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逢祿論《左氏春秋》之得失與(yu) 晚清今古學之爭(zheng)

作者：曾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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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載於(yu) 《複旦大學學報》（2009.1，第1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三月廿二日丙戌

           耶穌2015年5月10日

【摘要】中國古代之學術有經學與(yu) 道學之不同。自西漢末年以降，經學內(nei) 部乃有今古之爭(zheng) ，其爭(zheng) 論的焦點主要體(ti) 現為(wei) 《公羊》與(yu) 《左氏》之爭(zheng) 。至清代晚期，此種爭(zheng) 論愈演愈烈，直接影響到晚清學術發展的基本脈絡，以及傳(chuan) 統學術到現代學術的轉型。在這種爭(zheng) 論中，劉逢祿作為(wei) 今文經學的代表人物，其對《左氏春秋》的研究，以及當時學者對劉逢祿的踵述與(yu) 批評，涉及社會(hui) 、政治的各個(ge) 方麵，直接影響到晚清社會(hui) 思潮的轉向。然而，曆來學者通常局限於(yu) 對晚清學術的個(ge) 案研究，忽視了從(cong) 整體(ti) 上把握清代學術的發展脈絡，譬如劉逢祿對晚清社會(hui) 、政治思潮的巨大影響。本文主要由劉逢祿的《左氏春秋》學入手，具體(ti) 考察了其影響晚清今古之爭(zheng) 的諸多方麵。

中國古代之學術，除宋明道學外，又有漢唐與(yu) 有清一代之經學。經學的主要問題在於(yu) 今古之爭(zheng) ，自西漢末年以降，今古之爭(zheng) 主要體(ti) 現為(wei) 《公羊》與(yu) 《左氏》之爭(zheng) 。至清代晚期，由於(yu) 社會(hui) 現實問題的激化，此種爭(zheng) 論愈演愈烈，不僅(jin) 主導了晚清學術發展的基本脈絡，甚至影響到傳(chuan) 統學術到現代學術的轉型。在這種爭(zheng) 論中，劉逢祿作為(wei) 常州學派的代表人物，其經學研究，尤其是其對《左氏春秋》的批評，對晚清今古學之爭(zheng) 起著至為(wei) 關(guan) 鍵的影響。

一、曆史上關(guan) 於(yu) 《左氏》的爭(zheng) 論及唐、宋學者的新見解

《左氏》為(wei) 《春秋》經之傳(chuan) ，抑或別為(wei) 一史，曆來是今文家與(yu) 古文家聚訟不已的問題。站在古文家的立場，《左氏》為(wei) 孔子同時人左丘明所作，是解釋孔子聖經的傳(chuan) ，應稱做《春秋左氏傳(chuan) 》；而站在今文家的立場，《左氏》不過為(wei) 記述過去曆史事實之書(shu) 籍，不應稱為(wei) 《左氏傳(chuan) 》，而與(yu) 《呂氏春秋》、《虞氏春秋》性質相同，當稱為(wei) 《左氏春秋》。至於(yu) 更激進的今文學者，幹脆指斥《左氏》乃劉歆之篡偽(wei) 。可以說，圍繞《左氏》展開的爭(zheng) 論一直延續至清末民初，都未得到妥當解決(jue) 。

唐中葉以前，《春秋》學研究實際上不過是《公羊》、《穀梁》、《左氏》三傳(chuan) 各別的研究，即釋傳(chuan) 以通經。至代宗大曆年間（766－779），以啖助、趙匡所開創的新《春秋》學派，對以《五經正義(yi) 》為(wei) 代表的官方經學進行挑戰，其兼采三傳(chuan) 、進而舍傳(chuan) 求經的治學方法，不僅(jin) 直接影響到後來的《春秋》學研究，而且直接開啟了後世的疑古學風，對於(yu) 宋代義(yi) 理之學的興(xing) 起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

1.啖、趙、陸論三傳(chuan) 得失

啖、趙、陸以前，學有專(zhuan) 門，《公羊》、《穀梁》與(yu) 《左氏》三傳(chuan) 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彼此相詆議，勢同水火，實未有平心論三傳(chuan) 得失者。蓋自前漢以降，由傳(chuan) 而通經乃治《春秋》之津筏故也。至大曆間，啖、趙、陸諸子以直探本經為(wei) 鵠的，遂能平議三傳(chuan) 得失。不過，觀其所論，多偏袒《公》、《穀》二傳(chuan) ，而不慊《左氏》為(wei) 多，故無怪乎清之公羊家頗引為(wei) 己助也。

其一，關(guan) 於(yu) 口授與(yu) 著竹帛。

自漢哀、平以後，今學據口說，古學宗傳(chuan) 記，各以為(wei) 近乎聖人，而啖、陸之徒於(yu) 茲(zi) 二說各有抑揚。

啖助曰：“古之解說，悉是口傳(chuan) ，自漢以來乃為(wei) 章句。”[1]可見，不獨《公》、《穀》二傳(chuan) 最初是口傳(chuan) ，《左氏》亦然，故啖氏又曰：“三傳(chuan) 之義(yi) 本皆口傳(chuan) ，後之學者乃著竹帛，而以祖師之目題之。”[2] 口授能得聖人大義(yi) ，此固《公》、《穀》之所長，而《左氏》亦傳(chuan) 大義(yi) 。啖助曰：“左氏得此數國之史以授門人，義(yi) 則口傳(chuan) ，未形竹帛，後代學者乃演而通之，總而合之，編次年月以為(wei) 傳(chuan) 記。”[3]故《左氏》敘事獨詳，然非僅(jin) 為(wei) 記實，實則演《左氏》之義(yi) 也。可見，三傳(chuan) 皆得聖人之義(yi) ，故《新唐書(shu) 》卷二○○乃謂“三家言經，各有回舛，然猶悉本之聖人，其得與(yu) 失蓋十五，義(yi) 或繆誤”，以聖人而定三傳(chuan) 得失，此啖、陸之徒兼采三傳(chuan) 之所本也。

故啖、陸之徒，固揚《左氏》能得聖人大義(yi) ，然其對口說的重視，亦頗為(wei) 清代公羊家據以排擊古文家。

其二，論《左氏》敘事雖多、釋意殊少。

《左氏》敘事獨詳，此其長處，啖助揚之曰：“博采諸家，敘事尤備，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4]不過，啖氏又認為(wei) 《左氏》本為(wei) 口說，故今所見之傳(chuan) 記之文實左氏門人弟子所為(wei) ，故不得以“親(qin) 見夫子”為(wei) 辭，且多“是非交錯，混然難證”、“妄有附益，故多迂誕”之病。如此，《左氏》敘事之詳，是其長也，然不免舛誤，亦其所短也。

啖氏又謂《左氏》“敘事雖多，釋意殊少”，[5]“習(xi) 《左氏》者，皆疑經存傳(chuan) ，談其事跡，翫其文彩，如覽史籍，不複知有《春秋》微旨”。[6]這種批評基本上重複了晉王接以來以經、史判分三傳(chuan) 的觀點，亦為(wei) 清公羊家所力主，如劉申受認為(wei) “經不待事而著”，廖季平認為(wei) “解經則當嚴(yan) 謹，今有經者多闕，乃侈陳雜事瑣細，與(yu) 經多不相幹”等。

不過，綜觀啖氏之說，其於(yu) 三傳(chuan) 基本上是各有抑揚。譬如，啖氏謂《左氏》初為(wei) 口傳(chuan) ，故亦得聖人大義(yi) ，此其回護左氏家也；又謂《左氏》因門人弟子之誤，而敘事多，釋意少，又遷就公羊家也。

