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men) 今天應該如何麵對傳(chuan) 統文化

作者: 修遠基金會(hui)

來源：共識網

發布:2014年1月22 日

［編者按］

當代中國思想界，接續傳(chuan) 統，複興(xing) 國學，已成為(wei) 一股澎湃的潮流。麵對現代性挑戰，麵對思想意識形態領域的混亂(luan) ，麵對轉型期社會(hui) 的道德失序，有為(wei) 的中國知識分子，無不試圖重建道統，重建綱常。

然而文化價(jia) 值重建，卻任重而道遠。它要消化200多年來西方衝(chong) 擊所帶來的一係列挑戰，它要深刻地理解以反傳(chuan) 統為(wei) 特征的中國革命，它要深刻地理解以個(ge) 人權利為(wei) 主要訴求的自由主義(yi) ，它也要深刻地反省近200年來中國知識分子自身的思想曆程和思想方法。

2013年下半年，修遠基金會(hui) 設立“傳(chuan) 統文化研究課題組”，試圖回答如下幾個(ge) 問題：1.中華傳(chuan) 統文化超越時代的核心價(jia) 值是什麽(me) ；2.在當今時代，討論傳(chuan) 統文化的方法論；3.麵對現代性的挑戰，應重點吸收傳(chuan) 統文化的哪些方麵。作為(wei) 該項研究的一個(ge) 階段性總結，本刊截取了其中的一部分加以刊發。本文力圖表明的是，文化重建涉及對傳(chuan) 統文化的重新定義(yi) 和重新理解，它不是逆反性的複古主義(yi) ，而應是從(cong) 今天的現實出發，在對傳(chuan) 統的再解釋中，尋找麵向未來的新的普遍性價(jia) 值。

我們(men) 今天應該如何麵對傳(chuan) 統文化

新中國成立60多年，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的經濟現代化取得重大進展，國力不斷增長，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曆史來到了新的起點--新的起點也意味著，必須凝聚新的共識。當下，高速發展的經濟帶來了物質生活的極大豐(feng) 富，卻也造成了人心散亂(luan) 、倫(lun) 理缺位，原有的意識形態麵臨(lin) 難以收拾人心的困境。與(yu) 此相對應的，是近百年被主流激進思潮壓製的傳(chuan) 統文化，正在中國社會(hui) 默默生長，重新塑造著當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與(yu) 倫(lun) 理世界。與(yu) 此同時，主流敘事也在有意識地建構“民族複興(xing) ”的曆史敘述，“文化重建”也必將是“民族複興(xing) ”的應有之意--民族複興(xing) 是無法脫離傳(chuan) 統文化滋養(yang) 的。對於(yu) 學術界和思想界來說，“文化重建”已經成為(wei) 我們(men) 要麵對的緊迫問題。當然，今天談“文化重建”，不僅(jin) 意味著要從(cong) 傳(chuan) 統中開出新意，也意味著對中國自身發展經驗的理解，即對中國發展道路、發展理念、未來理想的全麵闡述。因而，我們(men) 今天談傳(chuan) 統文化，不是以過去為(wei) 導向，提倡複古主義(yi) ；而是以未來為(wei) 方向，以現實問題為(wei) 出發點：傳(chuan) 統，不是泥古主義(yi) （traditionalism），而是思考未來的出發點。

一、傳(chuan) 統文化活在解釋之中

文化不是無根之木，而是流動的曆史，這種流動性，往往來自“現代”對“古代”的重新定義(yi) 與(yu) 重新解釋。從(cong) 15世紀到19世紀，西方文化的不斷創新，正是通過不斷返回自己的古典文化傳(chuan) 統，通過古今對話來變革政治理念、調整經濟政策、重新平衡政治秩序，最終使得自己不斷開出新意、發展壯大。

