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理、治體(ti) 與(yu) 國勢：現代變遷中的儒家傳(chuan) 統

作者：任鋒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

時間：孔子2565年暨耶穌2014年2月27日

我們(men) 所處的時代，舊者已然逝去，新者尚未確立——這是二十世紀以來有識之士每每中心憂思並痛陳的傷(shang) 世感，並推動人們(men) 不斷投入對現代意義(yi) 與(yu) 秩序的追求之中。當前的中國社會(hui) ，雖然有諸種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的鼓吹，然而人們(men) 在精神世界與(yu) 公共秩序中的困楚無定依然是一個(ge) 懸而未解的深刻挑戰。在曆史的洪流中，現代國人似乎是麵目模糊、魂靈曖昧的寄居族群。

在目前能夠引領人群的秩序訴求中，中華民族的偉(wei) 大複興(xing) 顯示出了較強的理想召喚力。而在思想文化領域，近些年來的傳(chuan) 統複興(xing) 無疑也為(wei) 這一理想的浮現提供了深厚的動力與(yu) 資源。其中，儒家因其數千年來的豐(feng) 富積蘊而得以見證現代命運的一陽來複，也再次構成推動現代中國轉型的一個(ge) 活躍力量。這就牽涉到一個(ge) 曆史性的解釋與(yu) 評介問題，即如何麵對現代轉型伊始儒家所遭受的重創，或者說如何更為(wei) 準確地認識儒家傳(chuan) 統在現代轉型中的相關(guan) 性及其價(jia) 值地位。

一、古今相維下的以中化西

這個(ge) 曆史性的問題，又何嚐不是現代中國之自我理解的題中之義(yi) ？概因現代中國的發端，若依流俗之五四新文化運動始，恰恰是要在打倒孔家店的前提下來實現民主與(yu) 科學。儒家傳(chuan) 統，在這種不破不立的心智中，是封建專(zhuan) 製的代言人，是吃人禮教的化身。現代中國的道路邏輯，按此必然陷入一種反題的絕境，必先摧毀傳(chuan) 統而後能有一線生機，必先反噬自身才可超英趕美、鳳凰涅磐。

近百年的曲折顛沛，已經證明這種現代立國的心智隻能引發不斷惡化的激進狂潮，實不足取。現在的問題是，如何真正走出上述反題絕境？如何深入反思其背後的唯理主義(yi) 與(yu) 建構論烏(wu) 托邦迷思？在我看來，重新認識儒家，重新認識中國傳(chuan) 統中的儒家及其現代啟示，才能幫助我們(men) 真正生發出一種健全的現代視野，並形成穩定而積極的現代自我理解。

這方麵，我想提出兩(liang) 個(ge) 方法論意義(yi) 上的主張，即“以中化西”與(yu) “古今相維”。這當然不是我的發明，如陳寅恪先生已經指出，未來文明的新造一定是一方麵以中國原有文明為(wei) 本位，另一麵積極吸收外來因子。這當然也不是陳先生的孤詣，而是依據曆史傳(chuan) 統中道家、新儒學之既往經驗而提煉出來的文明演進基調。

中國作為(wei) 一個(ge) 文明體(ti) 的形成，無論是三代之天下意識，還是漢宋之華夏自覺，本身意味著這一土地及其承載的巨大族群對其信仰、習(xi) 俗、共識和法度的秩序摶合有深厚悠遠的根基。這在古典儒家的語言中，用道、天、理等紛紛予以標識。進一步，如董仲舒所言，天不變道亦不變，更化之事則變易其法而不變其道。中國之道常存，中國之法與(yu) 世因革。而降及晚清，世人驚愕乎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開始謀思道與(yu) 法的全局變革。中體(ti) 西用說起，體(ti) 用之變遂無深弗屆，至於(yu) 中體(ti) 不足濟變，而號召充分世界化、全盤西化。此路不通，仍折返盤旋於(yu) 此格局中，而有中西互為(wei) 體(ti) 用之類說法。

