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從(cong) 階級分析入手的朱子學研

作者：樂(le) 愛國

來源：原載於(yu)  《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5年第1期

時間：甲午年十一月十七

           西曆2015年1月7日

【摘要】民國時期從(cong) 階級分析入手的朱子學研究，是一定範圍內(nei) 社會(hui) 政治發展的需要，既有對於(yu) 朱熹家庭背景以及生平事跡和朱熹學術思想的階級分析，也包含了對於(yu) 朱子學的學術探討。這種具有明顯政治化傾(qing) 向的學術研究，雖然從(cong) 總體(ti) 上看主要是對於(yu) 朱熹學術思想的政治層麵的批判，但是也包含了一定程度的學術層麵的肯定，成為(wei) 民國時期朱子學研究的一種特色，並對後世影響很大。

[關(guan) 鍵詞]民國時期；階級分析；朱子學；朱熹

中圖分類號：B244.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基金項目：教育部哲學社會(hui) 科學重大課題攻關(guan) 項目“百年朱子學研究精華集成”（12JZD007）階段性成果。

民國時期，社會(hui) 動蕩，政治紛爭(zheng) ，對學術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影響，甚至在局部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學術政治化的傾(qing) 向。尤其是，隨著社會(hui) 政治的發展，一種在當時政治領域具於(yu) 重要作用的階級分析方法，應社會(hui) 政治的需要而進入了學術領域。不可否認，這種以社會(hui) 的階級矛盾與(yu) 對抗為(wei) 依據並把各種學術思想歸屬於(yu) 不同階級的分析方法，雖然具有很強政治色彩，並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hui) 影響學術的純粹性和獨立性，但對於(yu) 當時的社會(hui) 政治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yi) ，而且，也實實在在地構成了民國時期學術研究的一種特色。民國時期的朱子學研究同樣也受到這種階級分析方法的影響。

一、概述

就筆者所掌握的曆史資料看，民國時期，運用階級分析方法研究朱子學，至少可以追溯到1935年出版的李石岑《中國哲學十講》所述第八講“什麽(me) 是理學”。

李石岑是民國時期的哲學家。1926年，他的《人生哲學》出版，其中對朱熹的人生哲學作了闡述。該書(shu) 指出：“朱晦庵的哲學，可以說是集周、張、二程之大成。他的哲學所以帶有理氣二元的色彩，也就因為(wei) 他學問的方麵太廣闊。他做學問的方法，是本著大慧宗杲的教旨，先慧而後定。《宋史》敘朱晦庵為(wei) 學，謂‘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為(wei) 主’。所謂窮理與(yu) 居敬，便是慧與(yu) 定的功夫。朱晦庵借《大學》‘格物致知’一段，發揮先慧後定的道理。……朱晦庵是做先慧後定的功夫的，所以把格物解作‘窮理’，是主張‘致知在格物’。”[1]（P.394-395）接著，李石岑還對朱熹的格物說予以了高度肯定，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著程頤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學上歸納的研究法很相似。他這種說法，影響於(yu) 中國學術界很不小。後來由明而清，有許多看重知識、看重考證的學派，可以說大半是受了這種格物說的暗示。” [1]（P.397）除此之外，李石岑還進一步將朱熹哲學與(yu) 西方哲學家康德作了比較，指出：“朱子在中國哲學史上的地位，好像康德在西洋哲學史上的地位一般。朱子是中國哲學之集大成者，康德便是西洋哲學之集大成者。康德哲學的特點是本務觀念，朱子哲學的特點是讀書(shu) 功夫。” [1]（P.400-401）應當說，這時的李石岑並不在意於(yu) 朱熹及其學術思想的階級屬性，而是較多強調其與(yu) 大慧禪師的關(guan) 係，並認為(wei) 朱熹做的是“先慧後定的功夫”，“援釋入儒的工作”。[1]（P.402）

