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三聖：梁漱溟、熊十力與(yu) 馬一浮

作者：郭齊勇

來源：《光明日報》（ 2015年04月30日 11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三月十二日丙子

           耶穌2015年4月20日

摘要：梁漱溟、熊十力與(yu) 馬一浮是現代新儒家思潮第一代的代表人物，三先生及其門生故舊屬於(yu) 一個(ge) 文化共同體(ti) 。梁先生是文化學者兼社會(hui) 活動家，熊先生是起於(yu) 草莽的哲學家，馬先生是國學大師，精通經學、佛學與(yu) 理學。三先生特立獨行，性格迵異。他們(men) 的共同點是：掉背孤行，抗拒時俗，為(wei) 中國文化的存亡繼絕爭(zheng) 一線之機。熊先生規模宏大，馬先生義(yi) 理精純，梁先生踐履篤實。

現代新儒學思潮，大體(ti) 上有三代學人。第一代學人中有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等先生，三先生及其弟子交往甚密，屬於(yu) 一個(ge) “文化共同體(ti) ”。我先分別介紹三先生的學術與(yu) 人生，再講他們(men) 之間的聯係，他們(men) 的人格境界。

三先生的行跡

梁漱溟先生（1893年－1988年）是一位性格特異、風骨嶙峋的人物。他是桂林人，但生長在北京。他並未接受過舊式教育，他的父親(qin) 很開明，讓他在新式學堂裏接受了小學、中學教育。1916年，24歲的梁先生在《東(dong) 方雜誌》上發表學習(xi) 佛學的心得《究元決(jue) 疑論》，得到北大蔡元培校長的賞識，蔡校長即與(yu) 文科學長陳獨秀商量，決(jue) 定聘梁先生為(wei) 特約講師，講授印度哲學。梁先生是20世紀麵對西化狂潮最早肯定中國文化價(jia) 值的文化人。其實他是非常主張科學與(yu) 民主的，而且積極參與(yu) 了民主建國的政治活動。

梁先生是有操守有氣節的人，他的骨頭很硬，我深深敬服他的人格。我曾經五次到北京看望、拜訪他，為(wei) 他的精神所折服。他是一位真儒，決(jue) 不趨炎附勢。他有自信力。1941年他在香港主持民盟事務，創辦《光明報》。太平洋戰爭(zheng) 爆發，香港淪陷，他坐小船回來，非常危險，但他若無其事，心地坦然地說：“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wei) 之變色，曆史將為(wei) 之改轍。”他說，孔孟之學的意蘊，中國文化在人類的地位，隻有我能闡發，我還有三本書(shu) 要寫(xie) ，我怎麽(me) 能死呢？天怎麽(me) 會(hui) 讓我死呢？梁先生就是這樣自信，這樣有擔當意識的人。這很像孔子。如孔子所說的“文王既沒，文不在茲(zi) 乎”那樣。解放前夕，他代表民主團體(ti) 到昆明調查聞一多、李公樸遇害案，在群眾(zhong) 大會(hui) 上痛斥國民黨(dang) 特務。他說，民主知識分子是殺不絕的，你們(men) 有膽量就朝我開槍，我不怕死。

抗戰時與(yu) 抗戰後，他曾經兩(liang) 度去延安，曾經與(yu) 毛澤東(dong) 多次交談，乃至在窯洞同榻而眠。建國以後他多次成為(wei) 毛澤東(dong) 的座上賓，但沒接受毛主席讓他在政府中任職的建議，又多次提出不同意見，後來就有“廷爭(zheng) 麵折”的局麵。1974年，他發表《我們(men) 今天應當如何評價(jia) 孔子》，反對以非曆史的觀點評價(jia) 孔子，反對把林彪與(yu) 孔子相提並論。梁先生的代表作是《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國文化要義(yi) 》等，他的哲學是文化哲學、生命哲學、人生哲學。他主要用心於(yu) 人生問題與(yu) 中國問題，為(wei) 此而思考與(yu) 行動了一生，其哲學與(yu) 他的生命融合在一起。

