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進性團體(ti) 政治的中國實踐與(yu) 一般理論

作者：劉海波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表

原刊：《經濟導刊》2015年4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二月廿六日庚申

           耶穌2015年4月14日

提要：本文以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為(wei) 典範案例，提出了先進性團體(ti) 政治的理論，探討其在中國的實踐、政治哲學基礎和運轉機製。指出其同自由民主政治邏輯的不同，探討了完善先進性團體(ti) 政治的機製，以及為(wei) 什麽(me) 可以對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自我改造保持信心。

總結先進性團體(ti) 政治理論的迫切性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是堅持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領導，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根本特征是堅持民主集中製、具有嚴(yan) 格組織紀律性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yi) 為(wei) 指導的政黨(dang) 。在這裏，“列寧主義(yi) ”特指中共嚴(yan) 格的組織紀律性和民主集中製。筆者認為(wei) 這不失為(wei) 中國政治製度的基本特征與(yu) 根本優(you) 勢所在的概括，進一步可以概括為(wei) 先進性團體(ti) 政治。中國政治製度的根本特征就是先進性團體(ti) 政治，理解當今中國政治並且能夠有效改進中國政治製度、建構中國政治話語體(ti) 係、堅定“三個(ge) 自信”，首先必須理解先進性團體(ti) 政治的規律或邏輯。

傳(chuan) 統的馬克思主義(yi) 和自由主義(yi) 理論並不能夠對先進性團體(ti) 政治進行充分解讀，不足以幫助我們(men) 理解先進性團體(ti) 政治的內(nei) 涵。列寧的建黨(dang) 學說，是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yi) 理論，在實踐意義(yi) 上提出的，在實踐中產(chan) 生了巨大的功效，但是在其後的曆史實踐中未能將其係統化。

從(cong) 中國社會(hui) 主義(yi) 政治發展來看，堅持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領導更多是從(cong) 曆史演進的軌跡來說明。堅持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領導問題在於(yu) ，沒有完整的理論基礎和科學的方法論。理論視野就難以擴展，甚至導致一些膠柱鼓瑟的論述。麵對西方“極權主義(yi) ”理論的妖魔化不能有效地反駁；麵對文革讚同者振振有詞的“大民主”鼓吹，也不能真正化解。今天，中國先進性團體(ti) 政治還在“吃”曆史實踐成就的“老本”。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無疑有巨大的曆史成就，先進性團體(ti) 政治最重要的實踐藍本就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可是，政治實踐與(yu) 政治之間出現的差異是曆史常見的現象，政治表達的不足反過來製約了政治實踐的進步。曆史進行了正確的選擇，但是選擇時的理由不盡恰當，雖然不影響當時的成功，卻不利於(yu) 今後的選擇。今天，麵對中國的曆史與(yu) 現實，我們(men) 需要重新發現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需要進一步提煉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曆史成就。

所以，我們(men) 需要探討，以“先進性團體(ti) 政治”作為(wei) 一般性的政體(ti) 模式的理論。這個(ge) 探討不囿於(yu) 馬克思主義(yi) 和列寧主義(yi) 經典著作的某些理論點，引進中國古典政治哲學與(yu) 西方政治科學的方法，而尤其重視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曆史經驗。中華民族在政治文明方麵，曾經有偉(wei) 大的創造，在政治理念和政治製度方麵都是如此。今天我們(men) 也需要發揮政體(ti) 構造的想象力，進行政治科學的創新，這是時代極為(wei) 迫切的課題。[2]

