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一介學術自述

一個(ge) 人的一生大概會(hui) 分成若幹不同的階段，其中寫(xie) 作生活大概也可以成若於(yu) 階段。1947年在我二十歲的時候曾在當時北平的《平明日報》上發表過兩(liang) 篇散文：《月亮的頌歌》和《流浪者之歌》。1949年後，開始我是北京大學新民主主義(yi) 青年團的幹部，忙於(yu) 各種政治運動。1951年初，我沒有讀完北京大學哲學係的最後一學期而被調到中共北京市委黨(dang) 校學習(xi) ，並留在那裏擔任了教員，先是教（聯共黨(dang) 史）第九至十二章關(guan) 於(yu) 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建設的部分，後未也教過一點馬克思主義(yi) 哲學。1956年回到北京大學哲學係，先是作為(wei) 我父親(qin) 湯用彤的助手，幫助整理他的著作。1957年後，由於(yu) 各種政治運動和學術批判，這樣我也就自動地或者被動地投入了。1957年初，在北京大學召開了一次“中國哲學史座談會(hui) ”，我為(wei) 這個(ge) 會(hui) 議寫(xie) 了一篇文章《談談哲學遺產(chan) 的繼承問題》，收入《中國哲學史討論輯》（科學出版社1957年版）中，這是我在解放後發表的第一篇論文。自此以後一直到70年代末，我在各種報刊雜誌上大概發表了四五十篇論文，這些論文大概分為(wei) 兩(liang) 類：一類是關(guan) 於(yu) 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論文，這些論文大都收入當時的“討論集”中；另一類是批判別人的文章，例如批判馮(feng) 友蘭(lan) 先生的“抽象繼承法”和他的《中國哲學史新編》，批判吳晗先生的“道德繼承問題”等等。現在看來，這些論文很少學術價(jia) 值。如果說這些論文還有點什麽(me) 作用，我想可以說它們(men) 反映了當時極左思潮在我國學術界的影響多麽(me) 深刻，它可以和其他同時代的類似論文一起作為(wei) 總結極左思潮對學術研究的危害的材料。

在我讀高中時，我就幻想自己將來能做一個(ge) 哲學家，推動中國哲學由傳(chuan) 統走向現代。但到1949年後，我的這種幻想逐漸消失，當時我和幾乎所有學習(xi) 和研究哲學的學生和教師都認為(wei) 自己隻能做一名“哲學工作者”，而隻有政治上的領袖如列寧、斯大林、毛澤東(dong) 等才能做哲學家；而且他們(men) 一定是最偉(wei) 大的哲學家。我們(men) 哲學工作者的作用大概有兩(liang) 方麵：一是解釋偉(wei) 大領袖們(men) 的哲學思想；另一是批判繼承古代哲學家的哲學思想，而後一方麵又往往是對古代哲學家作一些定性分析，或者是唯物主義(yi) 或者是唯心主義(yi) ，或者是進步或者是反動等等。我在1957年至70年代未寫(xie) 的文章大多是這樣的。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後，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提出了改革開放的政策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口號，這無疑為(wei) 學術界的學風轉變起了巨大的作用。近二十年來，雖其間仍然有極左思潮的幹擾，但從(cong) 總體(ti) 上說學術研究的環境比前此的三十年好多了。因此，可以說80年代以來，我的寫(xie) 作活動進入了第三個(ge) 時期。在這期問我大概寫(xie) 了百餘(yu) 篇文章，出版了七本書(shu) ，其中有三本是論文集，一本英文論文集。自80年代以來，我雖不敢幻想成為(wei) 一名這個(ge) 時代的哲學家，但我自己卻也能對自己提出個(ge) 要求，即希望能在認真掌握材料的基礎上經過自己的思考和認識水平來寫(xie) 作，不再寫(xie) 違心的、應景的和教條式的論文了。《略論早期道教關(guan) 於(yu) 生死、神形的理論》發表在《哲學研究》1981年第一期，這是我80年代後發表的第一篇文章。讀者可以看出，從(cong) 80年代初的上述那篇文章起到今年（1997年）末在《中國社會(hui) 科學》上發表的《辯名析理——論郭象注〈莊子〉的方法》，我的思想也是在變化著的。我相信對學術研究未說“自由地思想”是非常重要的。“自由”是一種最寶貴的創造力。我自知自已的學術功力比起老一代學者如熊十力、陳寅恪諸先生差得很遠，但我和如我這一輩的人卻也在努力為(wei) 我們(men) 這個(ge) 時代的學術複興(xing) 做力所能及的事。1994年至1995年，我為(wei) 台灣正中書(shu) 局編的一套《我的學思曆程》寫(xie) 了一本關(guan) 於(yu) 我學習(xi) 和研究哲學的書(shu) 叫《在非有非無之間》，這本書(shu) 中有一章是專(zhuan) 寫(xie) 80年代以來我對中國哲學所作的哲學思考，現作為(wei) 附錄收入本書(shu) 。

