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仍是以儒家傳(chuan) 統為(wei) 主的社會(hui)

作者 受訪者 李明輝

         采訪者 澎湃新聞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甲午年臘月初四

           西曆2015年1月23日

李明輝先生是台灣“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研究員，也是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的弟子。2014年12月，他受邀至複旦大學哲學學院講授“中西哲學中惡與(yu) 原罪”，期間接受了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的獨家專(zhuan) 訪，就台灣社會(hui) 中保留的儒家傳(chuan) 統以及兩(liang) 岸的政治儒學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

李明輝先生學術研究方向以儒家哲學、康德哲學和倫(lun) 理學為(wei) 主，著有《儒家與(yu) 康德》《儒學與(yu) 現代意識》《康德倫(lun) 理學與(yu) 孟子道德思考之重建》《當代儒學之自我轉化》等書(shu) 。

澎湃新聞：現在台灣社會(hui) 儒家傳(chuan) 統在多大程度上被保留下來呢？

李明輝：台灣現在基本上還是一個(ge) 以儒家傳(chuan) 統為(wei) 主的社會(hui) ，普通民眾(zhong) 還是相信儒家的，反而是很多知識分子不認同儒家。因為(wei) 台灣基本上還是受到早期“五四運動”反傳(chuan) 統思潮的影響。如此一個(ge) 不幸的結果是由於(yu) 國民黨(dang) 提倡儒家，有些人因為(wei) 反對國民黨(dang) 而反對儒家，把儒家和國民黨(dang) 綁在了一起。這些人討厭國民黨(dang) ，就覺得儒家是幫凶。其實在民間反而不一定有這種情緒，這都是知識分子的問題，不是老百姓的問題。這就是為(wei) 什麽(me) 在台灣兒(er) 童讀經教育的推動得到了那麽(me) 大的支持。在台灣支持讀經運動最力的是民間宗教“一貫道”，它有一百多萬(wan) 信徒。

儒家的力量甚至滲透到佛教。台灣的佛教有所謂的四大山頭，其中在台灣中部的中台禪寺有自己辦的小學、初中和高中。我曾經參觀過他們(men) 的學校，雖然都是佛寺所辦的學校，但並不封閉。那裏的學生要學習(xi) 西洋樂(le) 器和外語，而最有意思的是學生要讀儒家的經典，而且校園裏有儒家聖賢的塑像。所以台灣的佛教並不排斥儒家。

慈濟功德會(hui) 是台灣佛教的另外一個(ge) 山頭，其創辦人證嚴(yan) 法師有自己的電視台，她常常在電視上講道理，而所講的內(nei) 容會(hui) 讓人以為(wei) 是在講儒家的道理。所以在台灣儒家其實滲透在很多宗教裏麵，因此看問題不能看表麵。有人說台灣現在是儒門淡泊，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儒家並沒有扮演任何角色。但這要看儒家的影響到底在哪裏，因為(wei) 儒家沒有自己的組織，不像佛教還有四大山頭。

澎湃新聞：儒家經典教育在台灣是什麽(me) 樣的情況？是否成為(wei) 中小學生的課程？

李明輝：在台灣，兒(er) 童的的讀經教育基本上是在體(ti) 製外的，有些學校會(hui) 把把它當作一種課外教學。現在很多父母都是工作族，下班的時間比孩子放學的時間要晚，所以中間的這段時間會(hui) 有老師留下來帶領孩子讀儒家經典。這種做法很受家長的歡迎，一方麵解決(jue) 了實際的問題，另一方麵這種經典教育對小孩子也是有好處的，可以讓他們(men) 認識傳(chuan) 統和家庭的價(jia) 值。所以這和知識分子的反應剛好相反，知識分子認為(wei) 這種做法屬於(yu) 意識形態控製。除了這種校內(nei) 的輔導之外，校外還有很多私人辦的“安親(qin) 班”，小孩子可以去學繪畫和樂(le) 器等，而讀經也是一種選擇。

王財貴當時推行兒(er) 童讀經教育時，曾經考慮進入到體(ti) 製裏麵，讓小學生去讀四書(shu) 。我是反對這種做法的。因為(wei) 如果這樣做，可能少部分的小學生會(hui) 受用，但是大部分會(hui) 厭惡。我認為(wei) 比較好的辦法是可以給學生接觸經典的機會(hui) ，但是不要強迫他們(men) 。

儒家經典教育放在高中最合適

在高中階段有一門必修課程叫做“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其實就是讀儒家經典。一開始讀《論語》和《孟子》，後來擴大為(wei) 四書(shu) ，一共需要兩(liang) 年的時間修完。不過這門課不需要考試，因為(wei) 考試未必是件好事，反而會(hui) 使學生產(chan) 生厭惡的情緒。這門課程一直是必修課，直到2005年陳水扁做第二任的時候把這門課改為(wei) 選修。如果是選修的話，學生就不不一定會(hui) 選，等於(yu) 廢除了這門課。後來馬英九上台之後，把這門課恢複為(wei) 必選，也相當於(yu) 必修課程，但民進黨(dang) 反對得很厲害。現在國民黨(dang) 在地方選舉(ju) 又失敗了，這個(ge) 政策還能再推行多久，也不得而知。這次列為(wei) 必修，也隻有兩(liang) 年的時間，就擔心2016年萬(wan) 一民進黨(dang) 上台，又會(hui) 取消。

武漢大學的郭齊勇教授希望大陸能夠學習(xi) 台灣，把儒家經典列為(wei) 高中的必修課程。如果儒家經典課程放在大學來修，那就有點晚了。其實高中階段的是一個(ge) 人心智發展最關(guan) 鍵的階段，此時接受經典教育是最有效的。初中還懵懵懂懂的時候就灌輸經典，效果也不見得好。我是比較早熟的，我從(cong) 初中開始就對儒家感興(xing) 趣了，所以高中有儒家經典的課程，對我來說是蠻受用的。這門課程當時叫做《中國文化基本教材》，隻是節選了《論語》和《孟子》的部分文本，但我當時找來全本讀，高中的時候就已經讀完了朱熹的《四書(shu) 集注》，雖然現在想來，當時並沒有讀懂。但在那個(ge) 階段懂不懂有時反而不那麽(me) 重要，重要的是要有機會(hui) 去接近經典，要有一個(ge) 受熏習(xi) 的過程。

現在台灣推行高中儒家經典教育的師資主要來自中文係的畢業(ye) 生，也有一部分是哲學係的畢業(ye) 生。但是不大容易獲得優(you) 秀的師資力量，因為(wei) 高中生有時候比大學生難教，老師不能用自己的語言去教他們(men) 。

希望台灣的儒家經典教材能在大陸出版

前段時間我們(men) 剛剛結束這門課教材的重新編寫(xie) 工作，這項工作是由台灣教育主管部門組織的，曆時兩(liang) 年完成。之所以重新編寫(xie) ，也是因為(wei) 對現行教材的不滿意。其中大部分編者都是大學研究儒學的教授，同時還邀請了少部分高中國文老師參與(yu) 編寫(xie) 工作，後者的語言更能適應高中生的程度。

