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yu) 施特勞斯

——東(dong) 方與(yu) 西方的一場新對話

作者：王濤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

時間：甲午年九月初一

          西曆2014年9月24日

 “你們(men) 為(wei) 什麽(me) 會(hui) 對列奧·施特勞斯感興(xing) 趣？”哈佛大學政府係哈維·曼斯菲爾德（Harvey Mansfield）教授在2008年訪問上海與(yu) 我首次見麵時，提出這個(ge) 問題。當時，我費力地運用生硬英語來回答這一問題，但我的回答既未讓他解惑，也沒有讓我自己感到滿意。在曼斯菲爾德教授訪問後不久，伊萬(wan) ·奧斯諾斯（Even Osnos）（《紐約客》雜誌常駐北京專(zhuan) 欄作家），記錄了曼斯菲爾德教授的行程，並在《憤青》（“Angry Youth”，New Yorker，July 28，2008）一文中對這個(ge) 問題提供了他自己的解釋。不過，他把中國的民族主義(yi) 與(yu) 施特勞斯的影響聯係起來，而在我看來，他的做法非常具有誤導性。從(cong) 那時起，時刻縈繞於(yu) 我腦海的一件事情就是對曼斯菲爾德提出的問題做些回應。在2010年我去哈佛大學研究美國建國問題時，看到美國媒體(ti) 對所謂的中國崛起上普遍具有強烈的關(guan) 切與(yu) 憂慮，而施特勞斯對某些中國學者的影響也在此背景下遭遇質疑。馬克·裏拉（Mark Lilla）的文章--《在北京閱讀施特勞斯》（“Reading Strauss in Beijing”，December 30，2010）--就是一例。盡管他試圖保持克製，以避免對那些據說受到施特勞斯影響的學者與(yu) 學生的意圖做出草率判斷，但他對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的刻意強調，以及對所觀察現象的不準確解釋，似乎為(wei) 人們(men) 提供了更多理由來擔心施特勞斯在中國的影響。那麽(me) ，施特勞斯在中國究竟是如何被接受的？哪些人受到了施特勞斯的影響？他的影響體(ti) 現在哪些方麵？關(guan) 於(yu) 這些問題，我認為(wei) ，由國人自己來做出解釋是非常有必要。在本文中，我將為(wei) 這些問題提供盡可能豐(feng) 富的信息。

一

總體(ti) 上看，盡管中國學者對施特勞斯的智識興(xing) 趣直到1990年代末期才出現，但其實在1980年代就已經有對施特勞斯著作的簡介和翻譯。例如，在1985年出版的《現代政治思想：關(guan) 於(yu) 領域、價(jia) 值和趨向的問題》（［美］古爾德，楊淮生譯，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1985年）一書(shu) 中，人們(men) 就可以找到施特勞斯的文章--“什麽(me) 是政治哲學？”。但是，當時大多數中國學者沉浸於(yu) 來自歐美的各種“主義(yi) ”、方法和術語之中，他們(men) 花了比較長的時間才注意到施特勞斯的重要性。在1980年代，在與(yu) 西方思想發展趨勢與(yu) 變遷的聯係中斷多年後，中國學者企圖重新回到歐洲啟蒙運動，以重建他們(men) 對現代性的信念和對現代中國的想象。在卸去官方馬克思主義(yi) 理論的束縛過程中，他們(men) 在康德思想中發現了主體(ti) 性的概念。然而，在他們(men) 徘徊於(yu) 康德思想和新康德主義(yi) 之時，海德格爾（笛卡爾主體(ti) 性概念的批判者）又被引入中國。進而，“此在”取代了“主體(ti) 性”，一度成為(wei) 1990年代的熱門話題。海德格爾使中國學者把西方哲學置入西方形而上學傳(chuan) 統之中重新加以思考，進而讓他們(men) 意識到了這一形而上學傳(chuan) 統與(yu) 西方文明危機之間的聯係。盡管中國學者並沒有從(cong) 海德格爾返回前蘇格拉底哲學的嚐試之中得到最終答案，但是他們(men) 從(cong) 海德格爾那裏深刻地領悟了西方形而上學傳(chuan) 統之中的內(nei) 在問題（在今日表現為(wei) 技術問題或理性控製問題）。在這一時期，有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與(yu) 學生到歐美留學或從(cong) 事研究。作為(wei) 這一新近出國運動的結果，在西方出現的大多數“主義(yi) ”、爭(zheng) 論和事件很快被介紹到中國學術界，進而引起新一輪的討論。中國學者曾閱讀並研究了韋伯社會(hui) 學、法蘭(lan) 克福學派、分析哲學、結構主義(yi) 、結構主義(yi) 、釋義(yi) 學、羅爾斯自由主義(yi) 、社群主義(yi) 等等。然而，他們(men) 從(cong) 西方聽到的最重要、最令人震驚的消息是：“上帝死了”、“人類理性死了”。但是，這個(ge) 消息並沒有阻攔住中國學者對西方哲學的熱情。當從(cong) 西方引入的“主義(yi) ”很快地成為(wei) 中國大學哲學院係與(yu) 教室的日常內(nei) 容之時，伴隨這些“主義(yi) ”之中國門徒增多的是，中國學者探究人類社會(hui) 根本問題、考察中國人基本生存處境的能力卻在逐漸衰退。中國學者對施特勞斯思想的興(xing) 趣正是在這一背景中出現。

