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中國向以帝王稱號為(wei) 紀，一帝王死，輒易其符號，此為(wei) 最野蠻之法，秦漢之前各國各以其君主分紀之，尤為(wei) 野蠻之野蠻。於(yu) 考史最為(wei) 不便。今試於(yu) 數千年君主之年號，任舉(ju) 其一以質諸學者，雖最淹博者亦不能具對也。故此法必當廢棄，似不待辨。惟廢棄之後，當采用何者以代之，是今日著中國史一緊要問題也。

甲說曰：當采世界通行之符號，仍以耶穌降生紀元。此雖廓然大公，且從(cong) 於(yu) 多數，而與(yu) 泰西交通便利之法也。雖然耶穌紀元雖占地球麵積之多數，然通行之之民族，亦尚不及全世界人數三分之一，吾冒然用之，未免近於(yu) 徇眾(zhong) 趨勢，其不便一；耶穌雖為(wei) 教主，吾人所當崇敬，而謂其教旨遂能涵蓋全世界，恐不能得天下後世人之畫諾，貿然用之，於(yu) 公義(yi) 亦無所取，其不便二；泰東(dong) 史與(yu) 耶穌教關(guan) 係甚淺，用之種種不合，且以中國民族固守國粹之性質，欲強使改用耶穌紀年，終屬空言耳，其不便三。有此三者，此論似可拋置。

乙說曰：當用我國民之初祖黃帝為(wei) 紀元，此喚起國民同胞之思想，增長團結力之一良法也。雖然自黃帝以後，中經夏、殷以迄春秋之初年，其史紀實在若茫若昧之中，無真確之年代可據，終不能據一書(shu) 之私年，以武斷立定之，是亦美猶有憾者也。

其他近來學者，亦有倡以堯紀元，以夏禹紀元，以秦一統紀元者，然皆無大理公益之可援引，不必多辨。

於(yu) 無一完備之中，惟以孔子紀年之一法，為(wei) 最合於(yu) 中國，孔子為(wei) 泰東(dong) 教主，中國第一之人物，此全國之所公認也。而中國史之繁密而可紀者，皆在於(yu) 孔子以後，故援耶教、回教之例，以孔子為(wei) 紀，似可為(wei) 至當不易之公典。司馬遷作《史記》，既頻用之，但皆雲(yun) 孔子卒後若幹年，是亦與(yu) 耶穌教會(hui) 初以耶穌死年為(wei) 紀，不謀而合。今法其生不法其死，定以孔子生年為(wei) 紀，此吾黨(dang) 之微意也。

（摘自梁啟超：《中國史敘論》，1901年9月3日、13日《清議報》，載《飲冰室文集點校》第三集，1624頁，雲(yun) 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