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製與(yu) 善治：關(guan) 於(yu) 國家治理現代化

作者：薛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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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甲午年九月廿一

           西曆2014年10月14日

作為(wei) 一個(ge) 全新而又重要的概念，“國家治理”在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關(guan) 於(yu) 全麵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jue) 定》（以下簡稱《決(jue) 定》）被首次提出，並以“實現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提法被確立為(wei) “全麵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具有極大的理論價(jia) 值和現實意義(yi) 。

對“國家治理”概念的提升，是《決(jue) 定》對十八大報告的全麵深化——既是對關(guan) 於(yu) 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hui) 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ti) ”總體(ti) 布局的全麵概括，也是“構建係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製度體(ti) 係”目標的具體(ti) 要求。隨後，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通過《切實把思想統一到黨(dang) 的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精神上來》和2014年2月17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xi) 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精神全麵深化改革專(zhuan) 題研討班的講話（以下簡稱“217講話”），從(cong) 經濟基礎發展和文化精神構建兩(liang) 大方麵進一步豐(feng) 富了對“國家治理”概念的理解。

什麽(me) 是“治理”？按照中國政治學學者的說法，英文中的“治理”（governance）概念源於(yu) 古典拉丁文和古希臘語中的“掌舵”一詞，具有控製、引導和操縱之意，其中的以在政治國家與(yu) 公民社會(hui) 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善治”（good governance）理論最有影響力。

而中國傳(chuan) 統政治思想下的治理，則包含了“治國理政’的定義(yi) 。“治國理政是中國傳(chuan) 統政治文化的重要命題和構成內(nei) 容，其基本含義(yi) 是統治者治理國家和處理政務之意。”“治理在中國政治曆史的傳(chuan) 統中，不僅(jin) 包含著相對豐(feng) 富的意涵，而且這些意涵在當代又與(yu) 來自其他淵源的政治思維高度契合。”此類將傳(chuan) 統中國的治理概念總結為(wei) “良治善政”、“治國理政”和“治理政務”的論斷，比起過去將傳(chuan) 統中國治理理念一味視為(wei) “封建專(zhuan) 製”的認識，已經在體(ti) 現眼下中國“講清楚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重要精神，真正理解“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yi) 、尚和合、求大同”的本質內(nei) 涵。

當代中國在治理概念上的理解，既是對西方政治理論“治理”概念的揚棄，也是對傳(chuan) 統中國政治思想“治理”理念的繼承，還結合了“堅持和貫徹了黨(dang) 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結合的根本要求。”但無論是哪種概念，“國家治理”的現代化，都離不開對現行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的優(you) 化，歸根結底“是一個(ge) 國家製度和製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ti) 現”。前者屬於(yu) 宏觀規劃，“是在黨(dang) 領導下管理國家的製度體(ti) 係”；後者則屬於(yu) 具體(ti) 實施，“是運用國家製度管理社會(hui) 各方麵事務的能力。”兩(liang) 個(ge) 現代化的表述，道出了中國的國家治理進程的基本要素——法治中國建設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核心價(jia) 值觀建設這兩(liang) 個(ge) 在當下全麵深化改革進程中的重要支柱。

按照“217講話”的表述，“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是一個(ge) 有機整體(ti) ，相輔相成，有了好的國家治理體(ti) 係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國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發揮國家治理體(ti) 係的效能。”國家治理體(ti) 係的現代化，離不開對製度、對法律的建立完善和規範運用。從(cong) 十五大報告正式提出將“依法治國”作為(wei) “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到紀念八二憲法公布實施30周年大會(hui) 強調現行憲法作為(wei) “國家根本法”的最高法律地位、權威和效力，要求“繼續完善以憲法為(wei) 統帥的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法律體(ti) 係”，實現“國家和社會(hui) 生活製度化、法製化；從(cong) “全麵推進科學立法、嚴(yan) 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hui) 一體(ti) 建設”的“法治中國建設”，到《決(jue) 定》中對升華“建設法治中國”提法並將“深化司法體(ti) 製改革”作為(wei) 全麵深化改革的重點工作加以落實，“將權力關(guan) 進製度籠子”已不僅(jin) 僅(jin) 出現在講話和文件中，還成為(wei) 了《決(jue) 定》中“強化權力運行製約和監督體(ti) 係”章節的中心主旨，也標誌著“用製度管權管事管人”作為(wei) 黨(dang) 和國家施政“根本之策”的地位已不可動搖。在中國開展任何工作的依據和標準，都應遵循法律和製度的總體(ti) 規範。

建設法治中國，就是要通過上述措施，強化憲法法律權威，保障基本製度實施。按照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2014年9月在全國人大成立60周年和全國政協成立65周年這兩(liang) 場大會(hui) 上的講話，就是要在設計上“注重曆史和現實、理論和實踐、形式和內(nei) 容有機統一。要堅持從(cong) 國情出發、從(cong) 實際出發，既要把握長期形成的曆史傳(chuan) 承，又要把握走過的發展道路、積累的政治經驗、形成的政治原則，還要把握現實要求、著眼解決(jue) 現實問題。”。隨著十八屆四中全會(hui) 以研討依法治國作為(wei) 主題，有關(guan) 依法治國與(yu) 國家治理的相互關(guan) 係，勢必會(hui) 有更進一步的深入討論。

