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君子的二十世紀

作者：姚中秋

來源：《 遼寧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三月二十日甲申

           耶穌2015年5月8日

“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 ’”——典出《呂氏春秋》

有一天，孔子的學生子路恰巧看見一個(ge) 小孩掉到了河裏，就跑過去，把孩子從(cong) 河裏弄上來了。對子路來說，這是一件輕而易舉(ju) 的事、一件義(yi) 不容辭的事，不值得一提。結果小孩回家後，跟家長說，我剛才掉河裏了，差點淹死了，那個(ge) 叫子路的救了我。家長一聽，這得感謝呀！用什麽(me) 感謝呢？就把家裏那頭牛送給子路吧。子路實惠，竟然把牛收了。更怪的是，他收了牛，老師還表揚他。

子曰：打今兒(er) 個(ge) 往後啊，這個(ge) 魯國人哪，一定會(hui) 爭(zheng) 著搶著去救落水者的。

子曰：由啊，你這個(ge) 牛收得對呀。

20世紀初，由於(yu) 清末推行新政，以及隨之而來的清朝的覆亡，這一套體(ti) 製就中斷了。士君子這個(ge) 群體(ti) ，在中國社會(hui) 慢慢地消亡了。核心的問題，其實還是在於(yu) 中國古典教育傳(chuan) 統的中斷。當然，這個(ge) 中斷與(yu) 政治的劇烈變化有極大的關(guan) 係。國家積弱積貧，政府圖富強，所以更相信權力的作用，更相信技術的力量。所以中國的教育，在整個(ge) 20世紀都是以高度專(zhuan) 業(ye) 化、實用化為(wei) 目標的，各種學校，多具有高等技校之功用。要建海軍(jun) ，就辦一個(ge) 海軍(jun) 學堂，要搞輪船，就建一個(ge) 船政學堂，要修鐵路，就辦鐵路學堂，要推行法製，就辦了一個(ge) 京師法律學堂。整個(ge) 20世紀的教育，就是從(cong) 這樣一個(ge) 思路發展出來的。其優(you) 勢在於(yu) 專(zhuan) 業(ye) 技能的培養(yang) ，而與(yu) 傳(chuan) 統教育的區別就在於(yu) ，缺乏德行的養(yang) 成，其所培養(yang) 的人才，不再是士君子。而隻是一些學有所用的專(zhuan) 業(ye) 人才。在這些專(zhuan) 業(ye) 人才中，會(hui) 有少部分人，比較關(guan) 注公共事務，他們(men) 就成為(wei) 了知識分子。這是我們(men) 思考現代知識分子興(xing) 起這個(ge) 問題時，會(hui) 注意到的一個(ge) 現象。知識分子的興(xing) 起，應該就在新文化運動時期。為(wei) 什麽(me) 會(hui) 這樣？因為(wei) 1905年廢科舉(ju) 之後，年輕人開始接受新式教育，10年之後，到1915年，這批人也都大學畢業(ye) 了，成為(wei) 了專(zhuan) 業(ye) 人才。他們(men) 中間有一批人比較熱衷於(yu) 公共事務，有家國情懷，想要表達自己的意見，由此形成了現代知識分子這樣一個(ge) 群體(ti) 。需要強調的是，知識分子是一個(ge) 現代現象，儒家士人不是知識分子。盡管表麵上看，他們(men) 有若幹相似之處，但二者是完全不同的兩(liang) 個(ge) 社會(hui) 文化群體(ti) 。他們(men) 所受的教育完全不一樣，現代知識分子學的是專(zhuan) 業(ye) 知識，士君子是讀經出身，其德行的養(yang) 成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士君子當然也有專(zhuan) 業(ye) 知識，但專(zhuan) 業(ye) 知識對他不重要，其根底是一種心誌。而知識分子與(yu) 此相反，他首先有的是專(zhuan) 業(ye) 知識，然後才是一種情感，一種家國情懷。他沒有養(yang) 成足夠的德行，也沒有領導者的心誌。知識分子習(xi) 慣於(yu) 站在社會(hui) 之外看問題，士君子則是站在社會(hui) 之內(nei) 看問題。因為(wei) 士君子本身即是社會(hui) 的領導者，出了問題他會(hui) 反身求諸己。他麵對社會(hui) 問題，首先會(hui) 反省自己有沒有問題，要改造社會(hui) ，先從(cong) 改造自己開始。社會(hui) 上出現了不良現象，我首先反省自己身上有沒有這種不良現象。可是知識分子通常會(hui) 自我標榜為(wei) 一個(ge) 批判者，是站在外麵評估一個(ge) 對象，所以才會(hui) 麵對社會(hui) 問題指手畫腳，這也不好，那也不好。他所發出的呼籲往往是要求人們(men) 按照他說的來做，他給社會(hui) 提出要求，讓社會(hui) 改正。他不會(hui) 因為(wei) 社會(hui) 問題而反省自己，問題是社會(hui) 的，根源在於(yu) 沒有按照他的思路辦。這是現代知識分子的一個(ge) 基本姿態，人們(men) 因此名之為(wei) “姿勢分子”。全世界的知識分子都是這樣，永遠沒有讓他滿意的現實，而真理永遠掌握在他自己手裏。新文化運動中的知識分子義(yi) 正詞嚴(yan) 地提出了國民性改造這樣一個(ge) 命題，而一個(ge) 儒家士君子永遠不會(hui) 提出這樣的要求。儒家士君子永遠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知識分子卻要執著地改造人民，為(wei) 人民傳(chuan) 授真理。知識分子把自己想象為(wei) 黑暗中的明燈，拿著手電筒為(wei) 人民照亮前程，而儒家士君子卻要與(yu) 人民一起在黑暗中摸索。尤其在中國，還有一個(ge) 更嚴(yan) 重的問題。士君子所接受的知識往往是一以貫之的，幾千年傳(chuan) 承下來的，而知識分子的知識卻都是來自西方的。這導致了這樣一種後果，就知識分子的本質而言，他們(men) 都是反中國文化的，這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ge) 基本的取向。

