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慶的“政治儒學”及其政治“焦慮”

作者：伊人

來源：中國儒教網

時間：甲午年臘月初四

      西曆2015年1月23日

近時某文摘報以頭版頭條位置，摘載澎湃新聞的一篇報道，該報道稱：“當代儒家學者蔣慶曾言天道(超越神聖合法性)、地道(曆史文化合法性)與(yu) 人道(人性民意合法性)的‘三重合法性’來解決(jue) ‘人心向背’的問題，其實這或多或少地吻合了習(xi) 近平此次的尊孔崇儒之舉(ju) 。”讀到這段文字，不禁驚訝之至。

蔣慶在其《政治儒學》一書(shu) 中，白紙黑字地直指：“中國近百年來不能建立起源自天道性理的政治法律秩序。……按西方模式建立起來的政治法律製度並沒有解決(jue) 政治秩序合法性的問題”。也就是說，從(cong) 辛亥革命終結清王朝專(zhuan) 製統治之後的百年來，中國已失去了所謂的“三重合法性”。重建其“三重合法性”的方略和製度設計，在他蔣慶那裏，就是“複古更化”，以及由儒教專(zhuan) 政和大儒們(men) 通吃的“三院製”。

對於(yu) 民主價(jia) 值，蔣慶深惡痛絕，斬釘截鐵地說：“‘不當’與(yu) 民主思想結合”，否則就是淪為(wei) “西化”。對於(yu) 自由的價(jia) 值，蔣慶亦是斬釘截鐵：“人的個(ge) 人自由在很大程度和範圍內(nei) 必須受到限製(或取消)”。而我們(men) 知道，在那二十四個(ge) 字的“核心價(jia) 值”裏麵，還是有“民主”和“自由”的。

僅(jin) 就這些來看，上述所謂“吻合”之說，要麽(me) 是出於(yu) 報道者的無知(或假裝無知)，要麽(me) 是“焦慮”已久的蔣慶們(men) 借勢搭車，乘機推銷其旨在“複古更化”的政治儒學，進而如蔣慶白紙黑字急切表白的：“一旦時機成熟馬上就會(hui) 去從(cong) 事政治活動”。

下麵這篇文章，原是筆者一篇論文的一部分，對於(yu) 蔣慶的政治儒學及其政治企求，讀者諸君或能從(cong) 中見識一番。

拒斥“民主”，決(jue) 絕而危言聳聽

清末民初以降的近現代“新儒”，以及推崇孔子儒學價(jia) 值的學者們(men) ，絕大多數都沒有否定“民主”的價(jia) 值。然而，自上個(ge) 世紀九十年代初以來，卻呈現出了新的景觀：質疑乃至否定“民主”價(jia) 值的後學新秀，從(cong) 各個(ge) 營壘亮幟而出，接踵登場，紛紛嚷嚷頗成“鼓桴相應”之勢。這其中可為(wei) “翹楚”者，當屬高揭“政治儒學”之幡、自號為(wei) “盤山叟”的蔣慶。

先來看蔣慶對“專(zhuan) 製”的言說。在《政治儒學》一書(shu) 中，蔣氏毫不諱言“儒學在過去的兩(liang) 千多年中都是維護君主專(zhuan) 製製度的意識形態”，這跟錢穆所謂“中國自秦以下二千年，絕不是君主專(zhuan) 製”之說迥然相悖;而另一位新儒前輩張君勱的認知：“秦後兩(liang) 千年來，其政體(ti) 為(wei) 君主專(zhuan) 製，養(yang) 成大多奴顏婢膝之國民。”蔣氏當然亦不會(hui) 認同。他不僅(jin) 認定“儒學所維護的君主專(zhuan) 製製度是在中國古代的曆史條件下惟一可能和可取的政治製度”，而且在他看來，即使到了近現代亦當如此;所以他責難元老級的新儒學代表人物——“反對君主專(zhuan) 製製度的直接參與(yu) 者，如熊十力先生和梁漱溟先生”;對於(yu) 當代新儒代表人物“對儒學曾為(wei) 君主專(zhuan) 製製度服務諱莫如深”，蔣氏亦頗為(wei) 不屑。我們(men) 得承認，蔣氏確是相當的坦率。

