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西非中：對鄧曉芒文化批判的批判

作者：周熾成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

時間：2014年6月15日

經過“文革”式的大批判之後，國人很少再用“批判”一詞了。不過，既然鄧曉芒教授也還在用它（例如，他把自己的大作命名為(wei) 《新批評主義(yi) 》、《儒家倫(lun) 理新批判》），我也試著用一下。

首先要聲明，我絕對反感“文革”式的大批判。起碼從(cong) 主觀願望來說，我在本文中的批判是以“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為(wei) 標準的。如果鄧教授和他的支持者認為(wei) 我違背了這兩(liang) 條標準，歡迎他們(men) 對我進行批判。

一、人雲(yun) 亦雲(yun) 地反“封建”，把今人罪過推給古人

從(cong) 五十年代開始，中國大陸史無前例地反“封建”，影響了幾代人。有識之士紛紛反省這些影響。遺憾的是，佩服康德批評精神的鄧曉芒仍然人雲(yun) 亦雲(yun) 地繼續高舉(ju) 反“封建”大旗，而對之不作任何批判。

他在回憶父親(qin) 時說：“他既知道封建思想是落後的、反動的，在政治上他不屈從(cong) 於(yu) 權勢和不公正的壓力，但他在家裏的行為(wei) 卻是典型的封建專(zhuan) 製，沒有民主，沒有平等，隻有暴力和權威，他把他的子女甚至我母親(qin) 都當做自己頤指氣使的奴仆。” [①] 

鄧教授應該知道“封建”的本意吧？從(cong) 中文來看，“封建”是“封邦建國”的簡稱，是指西周時國王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給他的兄弟、親(qin) 戚以及其他人的一種製度。

顧頡剛對它下過準確的定義(yi) ：“國王把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分給他的子弟和姻戚叫做‘封建’，封是分畫土地，建是建立國家。” [②]典型的封建製存在於(yu) 西周時代，到東(dong) 周時代慢慢瓦解。秦始皇用郡縣製取代封建製，是中國曆史上影響深遠的一件大事，自此之後，典型、完整的封建製逐漸退出中國曆史舞台。

再從(cong) 英文來看，作為(wei) “feudalism”的漢譯，封建主義(yi) 是指一種封臣以領地的形式從(cong) 領主手中獲得土地的製度，這種製度存在於(yu) 歐洲中世紀中後期，大概始於(yu) 八、九世紀而終於(yu) 十五、十六世紀。在歐洲的封建社會(hui) 中，小國林立，不存在強大、單一而管治遼闊疆土的中央政府。在這種意義(yi) 上，封建意味著分權，意味著專(zhuan) 製（即集權）的反麵。

就此而言，“封建專(zhuan) 製”是一個(ge) 自相矛盾的詞。康德哲學充滿了大量的“二律背反”。中國的康德哲學研究專(zhuan) 家鄧曉芒教授是否也有“二律背反”呢？他對父親(qin) 的“專(zhuan) 製”不滿（其實，專(zhuan) 製是一個(ge) 政治詞匯，用於(yu) 家庭，不那麽(me) 恰當，不過，我們(men) 姑且從(cong) 俗承認借這個(ge) 詞用於(yu) 家庭是有意義(yi) 的），我們(men) 可以理解，但為(wei) 什麽(me) 要人雲(yun) 亦雲(yun) 地在“專(zhuan) 製”前麵加“封建”的修飾語呢？

據鄧曉芒自己陳述，他的文化評判與(yu) 對“文革”的反思有密切的關(guan) 係。他指出：“所謂的‘文化大革命’，其實是幾千年封建文化的大複辟，是中國20世紀抗拒西方文化、抵製啟蒙思想的最後最猛烈的掙紮。” [③] 

在“文革”過去幾十年後，鄧教授的語言中仍然具有鮮明的“文革”特色。餘(yu) 也晚生，比鄧教授晚一輪，但我隱約記得“大複辟”、“最後最猛烈的掙紮”等似乎是“文革”用語。既然他那麽(me) 反感“文革”，為(wei) 什麽(me) 仍然鍾情於(yu) 這些用語呢？“文革”時反複說要防止“資本主義(yi) 複辟”，現在鄧教授不說這種複辟，而說另一種複辟:“封建主義(yi) 複辟”，但其預設還是一樣的：過去是罪惡，舊是罪惡。至於(yu) “最、最”等極端主義(yi) 話語，人們(men) 早已厭煩，不知為(wei) 何鄧教授仍然使用之？

