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yu) 某儒生談“人民王道”

作者：範仄

來源：作者惠賜

時間：2014年2月14日

本文以簡要形式將階級、人倫(lun) 和組織結合起來重構"人民"和"王道"，並簡要提示其政治經濟學基礎。

序

2014年1月6日上午，某儒生用十二分鍾微信語音討論問題，我下午看到，於(yu) 是用九分鍾微信語音回應。之後兩(liang) 人往複數回。我覺得討論有點意思，便整理出來，並對一些地方做了擴展。該儒生自始至終隻說到“以人民為(wei) 王”的“新王道”，但我認為(wei) 其實已經提出“人民王道”概念。而我隻是對“人民王道”概念可能涉及的某些問題做些試析，但願有心人進一步思考。該儒生要求隱去姓名，故簡稱“儒生”。

2013年1月14日夜

儒生：

我有個(ge) 問題向你請教。最近我一直關(guan) 注新疆的矛盾，突然有個(ge) 想法，新疆以及西藏所呈現出來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甚至官民矛盾，也許主要原因並不是三股勢力在作祟，而是背後我們(men) 政治理想的坍塌。

王道一直是古聖先賢所追求的理想政治秩序。一個(ge) 社會(hui) 必須有一個(ge) 王。這個(ge) 王，不一定是一個(ge) 人，也許就是一種理念，但必須貫通天地人，穿透社會(hui) 的每個(ge) 階層、每個(ge) 群體(ti) ，讓人們(men) 緊密地整合起來。共產(chan) 黨(dang) 為(wei) 什麽(me) 能得天下，就是因為(wei) 他們(men) 的領導人有以人民為(wei) 王的新王的政治理想。他們(men) 有這樣一個(ge) 王道，秉持這樣一個(ge) 王道，這個(ge) 王道也穿透社會(hui) 每個(ge) 階層、每個(ge) 群體(ti) ，實現曆史上從(cong) 未有過的大一統。

在那個(ge) 新王道時代，中國社會(hui) 上下階層流通暢通；共產(chan) 黨(dang) 幹部道德水平比較高，比現在高得多；民族關(guan) 係比較緩和，達賴喇嘛一直把毛澤東(dong) 作為(wei) 自己最欽佩的領導人；新疆的維漢通婚也相當普遍；官民衝(chong) 突遠不如現在；人們(men) 也緊密地聯係在一起。這是因為(wei) 共產(chan) 黨(dang) 堅信並履行以人民為(wei) 王的王道。這才是毛澤東(dong) 思想的一個(ge) 核心。敢教日月換新天。換的是什麽(me) 樣的一個(ge) 新天？第一他有天，還是在“天地人”天道倫(lun) 常之中。“換新天”，這個(ge) “新天”是以人民為(wei) 王，而不是一族一姓之尊榮。這確實是一個(ge) 新王。換了“新天”之後，但還是有“天”。

三十年改革開放，口號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沒設置先富的條件。怎樣才能夠先富？沒有人說。道德評判對社會(hui) 的維係崩潰了。道德的作用降低了，甚至沒有人提倡，甚至人人見而誅之。新王係統崩潰了。人們(men) 不再認同這樣一個(ge) 大一統格局。整個(ge) 社會(hui) 在拚命地分化，主要表現是財富分化，一部分人富，一部分人窮，拚命地貧富分化。

很多人認為(wei) 是人心造成的，是人心的欲望造成的。人什麽(me) 時候都是有欲望的。在我看來，這其實是對我們(men) 新王政治理想的一個(ge) 背叛，是對以人民為(wei) 王理想的背叛。所以我們(men) 才造就越來越壁壘森嚴(yan) 的社會(hui) ，上下之間流通越來越受阻；民族間隔閡越來越深，宗教極端勢力越來越擴張。正如你曾經所說，這種宗教極端的擴張，並不來自宗教本身，而是來自社會(hui) 的外在壓迫。這給我很大的啟發。

