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如何追究法官錯判責任的

作者：吳鉤

來源：原載於(yu)  《南方都市報》

時間：甲午年十一月初七

           西曆2014年12月28日

不管是哪個(ge) 時代的司法係統，都不可能完全、百分之百杜絕錯判。人們(men) 能做到的，唯有通過嚴(yan) 密的司法程序設計，盡最大可能將錯案的發生率減至最低程度；並在發現錯判之後，嚴(yan) 厲追究相關(guan) 法官的責任。

宋仁宗年間，隴州（今陝西隴縣）發生了一起錯案——

先是，隴安縣平民龐仁義(yi) 到縣衙檢控馬文千、高文密等五人為(wei) 殺人越貨的劫盜。隴安縣尉（相當縣警察局局長）董元亨立即逮捕了馬文千、高文密等人，移交法院審訊。高文密大概受了刑訊逼供，熬不過來，死於(yu) 獄中。其餘(yu) 四人遂服押認罪。案子經隴州司理院（州法院）複審，判處馬文千等四人死刑。

馬文千之父上訴至隴州，但權領州事的孫濟卻不予受理。經過一係列法定程序之後，馬文千四人被執行了死刑。恰好這個(ge) 時候，鄰近的秦州（今甘肅天水）捕到真盜，司法係統這才發現馬文千等人原來是冤死的。

對隴州馬文千案司法人員的責任追究立即展開。同時，宋仁宗又下詔給冤死者的家庭“賜錢粟”，免三年差役，相當於(yu) 今天的“國家賠償(chang) ”。

為(wei) 維護司法之正義(yi) ，宋王朝已經建成了一套堪稱曆代最周密、詳備的錯案責任追究製度。今天我們(men) 要理解宋朝的這套製度，需先了解兩(liang) 對概念：“故”和“失”；“入罪”和“出罪”。這兩(liang) 對概念經過組合，則代表了四種類型的司法犯罪：故入人罪；故出人罪；失入人罪；失出人罪。宋人通常也將四者合稱為(wei) “出入人罪”，將追究“出入人罪”法律責任的製度稱為(wei) “出入人罪法”。

故入人罪，乃指司法官徇私枉法，故意將無罪之人判有罪，或將輕罪判為(wei) 重罪；故出人罪則是指司法官故意為(wei) 罪犯開脫，將有罪之人判無罪，或者重罪輕判；失入人罪，是指司法官因過失，誤將無罪之人入罪，或將罪輕者重判；失出人罪，則是指司法官因為(wei) 失誤，將有罪之人判無罪，或將罪輕之人判重罪。宋朝立法對這四種錯案的責任追究，是有著重大差別的。

對“故入人罪”的錯案責任人，按《宋刑統》，懲罰非常嚴(yan) 厲，分兩(liang) 種情形：一是“諸官司入人罪者，若入全罪，以全罪論”，意思是說，如果司法官故意將完全無罪之人判有罪，那麽(me) 一旦案發，受害人所承受的罪刑將還施製造冤案的司法官。譬如一名無辜者被故意判了死刑，以後冤案若被發現，則故意錯判的法官也將被判死刑。

另一種情形是，“從(cong) 輕入重者，以所剩論”，意思是說，被告人確實有犯罪情節，但司法官故意重判，那麽(me) 法官判決(jue) 的實際刑罰與(yu) 犯人所應承受的法定刑罰之間的那個(ge) 差，就是錯判的法官必須承擔的罪刑，比如法官將一個(ge) 本應發配五百裏外服役的犯人故意判為(wei) 發配一千裏外服役，這額外多出來的“五百裏”，就由被追究責任的法官承擔，換言之，此法官將被判處發配五百裏外服役。

不過，如果一名犯了笞杖刑輕微罪的犯人被故意錯判為(wei) 徒流刑以上，或者一名犯了徒流刑罪的犯人被故意錯判了死刑，將不適用“以所剩論”，而是適用“以全罪論”，對冤案負責的法官必須反坐全部罪刑。