秩序之構型，頗難以佛家衍生之體(ti) 用範疇剖明。此如宋儒經製學開創者薛季宣於(yu) 陳亮所言，“道之不可邇，未遽以體(ti) 用論。見之時措，體(ti) 用疑若可識。卒之何者為(wei) 體(ti) ？何者為(wei) 用？即以徒法、徒善為(wei) 體(ti) 用之別，體(ti) 用固如是邪？”作為(wei) 秩序樞紐的德行與(yu) 法度，若以理論視角自可析疏其間理想類型（ideal type），而究其實乃是運作於(yu) 實踐活動的脈絡中，信念信條、精神智慧、應對技藝與(yu) 法度創設端緒錯合、轉化迭出，殊不易作哲學式建構嫁移。中國文明有本有源，而本源性經驗傳(chuan) 統也不適合以體(ti) 用範疇作實踐論的操作指引。以中國文明為(wei) 本，而開放吸收外來文明因子，比較妥貼的說法可以是“以中化西”。無論是秩序法度上的外來創製，抑或文明精神上的異國風情，如果要實現在現代中國的成功移植，都要真正進入到尊重原有傳(chuan) 統的實踐轉化中。在充分尊重中國文明主體(ti) 性的前提下，這種轉化才有可能推進這一文明的新生轉進，並為(wei) 人類文明創發一個(ge) 新的境界。

古今相維是另一個(ge) 重要維度。現代國人在這方麵的最大問題，表現出可怕的自負與(yu) 驕傲，以一種進步論的目光審視先人故國。儒家傳(chuan) 統則不然，孔子經由對三代文明的總結提出的因革損益思維，深刻塑造了中國的政治傳(chuan) 統精神。這使中國文明的演進，能夠維係禮俗道德的相對延續，有效包納古典革命的震蕩，並形成禮法傳(chuan) 統的因承改進。“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le) 則韶、舞”，正是體(ti) 現出儒家在古今憲製之間往複對話、相維而成的高超智慧。“學而時習(xi) 之”的《論語》首章，確立了儒家中國所擁有的開放包容之學習(xi) 、溫習(xi) 品質。而“學”之前提對象，首先是對於(yu) 三代之法、先王之製的尊重和傳(chuan) 承，這構成所謂創新的必要根基。所謂“通三統”者在是，所謂譏世卿世祿、倡選賢與(yu) 能者在是。現代國人對於(yu) 故國傳(chuan) 統，揮之欲去，召之欲來，卻不善於(yu) 傾(qing) 聽和響應。先儒有言，“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沉；知今而不知古，謂之盲瞽”，此之謂也。

二、現代性變遷的主題：競爭(zheng) 性國家格局與(yu) 公共秩序聚合

古今相維與(yu) 以中化西之間，前者是後者的關(guan) 鍵前提。沒有古今相維，以中化西所依托的文明主體(ti) 性必成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健全的現代理解與(yu) 導引也必將落空。比如我們(men) 常常將西方民族國家與(yu) 自由個(ge) 體(ti) 為(wei) 本的秩序形成作為(wei) 進入現代世界的標準，因而有各種比附式的論斷：如把秦朝的建立作為(wei) 現代體(ti) 製中國之肇端、把宋代作為(wei) 中國民族主義(yi) 自覺意識的近源，或把明代陽明學看作現代中國心靈之萌動。

在比較文明的意義(yi) 上，這些嚐試性論斷未必全無價(jia) 值。然而，對於(yu) 真正重要的中國文明特征，往往易流於(yu) 皮相泛泛之論。比如就中國文明的體(ti) 量來說，恰恰是一個(ge) 長期遊弋於(yu) 天下與(yu) 國家之間的超級洲域性政治體(ti) ；而這一體(ti) 量的精神構成，又非城邦、民族國家抑或帝國等等西式單位所能道明。這個(ge) 體(ti) 量與(yu) 精神構成的要道，與(yu) 儒家傳(chuan) 統賦予我們(men) 的自我理解密不可分。

