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hui) 需要儒學的療育 

——訪慈濟大學宗教與(yu) 文化研究所所長林安梧教授

作者：林安梧

記者：殷立飛

來源：《深圳特區報》（2015年04月21日第C02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三月初三日丁卯

           耶穌2015年4月21日

提要：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等事件中，有些人對儒學的批判，那是因為(wei) 當時的中國處於(yu) 政治和經濟的弱勢時期，出現了文化上的不自信，大家希望通過文化上的批判和否定來迎接所謂的現代化，實現富強。但是，由於(yu) 中國文化的特殊性，這樣的道路肯定走不通。特別是進入現代社會(hui) 後，麵對社會(hui) 形態的變化，需要尋找治療的方法，儒釋道的思想中有很多值得借鑒的資源。

近日，深圳舉(ju) 辦“大愛築城”關(guan) 愛行動理論研討會(hui) ，受邀參會(hui) 的台灣慈濟大學宗教與(yu) 文化研究所所長林安梧教授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zhuan) 訪。作為(wei) 當代新儒家牟宗三先生的高足、“後新儒家”批判派的代表，林安梧教授結合現代社會(hui) 所出現的一些弊病，對“新儒家”、“後新儒家”的觀點，以及儒學的當代適用性等問題做了深刻分析。

麵對社會(hui) 形態的變化問題，需要尋找治療的方法，儒釋道的思想中有很多值得借鑒的資源

深圳特區報：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儒學受到了巨大的衝(chong) 擊。當代“新儒家”如何麵對儒學的存與(yu) 廢這個(ge) 時代性問題？

林安梧：“新儒學”的理論就是在回應這個(ge) 問題，回應徹底的“反傳(chuan) 統主義(yi) ”。徹底的反傳(chuan) 統主義(yi) 一直認為(wei) ，傳(chuan) 統會(hui) 阻礙中國走向科學與(yu) 民主，也就是所謂的“現代化”。

作為(wei) “新儒學”的代表人物，我的老師牟宗三先生認為(wei) 傳(chuan) 統並不妨礙現代化，反傳(chuan) 統主義(yi) 者持相反觀點，是因為(wei) 沒有真正把握住傳(chuan) 統的核心，即“良知”之學和“心性”之學。牟先生提出了一個(ge) 膾炙人口且引發爭(zheng) 議的說法，叫做“良知的自我坎陷”，認為(wei) 要在傳(chuan) 統道德的基礎之上去安置科學與(yu) 民主，由此開啟所謂的“現代化”。

途徑就是通過“良知的自我坎陷”，開出“知性主體(ti) ”，開出“民主科學”。科學是中立的，而“良知”是超越知性主體(ti) 之上的道德主體(ti) ，由道德開出知識，由道德開出知性主體(ti) 和民主科學。

深圳特區報：有人說您是“後新儒學”中的批判派，這個(ge) “後”是對您的老師牟宗三先生“新儒學”的批判。您認可這個(ge) 觀點嗎？

林安梧：我的觀點主要集中在我的《後新儒家哲學論綱》當中，提出當代新儒學代表一個(ge) 時代的完成，回應了“徹底的反傳(chuan) 統主義(yi) 者”如何開出現代化。但是，新儒學隻是給出了一個(ge) 理論上的邏輯次序，而我首先要厘清理論上的邏輯次序與(yu) 實踐上的學習(xi) 次序的差別。

牟先生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過世之後，有人認為(wei) 要維護牟先生之所論，我認為(wei) 對牟先生的“新儒學”觀點，要做一個(ge) “批判的繼承”，才能實現儒學“創造的發展”。更準確地說，“後新儒學”是對“新儒學”的轉化，實現發展。

因為(wei) 今天所處的時代不一樣了，儒學必須重新去麵對現實本身。在牟先生那個(ge) 年代，呼喚著要進入現代社會(hui) ，走向民主科學。牟先生給出了一個(ge) “理”上的詮釋和說明。但是，在具體(ti) 如何落實這個(ge) 環節上，還是有缺憾。