中共是先進性團體(ti) 政治最重要的研究案例

先進性團體(ti) 政治的研究，雖然是一般性的，卻必須以中共為(wei) 典範和最重要案例。先進性團體(ti) 政治在中國得到了最充分的實踐，一係列認識都需要通過對中共政治實踐的總結和提煉獲得。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組織模式學自蘇共。但是，列寧主義(yi) 政黨(dang) 模式引入中國以後，因為(wei) 中國的固有傳(chuan) 統，因為(wei)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獨特的奮鬥曆程，因為(wei) 毛澤東(dong) 為(wei) 代表的一代領導集體(ti) 創造性的努力，中共已經不同於(yu) 列寧設想的“無產(chan) 階級先鋒隊”，它完善了列寧的構想，且超越它的缺陷。[3]列寧主義(yi) 不能完整概括中共的根本，中共有一些重要的、獨有的特征。這一事實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解釋為(wei) 何中蘇兩(liang) 黨(dang) 命運不同。提煉中共的曆史而不是僅(jin) 僅(jin) 複述列寧主義(yi) 原則，先進性團體(ti) 政治理論才會(hui) 豐(feng) 富完善，例如明晰黨(dang) 的“組織紀律性”內(nei) 涵，徹底批駁“極權”、“黑社會(hui) ”的妖魔化論述。

1901年底到1902年初，列寧寫(xie) 了著名的《怎麽(me) 辦?》一書(shu) ，指導當時俄國社會(hui) 民主工黨(dang) 。筆者以為(wei) 這本書(shu) 是政治科學曆史上為(wei) 數不多的重大發明之作。這本書(shu) 提出了一係列觀點，如無產(chan) 階級正確政治意識的外部灌輸論、反對崇拜工人運動的自發性，如無產(chan) 階級政治鬥爭(zheng) 的首要性，特別是必須建立一個(ge) “穩定的和能夠保持繼承性的”革命家組織。列寧的政黨(dang) 理論，在實踐中一般有著巨大的政治效能。其中的政治邏輯是意味深長的，但在馬克思理論框架之外，並沒有得到充分的正麵闡釋。

19世紀80-90年代，俄國民意黨(dang) 失敗以後，社會(hui) 革命黨(dang) 和布爾什維克共同“瓜分”了民粹派的遺產(chan) ，布爾什維克得到的是鐵的紀律約束的“組織原則”，社會(hui) 革命黨(dang) 則繼承了“恐怖主義(yi) ”搞暗殺的鬥爭(zheng) 手段。社會(hui) 革命黨(dang) 並沒有承襲“民意黨(dang) ”的高度集中的“黑社會(hui) 式”組織模式，由於(yu) 加入了第二國際，受西歐社民黨(dang) 的影響，他們(men) 采取的是“組織上的虛無主義(yi) 和黨(dang) 內(nei) 民主，沒有硬性明確的組織界限和強製性的紀律約束”。這種組織上的差異，可能是俄國二月革命後社會(hui) 革命黨(dang) 為(wei) 曆史所淘汰的最大原因。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具有同蘇聯與(yu) 東(dong) 歐各國共產(chan) 黨(dang) 非常不同的特征。李大釗是中共主要的創立者之一，在組織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之前，他激烈反對暗殺（這是當時一般革命黨(dang) 的特征），批評西方馬克思主義(yi) 者無視倫(lun) 理道德應有的曆史主導作用。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在它的曆程中並不存在李大釗批評的這兩(liang) 方麵的問題。

也許由於(yu) 中國的傳(chuan) 統“政者正也，選賢與(yu) 能”的潛在影響，中共高度重視黨(dang) 員的道德修養(yang) ，實際上黨(dang) 員標準添加了中國傳(chuan) 統儒學的“尊德性”。在廣大黨(dang) 員中，極端崇尚“氣節”。中共模範幹部的氣質，則大抵歸於(yu) 聖賢人格與(yu) 實踐理性能力的兼備，隻是傳(chuan) 統上以“黨(dang) 性強”的術語表述。中共軍(jun) 隊是以雷鋒為(wei) 榜樣的軍(jun) 隊。筆者認為(wei)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是“尊德性、嚴(yan) 紀律、道問學、求大同”的先進性團體(ti) 。