其三，論《公》、《穀》鉤深文義(yi) 、曲生條例。

啖助認為(wei) ，《公羊》、《穀梁》二傳(chuan) 就發明經義(yi) 而言優(you) 於(yu) 《左氏》，然其弊則在於(yu) 鉤深文義(yi) ，曲生條例。在啖氏看來，《春秋》固有一字褒貶之例，但二傳(chuan) 卻是將此誇大了，而有“繁碎”之病。

《左氏》家亦言例，然《左氏》例與(yu) 《公》、《穀》例最大的不同，則在於(yu) 《左氏》不以日月為(wei) 例，而《公》、《穀》二家言日月例尤詳。啖氏在這個(ge) 問題上則采《左氏》家說，甚至認為(wei) 公羊家極其重要的“三世異辭”說不過是史事記載上的的“久遠遺落”而已，並非別有深意，因此，啖氏在三傳(chuan) 的取舍原則上，甚至主張“凡《公》、《穀》日月時例，一切不取”。

2.趙匡“左氏非丘明”說

今學與(yu) 古學爭(zheng) 論的一個(ge) 重要問題就是“《左氏》傳(chuan) 《春秋》與(yu) 否”的問題，此問題自西漢博士提出以後，便以不同的方式屢屢被討論。從(cong) 劉歆的“左丘明好惡與(yu) 聖人同，親(qin) 見夫子”，到範升的“《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yu) 丘明”，及王接“《左氏》贍富，自是一家書(shu) ，不主為(wei) 經發”，都可以看作對此問題不同形式地重複。不過，此時尚謂《左氏》為(wei) 丘明所作，隻是不傳(chuan) 《春秋》而已。至唐趙匡，始論左氏與(yu) 《論語》之左丘明並非同一人，[7]宋之王安石、陳振孫、鄭樵皆祖此說。凡此，皆為(wei) 清儒辟古學所張本。

關(guan) 於(yu) 左丘明其人的最早記載，見於(yu) 《論語·公冶長》：“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慝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僅(jin) 從(cong) 此段文字而言，看不出左丘明與(yu) 《春秋》有何關(guan) 係，且大致類似於(yu) 孔子所稱述的老彭、伯夷一類的前賢，至少也不會(hui) 晚於(yu) 孔子。而把左丘明與(yu) 《左氏春秋》聯係起來，主要見於(yu) 《史記》、《漢書(shu) 》等。[8]

此外，司馬遷又認為(wei) 左丘明作《國語》，其《報任安書(shu) 》及《史記·太史公自序》俱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班固《司馬遷傳(chuan) 》又稱“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wei) 之傳(chuan) ，又纂異同為(wei) 《國語》”，後人因此認為(wei) 《左傳(chuan) 》與(yu) 《國語》為(wei) 《春秋》之內(nei) 外傳(chuan) ，同為(wei) 左丘明一人所作。至清劉逢祿，更指《左傳(chuan) 》即為(wei) 《古文春秋國語》，而康有為(wei) 甚至認為(wei) 《左傳(chuan) 》乃劉歆割裂《國語》之偽(wei) 作。

趙匡對《左氏》作者的意見，見於(yu) 《春秋集傳(chuan) 纂例》卷一《趙氏損益義(yi) 》一文中。趙匡雖兼采三傳(chuan) ，然此文主要是辟《左氏》家的見解，故此所提出的“左氏非丘明”之說亦為(wei) 後世《公羊》家所樂(le) 道。

趙匡雖然提出“左氏非丘明”之說，但證據卻嫌不足，然其開創之功實不沒。後人多有承其說者，如宋陳振孫《直齋書(shu) 錄解題》、劉安世《元城語錄》、元程端學《春秋本義(yi) 》、清崔述《洙泗考信錄》、梁啟超《古書(shu) 真偽(wei) 及其年代》等，皆頗推衍此說，可見趙匡對《春秋》學研究有著極重要的貢獻。[9]

啖、趙、陸之新《春秋》學，一方麵，自是對兩(liang) 漢以來專(zhuan) 門之學的反動，而以一種取舍三傳(chuan) 或兼采三傳(chuan) 的姿態而直探本經；另一方麵，又是對東(dong) 漢以後寖盛的《左氏》學的反動，因此，啖氏多取《公》、《穀》二傳(chuan) ，而斥《左氏》尤多，故《新唐書(shu) ·啖助傳(chuan) 》謂啖氏“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yi) 多謬”。這兩(liang) 方麵態度直接影響到宋以後《春秋》學的研究。

3.劉敞對《左氏》之批評

劉敞沿襲中唐以來“直探經旨”之學風，而每自出新意，不同於(yu) 三傳(chuan) 。然敞又不同於(yu) 宋初另一重要的《春秋》家孫複，《四庫提要》謂“複沿啖、趙之餘(yu) 波，幾於(yu) 盡廢三傳(chuan) 。敞則不盡從(cong) 傳(chuan) ，亦不盡廢傳(chuan) ，故所訓釋，為(wei) 遠勝於(yu) 複焉”，又謂敞之《春秋權衡》“進退諸說，往往依經立義(yi) ，不似複之意為(wei) 斷製”。可見，敞之為(wei) 論，稍有取於(yu) 三傳(chuan) 者焉。

其一，《春秋》褒貶與(yu) 魯史舊文。

劉敞祖王接、趙匡之說，重申經史之分別。在劉敞看來，《左傳(chuan) 》以史解經，不免把史法與(yu) 《春秋》筆削之法混同起來。進而，他對《左氏》家以《春秋》為(wei) 魯史舊文之說進行了批評，如其批評杜預之說曰：“苟唯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其餘(yu) 皆因而不改，則何貴於(yu) 聖人之作《春秋》也？而傳(chuan) 又何以雲(yun) ‘非聖人莫能修之’乎？”[10]劉敞與(yu) 杜氏的區別在於(yu) ，在杜氏認為(wei) 是魯史原樣（舊文）的地方，而劉敞則認為(wei) 孔子實際上作了有意的修改，從(cong) 而體(ti) 現了《春秋》的義(yi) 旨。

劉氏據此申論經與(yu) 史之關(guan) 係雲(yun) ：“故《春秋》一也，魯人記之，則為(wei) 史；仲尼修之，則為(wei) 經。經出於(yu) 史，而史非經也。史可以為(wei) 經，而經非史也。”[11]

其二，論《左傳(chuan) 》五十凡。

劉敞對《左傳(chuan) 》頗多不滿，不僅(jin) 否定左丘明授經於(yu) 孔子，而且對杜預總結的傳(chuan) 自周公的《左傳(chuan) 》五十凡提出了批評。

首先，敞同樣主張以例治《春秋》。他本人有《春秋說例》一書(shu) ，列《春秋》例共四十九條，惜乎此書(shu) 已亡佚，四庫館臣從(cong) 《永樂(le) 大典》僅(jin) 輯出二十五條。另外，觀其《春秋權衡》、《春秋傳(chuan) 》、《春秋意林》，亦見其以例治《春秋》，且歸納有諸多凡例。

其次，敞反對“周公定例”之說，認為(wei) 當屬孔子所創製。

再次，敞對杜預所說的“五十凡”進行了具體(ti) 的分析。劉氏認為(wei) “五十凡”可分為(wei) 兩(liang) 類，一類為(wei) “史書(shu) 之舊”，本來就是解舊史的；一類則為(wei) 左丘明自己解經所加。

又，杜預以“凡”為(wei) 周公之正例，而孔子所定則為(wei) 變例，劉敞則指出，即便就“凡”而言，仍然存在著許多例外的情況。如宣七年，公會(hui) 齊侯伐萊。《左傳(chuan) 》曰：“凡師出與(yu) 謀曰及，不與(yu) 謀曰會(hui) 。” 劉氏則曰：“非也。古者行師，非無奇術秘策以紿人者也。諸侯相率而討罪伐畔，則是與(yu) 謀已，焉有連兵合眾(zhong) ，人君親(qin) 將而曰不與(yu) 謀者哉？且用《左氏》考之，凡先謀而後伐者稱會(hui) 多矣，不必雲(yun) 及也。此其自相反者，吾既言之矣。”[12]

