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憲時刻的啟蒙迷思

作者：任鋒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首發

           原載於(yu) 《讀書(shu) 》2015年第5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三月十九日癸未

           耶穌2015年5月7日

自誕生伊始，新文化運動似乎就注定了未來主義(yi) 的宿命：與(yu) 傳(chuan) 統決(jue) 裂，成啟蒙主義(yi) 之集結號，成革命主義(yi) 之新發地，一往直前，死而永生。

問題與(yu) 主義(yi) 的論爭(zheng) ，記錄了“主義(yi) 時代”降生之際的震蕩與(yu) 不安，乃諸神混戰關(guan) 鍵點。而宿命所在，對此論爭(zheng) 的回顧往往被鎖定在意識形態路徑的效驗史學之中。即使如胡適之這樣的當事人，也不免依隨時勢與(yu) 心境的變遷生成其敘事。現代國人踵武其後，更是難於(yu) 跳脫意識形態競爭(zheng) 的時運束縛，無論是著眼於(yu) 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的實踐品格，抑或自由主義(yi) 經驗論的樸實氣息，與(yu) 更為(wei) 正統的勝利者敘事不過百步十步之遙。較審慎的回溯，則試圖還原論爭(zheng) 蘊涵的話語潛流，或是各方混沌未分的觀念共識（及私誼），或是朝野之際的輿論率振，以更準確呈現問題意識的複雜性。

以主義(yi) 時代的眼光評定主義(yi) 時代之助產(chan) 士，兒(er) 不嗔母，不出意識形態範式的內(nei) 在模式，也無法形成對於(yu) 啟蒙理性的深刻反省。我們(men) 應將其置於(yu) 更為(wei) 本源性的曆史脈絡，不僅(jin) 從(cong) 發生學，更需從(cong) 原理性的視角推進這一工作。本文想要強調的是製憲時刻這一反思視野。

新文化運動之發起緣由，就在於(yu) 對儒家傳(chuan) 統、現代孔教的徹底批判。而這一批判，乃附著於(yu) 當時首屆國會(hui) 製憲中興(xing) 起的“孔教入憲”之爭(zheng) 。無此製憲時刻之國教論爭(zheng) ，則《新青年》輿論聲勢不張；《新青年》倒孔聲勢不成，則問題與(yu) 主義(yi) 之爭(zheng) 必成無謂之學人呻吟。而此製憲時刻，輾轉民初十年立憲（1913-1923），也恰覆蓋了新文化運動之起轉承合（晚及末期之科玄論戰）。文化之爭(zheng) 與(yu) 製憲運勢相表裏，實在是今日重審啟蒙主義(yi) 的大樞軸。

所謂製憲時刻，是指一個(ge) 政治共同體(ti) 於(yu) 某一時期將其憲製即根本性的構成法度，透過成文憲法的形式表述並確定下來。因此這裏雖聚焦國會(hui) 製憲中憲法起草委員會(hui) 的往來辯論，卻不必限目光於(yu) 憲法文本之表相。其實質，本在於(yu) 中國新命轉換之際的秩序重建，曆晚清君憲運動、辛亥鼎革，而終抵共和立憲之大業(ye) 。對於(yu) 邁進現代門檻的中國人，它意味著透過製憲來重整文明精神與(yu) 法政規則，以求新民與(yu) 立國。而這決(jue) 非尋常心智所能勝任。對文明傳(chuan) 統、時代脈絡須深刻把握，再加上政治過程中各種勢力的複雜變動、衝(chong) 擊，使得新生政權的製憲過程很難一蹴而就，遂成一不斷延宕、艱苦草成的難題。