中共一開始建黨(dang) ，盡管不占主導地位，就是一定區域的公開的執政者（國共合作）；然後完全自己主導一方土地與(yu) 人民的治理，到延安抗戰開始之後，實際上形成與(yu) 當時中國正統的中央政權分庭抗禮的完整體(ti) 係。抗戰結束，中共已經是擁有一億(yi) 人民、百萬(wan) 軍(jun) 隊、數百萬(wan) 民兵廣大區域的統治者。黨(dang) 的領袖毛澤東(dong) 在取得全國政權之前的22年間，除了短暫到重慶談判之外不曾離開根據地和軍(jun) 隊一步。這對於(yu) 理解中國深厚文明底蘊和中共獨特經曆造就的中共特性很重要。一些反共情緒激烈的人物，包括以賽亞(ya) •伯林，刻意將共產(chan) 黨(dang) 和俄國民粹派革命者涅恰耶夫聯係起來，似乎共產(chan) 黨(dang) 是靠涅恰耶夫《革命者教義(yi) 問答》的方法取得勝利的，不過蘇共的曆史，也提供了一些這種說法的口實。中共則毋寧說是“湯以七十裏，文王百裏”的故事，與(yu) 涅恰耶夫主義(yi) 完全相反。

中共曆史的特點，一為(wei) 黨(dang) 員艱苦卓絕的奮鬥曆程和大無畏的犧牲精神，所謂“山溝馬列土味濃，更有黨(dang) 人犧牲多”；二是在田製、幣製、稅製、社會(hui) 組織、兵製、經濟發展戰略方麵諸多的創製，這些創製解決(jue) 的中國社會(hui) 千年的古老難題。這些成就既是中共戰勝國民黨(dang) 的原因，也開創了中國曆史的新紀元。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這樣一種先進性政治團體(ti) 是在曆史中形成的，盡管列寧提供了組織原則與(yu) 技術，馬克思主義(yi) 理論使黨(dang) 員提升了黨(dang) 的事業(ye) 必勝的信心，但是為(wei)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奠基的是那些舍生取義(yi) 的烈士，是黨(dang) 員繼承傳(chuan) 統又日日新的德性，是不同時期合乎正義(yi) 與(yu) 實際的豐(feng) 富的實踐活動。所以，筆者認為(wei) 中共根本不必要同蘇東(dong) 共產(chan) 黨(dang) 進行類比，也不必擔憂馬克思主義(yi) 理論中的個(ge) 別過時之處是否危及黨(dang) 執政的合法性。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立黨(dang) 之基是烈士們(men) 超越性的精神，是一係列曆史關(guan) 頭的正確選擇，盡管在選擇時所聲稱的理由未必恰當。但，後者是一個(ge) 重述曆史的話語論說問題，而非推倒既有選擇重來的實踐問題，明乎此則不會(hui) 妄自菲薄而喪(sang) 失“三個(ge) 自信”。

先進性團體(ti) 政治的中國實踐

西方國家政黨(dang) 的定義(yi) “政黨(dang) 是組織鬆散的、以特定的標簽（政黨(dang) 名稱）尋求選舉(ju) 政府官員為(wei) 目標的組織”[4]，完全不適用於(yu)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政治整合與(yu) 領導體(ti) 製並不是靠政黨(dang) 法、社團法規範的問題，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章程的某些部分具有憲法性文件的性質。

中國的先進性團體(ti) 政治，首先，表現在它是政治共同體(ti) 整合機製，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組織紐帶，沒有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就沒有政治意義(yi) 上的中國人民；其次，它是政策審議機製；第三，因為(wei) 黨(dang) 的高度整合能力和富有活力的基層黨(dang) 組織的廣泛存在，達到行政具有效力的結果，提高了政府的行政執行能力。先進性團體(ti) 政治是中國政治製度的核心，也是中國成功的根本。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在長時間的革命和建設中形成的先進性團體(ti) 的政治邏輯，實際是更先進和更普適的。先進性團體(ti) 政治比代議製民主更具有先進性、審議性和中華民族理想追求的適合性。

先進性組織與(yu) 代表性組織是兩(liang) 個(ge) 不同的政治組織概念。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是先進性組織，不是代表性組織。歐洲社會(hui) 民主黨(dang) 是伴隨產(chan) 業(ye) 工人隊伍的壯大而成立的，代表工人利益；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成立時，中國4.5億(yi) 人口中產(chan) 業(ye) 工人僅(jin) 有200萬(wan) ，但正是因為(wei) 如此才要成立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歐洲政黨(dang) 跟隨社會(hui) 發展的潮流，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改變曆史的走向。中共早期以階級鬥爭(zheng) 為(wei) 手段，實現的卻是中國社會(hui) 階級分化與(yu) 階級鬥爭(zheng) 的緩和乃至消失。中共的任務，是消滅不公平的階級分化（例如消滅產(chan) 生土地食利階級的製度）、鏟除使社會(hui) 矛盾激化的土壤（例如遏製貧富差距懸殊、促成民族團結）、避免任何強勢利益集團能夠左右政府的政策。