什麽(me) 樣的一種打壓，能使整個(ge) 社會(hui) 走向一種更加森嚴(yan) 的壁壘？每個(ge) 人都在尋找自己的情景。當社會(hui) 分化越來越嚴(yan) 重，人與(yu) 人之間的不同越來越顯著，宗教極端勢力便有了溫床，有了社會(hui) 基礎。為(wei) 什麽(me) 現在伊斯蘭(lan) 教極端勢力能夠發展？其實這也是美國人、基督教世界對西方文明與(yu) 非西方文明鮮明分隔的結果。這也許就是西方文明、基督教文明的一個(ge) 致命弱點。

反觀其他情況，先不講儒家，不說古聖先賢怎麽(me) 做，單說毛澤東(dong) 時代，毛澤東(dong) 就有一種四海之內(nei) 皆兄弟的胸懷，自己沒錢也要援助別人。當時日子比現在難得多，但中國社會(hui) 確有一種更加緊密的團結氛圍，人與(yu) 人之間更加緩和的關(guan) 係。這是為(wei) 什麽(me) ？因為(wei) 那時確實是在實行一種王道，有這樣一種王道支撐，用王道去貫穿天地人，去貫穿社會(hui) 每一個(ge) 階層，每一個(ge) 群體(ti) 。

當一個(ge) 社會(hui) 一個(ge) 天下失去王道時，分隔會(hui) 越來越明顯，不同群體(ti) 之間的排擠、擠壓越來越明顯，極端也越來越明顯。希特勒的極端納粹思想，也許正是英法對德國所進行的極力打壓和排擠的結果，這也折射出他們(men) 並沒有貫通天下的王道。王道就是把天下所有珍珠串起來的那根線。

沒有王道，就沒有和諧，就沒有大一統，沒有真正的穩定。毛澤東(dong) 以及他的追隨者們(men) ，不僅(jin) 僅(jin) 是在革命。他們(men) 其實是在為(wei) 中國為(wei) 世界樹立新的道統，新的王道。這王道也確實來自聖學的古老訴求，天下為(wei) 公，選賢舉(ju) 能。我最近讀到清末民初時的士人對共和政治理想的向往。與(yu) 其說他們(men) 是在追求那八竿子也打不著的美國人的政治——他們(men) 很多人根本沒去過，也不知道美國人的政治是什麽(me) 樣子，還不如說是中國文化在他們(men) 心中播下了種子，他們(men) 向往一種大同大公的社會(hui) ，以為(wei) 民主可以實現這樣一種理想。共產(chan) 黨(dang) 最終沒走西方社會(hui) 所謂的選舉(ju) 式民主，但他們(men) 同樣貫徹和實現了大一統，用什麽(me) ？用的就是新王道。

範仄：

你說到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和官民矛盾，毛澤東(dong) 采取的方式，是用階級重構人民概念。重構方式是通過階級分析和階級運動等手段，分離出統治階級、剝削階級、壓迫階級，通過消滅這種階級來重構相對平等、共同生產(chan) 、共同生活的人民概念。幹部下鄉(xiang) 和知識分子下鄉(xiang) ，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平等生活、共同生產(chan) 、共同生活的嚐試。

改革開放以來，在官方政治話語中，“階級”提得越來越少，這並不意味著消滅統治階級、剝削階級、壓迫階級以後的“人民”概念得到強化。事實是階級重新分化。不提“階級”，恰恰是對階級分化事實的一種掩蓋。毛澤東(dong) 的思路是階級差異階級分化消除之後再重構人民概念。現在是階級重新分化，此時再來談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官民矛盾，就比較複雜，因為(wei) 很多衝(chong) 突的背後就是階級矛盾。

你其實提出了“人民王道”這個(ge) 概念，但“人民”這個(ge) 概念需要厘清。“人民”從(cong) 來都是一個(ge) 需要不斷重構的概念、重構的對象。如果沒有找到合適的“人民”重構方法、“人民”分析方法，而想當然地把他們(men) 視為(wei) 一群人，認為(wei) 這群人是共同的，是一個(ge) 共同體(ti) 的，這是行不通的。“人民王道”也麵臨(lin) 這個(ge) 問題，不能籠統地談，抽象地談，要具體(ti) 地談。