20世紀30年代之後，李石岑的學術思想發生轉變，接受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他於(yu) 1933年出版的《哲學概論》中指出：“‘唯物論的辯證法’為(wei) 最正確的方法，因其能把握宇宙發展的全部，我個(ge) 人便有這種信仰。” [2]（P.71）而且，他於(yu) 1935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十講》中，在闡述中國哲學包括朱熹理學時明確引入了階級分析方法。該書(shu) 第八講“什麽(me) 是理學”分為(wei) “宋代思想發生的背景”、“晦庵思想體(ti) 係的概說”、“晦庵思想的批判”三節；一方麵說“朱晦庵是宋代哲學一個(ge) 集大成的人。他是繼承周、張、二程的思想的，尤其是受程伊川的影響最大，他提出一個(ge) ‘理’字說明他的全部哲學” [3]（P.287），另一方麵又認為(wei) ，朱熹“拚一生的心血以加強中國社會(hui) 的封建意識，以增多無知民眾(zhong) 的固定觀念，以厚植維護宗法的儒家勢力” [3]（P.334），強調朱熹學術旨在維護中國古代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和根本利益。這明顯是用政治的階級分析方法闡述和分析朱熹的學術。

繼李石岑《中國哲學十講》之後，1936年，譚丕模的《宋元明思想史綱》出版。該書(shu) 在闡述南宋各派的學術思想時，通過對社會(hui) 階級矛盾的分析，明確指出，陸九淵的哲學是“從(cong) 大地主階層的立場出發”的“絕對唯心論的哲學”；朱熹的哲學是“從(cong) 謀大地主階層與(yu) 小地主階層的妥協的立場出發”的“理氣二元論的哲學”；葉適、陳亮的哲學則是“從(cong) 小地主階層的立場出發的”。[4]（P.64）所以，該書(shu) 在闡述朱熹的哲學思想時，以“大小兩(liang) 地主階層之調和論——朱熹的格物論”為(wei) 題，把朱熹的學術與(yu) 社會(hui) 的階級鬥爭(zheng) 矛盾聯係起來。

1937年，呂振羽的《中國政治思想史》出版。該書(shu) 旨在對中國曆史中“社會(hui) 思想的各流派，從(cong) 其形成、發展、死亡的過程上，以及其相互對立鬥爭(zheng) ——作為(wei) 各別階級的本質的對立和同一階級內(nei) 部各階層的統一對立——的關(guan) 係上，作係統的探究” [5]（《初版序》），強調社會(hui) 思想各流派與(yu) 社會(hui) 政治各階級的緊密聯係。該書(shu) 第九編“封建主義(yi) 衰落期政治思想的各流派”第二章“地主階級內(nei) 部的分化和朱陸兩(liang) 學派的對立”有“朱熹的折衷主義(yi) ”一節，包括“朱熹傳(chuan) 略”、“作為(wei) 朱熹哲學之認識論的‘理’‘氣’二元論”、“折衷主義(yi) 的政治論”三部分，專(zhuan) 門闡述朱熹的哲學思想和政治思想，不僅(jin) 把朱熹的學術思想歸屬於(yu) 統治階級，而且還用統治階級的內(nei) 部鬥爭(zheng) 闡述朱陸之辯。

1939年，趙紀彬的《中國哲學史綱要》出版。該書(shu) 認為(wei) ，中國哲學的研究，“要對於(yu) 各時代的哲學，依唯物史觀的考察，即一方麵由社會(hui) 諸關(guan) 係的特征上，確定其階級的背景；而另一方麵也由模寫(xie) 論上批判其邏輯的命題，並把握哲學史發展的內(nei) 在關(guan) 聯” [6]（P.22），特別強調中國哲學的研究必須確定各種哲學派別的階級背景。該書(shu) 第四篇“經學發展的新階段——宋明時代的新儒教哲學”第十四章“作為(wei) 宋學集大成的朱熹的理氣二元論及朱陸對立的階級與(yu) 哲學意義(yi) ”，包括“朱熹的時代背景及其階級性”、“朱熹的理氣二元論及其根本的缺陷——對於(yu) 唯心論的屈服”、“朱陸對立的社會(hui) 根據及其哲學意義(yi) ”三節，不僅(jin) 闡述朱熹的哲學思想，而且進一步分析了朱熹哲學思想的階級屬性。

同年，周穀城的《中國通史》出版。該書(shu) 第四編“封建勢力持續時代（自北宋初至鴉片之戰）”第十章“鞏固統治的理學”，其中“理學之生長完成”一節分為(wei) “中國思想之演變”、“理學內(nei) 容之特質”、“理學有裨於(yu) 統治”三部分，包括了對朱熹理學思想的闡述，並且明確指出，朱熹的“存天理、滅人欲”有助於(yu) 統治者。