在一種情況下，法官故入人罪的刑事責任可獲減等，那就是錯判尚未執行的情況下。

《宋刑統》對“故出人罪”的問責，大致跟故入人罪差不多，從(cong) 重處罰。一名法官不大可能無緣無故為(wei) 犯人開脫罪行，往往是因為(wei) 法官接受了犯人親(qin) 屬的賄賂，因此，故出人罪的徇私枉法通常還伴隨著貪汙受賄的司法腐敗。宋朝法製相對寬仁，但對官場腐敗則采取“零容忍”的態度，趙翼《廿二史劄記》說，“宋以忠厚開國，凡罪罰悉從(cong) 輕減，獨於(yu) 治贓吏最嚴(yan) 。”其他罪行遇上大赦，可以赦免刑罰，惟獨貪汙罪不得赦免。

“失入人罪”由於(yu) 不存在錯判的主觀故意，隻是在司法過程中因為(wei) 失誤而造成錯判，所以盡管也導致無辜者受罪，但法律對失入人罪的責任追究相對要輕於(yu) 對故入人罪的問責。按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的一項立法，凡司法機關(guan) 失入人死罪，如果被處死刑的犯人達到三名，則負首要責任的獄吏“刺配千裏外牢城”；負首要責任的法官“除名”（開除公職）、“編管”（限製人身自由）；負次要責任的法官“除名”；負第三、第四責任的法官“追官勒停”（追奪職稱、勒令停職）。

如果失入死罪的犯人達到兩(liang) 名，則負首要責任的獄吏發配“遠惡處編管”；負首要責任的法官“除名”；負次要責任的法官“追官勒停”，負第三、第四責任的法官“勒停”（勒令停職）。

如果失入死罪的犯人隻有一名，負首要責任的獄吏發配“千裏外編管”；負首要責任與(yu) 次要責任的法官“勒停”；負第三、第四責任的法官“衝(chong) 替”（調離本職）。

以上對法官的處罰“遇赦不原”，即碰上國家大赦，也不給予赦免。失入人罪的經曆還將成為(wei) 他們(men) 仕途履曆的終身汙點，今後的“磨勘、酬獎、轉官”，均受影響。不過，如果被錯判死罪的犯人尚未執行判決(jue) ，相關(guan) 責任人則可以“遞減一等”問責。

另據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的一項立法，“法司人吏失出入徒罪二人以上，及二人以下再犯”，不得“差充法司”。意思是說，如果司法官因過失錯判兩(liang) 個(ge) 人徒罪以上，或者因過失兩(liang) 次錯判一個(ge) 人徒罪以上，將不準再在司法係統內(nei) 任職。

相比之下，宋朝對“失出人罪”的責任追究要輕得多，甚至在很長時間內(nei) 不進行問責。這當然是“與(yu) 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寧可違反現行法律，也不冤枉無辜）之司法傳(chuan) 統的體(ti) 現。不過，由於(yu) 對失出人罪的處罰極輕，也可能導致法官在司法過程中傾(qing) 向於(yu) 輕縱罪犯，有損司法公正。因此，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有臣僚上書(shu) 說：“法寺斷獄，大辟失入有罰，失出不坐。常人之情，自擇利害，誰肯公心正法？”這位臣僚建議，法官失出人死罪五名，按失入人死罪一名問責；失出人徒流罪三名，按失入人徒流罪一名問責。朝廷同意了這一建議，“著為(wei) 法”。

但八年後，即元符三年（1100年），刑部的官員又反映說：“祖宗以來，重失入之罪，所以恤刑”；“夫失出，臣下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請罷理官失出之責，使有司讞議之間，務盡忠恕”。皇帝從(cong) 之。又恢複了“失出不坐”的慣例。

現在回到隴州“五人冤案”。對造成這一冤案的原審官吏的調查與(yu) 問責，很快有了結果：隴州判官李謹言、推官李廓、司理參軍(jun) 嚴(yan) 九齡（均為(wei) 隴州的法官）、隴安縣尉董元亨，對五人冤案負直接責任，一並開除公職，發配到廣州服役；隴州司理院的獄吏被杖脊，刺配沙門島；隴安縣獄吏被刺配廣南牢城；對冤案負有連帶責任的權州事孫濟，被貶到煙瘴之地雷州當一名參軍(jun) 。

此時，正好遇上國家大赦，但宋仁宗還是沒有赦免孫濟等人之罪責，按當時的“失入人罪”問責製度嚴(yan) 懲了錯案責任人。仁宗皇帝又給諸州縣下了一道詔書(shu) ，申明自今往以，法官鞫獄，“苟或枉濫，必罰無赦”。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