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麵臨(lin) 新挑戰

      作者：高全喜

      來源:《財經》雜誌2014年第30期

       時間：甲午年閏九月初四

                   西曆2014年10月27日

真正的儒者更需持守現代立場，牢固自由價(jia) 值，銳意推進儒家義(yi) 理的現代創造性轉化，做現代中國政治大轉型的正麵推動者，而不是權力政治的附庸者。

儒家思想在百年中國的曆史語境中，升降浮沉，承轉啟合，遭遇過滅頂之災，也有過複蘇轉機。晚近十年，隨著中國市民社會(hui) 的日漸成型，人心和世道的返璞歸真，作為(wei) 文化保守主義(yi) 的新儒家思想，開始孕育發聲，成為(wei) 一股不可小覷的社會(hui) 思潮，並且帶動起一定的社會(hui) 踐履運動，在文化和社會(hui) 諸多領域，矯正各種激進偏頗的觀念、認知和行為(wei) ，在恢複一個(ge) 社會(hui) 的常識、理性與(yu) 傳(chuan) 統方麵，日益發揮著積極的建設性作用，得到了社會(hui) 各界的廣泛認同。對於(yu) 當今的新儒家思想，我是讚同與(yu) 支持的，我以為(wei) 在中國百年激進主義(yi) 一路橫行、傳(chuan) 統文化慘遭破壞的現實境況下，新儒家基於(yu) 中國古典的曆史文脈，發揚儒家義(yi) 理，正人心，辨是非，明道德，崇文明，重教化，對於(yu) 一個(ge) 被各種激進主義(yi) 的革命話語與(yu) 行動破壞得無以複加的現代中國社會(hui) 來說，無疑具有重大的理論價(jia) 值與(yu) 社會(hui) 意義(yi) 。

當然，儒家思想在觀念與(yu) 實踐等諸多方麵，與(yu) 人類的普遍價(jia) 值，與(yu) 自由主義(yi) 的基本理念，是有很多共同點的，存在著大量的疊合與(yu) 交叉的共識。如果新儒家與(yu) 自由主義(yi) 能夠攜起手來，求同存異，就完全可以構成匡正社會(hui) 之扭曲頹敗，推動中國走向文明與(yu) 正義(yi) 之強大的建設力量。不過，在時下的中國思想場域，在主政者倡揚中華文明複興(xing) 之時，我覺得對於(yu) 新儒家的一場新考驗就開始了。這是一個(ge) 特別的文化與(yu) 政治時刻，中國的新儒家麵臨(lin) 著一種新的挑戰。

第一，儒家如何麵對政治？

政治是什麽(me) ？雖然從(cong) 學理上眾(zhong) 說紛紜，但有一點還是得到普遍認可的，那就是政治與(yu) 權力有關(guan) ，或者說能夠統治一個(ge) 社會(hui) 或治理一群人，就是政治。雖然中國政製也已經曆古今之變，早在100多年前就建立起現代國家，但關(guan) 於(yu) 政治的傳(chuan) 統認知也還沒有多少改變。對於(yu) 現代新儒家尤其是當代大陸新儒家來說，如何麵對政治，在我看來，就有雙重的含義(yi) 。第一，需要辨析傳(chuan) 統儒家如何麵對政治；第二，作為(wei) 現代儒家如何麵對現代政治。我以為(wei) ，如果不能分清上述兩(liang) 種不同的含義(yi) ，並且處理好它們(men) 之間的關(guan) 係，那麽(me) ，置身於(yu) 當今複雜詭秘的政治形勢，就難以明辨真偽(wei) ，發揚儒家思想的真精神。

第一個(ge) 問題很重要，它構成了所謂政治儒學的核心點，中國儒家思想的新舊公羊學說就是圍繞著如何麵對政治（君權）展開的。對於(yu) 公羊學的是是非非，今天我們(men) 大可不必過於(yu) 深究，但有一點卻是清楚的，那就是儒家並不以政治權力的執掌為(wei) 國是之根本，而是追訴其合法性來源，求諸於(yu) 天道人心，並以曆史為(wei) 借鑒，構建一套輔助君主的治理秩序。這套儒家治理秩序，在中國曆史中雖然並沒有構成一種真正製約君主權力的憲製力量，但在某些時候，也曾經達到了某種君臣共和的治理之道，例如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之於(yu) 漢代政治，作為(wei) 典範的宋朝君臣共治天下。在中國漫長的皇權專(zhuan) 製主義(yi) 時代，儒家通過一係列觀念、教化與(yu) 製度，在製約強橫的君主專(zhuan) 製集權方麵，還是取得了重大政治成就的。

