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ng) 國家治理現代化看大陸新儒家

作者：劉晨光

來源：原載《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2015年4月13日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二月廿六日庚申

           耶穌2015年4月14日

大陸新儒家若要有裨益於(yu) 中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前提是要接受和認同中國以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建設現代化強國的現實。

在國家治理現代化過程中，大陸新儒家可能扮演什麽(me) 角色，將取決(jue) 於(yu) 它是否能夠滿足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要求，以及能夠滿足什麽(me) 層麵的要求。我們(men) 應該從(cong) 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要求出發來看大陸新儒家，而非從(cong) 大陸新儒家的訴求出發來看國家治理現代化；大陸新儒家也應將自己的訴求與(yu) 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要求相適應，而非相反。本文試分三個(ge) 層次來分析這個(ge) 問題。

第一，大陸新儒家的譜係與(yu) 訴求。

在清末朝政震蕩、學術淒惶局勢下，“中體(ti) 西用”的主張是頗具擔當的挽救努力，但最終無濟於(yu) 事。廢除科舉(ju) 製是時勢催迫下的不得不然，不啻於(yu) 一場政治革命。儒家在中國社會(hui) ，主要作為(wei) 一個(ge) 知識群體(ti) 而存在，不再直接掌握政治權力。麵對西方價(jia) 值與(yu) 製度的衝(chong) 擊，新儒家試圖保守中國本位的文化觀念，但麵對中國政治業(ye) 已發生的走向共和的實質轉型，新儒家似已很難與(yu) 新政製重新緊密結合。而後在革命與(yu) 戰爭(zheng) 的時代巨變中，新儒家的現實政治意義(yi) 就更加微弱了。

新中國的成立是一個(ge) 分水嶺。新儒家知識人不得不在北京與(yu) 台北之間作出選擇。國民黨(dang) 在政治上的親(qin) 美化，促進了脫離大陸的新儒家與(yu) 自由主義(yi) 的聯姻。與(yu) 港台或海外新儒家不同，留在大陸的新儒家認同新生的人民共和國和共產(chan) 黨(dang) 政權。前者認為(wei) 中共已經離棄了中國文明傳(chuan) 統，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為(wei) 其提供了口實，但大陸新儒家認為(wei) ，恰恰是中共繼承了中國文明傳(chuan) 統“天下為(wei) 公”的大道與(yu) 根本精神，並有新的生發創造。

而到了新時期，大陸新儒家又有所不同。其出現，一開始主要由大陸市場化改革後人文精神的流失與(yu) 信仰危機的凸顯引發，其訴求也主要局限在心性領域。但其中有一部分，對市場化的不滿逐漸蔓延到對整個(ge) “現代性”的不滿，因此主張回到前現代的“原初儒家”，甚至認為(wei) 應該建立儒教並奉為(wei) 國教。依此主張，必然要對現行政治製度施行根本改造。這是以“儒家保守主義(yi) ”或“儒家原教旨主義(yi) ”麵目出現的政治激進主義(yi) 。另外也有一部分人，同樣認為(wei) 大陸新儒家應有政治訴求，但他們(men) 所主張的政治價(jia) 值，雖然不是要回到前現代，而是要實現傳(chuan) 統與(yu) 現代的融合，但他們(men) 更青睞的是具有濃厚西方自由主義(yi) 色彩的“儒家憲政”。他們(men) 與(yu) 港台及海外新儒家有相當的共性，即以“儒化”為(wei) 表，以“西化”為(wei) 裏，雖然不像儒家原教旨主義(yi) 者一樣激進，但同樣認為(wei) 有必要改造現行政權及其價(jia) 值基礎。

當然，大陸新興(xing) 儒家或對儒家有好感者中，也有少部分人試圖繼承熊十力、梁漱溟等第一代大陸新儒家的思想遺產(chan) ，打通新中國與(yu) 舊中國，融貫馬克思主義(yi) 與(yu) 儒家傳(chuan) 統。這一工作的展開有兩(liang) 種路徑。其一，是從(cong) 中國文明傳(chuan) 統來看馬克思主義(yi) ，把中國化馬克思主義(yi) 納入自身數千年連續性演變中，成為(wei) 中國文明機體(ti) 一部分；其二，是從(cong) 馬克思主義(yi) 來看中國文明傳(chuan) 統，為(wei) 其賦新義(yi) ，讓其說新話。二者異曲同工之處在於(yu) ，它們(men) 都接受和認同馬克思主義(yi) 已成為(wei) 中國文明傳(chuan) 統的一部分，中國文明傳(chuan) 統以現代社會(hui) 主義(yi) 的形式實現再造與(yu) 新生。

