該怎樣執行？

張祥龍：我再重複一下我的觀點。我認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近現代衰落與(yu) 文化和國家政治命運的分離有關(guan) 係。你看印度人或者日本人和我們(men) 是不一樣的。印度人是把建國和恢複傳(chuan) 統文化合為(wei) 一體(ti) ，這在甘地的身上有著鮮明的體(ti) 現。日本搞明治維新要學西方，它能夠把很多從(cong) 中國學來的東(dong) 西丟(diu) 掉，包括中醫，但是它的最主體(ti) 最核心的神道教是不會(hui) 丟(diu) 掉的，所以靖國神社、天皇還在。而中國的近現代主流知識分子恰恰認為(wei) 自己的國家的命運、民族命運可以和自己的文化命運完全分開，甚至是對立——我們(men) 要通過打倒孔家店來建立一個(ge) 現代化的中國，這點我先澄清一下。

你的問題就是說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衰落是不是有非政治的原因，比如它不適應當代社會(hui) 的發展，不適應生產(chan) 力等等？當然有，如果“政治”是在狹義(yi) 上使用的話。我以上已經一再講過了：決(jue) 定現代狀況的最重要力量是西方文化――包括經濟、科技、意識形態等――的全球化。它剛開始是以殖民化的麵目出現，現在是全球化。共產(chan) 國際也是包含在這樣一個(ge) 大的框架之中的。而全球化，如我在開始不久所講的，是西方那種“形式對象化”思想方式和構造方法的表現，中國的傳(chuan) 統文化非常不適應這樣一個(ge) 由它主宰的現代格局。我承認這一點，一直到現在還是不適應。所以從(cong) 主流文化上看，它走向衰落幾乎是無可避免的，但不一定衰落得如此劇烈，因為(wei) 其他一些非西方文化如印度文化也不適應現代格局，卻沒有敗得如此狼狽。這是我對第一個(ge) 問題的回應。

第二，你問中國的文化特區是以哪一種文化為(wei) 主，要不要丟(diu) 掉一些東(dong) 西？我的設想是文化特區及其所保護的文化應該是各種各樣的。不過，現在最亟須的特區，建立它的原則與(yu) 生態保護的原則是一樣的，就是特區中的文化要有珍稀性。珍就是珍貴、有價(jia) 值；稀就是稀少，表現為(wei) 你如不保護它，它很快就會(hui) 滅亡，所以瀕危珍稀物種就要首先保護。而從(cong) 中國文化角度來講，儒家的活體(ti) 文化是瀕危珍稀的文化物種。道家文化雖然很弱，但還有道教在道觀裏維持，所以現在還看不到道家文化有很快滅亡的跡象。還有佛教文化也還在，比道教的狀態還強得多，更不必說伊斯蘭(lan) 教和基督教了。所以隻有儒家是最需要特區來保護的，當然其他的某種地方宗教、地方文化或是真正的禪宗也需要保護。

還有，是不是文化保護區裏麵要做某些調整，這個(ge) 問題很好。我想了很多年，現在還在想——保護區裏怎麽(me) 管？是不是要恢複帝製？用什麽(me) 樣的技術？等等。當然要調整。儒家思想本身就是“與(yu) 時偕行”的，這是儒家自己講的話，現在被不很恰當地改成“與(yu) 時俱進”（加入了“進步”觀）。這是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一個(ge) 很根本的思想。所以，如果保護區裏有政治或管理形態的調整，它並不是用西方製度來頂替，而是一種有自己文化依據的形態。這個(ge) 保護區為(wei) 什麽(me) 還叫它儒家文化特區呢？比如說不要皇帝了——起碼不要一個(ge) 絕對父子相傳(chuan) 的帝製了，那它還是儒家文化嗎？我說還是。因為(wei) 那種父子相傳(chuan) 的帝製並不是儒家完全認可的，也不認為(wei) 它是一種不可避免的政治形態。比如堯舜時就不是那樣的，他們(men) 是傳(chuan) 賢而不一定傳(chuan) 子。儒家文化裏就有這種可能，做這些調整是可以的。所以首先是要拋棄從(cong) 秦代以來的這種大統一的思想。它不是孔子的思想，而是公羊春秋學的一個(ge) 被後人誤用了的口號。公羊春秋學主張“通三統”，反對消滅小國，反對減少文化的多樣性；主張“大一統”，而不是大統一，大一統隻是三統中的一統。

