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儒門會(hui) 講是由伟德线上平台牽頭主辦的公益性學術活動，以關(guan) 切現實、砥礪思想、凝聚共識、擴大影響為(wei) 主旨，長期連續舉(ju) 辦，以期推動儒學複興(xing) 和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第一講於(yu) 孔子2565年暨耶穌2014年9月14日，在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舉(ju) 辦，曾亦先生主講，陳明、丁耘、郭曉東(dong) 、肖自強、陳壁生、唐文明諸先生評議，慕朵生先生主持。現將會(hui) 講紀錄整理發布，以饗讀者。伟德线上平台主編任重謹識，甲午年九月初三日於(yu) 北京】

會(hui) 講現場

“伟德线上平台·儒門會(hui) 講”之一

【主題】

如何看待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公羊家的觀點

【主講人】

曾  亦（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評議人】

丁  耘（複旦大學哲學院教授）

郭曉東(dong) （複旦大學哲學院教授）

唐文明（清華大學哲學係教授）

陳壁生（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教授）

肖自強（社會(hui) 人士）

陳  明（首都師範大學儒教研究中心主任，三亞(ya) 學院南海書(shu) 院院長）

【主持人】

慕朵生（中國儒教網主編）

【時間】

孔子2565年暨耶穌2014年9月14日

【地點】

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

【主辦】

伟德线上平台，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

【支持】

中國儒教網，儒學聯合論壇

【提要】

曾亦：左派無法解釋鄧小平的改革。新左派剛浮出水麵時，就對鄧小平改革有一種解釋，但完全是站在毛澤東(dong) 的角度，頗有左、右爭(zheng) 功的意思。左派甚至認為(wei) ，中國之所以不像蘇聯那樣，一搞改革就垮了，也是由於(yu) 毛澤東(dong) 的功勞，甚至歸功於(yu) 文革。感覺左派還沒找準自己的立場。

曾亦：稱毛澤東(dong) 為(wei) “國父”，其實不是尊毛，而是貶毛。中國的左派不要糊塗，當慎言革命，否則不免中了帝國主義(yi) 的圈套。

曾亦：八十年代搞經濟特區的時候，政府和媒體(ti) 對“一國兩(liang) 製”的解釋，正是公羊家講的“存二王後”。至於(yu) 鄧小平的改革，則可由公羊家講的“張三世”得到理解。

曾亦：還是應該效法孫中山晚年的做法，即以回歸孔孟道統為(wei) 目標。前些天，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發出了“去中國化”的嚴(yan) 厲批評，似乎多少意味著，中國或傳(chuan) 統將成為(wei) 新的道統依據。真是令人期待！

丁耘：毛鄧最大的連續性在國體(ti) 、在政製上。鄧小平壯年的事功就是在毛澤東(dong) 締造的這個(ge) 製度下造就的。保不住鄧的中國，也就保不住毛的中國，也保不住儒家的中國。

丁耘：毛澤東(dong) 和鄧小平誰更像儒家呢？不管儒家怎麽(me) 批判毛給出的共同體(ti) （單位與(yu) 公社）都不是自然的共同體(ti) ，都不是家庭、宗族，但他至少給出了共同體(ti) 。鄧的時代呢？市場社會(hui) 的經濟、法權邏輯的個(ge) 體(ti) 化會(hui) 摧毀一切共同體(ti) ，包括家庭在內(nei) 。

郭曉東(dong) ：國朝在建國以後，用霹靂手段斬斷了與(yu) 以往曆史的連續性，也拋棄了以往政權合法性的內(nei) 在因素。天道或者天命的合法性本身並不可拋棄。

郭曉東(dong) ：根據公羊家的“大一統”的理論，今天我們(men) 講“大一統”，也就意味著要回歸到中華民族那個(ge) 可傳(chuan) 之不絕的“統”。習(xi) 近平今天很多的做法，如果按照儒家的話講，那就是順天應人的做法。

唐文明：我們(men) 所主張的社會(hui) 理想是什麽(me) 呢？我覺得從(cong) 儒家立場來看還是要堅持社會(hui) 主義(yi) 理念。那如何安置教化呢？就此問題，左右兩(liang) 翼都應當認真對待，有些左翼學者隻想把儒家作為(wei) 一個(ge) 招牌，這種態度既不真誠，也不嚴(yan) 肅。

陳壁生：處於(yu) 一個(ge) “後革命時代”，麵對毛澤東(dong) 、鄧小平留下來的政治遺產(chan) ，那種以立場的表態替代理性的討論，是非常愚蠢的做法。民國粉毫無理性地美化民國，與(yu) 極左派毫無理性地美化文革，一樣是政治幼稚病。

肖自強：和中國現代史可相比較的，不是秦漢，而是戰國秦漢。和中國近代史可相比較的則是春秋時期。秦製的形成和延續，又不同於(yu) 王朝更替，經曆了春秋戰國秦漢，其間的腥風血雨即使到今天，還是刻骨銘心的。我們(men) 不能把一般的朝代更替和新製更替混淆。馬克思主義(yi) 的革命多具新製更替的含義(yi) 。

陳明：如果說鄧小平的回歸和覺悟是基於(yu) 經驗的直覺，因而否定性成為(wei) 主要特征——初級階段理論本質上就是一種否定性理論，那麽(me) 到習(xi) 近平提出中國夢就已經是一種正麵的肯定的理論了，因為(wei) 它不是指向一個(ge) 否定的對象，而是指向一個(ge) 肯定的目標，即中華民族的偉(wei) 大複興(xing) 。關(guan) 於(yu) 中國夢可以從(cong) “超左右”、“通三統”和“新黨(dang) 國”三個(ge) 層次進行分析。

【正文】

慕朵生（中國儒教網主編）：諸君晚上好。我是中國儒教網主編慕朵生。本次會(hui) 講原本擬由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副院長彭永捷教授主持，因其有事不克與(yu) 會(hui) ，臨(lin) 時換由我主持。我也是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特約研究員。下麵，我先對會(hui) 講做個(ge) 簡單的介紹：

曆代的儒生，都對繼承聖賢遺誌，續接華夏道統，將儒家儒學儒教世世代代傳(chuan) 承下去、弘揚開來，負有無所逃於(yu) 天地間的責任和義(yi) 務。

百餘(yu) 年來，王綱失墜，名教覆亡，國近乎夷狄而人跡乎禽獸(shou) ，華夏道統不絕如縷，此誠為(wei) 儒生之羞，更是儒生奮起之際也。

有鑒於(yu) 此，北京部分儒生，主要是伟德线上平台主編任重君，清華大學教授唐文明君，以及我本人，擬以伟德线上平台名義(yi) 發起，聯合國內(nei) 高校有關(guan) 機構長期舉(ju) 辦“儒門會(hui) 講”係列活動。

會(hui) 講的宗旨是，關(guan) 切重大現實，砥礪国际1946伟德，凝聚社會(hui) 共識，擴大儒家影響，持續推動中國的撥亂(luan) 反正、複古更化。

會(hui) 講的流程是，由一位學者主講或兩(liang) 位學者對講，二至四位學者評議，聽眾(zhong) 可在最後環節進行提問，由主講人或評議人解答。

會(hui) 講的性質是，純粹的公益性學術活動。所以，歡迎社會(hui) 各界，尤其是學者、學生、高校、媒體(ti) 、商界等給予大力支持，或報名主講，或推薦話題，或現場互動，或進行報道，或提供場地，或進行讚助。

學者天下之公器，理者天下之共道。“儒門會(hui) 講”雖然是儒家的道場，但更是天下之公器，追求天下之共道。我們(men) 有信心長期堅持下去，將其辦成一個(ge) 具有大情懷、高品質、有影響的卓越平台，實現當代儒生“以儒家觀中國，以中國觀天下”的訴求！

今天是“儒門會(hui) 講”的第一講，題目為(wei) “如何看待鄧小平主導的改革開放：公羊家的觀點”，主講人為(wei) 同濟大學哲學係教授曾亦君，評議人為(wei) 複旦大學哲學係教授丁耘君、郭曉東(dong) 君，清華大學哲學係教授唐文明君，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教授陳壁生君。今天還有許多嘉賓不期而至，他們(men) 是首都師範大學哲學係教授陳明老師，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羅安憲君，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副教授張旭君，民間學者肖自強君。讓我們(men) 熱烈歡迎他們(men) ！

之所以首選這個(ge) 題目，是因為(wei) 國朝六十五年來已曆五君，毛公開國有功，鄧公強國有道——其道即改革開放，繼起之君無改鄧公之道者。但是，隨著中國社會(hui) 利益和政治思想的日趨多元化，如何評價(jia) 鄧公改革開放，中國到底該走什麽(me) 樣的路，亦即通常所說的老路、邪路、新路的問題，已成為(wei) 國人的一大焦慮，儒家有必要對此作出回應。

儒家之學在六經，六經之道在春秋，春秋之義(yi) 在公羊。曾亦君治公羊學有年，既撰有《共和與(yu) 君主》之公羊學專(zhuan) 書(shu) ，又校點劉逢祿等公羊學家著述多部，目前正致力於(yu) 公羊學史著述工作，可謂以公羊學名家者。以公羊學家視角解析鄧公改革開放，並就中國未來之路提出儒家的觀點和主張，曾亦君是最合適的人選之一。

需要說明的是，論者常謂儒家主人治和德治，不講法治和規則。我這次將以實際行動證明，儒家既主德治和人治，又講法治和規則。主講人時間一小時，每位評議人時間十分鍾，聽眾(zhong) 與(yu) 主講人或評議人互動時間總計二十分鍾，且每位聽眾(zhong) 隻需提一個(ge) 問題，不許超時。當然，如果時間充裕，我們(men) 非常希望各位不期而至的各位嘉賓能發表意見。

下麵，我們(men) 就有請曾亦君開講。

【主講】如何看待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公羊家的觀點（曾亦）

曾亦先生

曾亦：我被安排為(wei) 儒門會(hui) 講的第一講，心裏很是忐忑，因為(wei) 責任重大，擔心會(hui) 辜負儒門朋友的期待。

為(wei) 什麽(me) 講這個(ge) 題目呢？今年四月，我們(men) 在江蘇太倉(cang) 開了一次儒學會(hui) 議，今天在座到場的陳明、唐文明、郭曉東(dong) 、陳壁生，都參加了那次會(hui) 議。會(hui) 議期間，我和唐文明聊到一個(ge) 話題，即目前左派麵臨(lin) 的困境。在儒家裏麵，我和文明兄算是偏左的，而與(yu) 我們(men) 交好的朋友就有左派的代表人物，譬如丁耘，他今天也到場了。當時我們(men) 有一個(ge) 共識，就是左派無法解釋鄧小平的改革。當然，左派也嚐試著給出自己的解釋。從(cong) 上世紀末以來，新左派剛浮出水麵，就對鄧小平改革有一種解釋，不過，這種解釋完全是站在毛澤東(dong) 的角度，頗有左、右爭(zheng) 功的意思。左派最初對鄧小平的改革不以為(wei) 然，批判居多，後來，則稍有肯定改革的經濟成就，不過，依然歸功於(yu) 毛澤東(dong) 在前三十年打下的經濟基礎。左派甚至認為(wei) ，中國之所以不像蘇聯那樣，一搞改革就垮了，也是由於(yu) 毛澤東(dong) 的功勞，甚至歸功於(yu) 文革。據我的了解，近幾年來，左派這類解釋越來越少了，但感覺還沒找準自己的立場。

一、鄧小平以來的改革，是回歸中華民族五千年大傳(chuan) 統

那麽(me) ，站在儒家的角度，如何麵對改革呢？我認為(wei) ，儒家應該站在“中道”的立場，對曾經在中國曆史上有著巨大作用的左、右兩(liang) 派思想，應該持這種態度，不能簡單否定。

具體(ti) 來說，儒家應該肯定“左”，但不是肯定“左”的一切，而隻是肯定共產(chan) 黨(dang) 的建國之功。我這裏講的建國，主要有兩(liang) 個(ge) 層麵：其一，毛澤東(dong) 及共產(chan) 黨(dang) 通過革命建立了新中國。我們(men) 作為(wei) 新中國的公民，應該對新中國的締造者有足夠的敬意。《公羊》三世說講“諱尊隆恩”，就是這個(ge) 意思。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講，毛澤東(dong) 作為(wei) 本朝的“太祖”地位，不容動搖。其二，共產(chan) 黨(dang) 使中國完成了從(cong) “傳(chuan) 統中國”到“現代中國”的轉變，使中國得以立於(yu) 世界強國之林。關(guan) 於(yu) 這一點，唐文明不會(hui) 完全同意。我的導師謝遐齡曾經說過，鄧小平改革最大的失敗，就是把共產(chan) 主義(yi) 信仰破壞了。現在看來，共產(chan) 主義(yi) 信仰不可能再複活了，但是，國家顯然不能沒有信仰，在唐文明看來，他試圖在儒家的基礎上重建某種價(jia) 值或信仰，這就是他的“國教論”。我覺得，陳明講的“公民宗教”，也是出於(yu) 這個(ge) 考慮。在唐文明看來，“現代中國”的真正建立，應該包括兩(liang) 個(ge) 方麵，即政治組織與(yu) 國民信仰兩(liang) 個(ge) 方麵。共產(chan) 黨(dang) 完成了前者，而後者則有待於(yu) 儒家來完成。換言之，如果哪天儒教真正作為(wei) 一種國教建立起來，那才意味著構建“現代中國”的任務最終得以完成。