最初，施特勞斯的著作被引介入中國，僅(jin) 僅(jin) 是出於(yu) 對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一般興(xing) 趣。因為(wei) ，自19世紀以來，作為(wei) 一個(ge) 古老文明的中國必須要回應來自現代世界的挑戰，西方思想的引介及其相關(guan) 研究，已經成為(wei) 這一回應以及使中國現代化的努力之中的不可缺少部分。在1980年代相對寬容自由的氛圍中，為(wei) 引入與(yu) 研究西方思想所需的翻譯活動再度興(xing) 起。如果人們(men) 在這一曆史情境中考察施特勞斯在中國的引介，可以發現施特勞斯著作的漢譯，僅(jin) 僅(jin) 屬於(yu) 西方學術著作翻譯的一般性工作，起初並不是由對施特勞斯思想中特定主題的關(guan) 注所引發的。大多數譯者或編者隻是把施特勞斯的著作當作諸多重要學術研究中的一種而已。例如，《政治哲學史》中譯本出版於(yu) 1993年，隨後與(yu) 喬(qiao) 治·薩拜因《政治學說史》中譯本一起被作為(wei) 政治學專(zhuan) 業(ye) 學生的一般性參考讀物。在一些大學，《政治哲學史》甚至被列入研究生入學考試必讀參考書(shu) 目。同時，最早收入施特勞斯及其弟子著作的學術係列是譯林出版社的“人文與(yu) 社會(hui) 譯叢(cong) ”，其中有施特勞斯的《霍布斯的政治哲學》、曼斯菲爾德的《馴化君主》、阿蘭(lan) ·布魯姆的《美國心靈的閉鎖》等書(shu) 。有趣的是，這套叢(cong) 書(shu) 同時還收入以賽亞(ya) ·柏林以及其他自由主義(yi) 思想者的著作。相似的，其他施特勞斯學派人士的著作也是出版在一般性叢(cong) 書(shu) 中。例如，內(nei) 森·塔克夫（Nathan Tarcov）的《洛克為(wei) 了自由的教育》，斯坦利·羅森（Stanley Rosen）的《啟蒙麵具》等。對施特勞斯的智識興(xing) 趣，並沒有緊隨施特勞斯著作漢譯的出現而到來。

