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唯一性

——《虛構的古希臘文明》序言

作者：林鵬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名作欣賞》2015第4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二月初十日甲辰

           耶穌2015年3月29日

【諸玄識按：林鵬先生在其所作《文明的唯一性》序文中，提出了文明的“唯一標準”（文明誕生和可持續性的文化基礎），辭簡理博、一目了然。那就是“一分為(wei) 二”：A.（器/形而下）：書(shu) 麵文字，超越方言；B.（道/形而上）：人文化成，文以載道。按照如此標準，在15世紀以前，即在中華文明輻射遠播至泰西、從(cong) 而引起“爆炸性效應”之前，歐洲不可能擁有“文明”。就像該書(shu) 所論證的，西方的“古典文明”（希臘和羅馬）是偽(wei) 造的；而且，埃及與(yu) 美索不達米亞(ya) 等“文明”，也是在“西方中心論”的陰影下被發掘、被濫用的。諸如：紙莎草、楔形文和《亡靈書(shu) 》，以及漢謨拉比法典與(yu) 赫爾墨斯智慧等，全都是以假亂(luan) 真。這些代久年湮、絕蹤失影的“死文明”，都是19世紀才“重見天日”的；而在中華文明向西澤被的近千年裏，到處皆為(wei) 文化沙漠。】

（一）曆史背景

始於(yu) 哥倫(lun) 布的西方的海外擴張，大約經曆了五百年。由起初的歐洲列強之輪番勃興(xing) ，到英法德俄諸國爭(zheng) 霸，再經過20 世紀的兩(liang) 次世界大戰、及戰後的超級大國之冷戰與(yu) 蘇聯解體(ti) ，從(cong) 而，世界進入了以“西方文化”為(wei) 背景的全球一體(ti) 化。其間，從(cong) 大約1770年代到1870年代的一百年間，逐漸形成了西方擴張主義(yi) 的理論基礎——“歐洲中心主義(yi) ”（西方中心論），而“歐洲中心主義(yi) ”則建立在西方的“古典曆史觀”——“希臘主義(yi) ”——的基礎之上（編者：再加上那時的“當務之急”是，以“塑造希臘”來掩蓋歐洲百年啟蒙之“中國熱”）。

1840年鴉片戰爭(zheng) 之後，中國開始承受來自西方的致命重壓；外部世界的侵入，引發了中國社會(hui) 內(nei) 部的劇烈震蕩。其間，中國文化逐漸從(cong) 抵禦西學的“夷夏之辨”，退守到“中體(ti) 西用”，最終還是被“全盤西化”了。

1915 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本質上是一種“向西運動”。“西”即“西學”：無論“民主”還是“科學”，都是“西學”的表現形式（科學、民主和自由經濟，原先都是華夏對泰西的“禮贈”）。西學的真源在華夏（阿拉伯是其中介），而作為(wei) 西方這個(ge) “文明的暴發戶”的光宗耀祖的文化譜係，它被包裝為(wei) “希臘嫡傳(chuan) ”。

（二）“西方文明”的中國觀念

現代學術界將“文字”的出現，作為(wei) 衡量“文明”產(chan) 生的核心標準。“文明”一詞最早見於(yu) 中國，《周易•乾•文言》：“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文”指“文字”，指“斯文”。“斯文”者，自堯、舜、禹，經湯、文王、周公至孔子的文化傳(chuan) 統之謂也。“明”指“昌明”。“斯文”，因文字而昌明於(yu) “天下”。這也是“文明”一詞的本來意義(yi) 。

我們(men) 發現，在近代西方“文明”起源的過程中，“西學”大量引進了來源於(yu) 中國文化的內(nei) 容。例如，最初出現於(yu) 法語中的“文明”（civilization）之概念，就來源於(yu) 中國文化。在歐洲，“文明”一詞出現於(yu) 18 世紀中期的法語中；最早使用的，是法國國王路易十六的財政大臣阿內(nei) •羅貝爾•杜爾哥（Anne Robert Turgot，他正在從(cong) 事以儒學為(wei) 內(nei) 涵的重農(nong) 學派的經濟改革）。17—18世紀的法國是歐洲傳(chuan) 播“中國文化”的中心，路易十五被稱為(wei) “中國之皇帝”，法國自詡為(wei) “文明”的傳(chuan) 教士（與(yu) 在華的耶穌會(hui) 士遙相呼應，神交天朝）。