從(cong) 製憲時刻來重審新文化運動中的問題與(yu) 主義(yi) 之爭(zheng) ，可廓顯民初政治與(yu) 文化變奏的這一憲製主題。政界論界中人，如何透過各自擅場，逼近並解答之？他們(men) 如何把握並運作那些關(guan) 涉文明根脈、法政憲則的關(guan) 鍵議題？其間形成了何種基調與(yu) 氣質的憲製心智和理性，與(yu) 啟蒙理性有何種內(nei) 在關(guan) 聯？據此，“孔教入憲”、“打倒孔家店”、“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yi) ”，才能獲得一個(ge) 根本意義(yi) 的再反思。

先來看“孔教入憲”。1912年，南京臨(lin) 時政府由蔡元培主持下的教育部以“忠君”、“尊孔”與(yu) 共和自由衝(chong) 突，明令廢止學校讀經。有激於(yu) 此，伴隨新政權建立的孔教會(hui) 於(yu) 翌年向國會(hui) 提出立孔教為(wei) 國教的製憲主張。在1913年夏秋之際的天壇憲草起草過程中，國教與(yu) 省製成為(wei) 爭(zheng) 議最大的議題。分別由進步黨(dang) 人陳銘鑒、王敬芳、汪榮寶等人提出的立孔教為(wei) 國教、刪去信教自由條款、國民教育以孔子教義(yi) 為(wei) 本三動議，前二者均遭否決(jue) ，後一項以“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wei) 修身大本”通過為(wei) 憲草第19條第2項（三讀通過而未及公布）。迨及1917年複開之國會(hui) ，迫於(yu) 《新青年》在內(nei) 的時論與(yu) 政壇激烈反對，該條被取消，轉換為(wei) “中華民國人民有尊崇孔子及信仰宗教之自由”的自由權條款。

今日重讀民二憲法起草委員會(hui) 的現場辯論記錄，不禁令人感慨！雖然已有學者（如嚴(yan) 泉《失敗的遺產(chan) 》）比較過民初國會(hui) 製憲與(yu) 美國製憲會(hui) 議，對前者政治權威性、利益代表性之不足、政治經驗之孱弱有痛切批評，對製憲模式有到位反思。話說回來，憑借當時議員之素養(yang) 、智慧與(yu) 資曆（多為(wei) 留日歸國之而立青年），其表現並非全如托克維爾所抨擊的文人議政之空妄，可圈可點處倒是遠勝於(yu) 新文化運動的輿論弄潮兒(er) 。

首先，孔教入憲，特別是國教動議引發了議員的激烈爭(zheng) 辯。但是，爭(zheng) 論要害在於(yu) 是否以國教的形態通過憲法規則的形式來確定共和政體(ti) 的精神文明根基，而非一股腦兒(er) 地“打孔家店”。現場的反國教派議員幾乎都公開表達個(ge) 人信念上對於(yu) 孔子、對於(yu) 儒家傳(chuan) 統的高度尊崇。他們(men) 質疑的是這個(ge) 傳(chuan) 統是否宗教傳(chuan) 統、有無必要將其宗教化進而國教化、有無必要用宗教憲法化的強力手段來維係文明之根脈。如反對派汪彭年雲(yun) ，“吾國人民之信仰孔教，既非待法律之規定而始然，係由於(yu) 各人良心上之自然，則今日必欲定之於(yu) 憲法上，使之成為(wei) 形式上之規定，則殊為(wei) 不宜”。

在上述前提下，製憲爭(zheng) 議的實質是要為(wei) 此根脈的接續在共和政體(ti) 內(nei) 尋求一個(ge) 合宜的形式安頓，由此構成國家基本製度。這是一個(ge) 極為(wei) 挑戰議員公共精神、憲法心智與(yu) 政治技藝的難題。由於(yu) 關(guan) 涉到對共同體(ti) 文明根基的把握和判斷，它很大程度上超越所謂政黨(dang) 代表性、地域代表性的考量，而求一普遍、公共、嚴(yan) 正的智藝甄定。彼時日人有賀長雄曾謂儒教之用，在以北方之保守維製南方之進取，而儒家立場最有力的推動者汪榮寶及其他議員，多屬南人。雖然持讚成立場的多為(wei) 進步黨(dang) 人，公民黨(dang) 、大中黨(dang) 、民憲黨(dang) 等原國民黨(dang) 衍生派也不乏其人，並未全受黨(dang) 見支配。辛亥以來的社會(hui) 道德危機、國家新生發展的文明挑戰，是他們(men) 焦慮憂心以思治道的共同關(guan) 切。