4.趙汸對史法與(yu) 聖人筆削之法的區分

唐陸淳撰《春秋纂例》，以為(wei) 《左氏》為(wei) 史，而不得為(wei) 釋《春秋》經之傳(chuan) 。此說以經、史分別《左氏》與(yu) 《春秋》，又較王接說進一層也。皮鹿門《春秋通論》雲(yun) ：“陸氏自言其所作《集傳(chuan) 》，不取《左氏》無經之傳(chuan) 之義(yi) ，治《春秋》者皆當知此義(yi) ，分別《春秋》是經，《左氏》是傳(chuan) 。離之雙美，合之兩(liang) 傷(shang) ，經本不待傳(chuan) 而明，故漢代《春秋》立學者，止有《公羊》，並無《左氏》，而《春秋》經未嚐不明。”此處皮氏謂《左氏》為(wei) 傳(chuan) 者，非以其為(wei) 類於(yu) 《公》、《穀》之“訓詁之傳(chuan) ”，而止為(wei) 記事之“載記之傳(chuan) ”也。

以經、史區別《春秋》與(yu) 《左氏》的做法，直接影響到黃澤、趙汸對經、史不同書(shu) 法的討論。

大致言之，中唐以後治《春秋》之學者有兩(liang) 種取向：

其有兼取三傳(chuan) 者，則臆決(jue) 無據，流遁失中。其厭於(yu) 尋繹者，則欲盡舍三傳(chuan) ，直究遺經，分異乖離，莫知統紀。[13]

因此，至元中葉以後，黃澤、趙汸師徒開始試圖回歸三傳(chuan) 本身，即從(cong) 三傳(chuan) 互補的角度從(cong) 事《春秋》學研究。他們(men) 治《春秋》的取向既不同於(yu) 啖、趙“兼取三傳(chuan) ”之學，也不同於(yu) 孫複、劉敞“盡舍三傳(chuan) ”之學。

黃澤治《春秋》，基本上立足於(yu) 三傳(chuan) ，而各有取舍。大致而言，一方麵，因左氏親(qin) 見國史，《春秋》經旨可由所載事實而見。不過，《左氏》記載史實，自有記事之法，此為(wei) 史法。孔子筆削魯史舊文，自有其書(shu) 法，而與(yu) 史法絕不同。因此，黃澤明確將作為(wei) 魯史舊文的《春秋》與(yu) 孔子筆削之《春秋》區分開來，其中自有事實相同而意義(yi) 不同者，亦有是非相同而別有隱微處。黃澤此種對史法與(yu) 聖人筆削之法的區分蓋本諸劉敞，而趙汸之學實承此而來。趙汸對此說道：

《左氏》有見於(yu) 史，其所發皆史例也，故常主史以釋經，是不知筆削之有義(yi) 也。《公羊》、《穀梁》有見於(yu) 經，其所傳(chuan) 者猶有經之佚義(yi) 焉，故據經以生義(yi) ，是不知其文則史也。[14]

《左氏》存“魯史遺法”，其蔽所在則“以史法為(wei) 經文之書(shu) 法”；而《公》、《穀》雖得“孔子筆削之旨”，“亦不知有史例之當言”，即不知別有所謂史法。大致在趙汸看來，孔子據魯史舊文所修之《春秋》經，既有“史官一定之法”，又有“孔子筆削之旨”，三傳(chuan) 之中，《左氏》明史法，《公》、《穀》得經義(yi) ，各有所蔽。

自東(dong) 漢以後，治《左氏》亦自言例，與(yu) 《公》、《穀》之例各爭(zheng) 是非。其後王接、趙匡之徒，雖以經、史區別《公》、《穀》與(yu) 《左氏》，要之，不過以《公》、《穀》傳(chuan) 聖人微旨，而《左氏》徒記其事實而已。至黃澤、趙汸師徒，則兩(liang) 是之，以《左氏》例為(wei) 紀事之法，《公》、《穀》例為(wei) 筆削之體(ti) ，而共為(wei) 聖經之祐護。此說雖不作左右袒，然其緒餘(yu) 實可遠溯王接、趙匡，而頗為(wei) 清公羊家所樂(le) 道。

清中葉以後，今古紛爭(zheng) 再起，此說竟成為(wei) 今學攻古學最為(wei) 有力的理據之一。

二、《左氏春秋考證》與(yu) 《後證》

乾隆五十二年（1787），劉逢祿時僅(jin) 12歲，即對《左氏》產(chan) 生疑問。逢祿自敘其早年為(wei) 學曰：“餘(yu) 年十二，讀《左氏春秋》，疑其書(shu) 法是非多失大義(yi) 。繼讀《公羊》子董子書(shu) ，乃恍然於(yu) 《春秋》非記事之書(shu) ，不必待《左氏》而明。左氏為(wei) 戰國時人，故其書(shu) 終三家分晉，而續經乃劉歆妄作也。”[15]逢祿幼年時的這種認識顯然代表了唐、宋以後攻《左氏》者之基本立，即攻其書(shu) 法，而肯定其史實，即以《左氏》是史非經也。其子承寬謂逢祿13歲即精研《公羊傳(chuan) 》及何休《解詁》，盡通其條例。[16]誠若此說，逢祿可謂早慧也。

劉逢祿論《左氏》得失之書(shu) 有三，為(wei) 《箴膏肓評》、《左氏春秋考證》及《後證》，皆成於(yu) 嘉慶十七年（1812）。[17]

《箴膏肓評》上承《穀梁廢疾申何》，以“申何難鄭”為(wei) 旨。何休作《左氏膏肓》十卷，鄭玄作《箴膏肓》，而所存不過百之一二，又服虔有《膏肓釋屙》十卷，盡亡。就何、鄭關(guan) 於(yu) 《左氏》的爭(zheng) 論，基本上沒有涉及劉歆作偽(wei) 的問題，後世攻駁《左氏》者也大都在經、史分別上作文章，故逢祿雖然一方麵肯定何休申李育意以破《左氏》，另一方麵，又謂“然何君於(yu) 《左氏》未能深著其原，於(yu) 劉歆等之附會(hui) ，本在議而勿辨之科”，[18]其目的皆“為(wei) 護持《公羊》家言計耳”[19]。因此，劉氏在《箴膏肓評》主要是“援群書(shu) 所引何、鄭之論三十餘(yu) 篇評之，更推其未及者證之”，關(guan) 於(yu) 劉歆偽(wei) 說雖稍有涉及，尚非主要關(guan) 注之點。

至《左氏春秋考證》與(yu) 《後證》二書(shu) ，劉氏在其中所形成的一些論點對晚清今、古學之爭(zheng) 影響極大，值得充分重視。二書(shu) 體(ti) 例不同。《考證》節錄《左氏》之文，一一進行駁斥；而《後證》則具列史籍中論《左氏》之文，如《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漢書(shu) ·藝文誌》、《劉歆傳(chuan) 》、《王莽傳(chuan) 》、《儒林傳(chuan) 》、《房鳳傳(chuan) 》、《後漢書(shu) ·鄭興(xing) 傳(chuan) 》、《賈逵傳(chuan) 》、《範升傳(chuan) 》、《李育傳(chuan) 》、《班彪傳(chuan) 》、《說文解字》序、劉向《別錄》、《經典釋文》等，條分縷析，極具史料價(jia) 值。

劉氏對《左氏》的批駁，上承晉、宋以來以經、史論《左氏》得失之論，即以《左氏》得之在史，而《左氏》之失則在經，而發劉歆作偽(wei) 之旨。逢祿以《左氏》所得在史，又以《左氏》所失在經也，蓋承元趙汸之緒餘(yu) 也。蓋《左氏》本為(wei) 史書(shu) ，後人“增設條例，推衍事跡”，以與(yu) 《春秋》經相比附，故劉氏雲(yun) ：