可見，對儒家來說，肯定“左”，更多是肯定1949年以前的道路。至於(yu) 1949年以後，由於(yu) 堅持“繼續革命”，雖然多少有些第二層意義(yi) 的建國之功，但主要還是負麵的作用。講到這裏，很多朋友會(hui) 想到劉小楓的“國父論”。大概不少人覺得，稱毛澤東(dong) 為(wei) “國父”，似乎把毛公抬得太高了。其實，按照我的理解，“國父”就是本朝太祖的意思，亦即肯定毛公的第一層意義(yi) 的建國之功。不過，若僅(jin) 限於(yu) 此，則把毛公的地位降低了，因為(wei) 毛公還部分完成了第二層意義(yi) 上的建國。所以，我認為(wei) ，稱毛為(wei) “國父”，其實不是尊毛，而是貶毛。

這是儒家對“左”的肯定。至於(yu) 對“右”的肯定，首先應該總體(ti) 上肯定鄧小平的改革。這當然不能像左派那樣去肯定，而是要真正站在改革的立場，來理解鄧公，肯定鄧公。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看到改革與(yu) 革命的根本不同。

對左派來說，不僅(jin) 要肯定1949年以前的革命建國，甚至認為(wei) ，1949年以後，革命建國的任務仍然沒有完成，還要繼續革命。這種立場就走得太遠了。那麽(me) ，什麽(me) 是改革呢？用康有為(wei) 的術語來說，就是“維新變法”，即在不動搖根本政治製度的框架下進行具體(ti) 製度的變革和完善。打個(ge) 比方，革命好比是拆房子，隻有拆掉舊房子，才能重建一個(ge) 新房子；改革則不同，不拆舊房子，而隻是對舊房子進行加固、修繕，也就是重新裝修而已。革命的代價(jia) 是很高昂的，就像我們(men) 普通人好不容易攢錢賣了一套舊房子，隻要重新裝修就可以住了，沒有誰想去推倒重建的。如果說1949年前那個(ge) 舊房子實在太過朽爛，隻有拆再建，那麽(me) ，新中國建立以後，房子雖然不免時不時有些毛病，其實隻要修修補補就夠了。對於(yu) 傳(chuan) 統文化，更應該是這個(ge) 態度，就像保護古建築那樣，絕不能像“五四”那樣推倒重來，隻能加固、修繕而已，否則，古建築一旦推倒了，就沒了，再也無法複原了。所以，改革與(yu) 革命的根本不同，就是拆不拆舊房子的問題。

在左派看來，鄧小平的改革是“右”的道路，更何況鄧公在文革時還被打成“走資派”。但是，鄧公又有不少“左”的做法，譬如，反對“資產(chan) 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甚至是鎮壓民運分子。這些做法，左派當然是視為(wei) 同道的，其實，這種理解完全是一廂情願的誤讀。對於(yu) 一個(ge) 真正的革命者來說，應該站在群眾(zhong) 和學生運動一邊，更不用說毛公本人還親(qin) 自寫(xie) 大字報，發動群眾(zhong) 和學生起來鬧革命，還是踢開黨(dang) 委來鬧，這完全是拆自家房子的做法。但是，對於(yu) 鄧小平這樣的改革者來說，他要講“維新”，就不能拆舊家房子，所以，鄧公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堅持，就是保護支撐房子的那四根大柱，這是絕不能動搖的，否則，房子就要垮了。

記得八十年代之初，有一個(ge) 說法，叫“改革也是一場革命”，當時我還在讀中學，政治教材想把裏麵的道理給我們(men) 講清楚，很是費勁，我們(men) 也搞不懂。其實，這隻是個(ge) 托辭而已，道理卻應該從(cong) 相反的方麵來理解。為(wei) 什麽(me) 呢？因為(wei) 改革表麵上是革新，也就是《尚書(shu) 》講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但是，相對於(yu) 革命而言，其精神實質卻是保守。記得以前韓潮講過，保守有兩(liang) 個(ge) 意思：其一是慢慢走，其二是回頭走。

什麽(me) 是慢慢走呢？如果不拆舊房子，隻是加固和重新裝修，這就是慢慢走。鄧小平的改革，顯然有這個(ge) 意思，所以不同於(yu) 那種疾風暴雨般的革命。至於(yu) 回頭走，在鄧小平時代還不是很明顯。不過，早在孫中山那裏，本來其“三民主義(yi) ”的基本內(nei) 涵是來自西方思想，但到了晚年，開始強調“三民主義(yi) ”就是孔、孟道統的延續，甚至認為(wei) “忠孝”二字就是治國的大綱。後來，蔣介石完全繼承了其晚年的保守立場，但在當時的共產(chan) 黨(dang) 看來，這就是“反革命”了。這種極端否定傳(chuan) 統的革命，在共產(chan) 黨(dang) 那裏是愈演愈烈，最後就釀成了“文化大革命”。正因為(wei) 如此，一旦鄧小平終止革命，那些曾經是革命對象、被視作封建、迷信、專(zhuan) 製的傳(chuan) 統文化，就慢慢得到了複興(xing) 。最近這兩(liang) 年來，習(xi) 近平在許多場合都強調傳(chuan) 統的重要性，這表明，我黨(dang) 開始有意識把中華民族的偉(wei) 大複興(xing) 納入到回歸道統這個(ge) 方向上來了。

可見，鄧小平以來的改革，至少有兩(liang) 個(ge) 基本內(nei) 涵：其一，穩健地進行各方麵製度的自我完善和革新；其二，回歸中華民族的五千年大傳(chuan) 統。

二，經濟特區和“一國兩(liang) 製”正是公羊家講的“存二王後”

儒家對待革命和改革的這兩(liang) 種不同態度，其實在《公羊》學中有完整的理論依據。按照董仲舒與(yu) 何休對《公羊》的總結，主要有“三科九旨”，即通三統、張三世與(yu) 異外內(nei) 。所謂“通三統”，就是當新王朝建立以後，如何處理與(yu) 前麵兩(liang) 朝的關(guan) 係問題。漢人尤其重視“通三統”，為(wei) 什麽(me) 呢？因為(wei) 漢朝承暴秦而興(xing) ，所以，漢人必須解釋秦朝的滅亡，以及漢人代秦的合法性。公羊家對秦二世而亡這種曆史經驗的反思，深深影響到後來中國的政治思想及中國道路的選擇。這是《公羊》學理論對中國政治思想的首要貢獻。

講到“通三統”，很多朋友可能會(hui) 想到甘陽的說法。在甘陽那裏，主要是處理毛、鄧與(yu) 傳(chuan) 統這三者的關(guan) 係。另外，按照傳(chuan) 統《公羊》學的理念，對今人來說，還必須處理本朝、民國與(yu) 清朝的關(guan) 係。其實，這兩(liang) 種意義(yi) 的三統關(guan) 係，到目前都還沒有真正處理好。不過，我在這裏講“通三統”，主要是由此理解儒家的革命論。記得在太倉(cang) 開會(hui) 時，有些朋友否定儒家講革命，我不大同意。劉小楓寫(xie) 過《儒家革命源流考》，讀來非常有意思，可資參考。

儒家講的革命論，其實有兩(liang) 個(ge) 來源：其一，對漢朝代秦合法性的理解。這是現實政治的需要，這對漢人是很迫切的問題。漢景帝時，信奉道家的黃生與(yu) 治《齊詩》的轅固生就此有一番爭(zheng) 論，轅固生借助曆史上的湯武革命來論證漢朝政權的合法性。

其二，“通三統”理論。“通三統”是以夏、殷、周為(wei) 例來講王朝之間的循環，背後有“天命”觀念的依據。就是說，三統之循環不過是同一個(ge) 天命在不同王朝之間的流轉變遷。譬如，周取代殷，並不是否定殷曾經享有天命，而不過是因為(wei) 殷末子孫之不肖，天命就從(cong) 殷人那裏轉到周人這裏。可見，前朝與(yu) 新朝都有政治的合法性，都曾享有天命，關(guan) 鍵是如何保有天命。因此，儒家講革命，既主張政治統治的更迭，又強調不同政權之間的連續性，即都是出於(yu) 聖人的構建。

何休講“通三統”時，認為(wei) 新朝對前朝應有兩(liang) 種態度，即“謙讓之禮”與(yu) “師法之義(yi) ”。所謂“謙讓之禮”，意思是說新朝之有天命，並不是自己了不起，而是因為(wei) 前朝子孫之不肖，新朝之謙讓，實際是天子在上天麵前的謙恭而已。至於(yu) “師法之義(yi) ”，意思是說曆朝治國的辦法，雖有忠、質、文的不同，但都是由聖人所製訂，因此，前朝那一套典章製度，是值得後王取法的。因此，“通三統”的精神落實到製度上的安排，就是“存二王後”。所謂“存二王後”，就是新朝建立後，封前兩(liang) 朝子孫為(wei) 百裏大國，並允許在其各自的封國上保留前朝的典章製度，這樣，每當新朝要進行製度方麵的變革時，就可以到這兩(liang) 國去學習(xi) 、借鑒。這是古代的“一國三製”，其精神與(yu) 鄧小平的“一國兩(liang) 製”，並無根本不同，其中的內(nei) 涵都是肯定製度、文化上的連續性，這與(yu) 革命的精神是完全不同的。

記得八十年代搞經濟特區的時候，政府和媒體(ti) 對“一國兩(liang) 製”有這樣的解釋，即我們(men) 搞特區是開放一個(ge) 窗口，目的不僅(jin) 是讓我們(men) 可以透過窗口看外部世界，也是讓外部世界那些優(you) 秀的東(dong) 西可以通過這個(ge) 窗口進來。顯然，這種說法正是公羊家講的“存二王後”。不過，開放窗口與(yu) 敞開大門還是有區別的。在儒家那裏，孔子觀夏、殷禮而之杞、宋，顯然是有目的、有選擇的，同樣，我們(men) 學習(xi) 外國，絕不是要融入西方世界，而隻是把西方那些好的東(dong) 西拿過來而已。這就是“師法之義(yi) ”，否則，完全照搬外國，自己這一統就沒了，就不是“通三統”了。

至於(yu) 近現代人講的革命，則與(yu) 儒家的革命觀完全不同。我們(men) 讀《共產(chan) 黨(dang) 宣言》，裏麵說“無產(chan) 者失去的隻是鎖鏈，獲得的將是整個(ge) 世界”，所以，對於(yu) 共產(chan) 黨(dang) 人來說，舊世界的意義(yi) 隻是鎖鏈，是革命必須徹底打碎的。顯然，這裏麵看不到對舊世界的尊重和繼承。並且，儒家講革命，通常是政治革命，即易姓更迭這種政權轉換而已，但對於(yu) 現代革命黨(dang) 來說，範圍則廣泛得多，擴展到社會(hui) 革命、文化革命，乃至語言、人種的革命，可以說，過去的一切都將成為(wei) 革命的對象，足見現代革命的殘酷。

並且，政治革命通常是一次性的，一旦完成政權更迭後，革命就結束了，剩下的事就是安撫那些前朝的舊臣，以及心懷不滿的人。但對於(yu) 國、共兩(liang) 黨(dang) 來說，革命則是多次的，甚至是不斷革命。本來孫中山是主張一次革命的，但辛亥革命後，勝利果實被袁世凱拿去了，孫中山不甘心這種安排，就搞了二次革命，後來還搞了三次、四次革命，最後幹脆說革命必須進行到底，不限次數。江湖上都講“願賭服輸”，但孫中山卻是百折不撓，不信這個(ge) 命，一定要最後取得勝利，於(yu) 是中國現代史就呈現為(wei) 一波接一波的革命浪潮。孫中山以後，蔣介石這麽(me) 說，毛澤東(dong) 也這麽(me) 說。可以說，就對革命的理解而言，孫、蔣、毛是一脈相承的。

