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國沒有儒商

作者 受訪者 杜維明

         采訪者 中國慈善家

來源：原載於(yu)  《中國慈善家》

時間：癸巳年十月廿一

           西曆2013年07月23日

最近幾十年，中國的思想界和學術界開始自覺地發展儒商文化。儒商關(guan) 切政治、參與(yu) 社會(hui) 、注重文化，他們(men) 不僅(jin) 是企業(ye) 界的知識精英，同時也是對世界大勢特別自覺，且有公共意識的知識分子

儒商是企業(ye) 界的公共知識分子

《中國慈善家》：“儒商”這個(ge) 詞語近年頻繁出現，一些有文化的企業(ye) 家甚至儒雅的企業(ye) 家，都被稱作儒商。作為(wei) 當代新儒家的代表人，你認為(wei) 哪些企業(ye) 家可以被稱作儒商？儒商應該有怎樣的內(nei) 涵？

杜維明：隻是在最近這幾十年，中國的思想界和學術界才開始自覺地發展儒商文化。用今天的話說，儒商就是關(guan) 切政治、參與(yu) 社會(hui) 、注重文化的企業(ye) 家。他們(men) 是企業(ye) 界的知識精英和公共知識分子，是對世界大勢特別自覺，而且有公共意識的一批知識分子。

作為(wei) 商人，儒商不完全唯利是圖，他們(men) 非常重要的觀念是見利思義(yi) 。義(yi) 利之辯中，一個(ge) 很大的錯誤認識是要義(yi) 就不要利，這完全錯誤。義(yi) 是什麽(me) ？是利益之和。義(yi) 所代表的利絕對是大利，不是小利；是代表很多人的利，不是一個(ge) 人的利。另外，他們(men) 獲得利，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創造使人能夠從(cong) 事道德實踐發展的條件。所以，義(yi) 比利高，利和義(yi) 是沒有矛盾的。

《中國慈善家》：在你看來，儒商是“企業(ye) 界的公共知識分子”，公共知識分子最重要的是須有批判精神。那麽(me) ，儒商最重要的精神是什麽(me) ？

杜維明：今天意義(yi) 上的知識分子叫intellectual，這個(ge) 概念是從(cong) 俄羅斯傳(chuan) 統裏來的。他們(men) 不僅(jin) 一定要批判政治、批判現實，而且一定要跟既得利益者劃清界線，所以他們(men) 以批判精神特別是對政治的批判精神為(wei) 特色。這個(ge) 觀點隻是在俄羅斯的傳(chuan) 統裏有很大的影響力，也深深影響到了中國。但在法國、德國、意大利和美國卻都不是這樣，政治體(ti) 係的人也是很了不起的知識分子，比如基辛格、約瑟夫·奈。

在中國的傳(chuan) 統中，知識分子嚴(yan) 格地說就是士，士君子。士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影響力。判斷一個(ge) 人是不是知識分子，是以他是為(wei) 全體(ti) 人民的福祉，有為(wei) 天下的情懷，還是為(wei) 現實政治的一己之私為(wei) 標準。所以，不是看他有沒有介入政治、有沒有參與(yu) 政府，而是看他的價(jia) 值取向、他的心態。

企業(ye) 界的公共知識分子，是現代意義(yi) 的儒商。他當然有批判精神，這種批判不僅(jin) 僅(jin) 是政治批判，還有社會(hui) 批判、文化批判。但並不是說一定要跟政治劃清界線，他介入政治事實上是他作為(wei) 一個(ge) 知識分子的責任。這是中國的老傳(chuan) 統。

《中國慈善家》：按照你對儒商的定義(yi) 和標準，改革開放之後出現的龐大的企業(ye) 家階層中，有哪些企業(ye) 家稱得上儒商？

杜維明：在中國的企業(ye) 界，以嚴(yan) 格意義(yi) 上的儒商最高標準來論，我不認為(wei) 目前中國的任何一個(ge) 企業(ye) 家有資格算儒商，儒商的觀念在當今中國已蕩然無存。目前中國還沒有儒商，儒商需要具備深厚的文化底蘊。但是，正走在成為(wei) 儒商路上的人很多，因為(wei) 在中國企業(ye) 界，參與(yu) 社會(hui) 、注重文化的人現在越來越多。