由此，我們(men) 需要考慮兩(liang) 個(ge) 變化。第一個(ge) 變化是現代社會(hui) 是一個(ge) 以“公民”為(wei) 主體(ti) 的社會(hui) ，在這樣的社會(hui) 形態中，應該需要什麽(me) 樣的儒學。第二個(ge) 變化是進入現代化社會(hui) 之後，人在追逐外在對象的過程中離開了本來價(jia) 值根源存在的狀態，自我受製於(yu) 商品、技術等外在物質，人出現了“異化”。比如，人們(men) 發明手機，本是為(wei) 了更加方便交流，其結果卻造成人們(men) 陷入了手機的“圈套”中，離不開手機，還影響了人際之間的交往，對這些“異化”的問題，需要尋找治療的方法，儒釋道的思想中有很多值得借鑒的資源。

要與(yu) 傳(chuan) 統交談和對話，讓傳(chuan) 統起到對現代化“批判”和“療育”的功能

深圳特區報：您對“新儒學”的批判，主要是在批判什麽(me) ？

林安梧：牟先生觀點的合理性，主要是在詮釋體(ti) 係的邏輯之下，以“良知”之學為(wei) 起點，往下來回應“科學與(yu) 民主”，給出了一個(ge) 理論上的邏輯次序。但是，現代化的發展曆程，在東(dong) 方世界，其實是一個(ge) “實踐的學習(xi) 次序”，也不同於(yu) 西方的現代化發生過程，而有一個(ge) 曆史的發生次序。

儒學理論的邏輯次序和實踐的學習(xi) 次序是兩(liang) 回事。在理論上邏輯次序不一定適用於(yu) 實踐的學習(xi) 次序。例如，在新加坡等東(dong) 方地區，民主或者現代化進程中，就無所謂牟先生所言的“良知的自我坎限”，也沒有由道德開出知性主體(ti) ，開出民主科學。還是從(cong) 一種感觸直覺當中去學習(xi) 民主與(yu) 科學，通過這種實踐的學習(xi) 次序，卻依然學得相當不錯。

另外，我們(men) 所處的時代，已不是牟先生所處的那個(ge) 時代，因為(wei) 不同的人，不同的觀念所帶來的問題感不同了。牟先生所處的那個(ge) 時代，努力地呼喚從(cong) “前現代”走向“現代”。可是，人類走到今天，不是呼喚現代化，而是在現代化的學習(xi) 過程中順暢地與(yu) 傳(chuan) 統交談、對話、融通、結合。考慮的問題是，傳(chuan) 統文化在現代社會(hui) 中該當如何，而不是牟先生所考慮的傳(chuan) 統文化如何開出現代化。但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從(cong) 現代社會(hui) 中所存在的很多弊病中，人類已經清晰地認識到，要同傳(chuan) 統交談與(yu) 對話，讓傳(chuan) 統起到對現代化“批判”和“療育”的功能。

深圳特區報：您發展了牟宗三先生的“兩(liang) 層存有論”為(wei) “存有三態論”，這樣一個(ge) 聽著玄妙的概念，對現實和學術本身有什麽(me) 價(jia) 值？

林安梧：正所謂“玄之又玄，眾(zhong) 妙之門”，玄妙的概念是認識的根本。我所提出的“存有三態論”延續牟先生的“兩(liang) 層存有論”，是為(wei) 了針對現代社會(hui) 中的一些問題，幫助人們(men) 去認識“存在”本身，讓人們(men) 認識到回歸本源和本心的重要性，這是對現代社會(hui) 起到反思作用的一個(ge) 哲學理念。在東(dong) 方的思想資源中，通過儒釋道三教的有關(guan) 思想，能夠對現代異化現象起到“意義(yi) 的治療”的作用，更進一步，上升到“存有的治療”或“道的治療”高度。

兩(liang) 層存有論是牟先生非常重要的哲學論點，主要是通過康德“現象與(yu) 物自身”的超越區分來闡釋“存在”，一層是現象界的存在，一層是睿智界的存在，也就如現象和本質的關(guan) 係一般。通過“一心開二門”來涵射這兩(liang) 界。