第二，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實質與(yu) 要求。

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以現代國家建構為(wei) 基礎，而從(cong) 傳(chuan) 統國家向現代國家的轉型，意味著政治正當性的基礎從(cong) “君主主權”向“人民主權”的變遷，以及政治形態從(cong) 王朝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變遷。問題在於(yu) ，中國應以什麽(me) 樣的路徑走向民主共和？

現代世界由西方資本主義(yi) 文明開創，資本主義(yi) 對於(yu) 人類發展和進步曾作出巨大貢獻，但進入19世紀後，它內(nei) 在的弊病越來越明顯，種種社會(hui) 主義(yi) 思潮興(xing) 起。馬克思主義(yi) 作為(wei) 科學的社會(hui) 主義(yi) ，是對資本主義(yi) 的批判和超越，旨在實現一種更好的現代化。在中國，資產(chan) 階級革命以失敗告終，資本主義(yi) 道路走不通。以馬列主義(yi) 為(wei) 指導思想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從(cong) 一開始就朝著社會(hui) 主義(yi) 的方向，最終成立了社會(hui) 主義(yi) 的人民共和國。顯然，中國所追求的是社會(hui) 主義(yi) 的民主共和。在此階段，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的創立隻是開始，國家所實現的社會(hui) 主義(yi) 水平和程度仍是初淺的、不成熟的。社會(hui) 主義(yi) 規定了國家的性質和方向，真正建成一個(ge) 現代化的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需要長期曆史過程。新時期以來，中共更加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在曆史中的真實處境和方位，提出“改革是第二次革命”和“改革是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的自我完善與(yu) 發展”等論斷。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進一步提出，“全麵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推進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中國所追求的國家治理現代化，從(cong) 根本上說，就是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的自我完善和不斷發展，以真正實現人民的民主共和與(yu) 國家的長治久安。具體(ti) 而言，它包括國家治理體(ti) 係與(yu) 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也就是製度本身與(yu) 製度執行能力的現代化。這意味著，一方麵，我們(men) 要沿著社會(hui) 主義(yi) 方向不斷完善和發展國家的各項製度以及相應配套的體(ti) 製機製；另一方麵，我們(men) 絕不犯“唯製度主義(yi) ”的毛病，同時認識到再好的製度都需要人來執行。優(you) 良的製度固然重要，讓製度有效運作同樣重要。治理體(ti) 係與(yu) 治理能力、製度與(yu) 製度執行能力是辯證統一的關(guan) 係，二者缺一不可。

特別就政治發展而言，中國要實現的根本目標是黨(dang) 的領導、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國三位一體(ti) ，而對於(yu) 國家治理現代化而言，這一目標同樣是總的遵循。實現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最重要的是實現中共執政能力的現代化；實現國家治理體(ti) 係的現代化，最重要的是建成現代化的高度發展的社會(hui) 主義(yi) 民主政治和社會(hui) 主義(yi) 法治體(ti) 係，並使黨(dang) 的執政體(ti) 係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民主法治體(ti) 係相互配套、相得益彰，構成有機統一、優(you) 良有效的國家製度體(ti) 係。

第三，從(cong) 國家治理現代化看大陸新儒家。

從(cong) 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要求出發來看大陸新儒家，我們(men) 可以有以下基本認識。

首先，國家治理現代化決(jue) 不意味著與(yu) 傳(chuan) 統的完全斷裂，相反，任何一個(ge) 國家的治理體(ti) 係都是置身於(yu) 這個(ge) 國家的特殊國情與(yu) 具體(ti) 曆史之中，對於(yu) 中國這樣擁有數千年曆史的文明古國而言，尤其如此。故而，絕不能認為(wei) 儒家文明傳(chuan) 統已經成了曆史博物館中的陳列品，對於(yu) 國家治理現代化毫無裨益。

其次，由上可知，國家治理現代化包括了對於(yu) 儒家文明傳(chuan) 統某種程度的繼承，但這種繼承是在現代政治文明基礎上的繼承。儒家文明傳(chuan) 統，特別是君主製下的王朝政治，所立足的政治價(jia) 值基礎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觀念等根本不同。對於(yu) 儒家文明傳(chuan) 統的繼承，不能走向另一個(ge) 極端，以致像“原教旨主義(yi) 儒家”主張的那樣，完全撇開現代政治文明，甚至不惜否定現有的基本政製框架，試圖以激進主義(yi) 的“複古”方式另起爐灶。