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儒家思想塑造著中國政治的文明底色，把野蠻粗陋的暴力權力馴化為(wei) 文明理性的專(zhuan) 製權力，這是儒家的功勞。儒家治理體(ti) 係契合傳(chuan) 統的中國農(nong) 業(ye) 社會(hui) ，在大一統之皇權與(yu) 地方自治之紳權之間以及皇權統治秩序內(nei) 部的權力構造與(yu) 議事框架上，儒家打造著清晰的道德原則（道統）與(yu) 製度創製（政統），在同時代的軸心文明競爭(zheng) 中處於(yu) 相對優(you) 勢地位，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構成，也是中國超大規模共同體(ti) 治理哲學與(yu) 治理製度的支柱，有著一定的限製和塑造優(you) 良政體(ti) 及憲製框架的規範意義(yi) 。將儒家治理哲學簡單等同於(yu) 皇權專(zhuan) 製主義(yi) ，延續的是五四以來的文化激進主義(yi) 論點，是對傳(chuan) 統中國心智及治理經驗的無知輕薄之論。當代大陸新儒家重探“華夏治理秩序史”是對這一激進主義(yi) 的積極矯正，但若輕易斷定中國古代存在“儒家憲政主義(yi) ”則屬於(yu) 矯枉過正，也是對自由民主憲製原理的過度發揮。即使局限於(yu) 評判傳(chuan) 統儒家麵對傳(chuan) 統皇權政治時的實際作為(wei) ，尤其是限製與(yu) 塑造權力的製度性成就，則亦難於(yu) 樂(le) 觀論定。

對此，可以說，盡管某些偉(wei) 大卓越的儒者，擔負起儒家的理想使命，或者抵製朝廷的專(zhuan) 製權力，修史明道，研發義(yi) 理，或者忍辱負重，主持有關(guan) 體(ti) 製改革，暫解朝廷危機，但從(cong) 人類曆史演進的大尺度來看，傳(chuan) 統儒家在麵對政治時，並沒有真正過關(guan) ，也沒有開啟出一個(ge) 古典的自由社會(hui) 秩序。所謂的三代之治以及儒家憲政，隻是一種士大夫的政治理想，3000年現實存在的是一個(ge) 中國特色的皇權專(zhuan) 製體(ti) 製，儒家隻是有限度地予以一定的權力製約和文明教化。大一統格局下的外儒內(nei) 法或陽儒陰法，乃是中國傳(chuan) 統政治的本質。對於(yu) 這種中國政治，儒家思想隻是構成了中國政治的古典理想，塑造著一代代儒者的政治人格追求，與(yu) 變革現實政治的根本製度創設關(guan) 聯不大。

第二，儒家如何麵對現代政治？

應該指出，現代中國的政治之演進是在與(yu) 西方世界的交匯碰撞中展開的，儒家在古今中國的現代化變遷中，並不是主導者。雖然儒家被這場變革的激進主義(yi) 革命派視為(wei) 敵人而被屢次打倒，例如五四新文化運動、文化大革命等，這些均致使儒家背負了不該承擔的罪責，但這其實是激進主義(yi) 的錯誤認知。

儒家是中國社會(hui) 變遷中的健康力量，但由於(yu) 備受曆史摧殘，本來就不是現代中國社會(hui) 的擔綱者，加之又被一輪又一輪激進主義(yi) 革命派清除，就更沒有能力為(wei) 現代中國社會(hui) 提供係統的價(jia) 值論證與(yu) 製度設計，提供現代更化的智識資源，而不得不委身內(nei) 在化為(wei) “心性之學”，承認並追隨西方的“民主”與(yu) “科學”，並由此步入現代世界。因此，對於(yu) 新儒家來說，還有一個(ge) 更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麵對現代政治。現代新儒家要首先搞清楚何為(wei) 現代政治，何為(wei) 現代的自由、民主、法治與(yu) 憲政，那些不能理解與(yu) 結合現代自由民主的所謂政治儒學，其訴求的隻不過是一種現代士大夫的“桃花源記”。在我看來，隻有自由主義(yi) 的價(jia) 值理念以及製度實踐，才可以有效克製儒家思想的泥古傾(qing) 向，擺脫花果飄零的曆史處境。

