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權與(yu) 製衡”之美

——宋代的權力構造

作者：吳鉤

來源：新浪微博

時間：甲午年八月初七

            西曆2014年8月31日

毫無疑問，跟其他王朝一樣，宋朝君主居於(yu) 權力金字塔的頂端，擁有至尊的地位、最高的世俗權威。但是，按照宋人的政治理念，君主的“最高權威”應當是象征化的，而不是表現為(wei) 實體(ti) 性的執政權。這一點，跟後來標榜“朝綱獨斷”的明清政體(ti) 很不一樣。

北宋大理學家程頤解《周易》，提出：“進居其位者，舜、禹也；進行其道者，伊（伊尹）、傅（傅說）也。”意思是說，天子（舜禹）隻是天下的主權者（進居其位），宰相（伊傅）才是天下的治理者（進行其道）。餘(yu) 英時先生認為(wei) ，“程頤理想中的君主隻是一個(ge) 以德居位而任賢的象征性元首；通過‘無為(wei) 而治’的觀念，他所向往的其實是重建一種虛君製度，一切‘行道’之事都在賢士大夫之手。我們(men) 還可以肯定地說，這不是他一個(ge) 人的想法，而代表了理學家的一種共識。”

確實如此。如北宋名臣富弼告誡宋神宗：現在政務“多出親(qin) 批，若事事皆中，亦非為(wei) 君之道。脫十中七八，積日累月，所失亦多。”顯然，富弼反對君主“親(qin) 批”政務，即便是皇帝天縱英明，“事事皆是，亦非為(wei) 君之道”。南宋大理學家陸九淵也說：“人主高拱於(yu) 上，不參以己意，不間以小人，不維製之以區區之繩約，使其臣無掣肘之患，然後可以責其成功。故既已任之，則不苟察其所為(wei) ，但責其成耳。”表達的也是“虛君”的意思。

君主既然“垂拱而治”，那國家應該由誰來治理呢？宋人認為(wei) ，宰相。用程頤的話來說，“天下治亂(luan) 係宰相”。宰相是政府的首腦，《宋史•職官誌》這樣概括宋代宰相的職權：“佐天子，總百官，平庶政，事無不統”。《宋會(hui) 要•職官》也說宰相“掌邦國之政令，弼庶務，和萬(wan) 邦，佐天子，執大政”。

許多治史的學者（包括錢穆先生）都認為(wei) ，與(yu) 漢唐相比，宋代的君權得到強化（君權強化不等於(yu) 君主專(zhuan) 製），而相權被削弱了。其中的理由是，宰相的權力被多個(ge) 機構分割，比如宋代軍(jun) 權由樞密院執掌，作為(wei) 宰相的中書(shu) 管不著軍(jun) 事；宋代又設三司，將財政大權從(cong) 宰相身上分走。但這種推斷不是很準確，因為(wei) 宋代宰相所統率的政府，作為(wei) 一個(ge) 整體(ti) ，其權力跟漢唐宰相機構並無不同，隻不過宰相個(ge) 人的權力不是那麽(me) 集中了。而且宋代宰相機構的權力，比之前之後任何王朝的相權都要穩固，基本上不曾受到帝王及其非正式代理人（如宦官）的侵奪。

當然宋朝所有的詔書(shu) 都以君主的名義(yi) 發出。那麽(me) 宰相的執政大權如何體(ti) 現呢？首先，詔書(shu) 的起草，原則上都需經宰相所轄的中書(shu) 舍人之手，詔書(shu) 表達的通常就是政府的意見，皇帝隻是照例批準而已。更重要的是，一道以皇帝名義(yi) 發出的詔書(shu) ，必須有宰相的副署，才得以成為(wei) 朝廷的正式政令。詔書(shu) 若無宰相之副署，則不具備法律效力，用宋人的話來說，“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北宋初，因為(wei) 找不到宰相副署，太祖皇帝差點連個(ge) 任命狀都簽發不了。

根據“天下治亂(luan) 係宰相”的原則，宰相之責任不可謂不重，宰相之權力不可謂不大。那麽(me) 問題來了，如何防範宰相擅權、濫權？台諫。

宋代是曆代最重台諫的一個(ge) 王朝，甚至“以立國之紀綱”寄於(yu) 台諫。台諫掌握著行政監察、彈劾、司法審查等權力，但凡“詔令不允、官曹涉私、措置失宜、刑賞逾製、誅求無節、冤濫未伸，並仰諫官奏論，憲臣彈舉(ju) ”。君主與(yu) 宰相頒行的詔書(shu) 、法令，台諫有權追繳回來。與(yu) 其他王朝的監察係統相比，宋代台諫的權力更大，可以“風聞言事”，即使彈劾出錯，也不用負責任；宋代台諫的獨立性也更強，漢唐時，台諫隻是宰相的屬官，宋代的台諫係統與(yu) 政府係統則是平行的結構，不歸宰相統率。

因此，宋代台諫對宰相領導的政府構成了強有力的製衡。蘇軾說，台諫“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係，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guan) 廊廟，則宰相待罪。”按照宋朝的慣例，宰相一旦受到台諫彈劾，即應暫停職權，“待罪”家中，等候裁決(jue) 。而裁決(jue) 的結果，很可能便是宰相辭職。北宋侍禦史劉摯對此也有描述：“伏見祖宗以來，執政臣僚苟犯公議，一有台諫論列，則未有得安其位而不去者。其所彈擊，又不過一二小事，或發其陰私隱昧之故，然章疏入，即日施行。蓋去留大臣，一切付之公議，雖人主不得以私意加也。”此論雖然略有誇張，但在台諫係統運轉正常的時期，如宋仁宗朝，宰相因為(wei) 被台諫彈劾而去職的情況十分常見，據學者統計，從(cong) 明道初至嘉祐末二十餘(yu) 年間，因台諫論列而罷免的宰執，即有二十三人之多。

說到這裏，我們(men) 便明白過來了，宋朝的政體(ti) 實際上包含了雙重的“二權分立”：第一重是君權與(yu) 相權的分立。政權歸於(yu) 君主，治理權歸於(yu) 宰相，用宋人的話來說，“權歸人主，政出中書(shu) ，天下未有不治。”君主的權責是任命宰相（論一相），宰相的權責是組閣（論百官），治理天下。君主與(yu) 宰相“各有職業(ye) ，不可相侵”，君主若是侵奪宰相之職權，則屬違製，將受到群臣抗議：“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奈何侵之乎？”

第二重是政府與(yu) 台諫的分立。宋人經常將“執政”與(yu) “台諫”對舉(ju) ，可以看出他們(men) 有著非常明確的分權意識：“天下之事，一切委之執政”；“一旦諫官列其罪，禦史數其失，雖元老名儒上所眷禮者，亦稱病而賜罷”；君主則居於(yu) 超然地位，“常使兩(liang) 者（執政與(yu) 台諫）之勢適平，足以相製，而不足以相勝”，如是，“人主可以弁冕端委而無所事”。

不能不承認，這是一個(ge) 精妙的政體(ti) 結構，體(ti) 現了中國式的分權與(yu) 製衡之美，——誰說傳(chuan) 統政治中沒有優(you) 良製度呢？

責任編輯：葛燦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