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終追遠：現代中國的一個(ge) 童話

作者：吳飛（北京大學哲學係副教授）

來源：《讀書(shu) 》2014年第4期

一、當代喪(sang) 禮的亂(luan) 象

自從(cong) 清明節被國家正式確定為(wei) 法定假日之後，除了人群擁擠、交通阻塞以及“清明節”的民俗學含義(yi) 充斥媒體(ti) 之外，關(guan) 於(yu) 當下喪(sang) 葬業(ye) 的爭(zheng) 論，每年這個(ge) 時候總是顯得引人注目；但在這段時間之後，除非自家不得不辦喪(sang) 事，人們(men) 又大多絕口不提此事。在當代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中，喪(sang) 葬已經成為(wei) 一個(ge) 極其敏感、忌諱，而又矛盾百出的話題。

但清明節的恢複畢竟為(wei) 今天人們(men) 重新理解和討論它提供了一個(ge) 機會(hui) 。雖然人們(men) 還遠沒有突破各種含混與(yu) 神秘，但爭(zheng) 論卻足以使我們(men) 看到中國喪(sang) 葬問題上的種種矛盾和亂(luan) 象：在當代中國大城市中，人們(men) 已經很難在街上看到出殯的情形；但在農(nong) 村乃至很多中小城市裏，喪(sang) 禮卻頑強地堅持著它的傳(chuan) 統形態；隨著各種宗教的複興(xing) ，與(yu) 喪(sang) 葬相關(guan) 的法事、道場也越來越熱鬧。一方麵，喪(sang) 葬業(ye) 變成非常暴利的產(chan) 業(ye) ，人們(men) 總是哀歎死不起人；另一方麵，喪(sang) 葬卻越來越成為(wei) 一個(ge) 極其邊緣的行業(ye) ，隻要有機會(hui) 找到正當職業(ye) 者，往往不會(hui) 去選擇埋死人，而從(cong) 業(ye) 者常常腰纏萬(wan) 貫，卻連對象都找不到。一方麵，地方政府以打擊封建迷信的名義(yi) 平掉鄉(xiang) 間原始的土墳；另一方麵，拔地而起的城市墓園又讓人們(men) 越來越憂慮未來的環保問題。人們(men) 不知道怎樣為(wei) 死去的親(qin) 人尋找一個(ge) 平靜的安身之處，不知道該如何對待那些亡者的宛在音容，更不知道自己百年之後所葬何處。隻能在一年一度的爭(zheng) 論聲中，用越來越少的紙錢寄托一點可憐的思念之情。

在傳(chuan) 統中國的禮製體(ti) 係當中，冠禮、婚禮、祭禮、鄉(xiang) 飲酒禮、射禮、朝聘之禮幾乎都已蕩然無存。唯獨喪(sang) 禮，雖然現代政府三令五申、拚命改變，因它而起的衝(chong) 突也此起彼伏；但時至今日，《朱子家禮》中描述的喪(sang) 禮過程，仍然比較完備地在廣大農(nong) 村甚至一些小城市中上演著。雖然如喪(sang) 服等已被加入很多現代元素，但傳(chuan) 統喪(sang) 禮的基本程式和架構，仍然抵抗著政治和商業(ye) 的各種誘惑，在幾乎得不到現代主流話語任何認同的不利情境下，竟然頑強地生存了下來。

這種與(yu) 古典禮製幾乎唯一的聯係紐帶意味著什麽(me) 呢？現代知識分子大概很難講出一個(ge) 道理。因為(wei) 在他們(men) 絕大部分人眼中，這些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儀(yi) 式，隻不過是頑固不化、愚昧民眾(zhong) 的封建殘餘(yu) ，是毫無意義(yi) 的鋪張浪費，不是早該棄如敝屣的瞎折騰，就是各級官員借以斂財的借口。即使那些對傳(chuan) 統喪(sang) 禮持有一點正麵評價(jia) 的人，最多也隻不過把它當作值得欣賞和保留的民俗遺產(chan) 。可這種與(yu) 主流意識形態對抗了幾十年而依然堅守的傳(chuan) 統，真的隻是民族文化風俗的一種殘存而已嗎？

