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儒家思想人物蔣慶先生編輯了一套《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誦本》，引來耶魯大學曆史係博士候選人薛湧先生的強烈批評（《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義——評蔣慶的讀經運動》，見《南方周末》，2004年7月8日），他形容蔣先生的努力是“一場以‘文化保守主義’為旗幟的愚民運動似乎正在開始”，他徑直將這稱為一種“文化蒙昧主義”。 

這樣的評論倒也沒有什麽，因為，一個人總有對一件公共問題表達意見的自由。蔣慶先生既然倡導兒童誦讀中國古典經典，那麽，自然也應當接受別人的批評。但是，網絡論壇卻出現了一種輿論一律，薛湧先生的批評博得了廣泛的喝彩，在世紀沙龍上，網友們評論說，“倒也不必怕，這種倒行逆施的東東是得勢不了的！”“好，不能虐待兒童！”“如此愚昧的東西為何能形成“運動”？”“文化承傳乃自然選擇過程，無須‘大師’們奔走呼號！”等等。 

就在同時，各個論壇上也有一個熱門貼子，不少網友對各地政府破壞文化遺產的現象極為憤慨，對一些專家呼籲停止改建舊鼓樓大街、保護北京城市風貌的意見表示同情。然而，看到薛湧和網友們在讀經事件中所表達出來的那種徹底地、絕對地反傳統的心態，我知道，各地政府破壞舊城風貌，其實是有深厚的社會心理支持的。 

今天的那些稍微有點頭腦、也樂於思考的中國人，通常都是無可救藥的進步主義者、唯理主義者、啟蒙運動的崇拜者。啟蒙時代的歐洲大陸知識分子把整個人類曆史描述成一個進步的曆史，相應地，中世紀則是一團漆黑；今人比古人聰明、幸福、明智、理性、善良；我們今天生活在曆史的盡頭，文明在我們這裏達到了迄今為止的顛峰。 

同樣，現代以來的絕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也相信了這種天真的進步主義，但這卻導致了一場進步的悲劇。他們看到了現代化在西方的成就，回過頭來，他們發現，自己所生活的這個國家、社會、文化、文明、道德等等，是如此地落後、愚昧、無知、醜惡。不摧毀這些東西，就無從建立新社會、新國家、新道德、新人生。因此，他們發起了一場討伐傳統的知識、社會、甚至政治運動。 

這場運動從20世紀初一直延續至今，全盤反傳統已經成為現代中國人本能的意識形態。當年有人呐喊不讀中國書，因為中國書所教導的都是愚昧和無知。過了近百年後，這個聲音依然清晰地回響在我們耳旁。在這種心態下，主導城市建設的政府官員為了現代化，為了城市的社會、經濟進步，而對城市連根推倒，全盤重建。這種做法，跟學者鼓動扔掉中國古書，其實完全相得益彰。 

當然，在一個文化、知識和思想多元的時代，沒有人可以強製要求所有家長必須督促孩子閱讀中國典籍。但是，同樣地，責罵一個學者發出的閱讀中國古典的號召為“愚民運動”、為“文化蒙昧主義”，恐怕也有失粗暴。這些人士覺得，他們可以對傳統、對中國的典籍作出終極的評價，這樣的評價是不能質疑的。這反映的是一種一元論、唯理主義的獨斷論的心態，而這種理性的自負和自我中心，恰恰是蒙昧主義的典型特征。——很多時候，很多人是以追求現代化開始，而以徹底的蒙昧主義告終。這樣悖謬的事情，中國人百多年來經曆過不少了。 

讓我們還是理性一點，寬容一點，尤其是對自己的傳統、對自己的祖先、對自己的文化，多一些同情的理解，而少一些刻薄、猜疑、鄙視和仇恨。畢竟，薛湧博士和他的孩子生活在美國，當然不一定非得讀中國古典。但是，生活在中國本土、並且注定了將一直生活在這裏的我們和我們的孩子如果在可預見的未來仍將說漢語、寫中文，那麽，我們和我們的孩子似乎就有理由去讀一些中國經典，我們的教育體係也似乎應當多拿出一些時間進行漢語和中文的訓練，學習那種語言的表達方式。而閱讀、精讀古典，乃是進行語言訓練最重要的途徑，不管那個民族，恐怕都是如此。 

不光是語言，我們恐怕也需要通過閱讀中國典籍來進行思想訓練。如果我們將繼續說漢語、寫中文，那麽，我們就該學會用漢語思考。而這就需要我們去揣摩，我們的祖先是如何思考的，進而了解他們都思考了那些問題。也就是說，我們隻能在中國人的思考傳統的邊際上去進行創新。如果未來中國人還可能會有一些思想的創見，那麽，這樣的創見注定了不可能出自一個從來不閱讀中國古典的人的頭腦。 

西方人讓他們的孩子閱讀荷馬史詩、閱讀聖經，然而，中國的孩子為什麽就一定必須忘記詩經、論語，然後才能做一個現代的、文明的、理性的中國人，我實在不能明白這其中奇怪的邏輯——我隻能說，追求現代而走到了這種地步，也許是因為心靈過於狹隘而智力上希望偷懶而已，畢竟，全盤拒絕傳統隻需要一點激情就足夠了。 

來源：南方都市報，2004-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