事固有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liang) 傷(shang) 者。餘(yu) 欲以《春秋》還之《春秋》，《左氏》還之《左氏》，而刪其書(shu) 法凡例，及論斷之謬於(yu) 大義(yi) 、孤章絕句之依附經文者，冀以存《左氏》之本真。

在劉氏看來，唯有刪削後人所附益於(yu) 《左氏》者，還《左氏》之本真，此不獨《春秋》之幸，亦《左氏》之幸也。

後人之所附益者，劉逢祿基本上完全歸之於(yu) 劉歆的作偽(wei) ，由此而重新澄清了今、古之爭(zheng) 的一係列問題。茲(zi) 逐一一析論如下：

1.《左氏》作者與(yu) 兩(liang) 丘明

劉氏在《左氏》作者問題上稍不同於(yu) 前人。趙匡以前，不論今學、古學，對於(yu) 左丘明撰《左氏》殆無疑義(yi) ，而其所疑者主要在於(yu) 左丘明與(yu) 孔子的關(guan) 係。至趙匡，始懷疑《左氏》作者與(yu) 《論語》中孔子所稱道的左丘明並非同一人，而兼及對《史記》的可信度提出了置疑。

劉逢祿采取的做法不同於(yu) 趙匡。一方麵，劉氏完全肯定《史記》的說法，即認為(wei) 《史記·太史公自序》所提到的撰有《國語》的左丘明與(yu) 《十二諸侯年表》中提到的“懼人人異端”而作《左氏春秋》的左丘明認為(wei) 是同一人。另一方麵，又據《左氏》所載魯悼公之事，斷言此魯君子左丘明當生悼公以後。這樣就出現了兩(liang) 個(ge) 左丘明，一為(wei) 《論語》中孔子引以自比、大致早於(yu) 孔子的左丘明，另一為(wei) 晚於(yu) 孔子、大致生於(yu) 魯悼之後的左丘明。可見，劉氏實在是另辟蹊徑而否定了《左氏》作者與(yu) 孔子的關(guan) 聯。這樣，《左氏》未得聖人口授微旨，自不為(wei) 《春秋》之傳(chuan) 。如《後證》明此義(yi) 雲(yun) ：

《論語》之左邱明好惡與(yu) 聖人同，其親(qin) 見夫子，或在夫子前，俱不可知。若為(wei) 《左氏春秋》者，則當時夫子弟子傳(chuan) 說已異，且魯悼已稱諡，必非《論語》之左邱，其好惡亦大異聖人，知為(wei) 失明之邱明。猶光武諱秀，劉歆亦可更名秀，嘉親(qin) 公為(wei) 劉歆，祁烈伯亦為(wei) 劉歆也。

在東(dong) 漢以後，攘辟《左氏》之學者，如範升、趙匡等，其鋒芒所至，常不免累及史公。然史公之學，頗得膠西之論，畢竟公羊得其助力為(wei) 多。是以劉氏如此處理，關(guan) 鍵就在於(yu) 重新肯定了《史記》的價(jia) 值，從(cong) 而將其批駁的焦點集中於(yu) 古學奉為(wei) 始祖的劉歆，以及頗受其影響的《漢書(shu) 》等史籍。[20]其後，康有為(wei) 亦信《史記》，而不信《漢書(shu) 》，甚至以為(wei) 今所見之《漢書(shu) 》，非班固舊本，實出於(yu) 劉歆偽(wei) 造。[21]

2.《左氏春秋》與(yu) 《春秋左氏傳(chuan) 》

據史遷《十二諸侯年表序》，《左氏》之名為(wei) 《左氏春秋》，而與(yu) 《鐸氏春秋》、《虞氏春秋》、《呂氏春秋》一類的諸子書(shu) 相等，談不上傳(chuan) 聖人微旨。這在今文家看來，是一個(ge) 非常有力的證據。故逢祿《後證》雲(yun) ：

夫子之經書(shu) 於(yu) 竹帛，微言大義(yi) 不可以書(shu) 見，則遊夏之徒傳(chuan) 之。邱明蓋生魯悼之後，徒見夫子之經及史記晉乘之類，而未聞口受微旨。當時口說多異，因具論其事實，不具者闕之。曰魯君子，則非弟子也。曰：《左氏春秋》與(yu) 《鐸氏》、《虞氏》、《呂氏》並列，則非傳(chuan) 《春秋》也，故曰《左氏春秋》，舊名也。曰《春秋左氏傳(chuan) 》，則劉歆所改也。

又雲(yun) ：

太史公時名《左氏春秋》，蓋與(yu) 晏子、鐸氏、虞氏、呂氏之書(shu) 同名，非傳(chuan) 之體(ti) 也。《左氏傳(chuan) 》之名，蓋始於(yu) 劉歆《七略》。

史籍關(guan) 於(yu) 傳(chuan) 《春秋》者在七十弟子之列，這是左氏家無法否認的。因此，左氏家隻能通過采取撥高《左氏》作者丘明地位的做法，而壓服《公羊》，如《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漢書(shu) ·藝文誌序》中丘明與(yu) 孔子共觀魯史之語、《劉歆傳(chuan) 》“左丘明好惡與(yu) 聖人同，親(qin) 見夫子”，《孔子家語·觀周篇》“孔子將修《春秋》，與(yu) 左邱明乘，如周觀書(shu) 於(yu) 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為(wei) 之傳(chuan) ，共為(wei) 表裏”，諸如此類，都是左氏家所樂(le) 言。那麽(me) ，對於(yu) 公羊家來說，就強調史籍謂丘明為(wei) “魯君子”，表明非孔子弟子，則不在得聖人口受微旨之列，其所作《左氏》隻能稱做《左氏春秋》，而不得謂為(wei) 《春秋左氏傳(chuan) 》。

然陳灃據《漢書(shu) ·翟方進傳(chuan) 》“方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chuan) 》”之語，以為(wei) 西漢已有“左氏傳(chuan) ”之稱，非東(dong) 漢以訛傳(chuan) 訛者也。[22]

《史記》關(guan) 於(yu) 《左氏》的記載最古，自然最可信。既然《史記》之記載為(wei) 真，那麽(me) ，此後之諸種史籍，因為(wei) 受到劉歆偽(wei) 竄不同程度的影響，當左氏家引以為(wei) 助時，就不那麽(me) 有力了。這也是劉逢祿全力維護《史記》的原因所在。後來，康有為(wei) 繼承了這種做法，即以《史記》中相關(guan) 記載來證明劉歆之偽(wei) 。

3.秘府《左氏》與(yu) 民間《左氏》

左氏之學自劉歆以後始大顯於(yu) 世，故其所依經籍《左氏》之真偽(wei) ，遂成千古之疑問。大致言之，關(guan) 於(yu) 《左氏》傳(chuan) 本之發現，共有三說：

其一，漢代藏於(yu) 秘府，為(wei) 劉歆所發現。[23]

其二，北平侯張蒼所獻。

其三，魯恭王壞孔子宅得之。

上述三說，皆未足深信，而今所見《左氏》傳(chuan) 本，實始於(yu) 劉歆之校秘書(shu) ，則斷無疑矣。至於(yu) 劉歆所發書(shu) ，係其作偽(wei) ，抑或漢世別有傳(chuan) 本流行，唯劉歆所見止古字耳，殆未可知也。

《史記》中未曾提到《左氏》的傳(chuan) 授問題，當範升謂《左氏》“師徒相傳(chuan) ，又無其人”時，古學派亦無如之何，隻好強調傳(chuan) 記的可靠性。可見，在劉歆校秘府中書(shu) ，發見古文《左氏》之前，民間是否早已有《左氏》流傳(chuan) ，這是頗為(wei) 可疑的。