熊十力先生（1885年－1968年）與(yu) 梁先生一樣，也參加過辛亥革命。他原名子真，湖北黃岡(gang) 人，是一位傳(chuan) 奇式的人物，從(cong) 沒有受過任何舊式與(yu) 新式教育，隻讀過半年私塾。他生長在貧瘠鄉(xiang) 間的一個(ge) 貧苦農(nong) 家，幼時為(wei) 人牧牛。16－17歲時遊學鄉(xiang) 間。不久，他與(yu) 同道受到維新派影響，欲物色四方豪傑，共圖天下事。為(wei) “運動軍(jun) 隊”，他投身行伍，又考入湖北新軍(jun) 特別小學堂為(wei) 學兵，宣傳(chuan) 革命，聯絡同人。他加入日知會(hui) ，並發起組織“黃岡(gang) 軍(jun) 學界講習(xi) 社”，主持該社的革命活動。他曾參與(yu) 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護法運動，目睹鼎革以還，世風日下，“黨(dang) 人競權爭(zheng) 利，革命終無善果”，痛惜“黨(dang) 人絕無在身心上做工夫者”，深感“革政不如革心”，遂慨然棄政向學，研讀儒佛，以探討人生的本質、增進國民的道德為(wei) 己任。這是熊十力一生中重要的轉折。他曾自謂：“決(jue) 誌學術一途，時年已三十五矣，此為(wei) 餘(yu) 一生之大轉變，直是再生時期。”熊十力早年就有佛學的“天上地下，唯我獨尊”的意識。他是自學成才的，特別有天賦，有悟性。

熊十力先生是一個(ge) 怪才，他從(cong) 他的老師歐陽竟無先生那裏走出來，批評佛教唯識學，創立了融會(hui) 儒佛的“新唯識論”的哲學體(ti) 係。抗戰時期，熊十力入川，顛沛流離，生活拮據。他憑著對國家、民族、人民和傳(chuan) 統文化執著的愛，自甘寂寞，樂(le) 以忘憂，勉力著述講學。熊氏哲學體(ti) 係之充實、發展、完善並在國內(nei) 哲學界產(chan) 生一定影響，亦是在抗戰期間。抗戰末期出版的《新唯識論》語體(ti) 文本和《讀經示要》是他的思想成熟、體(ti) 係完成的標誌。

孔子基於(yu) 上天不會(hui) 喪(sang) 失掉華夏斯文的信念，自覺身係斯文之傳(chuan) 的使命，一身係文化神州之安危，是文化托命之人。熊十力先生30年代在北平居住時，曾自題堂聯：“道之將廢矣，文不在茲(zi) 乎？”熊先生以“上天將斯文屬餘(yu) ”的氣魄，承擔著中華文化的慧命。

馬一浮先生（1883年－1967年）是一位大名士，大隱者，大儒，理學大師，又是著名的詩人與(yu) 書(shu) 法家。他早年到美、德、日遊學。他是紹興(xing) 人，長年隱居杭州。抗戰軍(jun) 興(xing) ，才出山講學，他隨浙大遷居江西泰和、廣西宜山，講學的內(nei) 容後來編成《泰和會(hui) 語》、《宜山會(hui) 語》。1939年，馬先生到四川樂(le) 山創辦複性書(shu) 院，有《複性書(shu) 院講錄》6卷。馬先生認為(wei) ，六經可以統攝一切學術。馬先生的儒釋道的學養(yang) 特別深厚，佛學造詣頗深，對宋明理學也有精湛的研究。