拋棄皇帝和三宮六院，這是不是民主製和西方式的法製？不一定。以家庭家族為(wei) 社會(hui) 的基本結構，家庭家族推舉(ju) 一個(ge) 類似於(yu) 委員會(hui) 或議院的組織來對執政者形成某種製約；下一屆執政者不一定是這個(ge) 人的兒(er) 子，而是通過選舉(ju) 賢者來當，選舉(ju) 可以以家庭為(wei) 基本單位，等等。秦代以來的政治體(ti) 製裏的某些東(dong) 西要去掉；造成中國政治裏最不好的一麵的東(dong) 西，要以這種很和緩的形式，在不損傷(shang) 整個(ge) 文化的基本形態和基本特點的情況下做一些必要調整。因為(wei) 我覺得儒家的根在家庭家族，而不在帝製。

關(guan) 於(yu) 它的經濟體(ti) 製是什麽(me) ？它的技術手段是什麽(me) ？我都做過一些思考。

第三，是如何調整？隻有教材顯然是沒用的，所以必須做體(ti) 製上的調整。當然我說的可能有點空想的味道，可既然中國人可以有“一國兩(liang) 製”的構想，一國多製這種看法也不是沒有意義(yi) 的胡思亂(luan) 想。

聽眾(zhong) ：張老師，您對儒家文化的這種判斷，包括蔣慶先生的一些看法，我覺得更多的是對儒家製度化、社會(hui) 化的一種描述。您說新儒家是被西方馴服了的，我對此保留一點意見。熊十力先生認為(wei) 自從(cong) 明末以來，儒家的傳(chuan) 統遺失，但是他可以用自己的生命和智慧來接上這個(ge) 傳(chuan) 統。後來他的弟子牟宗三先生對此作了很大的發揮，他甚至認為(wei) 內(nei) 聖可以開出外王，我認為(wei) 這也是儒家文化在當下生存發展的另外一條道路。這就跟您講到的判斷一個(ge) 文化能否生存的第一個(ge) 標準有關(guan) 係，也就是是否有一個(ge) 代表文化生態的傳(chuan) 道統的團體(ti) 出現。我覺得你說的文化保護區可能隻能解決(jue) 外部的條件，而我覺得更為(wei) 重要的是內(nei) 部的道統。請您指教。

張祥龍：非常合理的一個(ge) 意見，而且合乎現代新儒家的主流思想。

我八十年代在美國第一次讀牟先生的書(shu) ，它給我帶來了希望，而且他們(men) 幾君子在1958年還發表過一個(ge) 中國本位的文化宣言，很有影響。所以我一直非常尊重他們(men) 的工作和努力。但是新儒學已經把真正能幹預現實的兩(liang) 個(ge) 東(dong) 西讓給了西方，而把心性的、可從(cong) 各種方麵解釋的留給了儒家。它自我“坎陷”掉或舍棄掉的那兩(liang) 塊就是儒家的政統與(yu) 學統，而用西方的民主、科學來頂替。

他說儒家傳(chuan) 統中沒有政統、學統，隻有道統，這個(ge) 我不讚同。而且我覺得這恰恰是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危機的一個(ge) 標誌。連這麽(me) 同情儒家，這麽(me) 以傳(chuan) 播儒家文化為(wei) 己任的知識分子都這麽(me) 主張了，那儒家的未來會(hui) 怎麽(me) 樣呢？如果從(cong) 知識論角度來講，他的心性之學最後還要用西方的科學來衡量，雖然他認為(wei) 自己的心性有自主權，但畢竟裏麵有衝(chong) 突的地方——心性與(yu) 知識的衝(chong) 突，還有與(yu) 現實政治體(ti) 製的衝(chong) 突。整個(ge) 家庭結構的變化，社會(hui) 結構的改變，價(jia) 值觀念的改變都可以不影響心性嗎？可能因為(wei) 我的素養(yang) 比較低，我覺得這點我做不到。光做心性的修煉，我會(hui) 覺得不安。

這是一個(ge) 提醒，提示這裏麵有問題。現在國內(nei) 外有些自認是儒家的代表，在國際上發言，把儒家解釋為(wei) 以個(ge) 人發展為(wei) 主旨，是為(wei) 了個(ge) 人修養(yang) 和個(ge) 人潛能的實現，這能算做是真儒家嗎？儒家是以家庭而不是以個(ge) 人為(wei) 根基的。他們(men) 可能是為(wei) 了讓儒家現代化，讓西方人能聽得懂，使儒家能在全球傳(chuan) 播，但是為(wei) 此而失去了儒家的最根本的東(dong) 西，那傳(chuan) 播有意義(yi) 嗎？儒家的獨特之處沒有了，那人家為(wei) 什麽(me) 要選擇你所謂的儒家呢？這發揮個(ge) 人潛能方麵，儒家比得上基督教或科學主義(yi) 嗎？這是我覺得有問題的地方。新儒家織就的這張網是有漏洞的。至於(yu) 你講的牟先生和熊先生的理論方麵，當然我是非常尊重，但是你仔細讀熊先生的書(shu) ，他講的心性、佛學和儒化等都不錯，但是他講西方哲學的時候就是另外一種情況。我個(ge) 人認為(wei) 熊十力先生是中國近代最出色的少數哲學家之一，這毫無疑問。