我研究的範圍大體(ti) 有以下三個(ge) 方麵：　　　　

（一）魏晉南北朝的學術思想。1983年出版的《郭象與(yu) 魏晉玄學》《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大體(ti) 上表達了我對“魏晉玄學”的整體(ti) 看法。在本書(shu) 中我收入了除原書(shu) 的第三章《魏晉玄學發展（中）一—玄學與(yu) 佛教》和第四章《魏晉玄學發展（下）一—玄學與(yu) 道教》之外的其他各章。這是由於(yu) 我又寫(xie) 了一本《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陝西師大出版社1988年版》，而父親(qin) 用彤先生的《漢魏兩(liang) 晉甫北朝佛教史》對“玄學與(yu) 佛教”已經討論過，根據這樣的情況，我刪去了上述兩(liang) 章。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我刪去原書(shu) 的第五章《三國兩(liang) 晉時期對道教的限製》、第七章《為(wei) 道教建立理論體(ti) 係的思想家葛洪》、第八章《為(wei) 道教建立比較完備的教規教儀(yi) 的思想家寇謙之》、第九章《為(wei) 道教首創經典目錄的陸修靜》、第十章《為(wei) 道教建立神仙譜係和傳(chuan) 授曆史的思想家陶弘景》等。據我所知，在1988年這本《魏晉甫北朝時期的道教》出版時，對道教研究的專(zhuan) 著還很少出版，此後就越來越多了。上述我刪去的各章主要是對這兒(er) 位道教思想家的介紹，而發揮我自己的思想不多，而且以後中日學者對這方麵也多有研究，因此關(guan) 於(yu) 這方麵的問題看其他有關(guan) 道教的著作，比看我寫(xie) 的這幾章會(hui) 更有收獲。我保留的其他幾章，大都是其他學者研究比較少的，而且這幾章中還包含了我對其他中日學者在某些問題上的不同看法。　　　　

