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仍是儒教社會——專訪陳昭瑛

台灣仍是儒教社會

——專訪台灣大學教授陳昭瑛

記者邵振瑋

陳昭瑛教授

大陸儒學熱是在補課。整體而言，台灣還是一個儒教社會。

9月28日孔子誕辰日是台灣的教師節。每到該日，全台各地十幾座孔廟舉行祭孔大典。2009年孔子誕辰日，馬英九分別在台南市和台北參加祭孔典禮，表達對孔子的敬意。孔子第79代孫孔垂長也首度以“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身份，參與台灣當局的祭孔典禮。

為探討孔子在現代開放社會中的地位、意義和作用，《世界博覽》專訪了台灣大學中文係陳昭瑛教授。同為中國現代社會，台灣的情況或許具有一定借鑒意義。

《世界博覽》：對於孔子在中國大陸的回歸，您有何期待？

陳昭瑛：我對大陸的儒學熱非常期待，希望有好的發展。從台灣的角度來看，大陸自1949年以來在儒學的課堂上缺課太久，儒學熱好像是在補課，但短期內要補上幾十年的課，難免不易消化。長遠看來，大陸以其地大物博，人才濟濟，肯定會對儒學研究作出貢獻。

另一常見的說法是認為大國的崛起應該有文化的信息，則中國的崛起與儒學的複興一時並現是自然的現象。這說法也有道理。

我想再提一個想法，即儒學發展的內部動能的問題，我認為儒學再起是由於內部的動力，儒學是一個充滿生命力和實踐力的思想，不可能被長期壓抑，當代新儒家從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到唐君毅、牟宗三、徐複觀，提出許多重大命題，扣問儒學傳統與當代世界，等待著新世代的響應和發展。儒學再興是儒學的內在必然性。

《世界博覽》：能否介紹一下孔子在台灣民間社會或學術界的地位及其表現，台灣民眾如何認識孔子？

陳昭瑛：孔子不論在台灣民間社會或學術界都可以說是最具影響力的人。過去曾有人建議仿紐約港口的自由女神像在淡水出海口建一巨大孔子像，作為代表台灣精神的形象。但顯見如果想在台灣找出一個為多數人接受的文化巨人肯定是孔子。雖然國民黨高舉孔子，使得1970年代興起的反對運動不免在儒學和國民黨的保守意識形態之間畫下等號，甚至民進黨部分黨員曾因去中國化的情結而視孔子為外國思想家。

同時，以《論語》為首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長期以來為中學必讀教科書，並作為聯考必考教本，也曾使多數青年學子對孔子和儒家產生反感。

但我在台大講授的通識課程“論語導讀”的課堂上，卻有學生說來修這門課是為了改善與孔子的關係，可見不論對孔子的觀感如何，與孔子的關係是台灣青年覺得必須麵對的問題。

相對於政治而言，民間社會反而是個較為穩定的實體，孔子的影響力存在四百年，未曾稍減。民間有將知識、智能、考試等相關事務連結於孔子的傾向，認為孔子掌管這些事務，如稱大姆指關節處為“孔子眼”，若為一直線是孔子眼未張開，智能未開，若張開如一隻眼睛則表示智能已開，學習會有成效。

又每逢考季，孔廟會出現攜帶準考證祈福的熱潮，孔廟竟和文昌廟有相似功能，可能是台灣社會崇拜孔子的特殊現象。

《世界博覽》：能否介紹一下孔子在台灣地位的演變過程，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台灣有多大影響？

陳昭瑛：對台灣最有直接影響力的曆史人物是鄭成功，鄭成功對台灣的影響可以代表孔子對台灣最早的影響。在明鄭統治台灣的二十二年間（1662-1683），儒學全麵移植於台灣，1666年明鄭的第二代領導人鄭經在陳永華主導下建造了台灣最早的孔廟，也成立台灣最早的“儒學”（指學校），即今日的台灣一級古跡台南孔廟“全台首學”。清代台灣共成立十三所廟學，當時的儒學主流是朱子學，在乾嘉考據學已經獨領風騷之時，台灣因為處於邊緣，進步遲緩，反而一直到1895年割台之時還籠罩於朱子學。

日據時代受到日本殖民統治和新文化運動的挑戰，儒學鍛煉出更堅強的體質。日本向來重視《論語》，但另一方麵又深懼儒學會激化台灣人的反日情結，也有種種打壓民間私塾（閩南語稱為“漢學仔”）的政策。

1920年代也是台灣新文化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由於日本殖民政府對中國文化的打壓，使台灣人反而渴望保存自己的文化，故從未出現全盤西化的言論。甚至孔子還成為反日運動的精神象征，如1925年是反日團體“台灣文化協會”經常舉辦演講的年代，北部負責人蔣渭水為抵製日本警察的取締，曾請文協幹部王敏川每晚講《論語》講了一個多月，每晚三百名聽眾不畏風寒準時聽講。因講《論語》沒有具體的反日言論，可不受取締，但講者與聽眾卻以此作為反日行動。

光複之後的儒學逐漸學院化，雖然累積許多研究成果，徐複觀、牟宗三、錢穆等儒者在台灣講授儒學也是劃時代的事件，但儒學已不再具有日據時代作為進步思想的地位。

與此相應的是儒學向國民黨靠攏，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缺席，造成儒學社群與現實的疏離，不過孔子對庶民社會的影響未嚐減弱。