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這一文化立場導致了一個(ge) 致命的困境，他們(men) 希望改變中國，要讓中國變得好起來，並為(wei) 此不懈地呼籲，卻永遠不可能成功，原因在於(yu) ，其文化立場是與(yu) 民眾(zhong) 的文化生態以及文化生命為(wei) 敵的。這一事實導致了20世紀中國最深刻的文化衝(chong) 突，作為(wei) 文化傳(chuan) 承者的知識分子一直在以拯救老百姓為(wei) 名破壞文化，而老百姓卻在不自覺地守護中國文化。完全的不自覺，絕非有意識地要與(yu) 知識分子為(wei) 敵，而是，這些東(dong) 西都是幾千年傳(chuan) 下來的，我爺爺這樣做，我爸爸這樣做，所以我也這樣做。這一文化衝(chong) 突，其實是許多政治衝(chong) 突的底層原因。中國是一個(ge) 農(nong) 業(ye) 大國，農(nong) 民太苦，太窮，文化太落後，一定要改造他們(men) ，不能讓這樣一盤散沙的狀態持續下去了，要把他們(men) 組織起來。可是，沒想到這個(ge) 改造如此艱難，最後還是因為(wei) 放棄了把他們(men) 組織在一起的努力，才取得了重大進展。現代中國知識分子自認為(wei) 找到了改變中國的真理，並為(wei) 此付出了努力，沒想到遭遇到了普通民眾(zhong) 無聲的抵抗。

整個(ge) 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表現得那麽(me) 活躍，我們(men) 好像認為(wei) 那是一個(ge) 沒有權威的時代了，知識分子占據了整個(ge) 舞台。可是，知識分子的文化創造，整體(ti) 看上去卻似乎乏善可陳。

我們(men) 要思考，在這樣一個(ge) 時代，這樣一個(ge) 政治和文化的情勢中，如何重建士君子養(yang) 成機製，這是中國走向良好的社會(hui) 治理秩序的關(guan) 鍵。任何一個(ge) 時代，社會(hui) 治理的好壞都取決(jue) 於(yu) 有沒有一個(ge) 良好的士君子養(yang) 成機製，尤其是對中國來說，因為(wei) 這是中國的經驗。關(guan) 鍵的問題還是教育的規劃。實際上，這個(ge) 變化已經開始了，在教育中重新導入中國文化，這些年來有了很大進展，未來還會(hui) 有更大的突破。

對此，我持非常積極的態度。（本報記者薛百成據采訪筆記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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