理解先進性團體(ti) 政治，需要超越自由主義(yi) ，也要在馬克思主義(yi) 理論基礎上認真汲取中國傳(chuan) 統的政治思想。在此，需要先討論幾個(ge) 重要的問題：真理與(yu) 正義(yi) 的客觀性；政治的首位性和超越性；先進性團體(ti) 建設和運轉的一係列微妙方法和細節。

中國傳(chuan) 統儒家主張正義(yi) 的客觀性與(yu) 政治的超越性，但是要形成一種具有高度政治整合、充分政治審議、高效政策執行的製度安排，儒家並沒有政治想象力能夠發現它，而僅(jin) 寄托於(yu) 個(ge) 體(ti) 的道德修養(yang) 。正義(yi) 的客觀性與(yu) 政治的超越性也是西方古典政治哲學的立場，是托克維爾、施特勞斯等近現代政治理論家的立場。例如，托克維爾反對社會(hui) 和曆史決(jue) 定論，強調政治具有自主性而非從(cong) 屬於(yu) 經濟，製度的安排取決(jue) 於(yu) 人們(men) 的努力。他們(men) 也沒有可能去思考先進性團體(ti) 政治。這是一個(ge) 一般的現象，西方的一些政治理論家，盡管在政治哲學層麵頗有見識，但是對共產(chan) 黨(dang) 卻充滿偏見，他們(men) 也不肯精煉西方之外的政治實踐，以克服自由民主政製的弊端。

自由民主論者的問題在於(yu) 以個(ge) 體(ti) 權利本位、利益博弈的視野來構造政治，他們(men) 立基於(yu) 錯誤的個(ge) 體(ti) 欲望為(wei) 本的政治哲學、狹隘的博弈均衡的社會(hui) 理論而不能自拔，從(cong) 而使得政治不再可能。他們(men) 甚至忘記了英國普通法製度構造的曆史經驗。托克維爾對於(yu) 個(ge) 體(ti) 權利本位的自由民主也有認識，他預見了這一個(ge) 體(ti) 化所帶來的私人化和非政治化傾(qing) 向。政治學家戈謝認為(wei) ：“看起來89年以來民主的勝利意味著民主終於(yu) 建立在了徹底的人權之上，但這一人權張揚的個(ge) 體(ti) 主權和拒絕他治的自治卻對民主所需要的集體(ti) 自治和人民主權構成了挑戰；在使個(ge) 體(ti) 權利神聖化的同時，民主有可能失去把這些個(ge) 體(ti) 轉化為(wei) 集體(ti) 力量的能力”。[5]

由於(yu) 上述原因，自由民主政治，盡管並非在現實中都不能運轉，卻隻能在少數地方勉強可行，有絕對不能普世推行的苛刻條件。眾(zhong) 所公認，古代西方文明以奴隸製為(wei) 基礎。本質上，西方推進的殖民化是人類曆史上第二次大規模的奴隸製，造就了西方資本原始積累進程成本的對外轉嫁。自由民主政治不具有普世性，就是別人不能學，因為(wei) 其本身是以他人的悲慘為(wei) 代價(jia) 。

政治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公共平台與(yu) 論壇的每種觀點各自表述。有人相信有一套規則體(ti) 係，在此規則體(ti) 係下，各方趨利避害就能實現良好的政治秩序，這是非常幼稚的。此規則體(ti) 係如何維係不說，他們(men) 完全看不見尋求正義(yi) 與(yu) 真理的審議性秩序的存在。對政治而言，不是哪一種博弈均衡，而是審議共鳴如何可能。今天自由民主體(ti) 製的危機就是“政者正也”的政治成為(wei) 不可能，結構性地鎖死在利益博弈均衡當中。政治是緊密的共同體(ti) 整合後自然出現共識並有效實現共識的決(jue) 策。政治必須基於(yu) 德性，必須超越於(yu) 利益博弈，但是如果認為(wei) 發揚德性或以德治國是個(ge) 體(ti) 的修養(yang) 問題，如中國宋代之後儒家所倡導的那樣，也是沒有抓住根本，以德治國仍然主要是個(ge) 社會(hui) 結構或組織問題。