先有具體(ti) 地談，然後才有高屋建瓴地談。高屋建瓴地談“人民”，談“人民王道”，並不是抽象的談。儒家確立“人倫(lun) ”，確立“五倫(lun) ”，是重構“人民”的一種方式。這種方式有很大的有效性和普遍性，但也麵臨(lin) 階級分化的局限性。在階級高度分化的時代，籠統地談“人倫(lun) ”和談“人民”就容易落空，因為(wei) 在這種情況下“五倫(lun) ”往往也是被分裂的。把階級分析和人倫(lun) 分析結合起來，可能是“人民王道”必要的一個(ge) 做法。結合分析以後，“人民王道”才可能是一個(ge) 切實的東(dong) 西。結合分析完成，“階級”概念不一定要出現，但它的實質內(nei) 容應該包括進去。至少要把階級概念的消極功能保持住，即避免可能造成對抗的貧富分化，這在古代是反兼並，在現在是反貧富分化。

因此至少要避免人們(men) 之間因為(wei) 財產(chan) 、生產(chan) 資料等方麵的差異所帶來的對抗。在這個(ge) 意義(yi) 上，“人民王道”需要自己的政治經濟學。在我看來，它的核心就是井田製背後所包含的原理和機製。這個(ge) 原理和機製在一般情況下能有效避免分化，盡管它發生這種作用也需要一定條件，在曆史上也會(hui) 出現一定反複，具有一定周期性。井田製的基本機製是：它分公田和私田，私田是不斷重新授予的，而不是現在所謂的不可變更的私有。率土之濱，莫非王土。私田也屬於(yu) 王土，私田需要王來授予。公田則為(wei) 公共所有和公共經營。

私田的不斷授予，就像過去分田到戶，每過五年或十年，根據人口變化重新分配一次。它有不斷授權的過程，而不是一次性授予。這就是我所理解的井田製的基本機製。這種基本機製後來發展為(wei) 始於(yu) 漢代的鹽鐵製度，將全局性的戰略性資源控製在中央政府手中，以維持天下政治。階級理論並不是馬克思的發明。馬克思對階級理論的主要貢獻之一，是在生產(chan) 資料所有製意義(yi) 上更加細致地刻畫階級。任何一個(ge) 時代，都有其核心的和關(guan) 鍵的生產(chan) 資料，而對這種生產(chan) 資料的占有或支配，便是對全局性的戰略性資源的占有或支配。這種占有或支配的差異，往往構成社會(hui) 分化最深刻的基礎。鹽鐵和土地可謂中國古代最核心最關(guan) 鍵的全局性戰略資源，而在古代，土地資源一直是通過反兼並和革命來實現重新授予或重新分配。

在當代中國，井田製的基本機製便演化為(wei) 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多種所有製共同發展的基本製度。盡管如此，關(guan) 鍵性資源的私有產(chan) 權不斷地被重新授予或重新分配，仍然是重中之重。另外便是如何辨識當代核心的或關(guan) 鍵的全局性的戰略性資源。在全麵城市化時代，地產(chan) 構成人們(men) 的基本格局，包括政治的、經濟的和生活的。地產(chan) 作為(wei) 核心的或關(guan) 鍵的全局性的戰略性資源將是貫穿始終的。其他的核心的或關(guan) 鍵的全局性的戰略性資源可能會(hui) 呈現出階段性特點，比如能源。但交通設施、城市公共實施等應是貫穿始終的。

在一般情況下，這種合乎井田製基本機製的製度，可以有效避免階級分化和貧富分化，避免人們(men) 因為(wei) 經濟利益差異過大而帶來的對抗性關(guan) 係。在這個(ge) 基礎上重建五倫(lun) ，才有可能有“王道”，才可能有“人民王道”。

還有一個(ge) 一直很難解決(jue) 的問題，那就是經濟活力或經濟效益。這個(ge) 問題從(cong) 來沒有一勞永逸的解決(jue) 辦法，不論資本主義(yi) 私有製、自由市場經濟，還是井田製、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多種所有製共同發展製度。經濟有效性問題，永遠存在周期性問題和不斷創新問題。不論資本主義(yi) 私有製、自由市場經濟，還是井田製，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多種所有製共同發展製度，都需要不斷地創新。其有效性的可持續，不決(jue) 定於(yu) 基本製度本身，而決(jue) 定於(yu) 基本製度在具體(ti) 層麵的不斷創新。