（二）關(guan) 於(yu) 中國傳(chuan) 統哲學的總體(ti) 論述。這一部分包含目錄“論文”部分中的第一篇到第八篇。我認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哲學是一種不同於(yu) 西方哲學、印度哲學以及伊斯蘭(lan) 哲學的一種哲學思想體(ti) 係，因此我們(men) 必須對中國哲學之所以為(wei) 中國哲學的特性作深入地研究。一種特殊的哲學必有其一套特殊的概念、並由若幹基本概念構成若幹基本命題（即判斷），又能根據若幹基本命題用某種（或某幾種）方法進行理論推理而形成哲學理論體(ti) 係。中國哲學作為(wei) 一種特殊的哲學，我們(men) 能不能根據中國哲學的曆史發展從(cong) 總體(ti) 上提示出其概念、命題和理論體(ti) 係呢？對這個(ge) 問題我作了嚐試。在《論中國傳(chuan) 統哲學範疇諸問題》中，我討論了中國哲學的概念範疇問題，並為(wei) 中國哲學建構了一範疇體(ti) 係。由於(yu) 這篇文章是1982年寫(xie) 的，當然不會(hui) 太成熟，如果今天再新寫(xie) 一篇類似的論文，可能寫(xie) 得更好一些。但這個(ge) 關(guan) 於(yu) 中國哲學的範疇問題則是我較早提出來並作了詳細討論的。第二篇《論中國傳(chuan) 統哲學中的真善美問題》和第三篇《再論中國傳(chuan) 統哲學中的真善美問題》是討論中國哲學的基本命題的。在西方哲學史中許多大哲學家都討論真善美問題，例如亞(ya) 裏士多德、康德、黑格爾等。那麽(me) 中國哲學家是否也討論了真善美問題。但如果我們(men) 仔細分析一下又可以說中國哲學史上的重要哲學家都討論了真善美問題。在《論中國傳(chuan) 統哲學中的真善美問題》一文中，我提出中國哲學常以三個(ge) 基本命題未表達他們(men) 對真善美的觀點，這就是“天人合一”（討論“真”的問題，即宇宙人生的根本問題）、“知行合一”（討論“善”的問題，即做人的根本道理）、“情景合一”（討論“美”的問題，即審美境界的問題），而“知行合一”與(yu) “情景合一”這兩(liang) 個(ge) 命題是由“天人合一”展開而對宇宙人生不同側(ce) 麵的表述。在《再論中國傳(chuan) 統哲學中的真善美問題》一文中，我把中國哲學中的三大哲學家與(yu) 德國古典哲學的三大哲學家作了對比，借此說明孔子、老子、莊子真善美問題上的不同，同時也說明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在這個(ge) 問題上的不同。在確立了中國的基本命題之後，我在後麵的幾篇文章中討論了中國哲學的理論體(ti) 係問題，由於(yu) 中國哲學以“天人合一”為(wei) 基礎，因此無論是儒家、道家還是中國化的佛教宗派都是以“內(nei) 在超越”為(wei) 特征的哲學體(ti) 係，這和西方哲學（包括基督教哲學）以“外在超越”為(wei) 特征很不相同。關(guan) 於(yu) 這個(ge) 問題，我在《讀錢穆先生〈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之貢獻〉》也作了討論。“內(nei) 在超越”可以說是中國哲學的宇宙人生論。“知行合一”在中國哲學中雖有認識論的意義(yi) ，但從(cong) 根本上說它是一個(ge) 倫(lun) 理道德問題。因此，在中國哲學中“知”就不僅(jin) 僅(jin) 是“知識”的問題，而且是“良知”的問題（知道什麽(me) 是“善”，什麽(me) 是“惡”，如王陽明說“知善知惡是良知”）。“知”必須“行”，中國哲學史中的哲學家大都有很強烈的社會(hui) 責任感和曆史使命感，他們(men) 的理想是“內(nei) 聖外王”，“聖人”（即道德高超的人）最宜於(yu) 作“王”（最高的統治者），這可以說是中國哲學的道德教化論或者說是一種政治哲學。這個(ge) 問題我在《論儒家的境界觀》中作了討論。在這篇大章中，我提出：“內(nei) 聖外王”之論雖有可取之處，但其弊病也是非常明顯，即會(hui) 走向泛道德主義(yi) 和重“人治”輕“法治”的道路上。我認為(wei) “情景合一”不僅(jin) 是中國“美學的基礎”，而且是一種超越的人生境界。“美”的本質是什麽(me) ？可以有多種多樣的的說明和解釋，我認為(wei) 宅在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也許可以說最根本的涵義(yi) 是“和諧”。由“自然的和諧”、“人與(yu) 自然的和諧”、“人與(yu) 人的和諧”、“人自我身心內(nei) 外的和諧”構成了中國哲學中的“太和”觀念，這些“和諧”都是體(ti) 現了相對應的兩(liang) 方麵的“和諧”。“情”和“景”的“合一”正是體(ti) 現著相對應的兩(liang) 方麵的合一。《“太和”觀念對當今人類社會(hui) 可有之貢獻》隻是討論了儒家思想中的“和諧”問題，其實道家和中國化的佛教禪宗同樣討論了“和諧”的問題，我曾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特質》（刊於(yu) 《國敵新知——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再注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討論過，因和上麵所說的那篇《“太和”觀念對當今人類社會(hui) 可有之貢獻》有相當部分重複，所以本集就不再選入。　　　　

