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慶先生編篡了12冊“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誦本”，被薛湧先生稱為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義（《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義——評蔣慶的讀經運動》，見《南方周末》，2004年7月8日）。 

筆者有個看法：自稱所謂啟蒙者，往往致人於最深的愚昧中。在政治史中，鼓吹解放和權利的漂亮詞句，比對秩序與權威的嚴峻強調，更容易走向專製的道路。在教育中，對兒童自主選擇、懷疑一切的討好，比之強調服從、控製玩劣，更具有煽惑力，但卻更愚昧而不自知。 

吾國傳統經典的價值和能否在不求甚解的情況下要求兒童背誦，開明如薛湧先生的反對觀點，竟建立在3-12歲兒童的喜好與否的基礎上。薛的觀點，其實隻是美國自由派左翼的政治正確，或可遠追溯至盧梭的理論。但這種見解，又有什麽堅實的基礎？薛湧文中所說的蔑視父母權威和厭惡背誦的兒童，還沒有成年，還不知道會有什麽樣的造就。但是，經驗和曆史卻告訴我們，道德習慣和修養，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教化的結果。正確的是非觀念，良好的習慣，不是兒童的天性，而是日積月累的灌輸甚至適度懲戒的結果。要培養孩子成為有用的、品行良好的社會成員，不是使他從小就懷疑一切，以自己為中心成為裁量一切的尺度，而是不加懷疑地學習和繼承一個源遠流長的偉大傳統。隻有在傳統中，才有進行邊際批評的資格和可能。知識的獲得不是起始於懷疑，而是相信。不一定是理解了才相信，也是相信了才有可能理解。 

教育兒童是父母的責任。“子不教，父之過”是我國先賢的古訓。在教育中，兒童沒有完全自主的能力和資格，服從和權威、規訓和懲罰（反用福柯的術語）是必要的，是良好的教育所不可缺少的。以前英國的公學多培養出來真正的紳士；我家鄉父老至今流傳的“棍棒底下出孝子”，是話糙理不糙的。薛湧先生讚成的那種教育方式，其成績又如何呢，有什麽經驗證據告訴我們效果良好？怕是以放縱開始，以淺薄甚至野蠻告終。 

我同意，沒有人可以強製要求所有家長必須督促孩子閱讀中國典籍。但是，兒童的家長和被家長所托付的私塾先生，可以壓製兒童看動畫片、打遊戲的自然喜好，而誘導且並不排除強迫兒童背誦經典，引導孩子們走入正道。為達此目的，筆者甚至讚成家長和家長的代理人可以在適當的時候實施必要的懲戒，隻要懲戒隻是產生了暫時的疼痛而沒有造成永久的傷害。 

蔣慶先生編輯的“誦本”，並非獨出心裁，而是基於曆史的經驗，取我國古聖前賢的成法而已。這不是什麽專製心態。對曆史和前人的尊重，恰恰是對思想專製的抵製，終極的權威恰恰在編書者之外。至於薛湧的看法“世界上人人有思想的權利，隻需要記住那些自己認為值得記住的東西”，則極為獨斷，沒有堅實的根據，並將客觀真理降低為人的主觀欲望，從而走向他批評的“蒙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