製憲爭(zheng) 議特別顯示出由此激發的一種憲製自覺。一方麵，承認透過成文憲法的形式將國家憲製構成表達出來，這是中國現代必經之路；另一麵，這個(ge) 必經之路有無現成榜樣可學？議員們(men) 大多歆慕美利堅，追美法蘭(lan) 西，但儒家派議員認為(wei) ，對於(yu) 曆史遠為(wei) 悠久古老的文明體(ti) ，自身文明精神如何表達為(wei) 憲製語言，在複雜時局中，可能並無定例照搬。他們(men) 都試圖在習(xi) 慣禮俗、基本生活事實的意義(yi) 上將儒家傳(chuan) 統視為(wei) 一不成文憲典，而且試圖挖掘出這一憲典的特質精義(yi) ，如尊崇孔子儒家、同時包容接納各種宗教信仰。如何將這個(ge) 層次轉換為(wei) 成文憲法，就成為(wei) 必需應對的關(guan) 鍵點。

具體(ti) 爭(zheng) 論中，儒家文明傳(chuan) 統究竟如何定位，如何對應共和政體(ti) 而不引發族群、國際震蕩，是兩(liang) 個(ge) 核心問題。儒家支持者在此付出了大量論證精力，經過宗教形態的正反兩(liang) 路試探（立為(wei) 國教、或不立國教同時也不規定信教自由），最終落定為(wei) 國民教育製度的指導精神。這個(ge) 憲法論證的艱辛，值得今人耐心琢磨。

儒家傳(chuan) 統是否能概括為(wei) 宗教性質的孔教並提升為(wei) 憲法中的國教，若能則與(yu) 西方現代的信教自由是何關(guan) 係？麵對國教動議的巨大論證負擔，議員們(men) 一步步提煉儒家傳(chuan) 統的精神特質，指出孔子之教是重視人文倫(lun) 理教化之教，乃孔子之道的傳(chuan) 布，進而歸結到人性的根底。邏輯過程恰好形成對《中庸》首三句綱領（“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的回歸印證，並提升到“國性”的論證層麵。這既造成與(yu) 西方宗教界定的差異比照，事實上不利於(yu) 國教證成，也為(wei) 後來論證失敗後轉而安頓於(yu) 國民教育層麵提供了伏筆。而在國教憲法化方麵，雖有將不成文慣例憲法化的理由辯護，卻不得不麵對現代發達國家政教分離的榜樣否證，不得不麵對西方宗教衝(chong) 突之負麵記錄的強烈質疑，更不要說民初進化論思潮下對宗教之非現代性的理性主義(yi) 貶斥。

至於(yu) 信教自由，儒家支持派一方麵認為(wei) 這本是儒家文明傳(chuan) 統內(nei) 部的基本事實，無須刻意引入西方劇烈宗教衝(chong) 突背景下確立起來的針對性規則（因此其是特殊而非普適），另一麵特別提醒反對派議員，在民初革命之際的人心渙散中，強調信教自由無異於(yu) 對既有文明精神紐帶的進一步削弱，而且在西方強勢的宗教輸入壓力下共同體(ti) 很容易陷於(yu) 崩解潰散的爛局中。一個(ge) 共同體(ti) 的凝聚確立，不能教條地引入外部憲製規則，過於(yu) 樂(le) 觀地高估所謂自由多元的憲製價(jia) 值，而首先要審度時勢以謀所底立。汪榮寶明確顯示出這一立法者自覺，“故我輩立法者若仍僅(jin) 知開放，而不知更宜有所保障，則人民必有誤會(hui) ，而因以多生流弊矣”。因此，儒家支持派最初指明國教與(yu) 信教自由並不違背、儒家教化包容各教，而在國教動議失敗後，進而試圖刪削信教自由條文，以防止儒家作為(wei) 中國“各宗教之中心點”（陳銘鑒語）的地位受到衝(chong) 擊。雖然該動議仍因動搖《臨(lin) 時約法》之成法、易引發民族國際之無端恐惴，遭到否決(jue) ，上述論辯卻值得回味。