去年，我和陳壁生到台灣逛書(shu) 店，我買(mai) 了兩(liang) 本研究清遺民的書(shu) ，非常高興(xing) ，還對壁生炫耀了好一陣。後來，他買(mai) 了一套勞乃宣的線裝全集，亦很是得意。勞乃宣也是清遺民，看來我倆(lia) 對清遺民的孤忠是頗為(wei) 欣賞的。大概自周武王滅商後，中國曆代都有忠於(yu) 前朝的遺民，譬如，孔子就對伯夷、叔齊很是表彰。我覺得這些人很了不起，“不食周粟”，讓人神往。在古代，由於(yu) 儒家思想的緣故，對遺民都能容忍，甚至在價(jia) 值上也是充分肯定的。但是，到了現代社會(hui) ，遺民就容不下了。北洋政府時期還好，隨著國民黨(dang) 北伐的成功，弄出了一個(ge) “反革命罪”的名目，來打擊那些不積極投誠的死硬份子。共產(chan) 黨(dang) 繼承了這一點，而且還發揚光大，不講善惡，完全以對新政權的忠否來論是非。現代國家太強大了，也許是太脆弱了，竟然容不下這一小撮心懷故國的讀書(shu) 人。民國時有一位叫林琴南的人，他在清朝並未做過官，按照儒家倫(lun) 理，就是未曾“食君之祿”，故不必“忠君之事”，但是，他在清亡後，先後十一次謁拜清帝陵，且自比其心為(wei) “犬馬戀主”，真是令人感動！由此，可見在儒家革命論那裏，有著一種難得的寬容。但是，現代革命觀完全是誅除異己，不講人情。

三、鄧小平幹脆終結了革命

至於(yu) 鄧小平的改革，則可由公羊家講的“張三世”得到理解。按照漢人的理論，《春秋》記載了魯隱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的曆史，這二百四十二年的時間可分為(wei) 三個(ge) 時期，即所見世、所聞世與(yu) 所傳(chuan) 聞世，又可稱為(wei) 太平世、升平世與(yu) 衰亂(luan) 世。按照這種說法，《春秋》是把一國的曆史分成三個(ge) 時期，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治理辦法。這意味著什麽(me) 呢？無論怎麽(me) 調整政策，都沒有突破一國或一朝的框架。這就是改革或改良，也就是康有為(wei) 講的“維新變法”。可以說，《公羊》三世學說主要是解決(jue) 王朝內(nei) 部的政策調整和自我變革問題。

不過，到了康有為(wei) 那裏，因為(wei) 麵對西方人的逼迫，就把三世說與(yu) 《禮運》中講的大同、小康結合起來，並糅合了西方的進化論，從(cong) 而形成一種理解整個(ge) 人類曆史發展的理論，很有點像馬克思主義(yi) 講的“五階段論”，就此而言，不可能完全是改良或改革的學說了。漢人因為(wei) 要解決(jue) 代秦的合法性問題，故思想的重點在“通三統”，但是到了劉逢祿那裏，則出於(yu) 對清廷“滿漢大同”政策的解釋，故突出了“張三世”中“治自近者始”的內(nei) 涵。其後，到了劉逢祿的弟子龔自珍，提出了“自改革”與(yu) “勁改革”的區分，其意思是要求清廷進行自我改革，否則，就不免被他人“勁改革”，也就是被革命了。可見，在龔自珍這裏，突出了改革不拆舊房子的內(nei) 涵。因此，後來康有為(wei) 依據三世說講“維新變法”，正是本於(yu) 龔自珍的“自改革”之說。

康有為(wei) 的三世學說有一點很特別，就是把“據亂(luan) 世－升平世－太平世”的進化看成是政治製度的變革，也就是“君主專(zhuan) 製－君主立憲－民主共和”的演進。這對於(yu) 我們(men) 理解清末政治思想極為(wei) 關(guan) 鍵。康有為(wei) 認為(wei) ，中國自三代以後，幾千年都處於(yu) 據亂(luan) 世，其原因就是因為(wei) 君主專(zhuan) 製；至於(yu) 西方，由於(yu) 實行君主立憲或民主共和，則已進入升平世乃至太平世。在這個(ge) 模式中，較之君主立憲，民主共和是更高的目標。

目標決(jue) 定手段。如果以民主共和為(wei) 目標，其手段隻能是革命。據現在看到的一些史料，康有為(wei) 在戊戌變法前，曾有意與(yu) 孫中山合作，共謀推翻滿清的革命。但是，當康有為(wei) 得蒙聖恩進京，立即就斬斷了與(yu) 孫中山的合作，而一意搞君主立憲了。可見，康有為(wei) 的三世學說裏，其實有很革命的內(nei) 涵。至於(yu) 君主立憲，實可由君主專(zhuan) 製通過漸進改良而來。畢竟君憲隻是對君權作出一定的限製，而民權亦不同於(yu) 民主，君主依然高高在上。就是說，對清廷來說，實行君憲是可以容忍的，是一種政治上的妥協。所以，康有為(wei) 變法既然以君憲為(wei) 目標，就不必采取那麽(me) 激進的策略，不用推翻清廷，隻要實行改良就夠了。

因此，目標越高，手段就越激烈；目標若能調低，手段也不妨溫和一些。鄧小平搞改革，其中有一個(ge) 重要的理論變化，就是調低了我們(men) 的目標，即不再以共產(chan) 主義(yi) 為(wei) 奮鬥目標，這樣，目標與(yu) 手段相配合，通過改革就能達到小康社會(hui) 了。如果依然要實現共產(chan) 主義(yi) ，那在實踐中就隻能像毛澤東(dong) 那樣搞不斷革命了。小時候，我成天追問父母何時實現共產(chan) 主義(yi) ，總覺得這是指日可待的事情，當然我父母也說不清楚。等到鄧小平上來後，就讓我徹底失望了，覺得今生好日子是盼不到了。可以說，正因為(wei) 鄧小平不再以共產(chan) 主義(yi) 為(wei) 目標，所以才能在現實中采取一種穩健的步調。以前官方說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這話被左派批評得比較多，為(wei) 什麽(me) 呢？因為(wei) 這意味著前進沒目標，是經驗主義(yi) ，甚至還嘲笑不小心摸到深水區，就把自己給淹死了。不過，我對此另外有個(ge) 理解。小時候我在農(nong) 村呆過，常常要趟水過河，那時就特別小心，先尋到一塊石頭，站穩了，然後再尋找下一塊石頭，每一步得非常謹慎小心。所以，“摸著石頭過河”這句話，正是對改革最好的描述。不快不慢，不溫不火，這就是改革的基本精神。可見，不論是康有為(wei) ，還是鄧小平，他們(men) 有一個(ge) 最大的共同點，就是主張漸進的改革。

康有為(wei) 是以君憲為(wei) 目標，後來孫中山則要實現民主共和，並且還建立了亞(ya) 洲第一個(ge) 共和國，似乎很了不起，卻使中國因此亂(luan) 了幾十年，其後遺症到今天還沒有完全消除。後來，共產(chan) 黨(dang) 覺得國民黨(dang) 的目標太低，又搞出一個(ge) 高級綱領，這就是共產(chan) 主義(yi) 。所以，共產(chan) 黨(dang) 指責國民黨(dang) 是“反革命”，這是有充分理由的。不論從(cong) 理論上，還是出於(yu) 北伐成功的現實，國民黨(dang) 不再像以前那麽(me) 激進了，這自然就成了“反革命”。但是，共產(chan) 黨(dang) 則是將革命進行到底，在這個(ge) 目標的指引下，奪取了全國的勝利，又奪取了社會(hui) 主義(yi) 改造的勝利，然而，隨後大躍進失敗了，文革也失敗了。最後，到鄧小平這裏，革命幹脆就終結了，從(cong) 而現代中國完成了一個(ge) “改革－革命－改革”的輪回。

我們(men) 在太倉(cang) 開會(hui) 時，有人提到革命本身的悖論，即革命者必須不斷革命，否則，終將成為(wei) 革命的對象，即反革命。好像確實是這樣，我們(men) 翻翻黨(dang) 史，發現除了毛澤東(dong) ，大部分“久經考驗”的革命家，都曾經不同程度被打成反革命。在我黨(dang) 的曆次路線鬥爭(zheng) 中，革命者莫不搞殘酷鬥情、無情打擊，似乎隻有這樣才能證明自己的革命性。這是一個(ge) 很有意思的現象，非常能說明問題。

不過，鄧小平搞改革，隻是在實踐中“撥亂(luan) 反正”，但在理論上，對革命的問題並未徹底進行反思，隻是講“不爭(zheng) 論”而已。我們(men) 現在回到康有為(wei) 對革命的批評，對於(yu) 我們(men) 澄清過去理論的謬誤是必要的。

至於(yu) 康有為(wei) 對革命的批評，主要有如下幾點：其一，以法國革命為(wei) 例，證明革命的破壞性。其二，預測了革命導致民族的分裂。辛亥革命爆發後，蒙古、新疆、西藏就出現了分裂的要求，至於(yu) 三十年代“偽(wei) 滿洲國”的建立，更是革命的遠期效應。更後，則在蘇聯、南斯拉夫的革命那裏得到了驗證。此外，康有為(wei) 沒有說到的一點，就是最近十多年，高舉(ju) 革命旗幟的卻是西方列強，他們(men) 通過革命顛覆了許多民族國家的政權。現在，我們(men) 已不敢講革命了，因為(wei) 我們(men) 早已成了西方人革命的對象了，這真是曆史的吊詭！所以，中國的左派不要糊塗，當慎言革命，否則不免中了帝國主義(yi) 的圈套。

四、以回歸孔孟道統為(wei) 目標

最後講一點，張旭兄對儒家的貢獻非常大，因為(wei) 他首先提出了“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這個(ge) 概念。我們(men) 當初都沒有想到這點，張旭卻替我們(men) 想到了。這個(ge) 名稱非常好，可以概括目前種種回歸康有為(wei) 的思想或學術的努力。

那麽(me) ，我們(men) 為(wei) 什麽(me) 主張“回到康有為(wei) ”呢？首先，幹春鬆和唐文明都說到一點，現代的各派思潮，不論是左翼的馬克思主義(yi) ，還是右翼的自由主義(yi) ，以及新儒家為(wei) 代表的保守主義(yi) ，其思想源頭都可以追溯到康有為(wei) 。但是，康有為(wei) 比這左、中、右三派有著更為(wei) 豐(feng) 富的思想內(nei) 涵，尤其是最關(guan) 鍵的部分，如君主製和國教論，尚未得到後人的重視，值得我們(men) 重新進行思考。

其二，熊十力、梁漱溟為(wei) 代表的現代新儒學，是“接著宋人講”，是對宋明理學的某種複活。康有為(wei) 則不同，是晚清今文經學的代表人物，其學說中豐(feng) 富的製度資源，對於(yu) 今天的製度重建有著不可替代的意義(yi) ；而且，經學上承中國文明之源頭，其內(nei) 容的豐(feng) 富性遠非宋明理學可比。現代新儒學的全部努力，不過是以西方形而上學的範式來改造中國思想，自居卑弱，缺乏抗衡西方學術的意識。經學則立足於(yu) 民族複興(xing) 這個(ge) 大背景，全麵構建中國的學術與(yu) 思想，並能提供目前現代中國構建所必須的種種製度資源。因此，回到康有為(wei) ，同時也是學統的回歸。

其三，儒家素來主張漸進改良的政治傳(chuan) 統，這是中國傳(chuan) 統政治的正道。這一百年來，或出於(yu) 現實的逼迫，或出於(yu) 理論的誤導，一味追求高遠目標，結果在現實中造成了深重的災難。因此，回到康有為(wei) ，就是對儒家改良主義(yi) 政統的回歸。

最後，這意味著道統的回歸。過去，我們(men) 把馬克思主義(yi) 看成道統所在，視馬克思主義(yi) 為(wei) 我們(men) 政權合法性的依據。因此，六十年代，中蘇論戰得那麽(me) 激烈，目的就是為(wei) 了爭(zheng) 奪道統。在當時人們(men) 看來，如果搞的不是馬克思主義(yi) ，好像政權就不合法了，江山也坐不穩了。現在雖不再以馬克思主義(yi) 為(wei) 合法性來源，但是，我們(men) 似乎並沒有找到新的合法性基礎。我覺得，還是應該效法孫中山晚年的做法，即以回歸孔孟道統為(wei) 目標。前些天，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發出了“去中國化”的嚴(yan) 厲批評，似乎多少意味著，中國或傳(chuan) 統將成為(wei) 新的道統依據。真是令人期待！我就講這麽(me) 多。謝謝諸位！