鄧教授所說的“幾千年封建文化”，是一個(ge) 無所不包的天籮地筐。他以此來裝中國一切的惡。以“封建”容萬(wan) 惡的思維方式，不為(wei) 他個(ge) 人所獨有。自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太多的人具有這種思維方式。

當代中國的種種不幸，被看作是傳(chuan) 統中國所作的孽的結果。由現在而追過去，這是人人皆有的慣性。這種慣性有理性的成分，更有非理性的成分。當中國人把現在的種種壞的現象歸罪於(yu) 過去，並以“封建”來命名時，非理性的成分就成了壓倒性的因素。

在這種情況下，“反封建”就越來越成為(wei) 情緒性的發泄，而“封建”的內(nei) 涵就越來越寬，越來越遠離其本義(yi) 。這種作為(wei) 萬(wan) 惡的容器的“封建”，既跟“封邦建國”的中文的“封建”無關(guan) ，也跟feudalism的英文的“封建”無關(guan) 。誰能說家長製、長官意誌、獨斷專(zhuan) 行、一言堂、官僚主義(yi) 、論資排輩、任人唯親(qin) 、因循守舊、墨守成規、不思進取、思想僵化、不講效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等與(yu) “封建”的中、英文原義(yi) 有關(guan) 呢？

名不正則言不順。被大陸中國人濫用的“封建”正是最為(wei) 名不正、言不順的詞之一。

歸萬(wan) 惡於(yu) “封建主義(yi) ”，實際上是今人推卸責任，讓古人替今人受過。現實中的種種不好的或惡的現象，本來是今人造成的或者主要是今人造成的，今人應該負起最大的責任。但是，“封建主義(yi) ”話語的濫用，卻把今人的責任推給古人。

於(yu) 是，今人所作的惡就變成古人所作的惡。鄧曉芒以為(wei) “文革”是幾千年封建文化的大複辟。但是，事實上，“文革”的種種罪惡，不是傳(chuan) 統“封建”孽種的再生，而是完全是現代人所作的新孽。

以批評過去來替代批評現實，以批評古人來替代批評今人，現代人作惡的種種責任，便被推得幹幹淨淨，這可能是反思“文革”的鄧教授意想不到的吧。

西方大哲康德用詞很嚴(yan) 謹，而中國的康德專(zhuan) 家鄧曉芒卻極為(wei) 隨意地用詞。除了亂(luan) 用“封建”之外，他還亂(luan) 用“儒家”。他說：“‘文革’的批孔運動恰好是在君權至上、‘三忠於(yu) 四無限’、‘罷黜百家獨尊一術’的儒家氛圍中發動起來的……批儒的人其實就是當代最大的儒。” [④] 

在鄧教授的詞匯庫裏，“儒家”是一個(ge) 貶義(yi) 詞。他亂(luan) 用這個(ge) 詞，表明了對儒家的極端無知。把“三忠於(yu) ”（忠於(yu) 毛主席、忠於(yu) 毛澤東(dong) 思想、忠於(yu) 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四無限”（對毛主席、毛澤東(dong) 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要無限崇拜、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忠誠）歸於(yu) 儒家，極其荒唐。在“文革”中，被獨尊的“一術”明明來自西方和俄國，怎麽(me) 能與(yu) 中國傳(chuan) 統儒家聯係得起來呢？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韓愈、二程、朱熹、王陽明等等大儒，有哪一個(ge) 主張君權至上呢？在儒家視野中，隻有天才是至上的。不知對儒家進行大批判的鄧曉芒讀過儒家的原著沒有？

反“封建”、反儒家的鄧曉芒，基本上是在人雲(yun) 亦雲(yun) ，基本上是在進行情緒性的發泄，完全沒有康德式的批判精神。他崇拜西方哲人“用邏輯的力量以理服人”，但是，在他的文化批判中，我感受不到任何邏輯的力量，反而感受到了非理性的氣氛。

他以前的同事郭齊勇先生說：“曉芒兄對傳(chuan) 統文化、儒家文化似乎有深仇大恨，他要把現實社會(hui) 所有的罪惡都算到傳(chuan) 統文化、儒家文化身上，要傳(chuan) 統文化、儒家文化負責任，甚至要現在同情儒學的學者來負責任……曉芒兄對中國文化的批評大多是外在的、不相幹的、草率的、偏頗的、情緒化與(yu) 非理性的” [⑤] 

這些逆耳之忠言，值得鄧教授聽一聽。

二、蔽於(yu) 一曲而闇於(yu) 大理

鄧曉芒的文化批判有一個(ge) 基本的思維定式：是西非中。當然，這種思維定式也不是他所獨有的。自從(cong) 西方文化大規模傳(chuan) 入中國之後，以西方文化之是來批判中國文化之非，就成為(wei) 很多中國人的習(xi) 慣。