聽眾(zhong) ：我對您對新儒家的論述還有一些問題。在今天，我覺得內(nei) 聖和外王是要打通起來——從(cong) 內(nei) 聖到外王。但是這裏麵有一個(ge) 問題，涉及您所說的文化保護區。福山否認曆史的東(dong) 西，很多人反對曆史的東(dong) 西，是因為(wei) 主張曆史終結在一種自由民主的製度之下，而不是依據某種具體(ti) 的曆史事實。我覺得這裏麵有很嚴(yan) 密的論證的邏輯，當然您可以說這是西方的全球化的知識形態，但是我覺得它不僅(jin) 僅(jin) 是一種知識形態，而且也不僅(jin) 僅(jin) 就是一種普遍性的意識形態的架構；它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人追求幸福、使整個(ge) 世界更為(wei) 可取的一種政治社會(hui) 構架，雖然民主自由本身還是有內(nei) 在的分裂，是有裂縫的。在這個(ge) 大體(ti) 的框架之下，您所說的文化保護區的保護製度，在內(nei) 聖和外王之間，通過外王來保證我們(men) 的心性，得到曆史的培養(yang) 、滋養(yang) ，那麽(me) 我們(men) 有哪些人可以進文化保護區？而保護區的基本製度構架如何來挑戰經過現代性的熏染之後、現在比較普遍的民主意識形態呢？

張祥龍：你提出了兩(liang) 個(ge) 問題。我先回答第一個(ge) ——從(cong) 政治角度講，自由民主在經過中國化的調整之後，是不是我們(men) 追求幸福的可取的主流形態？這是自新文化運動以來，我們(men) 中國人在政治追求中的主旋律。不過也不要忘了，我們(men) 現在所處的政治形態已經是西方化的。自由民主有它相當合理之處，它在某些層麵上避免了最壞的情況發生，但是有時自由民主在極端情況下也可能自己否定自己，比如說希特勒上台。一個(ge) 民族在情況非常不好的時候，就可能通過投票這種自由民主的程序，自己否定自己，把權力讓給極權者，來使民族渡過難關(guan) ，這在希臘曆史上也出現過。不管怎樣，現代人可能覺得在所有政治體(ti) 製中，自由民主好處最多，壞處最少——有時候它的操作不方便，不太有效，有時候人民的抉擇是非理性的、短視的，或被大財團和媒體(ti) 操縱，等等。比如說美國入侵伊拉克，我們(men) 看來是不正義(yi) 的，但是從(cong) 投票結果來看，大多數美國人民認為(wei) 是完全正義(yi) 的。

但是我對你的基本前提有個(ge) 質疑，自由民主是西方人想到的在當代可能是最好的，在古代並不是，柏拉圖就在那時認為(wei) 依法行事的君主製是更好的。我隻能說，它在西方現代的情況下，可能是一個(ge) 比較好的選擇，雖然它也有自己否定自己的一麵。但是對東(dong) 方人，對中國人、印度人來說，它是不是最好的選擇，它是不是我們(men) 追求人民幸福的邏輯上的結論？我覺得不必然。但是從(cong) 現在來講，我們(men) 的主流形態已經走在現代化的路上，在這個(ge) 已經西方化的格局下，它有可能是比較好的選擇，因為(wei) 我們(men) 文化已經變了。但是如果我們(men) 還有別的選擇可能，如果未來的情況又在變，還有如果我們(men) 退回到十九世紀，那樣我們(men) 會(hui) 有什麽(me) 選擇呢？曆史不能重演，那我們(men) 就考慮未來，難道個(ge) 人主義(yi) 化的自由民主對中國人來講一定最能適應未來的挑戰嗎？我不敢說不是，也不敢說就是，所以這就是我為(wei) 什麽(me) 講我們(men) 不應該把自己命運都放在一架飛機上，而應該盡量保持多樣化的原因。

而且，從(cong) 合乎人性的角度，從(cong) 給人民的生活增添幸福、保持穩定和精神文化的滿足等等方麵綜合考慮，你覺得我們(men) 中國曆史上的製度就不如它嗎？我們(men) 以前的製度——當然也有很多層次，有堯舜、周朝、先秦、漢代以後等等，這裏麵難道沒有哪個(ge) 時代，人民的生活不差於(yu) 或優(you) 於(yu) 個(ge) 人主義(yi) 的自由民主製下的人民？比如說西周、漢代、盛唐和北宋的時候，有很多指標都可以說明。那時候人沒有自由嗎？在基層沒有社團式的民主嗎？不是的。所以不要以近代以來的很多情況來想象古代的情況。多保留一些可能性，不要讓自己的思想從(cong) 一開始就套在一個(ge) 框子裏，這也是我今天演講的一個(ge) 主要目的。

