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wei) 中國尋找秩序

——《“三綱”與(yu) 秩序重建》自序

作者：方朝暉

來源：作者惠賜伟德线上平台

時間：2014年6月14

我思考中國文化中的秩序問題久矣。

究竟什麽(me) 是中國社會(hui) 秩序的根源？今日中國文化究竟走在怎樣的路上？它的一係列問題的真正根源究竟在哪裏？出路又在哪裏？

自由主義(yi) 者說，今天中國社會(hui) 的秩序問題，從(cong) 根本上說就是能否在中國建立民主、法治與(yu) 憲政的問題。然而，他們(men) 始終不能解決(jue) 這些東(dong) 西在中國文化中缺乏根深蒂固的土壤怎麽(me) 辦的問題。盡管越來越多的自由主義(yi) 學者承認並試圖在中國傳(chuan) 統中尋找有利於(yu) 自由主義(yi) 的資源，但終究難免人為(wei) 嫁接之苦。中國的自由主義(yi) 者，往往都是些不了解中國文化土壤的理想主義(yi) 者。

國家主義(yi) /民族主義(yi) 者說，今天中國社會(hui) 的秩序問題，從(cong) 根本上取決(jue) 於(yu) 國家的強大。隻有國家強大了，綜合國力上去了，有本錢與(yu) 西方抗衡了，才有條件建立理想的製度。這種觀點建立在發展階段論、物質決(jue) 定論、國家利益論之上，容易把集權合法化，在中國曆史傳(chuan) 統中它的典型代表就是法家。它不僅(jin) 很危險，也無法回答現實生活中每天都在困擾著人們(men) 的信仰失落、道德淪喪(sang) 和合法性焦慮，後者恰恰是中國社會(hui) 今天失序的典型表現。事實上，國家再強大，經濟再發達，人均生活水平再高，都不等於(yu) 人們(men) 幸福指數高，也不代表社會(hui) 秩序牢固，更不代表找到了文明的方向。

保守主義(yi) 者（文化上的）說，今天中國社會(hui) 的失序問題，主要是由於(yu) 傳(chuan) 統文化沒有發揚光大。他們(men) 迷戀於(yu) 古人思想的博大精深，陶醉於(yu) 中國文化的千年一貫，期望用中國的優(you) 秀文化傳(chuan) 統來拯救當下的道德、信仰及秩序危機。然而，這一套說辭最大的困境是無法滲透到每一個(ge) 普通現代人的心靈中去。人們(men) 要問：我什麽(me) 要因為(wei) 民族文化曾經偉(wei) 大而去信仰它呢？我為(wei) 什麽(me) 不是為(wei) 了我自己活著，而是為(wei) 民族文化而活著？我為(wei) 什麽(me) 必須做中國人而不是世界公民？再說，自由主義(yi) 所提出的那些關(guan) 係到每一個(ge) 人的價(jia) 值與(yu) 尊嚴(yan) 的問題，如人權、自由、平等問題，你如何來麵對和回答？

過去十餘(yu) 年來，我一直在深深地思索著中國社會(hui) 秩序的根源問題。現在我認為(wei) ，中國文化的“關(guan) 係本位”特征導致了其中最有效的整合方式是治人而非治法、倫(lun) 理本位而非製度本位、靠賢能治國而非靠法則治國等重要特征。這是我在拙著《文明的毀滅與(yu) 新生》（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一書(shu) 中所論證的基本觀點。本書(shu) 像是那本書(shu) 的續篇，進一步總結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及由其所決(jue) 定的中國社會(hui) 發展和演變的規律，包括諸如德性權威、分久必合、從(cong) 風效應、禮大於(yu) 法、人倫(lun) 為(wei) 本、治道重於(yu) 政道等重要特點，說明儒家所倡導的以大一統、人倫(lun) 重建、任賢使能、移風易俗、禮大於(yu) 法、行業(ye) 自治、教育立國等為(wei) 主要內(nei) 容的“治道”，是中國文化複興(xing) ——亦即中國文化中秩序重建的必由之路。