蔣氏對“民主”的言說，也是相當坦率，而且危言聳聽。跟“新儒”前輩孜孜於(yu) 挖掘孔孟儒學“民主思想”資源截然不同，在《政治儒學》裏，蔣慶做的是“釜底抽薪”式的否定——

“世界上隻有西方的民主思想，而不可能有人類的民主思想或中國的民主思想。”

“民主不是天下公器，亦不是世間共法，……因為(wei) 民主作為(wei) 一種製度，是西方曆史文化的產(chan) 物”。

“儒家思想在現代發展中必須保住其自性與(yu) 文化自我，而‘不當’與(yu) 西方文化結合，具體(ti) 說來‘不當’與(yu) 民主思想結合。”

“要求現代儒學開出西方民主不僅(jin) 是不可能的，同時也是不應該的，……這是一種政治上儒學虛無主義(yi) 的表現”，“‘儒學開出民主說’，實際上就是一種變相的‘西化論’”。

“在牟(宗三)先生看來，科學與(yu) 民主是人類‘共法’，‘是每一個(ge) 民族文化生命在發展中所共有’，……牟先生想由儒家內(nei) 聖之學開出科學民主以樹立儒家的自信與(yu) 自尊，而結果卻是以儒家喪(sang) 失其自性變為(wei) ‘西學’而告終。”

“要在中國建立中國式的政治製度，就必須打破現代儒學仍然沉溺於(yu) 其中的‘五四迷思’，超越科學與(yu) 民主的現代迷障，克服現代儒學日益向西方文化趨同的傾(qing) 向，回到自己的文化傳(chuan) 統中來確立新政治與(yu) 新製度的大根大本。”

“若中國的政治形態依當代新儒家、中國的自由主義(yi) 者或時學所言應朝民主方向發展……皆意味著中國的政治形態在朝西方文化的政治模式發展，使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政治禮法製度在當今中國不可能，此必導致中國文化理念中所固有的政治形態滅亡。西方列強沒有通過武力亡中國，中國現在已站起來成為(wei) 世界大國，但西方卻通過強大的文化影響鋪天蓋地地席卷中國，力圖使中國成為(wei) 西方文化的殖民地!”

……

不過，蔣氏拒斥“民主”的言說，算不上是“空穀足音”。在上個(ge) 世紀九十年代，一些在歐美喝了些洋墨水而自以為(wei) 得風氣之先的“後學家”，就曾宣示其驚世的發現：“從(cong) 後殖民的角度來重新看‘五四’運動，就會(hui) 發現一些以前一直被忽視了的問題。大家都清楚，中國的‘五四’文化運動，大體(ti) 上是將歐洲的啟蒙話語在中國做了一個(ge) 橫向的移植。……很多人在接受啟蒙話語的同時接受了殖民話語，因而對自己的文化傳(chuan) 統采取了粗暴不公平的簡單否定態度。”他們(men) 毫不含糊地指認：民主、自由、人權等，都屬於(yu) 西方的“殖民話語”。他們(men) 以“舍我其誰”的姿態，宣稱要“從(cong) 根本上去挑戰和拒絕西方權勢話語(即民主、自由等)”。……可見，從(cong) “後學家”到蔣“政儒”，雖然角度有所不同，但在拒斥“民主”這個(ge) 關(guan) 節點上，他們(men) 確是聲氣相應，殊途同歸。

極致、極端的“精英政治”

遵奉孔儒“唯上知與(yu) 下愚不移”之圭臬，蔣慶視中國的絕大多數人為(wei) “中性與(yu) 下愚之人”。在言及文化的認同時，他說：“由於(yu) 精神實質義(yi) 理精微，隻有極少數天分高的上智之士才能把握，而絕大多數中性與(yu) 下愚的人則無從(cong) 問津。”顯而易見，絕大多數的民眾(zhong) 都是蔣氏所蔑視的“下愚”，至於(yu) 大多數知識分子，包括被蔣氏貶評的現代“新儒”們(men) ，恐怕至多也隻在“中性”的檔次，而他蔣某則無疑榮屬“極少數天分高的上智之士”。因此之故，“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當今之世亦是理所當然的了;甚至比先聖孔、孟更加徹底——在蔣氏看來，除了像他這樣“極少數天分高的上智之士”，大多數的“士”(知識分子)也是“不可使知之”，而隻有“使由之”的資格。這是什麽(me) ?這是極致的、極端的而且也必然是極權的所謂“精英政治”。