具體(ti) 到現代國人的自我理解，我認為(wei) 最值得留意者，是近世中國所孕育的現代性變遷主題，它與(yu) 儒家中國的傳(chuan) 統相互塑造，也成為(wei) 晚清以降現代轉型最為(wei) 切近的曆史視野。所謂現代性變遷的主題，主要包含兩(liang) 個(ge) 層麵：一個(ge) 是中國所身處的愈來愈具備競爭(zheng) 性乃至壓迫性的區域與(yu) 世界格局所提出的挑戰，另一個(ge) 是中國內(nei) 生性之公共秩序聚合的國家議程。自宋代開始，這兩(liang) 個(ge) 主題即成為(wei) 決(jue) 定中國文明命運走向的重大因素，晚清以來所麵對的大變化其實並不超越這個(ge) 基本範圍，而國人應對這種變遷的努力就主要表現在近世新儒學傳(chuan) 統的形成及其轉化之中。我們(men) 的自我理解，也不能離開此而泛泛論列。

處於(yu) 天下—國家之間的中國文明，自宋以來身處的地緣與(yu) 世界格局，已非三代、漢唐之世界可比。這表現在華夏主體(ti) 文明之外的族群逐漸獲得較高的文明成長能力，依賴其獨特的地方知識，甚或吸收華夏文明的經驗智慧，成為(wei) 中原政權的強勁對手。從(cong) 天無二主，漸變為(wei) 天子並立。與(yu) 宋長期並立的遼、西夏和金，非匈奴、五胡、突厥可比，在文明動力、創製立法和軍(jun) 事競爭(zheng) 力上，遂可與(yu) 中原政權分庭抗禮。而在這一顯性競爭(zheng) 格局下，還有另一重更為(wei) 深刻、綿延的文明衝(chong) 擊，前有佛教精神秩序，後有耶教與(yu) 科技文明，後者在晚清更引出歐風美雨代表的現代西方秩序，將現代性變遷帶來的格局挑戰升級至頂峰。

而所謂內(nei) 生性的公共秩序聚合，主要是指唐宋變革以來，隨著門閥貴族社會(hui) 的解體(ti) 、經濟市場化與(yu) 社會(hui) 城市化的興(xing) 起，一個(ge) 愈趨平民化的文明共同體(ti) 需要在秩序編排上實現穩定、活力與(yu) 精致化。這個(ge) 秩序的公共品質需要得到提升，以應對愈加頻繁的社會(hui) 階層流動和整合，包容開始擴張的公共參與(yu) 和競爭(zheng) ，並實現有效的政治控製。這個(ge) 主題的另一維度，就是中國政治體(ti) 內(nei) 部各區域、地方與(yu) 整體(ti) 、中央之間的關(guan) 係，如何實現穩定與(yu) 活力的有效綜合，同樣是公共秩序聚合的重要內(nei) 容。

競爭(zheng) 性國家格局與(yu) 公共秩序聚合，共同決(jue) 定了近世中國的秩序型構，也構成現代中國轉型的基調。在近世以來的千年進程中，這兩(liang) 個(ge) 主題提供最主要的變遷動力和壓力，即使暫時壓製也會(hui) 再度冒頭（如公共參與(yu) 之於(yu) 中晚明），並且還會(hui) 形成內(nei) 外之間的轉換遊離。比如元、清時期的中國秩序，已經把宋代外向型的國際競爭(zheng) 壓力，轉換作了內(nei) 在的公共聚合議程，而這又遞進形成中華民國五族共和所需麵對的政治整合挑戰。又如第一共和的國家建構問題，在人民立國的公共議程中，因內(nei) 戰齟齬，而造成海峽分治，客觀上又持續將外部因素埋置其間。

對於(yu) 現代國人而言，我們(men) 需要了解，麵對上述現代性變遷，近世中國形成了何種應對？這一應對對於(yu) 我們(men) 有何價(jia) 值和意義(yi) ？

扼要地說，這一應對之結晶在近世新儒學，尤以宋學為(wei) 其思想精神之關(guan) 鍵。如錢賓四先生言，“宋明理學精神乃是由士人集團，上麵影響政治，下麵注意農(nong) 村社會(hui) ，而成為(wei) 自宋以下一千年來中國曆史一種安定與(yu) 指導之力量”。宋學代表的近世新儒學，乃是貫通近世政教機製的要義(yi) 精華，是中國文明政教精神的現代轉化樞紐。