慕朵生：儒門中人氣象萬(wan) 千，每個(ge) 儒生都得孔聖和儒學之一體(ti) ，所以不同的儒生常常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彼此之間難免有所歧義(yi) 和爭(zheng) 論。曆史的儒門會(hui) 講，如大家熟知的“鵝湖之會(hui) ”即“朱陸會(hui) 講”，就是由此而來。我們(men) 的會(hui) 講，也是本著切磋琢磨的觀點，希望能引發深入的討論和思考，推動主講人乃至整個(ge) 儒家學術的進步。就我個(ge) 人看曾亦君的觀點，套用陳明老師評議蔣慶先生思想的話說，就是“意義(yi) 很大，問題很多”。我看到，丁耘君已經有些按捺不住了，想必有很多話要說。有請丁耘君！   

【評議之一】保不住鄧的中國，也就保不住毛的中國，也保不住儒家的中國（丁耘）

丁耘先生

丁耘：我講一下，首先關(guan) 於(yu) 儒門會(hui) 講。前一陣子，我有研究佛教的朋友，對儒門有一個(ge) 不客氣的評論，說現在儒家的會(hui) 議就是各自亮立場。這種亮立場的思維方式，也影響到儒家對儒門外的言論，也簡單地以立場劃分，劃分為(wei) 左中右等等。我覺得分類或標簽化在方法上雖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討論問題，而是以事情本身主導而非立場主導為(wei) 好。儒家和左派甚至自由主義(yi) 思想。對我來說，都是可用的資源。問題隻在於(yu) 適用範圍和語境。

比如左中右。諸位可能知道小程子，說過中取決(jue) 於(yu) 語境。廳堂和整棟屋子的中是不同的。何止是中，左右也是一樣的。任何是左的位置，同時也是右的位置。這是取決(jue) 於(yu) 怎麽(me) 看，和誰比。就今天這場討論，我想曾亦非常大的貢獻就是看我們(men) 當前的中國，鄧三十多年改革的中國。他提供了一個(ge) 非常新的視角，但同時又是最古老的視角，換言之儒家的視角。關(guan) 於(yu) 改革曆程，自由主義(yi) 、泛左翼與(yu) 正統意識形態都有自己的解釋，但儒家的解釋是缺位的。曾的這個(ge) 解釋，是儒家複興(xing) 在真正的學理意義(yi) 和思想意義(yi) 上的收獲。

大體(ti) 講鄧的中國或時代，一定離不開與(yu) 毛的中國的對比。來的路上，陳明問我對鄧是什麽(me) 看法，我講了一點看法，可能有的朋友聽過。我之前講過，就是保不住毛的中國，也保不住儒家的中國，或者說儒家的中國回不來。我現在在加一句，就是保不住鄧的中國，也就保不住毛的中國。這是我的表述，但是我不是從(cong) 通三統學說推演出來的。我有自己的感受。要說我是什麽(me) 派，可能我真的認為(wei) 我能接受的，就是保守派。不管考慮鄧、毛還是其他，都是從(cong) 保守的角度看的。我從(cong) 這個(ge) 角度看曾亦，曾子不像他說的很保守、很改良，而是很革命。因為(wei) 改良和革命最大的不一樣，就是改革者認為(wei) 他和自己要改良的東(dong) 西有連續性。但是革命者則認為(wei) 他和他的對象是有斷裂和鴻溝的。曾亦對鄧做了很多精彩的發揮，但是有一個(ge) 前提就是毛鄧是割裂的，這個(ge) 看法其實恰恰是和左派共享的。比如對鄧的看法，左翼有一個(ge) 非常有名的說法。大衛.哈維，資本論專(zhuan) 家，在他的《新自由主義(yi) 簡史》裏把鄧小平和撒切爾夫人、裏根等一起看作80年代世界性新自由主義(yi) 市場化浪潮的代表人物。另外也有左翼的學者以實用主義(yi) 看鄧，等等。

曾同樣認為(wei) ，毛鄧的斷裂，極為(wei) 重要。這是他整個(ge) 解說的基礎。但我認為(wei) ，這個(ge) 方麵，我們(men) 要看一下鄧自己是怎麽(me) 看的。從(cong) 這裏看毛跟鄧有一個(ge) 連續性，連續性不是指革命性、斷裂，但也不是指同一性。例如父子繼體(ti) ，這就有一個(ge) 連續性，論語說過，父在觀其誌，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yu) 父之道，可謂孝矣。這個(ge) 意思是什麽(me) 呢？就是真正的孝子，即使三年後改了父之道，沒有同一性，仍是孝子，有個(ge) 連續性。改，不是否定。改，不要緊，你還是父親(qin) 的孝子。

這個(ge) 鄧和毛的連續性，其他的我不講，剛才曾亦說毛左出來鼓吹毛的貢獻，就是跟鄧的改革搶功的。這種論調我不敢苟同。海外有不少中國研究者，立場未必是左派，都有具體(ti) 的研究，傾(qing) 向於(yu) 毛的前三十年，為(wei) 鄧的改革打下了基礎。他們(men) 有很詳細的數據比較。

改革紅利的非常大的部分，是勞動力紅利。中國的勞動力紅利不僅(jin) 因為(wei) 廉價(jia) ，也還因為(wei) 素質。例如跟印度相比，中國勞動人口的識字率是非常之高的。中國的勞動力的掃盲率在毛的30年的增長遠遠高於(yu) 印度，還不必提平均壽命的增長。據說印度人裏能寫(xie) 自己名字的就不算文盲了，這樣算也有非常多的文盲。不必說種姓製度、土地製度發展對選拔人才、發揮勞動積極性和基礎建設的限製。儒家裏很多人對土地革命耿耿於(yu) 懷。但這樣的儒家是很難找到改革成就的原因的。曾亦沒有講到，就是把土地收歸國有，為(wei) 中國的農(nong) 業(ye) 穩定、基本建設、交通等等方麵，打下了什麽(me) 樣的基礎。印度現在也出了誌在改革的政治家，我斷定他不會(hui) 成功。為(wei) 什麽(me) ？因為(wei) 印度的根本曆史問題是沒有一個(ge) 毛澤東(dong) ，來一場徹底的革命。沒有毛澤東(dong) 的工作，是出不了鄧小平的。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我們(men) 就不一一列舉(ju) 了。但是我們(men) 想到改革的時候有很多，比如說我們(men) 改革有很多具體(ti) 的工作，可以做一些方麵的研究。

毛鄧最大的連續性在國體(ti) ，在政製上。鄧壯年的事功就是在毛締造的這個(ge) 製度下造就的。如果說，文革以“工人階級要領導一切”的方式為(wei) 人民民主專(zhuan) 政本身帶來危機的話，那麽(me) 鄧對人民民主專(zhuan) 政的強調就是鄧對毛自身傳(chuan) 統的解釋和捍衛。當然，人民民主專(zhuan) 政有其內(nei) 在的張力，在民主與(yu) 專(zhuan) 政之間，在構成人民結合體(ti) 的各階級之間。毛時期先用人民民主專(zhuan) 政，文革期間改為(wei) 無產(chan) 階級專(zhuan) 政，後來鄧又改為(wei) 人民民主專(zhuan) 政。鄧是在毛自身的思想張力中做了決(jue) 斷，而非單純的否定毛、與(yu) 毛斷裂。人民民主專(zhuan) 政可以偏黨(dang) 國製的，也可以偏群眾(zhong) 的主體(ti) 性。在毛的文革中，人民群眾(zhong) 的主體(ti) 性發揮到了巔峰狀態。中國近代曆史的政治主體(ti) 向來是交互主體(ti) 的，即革命政黨(dang) 的主體(ti) 性，與(yu) 人民群眾(zhong) 的主體(ti) 性。這種交互主體(ti) ，是相互構建的。

在這個(ge) 問題上，汪暉對中國革命時，包括朝鮮戰爭(zheng) 的解釋是值得參考的，雖然他沒有用“政治的交互主體(ti) 性”這個(ge) 概念去描述建國與(yu) 革命的曆史過程，但他的描述是符合我說的這層意思的。問題在於(yu) ，按照毛的矛盾論，交互主體(ti) 性也處於(yu) 鬥爭(zheng) 之中。五十年代末之後，一直到當前，群眾(zhong) 主體(ti) 性與(yu) 政黨(dang) 的主體(ti) 性的鬥爭(zheng) 性不斷加強。這也影響到泛左翼內(nei) 部的爭(zheng) 論。即更偏所謂“國家主義(yi) ”一些，還是更偏群眾(zhong) 、底層、草根民眾(zhong) 一些。我的看法，還是回到矛盾論，國家和人民不僅(jin) 是政治上對立的，而是有一個(ge) 辯證的關(guan) 係。

今天是儒家的會(hui) ，這點我不多講了，回到鄧小平的問題，毛和鄧的張力完全可以在人民民主專(zhuan) 政內(nei) 部得以確認和化解。毛和鄧當然有差異，但遠不是斷裂。鄧未必是毛的後果，但毛一定是鄧的條件。強調毛與(yu) 鄧的斷裂，是中國的極右翼與(yu) 和極左翼共享的前提。極左當然是革命派。極右呢，在這個(ge) 問題上，也是同樣的革命派。

曾亦：就是多保留一點毛的主義(yi) 。

丁耘：所有的主義(yi) 、立場，都要放到具體(ti) 的曆史-政治情境下做具體(ti) 的分析。對曆史是這樣，對現在的主義(yi) 也是這樣。毛說過，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那麽(me) 毛派和鄧派裏，其實都可以再劃分左中右。都知道這個(ge) 毛左的這個(ge) 說法。但至於(yu) 鄧，鄧在井岡(gang) 山時期就是毛派。那麽(me) 鄧其實可以算毛右，如果文革派是毛左。鄧確立理論權威（不僅(jin) 是單純的政治權威）的方式，是象毛對待馬列、斯大林主義(yi) 那樣對待毛的。但是鄧派自己也可以分左中右派，鄧力群算鄧左，胡趙就隻能算鄧右了。這個(ge) 我們(men) 不多講。儒家現在都回到康有為(wei) ，但現在的曆史階段，與(yu) 康有為(wei) 階段的最大差別，就是革命的曆史位置大不相同。這涉及到合法性問題。在康有為(wei) 那裏革命尚未發生，但是對我們(men) 來說這個(ge) 革命已經發生了，革命的政權已經在這裏，這個(ge) 政權不管現在什麽(me) 樣的狀態，已經是給定的。這就涉及到曾亦提到的漢代的辯論。漢景帝後來把辯論中斷了，因為(wei) 用儒家的學說去檢驗漢代的合法性，會(hui) 陷入悖謬。漢景帝說，就是你可以把馬肉都吃了，但是馬肝是有毒的，不必去噴了“不食馬肝不為(wei) 不知味”。我希望現在的儒家，不要成為(wei) 專(zhuan) 做馬肝料理的儒家。我問曾亦一個(ge) 問題，你說鄧是改良，改良就是不拆房子。那麽(me) 鄧不拆的是誰的房子？當然是毛澤東(dong) 的房子！

曾亦：我這麽(me) 說你就覺得是拆了毛澤東(dong) 的房子是吧？

丁耘：你對毛的態度和鄧對毛的態度是不同的。你反複提鄧抑毛，讓人懷疑毛的房子是否有保留之必要。所以我說鄧才是真正的改革派，但如你以剛才的解釋方式那樣看鄧，其實你是革命派。

我們(men) 當前的時代，儒門認為(wei) 進入了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之時代。我對儒家這樣熱情擁抱這個(ge) 旗號不以為(wei) 然。但可以用它闡發些事情，新康之所以新，就是在我們(men) 的現在的曆史條件是全球化資本主義(yi) 下的後革命時代。儒家的這一代要有新的貢獻，就一定要把曆史條件轉化為(wei) 自己理論上的敘述。後革命不是反革命，不是革命，它是在連續中、保守中、有突破有改變。