蔣氏在在不隱諱其對民眾(zhong) 的蔑視，他說：“除少數聖哲通過修為(wei) 證悟可克治轉化(人性氣質的腐蝕力量)外，作為(wei) 政治生活的主體(ti) ——普通民眾(zhong) ——則很難在現實生活中變化氣質，因而很難純依理性行事”。質言之，在蔣氏眼裏，民眾(zhong) 整個(ge) 兒(er) 就是無可變易的“愚眾(zhong) ”、“群氓”。也因此，他認定限製個(ge) 人自由是絕對必須的，他明言：“政治儒學非常清楚地看到現實政治中的人性不完善，人的個(ge) 人自由在很大程度和範圍內(nei) 必須受到限製，為(wei) 了整體(ti) 的善、人性的尊嚴(yan) 、公眾(zhong) 的利益以及未來的幸福，政府或社會(hui) 可以限製或取消某些個(ge) 人自由。……必須對個(ge) 人自由進行宗教、道德、政治、習(xi) 俗和禮法等方麵的限製，不使個(ge) 人自由因膨脹而危害社會(hui) 。”在這裏蔣氏沒有明指必須限製哪些“個(ge) 人自由”，但從(cong) 其宣稱的“很大程度和範圍內(nei) 必須受到限製”來看，可知蔣氏意欲對民眾(zhong) 的個(ge) 人自由及權利的限製和剝奪，必是所涉很廣很多的，比如民眾(zhong) 的選舉(ju) 權，比如民眾(zhong) 的知情權，比如民眾(zhong) 對政府和官員的批評、監督權，比如公眾(zhong) 的言論自由、信仰自由等等，這些都是現代社會(hui) 中公民理當享有的個(ge) 人自由和民主權利，但按蔣氏拒斥“民主”的堅定立場，民眾(zhong) 的這些個(ge) 人自由和權利，當然在必須限製和剝奪之列。

蔣氏在此不提“權力的腐蝕”(想是著名的“權力腐蝕”論者阿克頓乃西方人，故不屑附和之吧)，不提對公權力掌握者(當然包括握有公權力的“極少數天分高的上智之士”)的個(ge) 人自由的限製，而按蔣氏的“政治儒學”理念，掌握、操縱公權力的人，則可以藉所謂“整體(ti) 的善”、“公眾(zhong) 的利益以及未來的幸福”之類堂皇的名目，自由地無所顧忌地限製或取消民眾(zhong) 的個(ge) 人自由。奇怪的是，蔣氏一麵承認兩(liang) 千多年裏儒學維護的是君主專(zhuan) 製製度，一麵卻斷言“傳(chuan) 統的製度(即君主專(zhuan) 製製度)產(chan) 生並保障了自由人權”，一麵又宣稱必須按其政治儒學“在很大程度和範圍內(nei) ”限製或取消個(ge) 人自由，——如此無視曆史事實而又邏輯混亂(luan) 的高見妙論，大概也隻有他這樣的“天分高的上智之士”才說得出來。

忣忣於(yu) “複古更化”的政治“焦慮”

在《政治儒學》一書(shu) 中，我們(men) 看到反複(不下十數次)出現一個(ge) 詞：“焦慮”。所“焦慮”者何?蔣氏曰：“政治儒學產(chan) 生於(yu) 製度性的焦慮，政治儒學最重視製度的建立，故政治儒學又可稱為(wei) 製度儒學。”具體(ti) 說來，蔣氏的最大焦慮是：“中國近百年來在政治上最大的問題就是政治文化重建問題，這一問題的症結所在就是中國近百年來不能建立起源自天道性理的政治法律秩序。……按西方模式建立起來的政治法律製度並沒有解決(jue) 政治秩序合法性的問題，更沒有得到國人的普遍認同，特別是知識分子的認同。”

其心焦焦，其言昭昭。蔣氏直指中國的製度出大問題，乃肇自推翻滿清王朝專(zhuan) 製統治的辛亥革命——難怪蔣氏要責難當年成為(wei) “反對君主專(zhuan) 製製度的直接參與(yu) 者”的熊十力、梁漱溟等“新儒”前輩——從(cong) 那以後，中國的政治製度就有悖“天道性理”了，就失去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了。若準其所言，則辛亥革命之前的滿清王朝(盡管當時國人皆知其腐朽不堪)，此後的袁世凱恢複帝製，以及張勳擁溥儀(yi) 複辟，就是合於(yu) “天道性理”，且解決(jue) “合法性”的問題了?奈何奈何，它們(men) 卻終未得到國人的認同，特別是知識分子的認同，它們(men) 相繼地“嗚呼哀哉”了。