（三）關(guan) 於(yu) 中國文化問題的討論。從(cong) 《論轉型時期的文化合力》到《“和而不同”的價(jia) 值資源）等八篇是討論當前文化問題的。我認為(wei) ，在文化轉型時期，對傳(chuan) 統文化存在著三種不同的態度，即激進派、自由派和保守派，而文化的發展從(cong) 整個(ge) 轉型時期看往往是這三種力量的互動引起的。近未有學者對這一看法提出不同看法，認為(wei) 這樣會(hui) 把文化轉型期的複雜情況筒單化。對學術問題的不同討論，無疑有利於(yu) 學術的健康發展。但是對我上述觀點提出不同看法的學者往往又不能對文化轉型時期的文化發展提出一明確的看法。如果去分析他們(men) 的觀點，可以發現有的學者往往把維護傳(chuan) 統的思潮看成是推動當前文化發展的力量。他們(men) 之中的有些學者之所以這樣看，或者是由於(yu) 認為(wei) 五四運動以來的激進主義(yi) 思潮打斷了傳(chuan) 統，而形成了極左思潮。對這樣的看法，我是不能同意的。首先，我們(men) 不能把文化上的激進主義(yi) 思潮和政治上的極左思潮混同起未，這方麵我不想去多討論。特別是對五四運動的看法，我不能同意。五四運動對傳(chuan) 統的批評雖有這樣那樣的間題，但它提倡“科學與(yu) 民主”，批判傳(chuan) 統對我們(men) 國家走向現代的種種阻礙，無疑對中國文化的發展有著正麵的不可抹殺的價(jia) 值。問題是有些學者把後來在學術文化領域發生的極左教條主義(yi) 和把學術政治意識形態化和全盤否定傳(chuan) 統的錯誤全都歸之於(yu) 五四運動，這是不實事求是的和不公正的。在這篇大章中我還討論了80年代在中國大陸發生的“大化熱”和90年代發生的“國學熱”。現在有一種看法認為(wei) “文化熱”的“反傳(chuan) 統”是激進的、輕率的，是“有思想無學術”的。我認為(wei) 這種看法，或者是由於(yu) 對80年代的文化討論不了解，或者是出於(yu) 某種偏見。我們(men) 知道80年代是我國剛剛走向改革開放，為(wei) 什麽(me) 要改革開放？打破封閉僵化的思想無疑是當務之急，因此，關(guan) 心中國如何走向現代的學者提出如何“從(cong) 傳(chuan) 統走向現代”，提出不僅(jin) 要有四個(ge) 現代化，而且要有政治的、文化的現代化。這種站在時代要求的思考，正是中國知識分子所具有的曆史使命感和社會(hui) 責任感的具體(ti) 和非常富有時代意義(yi) 的表現。我認為(wei) 這種精神應該得到充分發揚。至於(yu) 在80年代有些具體(ti) 學術問題來不及深入討論，甚至有些不甚妥當的提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進入90年代，有所謂“國學熱”，對傳(chuan) 統文化進入實事求是的深入研究，當然非常重要，也是對1949年來對傳(chuan) 統缺少分析的一種有意義(yi) 的糾正。但是也要注意到，“國學熱”有兩(liang) 種可能的走向，一是真正把中國傳(chuan) 統文化放在整個(ge) 世界文化發展的總趨勢中來考察，使中國文化的真精神和現時代的要求接軌，這才是中國文化走出困境唯一的出路。但從(cong) 曆史的經驗和目前發展的某種趨勢看，也有另外發展的可能，或者是“國學熱”離開了學術的軌道而政治意識形態化，或者是僅(jin) 僅(jin) 注意某些細小具體(ti) 問題的“考證”，認為(wei) 隻有這才叫“學術”，才合乎所謂“學術規範”，這都可能背離某些學者熱心弘揚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初衷。我是最旱提倡“國學”的，但我是在一定的背景下提倡“國學”的，即在全球意識觀照下提倡“國學”。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西方中心論”的消退，整個(ge) 世界文化呈現出文化多元化的發展趨勢，這當然是有益於(yu) 文化的健康發展，但孤立地、盲目地提倡“國學”，很可能使中國文化再次遊離於(yu) 世界文化發展的潮流之外。當然我們(men) 要考慮我們(men) 中華民族文化的特點，可是這種考慮必須以世界文化發展的趨勢為(wei) 參照係才有意義(yi) 。如果不這樣，我們(men) 又會(hui) 再次自己封閉自己，重新滑入狹隘民族主義(yi) 和國粹主義(yi) 的陷坑。關(guan) 於(yu) “文化熱”和“國學熱”問題，我在《“文化熱”與(yu) “國學熱”》中作了較詳細的討論。　　　　