麵對西方文化帶來的現代性壓力，各大古老文明都麵臨(lin) 痛苦的現代化轉型的任務，不僅(jin) 僅(jin) 來自政治和經濟上的競爭(zheng) 壓力，還有來自倫(lun) 理和價(jia) 值層麵的挑戰：各大古老文明如何麵對自身的傳(chuan) 統？當代，視西方文化為(wei) 普世文明而力圖切割自身傳(chuan) 統的激進主義(yi) 與(yu) 視西方文化為(wei) 欲望膨脹之禍而力圖返回自身傳(chuan) 統的原教旨主義(yi) ，似乎都不願意承認，傳(chuan) 統與(yu) 日常生活交融在一起，每個(ge) 時代的人都在以自己的行動和話語重新詮釋傳(chuan) 統。

中華文明傳(chuan) 承的一個(ge) 基本資源是經典文獻：《四書(shu) 》、《五經》、曆代史書(shu) 。文明傳(chuan) 承的基本方法是經史互釋，經無史而不彰顯，史無經則散亂(luan) 。曆代士人精英，抒發政治理想、革新政治綱領，都需要從(cong) 各自麵對的時代命題出發，重新解釋經典、重新解釋傳(chuan) 統。

在中國曆史上，曾經不止一次遇到過必須重新解釋傳(chuan) 統、重新解讀經典的問題。魏晉南北朝以降，佛教思想大為(wei) 盛行，使得傳(chuan) 統的價(jia) 值理念受到極大挑戰。在思想文化領域，佛教思想對士人精英的影響廣泛。雖然不時有儒家學者排佛之論，如唐時韓愈《諫迎佛骨表》以綱常倫(lun) 理、夷夏之防來否定佛學，但隻能從(cong) 較為(wei) 淺層的現實效果來批評，無法從(cong) 理論深度加以駁斥，因此，無法收拾被佛法吸引的人心。唐代藩鎮割據之後，中原秩序再度分崩離析，武人政治暴烈，文脈散落民間，重建政治秩序意味著不僅(jin) 要抑製軍(jun) 權，也需要複興(xing) 儒家思想來收拾人心。宋時，平民士人擔綱起複興(xing) 文脈之責。他們(men) 已經認識到，佛教內(nei) 含著深刻的形而上學思考，而儒家思想偏於(yu) 世俗，較為(wei) 樸素，正是不足所在。宋儒需要完成的工作是吸收佛家思想中的思辨因素，將樸素“三綱五常”予以形而上學的論證，如此，才能真正說服精英、教育精英。而儒家經典中，《五經》史論較多，難以進行形而上學論述，而《四書(shu) 》講心性，則可以進行思辨發揮。由此，朱熹曆時二十餘(yu) 年重注《四書(shu) 》，使得儒家重新奪回思想領導權。這場鬥爭(zheng) ，如果從(cong) 韓愈算起，曆經三百餘(yu) 年方獲成功。

 重新解釋傳(chuan) 統不僅(jin) 體(ti) 現在對經典的重新解釋中，也體(ti) 現在製度設計上。明中葉以後，商業(ye) 貿易勃興(xing) ，中美洲白銀通過貿易不斷向中國流動，白銀資本發達，土地兼並加快，很多農(nong) 民失去土地成為(wei) 流民。嘉靖十五年（1536），大學士夏言上書(shu) 請求開放民間祭祖，改變了“禮不下庶人”的慣例。“禮”向老百姓開放，在實際生活中形成了圍繞祠堂，建立大家族的經濟共同體(ti) ，用祠田等來維持共同體(ti) ，抵禦商品經濟衝(chong) 擊和流民化的趨勢。依靠宗族的力量辦學校、修路、興(xing) 建小型水利、供養(yang) 鰥寡孤獨。事實上，這是推動以宗族為(wei) 中心的地方共同體(ti) 建設，也可稱之為(wei) 明代的“社會(hui) 建設”。