《中國慈善家》：有沒有接近儒商標準的企業(ye) 家？例如，海航集團董事長陳峰，他不僅(jin) 身體(ti) 力行學習(xi) 、研究儒學和佛學，還把儒學作為(wei) 企業(ye) 文化。

杜維明：陳峰、傅成玉、馬雲(yun) 等人，都是長江商學院“中國企業(ye) CEO課程”的第一期學員。如果他們(men) 再寬廣一下，不就是儒商嘛。

《中國慈善家》：儒商是否一定要有自我認同？

杜維明：對。儒商的一個(ge) 基本條件是文化自覺，這個(ge) 文化自覺就是他有參與(yu) 感。除了直接參與(yu) 以外，他還要有強烈的社會(hui) 責任感。

《中國慈善家》：子貢被稱作儒商的鼻祖，他的哪些行動和思想體(ti) 現了儒商精神？

杜維明：子貢有一句話說孔子，是“夫子言性與(yu) 天道，不可得而聞”。性命和天道是最深層的價(jia) 值，子貢對這個(ge) 問題特別有興(xing) 趣，所以，看子貢和孔子的對話，很多都是談人的終極關(guan) 懷，天與(yu) 人的關(guan) 係。另外，子貢做生意，是做冒險投資的生意，能獲大利，因此他有遠見。我相信，儒學很多的發展靠子貢，子貢最忠於(yu) 孔子。

子貢為(wei) 儒家的發展創造了很多物質條件。他思想敏銳，非常有智慧和遠見，追求天人合一，也有非常強的道德關(guan) 懷。可以說，在孔子的弟子中，子貢最有企業(ye) 家精神，他的事業(ye) 比較寬闊，又能夠發展各種不同的實業(ye) 。這個(ge) 傳(chuan) 統，在儒家的文化圈一直發展。

儒家的經濟理念比較符合我們(men) 今天所講的自由主義(yi) 的經濟理念，它不主張政府專(zhuan) 斷。法家歧視商人，隻注重耕戰，儒家卻非常重視商人。現在有一個(ge) 非常大的錯誤—因為(wei) 士農(nong) 工商的排序，儒家重農(nong) 輕商。為(wei) 什麽(me) 說這是錯的呢？儒家認為(wei) ，任何一個(ge) 社會(hui) ，要想成為(wei) 一個(ge) 複雜的社會(hui) ，有三種職業(ye) 是不可或缺的：一個(ge) 是農(nong) 民，一個(ge) 是工人，另外一個(ge) 是商人，商人通有無。法家則不要商人，隻要兩(liang) 種人，農(nong) 民和軍(jun) 人。

《中國慈善家》：在子貢之後的2000多年裏，哪些商人可以稱作儒商？

杜維明：有很多。據研究發現，很自覺地認為(wei) 自己是商人，同時也具有儒商性格的商人，是從(cong) 明代開始出現的。明代有一批商人，他們(men) 一方麵以商人身份賺錢，同時又有一種強烈的士的情懷，有社會(hui) 責任感，就成為(wei) 了儒商。

晚清民國，張謇是毫無疑問的儒商，此外還有胡雪岩和榮氏家族，很多很多。

為(wei) 社會(hui) 有序發展發揮大作用

《中國慈善家》：東(dong) 亞(ya) 和東(dong) 南亞(ya) 國家和地區都屬於(yu) 儒家文化圈，不知儒商的傳(chuan) 統在那裏是否獲得了發展？

杜維明：現在中國的儒家傳(chuan) 統斷了，要想找一個(ge) 能真正代表儒商的人，在整個(ge) 中國文化地區不太容易。即便找到一個(ge) ，他也不一定自覺地認為(wei) 自己是儒商。但這個(ge) 傳(chuan) 統在韓國和日本沒有斷。在印度尼西亞(ya) 和馬來西亞(ya) ，很多有名的華人大企業(ye) 家，可以算是儒商。