然而，在《漢書(shu) 》的記載中，卻肯定了在秘府《左氏》之外，民間已有《左氏》流行，並且還提及傳(chuan) 授《左氏》的經師。對此，簡單的態度是完全可以否定此類說法的，但是，曆來今文家對《漢書(shu) 》基本上采取兩(liang) 分的態度，劉逢祿亦然。《後證》雲(yun) ：

此《春秋》、《國語》，史公所據古文舊本，非《藝文誌》所雲(yun) 《春秋古經》十二篇、《左氏傳(chuan) 》三十卷者也。以年表所載事實，與(yu) 今《左氏》多違，知今本非史公所見之舊也。

逢祿從(cong) 維護《史記》的角度，[24]自然要肯定《左氏》的存在，而且認為(wei) 是古文舊本，隻不過不同於(yu) 《漢書(shu) ·藝文誌》所載的《左氏》經、傳(chuan) 而已。又雲(yun) ：

《古經》十二篇，蓋劉歆以秘府古文書(shu) 之，而小變博士所習(xi) ，或析閔公自為(wei) 一篇，或附續經為(wei) 一篇，俱不可知，總之非古本也。

可見，《漢書(shu) 》所載之《春秋古經》實非史公所見之古本，乃劉歆所偽(wei) 。又雲(yun) ：

若《左氏春秋》非出孔壁，民間亦有，但非引文解經，轉相發明，如歆所托之章句義(yi) 理淺陋名為(wei) 《春秋左氏傳(chuan) 》者耳。

《劉歆傳(chuan) 》謂歆從(cong) 翟方進受《左氏》，質問大義(yi) ，這表明在劉歆作偽(wei) 之前即有《左氏》流傳(chuan) 民間。逢祿完全接受了《漢書(shu) 》的這一說法。而《劉歆傳(chuan) 》又謂“歆治《左氏》，引傳(chuan) 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yi) 理備焉”，這在逢祿看來，“今本《左氏》書(shu) 法及比年依經飾左、緣左、增左，非歆所附益之明證乎？”這恰恰證實了劉歆的作偽(wei) 。

因此，一方麵，劉逢祿認為(wei) 《漢書(shu) 》的記載受劉歆《七略》的影響，如《藝文誌》所載《左氏傳(chuan) 》三十卷，《左氏微》二篇，《張氏微》十篇，《虞氏微》傳(chuan) 二篇，凡此皆劉歆之偽(wei) 托；另一方麵，又肯定《漢書(shu) 》的某些記述，如在秘府《左氏》之前有所謂古文《左氏》，非出自孔壁，而民間素所傳(chuan) 習(xi) ，太史公、西漢博士皆得見之，因為(wei) 這類說法，適足以證成劉歆之作偽(wei) 。這樣，逢祿最大限度利用了古學所樂(le) 於(yu) 引用的《漢書(shu) 》有關(guan) 資料，又同時證成了古學所依據的《左氏》不過是劉歆之偽(wei) 竄而已。

4.《左氏》傳(chuan) 授次第之偽(wei)

《左氏》出自丘明，此或有據焉，然自此以後，傳(chuan) 習(xi) 脈絡不明，故東(dong) 漢範升謂《左氏》“師徒相傳(chuan) ，又無其人”，此西漢博士之所共見，而古文家亦莫如之何也。

至《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乃將《左氏》源流上溯至漢初的張蒼，並曆敘自漢初張蒼、賈誼以下《左氏》之傳(chuan) 授，而《後證》一一駁證之，以張蒼、賈誼、張敞之列傳(chuan) 皆無明文謂其修《左氏》，逢祿以此為(wei) 劉歆之謀，以為(wei) “不托之名臣大儒，則其書(shu) 不尊不信也”。《儒林傳(chuan) 》之說稍有本於(yu) 劉歆者，蓋歆《移讓太常博士書(shu) 》即有言趙國貫公於(yu) 民間習(xi) 《左氏》之學。

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則采劉向偽(wei) 《別錄》與(yu) 《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之說，而推衍其說雲(yun) ：“左邱明作傳(chuan) 以授曾申，申傳(chuan) 衛人吳起，起傳(chuan) 其子期，期傳(chuan) 楚人鐸椒，椒傳(chuan) 趙人虞卿，卿傳(chuan) 同郡荀況，況傳(chuan) 武威張蒼，蒼傳(chuan) 洛陽賈誼，誼傳(chuan) 至其孫嘉，嘉傳(chuan) 趙人貫公，貫公傳(chuan) 其少子長卿，長卿傳(chuan) 京兆尹張敞及侍禦史張禹。”逢祿《後證》駁之雲(yun) ：

然《左氏》傳(chuan) 授不見太史公書(shu) ，班固別傳(chuan) 亦無征。當東(dong) 漢初，範升廷爭(zheng) ，以為(wei) 師徒相傳(chuan) 又無其人，若果出於(yu) 《別錄》，劉歆之徒及鄭興(xing) 父子、賈逵、陳元、鄭元諸人欲申《左氏》者多矣，何無一言及之。曾申即曾西，曾子之子，羞稱管仲，必非為(wei) 《左氏》之學者。吳起，曾事子夏，或《左氏》多采其文。《姚姬傳(chuan) 》以《左氏》言魏氏事造飾尤甚，蓋吳起為(wei) 之以媚君者尤多，要非《左氏》再傳(chuan) 弟子也。張蒼非荀卿弟子，賈生亦非張蒼弟子。貫公《毛詩》之學，亦非賈嘉弟子。嘉果以《左氏》為(wei) 傳(chuan) 《春秋》，授受詳明如此，何不言諸朝為(wei) 立博士，此又從(cong) 《賈誼傳(chuan) 》增設之。嘉與(yu) 史公善，當武帝時，貫公為(wei) 獻王時弟子，必非嘉弟子。《史記》、《漢書(shu) 》具在，而歆之徒博采名儒，牽合佚書(shu) ，妄造此文。

此《左氏》先秦傳(chuan) 授次第始見於(yu) 陸德明《經典釋文》，而托本於(yu) 西漢劉向《別錄》，然東(dong) 漢陳元、鄭興(xing) 父子、賈逵諸人，皆申《左氏》之有力者，然無一言及之，可見此所托之《別錄》為(wei) 偽(wei) 。

5.《左氏》凡例之增設與(yu) 《公羊》義(yi) 之迷亂(luan)

杜預定周公“五十凡”與(yu) 孔子變例之前，鄭、賈之徒亦治《左氏》條例。如賈徽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後漢書(shu) ·賈逵傳(chuan) 》謂“逵悉傳(chuan) 父業(ye) ”，則賈逵治《左氏》亦明條例也。《鄭興(xing) 傳(chuan) 》謂興(xing) “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天鳳中，將門人從(cong) 劉歆講正大義(yi) ，歆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及校三統術。世言《左氏》者多祖於(yu) 興(xing) 。興(xing) 子眾(zhong) 作《春秋雜記條例》”，則鄭興(xing) 於(yu) 《左氏》書(shu) 法、凡例之屬，亦有所附益矣。而劉歆使興(xing) 撰條例，足見歆於(yu) 《左氏》章句、訓詁之學外，亦主條例也。

史籍於(yu) 劉歆增設條例，其文不顯。據《劉歆傳(chuan) 》，此前治《左氏》者“傳(chuan) 訓故而已”，至劉歆，“引傳(chuan) 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yi) 理備焉”，則《左氏》章句之學自歆始也。殆歆期以鄭興(xing) 、賈徽，其後始有條例之作，而歆本人則未暇治之。然逢祿《後證》乃雲(yun) ：

歆引《左氏》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yi) 理始具，則今本《左氏》書(shu) 法及比年依經飾左、緣左、增左，非歆所附益之明證乎？