雖然如喪(sang) 服等已被加入很多現代元素，但傳(chuan) 統喪(sang) 禮的基本程式和架構仍得以保留。

二、現代中國的喪(sang) 禮改革

早在二十世紀初，中國就出現了一些新式追悼會(hui) ，如邱震、吳長姬、陳天華、潘子寅、惠興(xing) 、李叔同之母的追悼會(hui) 等。一九一二年八月，民國臨(lin) 時政府公布《禮製》，明確規定喪(sang) 禮中以鞠躬禮代替跪拜禮；十月的《服製》中規定，以黑紗代替喪(sang) 服。不少西化的知識分子呼籲改變傳(chuan) 統喪(sang) 俗，特別是革除迷信的內(nei) 容。胡適更是在自己母親(qin) 去世之際大談新式喪(sang) 禮。不過，這些呼籲大多隻停留在精英層麵，並沒有對民間的喪(sang) 俗產(chan) 生實質影響。

一九二八年，國民政府製定了《禮製案》，其中的《喪(sang) 禮草案》雖然進一步廢除舊喪(sang) 禮中的迷信風俗，但將喪(sang) 服恢複到了白衣白冠。一九四三年，戴季陶在重慶北碚主持召開製禮工作會(hui) ，製定《中華民國禮製》，其中的凶禮部分，既考慮到多年以來喪(sang) 禮改革的成果，也照顧到傳(chuan) 統禮製的基本精神。其中根據時代精神，對喪(sang) 服有詳細規定。如古代喪(sang) 服中，妻為(wei) 夫斬衰三年，而夫為(wei) 妻齊衰期年，而此禮製將夫妻間的喪(sang) 服均改為(wei) 齊衰三年，以體(ti) 現男女平等精神。兒(er) 女不論婚否，為(wei) 父母均為(wei) 斬衰三年。夫為(wei) 嶽父母、妻為(wei) 公婆，均為(wei) 齊衰期年。

可這些細節都未能在民間形成真正的影響。民國時期最實在的喪(sang) 禮變革隻發生在國家頂層的“國喪(sang) ”上，包括國葬、公葬、追悼會(hui) 等。辛亥革命之後，傳(chuan) 統的君臣關(guan) 係被打破，但民國政府要以新式禮製塑造中華民國與(yu) 國民之間的關(guan) 係，其中一個(ge) 重要方麵，就是如何以“國喪(sang) ”的方式來紀念民國的英雄與(yu) 領袖。趙丙祥教授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正是以這種“國喪(sang) ”開始了現代中國喪(sang) 禮的塑造。

民國政府認為(wei) ，領袖與(yu) 每個(ge) 公民之間有著密切的關(guan) 係，在領袖去世的時候，公民們(men) 必須以某種恰當的方式來表達他們(men) 的懷念，同時也以此來表達對國家的認同與(yu) 崇敬。一九一六年，袁世凱逝世，中華民國舉(ju) 行了第一次國葬。他的喪(sang) 禮既是變相的帝王喪(sang) 禮，又展示出未來民國國喪(sang) 的很多重要因素。同年十二月十八日，中華民國國會(hui) 通過了《國葬法》；此後黃興(xing) 、蔡鍔、程璧光、李仲麟、林修梅、伍廷芳、廖仲愷等人都享受了國葬。一九二五年，孫中山在北京逝世，民國國會(hui) 當即決(jue) 定實行國葬，但直到南北統一之後的一九二九年，南京國民政府才舉(ju) 行了盛大的奉安大典，這是現代曆史上劃時代的一次葬禮。

孫中山的奉安大典，規模遠遠超過了袁世凱；而它又完全去除了袁氏喪(sang) 禮中的帝王因素。南京國民政府派出了宣傳(chuan) 列車，車頭懸掛孫中山遺像、國民黨(dang) 黨(dang) 旗、民國國旗，從(cong) 浦口北上，在經停的每一站向民眾(zhong) 作宣傳(chuan) 活動，直到北平。迎櫬車再由北平開出，到浦口，再登軍(jun) 艦渡江，在南京舉(ju) 辦大規模的公祭活動，最後奉安於(yu) 紫金山之陵墓。一路對孫中山的宣傳(chuan) 是：“中國國民革命的導師，中華民國的創造者，世界弱小民族的救星。”