難題症結，倒不在於(yu) 刪去信教自由條款的政治不正確，而是如何因應於(yu) 中國傳(chuan) 統政教相維相製的特性，在辛亥革命引發的政治權威崩塌之後，依靠隨之危殆的文教權威仍將此共同體(ti) 維係存續、進而重整凝聚，最終實現政教體(ti) 的平穩轉型。皇帝下台，相與(yu) 維製的精神權威也大受震蕩，如汪榮寶直陳“況自辛亥革命政治共和以來，全國人心為(wei) 之一變，多謂經此根本之改革，不僅(jin) 舊日法製當然取消，即所謂數千年來習(xi) 用之孔教亦應同在廢棄之列。斯說一倡，人民遂無所遵守，以致一般少年荒謬背妄之行為(wei) ，殆不可紀極，此實年來之實在情形也。”在他們(men) 看來，宗教寬容自由本是儒家中國的內(nei) 在精神。此刻急需，不是亦步亦趨地彰顯這一共通權利，反倒是保障那個(ge) 更為(wei) 本源的文明基體(ti) ，用更妥當的憲法語言維係其地位。換言之，文明共同體(ti) 的凝聚存續，是政治秩序、憲製問題的根本，具體(ti) 自由權乃是第二義(yi) 的問題，何況前者本就包涵後者。

宗教化路徑的正反兩(liang) 路都歸於(yu) 失敗，最後形成的國民教育條款顯示上述難題的實質挑戰隻能透過文教安頓稍得化解。這是一條可獲最大共識的路徑，也可以視為(wei) 對民初教育部門激進改革的一個(ge) 憲製補救。而之後的取消與(yu) 替代（“中華民國人民有尊崇孔子及信仰宗教之自由”），更揭示出了尊崇與(yu) 自由這兩(liang) 種憲製德性的尷尬混搭、以及時人憲法語言的捉襟見肘。

宗教化路徑的嚐試足以讓今天的人們(men) 省思。自晚清康有為(wei) 提出國教化建議，就一直麵對巨大的質疑和駁斥。這種明顯模仿西方精神組織形態的手法，在廣泛的文化保守群體(ti) 中實難以立足。章太炎於(yu) 製憲時刻發出《駁建立孔教議》，時人謂“以孔教會(hui) 氣焰之盛，而其建議之案，卒為(wei) 憲法起草委員會(hui) 所打消，則太炎此文，與(yu) 有力焉”（鍾觀光語）”。文中指出“蓋孔子所以為(wei) 中國鬥杓者，在製曆史、布文籍、振學術、平階級而已…孔子於(yu) 中國，為(wei) 保民開化之宗，不為(wei) 教主。世無孔子，則憲章不傳(chuan) ，學術不起，國淪戎狄而不複，民居卑賤而不升，欲以名號列於(yu) 宇內(nei) 通達之國難矣”。另一名流章士釗亦表示對於(yu) 第十九條第二項“於(yu) 斯點庶乎近之”。這也側(ce) 麵印證文教共識為(wei) 何最終能被議員接受。而國教論動議，其曆史價(jia) 值乃在於(yu) 一種憲法論證的試錯，以強形態而逼顯出自由權、教育宗旨的憲法話語考量，論點未必正確而論證理由須嚴(yan) 正待之。