教科書(shu) 稱之為(wei) 以西方的“資本主義(yi) ”來批判中國的“封建主義(yi) ”。“資本主義(yi) ”是先進的，而“封建主義(yi) ”是落後的。以先進的東(dong) 西來批判落後的東(dong) 西，天經地義(yi) 。

後來，還有來自西方的更先進的東(dong) 西，那就是“無產(chan) 階級”的東(dong) 西。麵對具有絕對優(you) 勢的西方文化，不少的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失去了信心。在這種情況之下，以西方文化之“是”來反中國文化之“非”就成為(wei) 一種時尚。這種是非之對比，在二十世紀初的一些人那裏表現為(wei) 動靜之對比。

例如，有人說：“吾人於(yu) 東(dong) 西之文明，發見一絕異之特質，即動的與(yu) 靜的而已矣。東(dong) 方文明之特質，全為(wei) 靜的；西方文明之特質，全為(wei) 動的。……顧宇宙間之質力，稍一凝靜，惰性即從(cong) 之而生。……吾人認定於(yu) 今日動的世界之中，非創造一種動的生活，不足以自存。吾人又認定於(yu) 靜的文明之上，而欲創造一種動的生活，非依絕大之努力不足以有成。故甚希望吾沈毅有為(wei) 堅忍不撓之青年，出而肩此钜任，俾我國家由靜的國家變而為(wei) 動的國家，我民族由靜的民族變而為(wei) 動的民族，我之文明由靜的文明變而為(wei) 動的文明，我之生活由靜的生活變而為(wei) 動的生活。” [⑥] 

在二十世紀初，有很多中國人以“動的文化”來概括西方文化，以“靜的文化”來概括中國文化。在他們(men) 心目中，當然動好而靜壞。其他大量的中西二分同樣也是非分明：

積極                                   消極

獨立                                   依賴

創造                                   保守

樂(le) 觀主義(yi)                                悲觀主義(yi)

解放個(ge) 人                               壓製個(ge) 人

民主政治                               專(zhuan) 製政治

自由平等                               尊卑有別

……                                   ……

在這些二分中，左邊的屬於(yu) 西方文化，右邊的屬於(yu) 中國文化。一邊皆是而另一邊皆非，涇渭分明。既然西方文化皆是，而中國文化皆非，那麽(me) ，以西方文化來取代中國文化就成為(wei) 必然的選擇。

這種是西非中的思維定式，一直延續下來。在八十年代末轟動一時的《河殤》中，這種定式得到明顯的體(ti) 現：

西方文明是藍色文明（海洋文明、工業(ye) 文明），中國文明是黃色文明（內(nei) 陸文明、農(nong) 業(ye) 文明）；藍色文明是先進文明，內(nei) 陸文明是落後文明；中國要擺脫落後，隻能選擇藍色文明，放棄內(nei) 陸文明。

鄧曉芒沿襲了有百年曆史的是西非中的思維定式。這也是他從(cong) 事文化批判的基本定式。實事求是地說，這種定式有一定的曆史合理性，而且，如果用得恰當，至今還有現實意義(yi) 。當然，如果運用不當，就會(hui) 犯蔽於(yu) 一曲而闇於(yu) 大理的錯誤。而鄧曉芒的不當運用，正帶來這一結果。

怎樣才算“用得恰當”呢？我認為(wei) 起碼要注意一點：

以具體(ti) 的西方文化批判具體(ti) 的中國文化。這意味著不要匆忙地從(cong) 總體(ti) 上對兩(liang) 種文化作一般性的、概括性的結論。例如，對於(yu) 以動靜二分來概論東(dong) 西文化，人們(men) 很容易找到反例：難道中國文化中真的沒有動的因素？難道西方文化中真的沒有靜的因素？兩(liang) 種文化都是很複雜、很多樣的，要對它們(men) 作一般性的、概括性的結論，實在很難。

但是，鄧曉芒卻喜歡這樣做，他說：“在我麵前，有一個(ge) 我數十年潛心研究的西方文化精神的參照係，我的中西文化的比較不隻是籠統的各種觀點和口號的比較，而是‘文化模式’的比較，不是單純的各種命題的價(jia) 值選擇，而是深入到了兩(liang) 大文化體(ti) 係的邏輯構成。” [⑦] 