至於(yu) 什麽(me) 人能夠進保護區？當然是自願者進去，那也就意味著他或她希望嚐試比現代性更好的生存狀態了。

聽眾(zhong) ：對您提出的這個(ge) 問題我是認同的，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確實是現代化的產(chan) 物，而且我也很尊重您希望提供另外一些可能的主張，這非常重要。而我的意思是說，我們(men) 現在的可能到底是哪種意義(yi) 上的可能？因為(wei) 我們(men) 現在經過了現代化的洗禮，這不僅(jin) 是西方，也是中國的現實，不管是向過去的回撤，還是向未來的躍進，或者逐步的改革。那您說的文化保護區的製度創新到底體(ti) 現在哪些方麵?

張祥龍：這就是一個(ge) 重大挑戰，需要各種考慮。比如說我設想保護區應該盡量少用現代技術，而用傳(chuan) 統技術；盡量用中醫，不用西醫中的汙染技術——但是如果認得了重病怎麽(me) 辦呢？所以是個(ge) 必須麵對的考驗，不過這是另外一個(ge) 話題，我們(men) 可以以後再談。

聽眾(zhong) ：剛才的兩(liang) 位同學所提出的關(guan) 於(yu) 內(nei) 聖外王的問題，其實很多學者也在思考這樣一個(ge) 問題，關(guan) 於(yu) 新儒家的道統和政統——儒家的思想統一可能隻能提供一個(ge) 道統，但是政統就沒有辦法提供了。您剛才說新儒家被西方馴化了，他們(men) 認同了西方的憲政和民主能夠在任何文化體(ti) 製中實現，但是作為(wei) 一個(ge) 主導文化、一個(ge) 有自己核心的文化，它還是保存了道統。新儒家是主張心性和修身的，這是儒家關(guan) 係到個(ge) 人的部分，而對於(yu) 外部，他認為(wei) 憲法和民主可以借用。可能您反對這一點，那大家都想知道的是，您怎麽(me) 把您的儒家那套東(dong) 西從(cong) 道統延伸到學統和政統呢？像朱學勤先生寫(xie) 過文章說，為(wei) 什麽(me) 中國的儒家發展到後來就跟我們(men) 後來看到的西方的政統和學統完全不一樣？因為(wei) 西方有兩(liang) 個(ge) 文化源頭，一個(ge) 是古希臘，一個(ge) 是希伯來。古希臘時期的人探討世界的根源是什麽(me) ，到了希伯來時期，就創造出了一個(ge) 上帝。西方的世界是超脫出現實的，從(cong) 另外一個(ge) 世界看現實的。

張祥龍：你的問題就是怎麽(me) 從(cong) 心性之內(nei) 聖到外王吧？在我們(men) 前麵所講的意義(yi) 上，我恰恰是要否認它。在現代的這個(ge) 已經西方化的格局裏，從(cong) 內(nei) 聖開出外王，基本上沒有這個(ge) 可能。儒家從(cong) 來沒有將心性與(yu) 外王分離，再想出一個(ge) 從(cong) 內(nei) 到外、從(cong) 道統到學統和政統的實現途徑。我說文化要有異質性，要多選擇，寧可小，但卻是內(nei) 外不離、五髒具全的活體(ti) ，就像當年周朝把商朝滅了以後，馬上分封商代的後裔為(wei) 小公國的諸侯王，讓他們(men) 在那裏保留活的商文化。我認為(wei) 文化是一個(ge) 有機整體(ti) ，所以不能說隻要其中一塊；不能說隻要心性，不要政體(ti) 和知識技術，這是不可能的。我很讚成你的說法，這個(ge) 活體(ti) 應該以某種方式讓它活下去，而不是想將它的一個(ge) 器官移植到當代社會(hui) ，來對其加以控製，這是做不到的。我從(cong) 沒有想把“儒家文化能夠滿足我們(men) 更高的需求”、“傳(chuan) 統的體(ti) 製有好的體(ti) 製”等這樣的觀點強加給別人，包括我的學生，雖然我個(ge) 人是這樣認為(wei) 的。但是有一點是我堅持的，即為(wei) 了我們(men) 未來的生存，多一些異質的文化選擇，是更安全、更保險的，這與(yu) 在生物物種層次上對於(yu) 人類生存的考慮是一樣的。

那就到這裏吧，謝謝。

責任編輯：葛燦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