儒生：

人倫(lun) 是重構人民的方式，這個(ge) 提法很讓我受教。階級分析和人倫(lun) 分析結合起來？怎麽(me) 操作？反壟斷，反階級分化？

範仄：

對，階級分析和人倫(lun) 分析結合起來，才可能有新的“人民王道”。

怎麽(me) 反壟斷？怎樣反階級分化？我前麵談到井田製基本機製，談到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多種所有製共同發展製度，便是反壟斷反階級分化的一些製度。它們(men) 都存在周期性，這是人類目前走不出去的困境。

總的來說，你問的問題比較複雜，但是關(guan) 於(yu) “人民王道”的想法，一些基本意思應已講清楚。但在當前社會(hui) 條件下，如何去推動，如何去實現，如何創製一些具體(ti) 的製度、具體(ti) 的表述，還需要不斷努力。

目前共產(chan) 黨(dang) 體(ti) 製，總體(ti) 來說是有利於(yu) “人民王道”的，但最終能不能被“人民王道”所利用，能不能成為(wei) “人民王道”的建設性因素，取決(jue) 於(yu) 人民的努力。它不必然有這個(ge) 結果。任何王道政治，都首先要解決(jue) 一個(ge) 堅強領導核心的問題。在不同的時代，領導核心是不同的，但都是某種可持續的組織。在古代是以皇族為(wei) 核心的皇權，在現代目前就是政黨(dang)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是目前最具組織性和紀律性的政黨(dang) 。這種組織資源是可遇不可求的。既要已經被中國遇到，就不要浪費和糟蹋。如何適當改善和充分利用這種組織資源，發揮這種組織資源的的最大功能是“人民王道”政治所要麵對的。

在“人民王道”裏，不一定要采取“階級”這個(ge) 說法，但階級分析的意思必須包括進去。對於(yu) 我來說，這是毋庸置疑的。

儒生：

活力與(yu) 公平的平衡確實非常重要。不斷的重新分配會(hui) 不會(hui) 造成社會(hui) 動蕩？。

範仄：

不斷重新授予或重新分配，是需要條件和形式創新的。它需要相應的基礎製度和配套製度。既要有製度條件，還要有文化條件，即社會(hui) 對具體(ti) 製度和製度價(jia) 值的總心理傾(qing) 向。這兩(liang) 者處於(yu) 互動之中，可能是良性互動，從(cong) 而促進係統進化；也可能是惡性互動，從(cong) 而出現係統敗壞。如果相應的製度條件和文化條件齊備，關(guan) 鍵性資源的私有產(chan) 權的不斷授予或重新分配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歐洲的高稅收高福利，其實就是現代生產(chan) 力條件下的一種不斷重新分配。它們(men) 目前出現一些困境，輿論於(yu) 是不斷地給這些福利製度潑汙水。我認為(wei) 這些困境並不是福利製度本身造成的，而是國際大環境和周期性造成的。過渡妖魔化這些福利製度，是資本話語的一種別有用心。

簡而言之，周期性是說，任何一項良好製度初始階段的有利條件，在組織進化中都會(hui) 出現環境變異和內(nei) 部磨損；這種變異和磨損累積到一定程度，就會(hui) 導致製度失效。一旦製度失效，有時就需要清零，重新開始，正如中國曆代王朝更替。重新開始，並不是直接否認原有製度的基本框架和基本機製，而隻是對它做適當的形式調整。這也是王朝更替的另一層含義(yi) 。所謂王朝更替，既有延續，又有損益。

因此，不斷重新授予或分配不必然造成社會(hui) 動蕩；要造成社會(hui) 動蕩，也是因為(wei) 人類無法改變的周期性問題。關(guan) 鍵要找到和建設不斷重新分配或重新授予的合適機製、渠道、形式和話語。如果沒有找到這種基本機製，那表明這個(ge) 國家尚未找到可持續的方式。我們(men) 也可以把這種基本機製稱為(wei) 經濟憲製。