鄧教授所謂的“文化模式”的比較，正是一般性的、概括性的比較。他找到的所謂“兩(liang) 大文化體(ti) 係的邏輯構成”，能讓人心服口服嗎？作為(wei) 研究德國哲學的專(zhuan) 家，他對康德、黑格爾等人的哲學比較熟，對十八世紀啟蒙思想也比較熟，但是，西方文化具有比此豐(feng) 富得多的內(nei) 容。

在我看來，鄧教授對其他很多西方文化的精彩內(nei) 容（如安格魯薩克遜人的技術精明與(yu) 經驗主義(yi) 精神等等）是有隔膜的。啟蒙思想如何如何，並不能代表西方文化如何如何。如果要從(cong) 西方文化的某一或某幾個(ge) 地方來尋找其“邏輯構成”，就不能不犯蔽於(yu) 一曲而闇於(yu) 大理的錯誤。

在西方文化剛傳(chuan) 入中國時，人們(men) 對其有簡單、片麵的認識，那是情有可原的。但是，不能總是停留在這個(ge) 水平。鄧教授自認為(wei) ，他對西方文化的認識是深刻的，但是，在我看來，他的這方麵認識經常是簡單的與(yu) 片麵的。他以籠統的西方文化來批判籠統的中國文化，雖然有時候很帶勁，很能吸引一些“憤青”的眼球，但是，卻經受不起理性的推敲。

更要看到的是：是西非中的思維定式本身是有問題的。以為(wei) 西方文化皆是而中國文化皆非，這當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看法。重複“西方文化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中國文化有不好的也有好的”這樣普通話是有意義(yi) 的。就算“西方先進，中國落後”這種情形仍然存在，這樣普通話仍然有效的。而且，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高，這種情形已經在不同的方麵不斷地被打破。中國崛起，是一件影響深遠的大事，是西非中的思維定式是有悖這一大事的。

中國現實中的很多問題，是由複雜的原因導致的。但是，鄧曉芒卻喜歡簡單地從(cong)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中找原因。他以為(wei) 以前對它的批判還不夠徹底，故他要進行更徹底的批判。“文革”時連孔子的墓都被挖了，還不夠徹底？批林批孔還不夠徹底？鄧教授所說的“徹底”的標準是什麽(me) ？

事實上，中國現實中的不少問題，就是由是西非中的濫用與(yu) 極端化導致的。例如，唯科學主義(yi) 肯定不是中國傳(chuan) 統文化所具有的。它來自西方文化，但是，它在當代中國得到了充分的、極端的發展。太多當代中國人喜歡把一切好的、合理的東(dong) 西都稱之為(wei) “科學”，這種情形在西方就很罕見。

在二十年代科學與(yu) 玄學論戰的過程中，科學不能解決(jue) 人生觀問題的看法還有很大的影響力，但是，到現在，“科學人生觀”的說法則印在中國各種教科書(shu) 之中，最科學的人生觀被認為(wei) 是最好的人生觀。中國唯科學主義(yi) 的勢頭難道不需要遏製嗎？

西方文化在中國的傳(chuan) 播與(yu) 影響，極大地改變了中國與(yu) 中國人。很多中國人已經嫻熟於(yu) 西方的“主義(yi) ”，而淡漠於(yu) 中國的“道理”。甚至一些研究中國哲學的人，已陷入“反向格義(yi) ”的困境。魏晉南北朝時，我們(men) 用“正向格義(yi) ”解釋來自印度的佛教，即用本土的觀念解釋外來的觀念。但是，現在倒過來：用外來的觀念解釋本土的觀念。鄧曉芒可能沒有意識到：“西方文化精神的參照係”已經成為(wei) 中國人認識中國文化的障礙。

是西非中的思維定式需要調整，需要改變。人類文明太複雜、太多樣。費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yu) 共，天下大同”遠遠要比是西非中合理得多。

三、陷於(yu) 魯語之泥潭而不能自拔

鄧曉芒的文化批判，明顯地繼承了一個(ge) 作家的風格。這個(ge) 作家從(cong) 五十年代開始在中國大陸具有了獨特的地位：

他的話具有極高的權威；他的作品被大量地收錄於(yu) 中小學語文課本，對學生的影響超過了其他任何一個(ge) 作家；他的著作有固定而超量的注釋，而這些注釋是由一個(ge) 龐大的班子作出的（2005年出版的《魯迅全集》，共約700萬(wan) 字，而注釋則占了一半）；冠以他的名字的博物館、紀念館、研究會(hui) 遍布各地……不用說，這個(ge) 人就是魯迅。