杜爾哥是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與(yu) 源於(yu) 中國的法國經濟學“重農(nong) 學派”的成員廣泛接觸，可以說“文明”一詞最早由杜爾哥使用，絕非偶然。（編者：與(yu) 此同時，重農(nong) 學派的領袖魁奈，號稱“歐洲第一個(ge) 經濟學家”和“歐洲的孔夫子”；他引進中國的經濟理論及儒道兩(liang) 家的“無為(wei) ”；由此法語自由放任“laissez-faire”一詞問世，並被亞(ya) 當·斯密發揚光大）。

歐洲的“文明”的概念來自於(yu) 中國文化之影響。古人雲(yun) “天不生仲尼，萬(wan) 古如長夜”，說的是孔子的“斯文”照亮了曆史。孔子的斯文傳(chuan) 統，不僅(jin) 照亮了中國曆史；孔子的理性觀念（當時歐洲稱“自然哲學”），也照亮了歐洲大陸。所謂歐洲“啟蒙運動”是也。“啟蒙運動”者，以孔子“理性之光”照亮黑暗的“神權歐洲”之謂也。

（三）古埃及和巴比倫(lun) 等：尚未發現“文明內(nei) 涵”

“文字”指書(shu) 麵語言係統，完整的文字具有形、音、義(yi) 三個(ge) 要素。漢字就是這樣一種“文字”，而且是全世界唯一的起源於(yu) 上古的、原生的，至今依然在使用的“文字”。西方諸語言的書(shu) 麵記錄是一種被稱為(wei) “拚音字母”的形式，不具備“字形”要素，在“音聲”中尋“意義(yi) ”，算不上是完整形態的“文字”。加以歐洲曆史上使用紙張時間甚晚，之前缺乏書(shu) 麵語言的載體(ti) ，因而到18世紀末才有了“文明”的概念。（編者：歐洲中古與(yu) 上古，幾乎全是方言口語）    

此外，我認為(wei) “文明”還有另一個(ge) 標準，那就是“文以載道”。（編者：在1492年哥倫(lun) 布憑借中國發明“發現新大陸”之前，即在人受製於(yu) 地理環境、自然占絕對優(you) 勢的曆史時期；任何一個(ge) “始生文明”和主流文明，都必需具有“道”——它首先是指“與(yu) 自然和解、和合”的智慧。西方沒有這樣的“道”，所以近代以前的歐洲不可能享有“文明”。西方中心論學者所發掘的古埃及和巴比倫(lun) 等，也不存在“道”和相關(guan) 的典籍。）

“文明”的“文”，是“文字”的“文”，這個(ge) 毫無疑問。除此之外，中國還有一個(ge) 概念，叫作“文以載道”。光有“文字”，沒有“載道”是不行的。除了有“文字”，還必須看使用該“文字”記載了怎樣的“文獻”。舉(ju) 例來說，埃及“象形文字”其實是圖畫文字，裏麵“載”了什麽(me) “道”沒有呢？西方學者說發現了古埃及的《死者之書(shu) 》。然而，遺憾的是《死者之書(shu) 》不僅(jin) 沒有“載道”。實際上也並不存在《死者之書(shu) 》這樣一本書(shu) 。該書(shu) 是19世紀德國一位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卡爾•理查•列卜修斯（1810—1844）編造出來的。再如，西亞(ya) 地區發現的“楔形文字”泥板文書(shu) 等，這類“文書(shu) ”中根本沒有類似中國的古代群經、諸子、史籍等各類文獻的內(nei) 容。換句話說，用“文以載道”的標準來衡量，找不到“道”的影子。沒有“載道”就談不上“文明”。

對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與(yu) 古巴比倫(lun) 的楔形文字的“釋讀”，是西方學者們(men) 在19世紀開始的。與(yu) 其說是“釋讀”，不如說是“破譯”，或者毋寧說是“猜謎”；而“找到”破譯這些文字“鑰匙”的人，實際上並不是什麽(me) 學者，大多是些二三十歲的愣頭青。法國人商博良是“破譯”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第一人，當時三十二歲（1822年），“破譯”方法為(wei) “猜謎”。商博良開始研究古埃及學時據說是年僅(jin) 十一歲的兒(er) 童。整個(ge) 學術界對於(yu) “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研究就建立在這樣一位法國小夥(huo) 子“猜謎”的基礎之上。首位“破譯”西亞(ya) 楔形文字的人是德國人，名叫格羅特芬德，當時二十七歲（1802年）。格羅特芬德是德國一名中學數學教師，據傳(chuan) 有一次打賭說他能夠破譯古波斯楔形文字，然後琢磨一下就“破譯”出來了。而英國人羅林森在二十五歲（1835 年）時又一次獨立“破譯”了楔形文字。羅林森既不是學者，也不是教授，當時隻是一名被派往波斯的英國年輕軍(jun) 官，出於(yu) 一時的興(xing) 趣就輕而易舉(ju) 地“破譯”了古波斯與(yu) 古巴比倫(lun) 的楔形文字，並將其譯文及論文發表於(yu) 《皇家亞(ya) 洲學會(hui) 雜誌》。