這套教材共有八冊(ce) ，其中四冊(ce) 是學生的課本，包括《大學》、《中庸》、《論語》和《孟子》，供他們(men) 使用兩(liang) 個(ge) 學年，另外四冊(ce) 是教師手冊(ce) 。我們(men) 的工作主要是翻譯和注釋文本，並且提供延伸閱讀指南。在教師手冊(ce) 中則告訴老師教授的方法，比如建議老師在教授具體(ti) 章節的時候可以提及相關(guan) 的電影和書(shu) 籍。

我們(men) 這樣做的主要目的是讓學生更容易接受儒家經典，而不讓學生產(chan) 生反感的情緒。因為(wei) 1980年代台灣教育主管部門曾用過陳立夫所編的《四書(shu) 道貫》，因為(wei) 其中加入了很多國民黨(dang) 的政治意識形態內(nei) 容，顯得不倫(lun) 不類，後來引起很大的反感。這套教材沒有用幾年，但是影響非常壞，現在有些人反對把四書(shu) 列入高中課程，還在舉(ju) 《四書(shu) 道貫》的例子來作為(wei) 反對的理由。還好我當時讀的教科書(shu) 沒有受到陳立夫的影響，所以我們(men) 那個(ge) 時候的反感沒那麽(me) 深。

我們(men) 這些編輯委員希望這套新編的教材能在大陸出版，但因為(wei) 版權屬於(yu) 台灣教育主管部門，我們(men) 沒有出版的權利。現在教育部門也並沒有用這套教材來盈利，而隻是掛在它網站上，大家可以自行去下載。雖然馬英九想推動儒學經典的教育，但是他手下部分民進黨(dang) 時代留下來的官員會(hui) 陽奉陰違，所以我們(men) 要和這些官僚進行鬥爭(zheng) 。現在這套教材即使不能在台灣使用，我們(men) 也希望能將它推廣到大陸來。我認為(wei) 這是可行的，因為(wei) 它不包含意識形態內(nei) 容，不過教師手冊(ce) 可能需要做一些修改，因為(wei) 兩(liang) 岸的文化背景不同。

但是教育這套教材並不是所謂的標準本，在台灣民間也可以自行編寫(xie) 教材。台灣實行教育自由化的政策，學校有選擇教材的自主權，而教育部門的教材不能壟斷市場。我們(men) 所編的教材剛剛推出來，還不太清楚是否有高中會(hui) 選擇這套教材，而且現在台灣的政治環境也不大樂(le) 觀，那些民進黨(dang) 執政的縣市可能不會(hui) 采用這套教材。

澎湃新聞：為(wei) 什麽(me) 民進黨(dang) 會(hui) 反對儒家經典的教育？

李明輝：民進黨(dang) 認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不是台灣的，其實這種邏輯是很愚蠢的。不過也不能這樣籠統地說民進黨(dang) ，因為(wei) 民進黨(dang) 中也有很多派別。其中基本教義(yi) 派的聲音最大，他們(men) 基本上就是要把大陸和台灣分得清清楚楚，但他們(men) 的邏輯常常是錯亂(luan) 的，鬧出不少笑話。

比如現在所謂的“台灣話”，其實就是閩南語，但是他們(men) 非要稱它為(wei) 台灣話，這其中的邏輯就不通。現任國台辦新聞局副局長的範麗(li) 青是首次赴台的大陸記者，她是福建人，當時采訪的時候用的是閩南語，台灣的記者就很好奇地問：範麗(li) 青為(wei) 什麽(me) 會(hui) 講“台灣話”，這就是邏輯不通鬧出的笑話。

很多年前我去泉州開會(hui) ，有一個(ge) 同去的台灣學者就很驚訝泉州人都會(hui) 講“台灣話”，真是笑死人，我告訴他人家講的是泉州話，不是什麽(me) 台灣話。如果打個(ge) 比喻，就好像奧地利人跑到德國去，說他們(men) 居然都講奧地利話。

這就是為(wei) 了配合意識形態的需要，把人的常識都扭曲了。而且我還在報紙上公開和一個(ge) 中文係的教授打過這種筆仗。他堅持要稱台灣話而不能稱閩南話，認為(wei) 現在的“台灣話”和福建的閩南話已經有所不同。按照他的邏輯，我們(men) 在台灣所講的客家話和現在廣東(dong) 人的客家話已經有所不同，那麽(me) 前者也可以稱作“台灣話”；我們(men) 講的國語和普通話也有所不同，那也可以稱為(wei) “台灣話”。這就好像澳大利亞(ya) 人說的英語和英國人的英語不相同，那就應該稱為(wei) “澳洲話”了，而不能稱為(wei) 英語。

澎湃新聞：您曾經提到台灣選舉(ju) 中遇到的講人情問題，這算是中國文化自身的問題嗎？還是中國從(cong) 傳(chuan) 統向現代轉型時所遇到的問題？

李明輝：其實這不算中國文化的問題，因為(wei) 民主本身就是現代社會(hui) 的產(chan) 物，民主製度的建立本身就需要從(cong) 傳(chuan) 統社會(hui) 過渡到現代社會(hui) ，在很多地方都需要一個(ge) 文化轉化的過程。在過去一般中國人都不具有公民意識，因為(wei) 並沒有生活在公民社會(hui) 中。但是民主社會(hui) 需要有公民意識作為(wei) 基礎，所以需要思想上的轉化。比如說，傳(chuan) 統社會(hui) 中五倫(lun) 所指的是人和人之間直接的關(guan) 係，例如父子，君臣等。但是在現代公民社會(hui) 裏，人們(men) 之間的關(guan) 係不完全是這樣的。我們(men) 過去講“清官難斷家務事”，是以家庭為(wei) 界限的，官員不插手百姓的家務事。比如說，父母在家裏打小孩，其他人是不能管的，旁人不能幹涉父母教育自己的孩子。可是現代社會(hui) 不一樣，如果有人在家裏打小孩，鄰居可以去報警，阻止他使用家庭暴力。這是一種在傳(chuan) 統社會(hui) 中不能想象的情況。

現代社會(hui) 有國家的介入，人和人之間不再是一種直接的關(guan) 係，個(ge) 體(ti) 首先是一個(ge) 公民，這個(ge) 角色在傳(chuan) 統社會(hui) 中是沒有的。這就可以解釋為(wei) 什麽(me) 在台灣的農(nong) 村地區容易產(chan) 生賄選的問題。因為(wei) 在農(nong) 村人和人的關(guan) 係是很直接的，如果候選人出錢買(mai) 選民的選票，基本上買(mai) 十票可以獲得九張選票。因為(wei) 村民和候選人基本都相識，拿了別人的錢便不好意思不投別人的票。但是在大城市中，付給十個(ge) 人錢，可能隻買(mai) 到一票，因為(wei) 人和人之間不再是直接的關(guan) 係，沒有人情的束縛，而且住在同一幢樓裏的人互相都不認識。