最後說一個(ge) 講一下漢代這個(ge) 問題。其實漢是在周秦之間做一個(ge) 調和的工作，儒家在理論上必須有力地解釋漢家法度的這個(ge) 特定，而不能搞權宜之計、折中主義(yi) 。漢宣帝說過，漢家自有法度，霸王道雜之。周道是德教，秦是任刑法。我最近在想，霸王道雜之不是一個(ge) 權宜之計，不是折中，而是對治道的重新敘述。這個(ge) 雜之在理論上，就是一陰一陽謂之道。在董仲舒那裏，陽對應德，陰對應刑法。所以不純認德教，在理論上就是孤陽不生。道不僅(jin) 僅(jin) 是陽。這就是用儒學的方式，用天道的概念，把一朝法度解釋進來。現在，大家期待儒家出一個(ge) 董仲舒，各自在提一個(ge) 個(ge) 有競爭(zheng) 力的方案。但是提請各位，對董仲舒絕不能讀得太簡單。         曆史的類比都是有偏差的，毛和鄧誰更像儒家呢？看起來毛是法家，欣賞曹操。但毛和鄧在用人上誰更象曹操，誰更象劉備呢？曹操是不管德行、出身怎麽(me) 樣，就是隻要有能力就上。鄧的發展時代是怎麽(me) 選拔幹部的呢？毛和鄧的時代，誰更加注重共同體(ti) 呢？是毛還是鄧？不管儒家怎麽(me) 批判毛給出的共同體(ti) （單位與(yu) 公社）都不是自然的共同體(ti) ，都不是家庭、宗族，但他至少給出了共同體(ti) 。鄧的時代呢？市場社會(hui) 的經濟、法權邏輯的個(ge) 體(ti) 化會(hui) 摧毀一切共同體(ti) ，包括家庭在內(nei) 。當然你們(men) 可以以什麽(me) 逃墨必歸於(yu) 楊、逃楊必歸儒之類老話來解釋，但現代國家的邏輯自身，是檢驗所有這些解釋的前提。時間有限，我就說這麽(me) 多。

慕朵生：謝謝丁耘君！下麵有請曉東(dong) 君！

【評議之二】順天應人，回歸正統（郭曉東(dong) ）

郭曉東(dong) 先生

郭曉東(dong) ：曾亦剛才用公羊學來解釋鄧小平的改革，可以說是儒家經學應有的題中之義(yi) 。儒家經學素來主張通經致用，或曰以經義(yi) 決(jue) 事。曾亦講的這個(ge) 題目，就試圖用儒家的經義(yi) 來討論時事，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說，這一方麵是繼承儒家經學最基本的傳(chuan) 統，同時儒家經學自我重建、自我複興(xing) 的現代訴求之一。

曾亦講鄧小平的改革，他認為(wei) “改革”一詞有兩(liang) 層含義(yi) ，第一層含義(yi) ，他把“改革”與(yu) “革命”區分開來，認為(wei) “改革”不同於(yu) “革命”，“改革”是自我完善與(yu) 自我修補，我想這一層含義(yi) 大家都能理解。

他講的第二層含義(yi) 就比較有意思。他認為(wei) “改革”同時意味著走回頭路，也就是回到中國幾千年的大傳(chuan) 統。這一說法很有新意。接著曾亦從(cong) 通三統的角度對這一意義(yi) 上的“改革”做了一個(ge) 解釋。我也想從(cong) 通三統這個(ge) 角度來給曾亦的這個(ge) 解釋做一點補充與(yu) 回應。

公羊學通三統學說的主要精神，曾亦剛才都講到了，至少在形式上表現為(wei) 他要處理新朝和前兩(liang) 朝的關(guan) 係。即新朝建立以後，要為(wei) 前兩(liang) 朝分封建國，即存二王後。我想進一步說明的是，當公羊家在講通三統的時候，“三統”之可“通”的到底是什麽(me) ？盡管在表象上講，通三統要處理的是新朝與(yu) 前兩(liang) 朝的關(guan) 係，但更內(nei) 在的是，通三統所要通的，實際上是三代以來王者之所不可改易的東(dong) 西，例如董仲舒所說的，“天不變，道亦不變”。那麽(me) ，通三統所要“通”的，便是那不變的“道”。也就是說，正是因為(wei) “天不變道亦不變”，“三統”才可“通”。一方麵新朝興(xing) 起以後，他要改正朔、易服色，來表明天命重新被他所擁有，來表明新朝與(yu) 前兩(liang) 朝諸多不同的麵向，同時亦有以之來新民耳目的意義(yi) 。但是，另一方麵，當新朝興(xing) 起以後，盡管他是革了前朝的命，即在天命轉移的過程中，卻仍然有不可改易的東(dong) 西，即天命本身是不變的，或曰天道本身是不變的。

曾亦：王者有改製之名，無易道之實。

郭曉東(dong) ：根據這一理論，中國的傳(chuan) 統王朝雖然屢屢有改朝換代的事實，但王朝之合法性本身卻是其中不可改易者，這就是史學中所講的正統性。這種正統性他有曆史的連續性和必然性，所以我們(men) 在講通三統的時候，我們(men) 就不能不講到通三統之所通的這一正統性。

國朝在建國以後，用霹靂手段斬斷了與(yu) 以往曆史的連續性，也拋棄了以往政權合法性的內(nei) 在因素。剛才講到“革命”的概念，我們(men) 今天所講的“革命”跟儒家傳(chuan) 統特別是跟公羊家講的“革命”有很大的差異。我們(men) 今天講的“革命”是要斬斷和以往的聯係，但是從(cong) 儒家的角度看，“革命”就是使天下從(cong) 一家換到另一家，天命本身卻不可變革。從(cong) 這個(ge) 角度來講，天道或者天命的合法性本身並不可拋棄。

清代公羊家劉逢祿有一個(ge) 觀點，講通三統，必須同時講大一統。所謂大一統，如果通俗地話，就是在三統序列中張大本朝這一統。從(cong) 表象上講，就是在建立新朝的時候，比如我們(men)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我們(men) 要改變我們(men) 的國旗、國歌等等，以示與(yu) 以往政權的區別，即在製度層麵上對一些有象征意義(yi) 的符號上做一係列的變革。這是新王朝光大新朝之一統的一個(ge) 麵向，但是，更是要張大三統中之所以可通的東(dong) 西，即繼承曆代王者不可改易的那個(ge) 東(dong) 西。這就是我們(men) 講的天命的合法性，或者曆史的正統性。故曆代在改朝換代之際，都強調自己的新王朝是正統所在，都相當重視公羊家所講的大一統的學說。

我比較喜歡作一個(ge) 比附，即把國朝的今天比作前漢武帝一朝。國朝已建國六十餘(yu) 年，漢武帝的時候差不多也是這個(ge) 年頭。國朝經這幾十年的發展國力達到一定的規模，西漢武帝朝也差不多。國朝今天的意識形態狀況也頗像漢武帝的早期。在漢武帝的初期，他才會(hui) 在當時提出一係列有關(guan) 國本的問題。所以才有了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而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中提出了一個(ge) 重要的命題，就是“《春秋》大一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進而從(cong) 這個(ge) 命題出發，董仲舒提出了一係列的複古更化的主張。我們(men) 今天有一個(ge) 相類似的曆史境遇。

根據公羊家的“大一統”的理論，我們(men) 講“大一統”，也就意味著要回歸到中華民族那個(ge) 可傳(chuan) 之不絕的“統”。董仲舒講的很清楚，強調大一統就是要回歸傳(chuan) 統，其中包括回歸到傳(chuan) 統對政權的合法性的理解。盡管我們(men) 國朝在政權成立的時候，我們(men) 對合法性的理解和我們(men) 兩(liang) 千年的理解完全不一樣，但是到今天，我們(men) 似乎可以考慮另外的選項，那就是回歸傳(chuan) 統對合法性的理解。這樣的話，我們(men) 重新回歸到傳(chuan) 統，就是一個(ge) 很自然的事情。所以我想，習(xi) 近平今天很多的做法，如果按照儒家的話講，那就是順天應人的做法。同樣的話，如果按照曾亦對“改革”的理解，稱“改革”的一個(ge) 內(nei) 涵就是往回走，就是回到傳(chuan) 統文化中，回到中國幾千年的傳(chuan) 統文化中，那麽(me) ，我們(men) 從(cong) 公羊家的通三統與(yu) 大一統的學說中，也可以很自然的得出這樣的結論。

慕朵生：謝謝曉東(dong) 君的發言。我是非常讚同曉東(dong) 君觀點的，因為(wei) 公羊學要義(yi) 盡管在“三科九旨”，但首先要以“大一統”為(wei) 前提，要講“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之“五始”，亦即首先要考慮一個(ge) 政權的合法性問題，即是否有資格“存二王之後”以“通三統”為(wei) “大一統”的問題。在這方麵，同樣研究公羊學有年的文明君，肯定有更深入的思考。請允許我做個(ge) 廣告，曾亦君著有《共和與(yu) 君主：康有為(wei) 晚年政治思想研究》，文明君著有《敷教在寬：康有為(wei) 孔教思想申論》，有興(xing) 趣的人可以翻閱。下麵，有請文明君！ 

【評議之三】從(cong) 儒家立場來看還是要堅持社會(hui) 主義(yi) 理念（唐文明）

唐文明先生

唐文明：我自己覺得是一個(ge) 缺乏現實感的人，特別是在政治問題上。所以我一直抱著一個(ge) 學習(xi) 的態度。曾亦的思路我在太倉(cang) 會(hui) 議上有了解，他是要以經義(yi) 決(jue) 事。當時他運用他的公羊學理論把現代中國曆史每個(ge) 關(guan) 鍵環節都做了一番解釋，而重點則是在他看來左翼不太容易過關(guan) 的鄧小平。而曉東(dong) 的文章與(yu) 他的思路是配合的。

說到對鄧小平的理解，我總是想起前幾年王曉波用過的一個(ge) 不太雅致的比喻。他說鄧小平的路線是頭騾子，非驢非馬又不能生。這個(ge) 粗魯的比喻抓住了一些要點，從(cong) 目前對鄧的一些不同看法中也能觀察到。右翼的擁鄧派認為(wei) 鄧的思路就是要政治改革，就是要走向西方式的民主。左翼則往往批鄧，覺得鄧背離了毛澤東(dong) 的路線，極端的說甚至認為(wei) 鄧的路線將導致亡黨(dang) 亡國。左右各自聯係毛的社會(hui) 主義(yi) 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來理解鄧，而鄧似乎處於(yu) 二者之間，呈現出改革路線特有的曖昧和歧義(yi) 。

曾亦講的“大一統”、“通三統”等思想，包括剛才曉東(dong) 講的，原則上我都是比較讚同的。但我感覺這樣的討論中有兩(liang) 個(ge) 在我看來很重要的問題可能被漏掉了。首先，無論是改良還是革命，都是手段問題，那目標呢？我們(men) 到底要建設一個(ge) 什麽(me) 樣的社會(hui) 呢？換句話說，我們(men) 所主張的社會(hui) 理想是什麽(me) 呢？其次就是如何安置教化的問題。就前一個(ge) 問題而言，我覺得從(cong) 儒家立場來看還是要堅持社會(hui) 主義(yi) 理念；就後一個(ge) 問題而言，左右兩(liang) 翼都應當認真對待，有些左翼學者隻想把儒家作為(wei) 一個(ge) 招牌，這種態度既不真誠，也不嚴(yan) 肅。這都是需要他們(men) 反省的。這倒不是說我站在儒家立場上要求對儒家進行安置。而是說，如果真的能夠認識到儒家對於(yu) 現代中國的文化、社會(hui) 與(yu) 政治建設是有很大積極意義(yi) 的，那就得真當回事。

慕朵生：文明君這次講的內(nei) 容，和上次我們(men) 在一起討論問題時的思路大體(ti) 一致，看來對這個(ge) 問題的思考已經比較成熟和定型。下麵，我們(men) 有請經學名家、儒門新銳陳壁生君！

【評議之四】隻有經學的重新開展，才能為(wei) 革命史的梳理提供一個(ge) 有效的視角（陳壁生）

陳壁生先生

陳壁生：曾亦兄所講的內(nei) 容，為(wei) 百年來的革命史提供了一個(ge) 新的認識視角。我想對這一問題做一點補充。

首先，我們(men) 今天在一個(ge) 什麽(me) 語境中講儒學，講中國未來的發展？我想在今天發言的各位可能有一個(ge) 最基本的共識，就是我們(men) 處於(yu) 一個(ge) “後革命時代”，後革命時代意味著革命已經發生，一切已經轉變，生活在這個(ge) 時代中，不管你是否喜歡，都得麵對這百年來的革命史，麵對毛、鄧留下來的政治遺產(chan) 。那種以立場的表態替代理性的討論，是非常愚蠢的做法。民國粉毫無理性地美化民國，與(yu) 極左派毫無理性地美化文革，一樣是政治幼稚病。

在“後革命時代”，要如何處理從(cong) 毛到鄧的政治遺產(chan) ，取決(jue) 於(yu) 我們(men) 如何看待這段曆史。在目前，主要有兩(liang) 套敘事模式，一是來自左派，在五階段論的框架下，加上毛澤東(dong) 《新民主主義(yi) 論》為(wei) 指導的革命史敘事。一是來自右派，將革命史理解為(wei) 追求民主、自由、人權等現代術語的過程。而儒家對這百年革命並沒有自己的理解方式——在海外新儒家中，牟宗三的《曆史哲學》處理過秦漢問題，徐複觀的政論不少涉及中共建國後的問題，留在大陸的熊十力寫(xie) 《論六經》、蒙文通作《孔子與(yu) 今文經學》，都隻能視為(wei) 對中國革命的消極回應。這些學者的著作，都沒有建立起一套有效的革命史敘事。

