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沌初開，乾坤始奠。氣之輕清上浮者為天，氣之重濁下凝者為地。”

 

2007年12月，北京北郊。王振華正帶著三個學生吟唱《幼學瓊林》裏的句子。

 

與眾不同的是，來自湖南平江的王振華對學生的國學“啟蒙”並不從《三字經》或《論語》開始，而是用人們不太熟悉的《幼學瓊林》作為入門書。這是他從他的“先生”那裏繼承下來的教法。

 

“在私塾，我們不叫老師，要稱先生”，王振華強調說。他的“先生”叫朱執中。

 

　　十年之前，15歲的王振華在家鄉隨五峰私塾的朱執中先生吟唱的第一本書，也是這本《幼學瓊林》。那時他剛從初一輟學。從朱先生那裏，他聽來兩句非常受用的話：“學了《增廣》會說話，學了《幼學》走天下。”王振華在朱先生的私塾裏呆了三年，從《幼學瓊林》開始，一路學到“四書”和《詩經》，還讀了《左傳》中的一些篇章。

 

 

王振華隻是朱執中先生一生中所教的1000餘名“讀老書”的學生中的一個。在湖南平江，人們管私塾的學習叫“讀老書”，相應地，接受正規學校教育被叫做“讀新書”。

 

朱執中生於1923年。1930年，七歲的朱執中開始發蒙。那時，距清政府宣布廢除科舉製、設立新式學堂的1905年，已經是整整25年的光景；之後再過5年，南京政府明令各地取締私塾。在那個年代的平江，“讀新書”和“讀老書”已經是平分秋色。但是，朱先生那身為木匠的父親，飽受傳統鄉土氣息的熏染，執拗地把唯一的兒子送去私塾讀老書，而且一讀就是十好幾年。

 

在那些年，國事風雲變幻，即使在平江也有彭德懷老總領導的平江起義。不過朱執中所在的小山村還算能平靜地容下幾張書桌。他先後跟過六七位先生，這些先生中有三位秀才，甚至還有一位在抗戰中從河南逃到平江去的舉人。在這些擁有“前清”功名的先生們的調教下，朱執中把“蒙學”和“經學”的基本典籍學了個遍。幼學增廣、三百千千、四書五經自不用說，就算是比較生僻些的“三禮”，他也用很大力氣學了下來。甚至如今人們幾乎聞所未聞的《廣事類賦》、《廣廣事類賦》之類的名物之書，也是四十多本一本本讀完。

 

不過，更讓我們覺得陌生的，可能是朱執中從他的先生那裏學來的“吟唱”的方式。“吟唱”介於“唱歌”和“朗讀”之間，用的是平江的土話，聲音略微拖長。如果句子本身沒有韻，則句末大多加一個“啊”字作為韻腳。當十幾個學生同處一室各“吟”其是之時，聲音交織在一起，形成一種獨特的韻味。除“吟唱”老書之外，賦文作對、吟詩填詞、書法研習、禮儀演練也是朱先生早年私塾生活中的重要內容。

 

一句話，除了不作八股文，朱先生在1930年代所上的私塾，跟古代的私塾幾乎沒有兩樣。“十年寒窗無人問”，從七歲到十九歲，朱先生在老私塾中，也算呆足了年頭。

 

1942年，朱執中侍奉的最後一位先生鍾柳春生病。在鍾先生的再三要求下，朱執中誠惶誠恐地接過鍾先生的私塾，教起自己從先生那裏學來的老書，沒想到這一教就是六十年，一直教到二十一世紀。

 

2000年前後，“平江私塾”突然熱鬧起來，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平江私塾也不隻是五峰私塾一家，朱先生還有很多同行，他們有著和朱先生相似的讀老書的經曆——很多人就是朱先生的同窗。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教老書的先生們因為年事已高先後封館，平江私塾越來越少。在媒體的描述中，平江私塾一度成為“私塾的活化石”或“中國私塾教育的最後遺存”。

 

2003年年末，等到朱執中先生不再教老書的時候，各路媒體紛紛宣布：“隨著湖南省平江縣五峰私塾朱執中先生宣布‘封館棄教’，中國從孔夫子開始的、延續了幾千年的私塾教育，終於落幕了。”

 