再次，對於(yu) 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理解，不能不顧國家的社會(hui) 主義(yi) 性質和方向，把自由、民主、法治等現代政治價(jia) 值抽象化、去語境化，最終竟以西方自由主義(yi) 政治為(wei) 標準，把現代化等同於(yu) “西化”。相較於(yu) “原教旨主義(yi) 儒家”而言，“西化儒家”更值得警惕，因為(wei) 前者的偏執與(yu) 荒謬很容易識別，後者卻具有極大的迷惑性與(yu) 破壞性。比如有些“儒家憲政”的主張，其實是以西方“基督教憲政”為(wei) 模板，大膽進行理論構想，肆意裁剪中國曆史。

複次，一個(ge) 自然而然的基本結論是：大陸新儒家若要有裨益於(yu) 中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前提是要接受和認同中國以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建設現代化強國的現實。因此，尋找國家治理現代化與(yu) 儒家文明傳(chuan) 統的契合點，主要應該通過發掘儒家文明傳(chuan) 統中的社會(hui) 主義(yi) 因素，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hui) 、生態等各個(ge) 方麵；再者，就是要注重發掘儒家文明傳(chuan) 統中具有恒久性的基本特征和因素。這意味著，國家治理現代化對於(yu) 儒家文明傳(chuan) 統的繼承，不應該沉陷於(yu) 某些太過具體(ti) 的內(nei) 容，而應該著重從(cong) 抽象層麵繼承儒家文明傳(chuan) 統的優(you) 良特質。比如，儒家文明傳(chuan) 統具有如下突出特質：政治不單純是技術性的統治，更承擔著文明教化的功能；統一的價(jia) 值觀和意識形態對於(yu) 人心凝聚和政治認同非常關(guan) 鍵；等等。置身在這樣的傳(chuan) 統中，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應該從(cong) 廣義(yi) 的文明教化角度來理解“治理”，特別要注重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這一“先進性團體(ti) ”和社會(hui) 主義(yi) 核心價(jia) 值觀的建設。

又次，儒家之所以能夠成為(wei) 中華文明傳(chuan) 統的主體(ti) ，最根本的是因為(wei) 它深刻把握了政治生活中的“常道”，最為(wei) 重視日常生活倫(lun) 理，特別強調君子德性的修養(yang) 和家庭倫(lun) 理的養(yang) 成。所以，儒家文明傳(chuan) 統可能對於(yu) 國家治理現代化作出的較大貢獻，應該也是在“修身齊家”的社會(hui) 層麵，有助於(yu) 整個(ge) 社會(hui) 道德精神的養(yang) 成和道德氛圍的塑造。大陸新儒家實該在此方麵多加努力。可喜的是，目前一些民間書(shu) 院開始興(xing) 起，對於(yu) 促進社會(hui) 人心的向上產(chan) 生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當然，就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這一“先進性團體(ti) ”而言，每個(ge) 黨(dang) 員更應該把提高修養(yang) 、改善作風視為(wei) 安身立命的根本，把個(ge) 人品行與(yu) 政治德性、生活習(xi) 慣與(yu) 工作作風、家庭倫(lun) 理與(yu) 社會(hui) 風貌的改善和提升統一起來，帶動整個(ge) 社會(hui) 的進步。大陸新儒家若能在此方麵有所作為(wei) ，將對於(yu) 中共黨(dang) 建以及整個(ge) 國家的政治文明建設產(chan) 生深遠影響。

最後，我們(men) 應該認識到，即便在傳(chuan) 統王朝政治下，儒家所承擔的功能仍是有限的。中國文明傳(chuan) 統雖然以儒家為(wei) 主體(ti) ，並常被稱為(wei) “儒家文明”，但它所包含的內(nei) 容實際上要廣大得多，道家、法家、兵家、縱橫家等都在曆史中發揮過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在王朝治理層麵，法家就扮演著重要角色，以致有“儒表法裏”之說；而在亂(luan) 世需要撥亂(luan) 反正之時，縱橫家、兵家等便顯示威力；在新朝初建、民眾(zhong) 需要休養(yang) 生息時，黃老術往往影響較大。要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建設一個(ge) 強大的得人心的社會(hui) 主義(yi) 民主法治國家，固然應該重視對儒家優(you) 秀治理思想的繼承，但還應該從(cong) 包括其他各家學術在內(nei) 的整個(ge) 中華文明大傳(chuan) 統中吸取治理智慧。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dang) 校科學社會(hui) 主義(yi) 教研部）

責任編輯：葛燦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