抗戰時在後方，蔣中正常常召見一些學者去談話，馮(feng) 友蘭(lan) 先生、賀麟先生等都分別去見過蔣，據說這都是陳布雷的安排。馬先生見蔣是在抗戰初，辦複性書(shu) 院之前。據說馬向蔣講兩(liang) 個(ge) 字：“誠”、“恕”（一說為(wei) “虛”）。他希望蔣“恕以接人，誠以開務，以國家複興(xing) 為(wei) 懷，以萬(wan) 民憂樂(le) 為(wei) 念”，強調“誠即為(wei) 內(nei) 聖外王之始基”。據說蔣對這種勸誡甚為(wei) 不快。事後，友人問馬先生對蔣的印象，馬的評價(jia) 很有趣，他說蔣“英武過人而器宇褊狹，缺乏博大氣象”，又說蔣“舉(ju) 止過莊重，雜有矯揉”。他評價(jia) 蔣是“偏霸之才，偏安有餘(yu) ，中興(xing) 不足。比之古人，不過是劉裕、陳霸先之流人物”。這個(ge) 評價(jia) 是很確當的。大家知道，劉裕是南朝宋齊梁陳的宋的建立者，即宋武帝，雖代晉稱帝，但沒有統一中原。陳霸先是南朝陳的建立者，即陳武帝。這兩(liang) 個(ge) 王朝都是短命王朝，都沒有完成統一大業(ye) 。大概從(cong) 心胸、氣度和霸業(ye) 上看，蔣不過是宋武帝、陳武帝之類人物，後來的曆史果然驗證了馬先生的判斷。

三先生的交遊

1919年，熊十力執教於(yu) 天津南開學校，教國文。這年暑假之前，熊先生曾寫(xie) 信給當時任北京大學講師的梁漱溟先生，大意是說：你在《東(dong) 方雜誌》上發表的《究元決(jue) 疑論》已經拜讀，其中罵我的話卻不錯，希望有機會(hui) 晤談。梁先生1916年發表的《究元決(jue) 疑論》的第三部分，對熊先生1913年在《庸言》上發表的《健庵隨筆》批評佛學的看來提出批評，認為(wei) 熊氏不了解佛學的真義(yi) ，恰恰是使人有所依歸，不致流蕩失守。暑假，熊氏由天津到北平，借居廣濟寺內(nei) ，與(yu) 梁先生討論佛學。兩(liang) 人一見麵就暢談起來，但因看法相左，均未能說服對方。這是一次曆史性的會(hui) 見，此後梁熊二先生交遊了近半個(ge) 世紀，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梁先生此時勸熊先生好生研究佛學。

1917年10月，梁先生就任北大教習(xi) ，就任時即向蔡元培申明：“我此來除替釋迦、孔子發揮外，更不作旁的事。”1919年，梁先生的《印度哲學概論》由商務印書(shu) 館出版。次年，他的《唯識述義(yi) 》（第一冊(ce) ）由北大出版部出版。1920年暑假，梁先生赴南京訪學支那內(nei) 學院（籌備處），求教於(yu) 歐陽竟無大師，並介紹熊十力先生入院求學。暑假過後，熊先生沒有再去南開教書(shu) ，而是由德安去南京內(nei) 學院學習(xi) 佛法。從(cong) 1920年秋至1922年秋冬之交，熊先生一直在歐陽竟無先生門下學佛。

1922年秋，在北京大學講授佛教唯識學的梁漱溟先生顧慮自己學養(yang) 不足，恐怕有無知妄談之處，征得蔡元培校長的同意，代表北大專(zhuan) 程去南京內(nei) 學院聘人。梁先生原意是請呂澂先生來北大講佛學，但歐陽大師不放，遂改計邀熊十力先生北上。蔡先生很尊重熊先生，他們(men) 在進德會(hui) 時期有過交往。1918年，蔡先生為(wei) 熊先生的處女作《心書(shu) 》寫(xie) 過序。由於(yu) 蔡校長十分看重熊十力的德行與(yu) 才氣，熊先生這位既無學曆又無文憑的人，被北京大學聘為(wei) 特約講師，主講佛教唯識學。這年冬天，熊先生到北大任教。

在北京大學“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學術環境中，熊十力如魚得水，獲得了與(yu) 學術界精英砥礪學問的機會(hui) 。正因為(wei) 有了這一機緣，熊十力才逐步走上了“成一家之言”的道路。