先進性團體(ti) 政治在於(yu) 通過一係列的措施，如組織成員選拔、組織紀律要求、組織生活熏陶、組織理想教育、也包括組織內(nei) 的決(jue) 策程序等，打造在政治審議、政策判斷與(yu) 政治行動方麵都健全而強有力的政治團體(ti) 。此團體(ti) 且能夠知行合一、理論與(yu) 實踐高度相結合。因為(wei) 團體(ti) 的組織特性，因為(wei) 團體(ti) 成員的精神狀態和結構性利益特點，人為(wei) 地製造一種政治場域或情境，使得“永恒的是道義(yi) 和深思熟慮的選擇而非利益和強力”具有最大可能性，也使得團體(ti) 成員表現得具備德性。先進性團體(ti) 政治要達到信念與(yu) 明智的完美結合（政治不是做禮拜也不是做買(mai) 賣）、群眾(zhong) 與(yu) 精英的密切結合、理論與(yu) 實踐的緊密結合，追求的是人類限度內(nei) 政治的最高境界。列寧有一句名言：“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如果加上一句，“沒有革命的組織，就沒有革命的理論”，就可以說明政治組織這種結構性整合的作用。

先進性團體(ti) 政治與(yu) 中國政治傳(chuan) 統具有契合性，立基的政治哲學基礎是古典的，而非現代個(ge) 人權利本位論的。其製度安排既考慮了人性的弱點缺陷，也同時考慮人的德性與(yu) 主觀能動性。這同普通法司法製度——判例法、陪審團、法官隻有行為(wei) 良好與(yu) 否問題沒有錯案問題——在思考方式上是可以類比的。它追求治人與(yu) 治法的動態循環，有治人斯有治法，有治法斯有治人，循環往複以至無窮。無論何時，人類在政治領域，必須承擔判斷的負擔、必須承擔行動的責任。先進性團體(ti) 的成員，必須具有政治的德性：信仰堅定、實事求是、謙虛謹慎、行動勇敢。政治德性本身，也部分是結構的產(chan) 物。

為(wei) 什麽(me) 不選擇競爭(zheng) 性民主選舉(ju) 程序

在通常的語義(yi) 中，競爭(zheng) 性選舉(ju) 是民主政治的前提。對於(yu) 理解先進性團體(ti) 政治而言，尤其需要辨析“自由選舉(ju) ”與(yu) 民主集中製的不同。

先進性團體(ti) 內(nei) 當然也有選舉(ju) 和投票，但是與(yu) 現代競爭(zheng) 性民主政治的政治邏輯根本不同。此選舉(ju) 不是彼選舉(ju) ，此投票不是彼投票。前一種投票類似於(yu) 在考試中解題尋求正確答案，或者投票者負有神聖的使命，要完成一件正確的事，而後一種是個(ge) 體(ti) 權利的實現和表達。不同政治邏輯中投票程序的意義(yi) 不同。為(wei) 了說明黨(dang) 內(nei) 投票的性質，筆者不得不作個(ge) 也許不恰當的類比：法庭陪審團投票是自由選舉(ju) 嗎？大公教會(hui) 教宗選舉(ju) 是自由選舉(ju) 嗎？如果不是，那麽(me) 其背後的邏輯是什麽(me) ？

在教宗選舉(ju) 的曆史和現實中，其繁雜儀(yi) 式背後的政治邏輯是什麽(me) ？其完全不同於(yu) 自由民主的邏輯。教宗選舉(ju) 不是樞機主教團成員政治權利的表達，其儀(yi) 軌是要創造這樣一種齊心同力發現客觀正確的場域。