後麵這種社會(hui) 雖然有缺點，但是也有優(you) 點。優(you) 點在於(yu) 個(ge) 體(ti) 的自主性高，不會(hui) 受到鄰裏和宗親(qin) 關(guan) 係的牽絆，可以自己做主。缺點在於(yu) 每個(ge) 人都是孤立的，可能死在公寓裏兩(liang) 個(ge) 星期都沒有人發現。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在台灣和大陸都一樣，隻要繼續商業(ye) 化和都市化，這就是必然的趨勢。

澎湃新聞：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一直很重視家庭的價(jia) 值，但在現代社會(hui) 中卻受到了衝(chong) 擊。大陸的新儒家中有人試圖維持這種家庭價(jia) 值，比如張祥龍提出的家族式的投票製度。那麽(me) 您如何看待這種“回歸家庭”的做法？

李明輝：不單是中國人重視家庭，歐洲人過去也重視家庭，但是現在都市化已經使得家庭之間的聯係沒那麽(me) 緊密了。同樣在台灣和大陸慢慢也沒有大家庭了，以前一個(ge) 家族死後都要葬在一起，現在可謂是花果飄零了。

我知道大陸有些學者試圖恢複家庭的傳(chuan) 統，但在我看來，隻要這個(ge) 社會(hui) 中的農(nong) 業(ye) 人口繼續減少，人口繼續向大都市遷移，這些做法基本上是不切實際的。因為(wei) 大家族是在農(nong) 業(ye) 社會(hui) 裏才有根的，在都市裏不可能維持一個(ge) 大家族，除非少數有錢人願意這樣做，買(mai) 幾排房子，一個(ge) 家族都住在一起。所以，大家族必然被小家庭取代。

但是小家庭就會(hui) 產(chan) 生問題，台灣和大陸的問題其實比西方還要嚴(yan) 重。年輕人都到城市裏去打工，農(nong) 村裏隻剩下老人和小孩。打工者又沒有能力帶小孩在城市中生活，隻能將小孩子留在鄉(xiang) 下，與(yu) 祖父母同住，這就產(chan) 生“隔代教養(yang) ”的問題。以前老人在大家庭裏，自然有人會(hui) 去照顧，但是現在都市裏的小家庭中，如果老人身體(ti) 不好，整個(ge) 家庭都會(hui) 垮掉。夫婦要去上班，小孩要去上學，沒有人能照顧生病的老人。所以小家庭產(chan) 生的問題一個(ge) 是小孩的教養(yang) 問題，一個(ge) 是養(yang) 老的問題。

現在西方基本上是由國家承擔養(yang) 育小孩和養(yang) 老的問題。例如德國在統一之前，西德和東(dong) 德有一個(ge) 地方很不一樣：西德婦女多半留在家裏照顧小孩，就業(ye) 率比較低，而東(dong) 德婦女的就業(ye) 率比較高。這是因為(wei) 西德的托兒(er) 所較少，而且工資比較高，一個(ge) 人的收入就可以養(yang) 家，不需要兩(liang) 個(ge) 人都去工作；而在東(dong) 德，國家設有更多的托兒(er) 所，使得婦女可以從(cong) 家庭中脫身，獲得就業(ye) 的機會(hui) 。德國統一以後，東(dong) 德吸取了西德的經驗，結果東(dong) 德婦女埋怨發揮才能的機會(hui) 減少了，還不如回到共產(chan) 時代的社會(hui) 。但是台灣還處於(yu) 一個(ge) 過渡的時期，還沒有能力承擔這麽(me) 重的責任，依然還要靠小家庭自己辛苦地想方設法。

但是要在小家庭為(wei) 主的社會(hui) 中讓家庭的功能盡可能地發揮出來，這也不是完全沒有辦法。國家的住房政策可以進行調整，例如新加坡60～70%的人都住在政府所蓋的組屋裏麵。如果三代同堂的家庭願意住在一起，政府可以優(you) 先給他們(men) 分配住房。這是國家可以做到的，因為(wei) 市場不會(hui) 去解決(jue) 這些問題。新加坡雖然也是資本主義(yi) 市場化的國家，但還是把儒家的價(jia) 值放到政策裏去。

在大城市裏麵，最理想的情況是父母不和子女住在一屋簷底下，而是樓上樓下、隔壁或者同一個(ge) 巷子分開住。一方麵可以保持小家庭的獨立性，不會(hui) 有兩(liang) 代人因為(wei) 教養(yang) 觀念不同而造成的摩擦。其實老人也不一定希望和子女住在一起，因為(wei) 這樣比較自由，不需要看子女的臉色，這對雙方都有好處；而一旦發生什麽(me) 問題，就可以立刻互相照顧。這樣可以使家庭保持一定的功能。

還有在法律製定的層麵也可以適時體(ti) 現儒家的價(jia) 值觀，例如大陸最近在討論的親(qin) 親(qin) 相隱問題。台灣的刑法和刑事訴訟法中早就有親(qin) 親(qin) 相隱的規定。如果遇到刑事案件，相關(guan) 人是有義(yi) 務作證的，但有一種情況例外。如果相關(guan) 人和當事人屬於(yu) 三親(qin) 等的關(guan) 係，包括夫婦和直係血親(qin) 等，可以拒絕作證，這樣可以避免親(qin) 情和國法的衝(chong) 突。現在大陸正在修訂刑事訴訟法，已經包含這樣的原則，但親(qin) 屬關(guan) 係的範圍沒有台灣那麽(me) 寬，隻限於(yu) 親(qin) 子和夫婦關(guan) 係。如果沒有這種例外，讓父子對簿公堂，就有可能摧毀家庭的價(jia) 值，而中國過去的法律一直不鼓勵這樣做。

澎湃新聞：您曾經談到要區分政治人物的公德與(yu) 私德，在台灣願意做政治家的更多是臉皮厚而不是私德完全沒問題的人。那麽(me) 在台灣是不是存在將政治人物娛樂(le) 化的傾(qing) 向？這是受到儒家重視私德的影響，還是受西方民主思潮的影響，僅(jin) 僅(jin) 將政治家作為(wei) 政治權力的代理人？

李明輝：公德和私德的區分也是現代民主製度產(chan) 生之後所需要的。梁啟超在《新民說》中講到中國人談道德，十之八九是私德，而很少談到公德。因為(wei) 之前中國一直沒有公民社會(hui) ，但也不是完全沒有公德。史可法在寫(xie) 給多爾袞的信中講到“大夫無私交”，這就是公德的觀念。比如說兩(liang) 個(ge) 國家的官員私交很好，但是一遇到涉及國家利益的問題時，私交就要放到一邊。這就是公德和私德的劃分，而在現代民主製度下必須要有這種劃分。