儒生：

人倫(lun) 分析與(yu) 人倫(lun) 建設呢？

範仄：

重構五倫(lun) ，很關(guan) 鍵一點，就是建構社會(hui) 有差序的人倫(lun) 關(guan) 係。這是一個(ge) 非常複雜的問題。從(cong) 目前情況來看，希望不大，但我認為(wei) 將來很有希望，因為(wei) 這是人們(men) 所需要的。

儒生：

有差序的人倫(lun) 關(guan) 係？

範仄：

人倫(lun) 關(guan) 係本來就是有差序的，在古代不僅(jin) 是人們(men) 實際的社會(hui) 關(guan) 係是如此，而且在話語領域意識形態領域也是如此規定的。我剛才說的有差序，是說人與(yu) 人之間實際的社會(hui) 關(guan) 係是有差別的。一個(ge) 人有多種實際的社會(hui) 關(guan) 係，但肯定有幾種關(guan) 係是比較穩定的，有幾種是不太穩定的；有幾種是關(guan) 係是比較頻繁的和緊密的，有幾種是比較稀疏的和疏遠的。這種事實上的差別關(guan) 係，一旦具有相當的穩定性，便會(hui) 構成相對穩定的差序，從(cong) 而為(wei) 規範性的差序奠定真實的基礎。如果事實性的差序與(yu) 規範性的差序基本一致，則是相得益彰；如果存在一定的不一致性甚至相當的不一致性，規範性差序建設則複雜和艱難得多，需要智慧性製度重構事實性差序。

現在的人倫(lun) ，說它是有差序已經隻有口頭禪式的規範性意義(yi) ，而人們(men) 實際的社會(hui) 關(guan) 係已經變得沒有差序。比如親(qin) 親(qin) 應是人倫(lun) 最核心的關(guan) 係，而現在子女與(yu) 父母離得很遠，還不如與(yu) 朋友、同事離得近，而朋友關(guan) 係、同事關(guan) 係的流動性又很強。人與(yu) 人之間比較穩定比較緊密的關(guan) 係已經壓縮到極點。在這種情況下，談人倫(lun) 的差序就沒有太大實際意義(yi) 。在現在人與(yu) 人之間的實際關(guan) 係中，同事關(guan) 係的時間，比夫妻關(guan) 係還多，比親(qin) 親(qin) 關(guan) 係更多。結果是在現實的社會(hui) 關(guan) 係中，從(cong) 時間上空間上，同事關(guan) 係似乎最核心，其次是夫妻，再其次是親(qin) 親(qin) 。這與(yu) 規定性差序幾乎完全相反。

儒生：

同事關(guan) 係比父子關(guan) 係在時間上更多，親(qin) 親(qin) 關(guan) 係失去了社會(hui) 基礎。在同事關(guan) 係上可以構建新型人倫(lun) 麽(me) ？

範仄：

在同事關(guan) 係基礎上是不可以構建人倫(lun) 的，因為(wei) 它是反自然的。人倫(lun) 關(guan) 係必須以親(qin) 親(qin) 為(wei) 核心，因為(wei) 親(qin) 親(qin) 是人所有社會(hui) 關(guan) 係的開端、本源和童年。人們(men) 當前實際的社會(hui) 關(guan) 係如此地違反人倫(lun) ，我認為(wei) 隻是一個(ge) 階段性問題。隨著社會(hui) 的發展，將來是會(hui) 反複的。到目前為(wei) 止，想建立合乎儒家人倫(lun) ，幾乎不可能。所以不要幻想在同事關(guan) 係上建構人倫(lun) 。這是一個(ge) 幻想。我們(men) 還是要改變社會(hui) 結構，回到以親(qin) 親(qin) 為(wei) 核心的人倫(lun) 關(guan) 係建構上來，讓人們(men) 實際的社會(hui) 關(guan) 係類型的差別差序與(yu) 規定性差序接近一致。

在全球化過程的前半段，將出現比較強的反人倫(lun) 趨勢。在全球化過程的後半段，特別是全球化臨(lin) 近結束的最後階段，則將出現強烈而快速的人倫(lun) 化趨勢。全球化完成是否直接轉入人倫(lun) 社會(hui) ，這決(jue) 定於(yu) 當時政治領袖的創製能力。因此我們(men) 將進行的是一場持久戰。人倫(lun) 社會(hui) 與(yu) 大一統政治基本上是相伴隨的。