19世紀這幾位歐洲青年，在文字學“形、音、義(yi) ”三要素中，隻顧及字音，模擬假定“音值”，通過與(yu) 偽(wei) 書(shu) 《希羅多德曆史》中若幹人名的發音進行比對，用“破譯”或“猜謎”的方法，將消失了千年乃至幾千年的三種古代語言或方言“準確無誤”地完全揭示出來，形成了近代西方的“東(dong) 方學”基礎。然而，以中國學術的標準來衡量，建立在這樣基礎之上的“東(dong) 方學”，豈能可信！再者，《皇家亞(ya) 洲學會(hui) 雜誌》是西方早期“東(dong) 方主義(yi) ”的刊物，是為(wei) 英國殖民政策服務的工具，缺乏學術性，不足為(wei) 憑。

先前，在17世紀也曾有過類似方法，不過“破譯”對象則為(wei) “神秘”的漢字。如柏林一位學者繆勒（AndreasMüller）聲稱，於(yu)  1667年11月18日發明了所謂的“中文之鑰”（Clauis Sinica）；運用他的“方法”，可以非常方便地掌握漢字。當時在學術界引起極大反響，相信他的大有人在，包括德國哲學的鼻祖萊布尼茨。假設漢字是一種滅絕了的文字，想來一定可以通過“中文之鑰”完全“破譯”出來。繆勒生前對其“發現”秘不示人，想賣個(ge) 好價(jia) 錢；據說臨(lin) 死前將“中文之鑰”及其他手稿都銷毀了。

其後，一位名叫雅克•德•摩根的法國人，於(yu) 20世紀初（1901年12月）“發現”了一件“世界級文物”——舉(ju) 世聞名的《漢謨拉比法典》石碑。該法典碑刻為(wei) 楔形文字（一種斷絕了的古拚音字體(ti) ），據說距今約三千七百年，使用語言為(wei) 古巴比倫(lun) 語（早已失傳(chuan) ），釋讀方法也是“破譯”（而非考釋），可“釋讀”比例達百分之百。現代人能夠毫無障礙地釋讀幾千年前的語言，那是與(yu) 今完全不同的、並且久已失傳(chuan) 了的殘碑，其中文字三千五百行，法律條文二百八十二條，對刑事、民事、貿易、婚姻、繼承、審判製度等都做了詳細的規定；從(cong) 其所“記載”的內(nei) 容來看，竟然均為(wei) 19 世紀的觀念（概念體(ti) 係），但該石碑卻又是反映“古巴比倫(lun) 文明”經濟與(yu) 社會(hui) 狀況的唯一記錄。可信嗎？

從(cong) 上述情況，我們(men) 可以大致領略，所謂“破譯”古埃及象形文字和西亞(ya) 楔形文字的性質。稍微懂得考古學常識的人，一看就能知道《漢謨拉比法典》是假古董；但歐洲學者們(men) 硬要將其說成“國寶”，實在匪夷所思！當代美籍巴勒斯坦學者愛德華•薩義(yi) 德揭露了西方近代“東(dong) 方主義(yi) ”的實質：出於(yu) 殖民利益的需要，19世紀西方學者們(men) 通過“編定文本”的方法，虛構了概念化的“東(dong) 方世界”，目的是為(wei) 了支配與(yu) 控製東(dong) 方世界各民族……。（編者：西方中心論學者發掘“古文明”的用意有三：Ⅰ.為(wei) 近代以前的、實際上是部落形態的“歐洲文明”建立“文化奧援”；Ⅱ.為(wei) 基督教找尋深厚而廣大的曆史文化的基礎；Ⅲ.揚西抑東(dong) ，從(cong) 而抹殺真正的文明母親(qin) ——華夏）。

（四）符合標準的“文明”獨一無二

15世紀以前的歐洲沒有文明。1827年1月31日，歌德在談到中國的一部長篇小說時說：“中國人有成千上萬(wan) 這類作品，而且在我們(men) 的祖先還生活在森林裏的時候就有這類作品了。”就反映了這種情況。基督教和其他文化都不是“歐洲原生”。近代“西方文明”是在紙張及印刷術傳(chuan) 到歐洲之後才開始的。如果隻有不斷更替的不同族群及其所操的不同語言，而沒有紙張，不能將語言記錄下來；那麽(me) ，如何可能化解部落對抗、凝成民族國家呢？若無紙張與(yu) 印刷，則更不會(hui) 有文化的積累？沒有文化積累的過程，也就不可能有“文明”。