比如說現在大學中存在教師抄襲的情況，而通常隻會(hui) 被同行或同事發現。現在台灣“中央研究院”的《倫(lun) 理法規》中就有一條，即研究人員有檢舉(ju) 違背學術倫(lun) 理的義(yi) 務。可是中國人在這方麵是有心理障礙的，例如我們(men) 這個(ge) 單位有一個(ge) 人抄襲，可能已經有人知道，但是卻沒人檢舉(ju) 。因為(wei) 檢舉(ju) 會(hui) 影響同事情誼，即使是匿名檢舉(ju) ，也像是在暗算別人。但其實這是法規規定的公民義(yi) 務。當有人檢舉(ju) 同事抄襲的時候，大家會(hui) 責怪檢舉(ju) 人，認為(wei) 他和被檢舉(ju) 人一定有私人恩怨，把整件事情“陰謀化”。但檢舉(ju) 人其實是有道德勇氣的，因為(wei) 他知道自己會(hui) 被大家責怪，反而沒有人去關(guan) 心抄襲是否真實存在。如果真的有抄襲，那檢舉(ju) 是理所當然的，還要肯定檢舉(ju) 人的道德勇氣，因為(wei) 他就好像西方人所謂的“吹哨人”一樣。

還有在企業(ye) 內(nei) 部也一樣，就像台灣現在有些餐廳使用地溝油，其實內(nei) 部的員工是最容易去檢舉(ju) 的。但是他們(men) 都不敢檢舉(ju) ，一方麵是怕遭到報複，另一方麵則是迫於(yu) 人情的壓力，不好意思檢舉(ju) 老板，這就是公德和私德不分。現在的台灣社會(hui) ，連在大學或者“中央研究院”這樣的學術機構，一般人還都突破不了這種心理障礙，所以觀念的轉化非常困難。這樣一來，賄選就很容易進行。拿了你的錢而不投你的票，會(hui) 覺得私德有虧(kui) ，但這不是一個(ge) 現代公民應有的態度。

私德成為(wei) 政治鬥爭(zheng) 籌碼

自從(cong) 香港的狗仔隊到台灣以後，常常去挖別人的隱私，並繪聲繪影地報道，弄得政治人物很驚恐。可是這很虛偽(wei) ，因為(wei) 不是所有的政治人物都在乎。在台灣是這樣，國民黨(dang) 的政治人物如果被發現有婚外關(guan) 係，就是下台，可是民進黨(dang) 的政治人物如果被發現有婚外情，則沒有什麽(me) 影響。陳水扁做領導人的時候有一個(ge) “行政院長”張俊雄，他有一個(ge) 沒有名分的小老婆，大家都知道，但是並沒有影響他的仕途。這不是雙重標準嗎？所以表麵上台灣的媒體(ti) 很重視政治人物的品德，可是很虛假，是有多重標準的，政治人物的私德隻是被當作政治鬥爭(zheng) 的籌碼。

在歐洲的情況就不是這樣。我在德國生活了很多年，德國的前總理施羅德結過四次婚，照理說私德是不及格了；還有之前社會(hui) 民主黨(dang) 的布蘭(lan) 德也結過好幾次婚，而且晚年的時候還和原配離婚，同女秘書(shu) 結婚，可是這並沒有影響他在德國政壇的地位。德國的媒體(ti) 根本不去炒作這種事情，認為(wei) 這是政治人物的私事。法國的情況更是如此，前總統密特朗有私生女，但是媒體(ti) 並沒有去揭發，直到密特朗晚年的時候大家才知道這件事。

但是在公德方麵，如果政治人物貪汙、假公濟私或者說謊，媒體(ti) 就會(hui) 馬上要求他下台。有一次現任德國總理默克爾請企業(ye) 界的人在她的官邸裏吃飯，馬上被媒體(ti) 攻擊，說她公器私用。這種事情在中國是不會(hui) 有什麽(me) 問題的。

我們(men) 並不能要求政治人物做聖人，因為(wei) 這不切實際，而且有些隻是假聖人，隻是媒體(ti) 沒有發現其劣跡而已。這會(hui) 造成一個(ge) 很不好的結果，即台灣很多有能力的人不願意從(cong) 政，就是被狗仔隊嚇到，不願被媒體(ti) 天天盯著而失去自由，不但自己遭殃，還連累家人。馬英九的女兒(er) 躲到美國去，還有狗仔隊跟去。這很不正常，觀念還沒有發生轉化，我們(men) 現在擁有的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傳(chuan) 統觀念。但是現代社會(hui) 不能再這樣要求政治人物，因為(wei) 公德是基本的底線，不能違背；至於(yu) 和配偶的關(guan) 係好不好，那是家務事，是兩(liang) 個(ge) 男女之間的問題。

美國和歐洲的情況又不太一樣。美國有清教徒的傳(chuan) 統，原先離過婚的人是選不上總統的。後來這種傳(chuan) 統發生了兩(liang) 次轉變，一次是裏根，他是美國曆史上第一個(ge) 離過婚的總統；第二個(ge) 是克林頓，鬧出緋聞卻可以全身而退。這些在過去的美國都是不可想象的。當時共和黨(dang) 追蹤報道克林頓的緋聞時，歐洲媒體(ti) 就笑美國人，“難道你們(men) 是要選教宗當總統嗎？”歐洲人覺得這根本就不是一個(ge) 問題，隻要克林頓的夫人不追究，別人喊打喊殺有什麽(me) 意思呢？這畢竟是他們(men) 兩(liang) 個(ge) 人的事情。但是隻要涉及到利用權勢、假公濟私，就不一樣了。現在美國也在慢慢向歐洲看齊。冰島的總理是同性戀，還帶著她的伴侶(lv) 來大陸訪問，之前希臘有個(ge) 總理也帶著小三出國訪問。可見歐洲人把公德和私德分得非常清楚。

我不認同“大陸新儒家”

李明輝先生是台灣“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研究員，也是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的弟子。2014年12月，他受邀至複旦大學哲學學院講授“中西哲學中惡與(yu) 原罪”，期間接受了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的獨家專(zhuan) 訪，就台灣社會(hui) 中保留的儒家傳(chuan) 統以及兩(liang) 岸的政治儒學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

訪談內(nei) 容已經受訪者審閱，分上下兩(liang) 篇發表，以下為(wei) 下篇。

台北孔廟隆重舉(ju) 行祭孔大典。 CFP 資料圖

澎湃新聞：有一種說法是港台新儒家偏重心性儒學，而大陸新儒家的側(ce) 重點在政治儒學，那麽(me) 您是怎樣看待心性儒學和政治儒學的關(guan) 係的？

李明輝：首先我對“大陸新儒家”的這個(ge) 說法不認同。現在所謂的“大陸新儒家”是主要以蔣慶為(wei) 中心，包括陳明在內(nei) 的一小撮人的自我標榜。但並非到現在大陸才有新儒家，而是本來就有的。除了那些後來赴港台的新儒家之外，熊十力、梁漱溟和馮(feng) 友蘭(lan) 不都是大陸新儒家嗎？他們(men) 的位置放在哪裏呢？