儒生：

家族企業(ye) 呢？

範仄：

家族企業(ye) 在人倫(lun) 建構中起什麽(me) 作用，最終決(jue) 定於(yu) 家族企業(ye) 處於(yu) 什麽(me) 樣的社會(hui) 結構中。有些人認為(wei) ，儒家是重家族的和重家庭的，這個(ge) 說法不太準確。儒家重視的家庭家族是以親(qin) 親(qin) 為(wei) 核心從(cong) 而愛有差等、仁愛和合乎禮的，也即重視的是有宗法的家族家庭。猶太人對家庭家族的重視並不弱於(yu) 中國，但不能因此說猶太人也是信奉儒家文化的民族。一般而言家族企業(ye) 有利於(yu) 建構人倫(lun) 關(guan) 係，但最終能否發揮這種有利作用，還需要很多條件，需要很多努力。

儒生：

外在社會(hui) 結構的支持、文化氛圍、法律製度、禮俗習(xi) 慣等？比如我身在家族企業(ye) ，但同時處於(yu) 一個(ge) 高度推崇自我的社會(hui) 結構中，我也會(hui) 和家族企業(ye) 內(nei) 的其他人明算賬？

範仄：

對，否則你無法生存，除非你願意像孔子一樣，惶惶然如喪(sang) 家之犬。時也，命也。孔子說知其不可為(wei) 而為(wei) 之，便是此意。既要不怕惶惶然如喪(sang) 家之犬，也要知道該做什麽(me) 。孔子經曆人生的不同階段，經曆各樣事中磨，為(wei) 官、育人、周遊，最終定五經，“未喪(sang) 斯文”“以俟命”，便成其終身事業(ye) 。

儒生：

這樣的社會(hui) 改造，怎麽(me) 起步呢？

範仄：

新政治領袖出現，並領導人民改造。所謂政治領袖，本就是對某種人的稱呼，這種人領導人民創新製，開新局。盡管創新製開新局需要相應的社會(hui) 條件，但充分利用這些社會(hui) 條件開創新局，並創造可持續的新製，往往需要傑出的領導人，否則一個(ge) 民族一個(ge) 國家不斷錯失機會(hui) 。從(cong) 孔子刪詩書(shu) ，定五經，到秦始皇行統一、定郡縣、書(shu) 同文、車同軌，再到劉邦和劉徹，開創察舉(ju) 製，將鹽鐵和鑄幣權收歸中央，尊儒崇經，便是一個(ge) 真實的曆史過程。

鹽鐵製度，其實就是井田製基本機製在新條件下的一種發展，與(yu) 郡縣製、察舉(ju) 製、尊儒崇經等一同構成“天下”政治的基礎性製度。所謂鹽鐵製度，其基本機製就是將國家戰略性資源控製在中央政府手中，為(wei) 天下政治奠定財政自主基礎。但是在古代中國，土地資源一直沒有良法，常常反兼並失敗，以致周期性頻發。

常規政治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培養(yang) 、發現和選擇政治領袖。在常規政治中，政治領袖長時期不能被發現和選出，組織、製度與(yu) 社會(hui) 就會(hui) 敗壞，從(cong) 而加劇加速周期性。這樣一來，新政治領袖就會(hui) 通過革命產(chan) 生。人們(men) 不能指望政治領袖，但要呼喚和珍惜政治領袖。

儒生：

新王？

範仄：

“人民王道”有三王：孔子之為(wei) “（素）王”、政治領袖之為(wei) “王”、人民之為(wei) “王”。

儒生：

分別代表天、地、人？

範仄：

看怎麽(me) 排序和怎麽(me) 圓。首先要明白中國古代此類政治話語的意義(yi) 機製。在古代話語中，天地人可謂三種德象或義(yi) 象。它既符合中國人對世界的自然直觀，也符合中國人對基本德性的訴求。德、象、義(yi) 、禮合一，讓普通中國人在日常的自然直觀中直接觀察、領悟和感受這些德性或意義(yi) 間的複雜關(guan) 係。在日常政治中，政治價(jia) 值、政治意義(yi) 、禮儀(yi) 義(yi) 理等必須是可日常直觀直接實踐的，即所謂看得見的。在這種德象政治中，普通老百姓時時地地生活在意義(yi) 世界中，因為(wei) 無象沒有義(yi) ，象象都有義(yi) 。德象或義(yi) 象，是中國先祖的發明和智慧。一切德性和意義(yi) 都成為(wei) 看得見的，這是多麽(me) 高明的智慧。