1942年，範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中冊(ce) ）在延安付印出版。該書(shu) 的第三編“封建經濟的發展到西洋資本主義(yi) 的侵入——隋統一至清鴉片戰爭(zheng) ”第五章“南北分裂與(yu) 封建經濟南盛北衰時代——金與(yu) 南宋”第三節“南宋的腐朽政治與(yu) 道學的提倡”和第九章“隋唐以來文化概況”第五節“正統派宋學”論及朱熹及其思想。其中認為(wei) ，以朱熹為(wei) 代表的“正統派宋學”“完全符合統治階級的需要” [7]（P.744）。

1948年，蔡尚思發表《宋明理學相同的缺點》，分為(wei) ：“地主的立場”、“三教的雜家”、“不行的修養(yang) ”、“無上的君權”四部分；同年又發表《程朱派哲學的批判》，分為(wei) “學說的來源——儒家與(yu) 道佛”、“兩(liang) 種的功夫——心頭與(yu) 紙上”、“騙人的談玄”、“吃人的講理”四部分。不僅(jin) 運用階級分析方法闡述朱熹的學術，而且對它展開了嚴(yan) 厲的政治批判。該二文後來收入他於(yu) 1950年出版的《中國傳(chuan) 統思想總批判》。[8]（P.85-98、120-142）

二、朱熹家庭背景以及生平事跡的階級分析

運用階級分析方法研究朱熹學術，首先是要對朱熹本人的家庭背景以及生平事跡做出階級分析，其次是要以此為(wei) 依據，進一步對朱熹的學術思想的階級屬性做出分析和批判。

關(guan) 於(yu) 朱熹的家庭背景，《宋史·朱熹傳(chuan) 》指出：“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yu) 之共。往往稱貸於(yu) 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yi) 則一介不取也。” [9]（P.12767-12768）對此，呂振羽《中國政治思想史》不以為(wei) 然，指出：“此殆為(wei) 過甚之辭，未有其貧至衣食無著而能窮年以事學問者；且其父子相繼為(wei) 顯官，而未有無產(chan) 業(ye) 者。故原其出處，應為(wei) 一官僚地主之家庭，後來式微了的。” [5]（P.398）趙紀彬《中國哲學史綱要》也說：“朱熹的家世及經曆，為(wei) 官僚階級。” [6]（P.424）蔡尚思《宋明理學相同的缺點》則說：“二程、朱熹、張栻、陸氏……那班理學大師，都是官家地主的子弟；而自己也常做官，如朱熹、許衡、王守仁、李光地……等的官位都是很高，所以和下層大眾(zhong) 很隔閡，不知稼穡之艱難，不知痛苦為(wei) 何物，其思想全是代表上層，而不適於(yu) 實際之用。” [10]（P.15）

關(guan) 於(yu) 朱熹的生平事跡，譚丕模《宋元明思想史綱》說：“他是以進士出身，做過同安主簿，知南康軍(jun) ，累次對策，都是勸人君以正心和格物致知為(wei) 主，後來以政見關(guan) 係被貴族地主排斥，乃退而講學於(yu) 白鹿洞。在學術上與(yu) 陸九淵對立，致演成鵝湖之會(hui) 的三日舌戰，在政治上與(yu) 韓侂胄對立，致演成‘慶元黨(dang) 禍’。他的生活，非常有秩序，舉(ju) 止非常嫻雅，真能遵守封建社會(hui) 的信條，博得當時多數士大夫的尊崇。” [4]（P.65）應當說，這一評述與(yu) 《宋史》所載基本一致。

與(yu) 譚丕模以為(wei) 朱熹“真能遵守封建社會(hui) 的信條”相反，在當時延安出版的範文瀾《中國通史簡編》則另有一說：“朱熹講正心誠意的道學，被認為(wei) 登峰造極。他本人的行為(wei) ，並不與(yu) 他口說符合，雖然他聲名大，徒弟多，經長時期的修飾隱諱，似乎裝成聖賢模樣，可是不能掩盡的行跡，卻依然流傳(chuan) 。例如朱熹與(yu) 陳亮友善，陳亮遊台州狎官妓，求台州太守唐仲友代為(wei) 脫籍。仲友卑視陳亮，不肯出力，亮怒，往見朱熹。熹問小唐說些什麽(me) ？亮答，唐說你字都不認識，如何做得監司（大官）。熹怒，借查冤獄名義(yi) ，巡按台州，立奪仲友官印，奏告他的罪狀，仲友也上奏自辯。官妓嚴(yan) 幼芳色藝冠一時，熹捕幼芳強令供與(yu) 唐通奸，幼芳備受鞭杖，抵死不認。她說：‘我是賤妓，與(yu) 太守通奸，止是杖罪，不過是非真假，豈可亂(luan) 說，我終死不能誣人’。熹再三痛杖，逼令認奸，幼芳受刑不屈。趙眘起初看朱、唐互告，止當是秀才爭(zheng) 閑氣（鬧意氣），後來看朱熹冤人通奸，令朱、唐二人都罷免才了事。其他如迷信風水，掘別人的墓地，葬自己的母親(qin) ；娶尼姑二人作寵妾；托名鄒訢注釋《參同契》（煉丹書(shu) ，東(dong) 漢道士魏伯陽著）；標榜儉(jian) 德，不讓老母吃好米。這都是南宋人的記載，應該可信。” [7]（P.419-420）