一不小心，朱執中先生成為“中國最後一位私塾先生”。

 

　　不過媒體的判斷並不一定全對，因為中國的私塾教育並沒有隨著朱執中先生的封館而落幕。

 

 

“幼兒園——小學——初中——高中——大學……”；“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

 

長期以來，正規教育體製一級一級的階梯，已經在人們頭腦中根深蒂固。“九年義務教育”也通過法律的手段，以權利和義務的形式深入人心。

 

所以，當2003年2月18日，河北行唐的中醫傅路江創辦明德學堂的時候，一些媒體又迫不及待地奉送了一頂“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所真正意義上的私塾學堂”的帽子。

 

明德學堂的特殊之處在於，第一，它集合了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卻又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學校；第二，它較少教授義務教育階段的課程，卻以“四書五經”、“唐詩宋詞”甚至中醫和武術等為主要的教學內容。

 

在人們的印象中，“四書五經”幾乎是一個早已僵死的詞匯，怎麽又在這麽一個小縣的學堂中複活起來？奇怪也哉。

 

不必奇怪。實際上，這幾年興起的私塾或學堂還有很多，比如上海的孟母堂，安陽的謙德學堂，合肥的小篩子私塾，婁底的賀氏私塾，武漢的童學館，蘇州的菊齋私塾、淑女學堂，吉林的蒸籠古文，天津的在謙私塾，北京的成賢學堂，濟南的女子私塾…… 幾乎各大城市以及一些中小城市，都有私塾的蹤跡。

 

真一個“千樹萬樹梨花開”。

 

這一切都發生在平江私塾即將走向終結的時候。新老私塾的交替，彼此毫不知情，時間上卻如此接近——一個奇妙的“新陳代謝”。

 

這些現代私塾或學堂用“朗誦”代替了“吟唱”，不過教學的形式基本上還是相似的，那就是“老師帶著學生念”。在教學的內容上，它們和五峰私塾也頗為相似。不過，新私塾中的教學主題，已經不再叫作“教老書”，它們有另外一個似乎更加時髦的名詞——讀經。

 

原來是“忽如一夜春風來”。

 

民間的私塾實踐，背後是一個更為廣闊的讀經運動。

 

 

“小朋友，跟我念”。

 

這是王財貴老師的口頭禪。幾乎每次的讀經宣講會上，他都會向家長和老師強調這個讀經的“不二法門”。

 

為什麽是小朋友？答曰：小朋友記性好，且機械記憶能力大於理解能力。

 

為什麽跟我念？答曰：小朋友不需要講解，隻要跟大人一遍一遍念，記住就好。

 

跟我念什麽？答曰：經典——四書五經，唐詩宋詞，老莊，柏拉圖，莎士比亞……

 

　 1994年，台中師範大學語教係王財貴副教授在台灣發起青少年讀經運動，倡導教育從讀經開始，主張利用13歲以前人生記憶的黃金時期，讀誦中國文化乃至世界一切文化的經典，提升文化修養。讀經教育在台灣得到廣泛響應。後經南懷瑾、楊振寧等人的倡導和推動，大陸和港澳地區乃至北美、東南亞華人社會均開展了兒童讀經活動。據說，至今為止有上千萬的兒童不同程度地參與其中。

 

王財貴辦的網站叫“全球讀經教育交流網”。讀經運動，確實已經遍及全球，至少是全球的華人社會之中。不過，在大陸，一些學者傾向於把“九老提案”作為讀經運動的起點。

 

1995年，趙樸初、冰心、曹禺、夏衍等九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向全國政協提交了《建立幼年古典學校的緊急呼籲》的提案。他們主張建立少量“幼年古典學校”或“古典班”，適當采取傳統的教學方法，讓學生從小背誦曆代重要的文、史、哲名篇，並且指導學生從事古文、駢文、詩、詞、曲的寫作實踐。1998年，根據該提案的精神，舒乙、王誌遠、劉蔭芳等人牽頭創辦了“北京市聖陶實驗學校”，該校“以九年義務教育課程為基礎，以傳統文化素質教育為特色”。

 

經曆無數政治風波的九位老人，顯然沒有“奢望”將經典教育推向全社會。能夠有少量古典學校存續傳統文化的香火，或許已足慰其心。聖陶學校的王誌遠校長也說，他們一開始的側重點就不在做“運動”上。