日本為(wei) 什麽(me) 沒有斷呢？澀澤榮一是日本實業(ye) 之父，一生都在做《論語》研究，他說自己一生奉行的一句話就是見利思義(yi) 。有次我碰到一個(ge) 日本儒商—三菱的董事長諸橋晉六，他開玩笑似的對我說，他是家裏的“黑馬”，因為(wei) 其他家庭成員都在做學術。諸橋家族曾主持編纂了《大漢和字典》，三菱公司也長期支持日本的東(dong) 洋文庫（日本最大的亞(ya) 洲研究圖書(shu) 館，日本三大漢學研究重鎮之一），東(dong) 洋文庫的1/3資金來自三菱。資生堂的前負責人福原義(yi) 春也是儒商，“資生”這兩(liang) 個(ge) 字就來自《易經》中的“萬(wan) 物資生”。

《中國慈善家》：除了這幾位大企業(ye) 家之外，日本的企業(ye) 家普遍重視儒學嗎？

杜維明：數量相當大。有個(ge) 叫岡(gang) 田武彥的日本人，專(zhuan) 門研究王陽明心學。有一次我去日本參加學術會(hui) ，岡(gang) 田武彥安排我和他長期培訓的一批企業(ye) 家見麵。他每個(ge) 星期六早上都和一些企業(ye) 家討論“四書(shu) ”，特別是《大學》。在神戶，他安排了400個(ge) 日本企業(ye) 家和我見麵，其中既有中小企業(ye) 家，也有大企業(ye) 家，他們(men) 每周都會(hui) 抽一段時間來討論儒學。

日本還有專(zhuan) 門培訓儒商的學校，比如明德堂。培訓內(nei) 容既有會(hui) 計等基本技術知識，也有中國傳(chuan) 統書(shu) 院的教育，教授基本的修身哲學。他們(men) 特別重視修身哲學，重視人與(yu) 人之間的溝通倫(lun) 理。

可以說，21世紀的領導者，除了經濟資本以外，還必須要有社會(hui) 資本。因此，除了科技能力以外，應特別注重文化能力；除了智商以外，應注重情商和人力資源；除了物質條件之外，應注重精神價(jia) 值。如何培養(yang) 文化能力，如何發揚倫(lun) 理的智慧，如何開拓精神價(jia) 值，這都是儒商的文明。

《中國慈善家》：剛才你提到日本有專(zhuan) 門培養(yang) 儒商的學校，韓國好像也有？

杜維明：對。韓國的幾個(ge) 大公司，現代的老板就是重要的儒商，三星也是這樣。韓國的儒教大學成均館，完全是三星在資助。文化在企業(ye) 界和社會(hui) 上是否起作用，要靠政府、學校、媒體(ti) 和一般群眾(zhong) 的共同努力，不可能是單向的。比如我手上這張1000元韓幣（相當於(yu) 人民幣10元），上麵印的人物是李退溪，他是韓國的大儒、韓國的孔子；上麵印的建築則是成均館，就是太學。成均館迄今已有600多年的曆史。

相比之下，我們(men) 中國的曆史就斷得太厲害了，我們(men) 沒有集體(ti) 記憶，沒有經過三代還能發揮積極作用的雜誌、學校和企業(ye) 。

《中國慈善家》：有觀點認為(wei) ，日本之所以能在二戰後迅速崛起，同時，整個(ge) 社會(hui) 的價(jia) 值和秩序依舊有序，其間，儒商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杜維明：的確。我們(men) 有一個(ge) 最大的錯誤認識，認為(wei) 日本明治維新是脫亞(ya) 入歐，是把整個(ge) 儒家傳(chuan) 統給丟(diu) 了，完全向西方學習(xi) 。事實正好相反。現在日本有很多人做這方麵的研究。有一個(ge) 叫渡邊浩的學者，是日本政治學家、思想史家丸山真男的大弟子，他研究之後認為(wei) ，真正的儒家精神充分發揮積極影響力的時期是在明治。明治時期，日本人提出“和魂洋才”的思想。“和”就是大和，“魂”就是日本的精神，包括儒家理念，“洋才”就是西方的技術。事實證明，“和魂洋才”是成功的。