任何製度都可能被推翻，任何學說都可能被拋棄，但有一種東(dong) 西總是在那裏發生作用，那就是一個(ge) 民族的文化習(xi) 性，也可借用李澤厚的話稱為(wei) “文化心理結構”，或借用孫隆基的話稱為(wei) “文化的深層結構”。當今中國思想界的混亂(luan) ，在一定程度上來源於(yu) 對文化習(xi) 性的漠視。人們(men) 忽視了，中國文化在權威模式、整合方式方麵有自己不以人的意誌為(wei) 轉移的規律。這種規律本身無所謂好與(yu) 壞，但卻時常懲罰那些不尊重它的人們(men) 。中西方文化都有自己基於(yu) 過去數千年積澱形成的深層心理結構，其內(nei) 容和特點有待於(yu) 我們(men) 深入去揭示。

美國漢學家白魯恂（Lucian W. Pye, 1921~2008）講到一個(ge) 有趣的例子：上世紀五十年代，他在馬來亞(ya) 做研究，接觸到當地一位華裔共產(chan) 黨(dang) 。這位共產(chan) 黨(dang) 私下告訴他，為(wei) 了信仰，他已準備無條件服從(cong) 任何一位新領導。這使他感到十分驚訝。他無法理解的是，為(wei) 了信仰，他為(wei) 什麽(me) 不追求自主和獨立？（Lucian W. Pye,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 p.x:‘preface’）這反映的實際上是一個(ge) “文化中的權威”問題。即不同的文化中，人們(men) 對權威的態度迥然不同。在美國人看來，一個(ge) 人打算無條件地服從(cong) 新領導，就是對自己人格獨立性的背叛；人已不成其為(wei) 人，還談什麽(me) 革命？而在中國人看來，這個(ge) 人把自己無條件地交給組織，是一種顧大局的可貴精神。

我們(men) 要認識到，顧大局並不等於(yu) 摧殘人格獨立性。正如本書(shu) 上篇所論，“三綱”代表的正是一種顧大局精神，在儒家看來這樣做才符合自己的良心，才能“盡己”。白魯恂所不理解的問題，恰恰反映了東(dong) 西方文化中對於(yu) 權威的不同理解。西方人認為(wei) 代表權威的是製度而不是人，所以沒必要把自己交給別人。中國人認為(wei) 代表權威的是人而不是製度，所以對大局的尊重就表現為(wei) 對領導的服從(cong) 。顯然，美國人並不是沒有“大局觀”，美國人服從(cong) 領導有時比中國人更加“無條件”。但區別在於(yu) ：美國人認為(wei) 他們(men) 在服從(cong) “製度”，中國人認為(wei) 他們(men) 在服從(cong) “理”。凡是不合乎情理的製度，在中國人看來都是可以變通的。

影響或決(jue) 定一個(ge) 社會(hui) 中的製度的因素很多，但在天翻地覆式的千年巨變中，文化習(xi) 性或許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相對於(yu) 其他因素來說，這個(ge) 因素的影響力更加持久。文化的習(xi) 性告訴我們(men) ，一個(ge) 民族的製度和意識形態可能已經變了，但其中最有效的權威模式仍然如故，後者恰恰是決(jue) 定其製度是否牢固的基礎。所謂“文化中有效的權威”，指人們(men) 基於(yu) 過去千百年來的心理習(xi) 慣而接受或認可的權威。比如白魯恂講到，在很多亞(ya) 洲地區，人們(men) 在內(nei) 心深處真正認可的權威是德性權威（德高望重之人）；但二戰以後在這些非西方國家，模仿西方民主方式選出的國家領導人在人們(men) 心目中沒有德性，也就沒有威信，導致了政變和動亂(luan) 。我曾在拙著中說過這麽(me) 一件事：