 

“讀經”要真正在大陸“運動”起來，還需要曆史的機緣。

 

2001年，王財貴在北京師範大學作了一場演講，本來的題目叫“兒童經典導讀教育”。當該講座錄像被製成光盤後，題目變成了“一場演講，百年震撼”。平心而論，在北師大的講座現場，場麵並不火爆。但是製成光盤之後，據有關人士估計，其流通量至少有幾百萬張。有人稱之為讀經運動中的一個“利器”，“百年震撼”的說法倒也不算太誇張。

 

盡管被稱為“百年震撼”，王財貴這套讀經理論，一開始還隻是在民間流傳。“讀經”這樁事情真正走上台麵進入公眾的視野，還需要三年的時間。

 

2004年5月，《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誦本》出版。該叢書由中華孔子學會和中國教育學會委托有“當代大儒”之稱的蔣慶編寫，從四書五經一直選到朱熹、王陽明，一水兒的儒家經典。該書出版後，薛湧於2004年7月8日在《南方周末》發表“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義——評蔣慶的讀經運動”一文。這位被評為“中國公共知識分子50人”之一的耶魯大學曆史係博士候選人，這幾年在國內媒體上發表的文章也都夠出成集子了，但這篇文章卻受到格外的關注，成為引發“讀經大討論”的導火索。除薛、蔣二人外，秋風、朱國華、劉海波、許紀霖、皮介行、袁偉時、王怡、王達三、楊東平、胡曉明等眾多學者也參與其中，一時間好生熱鬧。

 

“讀經運動”，經過十幾年的醞釀發酵，終於浮出水麵。

 

在這一過程中，和讀經有關的民間或半官方機構逐漸形成，相關的講座、會議也在年複一年地開展，甚至一些公立學校也破天荒地將“讀經”引入課程之中。許多參與者都對讀經進行了一番思考，甚至儼然形成一些大大小小、主張互異的“流派”。

 

遍地開花的私塾，就是這個讀經運動的重要“基地”。但，要想梨花開，光有春風還不夠，還得問問梨樹，甚至土壤。

 

私塾的土壤在民間。

 

 

有人說，王財貴那一句“小朋友，跟我念”，點燃了整個讀經運動。

 

這話對，也不全對，畢竟一個巴掌拍不響。至少就私塾而言，在王財貴之前，一些私塾的主人已經有過一些對於教育的反思，甚至嚐試。

 

明德學堂的傅路江把自己創辦私塾的思想根源一直追溯到高中時代。高中時代的他極其厭惡學校的應試教育，他說：“上高二的時候，我就想，以後有了孩子，一定不讓他受這份罪，就像監獄一樣，學了那些枯燥無味的東西，幾乎要使我崩潰了。”他最感興趣的，是到縣圖書館去看《古文觀止》、《老子》、《莊子》之類的書籍。

 

後來，當女兒兩三歲的時候，傅路江試著把自己熟知的《醫學三字經》教給她——倒也不是一板一眼地師徒相授，不過就在女兒耳旁念叨幾句罷了。等有一次他出門辦事回來，妻子滿腹疑惑，說女兒這幾天老是念叨幾句誰也聽不清的話，有一句好像什麽“要耕地，有牛羊”。傅醫生也耕過地，知道羊幹不了這差事，於是蹲下來在女兒嘴邊一聽究竟。這一聽大吃一驚，女兒成天念叨的，竟然是“醫之始，本岐黃，靈樞作，素問詳，越漢季，有南陽……”這正是《醫學三字經》裏麵的句子。這書傅妻沒有念過，加上小孩子發音不準，隻道“越漢季，有南陽”是什麽“要耕地，有牛羊”。傅路江從此對小孩子的記憶能力刮目相看，於是不失時機地把整本《醫學三字經》給女兒念叨完了。

 

道謙學堂主人王密生是河南某縣的文聯主席，平素對四書五經之類頗有研究。在他女兒上二年級的時候，王密生閑來無事，等女兒放學後，就領著她讀《大學》，沒想到女兒一個星期就背會了。王密生喜出望外，又接著教《論語》，並且還給她找了幾個夥伴一起學。“我女兒從三年級開始就不去學校了，就在家學習，期末去學校考試。她以前考第一，回家後去考，還是第一。我說這成啊，還去學校幹嗎？”