而基礎設計的鞏固，離不開核心內(nei) 涵的充實，從(cong) 而達到國家硬軟兩(liang) 大實力的並舉(ju) 。“217講話”指出，“一個(ge) 國家選擇什麽(me) 樣的治理體(ti) 係，是由這個(ge) 國家的曆史傳(chuan) 承、文化傳(chuan) 統、經濟社會(hui) 發展水平決(jue) 定的”。國家治理體(ti) 係既然與(yu) “曆史傳(chuan) 承、文化傳(chuan) 統、經濟社會(hui) 發展”相關(guan) ，那麽(me) 如何改進與(yu) 完善？這離不開堅守核心社會(hui) 主義(yi) 價(jia) 值體(ti) 係和核心價(jia) 值觀，挖掘和闡發“區別於(yu) 其他民族的獨特標識”並屬於(yu) 中華民族的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努力實現中華傳(chuan) 統美德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構建充分反映中國特色、民族特性、時代特征的價(jia) 值體(ti) 係”，最終堅定對中國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的製度自信。為(wei) 此，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5月4與(yu) 在北京大學師生的座談中，則從(cong) 國家治理、社會(hui) 治理和個(ge) 人要求三方麵對傳(chuan) 統經典《大學》中“三綱八目”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核心價(jia) 值觀間的關(guan) 係進行了闡述，在取得價(jia) 值追求的“最大公約數”的同時，也將為(wei) 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持續推進提供強大的精神指導。到了9月24日紀念孔子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上的講話，則通過強調順應時代發展更新和經世致用原則，對以儒家思想為(wei) 長期主導的傳(chuan) 統文化在當今國家治理和社會(hui) 個(ge) 人教化上的有所作為(wei) 寄予了期望。而核心內(nei) 涵的充實，則離不開在內(nei) 部治理上的正風氣。從(cong) “八項規定”到“反四風”，從(cong) “三嚴(yan) 三實”到“從(cong) 嚴(yan) 治黨(dang) ”八條，無一不是以“風清氣正”、“心齊事成”的運動目的貫穿於(yu) 近一階段的作風建設，使黨(dang) 和國家法律和製度機製在良性運轉中固化。

由國家治理體(ti) 係的現代化達到“良製”，通過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實現“善治”，無疑是本屆的黨(dang) 和國家領導在全麵深化改革工作中的最終目標。善治的基礎是良製，而良製又是實現善治的堅實基礎；同樣，隻有善治的實施才能體(ti) 現良製的效果，並通過與(yu) 良製的相互反饋達成治理係統的良性運轉。其實，即便不借用帶有西方語境色彩的“善治”、“良製”概念，而是以“仁政”、“創製”、“經世致用”、“治國平天下”等詞匯來代替，卻沒有難以理解的障礙。國人之所以感到陌生的原因，便在於(yu) 傳(chuan) 統中國的社會(hui) 階層流動與(yu) 國家官民關(guan) 係，與(yu) 西方社會(hui) 階段演變有著明顯的差別——至少中國古代文獻更多用體(ti) 現宏觀層麵的“政”來表述主要政治理念和實踐，而對較為(wei) 具體(ti) 和細節的“治”多納入地方社會(hui) 管理的範疇；而對全麵記錄和廂式反映傳(chuan) 統政治理念和實踐的典章“製”法，則離不開中國政治圈和學術界對中國傳(chuan) 統政治資源的再認識和新轉化。隨著對中國傳(chuan) 統治國理念和實踐的再深入研究，國家治理體(ti) 係與(yu) 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將會(hui) 呈現更多的中國特色化，從(cong) 而迎接現代化進程的機遇和挑戰。

國家治理概念提出的背後，是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召開35年來在中國社會(hui) 所產(chan) 生深刻變化的結果，也帶來了在當今時代一些現象和問題的出現，還包括社會(hui) 治理和個(ge) 人治理參與(yu) 的活躍……這些現實情況倒逼了新一輪的改革，並在改革中得以解決(jue) 和優(you) 化。國家治理的體(ti) 現，是各級、各層乃至各個(ge) 組織結構實施的結果；同樣，從(cong) 各個(ge) 、各層到各級組織結構治理的優(you) 劣良莠，也對國家治理的整體(ti) 走向有著不可忽略的影響。在當前政府管理和社會(hui) 管理越發精密細致的形勢下，如何重新賦予“善治”和“良製”新的概念含義(yi) ，完善國家治理體(ti) 係，提升國家治理能力，在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發揮作用，將是今後一段時間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關(guan) 注焦點所在。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