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的法治與(yu) 黨(dang) 治

作者：曾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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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孔子2565年暨耶穌2015年2月4日

自1924年國民黨(dang) 改組以來，國民黨(dang) 乃標榜“黨(dang) 治”，聲稱“黨(dang) 權”高於(yu) 一切，又自認其領導的“國民革命”超然於(yu) 特定階級之上，代表了全民利益，故在當時勞工與(yu) 資本家、農(nong) 民與(yu) 地主的具體(ti) 對立上，常不作左右袒，持中道立場，而以維持社會(hui) 穩定與(yu) 黨(dang) 的權威為(wei) 目標。​​

1932年，中日爆發“一·二八”淞滬戰爭(zheng) ，當時位於(yu) 上海的三友實業(ye) 社被迫停產(chan) 。戰後，三友社資方無意複工，擬將工廠遷至杭州，且借機將千餘(yu) 工人全體(ti) 解雇。工人生活頓失所依，遂與(yu) 資方發生衝(chong) 突。資方拒不複工，對上海地方當局的調停亦強硬拒之。勞方遂將此案上告南京中央，政府將此案交由中央民眾(zhong) 運動指導委員會(hui) （民運會(hui) ）辦理。民運會(hui) 頗同情勞方，迭發二電公開指斥資方，遂激起整個(ge) 上海資方的公開反彈。上海數十家企業(ye) 聯名發表宣言，批評政府違背約法精神，摧殘實業(ye) ，“於(yu) 法治精神，尤有違反”，“同人愛護黨(dang) 國，愛護秩序，不得不愛護法治”，“欲謀勞資之相安，必先尊崇法治”。國民黨(dang) 政府則痛斥資方之囂張，聲稱保護工人利益，“決(jue) 不能專(zhuan) 徇廠方增累利潤之片麵企求，而置多數工人生死於(yu) 不顧”，“如任何私人資本家敢認為(wei) 本黨(dang) 扶助勞工、兼顧勞工利益，即為(wei) 惡例，則三民主義(yi) 之本黨(dang) 亦有勇氣開此世界未有之惡例”。政府既引“三民主義(yi) ”為(wei) 據，資方亦據其中之“民權主義(yi) ”，質問政府：“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獨至勞資對峙，此條乃不適用乎！”

可以說，自國共合作破裂以來，國民黨(dang) 如此對資本家大加撻伐，實屬首次，而資本家亦動輒標榜“法治”，高揚“民權”，指責國民黨(dang) 將“黨(dang) 權”置於(yu) 法律之上，蓋絲(si) 毫無懼於(yu) 國民黨(dang) 之政治權威也。

稍後，國民黨(dang) 政府有鑒於(yu) 此，遂修訂《勞資爭(zheng) 議處理法》，以便為(wei) 政府幹預勞資糾紛提供充分的法理依據，並據此新修法條駁回資方上訴，強令資方複工。

蓋共產(chan) 黨(dang) 聲稱是無產(chan) 階級利益的代表，即便建國以後，亦始終以為(wei) 其政權的階級基礎。其取天下以此，然終釀成“文革”之禍亦以此。國民黨(dang) 則不同，其始則標榜“國民革命”，即便取得政權以後，亦未完全傾(qing) 向資方與(yu) 地方的利益，蓋始終持一“中道”的立場也。然此種立場，既失資方與(yu) 地主之傾(qing) 心支持，亦未若共產(chan) 黨(dang) 能真正得工農(nong) 之擁護也。故國民黨(dang) 之失天下，實以此也。雖然，階級鬥爭(zheng) 終有消亡之時，政府則當回歸常途，而以儒家的“大中至正”之道以治天下，此“三個(ge) 代表”理論所以為(wei) 曆史之必然也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