逢祿顯以劉歆增飾《左氏》，除比年依經，為(wei) 章句之學外，尚以後來《左氏》之書(shu) 法亦為(wei) 劉歆所附益。又謂《漢書(shu) ·藝文誌》所載《左氏微》二篇，乃“歆所造書(shu) 法凡例之類也”，則逢祿以歆亦為(wei) 條例也。不過，此說似嫌武斷，別無所據。

劉歆以經附傳(chuan) ，至有改經、續經之事，故《左氏》經、傳(chuan) 多有不合。如莊二十六年，《左氏》傳(chuan) 文曰：“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考證》引杜預注雲(yun) ：

此年《經》、《傳(chuan) 》各自言其事者，或《經》是直文，或策書(shu) 雖存，而簡牘散落，不究其本末，故《傳(chuan) 》不複申解，但言《傳(chuan) 》事而已。

又引孔穎達疏雲(yun) ：

曹殺大夫，宋、齊伐徐，或須說其所以。此去邱明已遠，或是簡版散落，不複能知故耳。上二十年亦傳(chuan) 不解經，彼經皆是直文，故就此一說，言下以明上。

逢祿《考證》雲(yun) ：

左氏後於(yu) 聖人，未能盡見列國寶書(shu) ，又未聞口授微言大義(yi) ，惟取所見載籍，如晉《乘》、楚《檮杌》等，相錯編年為(wei) 之，本不必比附夫子之經，故往往比年闕事。劉歆強以為(wei) 傳(chuan) 《春秋》，或緣經飾說，或緣《左氏》本文，前後事或兼采他書(shu) 以實其年。如此年之文，或即用《左氏》文，而損春夏秋冬之時，遂不暇比附經文，更綴數語，要之，皆出點竄文采，便陋不足亂(luan) 真也。然歆雖略改經文，顛倒《左氏》二書(shu) ，猶不相合，《漢誌》所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左氏傳(chuan) 》三十卷是也。自賈逵以後，分經附傳(chuan) ，又非劉歆之舊，而附益改竄之跡益明矣。[25]

《左氏》本不解《春秋》，至劉歆，始引傳(chuan) 文解經，而有章句之學，然不免“比年闕事”，“附益改竄之跡亦明”，而《春秋》大義(yi) 乖矣。故逢祿《考證》自謂“餘(yu) 年十二，讀《左氏春秋》，疑其書(shu) 法是非，多失大義(yi) 。繼讀《公羊》及董子書(shu) ，乃恍然於(yu) 《春秋》非記事之書(shu) ，不必待《左氏》而明”。

劉歆之徒除分經附傳(chuan) ，為(wei) 章句之學外，又增設書(shu) 法條例。《考證》頗有敘及因劉歆所增設書(shu) 法而導致迷亂(luan) 《春秋》大義(yi) 者。如隱元年《左氏》傳(chuan) 文：“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shu) 即位，攝也。”《考證》雲(yun) ：

此類皆襲《公羊》而昧其義(yi) 例，增周字亦不辭。

此為(wei) 《左氏》之不明於(yu) 《公羊》義(yi) 例者。又《左氏》傳(chuan) 文：“三月，公及邾儀(yi) 父盟於(yu) 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shu) 爵。”《考證》雲(yun) ：

未王命雲(yun) 者，欲亂(luan) 以《春秋》當新王之義(yi) 也。

此為(wei) 《左氏》之亂(luan) 《公羊》義(yi) 例者。又《左氏》傳(chuan) 文：“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shu) ，非公命也。”《考證》雲(yun) ：

此類皆故作體(ti) 例，以文飾不書(shu) 之事，意謂惟《左氏》真親(qin) 見不修《春秋》，非《公羊》所及耳。不知《春秋》城築悉書(shu) ，重民力也。若果無君命，而擅興(xing) 工作，又當變文以誅之。且費伯為(wei) 費庈父，亦緣古文鍾鼎有庈父鼎而記之。城郎非疆運田之義(yi) ，何為(wei) 帥師乎？

案此條經文不書(shu) ，本《傳(chuan) 》之“自言其事”而已，本不解經，而劉歆於(yu) 此乃增益“不書(shu) ”之例，蓋於(yu) 無例處而別生例也。又隱三年《左氏》傳(chuan) 文：“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考證》雲(yun) ：

且子遭弑，安能享國，以此為(wei) 義(yi) ，豈大居正之君子所言。此故與(yu) 《公羊》為(wei) 難，以殷禮有兄終弟及之道，實非義(yi) 命也，欲破危不得葬之例耳。《宋世家》亦引此文，而論讚仍引《公羊》義(yi) 正之，朱子亦以《公羊》為(wei) 君子大義(yi) ，而斥此論之妄。卓哉！

此蓋《左氏》之破大居正之義(yi) 與(yu) 危不得葬例耳。又隱八年《左氏》傳(chuan) 文：“無駭卒，羽父請諡與(yu) 族。公問族於(yu) 眾(zhong) 仲。眾(zhong) 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wei) 諡，因以為(wei) 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wei) 展氏。”《考證》雲(yun) ：

欲迷疾始滅之義(yi) ，故言卒而後有氏族。入極時本無氏也，不知經有追書(shu) 之法，且《公羊》所謂氏，乃公子非展氏也。

此為(wei) 《左氏》之迷《公羊》義(yi) 也。又宣九年《左氏》傳(chuan) 文：“孔子曰：‘《詩》雲(yun)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乎？”《考證》雲(yun) ：

自此言出，而仗馬寒蟬者得誌矣，非《論語》比幹、《春秋》撥亂(luan) 世之義(yi) 也。

此為(wei) 《左氏》之非《論語》、《春秋》之義(yi) 也。

故劉歆增設《左氏》書(shu) 法，不獨亂(luan) 史書(shu) 之真，而於(yu) 孔子《春秋》之大義(yi) ，或昧，或非，或迷，或亂(luan) ，其害有不可甚言者。逢祿《考證》一書(shu) 極論劉歆作偽(wei) 之害，如謂“自偽(wei) 書(shu) 法出，而縱秦檜之奸，掣武穆之柄，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又謂“歆視餘(yu) 分閏位為(wei) 正統，宜其為(wei) 國師嘉新公矣”，蓋觀乎劉歆之為(wei) 人，可見其學術矣。其後，康有為(wei) 亦持此說，“若知為(wei) 劉歆引傳(chuan) 解經，偽(wei) 造書(shu) 法，據《史記》以難《漢書(shu) 》，則《左氏》但為(wei) 記事之書(shu) ，無預《春秋》之義(yi) ，雖有百賈逵之徒，何能措一辭乎？《左氏》書(shu) 法之義(yi) 與(yu) 《公》、《穀》頡頏，斯固歆目睹《公》、《穀》之爭(zheng) ，但有所長，便可自立，故偽(wei) 造書(shu) 法，諸‘書(shu) ’、‘故書(shu) ’、‘不書(shu) ’，時用《公》、《穀》日月例為(wei) 之，偽(wei) 《毛詩》、《周官》以為(wei) 之證，此所以豐(feng) 蔀二千年而莫之知。自是《左氏》大興(xing) ，二傳(chuan) 漸微”。[26]

三、《左氏》學與(yu) 晚清學術中的今古問題

自西漢末年以後，今古之爭(zheng) 主要體(ti) 現為(wei) 《公羊》與(yu) 《左氏》之爭(zheng) ，雖自魏源之後，此種爭(zheng) 論進一步擴展到《詩》、《書(shu) 》乃至整個(ge) 六經，但重心始終在《春秋》，這一點實未有改變，這大概與(yu) 今、古學者對“孔子作《春秋》”這一共同認識是有關(guan) 的。唐、宋以降，會(hui) 通三傳(chuan) 乃至舍傳(chuan) 求經之學風主導了《春秋》學的研究，至清嘉、道年間，劉逢祿、宋翔鳳諸輩雖以複西漢專(zhuan) 門之學為(wei) 誌，以述何宗董為(wei) 要旨，然又多引唐、宋人議論為(wei) 助，至於(yu) “規何”、“從(cong) 《穀》”之論調亦在所多有，而其誌皆在攻《左氏》也。觀其所論，雖似以得失二分處《左氏》，甚至對《左氏》之言例亦曲意含容，然其會(hui) 歸處皆不過祖述晉王接區別經史之論調而已。[27]