既然認定了近百年來中國的政治製度沒有合法性，遂有蔣氏鴻鵠之誌的披示：“政治儒學最焦慮的是如何建立起合法的政治秩序，如何使政治權力合法化，如何用製度來轉化權力，如何使政治製度有一個(ge) 合理的依據與(yu) 神聖的源頭。”至於(yu) 這些個(ge) “如何”為(wei) 何(即怎樣去實施)，蔣氏給出了四字方略，曰“複古更化”。——“所謂現代中國的‘複古更化’，就是用儒家的政治智慧和指導原則來轉化中國的政治現實”，“創立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製度，……具體(ti) 說來，就是體(ti) 現禮樂(le) 精神、王道理想、大一統智慧、三世學說以及天子一爵等儒家思想的政治製度。”對於(yu) 這一切，蔣氏滿懷自信：“吾人相信，政治儒學在中國過去的曆史中曾完成了‘複古更化’的外王大業(ye) ，在今後的歲月中，政治儒學也一定能夠完成中國政治文化重建的外王大業(ye) 。”

天之已降大任於(yu) 蔣氏也!以“思想家與(yu) 政治家集於(yu) 一身”自期的蔣氏，不屑於(yu) “像心性儒學那樣坐在書(shu) 齋中慢條斯理地去對曆史文化進行抽象的哲學思辨而自得其樂(le) ”，以“外王大業(ye) ”為(wei) 己任的他容不得那樣的悠然。“政治儒學這種緊迫的時間感使政治儒學的代表人物一旦時機成熟馬上就會(hui) 去從(cong) 事政治活動”——這一句話頓使蔣氏內(nei) 心的“焦慮”、急切和不加掩飾的權力欲，栩栩鮮活地躍然於(yu) 紙上。

三院製：“王道政治”的怪異版本

我們(men) 雖然不知道蔣氏念茲(zi) 在茲(zi) 的“政治活動”，至今從(cong) 事得怎麽(me) 樣了，但他公之於(yu) 世的所謂“王道政治”的製度設計藍圖，卻讓我們(men) 大開眼界。在《王道政治是當今中國政治最好的發展方向》一文中，蔣氏宣稱：“王道政治是對民主政治的揚棄與(yu) 超越”，並和盤托出其落實“王道政治”製度安排的設計藍圖——據其自詡是“充分發揮人類創製的想象力綜合各種製度的優(you) 點另創一新製”。這裏，讓我們(men) 且來見識一番蔣氏的所謂“新製”——

王道政治在“治道”上實行議會(hui) 製，行政係統由議會(hui) 產(chan) 生，對議會(hui) 負責。議會(hui) 實行三院製，三院分別為(wei) “通儒院”、“國體(ti) 院”、“庶民院”。

“通儒院”代表超越神聖的合法性，其議長由儒教公推之大儒擔任，終身任職製;議員來源有兩(liang) 個(ge) 途徑：一、社會(hui) 公推之儒家民間賢儒，二、國家成立通儒學院，專(zhuan) 門培養(yang) 精通《四書(shu) 》、《五經》等儒家經典之儒士，經過政治實習(xi) 和考核，委派到國家、省、市、縣級議會(hui) 任議員。

“國體(ti) 院”代表曆史文化的合法性，其議長由孔府衍聖公世襲，議員則由衍聖公指定吾國曆代聖賢後裔、曆代君主後裔、曆代曆史文化名人後裔、社會(hui) 賢達以及道教界、佛教界、回教界、喇嘛教界、基督教界人士產(chan) 生。