我們(men) 看到，在辛亥革命與(yu) 現代民國的構建中，儒家背景下的立憲派曾積極參與(yu) 建國事業(ye) ，《中華民國臨(lin) 時約法》和《清帝遜位詔書(shu) 》均深受其影響，由此開辟和發揚了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之“保守改良主義(yi) ”的儒家真精神。不幸的是，20世紀以降，激進主義(yi) 潮流翻轉中國大地，儒家一脈隨波逐流，為(wei) 國共兩(liang) 黨(dang) 分別擔綱的現代國家建構所逐漸拋棄，日益邊緣化。

現代中國政治的塑造來自於(yu) 中西碰撞、由外而內(nei) 的演變，這一現代化進程雖曾激發出中國古典政治的微弱生命力，但後者要成為(wei) 主體(ti) 性力量還需要艱難的創造性轉化，尤其需要與(yu) 自由主義(yi) 相結合。一個(ge) 世紀以來，直到今天，儒家麵臨(lin) 的現代性轉型，仍然尚未完成，因此，也就不可能對現代中國的政治轉型發揮結構性的主導作用。

文化激進主義(yi) 對儒家的負麵定位固然不成立，但是儒家作為(wei) 推動現代化的力量自身亦不足夠，它隻是一種健康且改良的力量，麵對國家強勢地位，儒家與(yu) 自由主義(yi) 應該互相合作，各自克服自己的片麵性，攜手推動中國的現代化轉型。

儒家麵臨(lin) 的新挑戰，本質上是如何麵對及參與(yu) 政治權力與(yu) 政治構造的問題，我稱之為(wei) “現代儒家的曆史時刻”，這考驗著儒家的政治智慧。我們(men) 知道，建國後儒家屢遭摧殘，改革開放後才逐漸有所恢複，但也主要是在民間社會(hui) 作為(wei) 文化保守主義(yi) 而自發生長。民間儒家思想在與(yu) 自由主義(yi) 的結合中，致力於(yu) 中國社會(hui) 的文明更化，在民心、道德、文化、傳(chuan) 統、教育、常識等諸多方麵的建設，構成了當代儒家的複興(xing) 之土壤，因此儒學經義(yi) 也被視為(wei) 中國文化的源頭活水。即便儒家有一種政治儒學的訴求，那也不是複古王製，像傳(chuan) 統儒家一樣高攀廟堂，依附權貴，而是戮力構造憲政儒學圖景，試圖通過對國家權力的約束、對專(zhuan) 斷暴力的警惕和對公民社會(hui) 的推進，來展示其現代性的政治訴求。

在現代社會(hui) ，任何人都不可能回避政治，儒家也是如此。儒家當然沒有必要排斥和回絕政治。但必須搞清楚的是，何為(wei) 現代政治，何為(wei) 現代國家，我們(men) 不能不正視這樣一個(ge) 事實，中國現代史也不是沒有這樣的慘痛教訓，那就是在權力政治的巨大漩渦之中，相當多的知識人（包括儒家）罔顧現代政治的本質屬性，極盡背書(shu) 之能事，丟(diu) 棄了仁義(yi) 廉恥，背離了天道人心，對此，我們(men) 要保持足夠的冷靜與(yu) 審慎。