在過去半個(ge) 多世紀，中國大陸的語文課本不斷修改，所收魯迅的文章也有或增或減的情形，但有一點始終是不變的：魯迅作品穩居首位，確實找不到其他任何一個(ge) 作家像他那樣，有那麽(me) 多的作品被那麽(me) 的中國多孩子讀。

更值得指出的是：編教材的人以一些非常狹隘的眼光來解釋魯迅，大量的魯學家、現代文學研究專(zhuan) 家等等也同樣如此。這些解釋極大地放大、推進了魯迅本來就有的偏激：

（1）對中國人的看法太偏激。魯迅對所謂“國民性”發表了大量的言論。這些言論曾經一度被視為(wei) 定論。其中最有影響的是：“國民劣根性”可以歸結為(wei) 奴性。在魯迅筆下，中國人除了奴性之外，還有：苟且、偷安、怯弱、懶惰、瞞騙、虛偽(wei) 、昏亂(luan) 、守舊……他在小說裏描寫(xie) 了大量病態的人：阿Q、孔乙己、華老栓、祥林嫂，如此等等。由於(yu) 他的作品被全民所讀，這些人太有名了，他們(men) 似乎已經成為(wei) 中國人的代表。

（2）對中國曆史的看法太偏激。與(yu) 魯迅以奴性來概括中國人的國民性一致，他把中國曆史分開為(wei) 兩(liang) 個(ge) 時代：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他說：“任憑你愛排場的學者們(men) 怎樣鋪張，修史時候設些什麽(me) ‘漢族發祥時代’‘漢族發達時代’‘漢族中興(xing) 時代’好題目，好意誠然是可感的，但措辭太繞灣子了。有更其直捷了當的說法在這裏—— 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這一種循環，也就是‘先儒’之所謂‘一治一亂(luan) ’。”[⑧] 在魯迅眼裏，用“發祥”、“發達”、“中興(xing) ”這些詞來講中國曆史是不妥的，隻有用“奴隸”這樣的字眼來講它才合適，甚至“想做奴隸而不得”這樣的字眼更合適。在這兩(liang) 種時代裏，都找不到理想，找不到主義(yi) ，而隻有逃與(yu) 退。

（3）對中國文化的看法太偏激。既然中國曆史是奴隸史，中國文化就是奴隸文化：“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換來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凡是稱讚中國文化的，都隻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份。……保存舊文化，是要中國人永遠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 [⑨] 在魯迅看來，想做主子而以別人為(wei) 奴隸的人才稱讚中國文化，因而凡是稱讚中國文化的人，不管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不是好東(dong) 西。魯迅的邏輯是：保存中國文化的結果，就是中國人苦下去；要讓中國人樂(le) 起來，唯有中斷中國文化一途了。

（4）對儒家的看法太偏激。由於(yu) 儒家文化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偏激態度看中國文化的魯迅，當然會(hui) 以同樣的態度看儒家。他以“業(ye) 儒”譏諷儒家。在他看來，讀經的、識字的儒者，不如文盲。從(cong) 魯迅對讀經的儒者的責難，足見他常犯的攻其一點，不及其餘(yu) 的毛病：“我看不見讀經之徒的良心怎樣，但我覺得他們(men) 大抵是聰明人，而這聰明，就是從(cong) 讀經和古文得來的。我們(men) 這曾經文明過而後來奉迎過蒙古人滿洲人大駕了的國度裏，古書(shu) 實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讀一點就可以知道，怎樣敷衍，偷生，獻媚，弄權，自私，然而能夠假借大義(yi) ，竊取美名。再進一步，並可以悟出中國人是健忘的，無論怎樣言行不符，名實不副，前後矛盾，撒誑造謠，蠅營狗苟，都不要緊，經過若幹時候，自然被忘得幹幹淨淨；隻要留下一點衛道模樣的文字，將來仍不失為(wei) ‘正人君子’。” [⑩]

（5）對孔子的看法太偏激。孔子是儒家的代表，魯迅經常挖苦他，例如，說他“太聰明”、“深通世故”、 [11] “滑得可觀” [12] 魯迅在《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一文中對他的攻擊具有深遠的影響：“孔子到死了以後，我以為(wei) 可以說是運氣比較的好一點。因為(wei) 他不會(hui) 嚕蘇了，種種的權勢者便用種種的白粉給他來化妝，一直抬到嚇人的高度。……孔夫子之在中國，是權勢者們(men) 捧起來的，是那些權勢者或想做權勢者們(men) 的聖人，和一般的民眾(zhong) 並無什麽(me) 關(guan) 係。……孔子這人，其實是自從(cong) 死了以後，也總是當著‘敲門磚’的差使的。……孔夫子曾經計劃過出色的治國的方法，但那都是為(wei) 了治民眾(zhong) 者，即權勢者設想的方法，為(wei) 民眾(zhong) 本身的，卻一點也沒有。” [13]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隨著階級鬥爭(zheng) 話語的廣泛采用，魯迅這些攻擊孔子的話便被概括為(wei) ：孔子是代表統治階級的。階級鬥爭(zheng) 話語的濫用，不僅(jin) 傷(shang) 害現代中國人，而且也傷(shang) 害古代中國人。