 

類似的嚐試，已經在學校正規教育體製之外，隱約找到了另外一條教育的路子。隻是這些個人的零星探索，一開始難以形成氣候。畢竟，麵對強大的體製，任何個人的零星嚐試即使成效顯著，也難以底氣十足。

 

王財貴那場“百年震撼”的演講給他們撐足了底氣。

 

2003年，傅路江從網上搜到了那場演講的視頻，看完之後目瞪口呆，“這不是我們家幾代人的心願，讓他給一語道破了嘛！”傅路江讓同為中醫的老父親看，老父親看完後，淚流滿麵地告訴兒子：“這個計算機啊，三千六百塊錢買的，咱們看了這一場演講，就算現在把計算機砸了也值。”

 

行動是當機立斷的。他們本來就是中醫，於是讓孩子繼續讀《黃帝內經》。傅路江則專門去了一趟石家莊，買回來《大學》、《論語》等一係列教材。在女兒身上試驗繼續取得成效之後，他在當地大發傳單，宣講讀經理念，硬是把明德學堂給折騰出來了。

 

道謙學堂的王密生看完王財貴的講座光盤後，也大有“於我心有戚戚焉”的感慨，於是馬上在網絡上和王財貴取得聯係，過從甚密。此後他心裏更有譜，繼續教女兒和幾個孩子深入讀經。後來他女兒去考河南師大附中，該校招生隻需要麵試即可。女兒當著麵試老師的麵，四書、老莊幾本古書指哪背哪，解釋通暢，直讓麵試老師一拍桌子，大聲“吼”道：“回去叫你爸準備錢（來上學），你爸厲害！厲害！”幾個一起讀經的孩子也用同樣的方式，一起考進了這所河南省數一數二的重點中學。不過，上了一個學期，女兒就覺得學校沒意思，於是又回來自學，繼續讀古文經典，也學習各門功課，期末去考試，也還名列前茅。

 

對於女兒取得的成績，王密生一個勁地後悔，“如果早一點教的話，那就不得了了。所以我發心，要辦一個私塾幼兒園，就收從四歲到六歲的孩子，在我這讀三年，把四書五經基本上都背會。”道謙學堂就這麽辦起來了。

 

每一個私塾的形成，都會有不同的機緣。但是，有一點或許是相同的，那就是王財貴等人宣道的讀經理念，正好與民間對於正規學校教育的反思相暗合。當然，你也可以說，後者暗合了前者。

 

　　不過，這清風玉露兩相逢般的“暗合”，卻牽扯出一個法律的尷尬來。

 

 

“昔孟母，擇鄰處，子不學，斷機杼”。“孟母三遷”的故事可謂家喻戶曉。

 

一年多以前，一座名叫“孟母堂”的私塾，突然成為媒體上的熱門話題，一時間竟也家喻戶曉起來。盡管這所棲身於上海別墅區的小私塾，當時隻有12個學生。

 

事情起於2006年7月9日在上海召開的“讀經教育與學校教育”研討會。在那個會上，有人提及了孟母堂的辦學情況。7月10日，上海《東方早報》以“全日製私塾悄然現身上海實驗顛覆性教育形式”為題，首先報道了孟母堂的教學模式。該報又在11日、12日連續刊登了三篇文章對孟母堂進行報道和評論。媒體的報道引起教育部門的注意。7月14日，上海市鬆江區教育局派人至孟母堂質詢。7月17日，鬆江區教育局下發告知單，責令孟母堂立即停止其“非法教育活動”。7月19日，家長以“孟母堂違反義務教育法嗎”一文，致函鬆江區教育局，認為自己不存在違反義務教育法的問題。7月24日，上海市教委發言人發表談話並給媒體發文，列舉出孟母堂的三條“錯誤”，並稱將在9月1日前叫停孟母堂。7月31日，孟母堂發表“家長聲明”，對於上海市教委所認定的“違法行為”進行了逐條的辯解，不過表示將在9月1日前暫時停止家庭自主學習形式。此時，孟母堂表示將在9月1日前起訴上海市鬆江區教育局和上海市市教委。