另一議題是儒家與(yu) 共和政體(ti) 的關(guan) 係。個(ge) 別反對派議員將孔教化約為(wei) 專(zhuan) 製帝製的意識形態工具，認為(wei) 三綱倫(lun) 理不容於(yu) 民主共和。對此，儒家立場的議員清晰地區分儒家本有之精神學理、曆史實踐中的複雜角色、晚清變遷中的功能等不同層麵，指出“大道之行，天下為(wei) 公”、仁義(yi) 禮樂(le) 的基本精神與(yu) 共和民主相融洽，王權時期的實踐及其變型不足以泯滅其精義(yi) ，儒家傳(chuan) 統的根本精神是推進晚清變遷與(yu) 共和革命的積極力量。針對圍繞忠義(yi) 等倫(lun) 理的特殊主義(yi) 批判，議員如汪榮寶也從(cong) 共和精神重新發揮其中的愛國共和指向，應對時勢而做出新的詮釋。議員們(men) 大多認為(wei) 儒學可以為(wei) 民主共和提供積極的精神和學理支持。這一點爭(zheng) 議遠小於(yu) 宗教化議題。另一個(ge) 值得注意的是，議員們(men) 重視儒家傳(chuan) 統的憲製價(jia) 值，此處隻是試圖匡正其精神根基的地位，並未將其視作解決(jue) 一切政治問題的靈丹妙藥（反過來也不將其視作一切問題的罪惡淵藪）。如汪榮寶指出與(yu) 信仰自由相關(guan) 的邊疆族群關(guan) 係，需要別有一番政治能力和智慧去處理，並不必然因為(wei) 儒家國教論而惡化。即使將喇嘛教定為(wei) 國教，族群問題仍然有其獨立的政治理路與(yu) 問題實質。換言之，後來新青年們(men) 把孔教置於(yu) 靶心的思想文化決(jue) 定論，並未宰製議員們(men) 的思考。

縱觀１９１３年製憲會(hui) 議上的議員群體(ti) ，至少在對待儒家與(yu) 憲製文明根基問題上，還是體(ti) 現出比較優(you) 良的憲製理性。一些細節也很有趣。比如後來問題與(yu) 主義(yi) 之爭(zheng) 的重要一方藍公武、以及緣起人物王揖唐，都是此次會(hui) 議的參與(yu) 者。後者（又名王庚）在孔教論辯中無甚表現。而藍公武身為(wei) 進步黨(dang) 、民憲黨(dang) 黨(dang) 員，雖然不讚同取消信教自由條款，不認同國教論，卻提議“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不抵觸共和國體(ti) 者為(wei) 大本”，在儒家傳(chuan) 統與(yu) 共和國體(ti) 之間持一種有限支持的立場。較之後來的主義(yi) 之辨，頗有意味。

而顯著者，當屬汪榮寶先生。作為(wei) 本次憲草大綱、條文起草人，也是會(hui) 議影響力遙遙領先群倫(lun) 的議員，他同時是儒家傳(chuan) 統、孔教入憲最熱烈、最富有技藝的主張派。曾參與(yu) 清末官製改革、推行憲政改革、力推法律改革、主持編纂清末憲法、參與(yu) 《清帝遜位詔書(shu) 》起草，這些重要經驗使他在資曆、素養(yang) 與(yu) 人望方麵卓爾不群。清末刑律改革的禮法之爭(zheng) 中，他是沈家本陣營堅定的法理派大將，主張傳(chuan) 統法律的現代轉變；而民初製憲時刻，雖然在其私擬憲草中未如康有為(wei) 一樣表達儒家憲製立場，卻在製憲會(hui) 議上充分論證儒家傳(chuan) 統之根基價(jia) 值，經曆國教論失敗後及時轉變策略，將“國民教育以經訓為(wei) 本”提升到民國存亡之高度，獨立應解反對議員的重重質疑，最終實現儒家憲製的文教共識。斯文、斯民、斯國，三合為(wei) 一，憲製重構大義(yi) ，於(yu) 茲(zi) 現矣！