“庶民院”代表人心民意的合法性，議長議員按西方民主政治議會(hui) 產(chan) 生的規則與(yu) 程序產(chan) 生。

蔣慶不是決(jue) 絕地說過“‘不當’與(yu) 民主思想結合”嗎?然而，他這所謂“王道政治”的“新製”，卻跟“西方民主”作了不倫(lun) 不類的抄襲和混搭——如所謂的議會(hui) 製，如“庶民院” 議長議員的產(chan) 生。當然，在少許的“民主”裝飾下，其核心和主體(ti) 是“古製”，而且是早已衰朽黴爛的“古製”。“通儒院”是儒家通吃，“國體(ti) 院”基本上也是。以儒家、儒教代表“超越神聖的合法性”，這是蔣慶們(men) 的自我“冊(ce) 封”，或者說是自我“意淫”。當今的中國，儒家的忠實信徒不多，走火入魔的崇儒者更是“鳳毛麟角”，憑什麽(me) 任由儒家淩駕於(yu) 諸家及眾(zhong) 生之上，占取獨尊通吃的權力?這豈不是蔣氏自己詬病的“一重獨大”?

尤其荒誕之極的，是按血統的世襲——“國體(ti) 院”議長由孔府衍聖公世襲，可我們(men) 知道，至孔子的七十七代嫡孫(?)孔德成，已是孔府末代的“衍聖公”，1928年，孔德成向山東(dong) 省政府主席呈請改爵：“德成生際民國，體(ti) 製宜有變更”，“掬誠陳請，擬將德成衍聖公名義(yi) ，即時取銷，俾符體(ti) 製。”所以，孔德成在後來的數十年已經不再是“衍聖公”了。爾今蔣氏懷“興(xing) 滅繼絕“之誌，欲將末代“衍聖公”自請取消了的爵號又恢複起來，且不說孔氏後裔是否讚同，即使讚同恐怕也會(hui) 因誰有資格接續“衍聖公”榮爵，致孔氏族裔中啟釁滋端而紛擾不寧。不惟如此，“國體(ti) 院”一些議員，要讓曆代的聖賢後裔、君主後裔、曆史文化名人後裔來襲任(由“衍聖公”指定)，這是先聖孔、孟也絕不敢想象的。孟子說：“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按朱熹的詮釋，君子的流風餘(yu) 韻，到五世就斷絕了。那些曆代聖賢、君王、文化名人的後裔——隔了數十世甚至上百世的後裔，他們(men) 還能“祖澤”猶存而不斷絕?憑所謂“後裔”而為(wei) “議員”者又何德何能?更何況，那些所謂的“後裔”怎麽(me) 來認定?查家譜族譜?恐怕很多都無“譜”可稽了，尤其是古代君王的譜(比如儒家稱頌的“三代”，即夏、商、周君王傳(chuan) 世至今的譜);做DNA鑒定?曆代君王的骸骨幾無遺存，拿什麽(me) 來做DNA?倒是極可能有無數自稱“後裔”者八方冒出，上演一幕幕為(wei) 爭(zheng) 奪血統名份而打破頭的鬧劇……搞“血統”論的，古今有之，而邪乎極端如蔣氏者，可以說曠世無二。

蔣氏設計的這個(ge) 所謂“三院製”，使人不禁想起半個(ge) 多世紀前的一樁公案——1957年，章伯鈞在一次會(hui) 議中發言說：“現在工業(ye) 方麵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ge) 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dang) 派、人民團體(ti) ，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ge) 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給他們(men) 討論，三個(ge) 臭皮匠，合成一個(ge) 諸葛亮。”其實，章氏所謂的“政治設計院”，不過是如此一說而已，並無更具體(ti) 的內(nei) 容，但這一條卻成為(wei) 他被定為(wei) “大右派”的主要罪名。相比之下，“王道政治”設計師蔣慶可就幸運多了，沒有遭遇到章氏那樣的厄難。看來，指斥“民主”的蔣氏，實際上是占了“民主”的便宜的——畢竟，比諸章氏所處的時代，“民主”確是多一點了。所以，蔣氏設計出如此荒誕的所謂“新製”，除了貽笑大方之外，終究是安然無恙的。

不但是安然無恙，蔣氏還中氣十足著呢。猶如舊時街頭的“大力丸”叫賣者，蔣氏亢奮地向著全中國和全世界做自我推銷：“我們(men) 可以斬釘截鐵地說，當今中國的政治發展必須超越民主，王道政治是當今中國政治的發展方向。這不僅(jin) 是在解決(jue) 中國的政治問題，也為(wei) 人類政治指出了一個(ge) 新的理想、開出了一個(ge) 新的路向。”“王道政治是人類迄今所能構想的最完善的政治”，“王道政治是人類曆史的新希望”……如果以為(wei) 人類真會(hui) 相信這種政治“大力丸”的推銷，那恐怕是侮辱人類的智商了。