 

一時間，劍拔弩張。緊張的氣氛，直讓人感到“山重水複疑無路”。

 

“衝突”在8月23日達到高潮。當天，教育部法製處副主任張某在上海為教育部門負責人作新修訂的《義務教育法》專題輔導報告時指出，“義務教育是國家統一實施的所有適齡兒童、少年必須接受的教育”，“即使家長再有本事，孩子也不能在家接受教育”。她認為家庭無法提供養成教育、愛國主義教育、社會實踐以及軍訓課程等。

 

這似乎是最終的判決。網絡和媒體興起又一輪激烈討論。一天之後，8月24日，孟母堂向上海市教委提交《行政複議申請書》，要求撤消《告知單》所作的具體行政行為。從此以後，“孟母堂事件”正式進入法律程序。

 

在等待行政複議結果的過程中，雙方反而從初期的對抗慢慢走向溝通。上海市教育部門相繼約見了孟母堂的男女主人。到開學前的8月31日，鬆江區教育局也並沒有真的來強製取締，隻是到孟母堂抄取了一份在家學習的兒童名錄。

 

經過兩個多月的漫長等待，2006年11月19日，上海市教育委員會回複了孟母堂遞交的《行政複議終止通知書》，將鬆江區教育局的告知單認定為“一種指導和建議”，“尚未對相對人權利義務產生法律上的實際影響”。通過這種“軟著陸”的方式，“孟母堂事件”最終劃上句號。

 

9天之後，2006年11月28日，教育部新聞發言人王旭明表示，義務教育以外的各類學校，按照《民辦教育促進法》和《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申報有關部門，按照有關部門程序批準也可以辦。這個解釋，被看成是國家五十多年來首次對於私塾合法性的承認，也被認為是“孟母堂事件”的相關產物。

 

至此，終於柳暗花明又一春。

 

　　伴隨著媒體的大量關注，“私塾”和“讀經”再度成為公眾熱議的話題。“孟母堂”三個字，甚至一度成為中國當代私塾的代名詞。

 

 

“小朋友，能給我們背一段《論語》麽？”

 

“好，那我就從《微子第十八》開始吧。子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幹諫而死……’”

 

2007年11月，中央電視台某檔欄目的錄製現場。來自北京某著名中學的“90後”的中學生們，正一個勁地搶著話筒發表自己關於孔子的看法。有的說孔子不過是“老頭兒一個”，有的說孔子最多算“成功人士”。來自北京四海孔子書院的幾個八九歲的小朋友，卻把這些中學生們大概從來沒有通讀過的《論語》，背得滾瓜爛熟，讓眾人刮目相看。

 

私塾讀經教育在人文方麵的優勢，確實有目共睹。按照私塾老師和家長的看法，把這些古文經典背下去，長大了自然會消化，一生受用不盡。而且，據說經典教育可以有效地開發兒童大腦的智慧，這將促進而不是阻礙對於數理化等科目的學習。

 

問題是，如果一直這樣讀下去，長大之後，孩子們怎樣才能進入大學？又拿什麽文憑去找工作？“出口”不暢是困擾許多讓孩子讀經的家長的頭等問題。

 

在以前的平江私塾，這個問題幾乎不存在。第一，在平江去讀私塾的，大多是上了幾年小學或中學，家長感到孩子升學無望的時候，才選擇去讀些老書；第二，平江鄉俗重禮，紅白喜事都需要“應酬先生”，而這個角色恰好可以由受過專門應酬訓練的私塾學生來充任。一句話，盡管平江的老私塾早就失去了科舉這個“製度性”的出口，但是緩慢變遷的鄉土社會恰恰為其提供了另一個出口。

 

不過，對於大多數私塾尤其是全日製私塾的學生而言，還是難以避免麵臨幾近嚴絲合縫的現代教育製度。讓孩子“上大學”幾乎是大多中國家長心中難以磨滅的情結，但現在的大學，顯然還沒有直接向優秀私塾學生敞開的半點意思。於是，家長們的選擇也是各式各樣的。

 

特別篤信讀經理念的家長，選擇讓孩子在私塾中一直讀下去，以後憑本事到社會上找工作。較為擔心孩子將來出路的家長，則會選擇讓孩子在私塾讀一段時間，再回到學校，或者同時在私塾和學校之間兩頭跑。