這段故實，提醒我們(men) 注意民初憲製理性雖有諸多不成熟處（如政體(ti) 選擇），卻也包含了可貴的範型啟示：不同於(yu) 頑固保守的僵化，而主張傳(chuan) 統的開新調適；也不同於(yu) 革命激進的魯莽，而主張秩序變遷的穩健。於(yu) 舊體(ti) 製中不放棄改良馴致之努力，於(yu) 崩解無可為(wei) 之際則順世鼎革，在新秩序中謀求維道易製。這是共和製憲時刻真正可貴的心智品性。君憲已成黃粱夢，共和不妨且徐行。在民初梁啟超、張謇、章士釗、杜亞(ya) 泉、李大釗、張東(dong) 蓀、乃至康有為(wei) 國教論以外諸多思想中，都能看到這種精神的躍動，探索文明傳(chuan) 統的中西斟酌、法政秩序的容與(yu) 競合、製度文為(wei) 的古今損益。在時政上，既不同於(yu) 保守派、激進派的偏執，也不苟於(yu) 政治現實主義(yi) 、機會(hui) 主義(yi) 的隨流。如梁啟超、章士釗等人對封閉性製憲模式、立法權獨大政體(ti) 選擇的批評，杜亞(ya) 泉對文明傳(chuan) 統“國是”、“統整”之根本性的強調，對於(yu) 聯邦製的存疑、基於(yu) 傳(chuan) 統大憲章提倡減政主義(yi) 的審慎，注重共同體(ti) 文明根基的持存，反對教條引用他國體(ti) 製，張謇對於(yu) 孫中山民初不“了澈”故國政教因革的批評，都體(ti) 現此種中道憲製理性的不激不隨。

而民初政局對這種憲製理性提出巨大考驗，儒家傳(chuan) 統本欲為(wei) 共和奠定精神，卻難逃權勢人物對傳(chuan) 統符號的功利運用。袁世凱的權威主義(yi) 一直重視尊儒，複辟帝製則加深人們(men) 對於(yu) 儒家與(yu) 傳(chuan) 統政製負麵關(guan) 聯的焦慮。汪榮寶於(yu) 袁氏複辟前直陳“願公為(wei) 華盛頓，不願公為(wei) 拿破侖(lun) 也”，卻難擋其勢。而這種政治上的曲折反複，進一步激起了新文化運動代表的反孔教浪潮。

製憲會(hui) 議中孔教問題隻是議題之一，而激於(yu) 複辟逆流、國教論再度泛起之際開張的《新青年》，把輿論焦點始終置於(yu) 孔教代表的傳(chuan) 統文化倫(lun) 理上，形成了一套強勢的意識形態批判話語，為(wei) 主義(yi) 時代與(yu) 大革命的降臨(lin) 拉開了大閘。

考察《新青年》陳獨秀代表的對於(yu) 康有為(wei) 、杜亞(ya) 泉等人的批判，這種話語特征為(wei) ：首先，以孔教倫(lun) 理道德為(wei) 秩序與(yu) 憲製重建的根本問題，把儒家在王權主義(yi) 時代的意識形態表達作為(wei) 導致政治、經濟、文化全麵落後的總根源，籠統而不加辨析地徹底否定儒家傳(chuan) 統；其次，認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與(yu) 現代國家不能並立、融合，隻有全盤引入西方現代的文化與(yu) 政治、謀求根本解決(jue) 才能拯救中國；第三，所有違背上述立場，嚐試在古今中西間做調和的努力，都是政治上意圖複辟的反動潮流。政治化解讀學理討論，勇於(yu) 汙名標簽化，是新青年們(men) 的輿論利器。