天地人之德象分別是：天乃大本大源之德象、大道大義(yi) 之德象、所由所出之德象、大命大令之德象；地乃資生承天之德象、厚而承載之德象、含弘光大之德象、中介之德象；人乃表現、落實、具體(ti) 、執行之德象。天，高而遠；地，厚而靜；人，靈而活。

三“王”與(yu) “天地人”之間可以進行不同排列，而且我認為(wei) 大都成立。比如人民為(wei) “天”，孔子為(wei) “地”，政治領袖為(wei) “人”；孔子為(wei) “天”，政治領袖為(wei) “地”，人民為(wei) “人”；政治領袖為(wei) “天”，孔子為(wei) “地”，人民為(wei) “人”。這三種排序都是成立的，而且各有含義(yi) 。必須強調一點，孔子之為(wei) “（素）王”，是與(yu) 定五經聯係在一起的，即孔子與(yu) 五經一體(ti) 而為(wei) “素王”。

在“人民王道”中，以主權論，人民為(wei) “天”。西方之主權概念，更似治權的終極性範疇。如果在中國古代政治話語中引入“主權”概念，那隻能是實質正義(yi) 與(yu) 曆史正義(yi) 意義(yi) 上的終極性，即最終看結果，看人民包括福利和意義(yi) 在內(nei) 的利益是否得到保障和擴展。革命便是人民在利益沒有得到保障情況下行使主權的終極性手段。天聽民聽，民意構成某種終極性。但民意如何出場一直存在爭(zheng) 論。民主可看做是民意出場的一種輔助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核心的或關(guan) 鍵的全局性戰略性資源是否真的由人民所有或支配，是人民是否為(wei) “天”的主要標誌之一。

在這種情況下，孔子連同五經，便成為(wei) 發現、承載根本民意和具體(ti) 民意的中介手段。“天”遠而“地”近。近者，“孔子與(yu) 五經一體(ti) ”也。政治領袖便是在五經引導和指導下發現和落實具體(ti) 民意和基本民意的具體(ti) 實施者、組織者。在這一結構中，“天”是隱潛者，“地”是承載者，“人”是落實者。

以道統論，孔子為(wei) “天”。“道”之為(wei) “統”的前提，是“道”已獲得經典的呈現形式，即“孔子與(yu) 五經一體(ti) ”。“天”者，大本大源，既然已經承載於(yu) 和顯示為(wei) “孔子與(yu) 五經一體(ti) ”，故守護“孔子與(yu) 五經一體(ti) ”，便是守護“天”。政治領袖便是承載、闡發和弘大“天道”和“五經”的“地”。人民便是“天道”的落實者和嗬護者。

以治權論，政治領袖為(wei) “天”。政治領袖一旦以其所創新製和新局自證其為(wei) 政治領袖，便表明其已獲“天命”。其所創新製和新局，便是“天”之命令。故具體(ti) 的現實秩序直接來自於(yu) 政治領袖的“命令”，即所創新製和新局。此種具體(ti) 的現實秩序的厚實而綿延，則需“孔子與(yu) 五經一體(ti) ”之“地”“承天”而“厚德載物”。故政治領袖尊儒崇經，“命令”從(cong) “領袖”出，卻合乎和延展“孔子與(yu) 五經一體(ti) ”，以天地合一。人民通過“地”而理解和接受“天”之“命令”，並落實和執行之。

其實政治領袖，也必然是與(yu) 某可持續組織一體(ti) 的政治領袖，正如古代皇帝與(yu) 以皇族為(wei) 核心的皇權一體(ti) 一樣。脫離這樣的組織的政治領袖，是不可能成為(wei) 天地人三維中一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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