 

當然，現代私塾也不是全然沒有正規教育體製外的出口。在經濟發達的上海，孟母堂的男主人信心十足地說，學堂的孩子已經有讀經幾年後直接出國讀書的例子；在山東德謙學堂，也有學生準備參加自學考試取得本科文憑，進而再考研究生繼續深造。這些迂回的方式，或許為現代私塾學生的出路問題提供了新的視角。

 

然而，更為吊詭的一個問題在於，一個孩子上麵有好些的家長：父親、母親、爺爺、奶奶……家長之間的看法可能是不同的，甚至完全向左，但誰又都希望按照自己認同的方式，教育自己的孩子。

 

九歲的張錦漢小朋友就麵臨這樣的難題。他從小被母親尚女士帶著讀《道德經》。等兒子上小學之後，尚女士見兒子課業繁重，沒辦法繼續讀經了，覺得需要把孩子送到私塾，但遭到家人的一致反對，包括丈夫和父親。2007年暑假，尚女士借口外出旅遊，把孩子送到上海一家私塾。然而紙包不住火，丈夫和父親最終知道了，於是一家人從陝西老家往返上海兩趟，孩子還是被接回去了。但沒過多久，尚女士又把孩子帶到山東的一家私塾，自己索性把工作丟到一邊，在私塾裏和孩子一起讀起古書來。為這，她和丈夫差點鬧到離婚的地步。

 

如果家長之間意見不合，特別是父母之間意見不合，孩子就難免在學校和私塾之間來回徘徊。如果夫妻二人對讀經理念都非常認同，那麽一個新的私塾很可能就此誕生，安徽合肥的王武東和陸易就是如此。他們辦的小篩子私塾，因為不收費而在圈內名氣頗大。

 

王武東認為，私塾教育屬於德行教育，和技能教育的不同之處在於，它不能用商業的方式來運作。夫妻二人從2004年開辦第一個誦讀班以來，到現在已經開了四個誦讀班，搭進去了好幾萬的積蓄。後來，為了讓私塾持續下去，他們不得不折中一下，在網上公布了一個公益賬號接受捐贈，但捐贈必須是無記名的。

 

實際上，經費問題也是私塾麵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河南安陽的魏老師為了開辦謙德學堂，甚至賣掉自己的房子，住在學堂租來的房子。這種發自民間的私塾目前缺少政府或相關基金的資助，經費問題大多數還不得不依靠收取學費來解決。不過，如今能夠基本實現收支平衡的私塾也不少，比如上海的孟母堂以及天津的在謙學堂。

 

平江五峰私塾八十多歲的朱執中先生，盡管滿腹經綸，卻不怎麽去理會什麽“讀經運動”或“現代私塾”——據說有人出八十萬請他去做關於讀經的講座，被他謝絕。朱先生的兒子，在嶽陽已經買好了樓房。盡管老伴已經去世，封館後的朱先生，仍然一個人住在土牆的老屋中。低矮的老屋四周，圍著兩層的樓房，都貼滿潔白的瓷磚。每天清晨，朱先生一般都會在老屋的牆根下曬太陽，抽抽煙，若有所思，若無所想。門前的路上——據說這條土路很快就會鋪成柏油路——不時有摩托車呼嘯而過。太陽的光，很快就被四周的樓房擋住，於是朱先生起身進屋。佝僂的身軀轉過，恍惚中一個鄉土社會的背影，漸行漸遠。

 

然而，這一切並不妨礙他的學生、二十多歲的王振華對於“讀經運動”的參與——王振華曾經在長沙跟隨推廣經典教育的老師做過“經典導讀”，也曾經在北京跟過一位專門推廣《弟子規》及德行教育的王教授。他現在所收的學生，其家長也深受王財貴等人讀經理念的影響。他還教孩子們“吟唱”，但大都用的是普通話。他用自己抄寫的繁體、豎排、小楷的《幼學瓊林》和四書等作為學生的教材，但也用一些現在出版的大字拚音素本教材。在王振華那無名的私塾裏，我們似乎看到了所謂“傳統”和“現代”之間某種無聲的結合。

 

私塾之路，或許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