如果從(cong) 憲製理性的角度理解，陳獨秀追求的是一種絕對現代主義(yi) 的西式憲法，試圖體(ti) 現歐洲法製的平等人權精神，完全以個(ge) 體(ti) 意誌的自由伸張為(wei) 本位。因此“以憲法而有尊孔條文，則其餘(yu) 條文，無不可廢”（《憲法與(yu) 孔教》），對於(yu) 國民教育規定孔子之道為(wei) 修身大本決(jue) 不接受，而刪去信教自由以保障儒教在他看來更是荒謬絕倫(lun) 。換言之，製憲會(hui) 議中本於(yu) 傳(chuan) 統維新的憲法思考，從(cong) 最強版的國教論到最終形成的文教共識，都不合他的憲法理想。激起於(yu) 國教論，終以更加激進的方式否定其他選擇，浪漫急切遠遠超過了民初革命黨(dang) 人。而陳氏更嫻於(yu) 操作輿論暴力而非國民黨(dang) 之行動暴力。本於(yu) 文明自覺、尋求合宜憲法語言與(yu) 論證、協衡曆史、權威與(yu) 共和的心智，與(yu) 這種唯現代西方馬首是瞻的執念大相徑庭。

陳氏主張徹底否定傳(chuan) 統的現代文明-憲製價(jia) 值，通過倫(lun) 理覺悟而實現政治社會(hui) 的全新建設。這種割裂傳(chuan) 統紐帶、引入一套整全性秩序方案的話語，與(yu) 其說是否棄傳(chuan) 統維新的憲製理性，更準確地說是一種主義(yi) 宰製的啟蒙理性。傳(chuan) 統隻是黑暗，希望在於(yu) 未來，隻要盜來火種，人間有望天堂。這種心智蘊藏強烈的政治神學與(yu) 烏(wu) 托邦意味。它是應對共和製憲時刻提出的一份激進藍圖，與(yu) 傳(chuan) 統的斷裂宣稱與(yu) 付諸實踐曾經讓人們(men) 把它視作現代中國的開端，而忽視它原本要應對的曆史與(yu) 邏輯前題。傳(chuan) 統維新的憲製論者從(cong) 精神到心智要顧及理念與(yu) 現實多方麵的審慎、斟酌與(yu) 綜合，盜火者則以其簡潔、教條、激情澎湃而更宜於(yu) 政治參與(yu) 爆炸時期的全麵動員。而啟蒙主義(yi) 所憧憬的全盤改造，因其勢必與(yu) 群體(ti) 生活實踐的傳(chuan) 統延續性陷入無窮無盡的鬥爭(zheng) ，隻能歸於(yu) 穩定憲製結構難以承受的革命主義(yi) 一途，反規則化本能的張揚最終導致基本秩序的崩坍。這幾乎構成啟蒙理性化為(wei) 啟蒙迷思、文化運動歸於(yu) 文化革命的邏輯宿命。

這種啟蒙迷思之降臨(lin) ，是我們(men) 理解問題與(yu) 主義(yi) 之爭(zheng) 的布景。打倒儒家傳(chuan) 統，則理性領地馳騁者隻須西來福音，西化派隻需辨析究竟拿來哪一種主義(yi) 。而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yi) ”的主張，則是此際雖顯曖昧、卻大綱不差的溫和派協奏。

大綱不差，是指雖然主張談論主義(yi) 要“低調”，但在文明精神上對於(yu) 西方現代之理性主義(yi) 、科學主義(yi) 、個(ge) 人主義(yi) 等信條堅守不渝，對社會(hui) 主義(yi) 也曾頗為(wei) 流連。在思想文化決(jue) 定論的推動下，對於(yu) 輸入學理、引入主義(yi) 絕不反對。當然，胡對主義(yi) 的理解基本上是杜威實用主義(yi) 路數，表現出強烈個(ge) 人風格的反玄學反形而上學，可以將戴震實用主義(yi) 大師化卻難以認同其天道性命論。在這方麵，藍公武（知非）對他的駁斥其實甚為(wei) 精彩，清晰指明主義(yi) 的根基地位與(yu) 理想本質，在於(yu) 凝聚人心重整精神。那個(ge) 曾主張孔子之道與(yu) 共和國體(ti) 相容的議員藍公武，雖皈依新文化運動，倒是比胡適更能把握到驅逐傳(chuan) 統之後主義(yi) 構建的無比重要。而李守常先生之後的革命黨(dang) 人更是充分發揮了意識形態對於(yu) 政治整合以重建秩序的利器之用。