三、近世中國的政教（政學）模式

中國文明，不同於(yu) 其他普世性宗教文明，其源頭精神端在於(yu) 文教學術與(yu) 政治法度成一相維相製形態，二者合體(ti) 而分用。政治之隆替治亂(luan) ，常係乎教化學術之人心趨向。因之，天水一朝文明，由宋政而育宋學；近世以降，有宋之政俗人心又滋養(yang) 明清，雖經政製損益，而天理民情載物不息，終以啟現代轉型之機運。八百年斯文傳(chuan) 承，首倡以範文正公振起弊俗、改革弊政，和之以曾文正公提撕世風、自強中興(xing) ，良有以也。

近人多輕薄宋政，如雲(yun) 積貧積弱，如雲(yun) 三冗為(wei) 患，亦多蔑視宋學，如空談性理，如臨(lin) 危一死無補於(yu) 事，。類多表述，多反映晚清現代世變之亟下的移情與(yu) 遷慍。值得一思者，奈何以一貧弱之國，而與(yu) 強漢盛唐並驅為(wei) 小三代？奈何理學思想，八百年來被世人尊奉為(wei) 正統，豈全出於(yu) 政府工具之用？今人帶有色眼鏡，因而不能洞察並公正評價(jia) 宋代政治與(yu) 文化傳(chuan) 統的卓越成就，也不能以此為(wei) 標杆來健全理解近世以至現代轉型的政治和文化。

就有宋政教而言，其應對本文所言現代性變遷的經驗和智慧頗顯珍貴。北宋理學開山宗師程伊川曾總結：“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內(nei) 亂(luan) ；四聖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嚐誅殺大臣；至誠待夷狄”。“至誠待夷狄”，從(cong) 宋代與(yu) 周邊政權的關(guan) 係來看，雖有戰不能勝的無可奈何。但在這樣的客觀限製下，依靠締約維係長期和平、鼓勵國際貿易，不失為(wei) 一個(ge) 現實的明智之策。而從(cong) 國家精神來看，儒家對此既有客觀的承認和認知，又沒有喪(sang) 失進取有為(wei) 的向上一機。宋代春秋學的興(xing) 起，尊王攘夷大義(yi) 的流行，士大夫複仇主戰的決(jue) 斷意誌，決(jue) 非今人可以厚誣。如南宋葉適指出，宋實際上是依靠軍(jun) 事均衡下的和約體(ti) 係維持其穩定發展，而要改變這種局麵，必須從(cong) 內(nei) 部的政治體(ti) 製改革入手，進行積極的憲製轉型。

而伊川指出的其它四事，恰恰是宋代應對公共秩序聚合的成功之處。“受命之日，市不易肆”，體(ti) 現的是宋代立國之初即蘊含的對於(yu) 自發經濟社會(hui) 秩序的尊重，一改五代易命之際兵卒毀市劫掠的惡習(xi) ，也從(cong) 根本上奠定了宋代國運之基。而“百年未嚐誅殺大臣”，又從(cong) 社會(hui) 政治參與(yu) 的層麵，透過完善科舉(ju) 製充分吸收社會(hui) 精英，尊重和培植良好的共治格局，推崇公論，維係公法，將政治競爭(zheng) 控製在一個(ge) 大體(ti) 良序和文明的格局中。這兩(liang) 件事體(ti) ，衡以我們(men) 的現代立國經驗，其間的差距不能不令人深思。

至於(yu) “百年無內(nei) 亂(luan) ”，則應看到宋代政體(ti) 和國策上，如何嚴(yan) 密防製宗室、外戚、宦官、權臣、將帥幹預政事、弄權營私，“事為(wei) 之製，曲為(wei) 之防”如何成為(wei) 宋代祖宗之法的政體(ti) 精神。“四聖百年”，既指出最高政治領導層的非凡德行，也從(cong) 側(ce) 麵指點出共治憲製成就治人理想的價(jia) 值。要言之，自太祖太宗起，經真宗仁宗，根基於(yu) 對現實社會(hui) 經濟秩序的尊重和培育，宋代政府透過君臣共治，樹立起一套成熟的成憲經製，成功避免淪為(wei) 五代之後的第六代，並將中國文明提升到更高水平。