我的理論是由“一心開二門”轉為(wei) “存有三態論”，我認為(wei) 存有有三個(ge) 狀態，存有的根源、存有的彰顯、存有的執定，存有經曆了從(cong) 存有的根源到存有的彰顯，再到存有的執定這個(ge) 過程。存有這個(ge) 語匯，不是我們(men) 所麵對的那一個(ge) 存在，而是天人地我為(wei) 一相互對話的那個(ge) 總體(ti) ，也就是“道”，這就是存有的根源。“道”的彰顯，就是存有的彰顯之後，人們(men) 通過話語去論定一個(ge) 事物時，就像老子說的“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wan) 物之母。”人們(men) 都會(hui) 為(wei) “道”給出一個(ge) 名字才能“執定”它，但給出名字的“道”人們(men) 就從(cong) 這裏開啟了萬(wan) 物，達到“存有的執定”。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人們(men) 都有一個(ge) “存有的執定”，在論定一個(ge) 事物時，往往忘卻了存有的原初狀態，也就是所謂的道。因此，要不斷地回歸本源，做到“至於(yu) 道居於(yu) 德”，回到根源，回到本心。達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wan) 物育焉”的狀態。

人類的文明應該具有“與(yu) 天地參”、“致中和”、“天人合德”等特征

深圳特區報：“後新儒學”中的“後”，指的是什麽(me) ？

林安梧：首先是時間上在當代“新儒學”之後，也就是1995年牟先生逝世之後。牟先生過世，代表了當代新儒家成果的一個(ge) 裏程碑。

然後是麵臨(lin) 著現代化之“後”，“人本”已被用爛了，又因為(wei) 中國文化不同於(yu) 西方“控欲”的狀態，是一種“天地人我萬(wan) 物為(wei) 一”狀態，這時的文明到了需要反省的時候了，儒學也因此需要轉變。進入二十一世紀，代表著人類文明進入一個(ge) 新的時代，在新的時代，並不是盲目地去追求現代化，而是對現代化進行一個(ge) 很深層次的反思，人們(men) 要回到天地人我萬(wan) 物這樣一種能夠相互對話的世界。這時，我們(men) 更能夠有機會(hui) 去正視人的“存在”問題。人的存在不再是以“人”為(wei) 中心的存在，人必須要歸返天地，這才是中國人思考世界的方式。

我們(men) 過去太倚重西方所定義(yi) 的“現代性”，以人為(wei) 中心來思考問題。近代西方強調“我思故我在”，通過“思”來強化人的主體(ti) 地位，用知識來啟蒙人類，用知識的亮光來照亮這個(ge) 世界，控製這個(ge) 世界，人類好似越來越有力量了，達到自我實現。

但是，中國的思維方式中，一直以來都是天人地我為(wei) 一的對話方式。人隻是一個(ge) 重要的參與(yu) 者，而不是核心。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這樣的思維，都是天地人我萬(wan) 物對話的思維方式。其實，人類的文明應該具有“與(yu) 天地參”、“致中和”、“天人合德”等特征。即便是人，也並不是一個(ge) 孤立的個(ge) 體(ti) ，而是放在一個(ge) “人倫(lun) ”的網絡中去思考人。所以人不是為(wei) 自己而活著，我們(men) 是父母的兒(er) 女，我們(men) 是弟弟的兄長，我們(men) 是哥哥的弟弟，我們(men) 在這個(ge) 脈絡中來安立自己的生命。這是“現代性”進入“後現代性”的一個(ge) 重要差別。這種差別也是中華文明在慢慢進入二十一世紀後，逐漸顯現出來的問題。

另外，中國人的思維表意係統是一種“圖像性的文字表意係統”，而非西方的“語言為(wei) 中心的表意係統”。我們(men) 的文字符號隻有一種，但是讀音卻有很多種。所以，我們(men) 不是語音中心主義(yi) ，而是圖像中心，我們(men) 通過圖像更能體(ti) 會(hui) 事物的“意義(yi) ”所在，我們(men) 的文字就很像事物本來的樣子，這樣的表意係統更接近“存在”本身。

因此，基於(yu) 這些不同，我們(men) 不能再以西方的現代性話語為(wei) 參照，而是要更加自覺地去反思我們(men) 的文明。

深圳特區報：現代社會(hui) 和古代社會(hui) 有很多的不同，您是否要根據現代社會(hui) 的特點來調整自己的理論框架，甚至重構一套理論？

林安梧：準確來說，應該是調整和轉化，還談不上“重構”，因為(wei) 我的理論中還是堅持儒家的基本價(jia) 值，並融合進了釋道兩(liang) 家的思想，也不排斥其它優(you) 秀的思想資源。隻不過因為(wei) 現實的不同，在調整與(yu) 轉化中誕生一些新的觀點，比如“公民儒學”。

