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shu) 院：中國的自由辦學傳(chuan) 統

作者：吳鉤

來源：騰訊《大家》欄目

時間：2014年4月14日

4月9日，退休後鮮有公開露麵的前國家主席胡錦濤到訪湖南大學，並參觀嶽麓書(shu) 院。新聞說，胡錦濤這次來嶽麓書(shu) 院，“是想要了解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並對嶽麓書(shu) 院整個(ge) 辦學曆史給予了高度評價(jia) ”。確實，書(shu) 院代表了古代中國自由辦學的寶貴傳(chuan) 統與(yu) 最高成就，需要今人重新發現它的價(jia) 值。我們(men) 有必要來回顧一遍書(shu) 院的千年發展曆史，並從(cong) 中檢討得失。

【兩(liang) 宋：書(shu) 院的興(xing) 起】

書(shu) 院起源於(yu) 唐代，而興(xing) 於(yu) 兩(liang) 宋。唐代書(shu) 院乃是官學係統的一部分，或者跟佛教寺院關(guan) 係密切。北宋建立後，天下初定，百廢待興(xing) ，而漢唐時代的門閥士族又在長年戰亂(luan) 中瓦解消亡，於(yu) 是新成長起來的平民士紳群體(ti) 負擔起了重振學術、重建文脈的責任。民間書(shu) 院也就在北宋出現了一個(ge) 迅速發展的局麵，有學者估計，北宋有書(shu) 院一百所上下，超過唐至五代的書(shu) 院數量之總和。其中應天書(shu) 院、嶽麓書(shu) 院、嵩陽書(shu) 院、白鹿洞書(shu) 院、石鼓書(shu) 院、茅山書(shu) 院、龍門書(shu) 院、徂徠書(shu) 院被譽為(wei) 北宋“八大書(shu) 院”。

在民間書(shu) 院之外，北宋政府還建立了一個(ge) 覆蓋了中央太學、國子監及地方州學的官學體(ti) 係，這個(ge) 官學體(ti) 係是圍繞著科舉(ju) 的指揮棒轉的，“掌其教者，不過取其善為(wei) 科舉(ju) 之文，而嚐得售於(yu) 場屋者耳”，“其所授受，又皆世俗之書(shu) 、進取之業(ye) ，使人見利而不見義(yi) ”。結果便是培養(yang) 出一堆趨炎附勢之徒，北宋被滅時，居然有一百多名太學生搶著向金人投狀歸降，獻山河形勢圖，連金人都覺得這幫知識分子“苟賤”，不要他們(men) 。

麵對官學之潰壞，南宋的儒家士君子無疑需要重建學術、收拾人心。大理學家朱熹設想過改造官學，卻發現官學其害“不可勝言”，“莫之救也”，所以他“常欲別求燕閑清曠之地，以共講其所聞”，換言之，就是幹脆拋掉官學體(ti) 係，另立爐灶，創辦更有獨立品格、更有學術品質的書(shu) 院。“禮失求諸野”，在我看來，這正是宋儒光芒奪目的地方。我翻閱宋代社會(hui) 史時，能夠明顯地感受到宋儒在社會(hui) 構建上的自覺：因為(wei) 看到鄉(xiang) 官職役化、鄉(xiang) 治敗壞，北宋的呂大鈞創設鄉(xiang) 約，以期建立“德業(ye) 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的禮俗秩序；因為(wei) 看到官方救濟體(ti) 係（常平倉(cang) ）不盡可靠，南宋的朱熹置社倉(cang) ，成立民間社會(hui) 的自我救濟機製。

得益於(yu) 理學家的推動與(yu) 實踐，南宋民間書(shu) 院也獲得空前的繁榮，根據研究中國書(shu) 院史的鄧洪波先生統計，在兩(liang) 宋七百多所書(shu) 院中（絕大多數書(shu) 院誕生於(yu) 南宋），民辦書(shu) 院占了八成以上，因而鄧先生斷言“宋代是民辦書(shu) 院主宰天下的時代”。朱熹無疑是推動書(shu) 院發展的最得力者，在他一生中，創建書(shu) 院四所，修複書(shu) 院三所，並在四十七所書(shu) 院讀書(shu) 、講學。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應大學者張栻之邀，赴嶽麓書(shu) 院與(yu) 張栻會(hui) 講，逗留兩(liang) 月，聽者雲(yun) 集，“一時輿馬之眾(zhong) ，飲水池立涸”，各地學子乘馬趕來嶽麓書(shu) 院聽課，馬匹之多，將飲水池的水都喝光了。

