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學在台灣：曆史、現狀與(yu) 未來

作者：劉樂(le) 恒

來源：微思客 WeThinke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正月廿二丁亥日

           耶穌2015年3月12日

摘要：雖然台灣新儒學試圖對上一代新儒家進行繼承、批判、轉進或超越的工作，但目前為(wei) 止似乎尚未形成在係統性、深入性、典範性等方麵，可以比擬和超越唐、牟的學術成就。

編者按：在談論新儒學於(yu) 中國大陸外的發展與(yu) 嬗變，台灣是一個(ge) 難以忽略的地區。雖不及香港新亞(ya) 書(shu) 院般著名，且當代許多台灣新儒學者因多側(ce) 重學術探討而輕社會(hui) 反思，因而大眾(zhong) 對其並不熟識;反而是北美地區的一些儒學家，吸引了更多的社會(hui) 注意力。但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在大陸頗有名氣的傅佩榮外，作為(wei) 新儒學八大家代表的方東(dong) 美與(yu) 牟宗三，其不少門人弟子在輔仁、政大、台大等不少高校以及“中研院”潛心研究，繼續新儒家在當代的持續深入與(yu) 體(ti) 係化發展，也對於(yu) 台灣、香港、大陸乃至東(dong) 亞(ya) 的思潮、運動都帶來了深遠的影響，而這種影響沒有得到學術界外的關(guan) 注，頗為(wei) 遺憾。武漢大學哲學係的劉樂(le) 恒副教授為(wei) 此撰文，希望能對台灣新儒學的發展進行重新梳理與(yu) 反思，以填補社會(hui) 對於(yu) 海外儒學在台灣發展與(yu) 嬗變過程認知的空白。文中展示的台灣新儒學的“四個(ge) 趨勢”，編輯總體(ti) 持讚同意見，但部分細節仍有商討的空間。

劉樂(le) 恒：略說新儒學在台灣的現當代發展

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思想界，是一個(ge) 充滿張力、困境、機遇的競技場，各種思潮相互交織和牽引，並與(yu) 文化、政治、社會(hui) 等問題相互勾連，形成錯綜複雜的狀態。不過，這時期中國思想界大致可分為(wei) 三大思潮：社會(hui) 主義(yi) 思潮、自由主義(yi) 思潮和文化保守主義(yi) (特別是現代新儒學)思潮。三大思潮在思想取向上對比強烈，但它們(men) 都試圖從(cong) 各自的角度去回應“新文化運動”以來的“科學”和“民主”兩(liang) 大現代主題，隻可惜三者之間意氣之爭(zheng) 過多，良性互動過少，最終使得中國社會(hui) 和文化的現代化進程出現某種程度的迷失甚或斷裂。

隨著新中國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和共產(chan) 主義(yi) 思潮主導中國大陸，自由主義(yi) 人物也紛紛轉移到港台和海外。而第一代的現代新儒家如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馮(feng) 友蘭(lan) 等，因為(wei) 對新中國保持著或多或少的希望，都留在大陸。另外的新儒學大家如錢穆、方東(dong) 美、張君勱，以及熊十力三大弟子唐君毅、牟宗三、徐複觀，還有錢穆弟子餘(yu) 英時等，都轉入港台等地區。他們(men) 以肩負、延續中華文化為(wei) 己任，試圖在中華文化“花果飄零”的時代“靈根自植”(唐君毅語)，闡釋中國傳(chuan) 統的人文理想，發揚心性固有的德性義(yi) 理，尋求在複雜的現代社會(hui) 中安頓身心，並延續儒學生命力。不過，這些流落港台的新儒家人物，他們(men) 的思想文化取向相當複雜，難以一概而論。本文主要介紹影響力較大的熊門弟子唐君毅、牟宗三、徐複觀在台灣的思想取向與(yu) 學術活動。