二

比較早地深入研究施特勞斯，並使讀者了解施特勞斯思想的重要性及其與(yu) 中國思想相關(guan) 性的是劉小楓。自1980年代起，劉小楓就一直活躍於(yu) 中國人文學術界的前沿。他出生於(yu) 1950年代末期，成長於(yu) 文化大革命之中，於(yu) 1980年代進入大學。這一代人親(qin) 身經曆了過去幾十年中國社會(hui) 劇烈變化，從(cong) 而在思想探求受到他們(men) 在中國社會(hui) 劇烈變化中豐(feng) 富個(ge) 人經曆的刺激。盡管他早期的研究領域主要是德國哲學，但是他關(guan) 切的問題卻極為(wei) 廣泛。根據按照他自己的說法，他接觸施特勞斯的思想，並不是直接通過閱讀施特勞斯的著作，而是通過邁爾（Heinrich Meier）的施密特研究。裏拉說，他從(cong) 一位記者那裏得知，施特勞斯與(yu) 施密特在中國處在思想爭(zheng) 論的中心。他的說法顯然是錯誤的。劉小楓表明，在他研究施密特時，邁爾的施密特研究幫助他揭示了施密特思想的神學基礎，而且展示出施特勞斯對施密特批判的深刻性。通過施特勞斯的批判，劉小楓開始注意到施特勞斯從(cong) 虛無主義(yi) 中拯救現代理性主義(yi) 的努力。由此來看，施密特僅(jin) 僅(jin) 是他研究自由主義(yi) 的一個(ge) 階段。施密特的意義(yi) 在於(yu) ，他對自由主義(yi) 的批判使劉小楓意識到自由主義(yi) 的純形式主義(yi) 以及凱爾森（Hans Kelsen）法律實證主義(yi) 之中的缺陷。在研究施特勞斯一段時間後，劉小楓寫(xie) 下一些介紹施特勞斯的文章，例如《刺蝟的溫順》、《施特勞斯的路標》和《尼采的微言大義(yi) 》等。《尼采的微言大義(yi) 》是他把從(cong) 施特勞斯那裏學到的東(dong) 西，運用於(yu) 解釋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這些文章產(chan) 生了廣泛影響，促使不少青年學者開始關(guan) 注施特勞斯。除了一如既往的思想史研究，劉小楓近年來把精力集中於(yu) 推動古典研究（中西經典）和通識教育。他主編了係列叢(cong) 書(shu) 《經典與(yu) 解釋》，以此推動對西方思想和中國思想的重新思考。從(cong) 書(shu) 中的一部分是西學漢譯、中國經典舊輯重刊，另外還有一部分是國內(nei) 學者所作的原創性研究。為(wei) 了給投身於(yu) 古典學研究的青年學者提供一個(ge) 學術平台，劉小楓還創辦了《古典研究》雜誌。該雜誌並不限製古典研究的學派與(yu) 方法，但它鼓勵從(cong) 政治哲學角度詮釋經典文本的研究。與(yu) 此同時，他還邀請伯格（Ronna Burger）、戴維斯（Michael Davis）、曼斯菲爾德和其他歐美學者加入榮譽編委。目前，該期刊已漸漸在國內(nei) 古典學研究領域中得到重視。由於(yu) 他的努力，經典文本的研讀已經在中國人民大學的通識教育課程中取得重要地位。總體(ti) 而言，施特勞斯啟發劉小楓的地方是，施特勞斯對現代哲學的批判以及對古典傳(chuan) 統的重視。正如他自己所言，中國學者與(yu) 施特勞斯的相遇在某種意義(yi) 上是古典心性的相逢。