中國的曆史實踐表明，對於(yu) 傳(chuan) 統文化，應該活學活用。要做到活學活用，就得以現實問題為(wei) 出發點，將傳(chuan) 統看做解決(jue) 問題的資源和經驗，使傳(chuan) 統活在解釋中，活在日常生活中，活在對現實生活的不斷回應和接續傳(chuan) 承之中。今天，當我們(men) 討論“傳(chuan) 統文化”時，為(wei) 了避免將之概念化，有必要先明確我們(men) 所處的曆史語境。

二、理解我們(men) 所處的曆史語境

早在清末，李鴻章等人就已經認識到， 中國正麵臨(lin) “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19世紀末期以來中國麵對的挑戰，的確也遠勝於(yu) 唐宋之變和明清之變。今天，中華文化要消化這種外來的衝(chong) 擊，所要付出的努力勢必也遠大於(yu) 消化佛教文化。而我們(men) 要重新解釋傳(chuan) 統，首先是應該理解當下所處的曆史語境，理解我們(men) 當前所處的思想環境。

　　1.百年激進反傳(chuan) 統曆程

19世紀末，晚清政府麵對西方的屢次入侵，屢戰屢敗，而曆次改革，也屢改屢敗。

“洋務運動”中，曾國藩、張之洞、李鴻章等人，以“師夷長技以製夷”為(wei) 目的，希望學習(xi) 西方富國強兵之道。他們(men) 接受的是西方器物文明優(you) 於(yu) 中國的理念。甲午海戰的失利，人們(men) 又轉而相信，對器物文明的學習(xi) ，要看到器物與(yu) 製度的內(nei) 在一致性。到了“維新運動”，對西方的學習(xi) 進入到製度文明的層次，康有為(wei) 等人希望引進西方的君主立憲製，改變中國僵化的政治體(ti) 製。“維新運動”旋而失敗，士人精英對統治集團喪(sang) 失信心。辛亥革命雖推翻了王朝體(ti) 製，但革命還會(hui) 遭遇複辟，革命後也無法避免國家陷入軍(jun) 閥混戰的局麵。所以，思想界觀念日趨激進，認為(wei) 隻變革製度，不變革文化，革命仍不徹底。由此，“新文化運動”興(xing) 起，力圖徹底拋棄傳(chuan) 統文化，通過批判家庭、批判父權製、批判禮法製度，不僅(jin) 反對中國的政治傳(chuan) 統，還致力於(yu) 反對傳(chuan) 統文化，實際上是以文化革命來倒逼政治革命。

近代以來，中國的精英知識分子逐漸認為(wei) ，西方文化不僅(jin) 在器物武器上優(you) 越於(yu) 中華，在器物背後，也有一套高深的意識形態，並且還有著強大的政治能力。而這種力量、意識和政治的三位一體(ti) ，造成了士人精英在麵對西方文化時，逐步喪(sang) 失了文化自信心：從(cong) “師夷長技以製夷”，到“中體(ti) 西用”，最後到“全盤西化論”。

現代中國兩(liang) 個(ge) 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國民黨(dang) 和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這種激進思潮的產(chan) 物。正如王奇生在其著作《黨(dang) 員、黨(dang) 權與(yu) 黨(dang) 爭(zheng) 》中所展現的一般，孫中山力圖借助蘇俄模式重整國民黨(dang) ，而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則直接模仿蘇共的模式建立起來。不過，與(yu) 中共不同，國民黨(dang) 模仿蘇共的組織模式，但在政治綱領上則以民族主義(yi) 為(wei) 旗幟，強調傳(chuan) 統文化，既反自由主義(yi) ，又反共產(chan) 主義(yi) ；而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則高舉(ju) 馬列主義(yi) 旗幟，既反自由主義(yi) ，又反文化保守主義(yi) 。