劉逢祿作為(wei) 清代今文經學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一方麵上承漢、晉、唐、宋諸《春秋》家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麵，其開辟的經學研究新路向，尤其是其對《左氏春秋》的批評，簡言之，至少在以下幾個(ge) 方麵影響到晚清經學的發展。

其一，由“述何”至“規何”，進而上溯至宗董，此種自東(dong) 漢回歸西漢的學術進路與(yu) 公羊家對社會(hui) 政治現實問題的關(guan) 注相表裏，直接影響到晚清的思想風潮。其中，魏源、康有為(wei) 對董仲舒的研究最有代表性，與(yu) 之相反，反對今文經學的古文家則試圖通過批評何休以及重新闡釋董仲舒來達到他們(men) 的目的。

董、何之間的異同，素不為(wei) 學者所重視，然自清中葉以後，隨著常州今文學派之興(xing) 起，開始注意到董、何之間的差異。劉逢祿早期在討論何、鄭之間的爭(zheng) 論時，完全以申何為(wei) 宗旨。1805年，劉逢祿撰成其最重要的著作《春秋公羊何氏釋例》一書(shu) ，即以發明劭公義(yi) 例為(wei) 宗旨。此時已涉及到如何處理董、何關(guan) 係的問題，一方麵，他認為(wei) ，董、何之書(shu) “若合符節”，另一方麵，他在討論張三世例時，有“魯愈微，而《春秋》之化益廣，內(nei) 諸夏，不言鄙疆是也”一段，其下有小字注文曰：“董子《觀德篇》雲(yun) ：‘稻之會(hui) ，先內(nei) 衛。’《奉本篇》雲(yun) ：‘諸侯伐哀者，皆言我。’俱勝何氏注義(yi) 。”可見，逢祿此時認為(wei) 董氏優(you) 於(yu) 何氏。

1809年，逢祿又撰成《解詁箋》一書(shu) 。此書(shu) 開始對何氏進行了“匡弼”，共臚列五十餘(yu) 條以批評何休。其序自謂“餘(yu) 初為(wei) 《何氏釋例》，專(zhuan) 明墨守之學，既又申其條理，廣其異義(yi) ，以裨何氏之未備”，不過，這種“裨何氏之未備”的說法，卻未必得到當時其他公羊學者的認同，如陳立即批評這種做法是“自亂(luan) 家法”。

劉逢祿在《解詁箋》中表現出來的傾(qing) 向對以後公羊學的發展，影響極深遠。此種影響大致有兩(liang) 方麵：一方麵，如陳立等，強調胡、董、何之一致，因此，回到劭公，即是回到西漢家法。另一方麵，如龔、魏、康之徒，則由劭公進一步回到董子，這就事實上造成了這樣一種認識，即董、何之間是有差異的。至於(yu) 古文家，也是抓住董、何之間的差異而批評三世、改製之說乃出自公羊末學。

劉逢祿之後，魏源撰《董子春秋發微》，自謂“發揮《公羊》之微言大誼，而補胡毋生《條例》、何劭公《解詁》所未備也”。可以說，清代公羊學至魏源乃有一根本轉折，即由何休轉向董子。蓋魏源倡言複古，不獨由東(dong) 漢之古學複歸於(yu) 西漢之今學，亦將由東(dong) 漢之何學複歸於(yu) 西漢之董學。其後，康有為(wei) 蓋承魏源緒餘(yu) ，乃以述董為(wei) 標旨。

宋人推崇孟子為(wei) 孔子嫡傳(chuan) ，而康有為(wei) 則尊董仲舒在孟子之上，蓋康氏欲變法，則不得不尊《公羊》改製之說。並且，宋以後學者多尊孟，故牽引孟子以就《公羊》；又雅不欲夷之變夏，故上尊孔子，不得不推孟子、《公羊》也。康氏《春秋董氏學》自序雲(yun) ：“其傳(chuan) 師最詳，其去先秦不遠，然則欲學《公羊》者，舍董生安歸？”甚至以董子有過於(yu) 孟、荀者，“故所發言，軼荀超孟，實為(wei) 儒學群書(shu) 之所無。若微董生，安從(cong) 複窺孔子之大道哉！”“因董子以通《公羊》，因《公羊》以通《春秋》，因《春秋》以通‘六經’，而窺孔子之道本”。[28]康氏是以推尊董子，以為(wei) 漢四百治術出於(yu) 董子，猶元、明以後五百年治術、言語出於(yu) 朱子也。[29]

其二，劉逢祿《解詁箋》中對何休的批評導致了其對《穀梁》的重視，並認為(wei) 《穀梁傳(chuan) 》同樣是聖人之傳(chuan) ，這種牽引《穀梁傳(chuan) 》以釋《春秋》的“從(cong) 《穀》”立場，多少帶有唐、宋人會(hui) 通三傳(chuan) 的意味，這多少消解了逢祿等人標榜的專(zhuan) 門之學這一路向，而為(wei) 晚清混通群書(shu) 的學風提供了可能。

學者素以《公羊》為(wei) 今學根本，而廖平則以《穀梁》根本，遂以此區別今、古之不同。又以地域區分《公羊》、《穀梁》，《公羊》為(wei) 齊學，《穀梁》為(wei) 魯學，蓋魯一變而至於(yu) 齊，是以《穀梁》乃聖門之嫡傳(chuan) 也。廖平又以製度區別今古，遂以《王製》一篇與(yu) 《穀梁》合。[30]而康氏謂孔子改製之學，不獨傳(chuan) 在《公羊》，亦見諸《穀梁》，漢世四百年政事皆本之，又推許劉逢祿、陳立、鍾文烝有發明之功。[31]

其三，逢祿批評《左氏》的最後落腳點在劉歆作偽(wei) 上，這為(wei) 後來康有為(wei) 假攻偽(wei) 經而行變法之實提供了學術上的根據。

逢祿攻劉歆，主要就其偽(wei) 《左氏》例而已，至康有為(wei) ，則攻劉歆遍偽(wei) 群經，不獨偽(wei) 例，至於(yu) 史實、製度，莫不作偽(wei) 。[32]康氏謂“《左氏春秋》至歆校秘書(shu) 時乃見，則向來人間不見可知。歆治《左氏》，乃始引傳(chuan) 文以解經，則今本《左氏》書(shu) 法，及比年依經飾《左》緣《左》，為(wei) 歆改《左氏》明證”[33]，又頗引劉逢祿之語，如謂“得魏氏源《詩古微》，劉氏逢祿《左氏春秋考證》，反覆證勘，乃大悟劉歆之作偽(wei) ”。[34]凡此，皆見康氏之攻劉歆，與(yu) 逢祿有莫大關(guan) 係，非盡如後來學者以為(wei) 概出於(yu) 廖平之說也。