第三， 何謂儒家的真精神？

一直有一種提問：孔子如若活在當代，他會(hui) 如何？這其實涉及何為(wei) 儒家的真精神。我以為(wei) 活在當今的孔子不會(hui) 僅(jin) 僅(jin) 隻是追溯三代，複古周禮，而會(hui) 積極投入現代社會(hui) 的轉型，革故更新，塑造儒家的真精神。這裏的真精神不是盤桓於(yu) 古代那些已死的典章製度，而是推陳出新，與(yu) 現代社會(hui) 政治訴求相互契合的時代精神，他很可能會(hui) 像哈耶克等人所主張的那樣，致力於(yu) 中國社會(hui) 的自發秩序，在法治、憲章和自由經濟的社會(hui) 擴展中，求得文明之道。我以為(wei) 這才是活生生的儒家，才是賡續古今的儒家真精神。死守古代教條的儒家不是周孔之道，其實早已背離了孔子，現代新儒家應該向現代世界敞開，向西方社會(hui) 敞開，世界大同，天地一心，這種普遍主義(yi) 的人類精神，才是儒家的真精神。

儒家思想不是一種激進主義(yi) 思潮，在氣質上是經驗主義(yi) ，在方法上是中庸之道，這一特性與(yu) 蘇格蘭(lan) 啟蒙思想和英美文明演進論的理路十分相似相近。但晚近150年來，敦厚、行健的儒家卻深受公羊學激進主義(yi) 和玄思空想主義(yi) 之影響，逐漸脫離了原儒與(yu) 時俱進的實踐理性和改革精神。本來順應時代潮流的康梁戊戌變法，其驟然失敗顯然與(yu) 其新公羊學的激進主義(yi) 不無關(guan) 係，相比之下，同樣是秉承著儒家精神的以張謇為(wei) 代表的晚清立憲派，卻能夠在政製變革的重大關(guan) 頭，左右開合，讚助民國，贏得現代中國政治的古今之變。檢點一下中國現代思想史，我發現很多真正的儒家並不自我標榜為(wei) 新儒家，而且始終對政治權力保持著足夠的審慎與(yu) 警覺，比如陳寅恪、餘(yu) 英時，甚至反對過儒家的胡適，恰恰是他們(men) ，反倒與(yu) 儒家精神之現代發揚若合符節，開辟出儒家思想與(yu) 自由主義(yi) 相結合的典範。

清末郭嵩燾所謂“三代之治在英美”盡管有浮泛偏頗之處，但卻正確指出了儒家實現“創造性轉化”的可能方向，這絕非“全盤西化”的幼稚主張，而是提示儒家重新進入中國曆史所必要的“現代性”維度，舍此，則儒家似並無資格成為(wei) 現代中國之規範基礎的一分子，更遑論居中為(wei) 正。陳寅恪倡揚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特為(wei) 士大夫乃至於(yu) 現代知識分子的倫(lun) 理內(nei) 核，亦為(wei) 儒家躋身現代政治所持守的基本政治操守。以自由主義(yi) 為(wei) 標榜的胡適在“獨立評論”國民黨(dang) 訓政與(yu) 蔣介石統治時期的自由獨立人格，亦可視為(wei) 傳(chuan) 統儒家“道統”使命下對政治的距離意識與(yu) 批判精神之現代表率。至於(yu) 餘(yu) 英時對儒家文史之道與(yu) 治理傳(chuan) 統的理解，雖然未必環環入扣，但卻能夠站在現代自由民主的基點上，深入儒家經史之堂奧，梳理出走向未來的開放性理路。時下那些自我標榜為(wei) 新儒家的人士，卻未必承續了儒家的真精神。我們(men) 看到他們(men) 很難抵製政治的誘惑，更少有前賢的世界格局與(yu) 恢弘氣象。例如，他們(men) 鼓吹的“大一統”就與(yu) 現實政治的國家主義(yi) 強勢話語密切相關(guan) ，還有他們(men) “新華夷之辨”的論調，不但沒有變革傳(chuan) 統儒家思想中的前現代理據，反而做了逆向扭曲，把華夷之辨移植到中國特殊性以及中西、中美對立的思想語境中，並予以激進主義(yi) 的強化。這些新儒家的思想論述，顯然符合現實政治權力圖謀的國際關(guan) 係中的敵友政治論，助推中華崛起的國家主義(yi) 迷夢，不期而然地與(yu) 新左派的國家主義(yi) 和極右派的複古主義(yi) 合流在一起，新儒家的這一動向無疑值得警惕。