當時正值國民政府黃金十年的初期，各個(ge) 方麵欣欣向榮，以如此盛大的典禮紀念民國締造者，宣揚民國政府的政治理念，其巨大意義(yi) 遠非當年袁氏喪(sang) 禮所能比擬。這一典禮遂成為(wei) 現代中國“國喪(sang) ”的完美標準，對塑造民國禮製，界定現代國家及其領袖與(yu) 人民的關(guan) 係，有著決(jue) 定性的影響。一九三〇、一九四八年，南京政府接連頒布了第二、第三部《國葬法》，基本內(nei) 容都被包括在了北碚所定《中華民國禮製》凶禮篇的特典部分。

除去國葬之外，民國政府也分別對軍(jun) 隊中的喪(sang) 禮、公葬、公祭、追悼會(hui) 等做出了規定。雖然民間大規模的喪(sang) 禮改革並未真正完成，但各級政府人員的喪(sang) 禮模式基本確立了，這就使得民國社會(hui) 的喪(sang) 禮結構發生了一個(ge) 意想不到的變化：即從(cong) 國家領袖到公務人員，與(yu) 一般民眾(zhong) 之間的喪(sang) 禮有了結構性的巨大差異，“資於(yu) 事父以事君”的模式當然被徹底終結。大部分地區的喪(sang) 禮雖然仍然保持著朱子以來的基本模式，但這種結構性的分野，使它和國家主流話語完全脫節，漸漸蛻化成地方風俗。

民國時期，中共方麵一直沒有製定過專(zhuan) 門的喪(sang) 禮規定，但從(cong) 若幹記載和回憶錄來看，中共人物（如劉誌丹、彭雪楓、張浩）的追悼會(hui) 與(yu) 國民政府規定的公葬和追悼會(hui) 是基本一致的。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中央警備團戰士張思德在安塞燒炭遇險犧牲，毛澤東(dong) 在他的追悼會(hui) 上說：“今後我們(men) 的團體(ti) 裏，不管死了誰，不管是夥(huo) 夫是戰士，我們(men) 都要給他送葬，開追悼會(hui) ，這要成為(wei) 一個(ge) 製度。這個(ge) 方法也要介紹到老百姓那裏去。村上的人死了，開個(ge) 追悼會(hui) 。用這樣的方法，寄托我們(men) 的哀思，使整個(ge) 人民團結起來。” 這篇講話後來經過修改，就是著名的《為(wei) 人民服務》。

這篇文章在中國現代喪(sang) 葬史上的意義(yi) 在於(yu) ，它要把追悼會(hui) 製度介紹到普通民眾(zhong) 當中。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澤東(dong) 寫(xie) 了《倡議實行火葬》的倡議書(shu) ，說：“實行火葬，不占用耕地，不需要棺木，可以節省裝殮和埋葬的費用，也無礙於(yu) 對死者的紀念。”至於(yu) 火葬的推廣方案，他指出：“在人民中推行火葬的辦法，必須是逐步的；必須完全按照自願的原則，不要有任何的勉強。”其中，“在少數人中，首先是在國家機關(guan) 的領導工作人員中，根據自己的意願，在自己死了以後實行火葬”。至於(yu) 那些傳(chuan) 統上實行土葬的地區，“在人們(men) 還願意繼續實行土葬的時候，國家是不能加以幹涉的；對於(yu) 現存的墳墓，也是不能粗暴處理的。對於(yu) 先烈的墳墓以及已經成為(wei) 曆史紀念物的古墓都應當注意保護。對於(yu) 有主的普通墳墓，在需要遷移的時候，應當得到家屬的同意”。

這篇文獻開啟了以火葬為(wei) 主題的當代喪(sang) 葬改革史，其主要原因是節省土地和費用。但是，今天在中國大陸隨處可見的強製火化，卻是毛澤東(dong) 堅決(jue) 否定的；那些粗暴平墳遷墳的行為(wei) ，他也已經預先批判了。

三、當代的喪(sang) 禮改革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為(wei) 人民服務》中提倡的追悼會(hui) 和《倡議實行火葬》中建議的火葬，確實隻限製在國家機關(guan) 的領導與(yu) 工作人員之中，直到一九八五年頒布的《國務院關(guan) 於(yu) 殯葬管理的暫行規定》才明確宣布了當代喪(sang) 葬改革的兩(liang) 個(ge) 基本目標：打擊封建迷信和節省土地。一九九七年，國務院發布《殯葬管理條例》，進一步修正和細化了《暫行規定》中的相關(guan) 條目。