在南宋理學家的理念中，書(shu) 院首先是一個(ge) 獨立於(yu) 官學的學術共同體(ti) ，朱熹說，“前人建書(shu) 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與(yu) 講學，非止為(wei) 科舉(ju) 計”，因而，書(shu) 院歡迎的是“四方之士有誌於(yu) 學，而不屑於(yu) 課試之業(ye) 者”。同時，書(shu) 院也是踐履儒家經世理想的講學機構，並非“兩(liang) 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shu) ”，而是要通過講學“傳(chuan) 斯道而濟斯民”。在理學先賢的經營下，南宋書(shu) 院形成了以學術研究及講學為(wei) 核心功能、以學田為(wei) 獨立財政保障、並且具有學規、章程的學院之製。

【明前期：書(shu) 院的衰落】

如果說，南宋的書(shu) 院製度顯示了以士紳為(wei) 領袖的民間社會(hui) 在維持學術自治與(yu) 自主辦學上的智慧與(yu) 技藝，那麽(me) 書(shu) 院在元代的際遇，則讓我們(men) 不得不相信：這種自治的精神與(yu) 能力必為(wei) 專(zhuan) 製皇權所忌憚。元代的書(shu) 院出現嚴(yan) 重的官學化，書(shu) 院創建必須呈報官府，經層層審核，獲批準後方準修建；書(shu) 院山長由官府任命；官府還委派“直學”掌管書(shu) 院財政。審批製、人事權、財權都掌握在有司手裏。

書(shu) 院淪為(wei) 權力的附庸，這是一切學術與(yu) 教育開始敗壞的淵藪，所以我們(men) 不用奇怪，元代為(wei) 什麽(me) 會(hui) “書(shu) 院之設日加多，其弊日加甚”，為(wei) 什麽(me) 書(shu) 院的建設者“徒知假寵於(yu) 有司，不知為(wei) 教之大”。毫無疑問，重振學術與(yu) 講學之正途，當然是回歸民間，書(shu) 院“既不隸於(yu) 有司，而教育之功乃得專(zhuan) 焉”。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後，一麵強化皇權專(zhuan) 製，一麵收緊社會(hui) 控製網絡，宋時蓬蓬勃勃的書(shu) 院，到了明代也差不多沉寂了一百年，著名的嶽麓書(shu) 院與(yu) 白鹿洞書(shu) 院都成為(wei) 廢墟，“昔日規製不見，唯聞山鳥相呼”。

明初書(shu) 院的荒廢，當然是由朱元璋確立的教育與(yu) 學術製度所導致。朱元璋出身草莽，卻不是輕視教化之人，他登基後便詔告天下：“朕惟治國以教化為(wei) 先，教化以學校為(wei) 本。”隻不過這裏的“學校”，並不包括民間書(shu) 院，而是指官學係統內(nei) 的太學、州縣學、社學。明代建立了一個(ge) 龐大而完備的官學體(ti) 係，南京、北京均立國子監，府有府學，縣有縣學，縣下又遍設社學，按朱元璋的要求，“各州縣在城並鄉(xiang) 村，但有三五十家，便請個(ge) 秀才開學”。另一方麵，朱元璋又頒布禁例於(yu) 天下學校，不許士子議論時政。

朱家皇帝高度重視各級官學的建設，擺在台麵上的理由是為(wei) 了“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複先王之舊”，但最重要的原因，我認為(wei) 還是朝廷想掌控教化之權。這從(cong) 朱元璋對官學係統外之書(shu) 院的態度，便可以發現一些端倪。洪武元年，他下詔“改天下山長為(wei) 訓導，書(shu) 院田皆令入官”，“訓導”本是山長之助手，學田則是書(shu) 院之經濟命脈，朱元璋此舉(ju) ，用意甚是陰險，不但貶低書(shu) 院領袖的身份，還剝奪了書(shu) 院的財政大權。洪武五年，又下令“革罷訓導，弟子員歸於(yu) 邑學”，在朝廷打壓之下，“諸舊書(shu) 院以不隸於(yu) 官”，因而“皆蕩然靡存”。

對專(zhuan) 製統治有著特別偏好的朱元璋皇帝，想必非常不歡迎自成體(ti) 係的書(shu) 院之存在。我們(men) 知道宋代的士君子因為(wei) 對官學體(ti) 係的失望，另起爐灶建立書(shu) 院重振學術，而明初的皇帝出於(yu) 對書(shu) 院的顧忌，又重新構建了一個(ge) 完備的官學體(ti) 係。曆史就像是在轉圈圈。