政治上作為(wei) 保皇派的康有為(wei) 以推衍逢祿之說為(wei) 能事，而革命派的章太炎則站在古文經學的立場，撰有《春秋左傳(chuan) 讀》，對逢祿《左氏》不傳(chuan) 《春秋》之說，多所駁難，至謂逢祿“以《公羊傳(chuan) 》佞諛滿洲”。[35]太炎攻逢祿尤力，尚撰有《左氏春秋考證砭》、《砭後證》、《駁箴膏肓評》，自謂“乃因劉氏三書(shu) ，《駁箴膏肓評》以申鄭說，《砭左氏春秋考證》以明《傳(chuan) 》意，《砭後證》以明稱‘傳(chuan) ’之有據，授受之不妄”。[36]而同為(wei) 革命派的劉師培則撰有《讀左劄記》，謂“劉氏所言未足為(wei) 信”[37]，又稱章氏《春秋左傳(chuan) 讀敘錄》“明晳辨章，足以箝申受之口”[38]。此外，保守派的葉德輝亦極惡康、梁，遂攻逢祿《左氏春秋考證》“不過以空文攻駁《漢誌》而已，兒(er) 童辨日，豈足以服左氏之心耶？”至於(yu) 龔自珍《左傳(chuan) 決(jue) 疣》、康有為(wei) 《新學偽(wei) 經考》，則“竊劉氏之緒餘(yu) 耳”。[39]而作為(wei) 今文家殿軍(jun) 的皮錫瑞則折衷諸家之說，謂“劉氏以為(wei) 劉歆改竄傳(chuan) 文，雖未見其必然，而《左氏傳(chuan) 》不解經，則杜、孔極袒《左氏》者，亦不能為(wei) 之辨”，又稱“近人有駁劉氏者，皆強說不足據”。[40]

不過，當時古文家不盡明白康氏攻劉歆之用心。蓋康氏欲攻劉歆之偽(wei) 經恰恰導致中國數千年之專(zhuan) 製政治，遂致中國長處於(yu) 據亂(luan) 世，而不得進化於(yu) 升平、太平也。康氏《春秋筆削大義(yi) 微言考》序對此說道：“若無偽(wei) 古學之變，《公羊》不微，則魏晉十六國之時，即可進至升平，則今或至太平久矣。自劉歆作《左傳(chuan) 》，攻《公羊》，而微言絕。”[41]可見，康氏之極意攻詆劉歆，欲為(wei) 其師法西方張目也。

總之，劉逢祿對《左氏春秋》的研究，以及清季學者對劉逢祿的踵述與(yu) 批評，涉及社會(hui) 、政治的各個(ge) 方麵，直接影響到當時社會(hui) 思潮的轉向。曆來學者多隻注意到晚清學術的個(ge) 案研究，譬如康有為(wei) 與(yu) 廖平之間的學術公案，完全忽視了晚清思潮實可上溯至劉逢祿的經學研究，從(cong) 而未能更全麵把握到今文經學的內(nei) 在學術脈絡，以及對晚清學術與(yu) 思想乃至後來新思想、新文化的巨大作用。

【注釋】

[1] 陸淳：《春秋集傳(chuan) 纂例》卷一，《三傳(chuan) 得失議》。

[2] 同上。

[3] 同上。

[4] 同上。

[5] 同上。

[6] 陸淳：《春秋集傳(chuan) 纂例》卷一，《啖氏集傳(chuan) 集注義(yi) 》。

[7] 此前即便就啖助而言，尚依舊說，“以左氏為(wei) 丘明，受經於(yu) 仲尼”。（趙匡《春秋集傳(chuan) 纂例》卷一《趙氏損益義(yi) 》）然《新唐書(shu) ·啖助傳(chuan) 》則誤以為(wei) 啖氏之說，非也。

[8] 參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漢書(shu) ·藝文誌》、《劉歆傳(chuan) 》，此外杜預《春秋經傳(chuan) 集解》序、孔穎達《春秋左傳(chuan) 正義(yi) 》引沈文阿語。

[9] 《河南程氏遺書(shu) 》卷二十載：“‘左氏即是丘明否？’曰：‘《傳(chuan) 》中無丘明字，不可考。’”可見趙匡對宋人的影響。

[10] 劉敞：《春秋權衡》卷1。

[11] 劉敞：《春秋權衡》卷4。

[12] 劉敞：《春秋權衡》卷5。

[13] 趙汸：《春秋集傳(chuan) 》序。

[14] 趙汸：《春秋集傳(chuan) 》序。

[15] 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

[16] 劉承寬：《先府君行述》，《劉禮部集》。

[17] 張廣慶：《武進劉逢祿年譜》，台灣學生書(shu) 局，1997年，第70—72頁。

[18] 劉逢祿：《箴膏肓評》、《左氏春秋考證》及《後證》三書(shu) 並《敘》。

[19] 周中孚：《鄭堂讀書(shu) 記》，卷11。

[20] 其後如皮鹿門謂“太史公書(shu) 成於(yu) 漢武帝時經學初昌明、極純正時代，間及經學，皆可信據”，（皮錫瑞撰，周予同注釋：《經學曆史》，中華書(shu) 局，2004年，第58頁）並曆引《史記》所載經說以駁古學家言。

[21] 康有為(wei) ：《新學偽(wei) 經考》第四，《全集》第一集，第417頁。康氏甚至攻“班固浮華之士，經術本淺，其修《漢書(shu) 》，全用歆書(shu) ，不取者僅(jin) 二萬(wan) 許言，其陷溺於(yu) 歆學久矣”，（同上，第六，第430頁）這實際上徹底否定了《漢書(shu) 》的價(jia) 值。

[22] 陳灃：《東(dong) 塾讀書(shu) 記》，卷10。

[23] 參見《漢書(shu) ·劉歆傳(chuan) 》。

[24] 不過，後來康有為(wei) 攻《史記》，而不攻史公，以《史記》中言古文者皆劉歆所竄。（朱一新：《朱侍禦答康長孺書(shu) 》，《康有為(wei) 全集》第一集，第317頁）且其論劉歆之偽(wei) 時，其重要證據即在於(yu) 史公不言史籍之殘缺，又劉歆之偽(wei) 書(shu) 史遷亦不及言之，此康氏之信史公如此。

[25] 以前學者素來以杜預作《經傳(chuan) 集解》，始分經附傳(chuan) ，今逢祿乃謂始於(yu) 賈逵。

[26] 康有為(wei) ：《新學偽(wei) 經考》第十，《全集》第一集，第471,472頁。

[27] 南海謂漢以前隻有今學，無古學，自魏、晉至清，有古學、朱學，不知今學，至道、鹹之後，始有今學。（康有為(wei) ：《答朱蓉生書(shu) 》，《康有為(wei) 全集》第一集，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322頁）

[28] 康有為(wei) ：《春秋董氏學》自序，《全集》第二集，第307頁。

[29] 康有為(wei) ：《春秋董氏學》卷七，《全集》第二集，第416頁。

[30] 參見廖平《今古學考》。

[31] 康有為(wei) ：《新學偽(wei) 經考》第十，《全集》第一集，第472頁。

[32] 康氏如此說道，“歆造古文以遍偽(wei) 諸經，無使一經有缺，至於(yu) 《論語》、《孝經》亦複不遺”。（康有為(wei) ：《新學偽(wei) 經考》第三下，《全集》第一集，第402頁。

[33] 康有為(wei) ：《新學偽(wei) 經考》第六，《全集》第一集，第430頁。

[34] 康有為(wei) ：《新學偽(wei) 經考》第四，《全集》第一集，第417頁。

[35] 章太炎：《檢論·學隱》，《章太炎全集》卷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36] 章太炎：《駁箴膏肓評》敘，《章太炎全集》卷二。

[37] 劉師培：《劉申叔先生遺書(shu) 》之一。

[38] 劉師培：《答章太炎論左傳(chuan) 書(shu) 》，《劉申叔先生遺書(shu) 》之三。

[39] 葉德輝：《輶軒今語評》，《翼教叢(cong) 編》卷6。

[40] 皮錫瑞：《春秋通論·論左氏傳(chuan) 不解經杜孔已明言之劉逢祿考證尤詳晰》。

[41] 康有為(wei) ：《春秋筆削大義(yi) 微言考》卷一，《全集》第六集，第18頁。

責任編輯：葛燦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