從(cong) 此以後，各地農(nong) 村因為(wei) 強行推行火葬而發生的衝(chong) 突簡直隨處可見。許多人家為(wei) 了避免火葬，連夜將去世的老人偷偷埋葬，不舉(ju) 行任何形式的喪(sang) 禮或追悼會(hui) 。而地方政府一旦發現，往往會(hui) 強行挖開墳墓，現場“火化”，就引發了老百姓和政府機關(guan) 的激烈衝(chong) 突。有些地方幹脆用“以罰代化”的方式解決(jue) 問題，即讓死者家屬交出規定的罰款，然後任他們(men) 土葬。

推行火化變成了官民雙方的拉鋸戰和捉迷藏，而最初推行火化的兩(liang) 個(ge) 目的——打擊迷信和節省土地，已經被徹底丟(diu) 棄了。我們(men) 在現實中看到的情況是，人們(men) 在接受了火化之後，照樣舉(ju) 行盛大的傳(chuan) 統喪(sang) 禮，而且最後還在隆重的出殯儀(yi) 式之後，將裝著骨灰的棺材葬進自家的祖墳之中，堆起一個(ge) 大大的墳頭。火化，隻不過成為(wei) 整個(ge) 喪(sang) 禮儀(yi) 式中的一個(ge) 環節而已。火化的改革除了增加官民衝(chong) 突、導致惡性事件之外，可以說效果極為(wei) 有限。這樣的改革，究竟意義(yi) 何在呢？

相對而言，在主要大中城市裏，現代的喪(sang) 葬模式得到了普遍接受，私營殯葬單位的介入雖使殯儀(yi) 和墓葬業(ye) 變得越來越市場化，但市場競爭(zheng) 也創造了更多的空間。但總體(ti) 而言，目前中國城市中的喪(sang) 葬製度仍然處於(yu) 相當大的混亂(luan) 之中。比如國營殯儀(yi) 館大多按照民國以來的追悼會(hui) 模式設置，形成了所謂的“一三一模式”（念一遍悼詞，三鞠躬，轉一圈），其粗糙與(yu) 程式化已經飽受詬病。而在喪(sang) 禮實踐中，大多數人家不可能隻滿足於(yu) 這樣的模式。在城市規劃比較寬鬆或接近農(nong) 村的地區，人們(men) 盡可能在家中擺設靈堂，殯儀(yi) 館僅(jin) 僅(jin) 是“火葬場”，即火化屍體(ti) 的地方。人們(men) 會(hui) 在家中完成自己真正看重的裝殮、守靈、吊唁、發引等儀(yi) 節，最後時刻再到火葬場去處理屍體(ti) 。那些在家中主持儀(yi) 式者，都是親(qin) 友或單位中德高望重、知書(shu) 達禮的前輩；但殯儀(yi) 館與(yu) 公墓裏主持追悼會(hui) 、火化和下葬者，則被當作處理死人的陌生工人，雖然不得不向他們(men) 交錢，但人們(men) 不會(hui) 尊重他們(men) ，不願意把他們(men) 當作禮俗專(zhuan) 家，更不願意和他們(men) 有進一步的交往。這使得中國的殯葬業(ye) 越來越成為(wei) 尷尬而又充滿暴利的行業(ye) 。人們(men) 之所以慨歎“死不起人”，並不僅(jin) 僅(jin) 是因為(wei) 喪(sang) 葬業(ye) 開價(jia) 太高，更重要的是，他們(men) 無法在殯儀(yi) 館和墓園中感到溫暖和尊重，不能通過他們(men) 的工作使死者安息、生者釋懷。他們(men) 所麵對的，並不是幫助他們(men) 慎終追遠的社會(hui) 禮儀(yi) 事業(ye) ，而是像處理垃圾一樣處理屍體(ti) 的人體(ti) 垃圾站。而近些年甚囂塵上的所謂“骨灰拋灑”、“循環使用墓穴”等葬法，打著埋葬屍體(ti) 的幌子，實行處理屍體(ti) 、清理垃圾之實。在中國的傳(chuan) 統文化中，挫骨揚灰、死無葬身之地乃是針對十惡不赦者的極刑。現在，這種“極刑”竟然被堂而皇之地當作高價(jia) 出售的埋葬產(chan) 品。在這種情況下，墓園的綠化再漂亮、墓型設計再精巧，人們(men) 看到的也隻是殘忍、冷漠和恐怖。