上世紀五十年代起，唐、牟、徐等第二代新儒家便將港台發展成新儒學最重要的陣地，他們(men) 在台灣講學、任教、創辦雜誌、出版著作、培養(yang) 學生，其中尤其是牟宗三與(yu) 台灣的淵源最深。1958年元月，唐君毅、牟宗三、徐複觀與(yu) 張君勱四人在台灣《民主評論》上發表《為(wei) 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這意味著現代新儒家學術團體(ti) 的形成。《宣言》嚐試與(yu) 西方學者溝通，指出西方漢學傳(chuan) 統難以同情理解到中國文化的生命精神，而中國文化的生命精神則在於(yu) “心性之學”。心性之學對中國文化的發展則有利有弊，利者在於(yu) 心性之學讓人得以挺立道德主體(ti) 性，領會(hui) 到天道性命相貫通的縱向一體(ti) 之義(yi) ，是中華文化所以悠久不息之源;弊者則在於(yu) 橫向建設不足，未能充分發展出如西方一般的科學成就和民主政製，需要向西方學習(xi) 。《宣言》彰顯出了宋明理學以來的新儒學傳(chuan) 統，並且開啟儒學的現代性轉進之路，同時也體(ti) 現出台灣作為(wei) 新儒學重要陣營的地位。

另外，新儒學在台灣發展的另一重要活動是1975年《鵝湖》月刊的創刊。憑借《鵝湖》月刊以及“東(dong) 方人文學術研究基金會(hui) ”的思想陣地，新儒家第三代學者特別是牟門弟子逐漸形成“牟宗三學派”，對台灣學術思想界影響深遠。同時，唐、牟、徐諸先生則在台灣講學和任教的過程中逐漸建立起各自的儒學思想係統。他們(men) 雖然多強調心性之學，強調天道性命相貫通的一體(ti) 之義(yi) ，但各自的思想視野和方法略有不同。晚年唐君毅融會(hui) 中西印哲學，並展示出一切哲學思想、文化活動、道德行為(wei) 、生命之教都是心靈活動所感通之境，並判儒家的天德流行境為(wei) 最高境，以此明確人類思想統類，安頓身心性命。晚年牟宗三則在台灣建立起其成熟的“道德的形上學”思想係統，即通過道德切入形上學，通過道德實踐或挺立道德主體(ti) 性，達致大人與(yu) 天地萬(wan) 物為(wei) 一體(ti) 的形上學境界;同時他根據道德的形上學和佛教“一心二門”的模式，開出兩(liang) 層存有論，即現象界的存有論和本體(ti) 界的存有論，從(cong) 而在發揚心性的基礎上會(hui) 通西方的民主和科學。徐複觀也主張闡揚心性之學、道德主體(ti) 性，但他與(yu) 唐、牟的哲學路向不同，他站在思想史的角度，提倡通過儒學主體(ti) 性的客觀化轉換與(yu) 農(nong) 業(ye) 傳(chuan) 統中自耕農(nong) 的複興(xing) 與(yu) 轉進，開啟出現代儒家民主政治。總言之，唐、牟、徐等新儒家特別是牟宗三先生，在當時對台灣思想界起到深遠影響，並培養(yang) 和形成第三代新儒家學者。

不過，台灣在八、九十年代以後，隨著本土意識的日益高漲、民主進程的曲折演進、社會(hui) 的結構性變更、社會(hui) 與(yu) 文化的多元化趨勢、後現代思潮的傳(chuan) 播等原因，許多唐、牟、徐的後學以及其他儒學研究者不再有強烈的文化使命感受與(yu) 儒家道統觀念。同時，現象學、詮釋學、英美分析哲學等現代哲學的興(xing) 起，也令新儒家內(nei) 部或牟門內(nei) 部學者比起上一代有了不同的思考。就筆者的看法，雖然台灣新儒學試圖對上一代新儒家進行繼承、批判、轉進或超越的工作，但目前為(wei) 止似乎尚未形成在係統性、深入性、典範性等方麵，可以比擬和超越唐、牟的學術成就。不過，當代台灣的儒學研究確實向著多元化的方向發展，而另有一些新儒家學者後來則與(yu) 唐、牟等人的思想拉開了某些距離。據筆者了解，當代台灣的新儒學思想與(yu) 研究有下述幾個(ge) 方麵。