對於(yu) 先進性團體(ti) 政治而言，存在投票和選舉(ju) ，但是其政治的基礎不僅(jin) 是黨(dang) 員政治權利的表達，更是成員的德性或曰黨(dang) 性，是團體(ti) 的質量，是黨(dang) 內(nei) 健康的政治生活——或者說形成的某種政治情境。如果自由競選一人一票投票機製危害了共同體(ti) 政治審議、政策執行的話，就不可能允許這種機製存在。我國村民委員會(hui) 選舉(ju) 的弊端，就在於(yu) 在村社共同體(ti) 趨於(yu) 解體(ti) 情況下進一步把熟人社會(hui) 撕裂。此種形式主義(yi) 規則下的博弈，難選出好人，大量的是賄選上台，然後胡作非為(wei) 。競選民主具有強烈的製造一個(ge) “認賭服輸”的賭場情景或商場情境的含義(yi) ，致使政治市場化。

列寧也認識到，革命團體(ti) 當中同誌之間的信任比民主製更重要，真正的民主是共同體(ti) 關(guan) 係的一個(ge) 部分，以前者為(wei) 前提運轉，在《怎麽(me) 辦？》中他寫(xie) 道：“我們(men) 黨(dang) 中的活動家所應當遵守的唯一嚴(yan) 肅的組織原則就是嚴(yan) 守秘密，嚴(yan) 格選擇成員，培養(yang) 職業(ye) 革命家。隻要具備有這些條件，就能保證有一種比‘民主製’更重要的東(dong) 西，即革命者之間的充分的同誌信任。而這種信任對我們(men) 來說是更為(wei) 絕對必要的，……他們(men) 非常親(qin) 切地感覺到自己的責任，並且他們(men) 從(cong) 經驗中知道，真正的革命家的組織是會(hui) 用一切辦法來清除其中的不良分子的。而且我們(men) 還擁有在俄國（以及國際）革命隊伍中由來已久的頗為(wei) 發達的輿論，這種輿論對於(yu) 一切離開同誌關(guan) 係（而真正的，不是兒(er) 戲式的民主製，也正是同誌關(guan) 係這個(ge) 總的概念的一部分！）的義(yi) 務的行為(wei) ，都要予以嚴(yan) 厲的製裁。”[6]

現在我們(men) 說的黨(dang) 內(nei) 民主，背後的政治邏輯是什麽(me) ？如果等同於(yu) 西方自由民主的邏輯，那就是一黨(dang) 多派，黨(dang) 員公開競選職位。這樣，黨(dang) 隻是一個(ge) 平台，不複具備先進性團體(ti) 或列寧主義(yi) 政黨(dang) 的性質。黨(dang) 內(nei) 決(jue) 策有投票，卻不能拉票，不能競選，不能允許派係的存在。

所以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黨(dang) 內(nei) 民主絕不可能是“黨(dang) 員一人一票公開競選”；先進性團體(ti) 政治的邏輯決(jue) 定了，不可能重複西方曆史的“一部分人先民主起來，逐漸一人一票”。“以黨(dang) 內(nei) 民主帶動人民民主”究竟是什麽(me) 意思呢？我以為(wei) “全心全意為(wei) 人民服務的共產(chan) 黨(dang) 保持著黨(dang) 內(nei) 健康的政治生活”就是人民民主的本質。民主集中製的民主，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先進性團體(ti) 政治，也因此更可能進行長遠的、全局性視角的決(jue) 策。對運轉良好的先進性團體(ti) 政治來說，一個(ge) 政治家的策略是擇善固執，因為(wei) 這是共同體(ti) 內(nei) 的重複博弈，必須避免策略性行為(wei) ，因為(wei) 正確最終一定勝出。競爭(zheng) 性民主，則是當下不擇手段，拚湊多數，而出現投票的循環、多數的暴政、少數的敲詐（如要求一致同意）等種種問題。根本上，就在於(yu) 兩(liang) 種政治的情境不一樣，人們(men) 的行為(wei) 方式不一樣。如果不能理解，我們(men) 可以思考一下在熟人社區和在完全陌生人的社會(hui) 裏人們(men) 不同的行為(wei) 方式。