整體而言，台灣還是一個儒教社會。

《世界博覽》：祭孔大典在台灣社會和政治生活中有多大影響，能否介紹一下其情況，特別是2009年祭孔大典？

陳昭瑛：民進黨執政期間對祭孔不太重視。2008年馬英九上任以後，對祭孔大典則極為重視。以2009年的大成至聖先師孔子誕辰2559周年所舉行的“釋奠”（即祭祀孔子典禮之專稱）典禮為例，全台各地祭孔活動超過十四處，而於台南所舉辦的祭孔大典，馬英九更親自出席“釋奠”典禮，並以上賓身分行上香禮，創下台灣首次有國家元首前來台南參加祭孔儀式的首例。

明鄭時期建置台灣第一座孔廟，鄭經率文武百官舉行台灣本島第一次的“釋奠”大典後，一直至日據時期都是依古製舉行春秋祭聖。

而後國民黨統治期間曾於1968年組“祭孔禮樂工作委員會”，就祭孔禮儀、服裝、祭器、樂舞四者分組研究，廣參古籍，斟酌時宜，曆經多次研討，數易其稿，至1970年9月，始初步定稿。

現“釋奠”采安和、寧和、鹹和三樂章明洪武年間之古樂，而據明譜研習而成佾舞，服飾亦參采古禮新製；獻官（分主獻官、分獻官，皆政府官員）則服藍袍黑褂，並以現行國民禮儀為之，至今未有更動。祭孔大典於當時，實為文化複興運動的一部分。

而就參與民眾而言，除了觀賞且投入此莊嚴肅穆典禮儀式，同時亦具有民俗信仰。如祭孔大典中，於古禮進行完成後，有搶拔智能毛（拔牛毛）的習俗。民間信仰以為此舉可以助長人們的智能、保佑學子的求學之路，而今則因保育觀念提升，自1990年起主辦單位改以贈送智能糕等其它方式完成民眾的心願。可見民眾之於祭孔，除了表現對文教的重視，實亦有祈願，有將孔子神明化的傾向。

再以同年於新竹舉辦的“2009年第二屆中華文化快車兩岸師生聯合祭孔大典”為例，典禮透過網際網絡，以視訊的方式在新竹、北京、山東三地聯合進行，結合表演藝術、視覺傳播等方式，讓萬餘名兩岸師生共同參與，也是近60年以來，台灣民間祭孔規模最大的一次。

以現代的通訊方式進行古禮，祭孔大典至此，不僅僅為保存儒家文化，同時亦促進了兩岸文化交流，極富有當代意義。

《世界博覽》：您認為孔子在台灣的影響，對於台灣政治、經濟等領域的現代化發展，是否形成阻礙因素？

陳昭瑛：如上所述，孔子在日據時代曾是反殖民運動的思想資源，光複後儒家和國民黨雖然關係密切，但隻能說儒家未在民主化過程中起積極作用，不能說有阻礙作用。

國民黨的確有一些禦用的“儒家學者”（當然這些人不能稱為“儒者”）。但徐複觀對台灣的鄉土文學作家和解嚴前的黨外雜誌非常支持，對台灣的民主化仍有精神鼓舞的作用；唐君毅通過對台灣原住民運動家孫大川的影響，以“仁”的精神鼓舞了少數民族保存自身文化的運動。

再談經濟方麵，台灣的經濟發展深受家族企業模式影響，很難說不受儒家家庭倫理的影響。其次，台灣人勤奮、節儉，有儲蓄習慣，也在在顯露儒家小農社會的影響，而這樣的農民性格對經濟發展卻不無助益。

台灣常見的家族生活方式是長輩守著鄉下老家，年輕人於都市打拚，所以一到春節，大城市住民傾巢而出，返鄉人潮塞滿高速公路，似乎鄉下老家老父老母是支撐都市經濟發展的一種精神後盾。

不過台灣在政治經濟現代化之後發生的種種弊端仍有待儒學的矯正。儒家知識分子若想返回社會發揮影響力，不是沒有機會。

《世界博覽》：能否簡單介紹一下“衍聖公”孔德成後人的情況？

陳昭瑛：衍聖公孔德成先生為台大中文係兼任教授，作育英才無數，育有二子二女、孫兒女五人，曾孫兒女三人。長女維鄂在美國，長子維益先卒於，次子維寧，次女維崍。

孔德成先生長孫孔垂長目前擔任“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

孔垂長為孔維益與於曰潔之子，1975年出生，於2009年始擔任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孔垂長與吳碩茵結婚後，長子於2006年2月出生，由孔德成命名為佑仁，第八十代為佑字輩，曾孫女為佑心。

陳昭瑛博士，現任台灣大學中文係教授。1957年生，母台灣台南市人，父台灣嘉義民雄人。曾任哈佛大學燕京學社訪問學人(1998—1999)，曾獲第二屆五四文學評論獎(1999)，。著有：《台灣與傳統文化》、《台灣儒學》、《儒家美學與經典詮釋》、《台灣文學與本土化運動》等。

刊發於《世界博覽》雜誌2010年第4期

台灣仍是儒教社會——專訪陳昭瑛

陳昭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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