從(cong) 世界上的文獻源流來說，屬於(yu) 原生的、達到了“文以載道”標準的文明，有兩(liang) 支：一支是中華文明，以儒學為(wei) 代表；另一支是印度文明，以佛教為(wei) 代表。在世界範圍內(nei) ，隻有原生的中國典籍是原汁原味地保存至今。而作為(wei) 印度文明的代表，以1193 年最後一座佛教寺院——那爛陀寺——被伊斯蘭(lan) 軍(jun) 隊焚毀為(wei) 標誌，佛教從(cong) 印度曆史上永久消失了。古印度沒有統一的民族與(yu) 語言，佛陀說法傳(chuan) 道，使用摩揭陀土語；佛經結集為(wei) 文字是在佛陀身後，據說最初結集使用巴利文，而漢譯佛經則大多來自梵文。古印度原文典籍貝葉書(shu) 很少流傳(chuan) 下來。現存佛教典籍，除少量梵文、巴利文殘卷外，大部分以漢文譯本及藏文譯本的形式被完整保存下來。

古印度文明也存在著偽(wei) 造的問題。有人會(hui) 說，在佛教之前不是有“吠陀文明”嗎？事實上，所謂古印度“吠陀文明”是19 世紀初才出現的概念，也屬於(yu) 近代西方的“東(dong) 方主義(yi) ”（歐洲中心論）範疇。歐洲人在經營印度殖民地過程中，鑒於(yu) “古希臘文明”根基淺薄，出於(yu) 為(wei) 自己尋覓古老優(you) 種“祖先”的需要，虛構“雅利安人入侵”的故事，編造了“印—歐語係”的學術謊言。《梨俱吠陀》等吠陀文獻的年代無法確定。據說這類文獻起初以“口傳(chuan) ”方式流傳(chuan) ，形成“文字”的曆史甚晚。現存《梨俱吠陀》由“天成體(ti) ”寫(xie) 成，而“天成體(ti) ”出現於(yu) 13 世紀初。說梵文在三千餘(yu) 年前一經出現就非常完備，至今沒有多少變化，這顯然是違反語言演變的一般規律的。將《梨俱吠陀》等吠陀文獻斷定為(wei) 公元前1500 年至公元前1000 年之間的說法，出自殖民主義(yi) 學者馬克斯•繆勒的猜測，並無科學依據；後來找出了土耳其波加茲(zi) 科易（Boghaz Keui）等地、據說是公元前14 世紀的某些“泥板文書(shu) ”，斷定這些“泥板文書(shu) ”上有“雅利安”君王的名字，用以支撐馬克斯•繆勒的立論。

由上文所述的歐洲人對西亞(ya) “泥板文書(shu) ”楔形文字的“釋讀”，建立在“猜謎”的基礎上；可知其對土耳其“泥板文書(shu) ”內(nei) 容的“釋讀”亦缺乏嚴(yan) 肅性，亦不足憑信。

中國古代文獻卷帙浩繁、規模宏大。試舉(ju) 明代文獻數端為(wei) 例，如由皇家所編《永樂(le) 大典》（匯集文獻七八千種，正文22937卷，目錄60卷，分裝成11095冊(ce) ），佛家的官、私刻《大藏經》（少者6300餘(yu) 卷，多者達12600餘(yu) 卷），道教的《正統道藏》及《萬(wan) 曆續道藏》（計5485卷）等皇皇巨典，不一而足。其他經、史、子、集四部各類文獻，各種典章製度，各家詩詞、文集，各州道府縣地方誌，等等，數不勝數。這才是真正的人類文明的大宗遺產(chan) 。同時期的歐洲，除了寫(xie) 在羊皮上與(yu) 《聖經》相關(guan) 的幾頁“書(shu) 冊(ce) ”之外，沒見到有什麽(me) 可稱“文獻”的東(dong) 西。