 魯語的偏激，實在數不勝數。把魯語與(yu) 鄧曉芒文化批判之語相對照，可以看到：兩(liang) 者實在太相似了。

鄧教授沿襲了太多的魯語。他們(men) 都具有是西非中的思維定式。

鄧曉芒確實對魯迅崇拜得不得了：“五四精神的實質是一種文化自我批判精神，它以魯迅為(wei) 其最高代表，新批判主義(yi) 對五四批判精神最主要的繼承對象是魯迅，因為(wei) 魯迅對傳(chuan) 統文化的批判不僅(jin) 是最激烈的，也是最實在、最致命的。他把傳(chuan) 統文化歸結為(wei) ‘吃人’，把中國五千年文明概括為(wei) ‘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和‘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的循環交替，特別是對中國傳(chuan) 統文人的一針見血的批判，指出他們(men) 不敢正視現實，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wei) 正路，這都是極有見地的。”[14] 

魯語所具有的偏激，被鄧曉芒一一繼承下來。他崇拜魯迅，就是崇拜這些偏激。號稱反思“文革”的鄧曉芒，仍然喜歡用一富有那個(ge) 時代特色的詞“最”來形容魯迅：“最高代表”、“最實在”、“最致命”……

陷於(yu) 魯語之泥潭而不能自拔的鄧曉芒，在人們(men) 已經普遍遠離魯語的情況下，還要強化魯語。更有甚者，他要將魯迅的“國民性批判”上升到“人性批判”，將魯迅著作所顯示的曆史罪感真正提升到普遍人類的原罪感。鄧教授自詡比魯迅把握了更深的西方文化，引入了原罪、懺悔等觀念。既然他認為(wei) 懺悔應該是人性中永遠不能放鬆的工作和永遠不可抹掉的必要素質，那麽(me) ，他對他的極端主義(yi) 有懺悔嗎？

我個(ge) 人比較淺薄，不太相信人生來就有原罪。如果說，鄧教授的極端主義(yi) 是一種罪過的話，那麽(me) ，我認為(wei) ，這種罪過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的經驗養(yang) 成的。在下一部分，我們(men) 打算從(cong) 鄧曉芒所受的教育來解釋他的極端主義(yi) 文化觀是如何形成的。

四、反傳(chuan) 統的教育“成功”的樣板

作為(wei) 共和國的同齡人，鄧曉芒是在五、六十年代接受基礎教育的。大家都承認，基礎教育對一個(ge) 人的影響確實很大。五、六十年代基礎教育的一個(ge) 重要特征是反傳(chuan) 統，它經常以反“封建”的方式表現出來。在我看來，鄧教授是反傳(chuan) 統教育成功的一個(ge) 樣板。

從(cong) 五十年代開始，魯語進入基礎教育體(ti) 製，成為(wei) 一種強勢話語。魯迅作品的大批量的、模式化的閱讀，對鑄造學生的語言和思想起了重要作用。魯迅反傳(chuan) 統的話語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性，而意識形態化的魯迅教學讓學生們(men) 產(chan) 生了一些固定的模子：祥林嫂——中國婦女、孔乙己——中國知識分子、閏土——中國農(nong) 民、魯四爺——中國地主……在這些模子之下，學生們(men) 自然會(hui) 得出結論：中國的過去是多麽(me) 黑暗，中國的傳(chuan) 統是多麽(me) 糟糕，而反傳(chuan) 統有多麽(me) 具有合理性。

魯迅作品在中國基礎教育中的異常作用使幾代中國學生的反傳(chuan) 統成為(wei) 一種新的傳(chuan) 統，也使幾代中國人的知識結構出現嚴(yan) 重的偏差。例如，在文學方麵，由於(yu) 神化魯迅，很多人對魯迅批評過的作家具有天然的偏見，對與(yu) 魯迅創造風格、思想傾(qing) 向不同的作家非常無知；在史學方麵，由於(yu) 魯迅把中國曆史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階段：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亂(luan) 的時代）、做穩了奴隸的時代（治的時代），很多人便會(hui) 把中國幾千年的曆史簡化為(wei) 奴隸史。這類極其粗暴的說法至今被鄧曉芒認為(wei) “極有見地”。