“南宋人”的那一“記載”，前半部分出自南宋人洪邁《夷堅支誌》庚卷十《吳淑姬嚴(yan) 蕊》所述，《四庫全書(shu) 總目》將該書(shu) 歸為(wei) “小說家類”，並指出：“是書(shu) 所記，皆神怪之說。”而後半部分，出自“慶元黨(dang) 案”時朱熹的政敵韓侂胄指使監察禦史沈繼祖誣朱熹的諸條罪狀，據陳榮捷《朱子新探索》考證，最早見於(yu) 稍後於(yu) 朱熹的南宋人葉紹翁的《四朝聞見錄》卷四《慶元黨(dang) 》，而其中多數內(nei) 容屬於(yu) 顛倒是非。[11]（P.518-521）

不可否認，“南宋人”的那一“記載”，有些應當是事實，比如，朱熹托名鄒訢注釋《參同契》，而撰《〈周易參同契〉考異》，但多為(wei) 沈繼祖捏造的誣陷之詞。問題是，那一“記載”中有關(guan) 朱熹品行的說法，隻是沈繼祖所編造的罪狀，大多不能被當作事實，實際上也沒有多少人信以為(wei) 真，否則就無法解釋他去世之後宋朝廷“詔賜熹遺表恩澤，諡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1227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後來又“詔以周、張、二程及熹從(cong) 祀孔子廟”； [9]（P.12768-12769）直至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詔升入大成殿配享，位列十哲之次” [12] （卷十六《文公朱晦庵先生熹》）。民國時期，1918年出版了孫毓修所撰《朱子》，為(wei) 上海商務印書(shu) 館所推出“少年叢(cong) 書(shu) ”之一，至1929年已出第10版，幾乎年年再版；1935年又出版了章衣萍所撰《朱子》，為(wei) 上海兒(er) 童書(shu) 局推出兒(er) 童讀物“中國名人故事叢(cong) 書(shu) ”之一，至1946年已出第11版。[13]可見，在民國時期，朱熹仍然是一個(ge) 受到多數文人學者以及廣大的社會(hui) 讀者所推崇的人物，而且是作為(wei) 教育下一代的典範，因此也不可能相信“南宋人”那一“記載”中有關(guan) 朱熹品行的說法。

三、朱熹學術思想的階級分析

關(guan) 於(yu) 朱熹學術思想的階級屬性，如前所述，李石岑《中國哲學十講》認為(wei) ，朱熹的學術是為(wei) 了“加強中國社會(hui) 的封建意識”。同時，該書(shu) 還對朱熹講讀書(shu) 、主敬作了分析，指出：“無論主敬也好，讀書(shu) 也好，他的根本意思是在‘銷磨飛揚倔強之氣’。自經晦庵這番的說明，於(yu) 是後來的統治階級，尤其是滿清，遂專(zhuan) 用這種態度，提倡讀書(shu) ，以銷磨被統治階級的飛揚倔強之氣。……用慴伏身心、銷磨誌氣的態度提倡讀書(shu) ，隻是表現一個(ge) 禦用學者的可憫的心境。” [3]（P.336）此外，李石岑還大力推崇戴震對於(yu) 朱熹“存天理、滅人欲”的批評，並引述戴震所言“人死於(yu) 法，猶有憐之者，死於(yu) 理，其誰憐之”，指出：“東(dong) 原對晦庵的攻擊，可謂達到百尺竿頭，但所持的理由，卻是很正確的。在封建社會(hui) 統治階級的淫威之下，‘死於(yu) 理’的確實要比‘死於(yu) 法’的更可憐。”接著，李石岑還進一步得出結論：“晦庵談理，建立一種理學，結果，對於(yu) 封建社會(hui) 統治階級的效用大，而對於(yu) 被統治階級的幫助卻是極微極微。” [3]（P.341）