甘陽同樣為(wei) 讀者了解施特勞斯及其學派做了過努力。他與(yu) 劉小楓同屬一代人。當劉小楓在瑞士巴塞爾大學求學時，甘陽在芝加哥大學社會(hui) 思想委員會(hui) 跟席爾斯（Edward Shills）和弗雷（Francois Furet）學習(xi) 。盡管甘陽和劉小楓是好友，但他們(men) 對施特勞斯的興(xing) 趣以及在引介施特勞斯上做出的工作，卻是偶然的。甘陽為(wei) 施特勞斯的《自然權利與(yu) 曆史》中譯本寫(xie) 下一長篇序言，後來這篇序言作為(wei) 一部獨立的小冊(ce) 子（《政治哲人施特勞斯》）出版。與(yu) 劉小楓在德國思想傳(chuan) 統中關(guan) 注施特勞斯相反，甘陽不但全麵地分析了施特勞斯的思想及其著述，而且還介紹了施特勞斯學派和美國的新保守主義(yi) 運動。他以簡潔語言展示出施特勞斯及其弟子的獨特性，以至於(yu) 不少青年學者很快被施特勞斯及其弟子的著作所吸引。或許是甘陽本人的學術影響力，曾一度有許多青年學生閱讀施特勞斯以及施特勞斯學派門人的著作。但是，對這一趨向乃至施特勞斯本人的反對很快出現。例如，一些自由主義(yi) 學者因為(wei) 甘陽和劉小楓在引介施特勞斯上對青年人的巨大影響而批評他們(men) 二人。其中一些學者甚至組織翻譯與(yu) 出版了德魯裏（Shadia Drury）批判施特勞斯的著作，希望以此抗衡施特勞斯的影響。至於(yu) 引介施特勞斯所產(chan) 生的爭(zheng) 論，這並不是甘劉二人的問題。因為(wei) ，在美國，主流學界與(yu) 施特勞斯學派之間存在著相似的緊張關(guan) 係。在某種程度上，主要是因為(wei) 施特勞斯的思想以及經由他而複興(xing) 的古典政治哲學，質疑並動搖了現代學術的基礎。近兩(liang) 三年來，青年學者和學生對施特勞斯的熱情已經自然地消退。或許，此時才是冷靜地閱讀和評價(jia) 施特勞斯的良好契機。在《自然權利與(yu) 曆史》的中文版序言之後，甘陽似乎再沒有直接寫(xie) 作有關(guan) 施特勞斯的文章。但是，人們(men) 可以感受到施特勞斯思想對甘陽的深刻影響。同劉小楓相比，甘陽更為(wei) 積極地介入思想爭(zheng) 論。他發起和參與(yu) 過有關(guan) 中國改革道路、北京大學改革、自由主義(yi) 以及通識教育等若幹討論。近年來，與(yu) 劉小楓相似，甘陽也一直在積極努力推動通識教育，並產(chan) 生了較大的影響。

一些國內(nei) 學者對施特勞斯著作容易產(chan) 生興(xing) 趣的一個(ge) 原因是，在閱讀施特勞斯的著作之前，他們(men) 就已經對古代中國與(yu) 現代西方、進而古代人與(yu) 現代人之間的衝(chong) 突有著明確、清晰的意識與(yu) 感受。比劉小楓、甘陽更加年青一代的學者，就表現出這一特征。他們(men) 之中的一些人，不但對國學有深厚修養(yang) ，而且對西方思想有深入研究。而且，他們(men) 大都在本科或研究生階段就以讀書(shu) 組形式閱讀中西經典著作。重新思考古代中國思想，加深對西方思想的理解，是他們(men) 的共同關(guan) 懷。盡管在某種程度上，他們(men) 對施特勞斯的認識受到劉小楓、甘陽的影響，而且不曾直接就施特勞斯的思想進行撰述，但是他們(men) 大都把從(cong) 施特勞斯得到的啟發帶入學術研究和對中國文明及其現代性問題的反思中。奧斯諾斯在《憤青》提到的青年教授丁耘，就是其中一位。丁耘任教於(yu) 複旦大學哲學學院，他翻譯過施特勞斯的《德國虛無主義(yi) 》、《現代性的三次浪潮》等文章，並寫(xie) 過有關(guan) 柏拉圖《會(hui) 飲篇》的長文 “哲學與(yu) 神學的政治對照”，以及借助海德格爾探究中西思想本源的“是與(yu) 易”。他的研究領域是現象學，但是他對希臘哲學、儒學和佛學均有深入研究。曾有人認為(wei) ，他的廣博學問與(yu) 精深思考使得他能夠為(wei) 中西思想的對觀、交會(hui) 準備條件。在北京大學，曾經有過一些來自不同學術背景的青年學者組成的讀書(shu) 小組。裏拉《在北京閱讀施特勞斯》一文提及的羅馬佚事中的李猛，就曾經是這個(ge) 讀書(shu) 組的成員。李猛現任教於(yu) 北京大學哲學係，主講亞(ya) 裏士多德和萊布尼茨。