其次，我也不讚同他們(men) 對心性儒學和政治儒學的區分。他們(men) 認為(wei) 港台的新儒家偏重心性儒學，而大陸新儒家的側(ce) 重點在政治儒學，這多半是因為(wei) 蔣慶在講政治儒學的緣故。我之前也公開講過，港台的新儒學界怎麽(me) 會(hui) 沒有政治儒學呢？他們(men) 不能隻看到牟宗三的心性儒學，除了牟宗三之外，還有張君勱，他本身就是個(ge) 政治學家。張君勱的政治儒學比蔣慶他們(men) 的高明多了。同時徐複觀也遊走在學術與(yu) 政治之間，也參與(yu) 過政治。而就牟宗三來說，他也有“外王三書(shu) ”，就是《曆史哲學》《政道與(yu) 治道》和《道德的理想主義(yi) 》，它們(men) 都涉及政治哲學。港台新儒家怎麽(me) 會(hui) 隻局限於(yu) 心性儒學呢？

第三，心性儒學和政治儒學在儒家的傳(chuan) 統裏本來就無法劃分開來。我也公開批評過蔣慶。他認為(wei) ：在先秦以後，儒家分成了兩(liang) 支。一支是心性儒學，比如宋明儒學，另一支是以漢儒為(wei) 主的政治儒學，以公羊學為(wei) 主。他認為(wei) ：在孔子那裏，心性儒學和政治儒學兩(liang) 方麵都存在，而後來儒家本身就分裂了。這說得通嗎？儒家本來就把“內(nei) 聖”和“外王”連在一起講的，不能撇開“內(nei) 聖”而隻講“外王”，隻可能從(cong) “內(nei) 聖”推演出“外王”。所以蔣慶的方法論都是有問題的，如果他撇開心性儒學隻講政治儒學，那根本就不是儒家的傳(chuan) 統。所以我基本上反對他們(men) 的這種講法。

蔣慶他們(men) 所講的政治儒學在我看來就是烏(wu) 托邦，公羊家的那套講法都是想象的，在中國曆史上從(cong) 來沒有實現過。張君勱和牟宗三所講的政治儒學至少在台灣已經落實到憲法的層麵了，比蔣慶的烏(wu) 托邦實際多了。現在台灣不再講政治儒學，那是因為(wei) 它已經成為(wei) 現實，再也不用特別提倡。所以他們(men) 的印象可能就是這樣造成的，認為(wei) 港台新儒家隻講心性儒學，其實這不符合事實。

反對民主製度不代表回到君主專(zhuan) 製

我曾批評蔣慶說，如果他反對民主製度，那麽(me) 要回到君主專(zhuan) 製嗎？蔣慶說可以根據中國的傳(chuan) 統，例如公羊家的傳(chuan) 統，造出一個(ge) 比西方民主製度更好的東(dong) 西。但是公羊家的那些製度都是想象的，從(cong) 來都沒有落實過。政治製度不能憑空想象，柏拉圖憑空想象的理想國從(cong) 來也沒實現過。我看蔣慶所設想的那些製度，就表明他對政治根本就不了解，完全是他自己的一廂情願。比如他提到由衍聖公去選國體(ti) 院的議員，而不通過投票。如果有人向衍聖公行賄，購買(mai) 國體(ti) 院的一個(ge) 議員職位，衍聖公經得起誘惑嗎？憑什麽(me) 認為(wei) 每個(ge) 衍聖公都很賢能啊，都不會(hui) 被收買(mai) ？並且衍聖公是世襲的，那這不又回到君主世襲製了嗎？

除了庶民院之外，國體(ti) 院和通儒院都是有實權的。而隻有庶民院是依靠普選選出的，另兩(liang) 院則都是用推舉(ju) 和選拔選出的，這不會(hui) 出問題嗎？台灣過去“監察院”的委員不是直接選舉(ju) 的，而是由地方“議會(hui) ”與(yu) 華僑(qiao) 團體(ti) 間接選舉(ju) 的，結果就出了問題。如果是直接選舉(ju) ，賄選要一票一票去買(mai) ，會(hui) 花很多錢；並且可能買(mai) 十票而實際隻能買(mai) 到一票，因為(wei) 是無記名選舉(ju) ，無從(cong) 知道那些收了錢的人會(hui) 把票投給誰。但如果是小範圍的間接選舉(ju) ，那隻要買(mai) 幾百票就可以了，成本比較低，而且比較可靠，所以賄選就更有效。蔣慶他們(men) 有沒有考慮到這樣的後果？

當然普選很容易受到民粹的操縱，但是蔣慶的辦法就更好嗎？美國學者丹尼爾·貝爾很欣賞蔣慶的這一套，並把蔣慶的著作譯成英文。但這也是貝爾的一廂情願，因為(wei) 他發現西方的普選製有自身的問題，這點我們(men) 也很容易看出來。我可以理解他對西方製度的不滿，但是他的藥方開錯了，誤以為(wei) 蔣慶可以給他們(men) 開出一個(ge) 好的藥方。可是蔣慶不會(hui) 有好的藥方，因為(wei) 蔣慶對西方的了解很膚淺，也沒有實際的政治經曆，不知道民主製度是如何運作的。在西方法官不是普選出來的，在台灣法官和公務員也不是普選出來的，都要通過考試才能上任。這種考試的方式也比蔣慶的辦法好，蔣慶未必比西方的政治家和學者更聰明。

西方也在反省民主製度的問題，他們(men) 最警覺的就是古典意義(yi) 的民主，有點像台灣的“民粹政治”。一直到18世紀，西方學者對雅典式的民主製度之評價(jia) 都不高，因為(wei) 它很容易變成民粹政治。之前台灣地區領導人不是直接選舉(ju) ，而是由“國民大會(hui) ”間接選舉(ju) ，後來李登輝為(wei) 了推行“民粹政治”，改為(wei) 直接選舉(ju) 。但是民主不一定等同於(yu) 直接選舉(ju) ，那些直接選舉(ju) 最高領導人的國家也不見得擁有好的民主製度。但是大眾(zhong) 不一定能了解其中的複雜關(guan) 係，隻會(hui) 被政客蒙蔽，而明白問題關(guan) 鍵的學者也沒有站出來提醒大眾(zhong) 。

澎湃新聞：您曾經在一次訪談中談到在台灣，新儒家與(yu) 自由主義(yi) 相互拆台，而希望在大陸這種情況能夠避免。那麽(me) 他們(men) 之間互相拆台的根本原因是什麽(me) ？是不是真的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