胡適的曖昧性大半源於(yu) 其實用主義(yi) 的方法論本位。他提倡再造文明，氣魄超人，一方麵堅決(jue) 抨擊儒家的政治與(yu) 意識形態麵向，摧毀其獨尊地位，另一麵顯示出對於(yu) 學術思想傳(chuan) 統的某種溫情，於(yu) 晚年辯稱自己的敬聖崇賢心誌。而這種溫情的實質，在於(yu) 用西方現代的精神標準發掘出理性、自由、實用等理念在中國傳(chuan) 統中的投射。他認為(wei) 隻有這種形式的文藝複興(xing) ，才能使中國文明充分世界化現代化，並最終達成與(yu) 現代文明的折中。這個(ge) 理想在學術上的“問題”實踐是整理國故，在政治上是喚起政治家覺悟，鼓勵讀書(shu) 調研，組成好人政府，去推行極易把握的憲政和民主原則。

這種問題導向、不同於(yu) 根本解決(jue) 之激進主義(yi) 思路的啟蒙理性，看起來與(yu) 傳(chuan) 統維新的憲製理性有幾分神肖。然而，在學理上，終究是以西解中，缺乏真正尊重傳(chuan) 統意義(yi) 上的內(nei) 在把握，也就隻能止步於(yu) 用自我理解的西方來建構移植西根的傳(chuan) 統；在政治上，囿於(yu) 抽象價(jia) 值原則的執念，終究無法擺脫對現實政治的異在感和理念潔癖，無法在傳(chuan) 統與(yu) 現實的利益與(yu) 價(jia) 值脈絡中真正地道成肉身。比如，較之儒家支持派的憲製理性，他的科學主義(yi) （反宗教玄學）、自由多元（反尊儒）、個(ge) 人主義(yi) 倫(lun) 理並不能抓住文明與(yu) 法政規則重整之際的難題實質，而隻能淪為(wei) 一種書(shu) 齋式的思想教條宣示。反過來看，憲製理性卻包含了一種真正穩健的內(nei) 生式啟蒙，馴服不羈的個(ge) 體(ti) 理性以公共、審慎、睿智，從(cong) 而有利於(yu) 秩序憲製的重構。

在《我的歧路》（1922）裏，胡適先生反省自身“提倡有心，創造無力”。這似乎預兆了百年來中國自由主義(yi) 的尷尬處境。其根源，就在於(yu) 打倒傳(chuan) 統之後缺乏共同體(ti) 文明精神來自根源處的滋養(yang) 、在於(yu) 執守外在信條而脫離利益與(yu) 價(jia) 值脈絡實踐的異化存在。反觀問題與(yu) 主義(yi) 爭(zheng) 論之後的激進政治，在構建意識形態話語與(yu) 實踐時，反倒更隱秘更靈巧地挪用轉換了傳(chuan) 統內(nei) 在的諸多資源，更強調主義(yi) 與(yu) 問題的實踐結合。我們(men) 可以說，胡適當年的提醒以某種曲折方式匯入了盜火者教義(yi) 手冊(ce) 中。而在今天文明複興(xing) 呼聲漸漲之際，反省新文化運動的根本前設，重新審視製憲時刻的啟蒙迷思，拯救啟蒙理性，剝離迷思妄念，可能有益於(yu) 我們(men) 的憲製心智更為(wei) 成熟地引導公共理性。

  原載於(yu) 《讀書(shu) 》2015年第5期，標題被改為(wei) 《重申“問題與(yu) 主義(yi) ”之爭(zheng) 》，有刪改，此為(wei) 完整版。

 責任編輯：梁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