譚丕模《宋元明思想史綱》認為(wei) ，朱熹“一方麵把周程所遺留的學說，加以有係統的組織與(yu) 發揮，一方麵把王安石的政治學在不違背大地主的利益的原則下而加以修正，而另成一新的體(ti) 係” [4]（P.65）；又認為(wei) ，朱熹講窮理，是為(wei) 了“明了封建社會(hui) 中的‘人倫(lun) ’關(guan) 係，指示其各階層彼此的正當行為(wei) ，而達到其階級的說教” [4]（P.73-74）；同時又說：“他的政治論的根本原則，就是守舊與(yu) 因時並用，這也是從(cong) 謀大小兩(liang) 地主階層調協的觀點出發的。” [4]（P.74）而且還指出：“朱氏是一位開明的大地主階層之代言者，一方麵在不完全抹殺小地主階層和農(nong) 民利益的原則之下而繼承著大地主一部分的傳(chuan) 統政策，一方麵在不十分抵觸大地主階層利益的原則之下而采用小地主階層一部分的維新政策，盡力地彌補大小兩(liang) 地主階層的裂痕。” [4]（P.77）

呂振羽《中國政治思想史》對朱熹的政治思想作了階級分析，認為(wei) 朱熹的政治主張，“基本上是符合中小地主的要求，同時也部分的符合商人、地主、中間階層乃至農(nong) 民的要求。但他又受到貴族大地主排斥，並引發為(wei) 嚴(yan) 重的‘偽(wei) 學’之禁。這說明他是代表中小地主而出現的” [5]（P.398）；同時還認為(wei) ，朱陸之爭(zheng) “都是由於(yu) 其各自所代表的社會(hui) 層利益的不同，同時也正在表現地主階級內(nei) 部諸階層利益衝(chong) 突的劇烈” [5]（P.410）。

趙紀彬《中國哲學史綱要》則明確認為(wei) ，朱熹“是南宋商工業(ye) 階級的思想家”，因此，“在政治的實踐上遂確立了比較前進的、和純封建地主不相容的態度”。[6]（P.425）該書(shu) 又指出：“由於(yu) 當時商工業(ye) 者對於(yu) 封建支配的從(cong) 屬性，所以他無論在政治實踐上及哲學思想上，都未能成為(wei) 真實的變革的存在；而不過是在政治上提出了部分改良的主張，在哲學上建立了理氣二元論的體(ti) 係。” [6]（P.444）還說：“朱陸之間的對立，完全是當時商工業(ye) 者階層與(yu) 封建貴族的地主之間的衝(chong) 突的反映；即朱熹代表著前者，陸象山代表著後者。” [6]（P.448）同時，該書(shu) 讚同戴震對宋儒理欲之辨的批評，並且指出：“在戴東(dong) 原看來，宋儒這種去欲存理的學說，在實踐上乃是統治階級殘殺被壓迫大眾(zhong) 的工具。” [6]（P.596）

周穀城《中國通史》在闡述朱熹理學思想時，特別對朱熹“存天理、滅人欲”作了階級分析，認為(wei) 朱熹“存天理、滅人欲”作為(wei) 政治原則，不僅(jin) “統治的君主要依循這個(ge) 原則以施政”，而且“凡受治的人民，也必須依循‘存天理、滅人欲’之原則以守秩序，以作順民” [14]（P.955-956）。因此，該書(shu) 明確指出：“‘存天理、滅人欲’這個(ge) 原則，君民兩(liang) 方，都用得著。君主用此以統天下，為(wei) 令主；人民依此以守秩序，為(wei) 順民。” [14]（P.957）而且還進一步指出：“但君主未必願意執行這個(ge) 原則，以規範自己，人民未必懂得這個(ge) 原則，奉行無少差池。於(yu) 是介於(yu) 君民之間的智識分子重要了。智識分子依據著‘存天理、滅人欲’之原則以保種族，以輔君主，以導人民。” [14]（P.957）

範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特別強調以朱熹為(wei) 代表的“正統派宋學”符合統治階級的需要，指出：“宋學的所以發生，由於(yu) 統治階級需要這種學說；所以發展，由於(yu) 這種學說，完全符合統治階級的需要。統治階級需要怎樣的學說呢？要能教人服從(cong) 尊長的，不敢犯上（反抗）的，聽天信命的，庸言庸行的學說。宋學恰恰就是訓練這樣庸人的學問。” [7]（P.744）