熊十力在北京大學講授法相唯識之學，邊寫(xie) 講義(yi) 邊講。原來的講義(yi) 基本上依據佛家本義(yi) ，忠實於(yu) 內(nei) 院所學。熊先生從(cong) 唐代著名佛學理論家玄奘、窺基，上溯印度大乘佛學宗師無著、世親(qin) 、護法，清理唯識學係統的脈絡，揭示其理論綱要。

熊十力是一位有創造性衝(chong) 動的人。這一年，忽然懷疑舊學，對過去所相信和撰寫(xie) 的東(dong) 西，感到不安，把前所寫(xie) 稿毀掉，而開始草創《新唯識論》。也就是說，在他的《唯識學概論》剛剛印出不久，他已決(jue) 心自創新說，揚棄舊稿。

1924年熊先生為(wei) 自己更名“十力”。“十力”是佛典《大智度論》中讚揚佛祖釋迦牟尼的話，比喻佛祖有超群的智慧、廣大的神通和無邊的力量。夏天，梁漱溟正式辭去北大教習(xi) ，應邀到山東(dong) 曹州創辦曹州高中。熊先生亦暫停北大教職，隨同前往。同行的還有他們(men) 在北大的學生陳亞(ya) 三、黃艮庸，四川高節的王平叔、鍾伯良、張俶知及北師大的徐名鴻等。他們(men) 共同辦學、讀書(shu) 、講學。熊先生參與(yu) 其事，任導師。梁、熊諸先生對當時學校教育隻注意知識傳(chuan) 授而不顧指引學生的人生道路十分不滿，向往傳(chuan) 統的書(shu) 院製，師生共同切磋道德學問。梁先生實踐古代“辦學應是親(qin) 師取友”的原則，不獨造就學生，還要造就自己，這種精神深獲熊先生之心。熊梁先生與(yu) 弟子們(men) 一起組成了一個(ge) 文化共同體(ti) 。此時熊先生深感民國以來，唾棄固有學術思想，妄自菲薄，甚非自立之道。

1930年，熊十力在杭州知道有一位馬一浮先生是當代國學大師、詩人、書(shu) 法家，隱居不仕。聽說了馬先生的頗具傳(chuan) 奇色彩的經曆，特別是得知馬先生的佛學造詣很深，熊先生極想與(yu) 馬先生晤談。熊十力請原北大同事、時任浙江省立圖書(shu) 館館長的單不庵先生介紹。單先生感到很為(wei) 難，因為(wei) 馬先生是不輕易見客的。從(cong) 前蔡元培校長電邀馬先生去北大任教，馬先生曾以《禮記·曲禮》中的“禮聞來學，未聞往教”八個(ge) 字回絕。熊聽說後思慕益切，於(yu) 是將自己在原唯識論講義(yi) 基礎上進一步修訂、刪改成的《新唯識論》稿郵寄給馬先生，並附函請教。郵寄後數星期沒有消息，熊先生感到非常焦慮和失望。

一日，忽有客訪，一位身著長衫、個(ge) 子不高、頭圓額廣、長須拂胸的學者自報姓名：馬一浮。熊十力大喜過望，一見麵就埋怨馬先生，說我的信寄了這麽(me) 久，你都不來。馬先生說，如果你隻寄了信，我馬上就會(hui) 來，可是你寄了大作，我隻好仔仔細細拜讀完了，才能拜訪呀！說後二人哈哈大笑起來。此後，馬熊二先生成了好朋友。熊先生後來修訂《新唯識論》（文言文本）的末章《明心》章部分，吸收了馬先生的許多意見，在心、性、天、命、理等宋明理學範疇的解釋上，受到馬先生的影響。1930年11月，馬熊二先生往複通信數通。北京大學研究院院長陳大齊（百年）先生聘請馬先生為(wei) 研究院導師，馬先生推舉(ju) 熊先生去作導師。他們(men) 二人都未去，但相互尊重之情誼甚為(wei) 深厚。熊先生讓弟子李笑春給馬先生送去《尊聞錄》，馬先生閱後，特舉(ju) “成能”、“明智”二義(yi) 加以討論。