圍繞這個(ge) 立國之本、文明之本，宋代政治形成了自身的優(you) 良傳(chuan) 統，呈現出兩(liang) 種保守主義(yi) ：一種是基於(yu) 北宋立國祖宗之法的保守因循，一種是源於(yu) 更為(wei) 古老的三代典範而生發的保守維新。前者，以宋真宗一朝之李沆、王旦等宰執為(wei) 代表，謹遵祖宗成憲經製，凡朝野有言利害文字者，務為(wei) 抑罷，可稱作無為(wei) 的保守主義(yi) ；而後者，更充分挖掘出三代所代表的普遍政治原理，以此為(wei) 源泉回向，有選擇地接引、提升和推進宋代祖宗之法的規模紀綱，可稱作有為(wei) 的保守主義(yi) 。

前者雖卑之無甚高論，卻奠定近世根本，遺響深遠。王船山在《宋論》真宗一章有所論列，所謂“宋初之風”“君未能盡敬之理，而謹守先型，無失德矣。臣未能體(ti) 敬之誠，而謹持名節，無官邪矣。於(yu) 是催科不促，獄訟不繁，工役不擾，爭(zheng) 訐不興(xing) 。禾黍既登，風日和美，率其士民遊泳天物之休暢，則民氣以靜，民誌以平”。後者在更為(wei) 廣遠博大的政治傳(chuan) 統中審視和理解宋代治體(ti) ，強調對於(yu) 三代和漢唐優(you) 良治道的尊重與(yu) 繼承，進而肯認和推進宋代政治社會(hui) 的發展。或以立國理想精神提引繼體(ti) 之君，或以三代典範填實立國紀綱，更合乎孔子提倡的因革政治，是一種在保守中實現維新的中道思維。

北宋的兩(liang) 次重要改革運動，範仲淹慶曆新政與(yu) 王安石熙豐(feng) 變法，表現出儒家內(nei) 部對於(yu) 政治傳(chuan) 統的不同應對模式。慶曆新政，乃是對於(yu) 上述無為(wei) 之保守因循的糾偏，其改革格局則屬於(yu) 有為(wei) 之保守維新，側(ce) 重人事和製度的振作；而熙豐(feng) 變法，雖然同樣以回複三代為(wei) 旗幟，卻在精神指向上與(yu) 有為(wei) 之保守主義(yi) 大相徑庭，掀起了大規模變法運動。在政治法度和改革精神上，不吝於(yu) 違背北宋立國之成憲，比如君相獨斷、蔑視公論，比如理財富強、與(yu) 民爭(zheng) 利，強化國家能力而削弱社會(hui) 治理機製。

包括理學與(yu) 事功學的近世新儒學提出了天理秩序觀，恰恰是對上述政治趨向辨別反思的產(chan) 物。它典型地反映出有為(wei) 的保守主義(yi) 精神。它同樣以三代之法為(wei) 典範，由此確立政治共同體(ti) 的信條和精神指向。更為(wei) 重要的是，它在一種演化因革論的意義(yi) 上理解政治變遷，反對聖人“自為(wei) ”、“首造”、“造作”的建構論立法思維。如伊川言“不首造其事，因其事理所當然也。首造其事，則是人心所作為(wei) ，乃妄也。因事之當然，則是順理應物，非妄也，…是事理之固然，非心意之所造作也”，如象山言“世之人往往以謂凡所以經綸天下，創立法製，致利成順，應變不窮者，皆聖人之所自為(wei) ，而不知夫蓋因其固然，行其所無事，而未嚐加毫末於(yu) 其間”。政治上的決(jue) 斷有為(wei) 、創製立法，有其深刻的秩序法度前提。這構成他們(men) 理解趙宋立國精神的範式，也構成反對王安石激烈變法的理據。對於(yu) 構成宋代國本的社會(hui) 經濟和製度秩序，宋人尊重其合乎民情人性的演進，順承政治實踐的成憲，予以因革提升，維係共治、公法、公論、禮俗自治，養(yang) 成易簡直大之公共精神，避免了造成政治傳(chuan) 統的激進動蕩。這種保守維新精神，不同於(yu) 因循無為(wei) ，不同於(yu) 激進變法，也不同於(yu) 元祐時期溫公代表的一激一反、矯枉過正。