《中國慈善家》：除了日本，在“亞(ya) 洲四小龍”的快速發展過程中，儒商在社會(hui) 秩序的恢複，甚至社會(hui) 的建設方麵，是否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杜維明：起了非常非常關(guan) 鍵的作用。最開始是日本崛起，然後是“四小龍”。以前分析他們(men) 崛起的原因，有一個(ge) 很大的錯誤，都是考慮外在的原因，認為(wei) 可能是美援的關(guan) 係，但是，受到美援最大的國家菲律賓就沒有發展起來。還有人說了其他外在因素。外在因素是很重要，但不關(guan) 鍵，關(guan) 鍵的是人的問題。假如現在在台灣的幾千萬(wan) 人不是中國人，而是菲律賓人，他們(men) 是不是仍然可以發揮得那麽(me) 好，這是很大的問號。

大企業(ye) 家要發展為(wei) 社會(hui) 服務的意誌

《中國慈善家》：中國的現實問題越來越嚴(yan) 重，誠信危機、道德崩潰，用孔子的話說就是“禮崩樂(le) 壞”。在這樣一個(ge) 大背景下，作為(wei) 精英的企業(ye) 家階層應該擔負起怎樣的責任？

杜維明：儒家有個(ge) 基本信念，就是越有權、越有勢、越有影響力、越掌握資源和信息的人，越應該有責任感。中國沒有出現完全以個(ge) 人主義(yi) 為(wei) 導向的經濟人的觀點，現在經濟人的觀點很強，多半還是為(wei) 了自己，為(wei) 了自己小家庭的利益，其他人可以不管。雖然如此，但中國傳(chuan) 統文化裏的資源還是在起作用。第一，我們(men) 是一個(ge) 學習(xi) 的文明，所以中國的企業(ye) 家打拚時，不僅(jin) 向西方學習(xi) ，也向日本和韓國學習(xi) 。第二，我們(men) 比較寬容，沒有狹隘的原教旨主義(yi) 的傾(qing) 向，比如說原來有三教，現在可能有五教，有不同的文明多樣性的觀念。第三，我們(men) 是對話的文明，我們(men) 喜歡談天、喜歡對話、喜歡討論、喜歡協商，因為(wei) 我們(men) 有一個(ge) 天下的觀念，天地萬(wan) 物一體(ti) ，這是很老的傳(chuan) 統。

最近我到無錫，看到一幅顧憲成的對聯：“風聲雨聲讀書(shu) 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guan) 心”。顧這一批人根本就是一般的知識分子，甚至不一定考得上進士，在政府也沒有很大的影響力，但他們(men) 有家國天下的氣派，就是中國豐(feng) 富的儒家傳(chuan) 統資源。

《中國慈善家》：但是這個(ge) 傳(chuan) 統已經斷了。例如，現在大多數企業(ye) 家就公開表示，隻要把企業(ye) 做好就可以了，並沒有家國天下的氣派。

杜維明：這個(ge) 我不擔心，什麽(me) 原因呢？因為(wei) 對於(yu) 現代的中國人來說，西方的因素已遠遠超出了自己的傳(chuan) 統文化，有的企業(ye) 家說我把企業(ye) 做好，就是盡了足夠的責任。這一點錯誤都沒有。

所謂經濟人，是一種理性的動物，他們(men) 了解自己的利益，在相對自由的市場，在不犯法的前提下擴大自己的利潤。他們(men) 有自由的觀念，有理性的觀念，有權利的觀念，有法製的觀念，也有個(ge) 人的尊嚴(yan) 。從(cong) 儒家來看，這樣一個(ge) 人，至少比害人害己或損人不利己的人好了很多。