新式葬法往往是以生態環保的麵貌出現的。雖說在墓園當中，每個(ge) 人都隻能享有兩(liang) 平方米的公墓用地，但材料都是大理石，上千年也不會(hui) 頹壞。比如，北京已有兩(liang) 千萬(wan) 人口，到一百年後，就要多出兩(liang) 千萬(wan) 個(ge) 新墓地，占用四千萬(wan) 平方米的用地，屆時北京城將徹底變成一個(ge) 被墳墓包圍的城市。這正是現代殯葬業(ye) 造成的。中國幾千年的曆史，又如此重視喪(sang) 祭之禮，但我們(men) 今天並沒有看到鋪天蓋地的墳墓。土墳雖然有墳頭，但隨著時代的推移，出了五世之後，血緣關(guan) 係愈來愈疏遠，上墳之人會(hui) 越來越少，百年左右，不需要人為(wei) 的平墳毀墓，很多墳頭就會(hui) 自然風化，慢慢平掉的；即使留下一些墳頭，土墳總比大理石的墳頭要環保得多。但在現代墓園當中，大理石的墳墓使人們(men) 不得不麵臨(lin) 倫(lun) 理和文化上的困境：究竟是強行把墳墓鑿掉，還是讓墳墓包圍城市？在中國文化中，開墳掘墓可是要斷子絕孫的。而那些所謂的“樹葬”、“草坪葬”，其環保意義(yi) 和土墳相似，卻喪(sang) 失了本來的文化意義(yi) ，既讓生者背上不孝子孫的罵名，又讓死者遭受死無葬身之地的酷刑，怎麽(me) 可能讓人們(men) 心甘情願地接受？

四、現代喪(sang) 禮的原則

所有這些問題的症結所在，就是如何確立現代中國人的禮製生活。百年來，現代中國的喪(sang) 葬改革大體(ti) 有這樣幾個(ge) 方麵：一、建立適應現代自由平等觀念的禮節；二、確立現代國家的神聖性及新式國民關(guan) 係；三、革除各種迷信因素；四、確立節儉(jian) 文明的喪(sang) 葬習(xi) 俗；五、節省土地和保護環境；六、通過喪(sang) 禮告慰死者，安頓生者，表達哀思之情，尤其是子女對父母的孝敬之情。最後一點相當重要，是古代喪(sang) 禮根本的禮意，也是民國政府喪(sang) 禮改革和毛澤東(dong) 兩(liang) 篇重要文獻中都一再強調的，可惜在今天的喪(sang) 葬管理條例中卻越來越淡化。

而前五個(ge) 方麵，從(cong) 民國初年大多就已經成為(wei) 人們(men) 思考的因素了。民國以來的喪(sang) 葬改革，在強調平等和建立現代國家意識兩(liang) 個(ge) 方麵是成功的，但以“反對迷信”名義(yi) 來改革喪(sang) 禮，效果不佳不說，而且有過猶不及之嫌。首先，喪(sang) 禮的基本態度是“事死如事生”、“祭神如神在”。孔子說：“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wei) 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wei) 也。”對於(yu) 去世的親(qin) 人，如果真的忍心認為(wei) 他已經徹底不存在了，是不仁，所以喪(sang) 禮中的很多安排，都是假定他的靈魂仍然存在於(yu) 某處；但如果真的相信他的靈魂還存在，那就是不智。喪(sang) 禮的安排，就是要在仁智之間尋求一個(ge) 微妙的平衡。以事死如事生的態度對待父母的靈魂、木主、畫像，或別的什麽(me) 替代符號，這是對他們(men) 在世時孝敬之情的一種延續，是對我們(men) 自己生命的負責。喪(sang) 禮中的很多用具，包括僧道儀(yi) 式，起到的正是這種作用。像現代喪(sang) 禮和追悼會(hui) 中不斷使用的“永垂不朽”、“英靈不昧”等說法，這也並不意味著我們(men) 相信那些英靈真的會(hui) 永遠存在於(yu) 某個(ge) 地方，它們(men) 起到的作用，和傳(chuan) 統喪(sang) 禮中的那些“迷信”並不矛盾。其次，從(cong) 現代的角度看，無論是民初的科學主義(yi) 和反宗教風潮，還是建國之後消滅迷信甚至“文革”時波及宗教的舉(ju) 措，結果都南轅北轍。特別是在宗教多元化的今天，隻要它本身合法，相信其喪(sang) 禮形式不會(hui) 對我們(men) 的社會(hui) 生活帶來危害，我們(men) 更沒有理由以打擊迷信的名義(yi) 來反對各個(ge) 宗教傳(chuan) 統中的喪(sang) 禮。