【晚明：書(shu) 院的複興(xing) 】

直至明王朝立國已逾百年，朝廷對書(shu) 院的壓製才鬆懈下來。於(yu) 是從(cong) 正德朝到萬(wan) 曆朝，書(shu) 院終於(yu) 迎來了一個(ge) 爆發式的發展，在整個(ge) 明代近二千所書(shu) 院中，建於(yu) 正德、嘉靖、萬(wan) 曆三朝的有一千多所，占了書(shu) 院總數的六成以上。開創這個(ge) 繁榮局麵的核心力量，來自以王陽明為(wei) 代表的明代理學家群體(ti) 。

正德元年，王陽明因得罪宦官劉瑾，被廷杖四十，謫貶至貴州龍場當驛丞。相傳(chuan) 陽明先生在龍場悟道，創立“致良知”之學。所謂“龍場悟道”，在我看來，是說王氏徹底認識到以明王朝的昏暗政治環境（皇權獨裁，君主無道，太監亂(luan) 政），士大夫已不可能像宋儒那樣“得君行道”，那麽(me) ，與(yu) 其寄望於(yu) 明君，不如訴諸芸芸眾(zhong) 生的良知；與(yu) 其依賴國家的構建，不如喚醒社會(hui) 的自覺，與(yu) 其麵向廟堂，不如轉身麵向民間。也因而，“致良知”不僅(jin) 僅(jin) 是心性之學，而是開啟了一場“覺民行道”的社會(hui) 運動。書(shu) 院講學，則是“覺民行道”、“化民成俗”的最佳載體(ti) 。在龍場驛的清閑歲月裏，王陽明開始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書(shu) 院講學，並且從(cong) 此跟書(shu) 院結下不解之緣。

在王氏及王門弟子的推動下，明代中後葉的書(shu) 院如雨後春筍，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機。有些書(shu) 院甚至結成穩定的“學術—政治共同體(ti) ”，“凡學必有約，凡會(hui) 必有規”。儒學中一直就有“處士橫議”的傳(chuan) 統，雖然朝廷一度禁止士子議政，但這一禁令也被書(shu) 院突破了。晚明士子在講學之餘(yu) ，“往往訾毀時政，裁量公卿”，並形成強大的“社會(hui) 權力”（social power），以致於(yu) “岩廊之上（指朝廷），亦避其諷議”，最典型者莫如東(dong) 林書(shu) 院。

隻可惜，書(shu) 院這種“體(ti) 製外”的社會(hui) 權力，不容於(yu) “體(ti) 製內(nei) ”的權勢人物，張居正當國與(yu) 魏忠賢掌權時，都曾下令毀滅天下書(shu) 院。晚明時代蓬蓬勃勃的社會(hui) 覺醒，在政治打壓下，終於(yu) 隨著明王朝的覆滅而告終。

至於(yu) 清代的書(shu) 院，雖然在數量上遠勝之前各代，卻差不多淪為(wei) 了官學與(yu) 科舉(ju) 製的附庸。直至晚清，書(shu) 院改革，才得以突破官學之鉗製，其標誌為(wei) ：山長從(cong) 由官府委任，改為(wei) “采訪公論”，“歸紳士延聘”。可惜清末新政時，朝廷又以一紙詔令將書(shu) 院改為(wei) 新式學堂，看似是接納近代化，與(yu) 國際接軌，實則已違背了書(shu) 院自治、教育自主的原則，導致書(shu) 院這一寶貴的傳(chuan) 統教育模式被清出曆史舞台。

【結語】

縱觀書(shu) 院從(cong) 宋至清這一千年間的盛衰，可以清晰地看出，書(shu) 院的活力來自儒家士君子自發的教化承擔與(yu) 學術自覺，但凡在官府承認並不幹預士君子的辦學自由時，書(shu) 院則興(xing) 盛；而一旦官府容不得民間社會(hui) 的辦學自由，或者試圖將書(shu) 院收編進官學體(ti) 係，則預示了書(shu) 院的衰落或敗壞。回顧這段書(shu) 院的興(xing) 衰史，其實就是去麵對兩(liang) 種教育傳(chuan) 統——官學的傳(chuan) 統與(yu) 民間講學的傳(chuan) 統，我們(men) 選擇哪一種？

（位於(yu) 江西省星子縣內(nei) 的白鹿洞書(shu) 院是最早的書(shu) 院，也是中國書(shu) 院的‘四大祀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