以前是以人倫(lun) 、家庭為(wei) 主的社會(hui) ，那是一個(ge) 以血緣性縱貫軸為(wei) 核心的社會(hui) 傳(chuan) 統。以前是以血緣性自然聯接人倫(lun) 、宰製性的政治聯接君臣、人格性的道德聯接教養(yang) 為(wei) 主。到現在就變成了契約性的社會(hui) 聯接，我們(men) 在一個(ge) 社區或社會(hui) 中，由於(yu) 人口流動，社區和社群的意識更加明顯，就會(hui) 形成一個(ge) 締結契約性聯接的社會(hui) 。

因此，人與(yu) 人之間的聯接方式發生了變化，社會(hui) 更具公共性，每一個(ge) 公民要有公德。在深圳的關(guan) 愛行動中，就是儒家所強調的愛與(yu) 公民價(jia) 值結合得很好的範例，依靠社會(hui) 來自我調節社會(hui) 。

儒學曾經出現的問題，那是因為(wei) 特定的曆史時期造成的

深圳特區報：進入二十一世紀後，您如何看待儒學的未來？

林安梧：儒學發展數千年，經曆過許多坎坷，但是儒學的價(jia) 值一直存在，無論是廟堂之上還是江湖之遠，儒學都一直在我們(men) 的生活中，特別是在民間，儒學的價(jia) 值更守尊崇。儒學講天地、人倫(lun) 、聖賢、教化，在華人傳(chuan) 統中一直堅持這些價(jia) 值。我們(men) 生命有三個(ge) 維度，一是自然的生命，二是血緣的生命，三是文化教養(yang) 的生命。孟子說得好，君子有三樂(le) ，統治天下並不一定是最快樂(le) 的事，而父母兄弟俱在、不愧天地良心、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才是最快樂(le) 的事。無論朝代更迭，文化卻生根發芽，人性依舊在這種文化中生長。

至於(yu) 說儒學曾經出現的問題，那是因為(wei) 特定的曆史時期造成的。比如將儒學比作"封建禮教"、"桎梏"，這些並不是儒學最為(wei) 核心的價(jia) 值。這種狀況是因為(wei) 封建王權強勢之下，士人隻能走科舉(ju) 這條路，壓縮了儒學的空間。

反觀現今，百業(ye) 俱興(xing) ，不用再像以往那樣隻有一條科舉(ju) 路可走，隻要有本事，做什麽(me) 都可以。在社會(hui) 生活的多元化的狀況之下，人們(men) 更願意去追尋一些原本應該有的人性、本心。

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等事件中，有些人對儒學的批判，那是因為(wei) 當時的中國處於(yu) 政治和經濟的弱勢時期，出現了文化上的不自信，大家希望通過文化上的批判和否定來迎接所謂的現代化，實現富強。但是，由於(yu) 中國文化的特殊性，這樣的道路肯定走不通。

現在是文化走向自信，儒學走向複興(xing) 的好時機。中國已成為(wei)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ti) ，因為(wei) 發展起來了，文化上才能自信和自覺，成為(wei) 文化強國。什麽(me) 是文化強國？就要有文化的自信，自覺地參與(yu) 到人類文明的構建當中，作為(wei) 文化的主體(ti) 與(yu) 其他文明更好地對話。單純從(cong) 人口上來看，以儒教為(wei) 特征的中華文明是占多數的文明，但因為(wei) 近代的曆史原因，被"征服"了。當下，中國發展起來之後，應該更好地去反省，實現中華文明的延續。

林安梧：1957年生，台灣台中縣人。“後新儒家”的代表學人，當代新儒家牟宗三先生的高足，台灣大學第一位哲學博士。曾任《鵝湖》學刊社長、主編、《思與(yu) 言》人文社會(hui) 學刊主編等職。現為(wei) 台灣慈濟大學宗教與(yu) 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長。著有《儒學革命論：後新儒家哲學的問題向度》、《佛心流泉》等。

責任編輯：葛燦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