而今天，站在傳(chuan) 統的角度，怎樣建立百年中國革命史的敘事，這是一個(ge) 大問題，也是今天儒學要進一步發展的瓶頸。從(cong) 這個(ge) 角度來說，曾亦兄從(cong) 《公羊》學的角度，對從(cong) 革命到改革的過程進行政治哲學的闡述，提供了一個(ge) 重要的參照。

可以說，隻有經學的重新的開展，才能為(wei) 革命史的梳理提供一個(ge) 有效的視角。無論是左右兩(liang) 派，對革命史的解釋，都是建立在“五四”的基礎之上，但今天更重要的是站在“後革命時代”的土地上，不是回到“五四”而是回到晚清，來看待這百年來的曆史。

對曾亦兄剛才的講話，我覺得最後說到的“道統”、“學統”、“政統”三者的區分，有些輕率。宋明理學中，確實分出了道、學、政的區別，但是，在經學係統裏麵，是否有這樣的區別，是一個(ge) 問題，在經學裏麵區分這三者，實在是非常困難。

慕朵生：下麵有請自強兄談談。

【評議之五】不能把一般的朝代更替和新製更替混淆（肖自強）

肖自強先生

肖自強：從(cong) 頭聽下來，總體(ti) 感覺是張飛殺嶽飛，殺得滿天飛。自稱儒門中人，又願嚐試建設性地討論現實政治問題，是一種正能量，值得肯定。但曾亦兄討論的主題，是非常挑戰曆史想象力的，因為(wei) 它牽扯到秦漢與(yu) 近現代，牽扯到儒家與(yu) 馬克思主義(yi) ，等等。如果缺乏曆史想象力，就會(hui) 用甲的眼睛和乙的耳朵去比誰看得遠，或者用乙的耳朵和甲的眼睛去比誰聽得遠。這是要不得的。它會(hui) 使整個(ge) 討論失去基礎，也會(hui) 使儒門中人失去麵向現實的可能。我們(men) 今天坐在這裏，應該說都有一個(ge) 共同願望，即希望想麵向現實的儒門中人，能麵向真實的現實，能真正地麵向現實，真正地實現儒家的更化複興(xing) 。我們(men) 不能籠統地說儒家複興(xing) ，一定要說儒家的更化複興(xing) 。

我就從(cong) 方法論談一談。我不談實質的觀點。實質的觀點大多帶有個(ge) 人的人生經驗，甚至有不自知的利益糾葛。這是可以理解而難以討論的。我就談可以討論的。

我要談的方法論，是曆史方法論，或者說曆史比較方法論。比較的結果，可能否棄一方，也可能融合雙方，還可能有其他的結果，但首先必須有比較。比較是認識的開始。我的討論不涉及比較之後的態度和行為(wei) ，各自可以各取所需，但比較一定要找對比較項。

先談談曾亦兄對儒家革命觀和馬克思主義(yi) 革命觀的比較。他認為(wei) 儒家的革命觀是天命和天道在不同王朝之間的流變。這個(ge) 理解是正確的，因為(wei) 中國古代革命觀本就有天命革新的含義(yi) 。曾亦兄在講的時候，我便在想，相對於(yu) 儒家革命觀結構中的“天命”概念，馬克思主義(yi) 革命觀中什麽(me) 概念在結構性位置上是與(yu) “天命”一致的呢？什麽(me) 概念才是馬克思主義(yi) 革命觀最高級概念呢？

曾亦兄認為(wei) 天命天道維持了中國古代政治的連續性，新朝對前朝保持相當的尊重，並給予相應的安置，而馬克思主義(yi) 革命觀是打碎一切，不僅(jin) 是政治革命，而且是社會(hui) 革命，因此更殘酷，更血淋淋，是徹底斷裂，缺失可連續的東(dong) 西。

用馬克思主義(yi) 革命觀中的政治行為(wei) 和儒家革命觀中的“天命”概念做比較對應項，在我看來是很不合適的。在馬克思主義(yi) 革命觀中找“天命”概念的比較對應項，無論如何也應是“生產(chan) 力”概念。在馬克思主義(yi) 那裏，任何一種經濟社會(hui) 形態開始是解放和促進生產(chan) 力，後來則是阻礙生產(chan) 力。這便發生革命。新的經濟社會(hui) 形態則解放和促進生產(chan) 力。仿照曾亦兄的說法，馬克思主義(yi) 所說的革命，便是生產(chan) 力在不同經濟社會(hui) 形態的流變，連續性表現在生產(chan) 力上。生產(chan) 力不僅(jin) 是連續的，而且是代代累積升級的。何謂生產(chan) 力?乃人對自然的關(guan) 係。由此觀來，天命則是天對人的關(guan) 係。我們(men) 不能因為(wei) 馬克思主義(yi) 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曆史任務是打碎舊的國家機器，而忽視其對世界曆史的整體(ti) 論述。至於(yu) 由此引發怎樣的觀點，那是另一回事。

換言之，做概念比較或觀念比較，要注意結構性位置的一致性。我們(men) 不能找結構性位置不相一致的東(dong) 西直接做比較。這是我說的曆史比較方法論的第一點，即對不同的同樣是曆史存在物的觀念做比較，不能找錯比較對象。

第二點，我談談曆史階段比較的問題。曾亦兄談毛鄧關(guan) 係、革命與(yu) 改革關(guan) 係、人民共和國與(yu) 民國關(guan) 係，拿來比較的曆史階段主要是秦漢。我們(men) 知道古代的變化是緩慢的，幾百年造成的巨大變化，在現在可能隻需幾十年，甚至幾年。也因此，古代變革的結構性曆史背景，往往是很長時間段的，多半是幾百年。當然，現在變革的結構性曆史背景雖然不一定是長時段的，但其結構性廣度背景則更加遼闊，往往是全球性的。

在我看來，和中國現代史可相比較的，不是秦漢，而是戰國秦漢。我覺得應把戰國和秦放在一起。這樣一來，和中國近代史可相比較的則是春秋時期。這才能在比較中看清楚兩(liang) 者變革的過程，看清楚新製形成的過程和形式，看清楚變革的殘酷性及其意義(yi) 。僅(jin) 用秦漢變遷來看中國現代史，是看不清楚的。

眾(zhong) 所周知，在古代，任何一個(ge) 王朝都是從(cong) 殺伐中來，都是暴力的，很殘酷的。而秦製的形成和延續，又不同於(yu) 王朝更替，經曆了春秋戰國秦漢，其間的腥風血雨即使到今天，還是刻骨銘心的。我們(men) 不能把一般的朝代更替和新製更替混淆。馬克思主義(yi) 的革命多具新製更替的含義(yi) 。

我們(men) 還應注意對曆史的感知和對現實的感知的差異。我們(men) 對曆史久遠的血淋淋的感知，往往是不清晰和不強烈的，而對最近的暴力更替往往感覺很殘暴。這也是挑戰曆史想象力的問題。

由此我們(men) 可再回到馬克思主義(yi) 的生產(chan) 力概念和革命概念。眾(zhong) 所周知，馬克思討論的革命是指經濟社會(hui) 形態更替。馬克思的曆史階段論是經濟社會(hui) 形態論。這也是其生產(chan) 力概念成為(wei) 革命觀最高級概念的主要原因。這也是鄧小平把解放生產(chan) 力當做社會(hui) 主義(yi) 第一任務的馬克思主義(yi) 源頭。如果是政治社會(hui) 形態論，比如封建製與(yu) 郡縣製的更替，則是另一種視野。國內(nei) 近些年不少人拿政治社會(hui) 形態論中的“封建”概念來否定經濟社會(hui) 形態論的“封建”概念，隻能是張飛殺嶽飛。馬克思主義(yi) 為(wei) 什麽(me) 會(hui) 有這樣的經濟社會(hui) 形態理論視野？從(cong) 不同的曆史階段看，在過去經濟形態發生一次大的變化，可能需要上百年，甚至上千年，而現在的經濟發生變化，可能五六年就有一次大的。這是一個(ge) 經濟變革頻繁而直接造成社會(hui) 總體(ti) 效應的時代。馬克思的經濟社會(hui) 形態論是這個(ge) 時代的典型哲學，他不僅(jin) 將時代凸現出來的視野用來指導應對挑戰，而且用這個(ge) 難得清晰的視野重新梳理以往的世界曆史。在如何去看這些觀念和關(guan) 係時，我們(men) 應該有這個(ge) 時代意識，有這個(ge) 視野意識，否則做不到“時中”，做不到“學習(xi) ”。所謂“時中”思想，就是“與(yu) 時俱中”的原則和追求。

曾亦兄講到儒家強調政治革命，而不主張社會(hui) 革命。在古代緩慢變化的社會(hui) ，如何主張和推動社會(hui) 革命呢？現在你不把控社會(hui) 革命，便是社會(hui) 革命推著你，淘汰你，蹂躪你。一次技術革新，就可能造成比社會(hui) 革命還深刻的變革。沒有社會(hui) 革命意識，特別是沒有社會(hui) 革命領導權意識和戰略導向意識，任由變革產(chan) 生社會(hui) 後果，是談不上政教和作為(wei) 的。現在閑置資本巨大，技術創新的可策劃性大為(wei) 增強。它推動一種技術革命，就可能將原來所有的努力付之一炬，除了資本和知識，什麽(me) 都無法積累和積澱。在這個(ge) 時代，我們(men) 必須在結構性位置上找對比較對象，才可能真正地找到切入現實的點。

現在談第三點。剛才討論通三統，一位仁兄引用漢文帝的話。我覺得這是不可缺少的進路。我們(men) 談論通三統，談論的是政治和理念。我們(men) 說漢代的通三統，總是說何休怎麽(me) 說，董仲舒怎麽(me) 說，總是引用何休和董仲舒的觀點來看。我認為(wei) 我們(men) 還要看當時的皇帝是怎麽(me) 自我認知的，要看皇帝的自我認知和這些學者的自我認知的關(guan) 係是什麽(me) 樣的。

我們(men) 可以把漢代知識分子對秦漢的解釋跟現在比較，但是在比較之前先得弄清楚一個(ge) 問題。這個(ge) 問題就是漢代非主權型政治家或者知識分子的認知和主權型政治家的認知的關(guan) 係。鄧小平對這個(ge) 時代的自我陳述和我們(men) 的認知有什麽(me) 關(guan) 係，也得弄清楚。如果董仲舒和何休對漢代做通三統的認知，而主權型政治家並不把這種認知太當一回事，而是有另一套敘事。這時比較者在通過比較來認知當代主權型政治家時至少要找對比較項。換言之至少有三對比較項，而且序列不能混亂(luan) :當代主權型政治家的自我表述自我感知與(yu) 漢代主權型政治家的自我表述自我感知、當代儒家式知識分子的自我表述自我感知與(yu) 漢代儒家式知識分子的自我表述自我感知、漢代儒家式知識分子漢代主權型政治家的相互表述相互感知與(yu) 當代儒家式知識分子當代主權型政治家的相互表述相互感知。

這幾年我反複強調:我們(men) 看曆史，應該統一曆史中人的自我感知和我們(men) 對他們(men) 的感知。比如說古代的忠君，現在都認為(wei) 是奴才思想，但是在古代，忠君者卻是最具人格魅力和主體(ti) 承擔的。在天高皇帝遠的時代，超越家族與(yu) 地域局限，堅持維護天下秩序，是大擔當者。我們(men) 必須認真對待古代人的自我認知。我們(men) 現在總愛說某個(ge) 時代某個(ge) 社會(hui) 的人感覺幸福，其實是不幸福的;他們(men) 覺得幸福，是因為(wei) 他們(men) 有奴才心理。這種認知是不好的。我們(men) 要學會(hui) 尊重他們(men) 的自我認知，在此基礎上融入自己的認知，我們(men) 才有可能從(cong) 曆史中獲得智慧，才有可能豐(feng) 富我們(men) 的認知。