縱觀曆史，文化層麵的儒家思想，甚至政治層麵的儒家禮製，對於(yu) 3000年中國社會(hui) 的文明演進，具有積極的正麵價(jia) 值，在義(yi) 理和製度上起到了一定的抗衡君主專(zhuan) 製的曆史作用。不過，總體(ti) 而言，古代中國政治的製度架構仍然是外儒內(nei) 法、儒法合流下的皇權專(zhuan) 製主義(yi) ，“儒家憲政”從(cong) 未擔當過主體(ti) 性的角色。古今之變以來，麵對現代政治，儒家如不能在規範意義(yi) 上結合自由主義(yi) 核心義(yi) 理和憲製經驗，則可能重新墮入新的“儒法合流”式權力專(zhuan) 製主義(yi) 之窠臼。

曆史的經驗一再證明，僅(jin) 僅(jin) 依靠傳(chuan) 統儒家政治義(yi) 理與(yu) 製度設計不足以開出憲製民主，不足以限製和規範政治權力。盡管在理想的學理論證上，存在“道統—政統”之分殊，但實際政治中發生的“政統”對“道統”的反向逆襲，乃至於(yu) 淩駕其上，比比皆是。究其緣由，概因二者之間多係仁政道義(yi) 層麵的維係，治理秩序由於(yu) 傳(chuan) 統社會(hui) 基礎的瓦解而遺失。因此，儒家複興(xing) 的生命力來自現代社會(hui) 的生長，它們(men) 的發展主要係於(yu) 如何汲取現代憲製的製度設計原理，推進現代性的自由倫(lun) 理與(yu) 社會(hui) 自組織係統的發育壯大。

至於(yu) 如何麵對當今權力政治對儒家的親(qin) 和取向，我覺得要從(cong) 正反兩(liang) 個(ge) 方麵來看。一方麵，這一取向無疑具有正麵意義(yi) ，當代政治不再一味打壓儒家傳(chuan) 統，而是向儒家敞開，借此儒家可以更主動地申說義(yi) 理，躬行理念，推動社會(hui) 的文明更化；但另一方麵，這也對儒家構成了考驗，迫使儒家拷問何為(wei) 現代政治，而不是盲目投機政治，否則很可能重蹈傳(chuan) 統儒家淪為(wei) 皇權專(zhuan) 製的附庸之覆轍。時下，主政者主導下的“全麵深化改革”議題很多，三中全會(hui) 聚焦“治理現代化”，四中全會(hui) 聚焦“依法治國”，這些主流議題都有著鮮明的現代政治特色與(yu) 取向。儒家亦牽涉其中，不僅(jin) 在文化層麵，同時也在治理層麵，為(wei) 社會(hui) 各界所期待。但儒家在麵對政治和走向民間的雙軌製“複興(xing) ”過程中，如何與(yu) 自由主義(yi) 現代政治相結合，如何完成“道統—政統”結構內(nei) 部的現代性的憲製構造，如何對待民主、法治與(yu) 人權，則成為(wei) 儒家整體(ti) 尤其是政治儒學當代麵目、形象與(yu) 曆史定位的關(guan) 鍵。

儒家從(cong) 花果飄零之窘境走到重新“公共化”的大幕剛剛開啟，各色人等粉墨登場，各種複古與(yu) 更化之故事呈連篇累牘之勢，我們(men) 且看山河重整，波詭雲(yun) 譎。筆者作為(wei) 儒家思想價(jia) 值的支持者，提醒儒家諸君審慎警惕，要時刻反問儒家需要何種政治，如何達致政治清明，如何推動自由民主的政治發展，而不是逞一時之雄辯，助長了另外一種非現代的政治圖謀。希望當代新儒家能夠一路走好，將儒家真精神發揚好，與(yu) 時俱進，明辨是非。民間儒家的價(jia) 值訴求與(yu) 實踐空間巨大，廟堂儒家或急欲登廟堂之儒家，其實際的理想寄托與(yu) 政治命運頗值懷疑，因此，真正的儒者更需持守現代立場，牢固自由價(jia) 值，銳意推進儒家義(yi) 理的現代創造性轉化，做現代中國政治大轉型的正麵推動者，而不是權力政治的附庸者。

責任編輯：危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