當然，在百年激進思潮中，還有另一條對待傳(chuan) 統文化的思想線索。一些中國知識分子，如嚴(yan) 複、梁啟超、梁漱溟、馮(feng) 友蘭(lan) 等人在學習(xi) 西方的過程中，意識到西方文化的固有缺陷，並認為(wei) ，中西文化可以相互學習(xi) ，通過吸取西方文化中的正麵因素，革除傳(chuan) 統文化中的不良內(nei) 容，恰恰是對傳(chuan) 統文化的蕩滌和發揚。以嚴(yan) 複為(wei) 例，他早年致力於(yu) 自由主義(yi) 在中國的傳(chuan) 播，要以個(ge) 人、自由、平等、民主等敘述來摧毀原有的等級秩序。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讓中國學人感受到西方文化內(nei) 在的衝(chong) 突。嚴(yan) 複晚年在寫(xie) 給熊純如的信中，就提到西方“三百年之進化，隻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而更晚一輩的學人梁漱溟則開始係統反思中西文明的各自優(you) 劣和溝通交流之可能性，這種將西方文化的衝(chong) 擊看做是傳(chuan) 統文化自我發展機會(hui) 的觀點，也為(wei) 今天正確處理百年激進反傳(chuan) 統曆程的努力指引了方向。

正確處理百年激進反傳(chuan) 統，最大的挑戰或許來自於(yu) ，如何應對激進主義(yi) 消退後的曆史虛無主義(yi) ：尤其是在馬克思主義(yi) 曆史敘述衰落後，思想界如何回應曆史終結論，如何確定曆史的未來。

　　2.馬克思主義(yi) 曆史敘述的命運

馬克思主義(yi) 曆史敘述在全球的影響與(yu) 兩(liang) 次世界大戰密切相關(guan) 。一戰後期，俄國爆發革命，繼而產(chan) 生第一個(ge) 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蘇聯。蘇聯的誕生對落後國家的知識精英造成極大的震撼，也使馬克思主義(yi) 具有了可見的政治實體(ti) 作為(wei) 支撐。二戰之後，蘇聯的影響急劇擴大，社會(hui) 主義(yi) 陣營形成。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世界革命似乎就在眼前，馬克思主義(yi) 主張的曆史階段論也成為(wei) 很多人所尊奉的信條--就像天國必將降臨(lin) 的宣告一般，社會(hui) 主義(yi) 必將取代資本主義(yi) 成為(wei) 一種影響廣大的曆史觀。而到了1990年代，伴隨蘇東(dong) 劇變，馬克思主義(yi) 曆史敘述也麵臨(lin) 挑戰。喪(sang) 失了社會(hui) 主義(yi) 陣營的政治實體(ti) 的支持，馬克思主義(yi) 就像失去聖殿的彌賽亞(ya) 主義(yi) ，再度蟄伏於(yu) 地底，默默等待從(cong) 新的世界體(ti) 係危機中汲取力量。

從(cong) 中國的現實看，馬克思主義(yi) 也在喪(sang) 失收拾人心的作用。在革命時代，馬克思主義(yi) 之所以被迅速接受，與(yu) 馬克思主義(yi) 的曆史階段論敘事密切相關(guan) ：對於(yu) 很多中國人而言，馬克思主義(yi) 的曆史階段論就像對儒家曆史觀中三代論的顛倒，共產(chan) 主義(yi) 就像大同世界一般令人向往。但在物質條件極為(wei) 匱乏的條件下，這種塑造新人的動力隻能依靠不間斷的運動維持。而一旦普通人厭倦運動，回歸日常生活，馬克思主義(yi) 就從(cong) 個(ge) 體(ti) 生活中脫離出去，懸浮為(wei) 一種理論宣傳(chuan) ，失去倫(lun) 理意義(yi) 。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政策調整為(wei) 對內(nei) 改計劃經濟為(wei) 市場經濟，對外加入以美、歐為(wei) 主導的全球貿易體(ti) 係，馬克思主義(yi) 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製度化基礎。市場經濟發展帶來的觀念解放，執政黨(dang) 對國家意識形態的控製力下降，馬克思主義(yi) 不僅(jin) 在政治領域受到自由主義(yi) 觀念的正麵衝(chong) 擊，在日常生活領域也經受拜金主義(yi) 、享樂(le) 主義(yi) 的側(ce) 麵瓦解。對普通民眾(zhong) 而言，馬克思主義(yi) 意識形態複雜高深，日常生活中麵臨(lin) 的現實困難和感情痛苦無法從(cong) 馬克思主義(yi) 理論中獲取安慰，民眾(zhong) 紛紛向傳(chuan) 統倫(lun) 理靠攏，向各種宗教靠攏，以求內(nei) 心安穩，基督教、伊斯蘭(lan) 教、佛教、道教影響力再度複興(xing) ，發展勢頭強勁。