但這些還遠遠不夠。企業(ye) 家群體(ti) 有領導的能力，同時還要有很多價(jia) 值，就是跟儒家的傳(chuan) 統深刻關(guan) 聯的那些價(jia) 值必須開發出來。自由之外必須有正義(yi) 、公益或平等的觀念；理性之外必須有同情或慈悲的觀念；法製之外一定要有禮讓的觀念；權利之外必須有責任的觀念；個(ge) 人尊嚴(yan) 之外必須有社會(hui) 和諧的觀念。這就是“仁義(yi) 禮智信”，它是一個(ge) 經濟人必須有的。

所以，如果一個(ge) 企業(ye) 家說，自己隻要把企業(ye) 搞好就盡到責任了，以他作為(wei) 一個(ge) 經濟人的身份，我們(men) 不會(hui) 批評他。但如果他是一個(ge) 非常大的企業(ye) 家，一舉(ju) 一動都會(hui) 影響極大的群體(ti) ，那麽(me) ，除了把自己的公司管理好以外，他還應該發展服務社會(hui) 的意誌。儒家叫做“推己及人”，他必須向外推，不推的話就失職了。

《中國慈善家》：近些年，你擔任長江商學院人文委員會(hui) 主席，接觸企業(ye) 家眾(zhong) 多。據你觀察，他們(men) 對儒商和儒學的態度如何？他們(men) 有興(xing) 趣和意願成為(wei) 儒商嗎？

杜維明：這個(ge) 自覺是有的。我覺得一個(ge) 令人欣慰的發展是，企業(ye) 界本身有一種追求文化，特別是追求傳(chuan) 統文化的意願，在各個(ge) 商學院的EMBA教育裏比較明顯。現在許多大學都有專(zhuan) 門的國學培訓，對象有很多都是企業(ye) 界的成功人士。從(cong) 比較文化學上講，這個(ge) 潮流很特殊，其他國家沒有。

《中國慈善家》：但是這種自覺會(hui) 不會(hui) 是功利性的？

杜維明：有功利性的一麵。現在包括慈善事業(ye) ，都是為(wei) 了擴大影響力，擴大聲譽。這種心理可以理解。另外他們(men) 也確實出現了一種新的想法，就是在成功之外追求意義(yi) 。成功之後如果不追求意義(yi) ，就會(hui) 失落。追求意義(yi) 的人不一定會(hui) 成功，比如顏回就一貧如洗，但是他有內(nei) 在的愉悅。假如你追求意義(yi) ，而且又做大了，就很容易把你追求意義(yi) 的這種價(jia) 值分享出來。越有錢越有勢的人，越應該有責任感，他們(men) 有那麽(me) 大的影響力，當然應該擴大服務的範圍。

所以，好的大企業(ye) 家，有四個(ge) 方麵要同時兼顧：第一是個(ge) 人問題，特別是身心問題，因此很多企業(ye) 家花大量時間修煉、休閑；第二是社會(hui) 問題，即個(ge) 人和社會(hui) 之間健康互動的問題；第三是自然問題，現在企業(ye) 家越來越應該注意人類和自然的關(guan) 係，比如說不能把我們(men) 的家園給毀了；第四是天道的問題，就是人心和天道如何能相輔相成的問題，要有敬畏感，這是我們(men) 民族目前碰到的一個(ge) 很大問題。

《中國慈善家》：企業(ye) 家是現代社會(hui) 的重要力量，他們(men) 對複興(xing) 儒學能起到怎樣的作用？

杜維明：對儒學進一步的發展，儒商起的作用會(hui) 非常大。學術界從(cong) 事研究可能很專(zhuan) 業(ye) 和深入，但影響不夠。在政治方麵發展儒學，將有很大的影響力，但受到很多現實政治的影響，包括意識形態的影響，真正能夠發揮積極作用的還是企業(ye) 界的人。現在中國的企業(ye) 家有資源，也有國際視野，如果他們(men) 有為(wei) 儒學創造條件的理想，動力就比較大，影響力可能就更大了。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