這也給我們(men) 提出一係列問題:通三統在董仲舒和何休那裏是不是也是一種理想？他們(men) 認不認為(wei) 漢代初步實現了通三統？如果是一種理想，我們(men) 該怎麽(me) 理解這種理想的行動客觀性和政治客觀性？如果他們(men) 認為(wei) 已經初步實現，我們(men) 是怎麽(me) 相信這種認知的？我們(men) 這種相信又具有什麽(me) 樣的行動客觀性和政治客觀性？無論是理想還是初步實現，董仲舒與(yu) 何休們(men) 又是怎樣的人生命運？在這樣的人生命運中他們(men) 又是如何堅守儒家理想，是以什麽(me) 樣的行動態度看待主權型政治家和體(ti) 製？當代儒家式知識分子又該如何處理自己的人生命運、理想命運與(yu) 主權型政治家及體(ti) 製的關(guan) 係？總之，以行動為(wei) 鮮明特征之一的儒門中人，麵對複雜的曆史與(yu) 現實，該確立怎樣的適宜態度？怎樣適宜的態度才能與(yu) 時俱中地推進無止境的儒化事業(ye) ？行動者的態度從(cong) 來是政治的，不可小視。

第四點談麵向未來的問題。我們(men) 為(wei) 什麽(me) 考察毛鄧關(guan) 係？如何考察毛鄧關(guan) 係？無論如何考察，有一點是肯定的，即我們(men) 可以不向後看，但是必須向前看。在這個(ge) 急劇變革的時代，沒有向前看，所有的考察都是空的，除非你的思考並不打算麵對現實。

向前看是觀天下大勢，向後看是明天下之理，看的目的是尋求因應未來的製度，也即式。這便是勢、理、式的關(guan) 係。隻向前看，弄出來的對策和製度，往往不長久，不得不步步被動，此即所謂的危機倒逼改革。隻往後看，對未來幾十年世界可能會(hui) 形成的格局缺乏基本考察和基本意識，弄出來的對策和製度，必是虛得不能再虛的東(dong) 西。我們(men) 討論毛鄧關(guan) 係，討論鄧的改革，必須對未來幾十年世界格局的演變有基本思考，否則根本無法思考毛鄧關(guan) 係和思考鄧的改革，更別說有什麽(me) 真知灼見。

說白了，如果看不出談論者對天下大勢有基本的考察，甚至連基本的意識都沒有，談論者關(guan) 於(yu) 現實和政治的談論，基本上不必看，不必聽。

最後談回歸傳(chuan) 統的問題。曾亦兄比較毛鄧關(guan) 係，強調鄧的改革有回歸傳(chuan) 統的特點。我這給曾亦兄補充點證據。從(cong) 文的形式來看，“共同綱領”“五四憲法”“七五憲法”所有的序言，隻追溯一百多年的革命史，而“八二憲法”序言第一句是說“中國是世界上曆史最悠久的國家之一”。從(cong) 憲法書(shu) 麵層麵看這是一個(ge) 巨大的變化。但是曆史是很複雜的，從(cong) 來既有文的層麵，也有質的層麵。剛才丁耘兄講到毛的革命重建了一種共同體(ti) 生活，而鄧的改革在摧毀共同體(ti) 。大家知道，鄧的改革被人們(men) 定義(yi) 為(wei) 市場化改革。中共十八大則將市場提到決(jue) 定性地位，開始以全麵市場化改革為(wei) 基本特征的全麵深化改革。市場化改革就是把一切的共同體(ti) 摧毀。馬克思《共產(chan) 黨(dang) 宣言》已將這一點講得很清楚，後來的曆史也確實是如此演變的。也許可以進行全麵市場化的改革，但不能自欺欺人，說市場化帶來的物質財富一定有利於(yu) 包括家庭在內(nei) 的共同體(ti) 。所以從(cong) 文的層麵看，“八二憲法”比“共同綱領”“五四憲法”更加接近傳(chuan) 統，而從(cong) 質的層麵看，它更加摧毀傳(chuan) 統賴以為(wei) 優(you) 勢的共同體(ti) 。

在這方麵，黃宗智老師有相應的方法論。他的一些著作就是采用這個(ge) 方法寫(xie) 成的。這個(ge) 方法論就是表達和實踐(實質)。在揭示曆史事物的表達層麵和實踐層麵及這兩(liang) 者的悖離層麵，他是第一流的。但他的方法論也出了點問題，就是過分強調這兩(liang) 者的衝(chong) 突和相互否定，而其實它們(men) 都是真實的和值得肯定的。我們(men) 既要善於(yu) 揭示他們(men) 的悖離，也要善於(yu) 揭示他們(men) 的相濟。悖離與(yu) 相濟共同構成它們(men) 的生成力。這也是我們(men) 必有的態度和努力的方向。當然最關(guan) 鍵的，是揭示之後怎麽(me) 抉擇。

我就講這麽(me) 多，這幾點應該說是高度相關(guan) 的，不可隨意缺失，更不可以專(zhuan) 業(ye) 為(wei) 理由缺失某項或某幾項，除非不想看清楚要討論的問題。它們(men) 不涉實質觀點，僅(jin) 供參考。

慕朵生：謝謝自強兄。陳明老師向來是我們(men) 的重型武器，因為(wei) 他是大陸新儒家領軍(jun) 人物嘛！歡迎陳老師！

【評議之六】回到康有為(wei) （陳明）

陳明先生

陳明：唐文明最後這句話讓我很有些震驚。他這句話很可能意味著儒家政治上真的開始出現分化！也許是樹大分杈吧，看來這幾年儒學真的發展得有點快，變化有點大。我一直認為(wei) 與(yu) 文明的交集和共識比較多，例如對儒教的理解、對自由派的質疑、對左派的批評、對基督教的疑慮等。以前隻是覺得他在一些問題上比較激烈，但那都隻是程度的問題。現在他這麽(me) 一說，可謂大吃一驚。這裏的差異使得先前的那些交集和共識變得無足重輕了。也許他的話有另外的背景，我的理解存在偏頗吧。這是今天說的第一點。

其實，我本來想講講方法的問題。

我覺得，從(cong) 儒家立場或角度來看30年的變遷或近代以來的變遷，是不是應該或可以套用某個(ge) 特定學派作為(wei) 視角？我覺得是大可懷疑至少是非常危險的。對於(yu) 社會(hui) 發展，作為(wei) 方法論和價(jia) 值觀的儒家應該也必須表現出某種共同的和基本的屬性，而具體(ti) 的學術主張或分析框架在這裏卻是並不重要甚至要注意忽略的，因為(wei) 它們(men) 本身與(yu) 所處理的問題往往根本就不在同一層麵上。某種意義(yi) 上可以說，儒家的立場就是孔子的立場，孔子的視角就是儒家的視角。再去細分什麽(me) 荀子、孟子、朱子是沒什麽(me) 意義(yi) 的，反而有可能陷入以管窺豹以蠡測海的窘境，費力不討好自討苦吃。公羊學是有一套原則方法和概念，但問題和意義(yi) 主要跟漢代的問題及其條件聯係在一起。到康有為(wei) 這裏，我覺得已經主要是一種修辭，一作為(wei) 種裝新酒的舊瓶子在用了。

今天的政治分析、批評和建構，首先還是應該從(cong) 麵對的現實問題出發，根據儒家基本的價(jia) 值，審時度勢來建構基本的參照框架。所謂體(ti) 天製度，順時立教就是這個(ge) 意思。這既是堅持原則，也是實事求是與(yu) 時偕行——儒家政治哲學甚至儒學本身都是在這樣一種常與(yu) 變的動態平衡中發展生長的。蔣慶也是從(cong) 公羊學講儒家政治哲學，公羊學講製度，這是好的。但我認為(wei) 根本上講還是應該把《尚書(shu) 》、《論語》、《大學》裏的思想論述當作主體(ti) 和主流，因為(wei) 那裏有基本的精神和原則。製度是應時而作的，價(jia) 值基礎才相對穩定不變。這裏有個(ge) 本末體(ti) 用，不能顛倒錯置以至於(yu) 膠柱鼓瑟把事情庸俗化。剛才張旭用太祖、定國公這樣一些名號來套來解毛、鄧，就有這種嫌疑和危險。

我認為(wei) 重要的是從(cong) 近代曆史的脈絡和問題即救亡語境裏來理解毛、鄧及其所領導的黨(dang) 和事業(ye) 。隻有這樣才能對這個(ge) 政治集團的一切，它的輝煌與(yu) 黑暗、錯誤到調整等等等等做出合理的解釋和說明。這是一種曆史的態度。用自由主義(yi) 或馬列主義(yi) 都不得要領，顧此失彼最終不可收拾。這些這裏無法展開。單說毛、鄧實際是不夠的，必須引入習(xi) 大大才構成一個(ge) 整體(ti) 性的序列，才可以既見樹木又見森林。

在這個(ge) 序列裏，起點不是什麽(me) 先進生產(chan) 力的代表工人階級、也不是什麽(me) 契約論的基礎孤獨個(ge) 體(ti) ，而是毛所生活的情境，是亡國滅種的近代危機。因此就有了救亡圖存的普遍意識或共識，就有了共產(chan) 黨(dang)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馬克思列寧主義(yi) 是作為(wei) 工具漂洋過海過來的。如果這裏還不是很明確的話，那麽(me) “隻有社會(hui) 主義(yi) 能夠救中國”就把這種工具性講得再清楚不過了。這是既非常正常，也絕對正當。以此為(wei) 起點，講什麽(me) 都錯不到哪裏去。而從(cong) 五四講起——這是主流話語的邏輯起點，則到最後肯定講不通，甚至會(hui) 滑到邪路和老路上去，因為(wei) 它本身作為(wei) 近代危機的一種產(chan) 物一個(ge) 現象，卻因為(wei) 形成了一套套理論話語，不僅(jin) 把救亡這個(ge) 生存的問題轉換成了民主科學的引進這個(ge) 價(jia) 值更新的問題，而且借助這套話語係統把近代的曆史事實與(yu) 國人的生活經驗給扭曲改變了，這套巫術化的曆史-世界圖景使人深陷其中難以自拔。就是在這樣一套話語裏，啟蒙、民主、科學以及前麵提到的社會(hui) 主義(yi) 等等這些工具性的東(dong) 西突然間就一躍而變成為(wei) 了目的性的東(dong) 西！這都是五四惹的禍。

回到儒家，現代新儒家基本都是在五四或後五四、反五四的語境與(yu) 心態裏工作。他們(men) 的工作就是在預設西方價(jia) 值的正當性的前提下，通過把自己說成跟人家一樣或跟人家不同來維護或論證儒家文化的知識正當性和價(jia) 值正當性。這當然是有意義(yi) 的，無論在知識學價(jia) 值論還是社會(hui) 文化作用上都是。但是，也不能不指出，一種文化的知識和價(jia) 值的正當性無論在曆史還是現實的層麵或角度講，它的正當性都是也隻能是經由使用這一符號係統的族群和社會(hui) 的生活經驗和狀態來得到闡發與(yu) 證明，就像“水懷珠而川媚，石韞玉而山輝”這句話所暗示的一樣。所以，儒家生命力——我更願意使用這個(ge) 詞——的證明更關(guan) 鍵的是麵向生活世界，在應對解決(jue) 生活、生命存在的問題時綻放光彩，就像它在漢代曾經做到過的那樣。

康有為(wei) 就是處在那樣一個(ge) 曆史情境之中，就有那樣的問題意識和政治抱負。如果說董仲舒麵對的問題是如何將由軍(jun) 事征服形成的帝國通過製度建設和文化建設整合為(wei) 一個(ge) 有機的政治實體(ti) ，那麽(me) 康有為(wei) 則是如何在內(nei) 憂外患政治軍(jun) 事和經濟實力難以為(wei) 繼的晚清危機中提出新的製度方案和文化方案以維持這個(ge) 古老帝國的基本格局並在新的世界史環境中存活下來；君主立憲和儒教國教化正是這兩(liang) 個(ge) 方案的中心主旨和關(guan) 鍵詞。那些批評這兩(liang) 個(ge) 主張的人，不知他們(men) 對這兩(liang) 個(ge) 問題是否也有所意識？不知他們(men) 是否也曾提出過什麽(me) 相對更好的方案出來沒有？

我最近在提“回到康有為(wei) ”，是因為(wei) 國家建構和國族建構這兩(liang) 個(ge) 被康有為(wei) 敏銳把握的近代史主題在今天仍然是一項尚未完成的任務，是因為(wei) 在這個(ge) 問題上還存在左的和右的意識形態大聲鼓噪，是因為(wei) 儒門內(nei) 部對這個(ge) 問題還遠沒有形成清晰的共識，沒有對儒門的責任、地位和意義(yi) 達成理性自覺的把握，愚者不及而智者又常常太超過——過猶不及啊。