　　3.自由主義(yi) 的必要性與(yu) 局限性

自由主義(yi) 的回歸是與(yu) 馬克思主義(yi) 曆史敘述的衰落並行的，而中國的自由主義(yi) 又與(yu) 市場經濟的發展相伴。改革需要社會(hui) 釋放空間，限製國家的過度幹預，激發經濟活力。自由主義(yi) 的傳(chuan) 統理論，尤其是經濟自由主義(yi) 恰恰可以為(wei) 這些目標提供助力。經濟自由主義(yi) 以個(ge) 體(ti) 為(wei) 本位，主張以權利限製權力，提倡市場化。1980年代以來，這種主張事實上得到了官方的默許，因為(wei) 經濟自由主義(yi) 可以在民間為(wei) 官方的改革開路。

1990年代以後，自由主義(yi) 思潮進一步發展，逐步形成了政治自由主義(yi) 主張。與(yu) 經濟自由主義(yi) 相比，政治自由主義(yi) 主張限製公權力的濫用，要求不僅(jin) 要保障民眾(zhong) 的物質權利也保障民眾(zhong) 的政治參與(yu) 權。政治自由主義(yi) ，提出以權力平衡和權利製衡的模式來維係共同體(ti) ，這對於(yu) 權力的製度化運行無疑是有積極作用的，也是中國傳(chuan) 統中所欠缺的。但如果將政治自由主義(yi) 的主張上升為(wei) 一種普遍的曆史敘事，政治自由主義(yi) 就可能激進化。

毫無疑問，中國的自由主義(yi) 目前有著強大的力量。自由主義(yi) 的中國敘事，是隨著中國市場化、城市化的方向而積澱起來的。它麵對的真實問題是市場社會(hui) 轉型後個(ge) 人權利訴求的擴張需要。自由主義(yi) 敘述最主要的特點就是簡潔--純正的自由主義(yi) 者幾乎可以將所有問題都歸結為(wei) 市場不徹底，產(chan) 權不明晰，政治不民主。這套敘述因為(wei) 簡單反而有解釋力。

但自由主義(yi) 的曆史敘事是否具有普遍性，是有待檢驗的。

自由主義(yi) 在歐洲的興(xing) 起有著獨特的曆史背景：反對舊的政治架構--天主教精神秩序和封建領主製權力秩序。自由主義(yi) 是新的權力哲學，將政治秩序的基礎奠定在個(ge) 體(ti) 同意之上。自由主義(yi) 背後有一種新的“是非觀”、宇宙論和世界觀作為(wei) 支撐：個(ge) 體(ti) 的至上性。

自由主義(yi) 必須落實到個(ge) 體(ti) 的權利之上，而個(ge) 體(ti) 的權利不僅(jin) 是不斷擴張的，也是有成本的。從(cong) 西方曆史的角度來觀察，英、德、美、法各國，對於(yu) 民眾(zhong) 不斷增長的權利訴求，在無法進行內(nei) 部掠奪的條件下，隻能依靠對外掠奪。歐美各國曆時數百年的對外殖民，在擴張市場的同時也在滿足國民不斷增長的權利訴求。二戰後歐美在自由主義(yi) 框架下維持的福利國家的整體(ti) 平衡，也是有其曆史條件的：首先二戰後的重建推動整個(ge) 世界的經濟發展；其次二戰後的軍(jun) 事技術轉化為(wei) 民用工業(ye) ，使得工業(ye) 基礎上了台階；三是廉價(jia) 的石油；四是二戰後的獨立國家都要現代化，都要引進發達國家的技術設備。所以，二戰後西方發達國家處於(yu) 有利的國際環境中，領土殖民雖然結束了，但可以在自由貿易的前提下進行經濟“殖民”，回應本國人民的權利訴求。今天中國雖然加入了這個(ge) 國際體(ti) 係，並且也高舉(ju) 全球貿易自由的旗幟，但當時的曆史條件已經不可能重複。