這一點，是我們(men) 理解新儒學最終替代其他競爭(zheng) 者成為(wei) 近世正統的重要緣由，也是澄清現代以來諸多汙名歪曲的關(guan) 鍵（對於(yu) 理學末流、理學官方意識形態化的批評又當別論）。正是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宋學為(wei) 近世貢獻了以天理為(wei) 核心的意義(yi) 秩序和政治秩序，提供了對於(yu) 規則秩序的深刻闡釋，以新穎的道統敘事化解了佛老挑戰並更新了中國政教相維相製的機體(ti) 邏輯，最終形成易簡從(cong) 容的近世文明氣質。

四、新宋學與(yu) 王道共和

宋代政治社會(hui) 孕育出宋學，而宋學為(wei) 我們(men) 提供了一個(ge) 更為(wei) 長遠的自我理解模式，也預示著接引轉換中國近世文明的諸多智慧線索。

南宋儒者呂中撰有《皇朝大事記講義(yi) 》，緊密結合北宋史實進行評論解釋，並提煉出“治體(ti) ”、“製度”、“國勢”作為(wei) 理解宋代政教經驗的核心概念。這三個(ge) 概念或主題，各自包含了可以區分的不同層麵，相互之間也形成了內(nei) 在的關(guan) 聯。治體(ti) 由仁意精神和紀綱法製構成，而製度包含規模大意與(yu) 具體(ti) 形式，前二者中的央地關(guan) 係與(yu) 文武規模，與(yu) 政治地理格局一起決(jue) 定了政治體(ti) 的國勢強弱。三者總體(ti) 上決(jue) 定了國家政治的命運、治亂(luan) 和實力格局。

呂中所強調者有這樣幾點：首先，構成治體(ti) 的精神價(jia) 值與(yu) 紀綱法度並行不分，前者必須透過後者得以落實。“聖人之治天下，固以仁意為(wei) 本，而其施之於(yu) 政，則必有紀綱法製，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仁意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頹敝不舉(ju) 之處”，“我朝治體(ti) 之所以遠過漢唐者，蓋其仁意常渾然於(yu) 紀綱整肅之中，而紀綱常粲然於(yu) 仁意流行之地”；其次，製度變遷之道，不在於(yu) 具體(ti) 製度形式上的激烈變革，更應當把握體(ti) 製規模大意層次的大綱修舉(ju) 。透過不同政治精神引導下的修舉(ju) 大綱，在對於(yu) 既定製度形式的因承損益中，實現製度變革的穩定有序前行。“此其酌古今之宜、人情之公，通世道之變，雖曰因前代之法，而化鐵為(wei) 金，化臭腐為(wei) 新竒，變枯骨為(wei) 生意，豈必盡複古製而後為(wei) 一代之法哉？然天下無百年不弊之法，謀國者當因法以革弊，不當因弊以立法”；第三，國勢應注重內(nei) 在國力的培養(yang) ，透過分權、責任的公共治理架構，讓政治社會(hui) 精英最大程度發揮其活力，形成有效對付外患的國家實力根基。最後，治法需要治人的體(ti) 認、辨別和維係損益，君子小人之辨需要在上述秩序的運作中透過技藝、修養(yang) 得以確證。