蔡尚思《宋明理學相同的缺點》則認為(wei) ，理學家代表地主階級，“所以明認貧富是天經地義(yi) ，極盡偏袒富人的能事” [10]（P.15）；又說：“宋、明、清初是中國君主專(zhuan) 製最盛時代，同時也是理學最盛時代，理學家與(yu) 專(zhuan) 製君主，互相響應，互相利用，理學家最偏袒專(zhuan) 製君主，專(zhuan) 製君主最愛護理學家，理學家是專(zhuan) 製君主的腦，專(zhuan) 製君主是理學家的足。” [10]（P.22）

四、朱熹學術思想的批判與(yu) 肯定

事實上，民國時期從(cong) 階級分析入手的朱子學研究，也包含了學術層麵的對於(yu) 朱熹理學的闡述。李石岑的《中國哲學十講》第八講“什麽(me) 是理學”第二節“晦庵思想體(ti) 係的概說”對朱熹理學作了學術層麵的闡述，指出“朱晦庵是宋代哲學一個(ge) 集大成的人。他是繼承周、張、二程的思想的，尤其是受程伊川的影響最大，他提出一個(ge) ‘理’字說明他的全部哲學。他雖提到心性情欲，與(yu) 乎心性的關(guan) 係，卻是特別尊重‘心’和‘理’的合一。其次，便是說明‘性’與(yu) ‘理’的關(guan) 係。他雖提出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的分別，但他主張天地之性是理，氣質之性是理與(yu) 氣雜，於(yu) 是又認‘性’和‘理’的合一。他對於(yu) 修養(yang) 方麵，則提出居敬窮理四字。居敬是涵養(yang) 的工夫，屬於(yu) 內(nei) 的方麵；窮理是致知的工夫，屬於(yu) 外的方麵。所謂居敬，所謂窮理，實際上都指理而言。這樣看來，我們(men) 可以把晦庵全部的思想，叫做‘理一元論’。” [3]（P.287）該節分為(wei) “心即理說”、“性即理說”、“修養(yang) 的方法”三個(ge) 部分闡述朱熹理學。

但是，從(cong) 階級分析入手對於(yu) 朱熹理學的闡述，旨在對此做出政治批判。因此，李石岑《中國哲學十講》在“晦庵思想體(ti) 係的概說”之後又有“晦庵思想的批判”。譚丕模《宋元明思想史綱》、呂振羽《中國政治思想史》、趙紀彬《中國哲學史綱要》以及周穀城《中國通史》、範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在闡述朱熹及其理學的同時，又包含了批判。這種批判，既有學術層麵上的批評，也有政治層麵上的批判，甚至也有情緒化、簡單化的批判。蔡尚思《程朱派哲學的批判》說：“這般貴族地主，飽食煖衣，閑得無聊，妄作玄談，表示高深，例如什麽(me) 心、性、理、氣、天命、象數、太極、無極、陰陽、五行等，全是自欺欺人的鬼話。……他們(men) 師徒，終身終日，開口瞎說，閉目瞎想。”“程朱派理學家最不講理，最無良心。”“纏足與(yu) 守節同是摧殘婦女的，且皆為(wei) 理學家所重視，而盛行於(yu) 南宋以後。朱熹生長福建，又常在福建做官，下令婦女纏足，以絕淫風。……在世界各國中，以古代中國人最壓迫女子；在古代中國各思想家中，以程朱派最壓迫女子；在中國曆代政府君主中，亦以提倡程朱理學的元、明、清三代為(wei) 最壓迫女子。” [15]（P.47-48）顯然，這已經超出了學術層麵而帶有很強的政治色彩和情緒色彩。

需要指出的是，民國時期從(cong) 階級分析入手的朱子學研究，對於(yu) 朱熹學術思想，除了政治批判之外，也包含了一定程度上的學術研究，並給予了實事求是的肯定。

譚丕模《宋元明思想史綱》不僅(jin) 在學術層麵上闡述朱熹“主張立綱紀”、“主張勸農(nong) ”、“主張防止兼並”、“主張立社倉(cang) ”、“主張廢除經總製錢”等政策主張，而且還進一步認為(wei) ，這些政策主張“適合當時社會(hui) 需要”，有利於(yu) “實現其各階層的協調”。[4]（P.74-75）