因此，不能迷信一人一票的程序，先進性團體(ti) 本身的狀態最重要，種種設計，都是為(wei) 了這個(ge) 目的，這是政治本身何以可能的問題。

先進性團體(ti) 政治的機製，非常微妙複雜，諸如黨(dang) 員的人數、黨(dang) 員選拔的程序、黨(dang) 的高級幹部與(yu) 特殊任務黨(dang) 員的供給製生活、黨(dang) 員的道德修養(yang) 與(yu) 理論教育等等。可以確定，黨(dang) 員人數不能過多，應該有個(ge) 極限；黨(dang) 的高級幹部與(yu) 特殊職能黨(dang) 員，在財產(chan) 權意義(yi) 上仍然是無產(chan) 階級。“人心惟危、道心唯微”，需要對於(yu) 人性的深刻理解，以及對於(yu) 人類所能達到的道德與(yu) 政治高度的深刻理解，而不能停留在簡單的性善性惡、簡單假設基礎上。為(wei) 什麽(me) 對中共來說，組織生活會(hui) 、理論務虛會(hui) 非常重要？黨(dang) 員必須參加一個(ge) 支部過組織生活，這是一種熟人社會(hui) 的行為(wei) 檢討和精神提升分享機製，高級幹部也必須參加一個(ge) 由周邊黨(dang) 員組成的支部。作為(wei) 一種政黨(dang) 的路線糾錯機製，理論辯論，尤其是公開的理論辯論，在政黨(dang) 和國家的自我調整、自我改革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如果不能理解先進性團體(ti) 政治的意義(yi) ，將中共變成一個(ge) 行政官員的組合，會(hui) 議隻剩下當下具體(ti) 工作的討論會(hui) 、工作的布置會(hui) ，是悲哀的。黨(dang) 的紀律，目前中紀委從(cong) 事的反腐行動隻是底線，而且根本就不是精英倫(lun) 理。黨(dang) 的紀律規範體(ti) 係不僅(jin) 是成文規則，更是案例，是一套複雜的規則體(ti) 係。

當今政治話語亟待完善

中國的先進性團體(ti) 政治沒有得到係統的、合適的理論表達。理論家往往隻有本本教條的馬克思主義(yi) 和自由主義(yi) ，這導致人們(men) 往往交替使用兩(liang) 種理論來論證中共製度與(yu) 政策的正當性。馬克思主義(yi) 經典著作中關(guan) 於(yu) 未來社會(hui) 的國家與(yu) 政治體(ti) 製的設想，也隻能從(cong) 當時的現實材料和無產(chan) 階級鬥爭(zheng) 的實踐中獲取思想材料，無法在操作意義(yi) 上給予完全指導。改革開放後，作為(wei) 西方政治理論被引進的自由主義(yi) 則根本敵視中共的一切，從(cong) 根本上抹殺了先進性團體(ti) 政治的可能性。我們(men) 曾經一度引入自由民主政治邏輯中的理念方法，試圖改進中國政治體(ti) 製，但其中隱藏著陷阱。如果我們(men) 不能提出超越性的命題，則既遮蔽了中共的曆史成就，也無法打開解決(jue) 現實問題的思路，在政治話語和意識形態的爭(zheng) 論中，還會(hui) 處處受製。

“從(cong) 革命黨(dang) 到執政黨(dang) 的轉型”，這是意義(yi) 含混的說法。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不是自外於(yu) 人民的集團，它本身使人民成為(wei) 可能，革命黨(dang) 或執政黨(dang) 名詞，都不適合描述其性質，因為(wei) 這混淆了先進性團體(ti) 與(yu) 西方政黨(dang) 的根本不同。中共當年不是在“打天下”，現在也不是在“坐天下”，無論黨(dang) 的工作重點怎麽(me) 轉變，黨(dang) 的性質——人民性、政治性、先進性是不變的。

對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自我改造的信心

盡管我們(men) 能夠提出許多的改進意見。無論如何，尊德性與(yu) 嚴(yan) 紀律，即黨(dang) 員必須保持高於(yu) 普通人的思想覺悟和道德水平、行為(wei) 標準，是黨(dang) 自我改造的重要基礎。我們(men) 或許應該對黨(dang) 的自我改造抱有更大的信心。