而從(cong) 世界範圍來看，在馬列主義(yi) 敘事衰落的同時，自由主義(yi) 的敘事也呈現出衰落的趨勢。自由主義(yi) 的國際敘事原來是要推動國際自由貿易。1990年代全球化以來，新自由主義(yi) 進而成為(wei) 國際性思潮。但是，隨著中國的崛起，那種“低買(mai) 高賣”的經濟殖民大循環被打破。中國以其巨大的體(ti) 量和工業(ye) 生產(chan) 能力奪取了西方工業(ye) 品的市場，導致西方依靠貿易的獲利迅速減少，其國內(nei) 的平衡也被打破，失業(ye) 率上升，貧富差距擴大。2008年以來的金融危機與(yu) 此密切相關(guan) 。西方各國政治上發生的民主製度和自由主義(yi) 的危機，也與(yu) 國際關(guan) 係的深刻變化有關(guan) 。自由主義(yi) 的國際敘事已經遭遇到了嚴(yan) 重挑戰。

三、吸取傳(chuan) 統文化的幾個(ge) 方麵

如今，當曆史終結論的樂(le) 觀主義(yi) 煙消雲(yun) 散之後，當主流的意識形態敘述麵臨(lin) 重重危機的時候，返回傳(chuan) 統，不是為(wei) 複古而複古，而是麵對傳(chuan) 統資源，揚長避短、祛蕪取菁。

　　1.從(cong) 革命辯證法到保守辯證法

 在今天重新討論傳(chuan) 統文化，首先需要明確的是思想方法。

百年來的激進反傳(chuan) 統曆程，醞釀出了可以稱之為(wei) “革命辯證法”的思想方法，並通過大量的曆史著作、文藝作品、輿論宣傳(chuan) 的影響，事實上成為(wei) 了主流的行動邏輯：因為(wei) 救亡的急迫，新文化運動對傳(chuan) 統文化徹底否定，為(wei) 徹底向西方學習(xi) 開辟了道路。在這個(ge) 過程中，自由主義(yi) 和馬列主義(yi) 結盟，攻擊傳(chuan) 統文化。在這個(ge) 意義(yi) 上，毛澤東(dong) 本人就是五四激進反傳(chuan) 統的傳(chuan) 人，他的《矛盾論》，重視的是矛盾的轉化，目的是為(wei) 革命勝利鼓足信心和指引方向。延安時期毛澤東(dong) 關(guan) 於(yu) 辯證法的論述，可以概括為(wei) “革命辯證法”。革命的辯證法意味著，當執政集團不承擔義(yi) 務，不代表最廣大民眾(zhong) 的利益，就喪(sang) 失了合法性，革命就是必需的。