三先生的學術

1．梁先生的“理性”

梁先生的代表作《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1921年由商務印書(shu) 館正式出版。梁先生的主要看法是：西方、中國、印度是世界上三種不同類型的文化，各奉行不同的哲學。就人生的態度而言，西方文化是向前追求的文化，所麵對的是人與(yu) 物的關(guan) 係；中國文化是調和、持中、鄭重的文化，所麵對的是人與(yu) 人的關(guan) 係；印度（佛教）文化是轉身向後去的文化，所麵對的是人對自己本身，即心與(yu) 身的關(guan) 係。他的這些概括當然是比較簡單化的，但在當時，從(cong) 文化比較類型學出發來考慮問題，也很了不起。他主張“世界文化三期重現說”：西方文化是解決(jue) 生存的前提與(yu) 條件問題的，是第一期；中國孔子的文化是人心即精神生活的，是第二期；印度佛學是超越的宗教境界的，是第三期。在他看來，中西之別在一定意義(yi) 上是內(nei) 與(yu) 外、玄學與(yu) 科學、義(yi) 與(yu) 利、精神文明與(yu) 物質文明、理性與(yu) 理智的區別。他認為(wei) ，促使西方人向外逐求的是意欲，是物質利益；促使中國人向內(nei) 聚斂的是道德，是義(yi) 。他說，未來中國文化，很可能是孔子儒家文化的複興(xing) 。

梁漱溟認為(wei) ，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理性。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徹頭徹尾就是理性的發揮。正因為(wei) 中國民族與(yu) 文化植根於(yu) 理性基礎上，理性力量特別深厚，所以，雖然在曆史上輾轉變遷，此刻，遭遇這種西方風雨的摧殘，它依然深藏在民族文化與(yu) 靈魂的深處。中國文化與(yu) 民族之所以有如此頑強堅韌的精神力量，得之於(yu) 理性。中國民族在外族的武力征服麵前沒有屈服，而最後反而不斷地同化各個(ge) 民族，使其國土日廣，民眾(zhong) 日豐(feng) ，並不是靠武力，而是靠理性。在這種意義(yi) 上，理性就是中國的風俗教化、倫(lun) 理精神等。而且，梁漱溟根據這一認識，發表了他對中國民族文化的前途和未來的預見。他相信，“隻要人類存在，中國人的精神即可存在；因為(wei) 人類從(cong) 來即由於(yu) 此（理性），中國人能把握住這個(ge) （理性），當然可以站得住。”中國文化的理性精神實質也就是人類的共同精神，隻不過是中國人認識得早，而西方人認識得較晚罷了。

梁先生把理性視為(wei) 一種心思作用、情感、認知的方式、行為(wei) 的方向、人的本質、生命努力奮鬥的目標等等。理性是人們(men) 的一種平靜通達的心理狀態。在梁先生心目中，就今天世界範圍內(nei) 的文化而言，真正體(ti) 現人類理性精神的，隻能是代表中國文化的儒家道德哲學。理性就是一種向上心，一種不斷求取、奮進、超越的精神。向上之心，即中國民族生命賴以開拓的一種精神。總之，與(yu) 西方啟蒙時代以降的工具理性、科技理性不同，梁先生的理性是價(jia) 值理性、生命理性。他講的理性，其實是中國文化精神。

2.馬先生的“性德”

馬先生以本體(ti) 言心，此心即性、亦即天、亦即命、亦即理、亦即性德或德性。他有一套天、命、心、性、理、事物相互貫通的看法。馬先生指出：“德是自性所具之實理，道即人倫(lun) 日常所當行。德是人人本有之良知，道即人人共有之大路，人自不知不行耳。知德即是知道，由道即是率性，成德即是成性，行道即是由仁為(wei) 仁。德即是性，故曰性德，亦曰德性。”他認為(wei) ，性德就是仁體(ti) ，就是善。就超越麵而言是“天”、“帝”，但性外無天，人外無帝，是內(nei) 在具足的心體(ti) 和性體(ti) 。