又如“確立節儉(jian) 文明的喪(sang) 葬習(xi) 俗”，其實就是傳(chuan) 統經典當中反複強調的內(nei) 容。儒家雖然重視喪(sang) 禮，但並不認為(wei) 應該無原則地鋪張浪費。明清之際，對於(yu) 民間流行的大操大辦，甚至娛屍的現象，儒家士大夫有過非常激烈的批評。孔子站在保持禮意的層麵提倡“喪(sang) ，與(yu) 其易也寧戚”，和他所謂“禮，與(yu) 其奢也寧儉(jian) ”並不矛盾。稱家之有無，以盡愛敬之情，原則上提倡節儉(jian) 辦喪(sang) 事，但不能為(wei) 節儉(jian) 而節儉(jian) ，甚至取消掉喪(sang) 禮最核心的意義(yi) ，那就是墨家的態度了。節省土地和環保，應該認真對待，但不能因此而損害喪(sang) 禮的本來意義(yi) 。所有這些都必須服務於(yu) 最根本的原則，即以喪(sang) 禮來安頓人們(men) 的精神生活。如果我們(men) 總是糾纏於(yu) 前五個(ge) 方麵，而不考慮喪(sang) 禮的實質禮意，就會(hui) 把這些禮意擠壓掉，甚至最終變得一點不剩。結果，每到喪(sang) 事之時，人們(men) 不再考慮如何告慰死者，如何節文人情，而是考慮怎樣避免最不體(ti) 麵的辦法，考慮怎樣還可能留得一點葬身之地；而殯葬單位所考慮的，卻又是怎樣使人們(men) 盡可能火化，怎樣使喪(sang) 事不影響公共秩序和城市交通，怎樣按照規定購買(mai) 墓地繼而將來銷毀墓地，等等。存在關(guan) 注點如此嚴(yan) 重不同的鴻溝，怎麽(me) 可能有益於(yu) 社會(hui) 、提升人們(men) 精神生活？喪(sang) 葬事業(ye) ，變成處理屍體(ti) 的人體(ti) 垃圾場，也就是必然的結果了。

“禮樂(le) 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xing) 也。”當年，民國政府在內(nei) 外交困的情況下製禮作樂(le) ，而沒有建立真正強大有力的國家、發展最基本的經濟生活，顯然不合時宜。而今，一個(ge) 強大的現代國家早已在中國大地上矗立，而且經過三十多年的經濟建設也解決(jue) 了大部分人的吃飯穿衣問題，但人們(men) 的精神狀況卻處在極其混亂(luan) 的狀態，早就到了考慮精神生活和價(jia) 值歸屬的時候了。在這樣的時代，還忙於(yu) 強迫火葬、推廣追悼會(hui) ，不僅(jin) 不會(hui) 像當初那樣確立國家的神聖性，反而會(hui) 侵蝕已經確立的神聖性。使每一個(ge) 逝者安寧地躺在這塊神聖的土地之下，使每一個(ge) 生者最自然地在這塊土地上表達他的喜怒哀樂(le) ，使中國文化最看重的人情自然得到豐(feng) 厚的滋養(yang) ，使每個(ge) 家庭養(yang) 生送死沒有遺憾，人們(men) 能以最健康的心態愛敬他周圍的每一個(ge) 人、他所屬的團體(ti) 、他熱愛的國家，“整個(ge) 人民團結起來”，也許就能得到真正實現了。

（本文刊於(yu) 《讀書(shu) 》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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