李明輝：在我看來，儒家和自由主義(yi) 之間並沒有根本的矛盾，而且新儒家對於(yu) 自由主義(yi) 的核心價(jia) 值也是肯定的。1950年代新儒家和自由主義(yi) 在台灣產(chan) 生爭(zheng) 論的主要原因是他們(men) 對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態度不一樣。新儒家的學者認為(wei) 建立民主製度不是像換衣服一樣簡單，從(cong) 外麵拿來一件穿上了事。民主製度的建立本來就需要和原來的文化相調適，所以必須在傳(chuan) 統文化裏麵找一些思想的資源來接引。新儒家在1958年的宣言中就反對“加添法”。自由主義(yi) 學者的思維就很簡單，認為(wei) 要推行民主製度，直接照搬西方的民主製度就好了。很多第三世界國家都是這樣做的，但是他們(men) 的民主製度都失敗了。例如茉莉花革命之後，中東(dong) 那麽(me) 多國家的民主改製都失敗了，就是因為(wei) 他們(men) 不能直接把人家的現成製度拿來用，而必須要和傳(chuan) 統文化接榫，這個(ge) 工作不能少。

當然我們(men) 的意思不是說中國傳(chuan) 統文化裏麵就有民主，而是說其中有些資源是有利於(yu) 建立民主的。為(wei) 什麽(me) 不好好利用這種資源呢？而是非要把傳(chuan) 統文化打倒後，從(cong) 外麵憑空換上一套民主的衣服？正因為(wei) 對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態度不一樣，新儒家和自由主義(yi) 兩(liang) 派就分裂了，結果是兩(liang) 敗俱傷(shang) 。其實兩(liang) 派的目標都是一致的，就是在台灣建立民主製度，彼此是可以合作的，而沒有必要互相扯後腿。

西方的自由主義(yi) 也沒有這樣極端地反傳(chuan) 統，新自由主義(yi) 的代表哈耶克反而非常重視傳(chuan) 統。他認為(wei) 任何製度都必須建立在自發的秩序上，否則是無法成功的，這其實和新儒家的講法是蠻接近的。台灣自由主義(yi) 的惡果在台灣民主化後就暴露出來了，他們(men) 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出力很大，但他們(men) 都很天真，以為(wei) 把國民黨(dang) 拉下台後台灣就會(hui) 民主化了，其實問題才剛剛開始。他們(men) 隻學到了西方民主的皮毛，並沒有學到民主的精神，這其中還有很多思想的工作要做。台灣的自由主義(yi) 者把這些問題都忽略了，其成果最後被民粹主義(yi) 所篡奪。民進黨(dang) 上台之後，自由主義(yi) 學者全部靠邊站或者變節了，甚至有人為(wei) 陳水扁的貪汙辯護，已經違背了自由主義(yi) 的精神。

澎湃新聞：中國古代政治中一直有士大夫的傳(chuan) 統，他們(men) 在政治生活中承擔著一定的中堅力量。那麽(me) 您是如何看待知識分子在當今社會(hui) 中所起的作用，而儒者和其他知識分子相比不同之處在哪裏？在台灣知識分子從(cong) 政的機會(hui) 多嗎？

李明輝：關(guan) 於(yu) 這個(ge) 問題，以前和現在的情況不大一樣。以前士大夫的地位特殊，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為(wei) 過去有科舉(ju) 考試，而做官又是士大夫的唯一出路。他們(men) 必須要以天下為(wei) 己任，因為(wei) 除了他們(men) ，沒人可以承擔治國的重任。但是現代社會(hui) 不大一樣，對所謂的知識分子都很難定義(yi) 。大學生就是知識分子嗎？那現在台灣大部分人都是大學生，知識分子已經泛濫到沒什麽(me) 意義(yi) 了。但另一方麵從(cong) 狹義(yi) 的角度來講，如果以學有專(zhuan) 長的專(zhuan) 家學者來代表知識分子，那麽(me) 現在的知識分子很麻煩，因為(wei) 現代社會(hui) 比傳(chuan) 統社會(hui) 複雜太多了。杜維明喜歡講，這個(ge) 社會(hui) 需要公共知識分子，可是現代學術的分工非常細，可能一個(ge) 經濟學家隻懂他那個(ge) 領域的事情。

台灣在2014年發生了太陽花學生運動，主要的導火線就是兩(liang) 岸的服貿協定。那些學生即使參加運動，也不見得對服貿協定了解得很深入。但是照理說，經濟學的教授對於(yu) 服貿協定的利弊應該很了解，可是那一陣子台灣的經濟學家就分成兩(liang) 派，有一派支持服貿協定，有一派反對服貿協定。連經濟學家都不能達成共識，學生又能知道多少呢。任何一個(ge) 公共政策，連相關(guan) 領域專(zhuan) 家的看法都不統一，那不屬於(yu) 這個(ge) 領域的人還能講什麽(me) 呢？如果強不知以為(wei) 知，那就和李遠哲一樣，對什麽(me) 問題都能發表意見。他是一個(ge) 化學家，怎麽(me) 可能又懂教育，又懂政府組織，又懂核能？最後他的公信力破產(chan) 了，因為(wei) 別人發現他什麽(me) 都不懂。台灣的教育改革就是他出來推動的，結果改得一塌糊塗。媒體(ti) 批評他，他又推卸責任。社會(hui) 需要李遠哲這種知識分子嗎？當然他是一個(ge) 比較極端的例子，因為(wei) 他有諾貝爾化學獎的光環，他就撈過界。即使不撈過界，也有剛才我說的問題，同一個(ge) 領域的專(zhuan) 家也有不同的意見。現在的公共知識分子要怎樣拿捏這個(ge) 分寸？這是很難的。

如果李遠哲繼續留在美國，他不會(hui) 有什麽(me) 重要角色，政府和媒體(ti) 都不會(hui) 去詢問他的意見。但是在台灣，他被造神運動給神化了。所以我們(men) 作為(wei) 知識分子也很為(wei) 難。太陽花運動的時候有人要我們(men) 表態，我拒絕表態，但這不代表我不關(guan) 心這些問題，而是因為(wei) 問題太複雜了。

比如台灣這兩(liang) 年爭(zheng) 議很大的核能廠問題，我一個(ge) 哲學教授能搞清楚嗎？核能廠是一個(ge) 很複雜的問題。而因為(wei) 爭(zheng) 議很大，台灣真正的核能專(zhuan) 家反而不願意出來講話。因為(wei) 他講了也沒用，反而會(hui) 被扣上“你是核能專(zhuan) 家，你當然支持核能”的帽子。所以隻剩下外行人在瞎起哄，這其中有很多自認為(wei) 是公共知識分子的人。台灣現在就有這樣一批人，對什麽(me) 問題都在發表意見，而且他們(men) 的聲音最大，但是他們(men) 的意見也沒有什麽(me) 高明之處。

在台灣，知識分子從(cong) 政的機會(hui) 其實蠻多的，像江宜樺就是我們(men) 同時代的知識分子，本來也是大學教授，突然就去做官了。但知識分子從(cong) 政也不見得完全是好事，現在台灣有些媒體(ti) 就在檢討其得失。馬英九政府可以稱為(wei) “博士內(nei) 閣”，其中博士的比例是全世界最高的。但不見得學者所占的比例越高，結果就越好，因為(wei) 學者很容易固執己見，也會(hui) 被自己的專(zhuan) 業(ye) 所局限，而且也不一定能直接了解老百姓的想法。所以從(cong) 台灣的經驗來看，知識分子從(cong) 政的結果未必都是好的。