馬先生的工夫論，亦是佛儒之辯證綜合。其綱領是《複性書(shu) 院學規》中論述的四條：（一）主敬為(wei) 涵養(yang) 之要；（二）窮理為(wei) 致知之要；（三）博文為(wei) 立事之要；（四）篤行為(wei) 進德之要。

他的六藝論與(yu) 道德理想主義(yi) 的文化哲學觀不僅(jin) 從(cong) 中國出發，而且從(cong) 整個(ge) 人類出發，從(cong) 真善美的價(jia) 值追求出發，從(cong) 人的精神世界的安立和多維發展出發，仍然是有十分重要的意義(yi) 的。他把六藝之教的重點落實在六藝之人的培育上，這對現代人素養(yang) 的提升和宇宙倫(lun) 理的關(guan) 懷都有借鑒意義(yi) 。馬一浮先生的最高成就是詩，尤其是他的哲理詩。他是本世紀中國最大的詩人哲學家。他的詩被方東(dong) 美、徐複觀稱讚為(wei) “醇而雅”、“意味深純”。

馬先生一生讀書(shu) 刻書(shu) ，嗜書(shu) 如命。蘇曼殊說他“無書(shu) 不讀”，豐(feng) 子愷說他“把《四庫全書(shu) 》都看完了”，朱惠清說他是“近代中國的讀書(shu) 種子”。然而，他卻有他獨特的書(shu) 觀：“吾生非我有，更何有於(yu) 書(shu) 。收之似留惑，此惑與(yu) 生俱。書(shu) 亡惑亦盡，今乃人無餘(yu) 。”

書(shu) 籍、文字、語言乃至思辨，不僅(jin) 不能代替而且很可能肢解、拘束生命與(yu) 生活。聖人語默，不在言語文字上糾纏。因此，他常說要走出哲學家的理論窠臼。詩能空、能舍，而後能深、能實，把宇宙生命中的一切理、一切事的最深意義(yi) 、最高境界，呈露出來。

3.熊先生的“本心”

熊十力思想的發展軌跡，大體(ti) 上是：早年批判六經，認為(wei) 六經是擁護帝製之書(shu) ；中年趨向佛法一途，直從(cong) 大乘有宗唯識論入手，不久舍棄有宗，深研大乘空宗，投契甚深，久之又不敢以觀空之學為(wei) 歸宿；後仍返求諸己，通過自己的人生體(ti) 驗，契合於(yu) 儒家《周易》。

熊十力認為(wei) ，哲學就是本體(ti) 論。他所窮究的“玄學的本體(ti) 論”或“玄學的真理”，與(yu) “科學的真理”是根本不同的。“蓋哲學之究極詣，在識一本。”

熊十力主要的哲學觀點是：體(ti) 用不二、心物不二、能質不二、天人不二。他所謂“體(ti) ”是“本心”，是“心體(ti) ”、“性體(ti) ”，即人的生命存在的本體(ti) 、宇宙萬(wan) 物之本根及其生生不息的源頭活水，在一定意義(yi) 上也是道德的本體(ti) 和道德的主體(ti) 。所謂“體(ti) 用不二”，也就是肯定生命的意義(yi) 和人生的價(jia) 值，是為(wei) 了在物欲橫流的世界重新尋找“人生本質”和“宇宙本體(ti) ”。熊氏認為(wei) ，吾人與(yu) 天地萬(wan) 物所同具的仁心本體(ti) ，內(nei) 蘊著極大的力量，可以創造出、生化出整個(ge) 人文世界。他高揚了仁心本體(ti) 剛健、創生的特質，實際上是以積極的人生態度、生命意識和人本精神去麵對世界、創造世界，同時又主張不被人們(men) 創造出來的物質世界和人文建製所異化、所遮蔽，以致忘卻、淪喪(sang) 了人之所以為(wei) 人的根蒂。