回到康有為(wei) 問題，還因為(wei) 事實上近代中國人的仁人誌士實際都是在這一主題下集結，實業(ye) 救國、科學救國、教育救國甚至宗教救國以及諸如此類的主張紛紛出現就是證明。毛、鄧顯然不會(hui) 例外。但是，當這樣一種意願一種意誌、一種訴求，在五四的大潮中與(yu) 十月革命的炮聲相遇，共產(chan) 黨(dang) 就產(chan) 生了，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共產(chan) 主義(yi) 目標就確立了。在政黨(dang) 鬥爭(zheng) 的進程中，這些目標作為(wei) 話語、作為(wei) 旗幟漸漸覆蓋湮滅了當年如此選擇的初衷。工具成為(wei) 目的，這是一種異化或迷失。它的結果就是無產(chan) 階級專(zhuan) 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運動，就是國民經濟陷入崩潰邊緣的民生浩劫。

鄧意識到了烏(wu) 托邦的欺騙性，用初階階段理論將其懸擱，並深情地宣布自己是“中國人民的兒(er) 子”。這顯然是一種覺悟，是對救中國這一初衷的回歸。這不僅(jin) 可以解釋82憲法中對五千年傳(chuan) 統的重拾，可以解釋黨(dang) 章中對中華民族先鋒隊的補充，後來三個(ge) 代表理論的提出、和諧社會(hui) 的提出都在這修正後的中軸線上。對於(yu) 執政黨(dang) 來說，對外開放的戰略、經濟發展的成就都隻能說是這一回歸和覺悟的副產(chan) 品。

鄧為(wei) 什麽(me) 要說摸著石頭過河？因為(wei) 沒有橋沒有航標，就是說沒有理論指導？為(wei) 什麽(me) 沒有？馬恩列斯毛的著作不好使，再回首已是百年身！自由派希望按照啟蒙思路想像鄧，理解不了為(wei) 什麽(me) 鄧說既要反左又要反右。這實際不是什麽(me) 思想問題、價(jia) 值問題，而是國家民族的生存問題。左要崩潰，右要解體(ti) 。中華民族的偉(wei) 大複興(xing) 這個(ge) 目標是實質性的，它決(jue) 定了不可能是抽象正義(yi) 主導程序正義(yi) 決(jue) 定。這不是實用主義(yi) ，這是曆史主義(yi) ，是反烏(wu) 托邦主義(yi) ，都是屬於(yu) 救亡的。但是在這個(ge) 過程中他們(men) 生活在五四這樣的一個(ge) 時代，受到五四的影響。它把五四當做一個(ge) 最重要的工具，隻有社會(hui) 主義(yi) 能夠救中國，這就是他們(men) 真正的可盡的共產(chan) 黨(dang) 人都是這種思維，他們(men) 不是什麽(me) 理想，他不是為(wei) 共產(chan) 主義(yi) 理想他是為(wei) 了民主的一個(ge) 承擔，他是一個(ge) 更基礎的東(dong) 西。

如果說鄧小平的回歸和覺悟是基於(yu) 經驗的直覺，因而否定性成為(wei) 主要特征——初級階段理論本質上就是一種否定性理論，那麽(me) 到習(xi) 近平提出中國夢就已經是一種正麵的肯定的理論了，因為(wei) 它不是指向一個(ge) 否定的對象，而是指向一個(ge) 肯定的目標，即中華民族的偉(wei) 大複興(xing) 。關(guan) 於(yu) 中國夢可以從(cong) “超左右”、“通三統”和“新黨(dang) 國”三個(ge) 層次進行分析，這裏就不展開了。可以歸結的一點就是它是從(cong) 近代史的救亡語境出發的，是從(cong) 國家民族的內(nei) 在需求出發的，是從(cong) 作為(wei) 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這個(ge) 黨(dang) 的自我體(ti) 認出發的。這可以說是執政黨(dang) 真正走向成熟的標誌。對命途多舛的中華民族來說，這是一個(ge) 等待已久的結果，一個(ge) 值得努力的方向。

對於(yu) 儒者來說應該推動這一轉變。左派的問題主要是堅持國際共運路線，堅持所謂無產(chan) 階級敘事。這雖然對資本主義(yi) 、帝國主義(yi) 有提醒意義(yi) ，在為(wei) 紅色中國辯護時，也涉及到了建國的問題、涉及到了秩序的問題，拓寬了思考維度，具有理論貢獻，表現了一定曆史意識，但它本身作為(wei) 建設的理論是沒有前途的。右派關(guan) 心個(ge) 人的自由權利、關(guan) 心製度的正義(yi) 性，這當然有價(jia) 值。但它們(men) 的實現必然表現為(wei) 一個(ge) 曆史的過程，隻能在一個(ge) 獨立的政治共同體(ti) 即國家的基礎上才能實現。自由首先是民族的自由，免於(yu) 異族征服。救亡就是要解決(jue) 這個(ge) 問題。康有為(wei) 的矛盾性就表現在既要維持清帝國的版圖疆域，又要落實現代的製度安排，在二者之間尋找平衡點。這實際也是今天仍然需要尋找的東(dong) 西。這種關(guan) 注從(cong) 價(jia) 值到方法都是儒家式的。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就是因為(wei) 那兩(liang) 種方案很難同時兼顧二者。左派右派都可以從(cong) 康有為(wei) 身上找打自己想要的東(dong) 西，但實際執兩(liang) 用中才是真康黨(dang) 。從(cong) 問題出發，比從(cong) 一些概念話語出發更重要。這是理解康的關(guan) 鍵，也是我提出回到康有為(wei) 對的原因。

慕朵生：感謝陳老師的發言。我終於(yu) 長籲了一口氣，因為(wei) 如果不是陳老師一番帶有火藥味的發言，尤其是針對文明君的發言，我覺得這次會(hui) 講快要變成支部大會(hui) 了。時間已經很緊張了，因為(wei) 三位上海來的仁兄長途奔波，直接來到會(hui) 場演講，非常疲勞，而且待會(hui) 還要處理其他事情。如果大家有什麽(me) 問題，可以加伟德线上平台的微信進行提問，我保證各位學者都會(hui) 予以回應。下麵，請曾亦君做個(ge) 總結陳詞吧！

【回應】儒家要包容社會(hui) 主義(yi) ，但也要意識到根本差異（曾亦）

曾亦：剛才大家講了這麽(me) 多，許多講得很好，有的沒大聽清楚。下麵，我就最能觸動我的話題講幾句吧。

前麵唐文明講儒家對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的認同，我的感覺與(yu) 陳明一樣，感到非常震驚。儒家要包容社會(hui) 主義(yi) ，這是沒問題的，但是，如果沒有意識到儒家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的差異，尤其忽視了其中那些根本性的不同，對於(yu) 儒家來說，這是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的。否則，儒家現在複興(xing) ，必要性在哪裏呢？我記得文明兄對左派的平等思想比較認同，不知文明是否在這個(ge) 意義(yi) 上肯定社會(hui) 主義(yi) 理念。因為(wei) 丁耘兄很喜歡平等，甚至不惜去擁抱佛教。但對儒家來說，平等應該是有邊界的。就是說，某些情況下可以講平等，但還有很多方麵是不能講的，譬如，父子之間，以及團體(ti) 、國家與(yu) 個(ge) 人之間，就不能講平等，否則，可是要出大禍的。左派講平等，其實是講過頭了，結果經濟上導致平均主義(yi) ，政治上導致大鳴大放，最終的後果就是“文革”，對此，左派必須要進行深刻反思。

前麵丁耘、郭曉東(dong) 、肖自強都講到公羊家的“通三統”，我最欣賞郭曉東(dong) 的講法，就是說，當儒家讚同新朝改製時，卻同時強調不同製度背後那個(ge) 不變的東(dong) 西，這就是“道”。我們(men) 強調這層內(nei) 涵，非常有現實意義(yi) ，隻有這樣，我們(men) 才能理解習(xi) 總對“去中國化”的批評，以及回歸五千年中華文明傳(chuan) 統的呼籲。漢人講“複古更化”，不外就是這個(ge) 意思。我覺得，左派還是要“與(yu) 時俱進”一些，不能老是死抱著空洞的理想不放，要真正理解我們(men) 這個(ge) 時代的現實和需要，抱殘守缺可不行。

丁耘對儒家誤解甚多。至少就我來說，我並不打算“拆毛房”。現在的問題，已不再是要準確地理解毛主義(yi) ，更不是要恢複毛主義(yi) 本來麵目，對儒家來說，必須在自身中安頓好革命“前三十年”和改革“後三十年”。丁耘兄大可放心！幹春鬆有篇采訪，叫《儒家不是還鄉(xiang) 團》，想必也是安慰左派的。在我看來，隻有如陳明兄說的“回到康有為(wei) ”，才能真正實現“通三統”，把左、中、右三者的關(guan) 係安頓好。

壁生前麵批評我不該區分道、學、政三統，其實我有個(ge) 考慮，就是無論孫中山、毛澤東(dong) ，都隻有政統，都是想到西方去尋求其政治合法性，卻無學統與(yu) 道統。但是，康有為(wei) 作為(wei) 晚清今文學代表人物，又主張國教，推崇孔子為(wei) 拯救世界之“大醫王”，可以說，康有為(wei) 思想是包括道、學、政這三統的，其深度和廣度，遠非後來的思想家可比。

肖自強是湖南人，跟我算是老鄉(xiang) 了，不過，他的話聽來卻頗費力，不大懂。我就簡單回應一下。他裏麵講到共同體(ti) 的問題，認為(wei) 毛澤東(dong) 建立了人民公社這個(ge) 共同體(ti) ，而鄧小平的改革卻把這個(ge) 共同體(ti) 拆了，這大概算是丁耘憂心的“拆毛房”問題。自強這麽(me) 說，大概忘了我黨(dang) 不少革命史，因為(wei) 從(cong) 江西土改開始，就把宗族這個(ge) 房子拆了，後來覺得不妥，才搞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不過，同時又把家庭這個(ge) 房子拆了。鄧雖然拆了人民公社，卻重建了家庭這個(ge) 房子，這多少讓儒家在今天還有家庭這個(ge) 最低限度的棲身之地。我們(men) 現在都還能認可“孝道”，這表明家庭這個(ge) 房子還是在那裏的。

當然，我知道，即便我這麽(me) 解釋了，左派也不大滿意。因為(wei) 他們(men) 還想把毛主義(yi) 拔得更高些，即想要在毛主義(yi) 下麵來講鄧、習(xi) 思想，甚至來安頓儒家。這基本上算是癡心夢想了。一般來說，太祖有功，肯定其建國就夠了，是不可能傳(chuan) 之久遠的；太宗則有德，真正確立本朝道路的隻能是鄧小平。我們(men) 看看古代，如漢、魏、晉、明、清等朝的太宗，都諡為(wei) “文”，這與(yu) 公羊家講孔子是“文王”，意思是一樣的，即都是作為(wei) 創製立法之主。按照儒家的諡法，以後可以不用提毛主義(yi) 了。因此，鄧小平為(wei) 本朝太宗，就在於(yu) 開創了“中國道路”，其後，江、胡、習(xi) 都是“中國道路”的繼任者。我就回應這麽(me) 多。

唐文明：我澄清一下，我說堅持社會(hui) 主義(yi) 不是要向政府的立場靠攏，而是說，按照儒家的義(yi) 理，應當堅持社會(hui) 主義(yi) 而對資本主義(yi) 有所批評。雖然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新儒家有很多問題，但是我們(men) 知道，他們(men) 都讚成某種版本的社會(hui) 主義(yi) ，這基本上是一個(ge) 共識性的看法。

曾亦：如果太講社會(hui) 主義(yi) ，就不大能容納自由主義(yi) 的內(nei) 容了。現在看來，隻有儒家才真正能包容左、中、中三派思想。

唐文明：從(cong) 儒家義(yi) 理來說，社會(hui) 主義(yi) 其實與(yu) 孝悌的原則有關(guan) 。我寫(xie) 了一篇文章，即將發表在《讀書(shu) 》第10期上，在其中我提出一個(ge) 倫(lun) 理社會(hui) 主義(yi) 的主張，大家可以參考。

慕朵生：好，今天的會(hui) 講就到這裏。剛才，曾亦君做了一個(ge) 精彩的講座，各位評議人進行了評論。我注意到，剛才有幾位學者都對出現新的漢武帝進行撥亂(luan) 反正和複古更化抱有很大的期待。我想，這是曆史的呼聲。但是，這次會(hui) 講提出的問題要比解決(jue) 的問題多，這正是會(hui) 講的意義(yi) 所在，既打開思維空間和問題視界，同時發出儒家對公共問題的聲音，以期達到“雖不與(yu) 政，是亦為(wei) 政”的目的。

再次感謝曾亦君和各位評議人，感謝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的大力支持！下一講，我們(men) 將請陳明老師主講“儒教、國族構建與(yu) 國家認同”。歡迎各位學者和同學繼續參與(yu) 和支持。

（備注：2014年9月26日首發於(yu) 新浪曆史，主辦者授權任何媒體(ti) 網站均可轉發。）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