也有儒家學者參與(yu) 台灣的政治，比如牟宗三先生有個(ge) 弟子陳癸淼曾參與(yu) 新黨(dang) 的創建。江宜樺在某種意義(yi) 上也是有儒家色彩的，雖然他的研究領域集中在自由主義(yi) 方麵，但他對儒家基本上是持同情態度的。這也可能是受到他夫人李淑珍的影響，因為(wei) 他的夫人是研究徐複觀的。

澎湃新聞：美國社群主義(yi) 的一些主張可能和儒家的傳(chuan) 統是契合的，那麽(me) 在儒家傳(chuan) 統中是否存在可以避免自由主義(yi) 弊端的資源？您如何看待大陸儒學的複興(xing) ？

李明輝：社群主義(yi) 同自由主義(yi) 不是對立的，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對西方自由主義(yi) 的批判和補充。他們(men) 針對自由主義(yi) 的弊端提出一些批判，但其實還是和自由主義(yi) 分享相同的價(jia) 值觀，例如民主和人權的價(jia) 值。社群主義(yi) 當然和儒家比較親(qin) 近，社群主義(yi) 出現的一個(ge) 意義(yi) 是民主製度不一定要建立在個(ge) 體(ti) 主義(yi) 的基礎上。這是和儒家很容易接上頭的，因為(wei) 儒家的思想裏也沒有個(ge) 人主義(yi) ，而隻有一種人格主義(yi) （personalism）。

社群主義(yi) 主要強調社群和傳(chuan) 統的價(jia) 值。因為(wei) 某個(ge) 社群意識的形成必然是由傳(chuan) 統塑造的，所以社群主義(yi) 者一直很重視傳(chuan) 統，這點也和儒家一致。要形成一個(ge) 共同體(ti) 或者社群意識，需要有共同的傳(chuan) 統來支持才行，否則原子式的個(ge) 人之間的結合隻是暫時性的，可能是以共同利益為(wei) 取向的，等到共同利益消失時就散開了，他們(men) 不會(hui) 形成社群感。所以在這個(ge) 方麵儒家就可以提供一些資源。這就可以回到1950年代台灣自由派和新儒家的辯論中。其實新儒家當時就看出自由主義(yi) 的弊端，在這個(ge) 意義(yi) 上是和社群主義(yi) 相呼應的。那個(ge) 時候殷海光那些自由派還預期不到1980年代美國會(hui) 出現社群主義(yi) ，如果知道的話，那個(ge) 時候就不用白費功夫去辯論了。

關(guan) 於(yu) 大陸儒學的複興(xing) ，其實在1980年代後期大陸開始進行現代新儒學課題時，我就預料到儒學在大陸必然會(hui) 複興(xing) 。過去儒學的衰微源於(yu) 政治力量不正常的壓製，等到這種壓製結束的時候，儒家傳(chuan) 統必然會(hui) 反彈回來，這也是很自然的。儒家傳(chuan) 統持續了這麽(me) 久，不可能在短時間內(nei) 就被消滅掉。現在儒家傳(chuan) 統在大陸還是在逐漸恢複的過程中，還沒有到頭。照武漢大學郭齊勇教授的說法，儒家傳(chuan) 統恢複得還不夠，這我也完全可以同意。因為(wei) 現在儒學複興(xing) 隻是在知識分子的層麵進行，還沒有完全深入到民間去。但是儒學在民間的恢複也在慢慢進行著，例如《百家講壇》這種節目就非常受歡迎，因為(wei) 老百姓對傳(chuan) 統文化有一種饑渴感，需要補課。如果在台灣播放這種節目，沒有幾個(ge) 人會(hui) 看，因為(wei) 台灣民眾(zhong) 對傳(chuan) 統並沒有欠缺感，儒家傳(chuan) 統在台灣一直沒有斷。

附錄：

“大陸新儒家”與(yu) “現代新儒家”——方克立先生信讀後（王達三）

作者：王達三

來源：伟德线上平台

時間：庚寅年二月初三

      西曆2010年03月18日 

我這裏所說的“大陸新儒家”，是指當下中國大陸的一批以儒家情懷、儒家理念、儒家立場登台亮相的中青年文化保守主義(yi) 者，代表人物是蔣慶、陳明、康曉光。 

說他們(men) 是蔣、陳、康三人是“大陸新儒家”，這並不過分。蔣以“公羊儒學”、“政治儒學”、“王道政治”三個(ge) 命題見稱；陳以“文化儒學”、“儒教新說”、“即用見體(ti) ”三個(ge) 命題見稱；康以“新政仁政化”、“儒教國教化”、“文化民族主義(yi) ”三個(ge) 命題見稱。其要，則是三人都持守儒家基本的價(jia) 值義(yi) 理係統和話語表述係統。三人也有差異，比如蔣重政治，陳重文化，康重民族；陳經常說蔣、康二人太保守，太頑固，而蔣、康二人也說陳遊移於(yu) 儒家內(nei) 外而不堅定。但這並不妨礙他們(men) 的同聲相應，同氣相求。2004年7月，他們(men) 三人，還有經濟學家盛洪，就一起在貴陽陽明精舍舉(ju) 行了一次儒學會(hui) 講，是為(wei) 大陸文化保守主義(yi) 者的第一次公開的、集體(ti) 的亮相。 

為(wei) 什麽(me) 在新世紀之初會(hui) 出現“大陸新儒家”這樣一個(ge) 群體(ti) ？我認為(wei) 原因有三：第一，世過百餘(yu) 年，人更三四代，在曆史上作為(wei) 中國主流、主體(ti) 、主導地位的儒家文化，在近代以來沒落崩潰，處於(yu) 餘(yu) 英時所說的“魂不附體(ti) ”的尷尬境地。但是，“魂不附體(ti) ”並不等於(yu) “魂飛魄散”，相反，儒家文化固有的合情合理、可信可欲的義(yi) 理價(jia) 值，卻並不因為(wei) 其在近現代的短暫崩潰而失去意義(yi) ，而是載之以書(shu) 籍，藏之以名山，待乎今人和後人挖掘——這是遲早的事。第二，作為(wei) 一個(ge) 巨大的、悠久的曆史文化傳(chuan) 統，儒學曆史地形塑了中華民族的精神氣質和民族自性，浸染和融入於(yu) 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和心性情感之中。它具有很強的民間的、民眾(zhong) 的土壤和基礎，因而具有很強的生命力和自我恢複能力，在政治導向稍微放開時，就會(hui) 有所萌動與(yu) 複興(xing) ——這並不是說國家對儒學的政治導向已經根本改變。第三，一個(ge) 民族的複興(xing) ，未必以其民族文化的複興(xing) 為(wei) 根本前提，但卻會(hui) 以其民族文化的複興(xing) 為(wei) 最高標誌和最後實現，這點對於(yu) 我們(men) 這個(ge) 泱泱大國來說尤其如此。在我們(men) 已大體(ti) 實現了“保種”、“保國”之後，我們(men) 可以而且也應該有一種自信，即恢複中華民族固有的儒家文化以為(wei) 我們(men) 的精神根柢，是為(wei) “保教”和“弘道”，亦即實現中國文化的複興(xing) ，主要是儒家文化的複興(xing) 。 