呂振羽《中國政治思想史》和趙紀彬《中國哲學史綱要》都對朱熹在政治實踐中所提出的具體(ti) 政策主張作出了學術層麵的闡述，並且予以了肯定。呂振羽指出：“在當時民族危機的嚴(yan) 重關(guan) 頭，朱熹所主張的那種改良政策，不隻是必要，而且是有進步作用的。” [5]（P.408）趙紀彬指出：“凡此種種主張，總而言之，即朱熹這種對外抗戰到底，對內(nei) 由改善民生以求團結一致的實踐態度，在當時的政治經濟條件下，已經是曆史製限內(nei) 的最大可能性的前進思想。” [6]（P.429）

與(yu) 此同時，呂振羽《中國政治思想史》和趙紀彬《中國哲學史綱要》還對朱熹的科學思想和格物致知說有所肯定。對於(yu) 朱熹的科學思想，呂振羽指出：“他肯定地球形成的過程，是由氣體(ti) 凝聚，然後成為(wei) 流質體(ti) ，後來便慢慢冷卻成為(wei) 硬殼體(ti) ，並肯定地球為(wei) 圓形體(ti) ，又認為(wei) 月本身沒有光，其發出的光，是吸收日光的反射，這都是有其蓋然的正確性，也是朱熹對天文學的偉(wei) 大貢獻。” [5]（P.401）對於(yu) 朱熹的格物致知說，趙紀彬明確指出：“‘格物致知’的認識論，……實已充滿著把握客觀事物本質的科學精神。而且朱熹也確乎依此方法，在當時曆史條件之下，獲得了驚人的自然認識。” [6]（P.437）同時還分別例舉(ju) 了朱熹有關(guan) 宇宙起源、生成以及月本無光、地質變化等方麵的論述，並且指出：“在朱熹這種自然認識上，我們(men) 首先看到了他以為(wei) 宇宙的本體(ti) 是氣，由於(yu) 氣自身內(nei) 在矛盾的發展，即陰陽的對演與(yu) 水火的交感而形成了宇宙的起源；其次宇宙的生成順序，是由氣體(ti) 而液體(ti) 而固體(ti) ，且周期的由形成而消滅（雖然是單純的循環）；這一些的見解，和康德的星雲(yun) 說的宇宙生成論，頗為(wei) 近似。至其以月本無光，得日之光而始明的見解以及關(guan) 於(yu) 地質學的發現，均與(yu) 今日的科學定論相符合。凡此，皆其格物致知說的唯物論的科學精神的直接產(chan) 物。” [6]（P.439）

五、餘(yu) 論

民國時期從(cong) 階級分析入手的朱子學研究，既有對於(yu) 朱熹家庭背景以及生平事跡、朱熹學術思想的階級分析，也包含了對於(yu) 朱子學的實事求是的闡述和評價(jia) 。李石岑、趙紀彬都對朱子學做過相當深入的理論分析，並且提出了新的學術觀點。李石岑《中國哲學十講》特別強調朱熹的“心即理說”，認為(wei) 在朱熹那裏，“心是性和情的主宰”，“心是天理的主宰”，因而建立了宋代觀念論的根基。[3]（P.293）趙紀彬《中國哲學史綱要》實際上提出了朱熹理學與(yu) 西方哲學中唯物論、唯心論的關(guan) 係問題以及朱熹格物致知說與(yu) 自然科學的關(guan) 係問題；後來，他的《中國知行學說簡史》還對朱熹知行論中所謂“知先行後”、“理具於(yu) 心”“致知以敬為(wei) 本”三個(ge) 命題作了理論分析。[16]（P.175-178）應當說，這些問題本身都是學術問題，民國時期學者對於(yu) 這些問題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學術價(jia) 值。