除了國內(nei) 學者自己接近施特勞斯，施特勞斯學派中美國學者也以某種方式把施特勞斯的治學方法與(yu) 思路傳(chuan) 遞給中國學生，曼斯菲爾德就是其中之一。在哈佛大學，曼斯菲爾德的思想睿智與(yu) 慷慨吸引了很多青年學者。在他的課堂上，人們(men) 總是可以找到中國學生。據我所知，沒有中國學生正式地跟從(cong) 曼斯菲爾德在政府係學習(xi) ，但是來自其他院係的一些中國學生邀請他作為(wei) 博士論文委員會(hui) 的成員。例如，吳飛在哈佛大學留學時曾經跟曼斯菲爾德教授學習(xi) 過。同在哈佛大學求學的林國華也經常旁聽曼斯菲爾德教授的課程。他們(men) 針對古今之爭(zheng) 、自由主義(yi) 等主題對曼斯菲爾德教授所作的兩(liang) 次訪談早在2001年前後就已中文發表。曼斯菲爾德的《馴化君主》、《男性氣概》、《馬基雅維利新的秩序與(yu) 模式》、《馬基雅維利的德性》和其他一些論文已經或將被翻譯成中文出版。曼斯菲爾德對馬基雅維利、執行權、間接政府、理性控製以及自由主義(yi) 的研究，都引起了國內(nei) 一些政治理論學者的興(xing) 趣和關(guan) 注。此外，還其他一些施特勞斯學派學者教授過中國學生，例如邁爾、羅森和塔科夫等。

三

至於(yu) 施特勞斯對那些中國學者產(chan) 生的影響，我認為(wei) 主要有三個(ge) 方麵。首先，施特勞斯對西方傳(chuan) 統中啟示與(yu) 理性衝(chong) 突的闡釋，讓他們(men) 認識到現代理性主義(yi) 的內(nei) 在問題。其次，施特勞斯對古今之爭(zheng) 的強調，展示出現代理性主義(yi) 之起源與(yu) 哲學從(cong) 沉思向行動之轉向之間的關(guan) 聯，為(wei) 他們(men) 提供了重新理解現代性的新視角。經過為(wei) 現代化奮鬥百餘(yu) 年的痛苦掙紮，今日中國已經成為(wei) 現代世界的一個(ge) 部分，而且全球化進程牢牢地把中國與(yu) 西方世界捆綁在一起。因而，對現代性的反思，已經成為(wei) 思考現代中國發展道路不可缺少的部分，因為(wei) 現代中國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而且仍將繼續把西方現代性作為(wei) 自己的參考案例。特別是，施特勞斯對古代自然正當的複興(xing) ，促使中國學者返回考察他們(men) 在近代以來針對古代中國思想所形成的態度。最後，施特勞斯對哲學與(yu) 政治關(guan) 係的解釋，使中國學者理解了哲學與(yu) 政治間不可避免的衝(chong) 突，把握到超越政治的哲學沉思生活的重要性。經由這些啟示，一些中國學者得以克服現代學術分科體(ti) 製以及各種現代“主義(yi) ”論述的狹隘性，從(cong) 而獲得整全視野來思考中國文明甚至人類文明之未來。