一、第三代新儒家及牟門後學。

一般認為(wei) ，唐、牟、徐是第二代新儒家代表，而劉述先、成中英、杜維明、餘(yu) 英時四位則是第三代新儒家代表。四位學者都在台灣成長、求學以至教學，都深受前輩新儒家如錢穆、方東(dong) 美、唐君毅、牟宗三、徐複觀的影響或成為(wei) 他們(men) 的學生，都與(yu) 台灣有深刻聯係並影響台灣學界。他們(men) 現在仍然健在並享譽學界。除了餘(yu) 英時是思想史名家之外，劉述先、成中英、杜維明三人都是哲學家，他們(men) 大多繼承方東(dong) 美、牟宗三的儒學思想，但其思想更具國際性和當代性。杜維明提倡“文化中國”的概念，詮釋中國哲學中的“體(ti) 知”問題，並以開放立場倡導多元對話。劉述先以儒學的立場，推動全球倫(lun) 理建設以及世界各宗教間的對話，揭示儒學思想中所蘊含的“超越內(nei) 在”的向度，並重新解釋“理一分殊”以推動儒學的當代性發展。成中英則富於(yu) 哲學創造，他廣泛吸納方東(dong) 美哲學、詮釋學和英美哲學，發展出一套“本體(ti) 詮釋學”。另外，除第三代新儒家外，牟宗三最重要的門人弟子大都在台灣從(cong) 事研究和教學工作，其中蔡仁厚、楊祖漢、戴璉璋、曾昭旭、林月惠、李明輝等，對牟先生思想或繼承，或豐(feng) 富，或深化，或專(zhuan) 注哲學性辨析，或從(cong) 事哲學史研究，在台灣形成影響力巨大的牟宗三學派。總言之，第三代新儒家及牟門後學以繼承發展第二代新儒學特別是牟氏思想為(wei) 己任，並在當代性與(yu) 多元性的脈絡中推進新儒學發展;其中有些學者較之唐、牟有更為(wei) 豐(feng) 富的思考。

二、“東(dong) 亞(ya) 儒學”研究。

台灣大學著名學者、思想史家黃俊傑教授近年啟動了以“東(dong) 亞(ya) 儒學”為(wei) 主題的大型研究計劃，並取得矚目的學術成果。黃教授早年受新儒家影響，後來鑒於(yu) 現代新儒學未能充分應對日益全球化、多元化、生活化的情勢，因此呼喚一種整合性、交織性、多元性的儒學研究，由此“東(dong) 亞(ya) 儒學”研究應運而生。在研究內(nei) 容上，“東(dong) 亞(ya) 儒學”著重將儒學思想史放在東(dong) 亞(ya) 這個(ge) 整體(ti) 脈絡中進行考察，側(ce) 重中、日、韓儒學思想或經典文本間的互動，關(guan) 注東(dong) 亞(ya) 儒學史的“媒介人物”。在研究方法上，“東(dong) 亞(ya) 儒學”注重過程性、脈絡性、互動性，拋棄西方範式獨大，強調中西互為(wei) 主體(ti) ，超越化約論和國族中心主義(yi) 。由此出發，黃俊傑批評現代新儒家具有過多的“國族中心”、“國族論述”、“自我中心主義(yi) ”，而忽略東(dong) 亞(ya) 這一整體(ti) 脈絡。在嚴(yan) 格意義(yi) 上說，“東(dong) 亞(ya) 儒學”研究並不能歸為(wei) 現代新儒學的新發展，但由於(yu) 它提供和補充了儒學研究的新方法和新視野，所以從(cong) 廣泛意義(yi) 上說，它也可以被視作現代新儒學在當代發展的另一種可能。另外，“東(dong) 亞(ya) 儒學”研究的主持人黃俊傑也從(cong) 事徐複觀研究，充分闡釋了徐複觀儒家民主政治思想的殊勝與(yu) 不足，這無疑延續和發展了第二代新儒家的思考。