儒臨(lin) 天下：看似“無君”實“有君”

我們(men) 細觀蔣氏設計的“新製”，發現裏麵有一大“缺失”——所“缺失”者不是別的，就是君主。蔣氏曾說：“中國的君主製，在理念上是仁慈無為(wei) 的君主製”。既然如此，其“王道政治”的“新製”，又何以“無君”?這當然不會(hui) 是蔣氏的疏漏。中國人推翻滿清王朝，結束兩(liang) 千餘(yu) 年的帝製，已經有一個(ge) 世紀，在當今之世，若要恢複君主製，勢必會(hui) 像袁世凱稱帝、張勳擁溥儀(yi) 複辟那樣，遭到國人的強烈反對。——這會(hui) 不會(hui) 是蔣氏有所顧忌，而在其“新製”中不設君主的一個(ge) 考量?, 筆者以為(wei) ，如若有此考量的話，大概也不會(hui) 是主要的。從(cong) 蔣氏的“三院製”中我們(men) 看到，儒教、大儒已實際取代了舊時君主，看似“無君”而實“有君”矣!這就明白無誤地昭示世人——蔣慶們(men) 已不是如傳(chuan) 統儒家以服務於(yu) 專(zhuan) 製君主為(wei) 滿足，不是如先聖那樣隻被奉為(wei) 有王者之道而無王者之位的“素王”了，蔣慶們(men) 的“外王大業(ye) ”，實是以儒為(wei) 王——欲使儒教、大儒成為(wei) “儒臨(lin) 天下”的至尊之“王”。

因此，蔣慶也毫不諱言“特權”。在其《關(guan) 於(yu) 重建中國儒教的構想》中，他宣稱：儒教“擁有其他宗教組織沒有的政治、經濟、文化、組織方麵的特權”，“不僅(jin) 有參與(yu) 政治的特權，有獲得國家土地、實物饋贈與(yu) 財政撥款的特權，還有設計國家基礎教育課程的特權，有設計國家重大禮儀(yi) 的特權，有代表國家舉(ju) 行重大祭典的特權，以及其他種種特權。”眾(zhong) 所周知，“特權”在當今並不是一個(ge) 光彩的好詞，即使有些享有特權的人們(men) 或階層、集團，一般也不會(hui) 堂而皇之地談說、炫耀“特權”，因為(wei) 弄得不好，因“特權”而惹出的事端和涉及的人，就會(hui) 遭到千夫所指，成為(wei) 眾(zhong) 矢之的(那位“曝紅”的郭美美小姐就是個(ge) 範例)。而蔣氏如此恬然無飾(亦無恥)地大談儒教的“特權”，真令人不能不佩服其可愛的坦率。

正因為(wei) 蔣氏有如此的坦率，所以解讀他的“政治儒學”、“王道政治”，見識他的政治焦慮、政治欲望、政治企求及其設計的政治圖景等等，並不算是很困難的事情，所有這些都在其著作、文章和講演中，幾乎一覽無餘(yu) 地和盤托出了。也因此，無論學者持有何種立場和理念，對蔣氏一般不會(hui) 有認知偏差的誤讀。比如，學者錢理群指出：

蔣慶們(men) “所要建立的，是一個(ge) 以儒教為(wei) 國教、政教合一的、儒家共同體(ti) 專(zhuan) 政的儒化國家”，“他們(men) 的‘王道政治’有兩(liang) 大特點，一是由一個(ge) 自稱代表‘天理’的利益集團(在其具體(ti) 設計中，就是由‘大儒’、‘賢儒’、‘儒士’組成的儒家利益共同體(ti) )壟斷一切政治、經濟、文化權力，二是權力的世襲製。簡言之，就是要實行‘儒士(儒家共同體(ti) )專(zhuan) 政’，精英專(zhuan) 政。”

又說：“某些知識分子已經不甘於(yu) 當‘國師’，還要直接執掌權力，而且是不由分享的權力。因此，他們(men) 要堅決(jue) 反對‘民主化’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這些是誣枉之詞嗎?當然不是。蔣慶既已坦率言之，昭然書(shu) 之，想來是不能否認，恐怕也不會(hui) 否認的。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