熊十力以他的本體(ti) 論統攝了宇宙論、人生論、知識論、治化論等等。他自詡其《新論》將此融成一片，抓住了窮究宇宙實體(ti) 的一本性這個(ge) 核心，從(cong) 而繼承了中國哲學的傳(chuan) 統。這一傳(chuan) 統，張東(dong) 蓀解釋為(wei) ：“其道德觀念即其宇宙見解，其宇宙見解即其本體(ti) 主張，三者實為(wei) 一事，不分先後”。他切身體(ti) 驗到革故鼎新和變化日新的氛圍。他服膺王船山哲學，將其概括為(wei) “尊生以箴寂滅，明有以反空無，主動以起頹廢，率性以一情欲”。

熊十力是我國現代哲學史上最具有原創力、影響力的哲學家，他奠定了現代新儒學思潮的哲學形而上學之基礎。他的“體(ti) 用不二”之論，成為(wei) 整個(ge) 當代新儒學思潮“重立大本、重開大用”的濫觴，亦成為(wei) 這一思潮的基本思想間架。

三先生的精神世界

梁、熊、馬三先生之間有密切交往，他們(men) 的弟子間也有密切交往，成為(wei) 一個(ge) 學術群落。他們(men) 三人為(wei) 人的風格不同。馬先生圓融，極有修養(yang) 。熊先生孤傲，脾氣急躁。梁先生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三位先生求真，忌俗，鞭笞奴隸性格，主張不集一途，不尚眾(zhong) 寵，空諸依傍，獨立不苟。

三先生確是獨行孤往、敢背人流的文化巨人，盡管複興(xing) 國學的誌向因時勢所限不可終遂，但他們(men) 盡了自己的責任！在“文革”的狂風暴雨中，梁先生仍能靜下心來寫(xie) 《儒佛異同論》、《今天我們(men) 應當如何評價(jia) 孔子》，並聲明你們(men) 可以批林，但不能批孔，孔子是中國文化的代表！人們(men) 圍攻他，他擲地有聲：“三軍(jun) 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其誌也”。這是何等的氣節操守！

熊、馬、梁三先生被弟子們(men) 稱為(wei) “三聖”。弟子們(men) 自稱“聖人之徒”。三先生相互關(guan) 心，密切聯絡，心心相印，息息相關(guan) 。他們(men) 的朋友、學生，往往是共同的，相互流動的。他們(men) 以民間書(shu) 院（如梁先生的勉仁書(shu) 院、馬先生的複性書(shu) 院）為(wei) 依托，或謹以信義(yi) 相維係。三聖及其弟子，構成了某種“文化共同體(ti) ”，在上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以弘揚中國文化為(wei) 職誌。道義(yi) 在師生的激勵、踐履中，在艱危境地的相互扶掖中，深深紮下根來。在這種團體(ti) （哪怕是鬆散的）中，在師友與(yu) 師生關(guan) 係中，人們(men) 所獲得的，不僅(jin) 是知識、學問，更多的是智慧、德行、友情。他們(men) 是保留我國傳(chuan) 統人文教育特征的文化殿軍(jun) 。

作為(wei) 現代大儒，熊、馬、梁三先生代表了中國文化的活的精神。同時，他們(men) 又各有個(ge) 性特征。誠如徐複觀所說，“熊先生規模宏大，馬先生義(yi) 理精純，梁先生踐履篤實。”

三聖中隻有梁先生熬過了文革。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到北京參加第一屆中國文化講習(xi) 班，聆聽了梁先生的第一講。他一上台就說，“我60年前就說過，未來的世界文化很可能是孔子與(yu) 儒家文化的複興(xing) ，我今天仍然堅持這一看法。”當時把我們(men) 的心弦震得直響。

三先生的全部工作，簡要地說，就是麵對西學的衝(chong) 擊，在中國文化價(jia) 值係統崩壞的時代，重建儒學的本體(ti) 論，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國文化的主體(ti) 性，並且身體(ti) 力行。他們(men) 打破了傳(chuan) 統與(yu) 現代、東(dong) 方與(yu) 西方二元對立的絕對主義(yi) ，開辟了中國文化複興(xing) 的精神方向。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