不過毛澤東(dong) 的思想有著深刻的複雜性。在國共合作抗戰時期，毛澤東(dong) 抬高了民族主義(yi) 敘述，講中庸之道，講“古為(wei) 今用，洋為(wei) 中用”。1949年以後，在寫(xie) 作《論十大關(guan) 係》時，他接續著這種思想，雖然也是在談矛盾，談辯證法，但這篇文章已經充滿了儒家的智慧。過去，他提倡鬥爭(zheng) 的絕對性，轉化的絕對性，基本上是革命的辯證法；在寫(xie) 作《論十大關(guan) 係》時期，他講的則是對立麵的統一。他不再簡單講一分為(wei) 二，不強調轉化，不強調一方壓倒另一方。比如，他指出，要發展重工業(ye) ，就要優(you) 先考慮農(nong) 業(ye) 、輕工業(ye) 。他強調人民內(nei) 部、央地之間、城鄉(xiang) 地域之間都有矛盾，但應避免矛盾向對抗性發展，應該是“合作共贏”。這種辯證法與(yu) 儒家的中道思想有著內(nei) 在的一致性，重視對立麵的統一，知道有對立，但重在統一。以一方對另一方的讓步來建立一方對另一方的服從(cong) ，從(cong) 而建立統一。

儒家傳(chuan) 統強調，要維持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央地、中國和其他國家的關(guan) 係，其實質是追求一種差異平等，主導思想是中庸之道。中道是處理矛盾的總原則、總方法，也可以稱之為(wei) 儒家的保守主義(yi) 辯證法。這或許是中國的最高智慧：矛盾早就被發現了，古希臘人和古印度人也談矛盾--但如何處理矛盾差異卻很大。《論語》中並沒有過多涉及這一問題，但《論語》中處理問題的根本思想方法是中道--比如學和習(xi) ，夏和夷，文質彬彬等。

　　2.權利與(yu) 責任的平衡理論

如果從(cong) 保守辯證法的邏輯出發，來處理市場經濟帶來的社會(hui) 分化問題，首先要麵對的問題是基本的倫(lun) 理觀念調整。有必要建立權利與(yu) 責任平衡的倫(lun) 理觀，緩和權利倫(lun) 理過度張揚帶來的問題。

以權利為(wei) 本位的倫(lun) 理敘事來自西方。圍繞著權利平等這一原則，馬克思主義(yi) 的敘述將革命視為(wei) 人民的天賦權利，革命是天然正當的，這一思想的基礎就是革命的辯證法；自由主義(yi) 則假定個(ge) 體(ti) 權利基本相同，個(ge) 體(ti) 之間可以相互聯合，結成利益集團，再通過普選來實現少數服從(cong) 多數、協調利益集團的爭(zheng) 鬥。

以權利為(wei) 本位的倫(lun) 理發展到極端就是有問題的。權利主體(ti) 最後落實到個(ge) 人，每個(ge) 人都有權利訴求。權利事實上是有成本的。權利的成本要體(ti) 現為(wei) 具體(ti) 的責任，總體(ti) 的權利要和總體(ti) 的責任基本相等。如果大家都不承擔責任，把責任交給國家，那麽(me) 國家權力的擴張就是必然的。正如前文所說，西方社會(hui) 在無法進行內(nei) 部掠奪的條件下，其對外殖民正是在擴張市場的同時滿足國民不斷增長的權利訴求。

為(wei) 了緩和權利倫(lun) 理帶來的破壞性，新的倫(lun) 理觀應該更注重責任的維度。在政治生活層麵，應該明確，權力來源於(yu) 責任，公共權力的合法性來自其對民眾(zhong) 和國家擔負的責任。在社會(hui) 生活層麵，需要強調，個(ge) 體(ti) 的權利要與(yu) 責任相適配。這意味著現代公民的自我教育，享受個(ge) 人權利的同時要考慮他人的利益，主張個(ge) 人權利時要看到自身的責任。

當然，如果說西方以權利為(wei) 本位的倫(lun) 理在今天遭遇到了諸多問題，傳(chuan) 統儒家的倫(lun) 理觀也難以回答如果公權力不承擔責任的話該怎麽(me) 辦？因而，今天我們(men) 討論儒家傳(chuan) 統，並不是要簡單地喚回儒家倫(lun) 理觀，而是要吸收西方以權利為(wei) 本位的倫(lun) 理的有效部分，建立權利與(yu) 責任平衡的倫(lun) 理觀。