呂中的這番論述，既源自於(yu) 宋代的政治實踐，也充分體(ti) 現出宋儒理解政治的自身特征。治體(ti) 、國勢的語言，與(yu) 治道、治法、君勢、公共等一起，共生並育於(yu) 宋代的經驗傳(chuan) 統之中。在宋人劉實甫的序言與(yu) 呂中的評議中，理學與(yu) 事功學這兩(liang) 支近世新儒學的主脈已經實現了融會(hui) ，天理世界觀在對於(yu) 宋初君臣“道理最大”的解釋中展現其擴展浸潤能力，天理經世的原理透過治體(ti) 、國勢而得到秩序性落實。

天理、治體(ti) 、國勢的敘事和解釋模式，統攝秩序之精神基礎、憲製與(yu) 國家構建這些秩序根本議題，正代表了宋學對於(yu) 近世中國文明的自我理解。它闡釋了宋人如何應對現代性變遷，而形成了一個(ge) 富含智慧的實踐機製。它提供了本體(ti) 論、人性論的深刻說明，指示出信條、德行、共識、技藝如何一步步轉化為(wei) 習(xi) 俗、慣例和正式法度，如何型塑可以持續並能自我調適的政教傳(chuan) 統，如何維係國家共同體(ti) 的繁榮與(yu) 強大。它提供解釋並呈現批評，如競爭(zheng) 性國際格局下的劣勢限製如何改變，公共秩序聚合中如何糾正中央集權製的弊端、如何進一步提升士大夫代表的政治社會(hui) 之公共參與(yu) 品質。它也如實展現出儒家實踐智慧的內(nei) 在張力與(yu) 爭(zheng) 議，彌散於(yu) 保守因循、保守維新與(yu) 激進反複之間、演進論與(yu) 創製論之間、格致與(yu) 技藝之間、德性與(yu) 法度之間，需要人們(men) 在實踐中辨別把握、審慎應對。天理並非道統教條。

這一體(ti) 現宋學精神的理解和實踐模式，彰顯出儒家在近世政教傳(chuan) 統中的積極角色，也可幫助我們(men) 理解和評價(jia) 近世以降直至現代轉型的國人傳(chuan) 統。後人在多大程度上繼承了這一智慧傳(chuan) 統，實踐於(yu) 變化了的時勢之中，不妨作為(wei) 一個(ge) 曆史解釋的標杆。俯瞰全局，可以看到：在應對競爭(zheng) 性國家格局上，元明清的武功建樹成就在宋之上，維係了一個(ge) 基本延續到現代的廣闊疆域，直至遇到強勁的西方競爭(zheng) 者。在儒學傳(chuan) 統上，天下視野和國家關(guan) 懷共存，既有文化民族主義(yi) 之貞定強化（如王船山），也有東(dong) 亞(ya) 視野的移植擴展（如朱舜水）；在公共秩序聚合上，雖也能維係文教，推展禮法，在政體(ti) 上卻不斷強化中央集權與(yu) 君主獨裁，摧折士風、抑製活力，經濟社會(hui) 秩序上如明之閉塞單薄，有幅員遼闊之實而財政收入反不及南宋三分之一。立國之本遜於(yu) 有宋，故明亡於(yu) 內(nei) 患外夷，清折於(yu) 屢失轉機。明儒、清儒之氣象格局，不及宋之直方廣大，也正是與(yu) 此政教傳(chuan) 統互為(wei) 表裏。如談心性者盲於(yu) 事功，鶩功利者徇於(yu) 利欲，不複有宋儒天理經世之全體(ti) 精神。是否能匡正國本、順理應物、應變無窮，文明精神係於(yu) 國祚民運，此又可為(wei) 證。

其間頭緒繁雜，不能盡舉(ju) ，試以晚清民初之變為(wei) 例。當此衰局之中，正是曾文正公代表的理學名臣集團，能稍複儒家淑世精神，覺醒世氣，而開出自強中興(xing) 之勢。而改良維新，康梁等人會(hui) 通中西之學，振作儒家大變法精神，宋恕、張謇等人深得因革損益之道，於(yu) 六部框架寄寓革政精神，共同呈現出政治的新機向。迨至新政行，立憲起，湘、浙、蘇、粵等地士紳積極投入，成為(wei) 當時最具可行性的轉型之路。而清室囿於(yu) 滿漢之別、新舊之嫌，不能公共行事，終延宕喪(sang) 失良機。而辛亥武昌首義(yi) 者，又為(wei) 受張文襄公學風惠澤之新軍(jun) 群體(ti) 。士—軍(jun) 集團始於(yu) 平洪楊，進於(yu) 革王命，自曾、李而下，降於(yu) 袁項城，士氣銷落，終成一軍(jun) 頭主宰格局，而革命暴力之洪流愈發不可收拾。其間，政治文化精英之格局氣象，其於(yu) 政治國家命運之價(jia) 值，從(cong) 其浸潤儒家處可辨識份量。