因此，“大陸新儒家”群體(ti) 的出現，既是對中國百餘(yu) 年來在精神上勇猛地“揮刀自宮”的一個(ge) 必然反思，也是對中國現實問題、中國文化建設的一個(ge) 必然回應。此外，蔣、陳、康三人都對西方文化或暴風驟雨或綿綿細雨式的對中國的滲透有著一種極大的憂慮，而對於(yu) 自己民族文化的情感和使命，也激發了他們(men) 的擔當意識。故而奮而起之，大力倡導儒家文化，開時代風氣之先，成為(wei) “大陸新儒家”群體(ti) 中的佼佼者。 

事實上，儒家就是儒家，儒學就是儒學，本無所謂新舊。新的未必能超過舊的，這是曆代儒家的一個(ge) 根本觀點。所以儒家會(hui) 不斷回歸孔子，回歸傳(chuan) 統，采取“保守主義(yi) ”的立場而因應新的時代問題。我曾在《中國本位文化論之重提與(yu) 新詮》一文中，對蔣、陳、康三人有過一個(ge) 定位，即“南蔣慶北陳明，中有康夫子”。“康夫子”自然是指康曉光，因為(wei) 他姓康，也主張儒教國教化，這和康有為(wei) 有著一比。現在又給他們(men) 三人冠以“大陸新儒家”的帽子，乃是因為(wei) 方克立先生稱他們(men) 是“第四代新儒家”。而我認為(wei) ，這種稱謂是不合適的。 

廣義(yi) 的“現代新儒家”，包括梁漱溟、熊十力、錢穆、馮(feng) 友蘭(lan) 、賀麟、馬一浮、張君勱、方東(dong) 美、唐君毅、牟宗三、徐複官等人，狹義(yi) 的新儒家，則指以新心學為(wei) 皈依的熊牟一係。此外，“現代新儒家”在某種情況下也和“港台新儒家”相等同。因為(wei) 建國之後，留在大陸的“新儒家”一度如同儒學一樣，或花果飄零或隱而不彰，而且他們(men) 的弟子寡少，又因為(wei) 大陸政治局勢的困厄而少有出眾(zhong) 者。因此，方克立先生所使用的“前三代新儒家”，在某種意義(yi) 上，是指“港台新儒家”。而我所說的“大陸新儒家”，是和“港台新儒家”沒有什麽(me) 直接關(guan) 聯的： 

第一，三代“新儒家”，以熊牟一係為(wei) 例，第三代則有蔡仁厚、林安梧、李明輝等人；以熊徐一係為(wei) 例，第三代則有陳昭瑛等人。“港台新儒家”三代之間，有一明確的師承關(guan) 係。或者說，它是一個(ge) 基於(yu) 師承關(guan) 係之上的業(ye) 緣群體(ti) 。而“大陸新儒家”則是和“港台新儒家”以及建國留在後大陸的“新儒家”沒有任何的師承關(guan) 係的。蔣慶早年也曾在香港拜會(hui) 過牟宗三，並對牟的思想拳拳服膺，但並未入牟門，也算不得什麽(me) 記名弟子。 

第二，從(cong) 年齡上來看，“港台新儒家”的第三代，和蔣、康、陳等人，大多年齡相仿，蔡仁厚的年齡要大些，但林安梧、李明輝、陳昭瑛等人，則和他們(men) 的年齡，沒有太大懸殊。當然，年齡不能視為(wei) 劃分儒家群體(ti) 間代際的主要因素，然而卻也不能不考慮在內(nei) 。實際上，以林安梧為(wei) 例，他和蔣、陳二人私交甚篤，互相目為(wei) 平輩學友。故此，不宜說“大陸新儒家”是第三代“港台新儒家”後的第四代。 

第三，在蔣慶看來，“現代新儒家”主要的国际1946伟德進路，乃在於(yu) 以儒學比附西學，是為(wei) 儒學的“歧出”，且“內(nei) 聖開新外王”的理路，並不符合儒家心性儒學和政治儒學兩(liang) 行不悖的傳(chuan) 統——蔣慶也承認錢穆、馬一浮等人的特殊性。換句話說，從(cong) 總體(ti) 上而言，蔣慶是批評和反思“現代新儒家”的，並且要扭轉儒學的這種“歧出”，而回歸儒學的正宗與(yu) 傳(chuan) 統，是為(wei) 儒學的“複位”。康曉光完全同意蔣慶的這一判斷。 

第四，在陳明看來，“現代新儒家”的主要国际1946伟德進路，乃在於(yu) 對儒學采取了哲學化的解讀，而陳明認為(wei) 儒學是一個(ge) 有機的、整體(ti) 的、功能性的文化體(ti) ，包含有政治、宗教、心性、哲學等不同的層麵。“現代新儒家”隻是彰顯了儒學的哲學層麵，而遺漏或弱化了其他層麵，這是對儒學的一種自我矮化和弱化。因此，從(cong) 總體(ti) 而言，陳明在學術理路和精神氣質上，對“現代新儒家”也是有很大保留的。蔣慶和康曉光，基本同意陳明的這一判斷。 

第五，在我看來，“大陸新儒家”和“現代新儒家”的一個(ge) 重要區別，還在於(yu) “現代新儒家”更多地傾(qing) 向於(yu) “坐而論”，而蔣、陳、康等人則更多地傾(qing) 向於(yu) “起而行”。當然，這種說法可能會(hui) 遮蔽一些問題，比如被稱為(wei) “最後的儒家”的梁漱溟，即是力行者。但蔣的“王道政治”、陳的“儒教新說”、康的“儒教國教化”等，具有明顯的擺脫單純的義(yi) 理討論而直接灌注現實問題的蘊義(yi) 。這樣的做法，在第三代“港台新儒家”那裏，已經是很少了。 

我把蔣、康、陳三人定位為(wei) “大陸新儒家”，還有一個(ge) 事實上的判斷，即在台灣出現“去中國化”的情況下，台灣“新儒家”的境遇日趨困難。中國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其傳(chuan) 承、其弘大的重任，已經曆史的落到了大陸學者的身上。如果說五十年來，我們(men) 是“保台灣以存中國文化之統”，那麽(me) ，今後我們(men) 就應該是“保大陸以存中國文化之統”了。從(cong) 這個(ge) 角度來看，這還不僅(jin) 僅(jin) 是一個(ge) 事實上的判斷，更是一種期許——“大陸新儒家”畢竟還是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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