與(yu) 通常的認識相反，筆者認為(wei) ，先進性團體(ti) 的自主性與(yu) 自我糾錯能力是一致的。每個(ge) 黨(dang) 派時時刻刻需要競爭(zheng) 性地獲得選票才能獲得執政地位，這確實是來自外部的製約，但是這也消滅了責任的歸屬，導致各種政治欺詐，必定是為(wei) 私人和集團謀求私利。這種製約，能夠改變黨(dang) 派的綱領和行為(wei) ，但更可能是造成自我犯錯能力而非糾錯能力。在政治上，我們(men) 究竟依賴自主性主體(ti) 的自我反思能力，還是被動性主體(ti) 的趨利避害本能，這是一個(ge) 問題。在市場競爭(zheng) 條件下，限製條件下這種製約能夠在特定情況下使商人行為(wei) 良好，但如果是藝術家、學者，這樣的約束也隻能培養(yang) 平庸而市儈(kuai) 的人，絕無偉(wei) 大作品問世的可能。最近這些年，中共對於(yu) 既得利益集團的各種阻礙難以突破，改革陷入困局，這是黨(dang) 的自主性減弱的後果，而絕非少了外部製約的原因。

先進性團體(ti) 成員的心態，非常重要，甚至比具體(ti) 信奉哪個(ge) 理論更重要，具備“我們(men) 的事業(ye) 是正義(yi) 的!正義(yi) 的事業(ye) 是任何敵人也攻不破的!! 我們(men) 正在前進，我們(men) 正在做我們(men) 的前人從(cong) 來沒有做過的極其光榮偉(wei) 大的事業(ye) ！”的信念，會(hui) 對成員的行為(wei) 產(chan) 生深刻的影響。先進性團體(ti) 的意識形態建設也是至關(guan) 重要的。

筆者提出先進性團體(ti) 政治的一般性論述，一般性的政體(ti) 模式理論，探索其政治哲學基礎和具體(ti) 製度安排。同時，希望中共領導人堅定對先進性團體(ti) 政治的信心。1840年之後，可以說，中國將“百代皆行黨(dang) 治國”，以先進性團體(ti) 整合人民、領導國家最終成為(wei) 曆史的選擇。這不是曆史必然性，而是曆史合理性，不是馬克思的曆史規律，而是中國的“順乎天而應乎人”。

筆者認為(wei) ，當下尤其需要建設一個(ge)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執政條件下黨(dang) 的持續建設和不斷改造”的理論，黨(dang) 建其實是中國的第一政治大學問，需要不斷地探索。在正確的理論指導與(yu) 方法下，黨(dang) 建工作一定能夠不斷取得成功，我們(men) 應該有這個(ge) 信心。

【注釋】

[1]劉海波，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2]肖自強先生和筆者看法近似，他指出：關(guan) 於(yu) 一黨(dang) 執政體(ti) 製的政治科學論述一直闕如。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關(guan) 於(yu) 自身執政體(ti) 製的論述，一般是直接論述自身執政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而很少從(cong) 自身的具體(ti) 執政中跳出來研究一黨(dang) 執政體(ti) 製的一般性原理。這會(hui) 帶來兩(liang) 大問題，一是對自身的執政合法性和有效性論述缺乏更宏大的原理性視野，從(cong) 而會(hui) 影響對自身執政的認識；一是無法確立一黨(dang) 執政體(ti) 製的科學論述，從(cong) 而無法在民眾(zhong) 那裏建立科學的認識方法或者說一般的認識方法，從(cong) 科學角度確立相關(guan) 的信念。見https://blog.sina.com.cn/s/blog_62efc7ee0101nqlr.html，2015年1月7日訪問。

[3] 中共成為(wei) 先進性團體(ti) 政治最重要的案例，當然也有曆史機緣作用，實踐往往走在理論前麵。先進性團體(ti) 政治理論需要總結和精煉中共的曆史。

[4]羅金斯：《政治科學》，林鎮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 2000， 第218頁。

[5]轉引自崇明：“托克維爾時刻和民主的危機”，載《東(dong) 方曆史評論》第5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

[6]《列寧選集》第1卷第419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責任編輯：葛燦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