中華文明向外部世界傳(chuan) 播文化，表現出來的，是像“鑒真渡東(dong) 海，鄭和下西洋”那樣地傳(chuan) 播文化、傳(chuan) 播和平的“王道思想”；而截然不同於(yu) 西方人以“歐洲中心主義(yi) ”為(wei) 思想基礎，打著“科學、民主、自由、人權”旗號的擴張主義(yi) 與(yu) 霸道。今天以“西方擴張主義(yi) ”為(wei) 背景的“全球一體(ti) 化”帶來一係列嚴(yan) 重問題。表麵看來，如今單極世界、一國獨大的“霸道主義(yi) ”橫行天下，不可一世；但曆史表明，“霸道主義(yi) ”憑借其政治、經濟、科技、軍(jun) 事實力，可以橫行一時，但都好景不長。而以“仁者無敵”理念為(wei) 基礎的“王道思想”則根本不同。“王道思想”的基本內(nei) 涵包括中庸、民本、孝道、仁德、禮讓（修養(yang) 、懷柔、文化）、義(yi) 利之辨、和而不同、成人之美、扶危濟困等核心價(jia) 值觀念。

我認為(wei) ，與(yu) “王道思想”相較量，“霸道主義(yi) ”終將敗下陣來，曆史的天平終將向以“仁者無敵”為(wei) 核心理念的“王道思想”傾(qing) 斜。換句話說，可以製衡“西方擴張主義(yi) ”的唯有“仁者無敵”的“王道思想”。

（五）世界曆史：需要“重新固定一切價(jia) 值”

山西人民出版社於(yu) 2015年出版董並生著《虛構的古希臘文明》一書(shu) ，具有特殊意義(yi) 。從(cong) 新文化之“西向運動”，到傳(chuan) 統文化之“向東(dong) 回歸”，恰值2015年正好是一百周年。經過百年輪回，人們(men) 看到一個(ge) 古老文明從(cong) 救亡圖存到文化上自我否定，再從(cong) 追逐“四個(ge) 現代化”到提出“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目標的輪回過程。在此新文化運動一百周年之際，本書(shu) 作者以大量事實為(wei) 依據，提出“古希臘文明虛構論”，從(cong) 源頭上係統地揭穿了“西方文化”的假麵，揭示出“文藝複興(xing) ”以來歐洲學者們(men) 虛構“古希臘文明”過程的大致輪廓，揭露了“歐洲中心主義(yi) ”的本質，發人深省、引人深思。

作者提出，歐洲近代“文明”來源於(yu) 中國。無論是西方的“科學”，還是哲學和藝術，其源頭都在中國。歐洲人在其“近代文明”（首次文明）形成的過程中，為(wei) 了隱瞞其真實來源，虛構了“古希臘文明”的概念；並以此為(wei) 基礎，杜撰了西方“古典學術傳(chuan) 統”，為(wei) 其“歐洲中心主義(yi) ”服務。

本書(shu) 考述內(nei) 容尚屬初步成果，所提出的論點未必全部成為(wei) 定論；或者，毋寧說本書(shu) 考述的內(nei) 容，是對18世紀下半葉以來“古希臘文明”定論的全麵質疑。相信本書(shu) 的出版，對於(yu) 人們(men) 反思百餘(yu) 年來的中國曆史及五百餘(yu) 年的歐洲曆史，徹底解構三百年來的“歐洲中心論”，重新認識“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責任與(yu) 使命，具有現實意義(yi) 與(yu) 曆史意義(yi) 。

20世紀英國著名曆史學家湯因比研究過全世界二十六種“文明”的生滅，提出了“中華文明救世論”，近年有人據此提出“中國文明的獨一性”。

我認為(wei) ，與(yu) 其說“中國文明的獨一性”，不如說是“文明的唯一性”，而這唯一的“文明”就是“中華文明”。概而言之，“文明”的標準應當是：第一，要有真正的“文字”，而文字必須具有形、音、義(yi) 三項要素；第二，有了文字，還需要“文以載道”，未能“載道”，就算不上真正的“文明”；第三，既稱“文明”，必須照亮曆史，唯有“中華文明”曾經照亮曆史，並為(wei) 人類的未來指明了方向。

西方的“東(dong) 方主義(yi) ”與(yu) “希臘主義(yi) ”相表裏，一並構成“歐洲中心主義(yi) ”的內(nei) 核與(yu) 幔帳。常言道“去偽(wei) 存真”，佛教雲(yun) “破邪顯正”；在破除虛構的“希臘主義(yi) ”之際連同邪惡的“東(dong) 方主義(yi) ”一並剪除，才能廓清迷霧，徹底解構“歐洲中心主義(yi) ”；也唯有如此，才能完全彰顯“中華文明”的光輝。

現在應該到了正本清源，以中華文明“仁者無敵”的“王道思想”為(wei) 圭臬，為(wei) 人類和平乃至“天下太平”（平天下）做出貢獻的時候了。這正是“中華文明唯一性”的題中應有之義(yi) 。

（載《名作欣賞》2015第4期）

責任編輯：葛燦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