“革命”是五、六十年代中國教育的主旋律。一般來說，反傳(chuan) 統程度越高，便意味著越“革命”。“文革”中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xi) 慣）、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xi) 慣）的學生，是“革命”教育的產(chan) 物。魔化傳(chuan) 統的教育，使他們(men) 認為(wei) 舊的東(dong) 西是假、醜(chou) 、惡的化身，從(cong) 而導致了中國曆史上空前的文化浩劫。極度野蠻的行為(wei) 貼上了“革命”的標簽，從(cong) 而戴上了合理的麵具。紅衛兵們(men) 在各種極端行為(wei) 中顯示自己的“革命性”。

幾十年過去後，鄧曉芒肯定不會(hui) 再認可“文革”中紅衛兵的這些革命行為(wei) 了。但是，他在反思“文革”的時候，卻認為(wei) “文革”的問題不在反傳(chuan) 統，而是在於(yu) 傳(chuan) 統還在起作用。他要在傳(chuan) 統中挖“文革”的根源，因而要更徹底地反傳(chuan) 統。這表明：他還在順著反傳(chuan) 統的方向繼續走。反傳(chuan) 統的思維定勢的固定化，使他無法迷途知返。

基礎教育可以影響人的一生。不過，人在成熟之後，是可以對基礎教育進行反省的。在與(yu) 共和國同齡或近齡的一代人中，有很多人進行了這種反省，例如，鄧曉芒以前的同事郭齊勇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說：“中國現代文化與(yu) 道德建設，不能建立在沙漠上，不能建立在對中國傳(chuan) 統文化與(yu) 道德資源的‘徹底決(jue) 裂’‘鬥倒批臭’‘信口雌黃’之上。” [15] 

郭先生與(yu) 鄧教授是同齡人。在我這位晚輩看來，鄧教授是成功地接受反傳(chuan) 統教育的樣板，而郭先生是反省這種教育、超越這種教育的樣板。比較一下兩(liang) 人對農(nong) 民的看法，也能顯示這一點。

郭先生說：“中國農(nong) 民是十分實在的一群人，在那‘割資本主義(yi) 尾巴’，限製農(nong) 民自留地、限製養(yang) 家畜及家禽，甚至種什麽(me) 、怎麽(me) 種、什麽(me) 時間種都一任上級發號施令的情況下，農(nong) 民對當局的種種限製常能做出俏皮的挖苦和消極的反抗：他們(men) 充分發揮了黑色幽默的天才……他們(men) 不僅(jin) 糾正了我們(men) 的苦行主義(yi) ……也暗暗地糾正了我們(men) 信奉的鬥爭(zheng) 哲學。當我們(men) 按照教條主義(yi) 虛幻的所謂階級分析方法，要去鬥爭(zheng) ‘地富反壞右’時，他們(men) 總是巧妙地回避，而他們(men) 自己對所謂‘五類分子’（其實多數為(wei) 地主、富農(nong) 的子女或城裏階級鬥爭(zheng) 激化後遣返到鄉(xiang) 下的所謂‘資本家’等）則特別有人情味……鄉(xiang) 下的生活使我感受最深的是，我懂得了仁愛、孝慈、信義(yi) 、和諧等保存在民間裏的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基本價(jia) 值，使人們(men) 的人性從(cong) ‘殘酷鬥爭(zheng) ’‘無情打擊’的‘文化大革命’氛圍中漸漸複蘇，漸漸體(ti) 驗到人與(yu) 人之間情感的力量。” [16]

鄧教授說：“我發現，農(nong) 民，正是農(nong) 民，以及他們(men) 落後分散的生產(chan) 方式，他們(men) 狹隘的血族觀念，他們(men) 盼望一個(ge) ‘真龍天子’和‘明君’來統治他們(men) 的普遍心理定式，才是這場運動（指“文革”——引者）能夠發動得起來的穩固的基礎……農(nong) 民意識滲透於(yu) 整個(ge) 社會(hui) 各階層……20世紀40年代開始、50年代全麵鋪開的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從(cong) 本質上說就是使知識分子接受農(nong) 民意識的改造” [17]