民國時期從(cong) 階級分析入手的朱子學研究，從(cong) 總體(ti) 上看主要是對於(yu) 朱熹學術思想的政治層麵的批判，但是也包含了一定程度上的學術層麵的肯定。譚丕模《宋元明思想史綱》、呂振羽《中國政治思想史》和趙紀彬《中國哲學史綱要》都對朱熹學術思想的某些方麵有所肯定。這與(yu) 後來對於(yu) 朱熹學術思想的全麵批判和否定有著很大的不同。如前所述，趙紀彬在《中國哲學史綱要》中認為(wei) ，朱熹的格物致知說“實已充滿著把握客觀事物本質的科學精神”，並且還認為(wei) ，朱熹對於(yu) 自然的認識，“皆其格物致知說的唯物論的科學精神的直接產(chan) 物”。這些學術層麵的肯定，完全不同於(yu) 後來他所參與(yu) 執筆的《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冊(ce) ）第十三章“朱熹的思辨哲學及其反動的正宗性質”所說：“朱熹所謂‘格物致知’是‘無人身的理性’本身的複歸，‘物’既非客觀事物，‘知’也不是對客觀事物的認識，其體(ti) 係是一種狡猾的僧侶(lv) 哲學，但居然有人說它‘是有唯物論精神的’，這就不僅(jin) 是令人失笑而已，我們(men) 必須警惕這種說法的意圖。” [17]（P.647）“朱熹提到自然科學的地方，有關(guan) 於(yu) 宇宙的生成和結構的一些問題，他也提出了一些假說，但是朱熹的假說在當時不是進步的，它既不是由他自己的科學實踐中導出，也不是對既有的科學成果加以提高或綜合，而不過是掇拾當時的公認的論點，加入神秘的內(nei) 容，湊成一幅與(yu) 他的僧侶(lv) 主義(yi) 哲學最能對合的宇宙圖畫。” [17]（P.611）

需要指出的是，從(cong) 階級分析入手研究中國哲學，在民國時期的學術界就有不同意見。賀麟於(yu) 1945年寫(xie) 成的《當代中國哲學》中就認為(wei) ，階級鬥爭(zheng) “隻是政治鬥爭(zheng) 中一個(ge) 口號”，“曆史上的鬥爭(zheng) 並不限於(yu) 階級，我們(men) 也可說曆史是觀念的鬥爭(zheng) ，民族的鬥爭(zheng) ，譬如即以前後兩(liang) 次世界大戰來說，就很難以階級鬥爭(zheng) 四字來解釋清楚”。[18]（P.79）不可否認，從(cong) 階級分析入手研究中國哲學，包括朱子學，是一定範圍內(nei) 社會(hui) 政治的需要，對於(yu) 民國時期的社會(hui) 發展有著一定的意義(yi) 。但就研究方法而言，由於(yu) 在學術研究中帶入了明顯的主觀政治立場，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hui) 造成對於(yu) 實事求是的學術精神的損害，甚至有可能為(wei) 了主觀的政治立場，而在研究材料不夠充分並且尚未作出深入的理論研究的情況下，倉(cang) 促而簡單地得出與(yu) 實際不相符合的結論；而且，隨著主觀的政治立場的改變，既有的學術觀點也會(hui) 隨之改變。

民國時期從(cong) 階級分析入手的朱子學研究，雖然隻是當時學術研究的一部分，但是對後世影響很大。後來的朱子學研究，有相當長一段時期就是沿襲或誇大了這種從(cong) 階級分析入手的研究方法。

參考文獻：

[1]李石岑.人生哲學[M].上海：商務印書(shu) 館，1926.

[2]李石岑.哲學概論[M].上海：世界書(shu) 局，1933.

[3]李石岑.中國哲學十講[M].上海：世界書(shu) 局，1935.

[4]譚丕模.宋元明思想史綱[M].上海：開明書(shu) 店，1936.

[5]呂振羽.中國政治思想史[M].北京：三聯書(shu) 店，1949.

[6]向林冰（趙紀彬）.中國哲學史綱要[M].重慶：生活書(shu) 店，1939.

[7]範文瀾.中國通史簡編[M].上海：新知書(shu) 店，1947.

[8]蔡尚思.中國傳(chuan) 統思想總批判[M].上海：棠棣出版社，1950.

[9]（元）脫脫等.宋史（36）[M].北京：中華書(shu) 局，1977.

[10]蔡尚思.宋明理學相同的缺點[J].新中華(複刊).1948,6（9）.

[11]陳榮捷.朱子新探索[M].上海：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12]（清）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M].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

[13]樂(le) 愛國.民國時期的兩(liang) 部兒(er) 童讀物：《朱子》[J].朱子文化.2012(6).

[14]周穀城.中國通史（下冊(ce) ）[M].上海：開明書(shu) 店，1939.

[15]蔡尚思.程朱派哲學的批判[J].中國建設.1948,6(4).

[16]趙紀彬.中國知行學說簡史[M].重慶：中國文化服務社，1943.

[17]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冊(ce)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8]賀麟.當代中國哲學[M].南京：勝利出版公司，1945.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