《文化的雙向選擇—一印度佛教傳(chuan) 入中國的曆史考察》雖是討論佛教傳(chuan) 入中國的問題，但我的目的是看看這一外來思想輸入我國的過程對今天西方文化的輸入有無可借鑒之處。《論中國傳(chuan) 統思想中的正義(yi) 觀》是我1990年在美國舊金山參加一次討論“正義(yi) ”會(hui) 議上的發言，關(guan) 於(yu) “正義(yi) ”問題本來是帶有濃厚性質的政治法律問題，這我本是外行。但我在會(hui) 上從(cong) 一個(ge) 特殊的角度提出一些看法。在我對中國古書(shu) 上有關(guan) “正義(yi) ”的材料作了簡單介紹以後，我提出在人文學科的哲學、文學、史學中，如果說哲學是討論“真”的問題，文學是討論“美”的問題，那麽(me) 史學就是討論“善”的問題。曆史可以分兩(liang) 個(ge) 層次，一個(ge) 是事實的曆史，一個(ge) 是敘述的曆史，而敘述的曆史總會(hui) 包含著敘述者對曆史的看法，這樣就有一個(ge) 價(jia) 值判斷的問題。不同的史學家會(hui) 對事實的曆史有不同的看法，這裏就涉及正義(yi) 與(yu) 非正義(yi) 問題，如孟子說“春秋無義(yi) 戰”，這自然和善和惡的問題聯係在一起了。如果我這個(ge) 看法可以成立，那麽(me) 從(cong) 科學分類的另一角度看，人文學科的文學、史學、哲學就是研究真善美的學科。如果我這個(ge) 看法可以成立，那麽(me) 從(cong) 另一角度看，在中國曆史上哲學、史學、文學往往是統一在一起的人文學科，現在我們(men) 稱之為(wei) “國學”主要就是指這三者統一在一起的人文學科。在中國曆史上，偉(wei) 大的思想家往往既是哲學家、文學家又是史學家，孔子、老子、孟子、莊子等等都是如此。　　　　

《“現代”與(yu) “後現代”》和《在有牆與(yu) 無牆之間——文化之間需要有牆嗎？》兩(liang) 文都是1993年與(yu) 歐洲學者討論文化的會(hui) 上發言整理而成的。前者對“現代”發展成“後現代”給了一種解釋；後者從(cong) 中國的一種思維方式來說明兩(liang) 種不同的傳(chuan) 統文化之間相遇之後可能發生的情況以及“誤讀”的意義(yi) 。關(guan) 於(yu) 《讀馮(feng) 契同誌〈智慧說三篇〉導論》，我曾於(yu) 馮(feng) 契同誌八十歲生日時給他寫(xie) 過一封信，在信上我提到他在四五十午前寫(xie) 的《論智惹》一文，我對他說：你不僅(jin) 應成為(wei) 一位哲學史家，而且應成為(wei) 一位哲學家，希望他繼續順著《論智慧》一文考慮的哲學問題作出新的哲學成果。後未看到他的《智慧說三篇導論》，深感他企圖把馬克思主義(yi) 辯證法、西方分析哲學和中國傳(chuan) 統哲學的“轉識成智”結合起來，是一條探討中國哲學今後發展的新路，這種嚐試無疑是具有可貴的創造性的。特別是馮(feng) 契同誌十分重視中國哲學的“轉識成智”，認為(wei) 中國哲學的傳(chuan) 統非常重視把“知識”化為(wei) “德性”，也就是說“知識”和人生境界分不開的，我認為(wei) 這點非常重要。由於(yu) 我一向認為(wei) ，今後學術文化的發展，既不應再由西方大化統治世界，也不會(hui) 出現一個(ge) 大化上的“東(dong) 方中心論”（或“中國中心論”），而應是東(dong) 西文化的互補和相互吸收，而形戌一種在全球意識觀照下的多元發展的新局麵。為(wei) 此，我寫(xie) 了《“和而不同”原則的價(jia) 值資源》說明：“在不同文化傳(chuan) 統中應該可以通過文化的交往與(yu) 對話，在商談中取得某種共識，這是由不同達到某種意義(yi) 上的認同的過程。這種認同不是一方消滅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一方，而是在兩(liang) 種文化中尋找某種交匯點或者是可以互補的方麵，並在此基礎上推進雙方文化的發展，這正是和的作用。”　　　　

《論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學理論》、《從(cong) 魏晉玄學到唐初重玄學》和《辯名析理一郭象注〈莊子〉的方法》等三篇可以說是對《郭象與(yu) 魏晉玄學》的補充，其中後麵一篇提出建立“中國解釋學”的問題，或者是一研究中國學術文化應開拓的新領域。最後收入了《記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所藏〈磧砂藏〉》、《裴顱是否著有〈貴無論〉》、《讀〈世說新語”劄記》和《唐代功德使考》等四篇史料考證的文章，其中有些史料或將對其他學者進一步研究相關(guan) 問題有些用處，故收入本集之中。

責任編輯：李泗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