托克維爾寫(xie) 道，一開始來到美洲開拓殖民地的英國清教徒多是中產(chan) 階級（bourgeois），在一片荒無人煙之地開始生計，他們(men) 訂立規章，確立法度，成立自治政府，用清教徒的自由精神建立自己的政權，為(wei) 日後美國民主和自由精神的健全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這引起我這樣的聯想：設想17世紀初葉來美洲開拓殖民地的是中國人，而不是英國清教徒。當他們(men) 初到此荒無人煙之地，在他們(men) 之上沒有政府、國家和法律，一切靠他們(men) 自己，他們(men) 將會(hui) 如何組織起自己的社會(hui) 呢？我想，他們(men) 絕不會(hui) 想到英國清教徒的自由投票方式和民主原則，因為(wei) 那樣做並不是真正有效的。真正有效的方式，還是推舉(ju) 那些品德端正、有公益心和責任感又有能力的人來管事。這就是儒家的任賢使能了。與(yu) 此同時，他們(men) 還可倡導培育互相關(guan) 愛的親(qin) 情，同舟共濟的群體(ti) 意識，親(qin) 如一家的大家庭精神，這就是儒家“齊家”為(wei) “治”“平”之基的思想了。他們(men) 肯定會(hui) 建立某種規章、製度，來規範和約束人們(men) 的行為(wei) 。但是由於(yu) 中國人從(cong) 來不習(xi) 慣於(yu) 生活在硬性的、沒有人味的impersonal法度中，人情大於(yu) 法律，腐敗和裙帶關(guan) 係在所難免。在這種情況下，最好的解決(jue) 辦法不是不斷製定新的法度和規定，而是：一方麵，以人情為(wei) 基礎來製定禮節規矩，這些禮節規矩就像習(xi) 俗和傳(chuan) 統一樣，在人心中產(chan) 生巨大的約束力，它的力量比硬性的、沒有人情的法代表更大的權威。這就是儒家的禮製思想了。“凡禮之大體(ti) ，體(ti) 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禮記·喪(sang) 服四製》）；另一方麵，他們(men) 中的有識之士可能會(hui) 認識到：把這群人管理好最有效的途徑還是辦學校、興(xing) 教化、崇有德、育賢才、敦風俗、美人倫(lun) ，“正人心而後正天下”……這一切莫不是儒家的德治和禮治。惟此，他們(men) 才能真正地組織起來。(方朝暉，《文明的毀滅與(yu) 新生》，第185頁)

文化的習(xi) 性或文化心理結構，並不是什麽(me) 一成不變的東(dong) 西。但正如孫隆基所言，它是一個(ge) 文化中最難改變的東(dong) 西。這是因為(wei) 文化習(xi) 性是千百年曆史積澱而成，在一個(ge) 民族的社會(hui) 生活中，它就像那“堅固的河床”（孫隆基語）難以融化，在很多方麵決(jue) 定著一個(ge) 民族的製度和秩序。我們(men) 今天在先秦諸子著作中所讀到的中國人的關(guan) 係世界及其影響力，在今天仍十分明顯，盡管這個(ge) 民族的政治、經濟、法律等等早已天翻地覆。今天的中國人，在一個(ge) 同樣是禮崩樂(le) 壞的時代，一個(ge) 同樣是秩序瓦解的社會(hui) ，要想找到重建製度和秩序的正途，就必須正視文化習(xi) 性的問題。當然，每個(ge) 民族都可能有自己的文化習(xi) 性，其特征是什麽(me) 隻能根據具體(ti) 研究來說明，絕不能先驗地決(jue) 定。

我確信，現代中國文化的根本任務是重建自己文明的基本概念，其中包括中華文化的核心價(jia) 值、整合方式、製度架構、活力源泉等，它們(men) 和人類其他文明、特別是西方文明相區別的關(guan) 鍵在哪裏。本書(shu) 及拙著《文明的毀滅與(yu) 新生》，均對這個(ge) 問題作了自己的探索。我試圖從(cong) 文化理論（文化人類學、文化心理學等）出發，為(wei) 分析這個(ge) 問題提供一種新視角，希望能幫助人們(men) 理清在這個(ge) 問題迄今為(wei) 止所存在的巨大混亂(luan) （當然人們(men) 還可以從(cong) 其他角度出發來探索這個(ge) 問題）。今天中華兒(er) 女該清醒了，在新世紀裏，我們(men) 究竟應追求什麽(me) 樣的文明理想。

（方朝暉：《三綱與(yu) 秩序重建》，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年5月）

責任編輯：李泗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