三、現代哲學影響下的儒學研究。

台灣學界有相當一部分學者，係統深入地學習(xi) 、思考、借鑒西方現代哲學特別是現象學、詮釋學、後現代哲學，並將之對比中國傳(chuan) 統儒、佛、道哲學，由此在某種程度上，較之牟宗三等人有了新的轉進，並獲得各自的思想成果。這些思想與(yu) 研究特別注重儒學與(yu) 生活世界或意義(yi) 世界的關(guan) 聯，重視他者，提倡多元，與(yu) 第二代新儒家強調道德主體(ti) 性、強調心性之學的方向或略有不同。在這些學者中，有的是上一輩新儒家的弟子，有些則自成一格，難以一概而論;但因為(wei) 他們(men) 從(cong) 事儒學研究，所以從(cong) 廣義(yi) 上說都可以歸為(wei) 台灣的新儒學在當代發展的一個(ge) 方向。其中，沈清鬆、陳榮灼、蔣年豐(feng) 、楊儒賓、袁保新等人的工作較為(wei) 顯著。沈清鬆教授受到方東(dong) 美機體(ti) 主義(yi) 的兼綜會(hui) 通性的思路啟示較大，他並吸收了現象學、詮釋學、當代科學哲學、當代士林哲學等思想，在哲學方法上提倡“多元的對比”，在倫(lun) 理學上主張“走向多元他者”，在知識論上貢獻“外推的策略”，以求切合當代社會(hui) ，並由此批評新儒家重道德主體(ti) 性而不重走向他者，重內(nei) 省而不重外推。沈氏的哲學思考嚴(yan) 肅認真，成係統性，值得重視。陳榮灼教授則為(wei) 牟門後學，但他廣泛吸收了現象學、後現代哲學等思想，重視牟先生所忽視的思想論題如“情”、“氣”等，並對之作出獨特展示。蔣年豐(feng) 、袁保新、楊儒賓等也深受海德格爾、梅隆-龐蒂等人的現象學思路的影響，重視發揮儒家詮釋學，強調儒學所蘊含的“身”、“氣”的向度，與(yu) 牟宗三強調道德形上學和心性主體(ti) 的挺立，構成或多或少的對比。當然，上述在現代哲學影響下的儒學研究，其思想方向各有不同，包含有儒學發展的多種可能性。

四、“後新儒學”思想。

在台灣的牟門後學中，林安梧因為(wei) 提倡“後新儒學”，以示與(yu) 前此的“新儒學”構成對比，顯得較為(wei) 特殊，因而應略作交代。牟先生逝世後，林安梧受熊十力影響，在牟先生逝世後提出牟氏“一心開二門”、“兩(liang) 層存有論”應該轉進為(wei) 存有的“根源”、“開顯”、“執定”三層存有論，主張從(cong) 牟宗三回到熊十力，以打開牟宗三以外的另一種思想可能。同時，他還指出以往的儒學與(yu) 宗法封建社會(hui) 聯結在一起，通過“血緣性的縱貫軸”如三綱五常等形成一個(ge) 社會(hui) 政治經濟的總體(ti) ，但現在這一部分麵對新的社會(hui) 建構，麵臨(lin) 挑戰，需要轉化。另外，宋明理學以至現代新儒學的“內(nei) 聖開出外王”之說，難以順應現代社會(hui) ，因此應該轉變為(wei) 通過“外王”調節出新“內(nei) 聖”，而這個(ge) “內(nei) 聖”並不在強調心性修養(yang) ，而應注重社會(hui) 正義(yi) 的維護。林氏將其他牟門弟子歸為(wei) “護教的新儒家”，將自己視作“批判的新儒家”。總言之，林氏提倡“後新儒學”，富於(yu) 創造性和啟發性，並提供出牟宗三之外的另一種思想可能性;不過他的“後新儒學”思想較為(wei) 雜糅，部分表述略顯誇張和偏頗，而且實際上他所提出的一些問題，似乎第三代新儒家如杜維明等人都曾作過深入研探並有更為(wei) 係統性、建設性的思考。

本文簡述了當代台灣新儒學的四種發展方向，其中可能有疏略和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指正。不過無論如何，台灣儒學有著深厚的民間土壤，有著豐(feng) 富的學術積累，也有著長久的生命活力，能夠為(wei) 中國大陸的儒學研究提供全方位的借鑒意義(yi) ，也必能為(wei) 中華民族的複興(xing) 、和諧社會(hui) 的建設提供思想文化上的支持。

本文載於(yu) 武漢大學台灣研究所內(nei) 部刊物《海峽橋》第二期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