裏拉的文章提及中國儒家傳(chuan) 統與(yu) 施特勞斯影響之間的關(guan) 係，他在這一點上的觀察是準確的。在一定程度上，儒家傳(chuan) 統的確有助於(yu) 中國學者接近施特勞斯及其政治哲學，而施特勞斯及其政治哲學進而又讓中國學者積極看待儒學自身作為(wei) 政治哲學在今日中國社會(hui) 中的意義(yi) 。在中國，儒家傳(chuan) 統是一個(ge) 極為(wei) 複雜、漫長的思想傳(chuan) 統，在不同曆史處境之中具有不同的形式與(yu) 發展。儒家思想中的許多方麵與(yu) 柏拉圖政治哲學是可以相互溝通的。在一定程度上，儒學與(yu) 柏拉圖政治哲學對於(yu) 現代哲學的重要意義(yi) ，便是那些中國學者重視施特勞斯的主要原因。事實上，從(cong) 1911年晚清政府倒台之後，儒學及儒家傳(chuan) 統便遭到各種批判。新文化運動中自由主義(yi) 者以及後來領導農(nong) 民大眾(zhong) 進行革命的共產(chan) 主義(yi) 者都把儒家傳(chuan) 統視為(wei) 現代化的障礙，而加以批判和破壞。但是，近些年來，中國學者（包括前述受施特勞斯影響的學者）越來越重視儒學與(yu) 儒家傳(chuan) 統。就我所知，其中一些人希望深入儒家傳(chuan) 統，通過與(yu) 中國古典思想進行比較，以深化對西方思想乃至現代性的認識，並在現代性處境之中，重新思考和確立中國文明的道德、價(jia) 值和理想。在當下中國，是否應該複興(xing) 儒家傳(chuan) 統，仍舊是一個(ge) 非常富有爭(zheng) 議性的話題。2011年1月，官方曾在天安門廣場附近樹立起孔子巨型雕像，但這一舉(ju) 動引發很多猜疑與(yu) 爭(zheng) 議。由於(yu) 這些不同意見，孔子雕像在同年4月被悄悄從(cong) 原址移走。

那些受益於(yu) 施特勞斯著述的學者，從(cong) 施特勞斯那裏學習(xi) 到的乃是一個(ge) 思考方向。這一思考方向提醒他們(men) 西方思想的複雜性以及古典政治哲學的重要性，而不少現代中國學者往往在過去忽視了這兩(liang) 點。現在預言施特勞斯對中國的影響，還為(wei) 時尚早，因為(wei) 今日中國已經同美國一樣，深深地嵌入現代性之中。同美國的施特勞斯學派相比，那些受到施特勞斯影響的中國學者，處在一個(ge) 完全不同的文明傳(chuan) 統之中，繼承了完全不同的曆史遺產(chan) ，而且麵對完全不同的社會(hui) 問題，受到完全不同的必然性的約束。但是，這一點是確定無疑的：那些受到施特勞斯影響的中國學者，同樣也是古典政治哲學的青睞者，並擁有古典政治哲學之中的節製與(yu) 謹慎；而且，他們(men) 同樣熱愛人類自由、人類尊嚴(yan) 和以由人類理性支撐的共通價(jia) 值為(wei) 基礎的美好生活。或許，正是因為(wei) 這些差異與(yu) 共同之處，讓同受施特勞斯影響的中國學者與(yu) 美國學者之間的對話變得極為(wei) 必要。在《古典政治理性主義(yi) 再生》中文版序言中，潘戈教授（Thomas Pangle）說，“我們(men) 需要一種高貴的競爭(zheng) ：你們(men) 向我們(men) 展示了，施特勞斯的引領和典範可以照亮東(dong) 方至深的根基，可以說你們(men) 此舉(ju) 就是在與(yu) 西方乃至西方的至深根基進行競爭(zheng) 與(yu) 對話。”施特勞斯的意義(yi) 就在於(yu) ，他可以幫助我們(men) 在理解西方思想的過程中來重新思考東(dong) 方。這一場對話，不但對於(yu) 這些學者自身來說必不可少，而且對於(yu) 這個(ge) 世界的未來也同樣是重要的。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