比較兩(liang) 人對農(nong) 民的看法，顯然可見：鄧教授心目中的農(nong) 民，是書(shu) 本上的農(nong) 民、是反傳(chuan) 統教育所塑造的農(nong) 民，而郭先生心目中的農(nong) 民，是生活中的農(nong) 民、是傳(chuan) 統農(nong) 民。通過這種對比，我們(men) 能更具體(ti) 地看到反傳(chuan) 統教育在鄧曉芒身上的影響。

有人可能會(hui) 說，郭齊勇先生是研究中國哲學的，故他自然親(qin) 近中國傳(chuan) 統，而鄧教授是研究西方哲學的，故他批判中國傳(chuan) 統不難理解。其實，學者們(men) 對中國傳(chuan) 統的態度與(yu) 看法，不一定與(yu) 個(ge) 人的研究領域有關(guan) 。

根據我的有限視野，在與(yu) 共和國同齡的研究西方哲學的中國學者中，找不到其他人像鄧曉芒先生那樣激烈地反中國傳(chuan) 統。例如，趙敦華先生、張祥龍先生，都是共和國的同齡人，在研究西方哲學方麵都很有建樹，但他們(men) 對中國傳(chuan) 統充滿了溫情與(yu) 敬意。更年輕的研究西方哲學的倪梁康先生等，也不會(hui) 像鄧教授那樣反傳(chuan) 統。

為(wei) 什麽(me) 反傳(chuan) 統教育在鄧曉芒先生身上會(hui) 那樣成功？原因很複雜。家庭原因恐怕是值得注意的。鄧教授出身在一個(ge) 很特殊的家庭。根據他的回憶，他的父母在年輕時都對“封建”深懷不滿，但他的父親(qin) 很專(zhuan) 製而母親(qin) 比較開明。

當然，“父親(qin) 專(zhuan) 製而母親(qin) 開明”這種模式是很多人都熟悉的模式。鄧教授認為(wei) ，父親(qin) 是傳(chuan) 統文化的象征，其專(zhuan) 製來自傳(chuan) 統文化的專(zhuan) 製。父親(qin) 對他的態度深深地影響了鄧教授對中國傳(chuan) 統的看法，以致強化了他所接受的反傳(chuan) 統教育。

鄧先生是我尊敬的長輩。我對他的成長過程有深深的同情。他敘說的父親(qin) 的專(zhuan) 製應該是真實的，但是，他為(wei) 什麽(me) 不從(cong) 現實中尋找他父親(qin) 的這種態度的原因呢？為(wei) 什麽(me) 不從(cong) 他父親(qin) 的生活經曆解釋這種態度呢？一定要從(cong) 中國傳(chuan) 統尤其是儒家傳(chuan) 統中找原因，實在不能令人信服。

注釋 

[①] 鄧曉芒：《儒家倫(lun) 理新批判》，重慶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5頁。

[②] 顧頡剛：《周室的封建及其屬邦》，《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2集，中華書(shu) 局1988年版，第329頁。

[③] 鄧曉芒：《儒家倫(lun) 理新批判》，重慶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9頁。

[④] 鄧曉芒：《儒家倫(lun) 理新批判》序言，重慶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9頁。

[⑤] 郭齊勇主編：《<儒家倫(lun) 理新批判>之批判》序言，武漢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8——20頁。

[⑥] 李大釗：《動的生活與(yu) 靜的生活》，《甲寅》日刊1917年4月12日。

[⑦] 鄧曉芒：《儒家倫(lun) 理新批判》序言，重慶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頁。

[⑧] 魯迅：《燈下漫筆》，載《魯迅選集》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79頁。

[⑨] 魯迅：《老調子已經唱完》，載《魯迅選集》第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342頁。

[⑩] 魯迅：《十四年的“讀經”》，載《魯迅選集》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219頁。

[11] 魯迅：《再論雷峰塔的倒掉》，載《魯迅選集》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58頁。

[12] 魯迅：《兩(liang) 地書(shu) （四）》，載《魯迅選集》第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356頁。

[13] 魯迅：《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載《魯迅選集》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168－170頁。

[14] 鄧曉芒：《繼承五四，超越五四——新批評主義(yi) 宣言》，《科學·經濟·社會(hui) 》1999年第4期。

[15] 郭齊勇主編：《<儒家倫(lun) 理新批判>之批判》序言，武漢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2頁。

[16] 郭齊勇：《守先代後：文化與(yu) 人生隨筆》，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55—156頁。

[17] 鄧曉芒：《儒家倫(lun) 理新批判》序言，重慶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8頁。

原刊於(yu) 郭齊勇主編：《正本清源——對某種中國文化觀的病理學剖析》，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責任編輯：李泗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