美國漢學家孔飛力在新近問世的中文版著作《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中，指出了帝製晚期中國所麵臨(lin) 的三個(ge) 憲製性議程：政治參與(yu) 的擴大如何與(yu) 強化國家權力協調；政治競爭(zheng) 如何同公共利益協調；國家的財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會(hui) 協調。他聚焦於(yu) 魏源、馮(feng) 桂芬等儒家精英，試圖展示晚清以來中國如何應對這三個(ge) 主題。如果我們(men) 把焦距調至本文所指出的近世，這三個(ge) 憲製性議程其實正內(nei) 應於(yu) 呂中所指出的治體(ti) 、國勢主題，而後者以更為(wei) 精密的方式為(wei) 我們(men) 指示出了宋代如何應對這類公共秩序挑戰，他批評的宋代體(ti) 製弊病以更惡化的方式困擾著清以降的國家。呂中的視野也更為(wei) 闊大精深，於(yu) 秩序之精神根基和競爭(zheng) 性政治格局處可見。

中國的現代立國最終走上革命建設的道路，並在革命的升級擴大中飽嚐激進動蕩之苦厄。此中消息，也與(yu) 政治文化精英如何理解和實踐政教傳(chuan) 統模式密不可分。辛亥之前，如梁任公，主張保守維新，警示革命道路隱含的無可控製之破壞力。即如提倡革命軍(jun) 之鄒容，在其擬製憲法中，尚思考如何以中和精神節製不斷革命之激情，革命於(yu) 他不過是光複秦漢以前之國人自由。至於(yu) 民初，如李大釗之《民彝與(yu) 政治》，對道統尚表達一敬意，而其內(nei) 涵則舍棄憲典紀綱精神，強調天才創造之價(jia) 值。至《孔子與(yu) 憲法》，已全然否定傳(chuan) 統之正麵功用，以激進意識形態眼光審視故國文明。其人之動機，不外乎如何貞定共和憲政之現代規模，而不解維係共和憲政之信念、慣例、德行技藝不能無中生有，更不能全由摧毀傳(chuan) 統得以樹立。激進主義(yi) 乘啟蒙理性之極致狂妄，首造倫(lun) 秩，強攖不齊之物情，以歸權臼，其勢不極不止。違悖傳(chuan) 統之理，正須因革維係以製化之。晚近三十年中國稍能循複正軌，如何確立治體(ti) 、穩固國勢，也在於(yu) 如何麵對此間消息。

陳寅恪先生晚年於(yu) 《贈蔣秉南序》慨言：“歐陽永叔少學韓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記，作義(yi) 兒(er) 馮(feng) 道諸傳(chuan) ，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遂一匡五代之澆離，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為(wei) 我民族遺留之瑰寶。孰謂空文於(yu) 治道學術無裨益耶？”尊崇氣節，勉勵德行，正是宋人論治體(ti) 之根端，於(yu) 紀綱法度、國勢命祚有深遠之功。陳先生的這段話，蓄藏了他對於(yu) 晚清民國以來世運的痛惜洞察。今天，我們(men) 展望中國的現代使命，憧憬王道精神，護衛共和理想，也須領會(hui) 陳寅恪先生、張君勱先生等人所提倡的新宋學命意，古今相維，於(yu) 現代變遷中辨識儒家傳(chuan) 統的曆史與(yu) 實踐相關(guan) 性。人能弘道，夫子不我欺乎！

責任編輯：泗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