　　3.治理轉型大國有必要吸取傳(chuan) 統治理大國的經驗

中國現在麵臨(lin) 的兩(liang) 大挑戰，第一是世界潮流的巨大變遷：全球化、市場化、工業(ye) 化、城市化、信息化的同時發生，在這如此變動的條件下，維持社會(hui) 的穩定，協調各種利益關(guan) 係，更為(wei) 艱巨。第二是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zheng) ：新興(xing) 經濟體(ti) 與(yu) 發達經濟體(ti) 之間，存在強大的技術壁壘和製度壁壘。發達經濟體(ti) 支配的世界貿易體(ti) 係和世界經濟結構，不斷收割後發國家的經濟成果。若想突破這種不平衡的經濟格局，勢必需要強大的國家能力，呼籲大一統的決(jue) 策機構。

西方曆史上有著豐(feng) 富的地方自治經驗，卻缺乏治理轉型大國的經驗。唯一稱得上是大國的唯有美國，但其曆史也很短暫，它的興(xing) 起也有很多無法複製的因素。對於(yu) 中國而言，治理轉型大國需要同時應對轉型期治理和大國治理兩(liang) 個(ge) 挑戰。治理轉型大國麵臨(lin) 的問題，一是穩定一是發展。轉型治理可以借鑒各國的曆史轉型經驗，而大國治理的經驗隻能從(cong) 中國的曆史上加以尋找。中國有著兩(liang) 千餘(yu) 年的大一統國家曆史，正如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所指出的，中國在世界上最早出現“現代國家”的體(ti) 製。治理大國的經驗我們(men) 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我們(men) 那麽(me) 早就開始運用郡縣製、科舉(ju) 製來治理。這些治理的經驗在今天是不能以“專(zhuan) 製”這樣的概念簡單廢除的。

中國有著兩(liang) 千餘(yu) 年的大一統國家曆史，正像錢穆所指出的，中國曆史上發展出一整套治理大國的“士人政治”傳(chuan) 統，相對於(yu) 西方而言，長期延續了穩定的政治秩序，保存了文明的源流。“士人政治”傳(chuan) 統最大的優(you) 勢，是執政集團在理論上、政治上和組織上保持統一。執政集團以儒家“民本主義(yi) ”為(wei) 指導原則，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在政治“責任感”方麵的作用非常突出，遠大於(yu) 西方階級政黨(dang) 意義(yi) 上的政治“代表性”的特征。從(cong) 現代政治的角度來看，中國當前的政治體(ti) 製是一黨(dang) 執政，而從(cong) 傳(chuan) 統的視角來看，中國的一黨(dang) 執政延續著“士人政治”的曆史慣性。

　　4.曆史觀問題與(yu) 重新解釋社會(hui) 主義(yi)

中華民族是一個(ge) 曆史民族。作為(wei) 一個(ge) 世俗文明，中華文明沒有強大的宗教傳(chuan) 統，文明的向心力靠的是曆史觀來維係。曆史觀對於(yu) 中國人而言，有著不同於(yu) 其他文明的獨特價(jia) 值。中國的史學則內(nei) 涵豐(feng) 富，既有如同宗教般的價(jia) 值信念，又有認識世界的獨特方式。直到今天，這種基本的思維方式也未曾改變。

對於(yu) 共產(chan) 黨(dang) 國家而言，曆史觀就非常重要。因為(wei) “共產(chan) 黨(dang) ”並不是以選舉(ju) 為(wei) 目的的代表性政黨(dang) ，而是領導型政黨(dang) ；作為(wei) 領導型政黨(dang) 必須回答民眾(zhong) ，我們(men) 從(cong) 哪裏來？現處何地？今後要到哪裏去？每走一步，民眾(zhong) 都在評判，隻有走對了，才會(hui) 繼續跟著走。

毛澤東(dong) 的《新民主主義(yi) 論》在當時的條件下給出了一套曆史敘述，即中國從(cong) 封建社會(hui) 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hui) ，到新民主主義(yi) 、社會(hui) 主義(yi) ，最後到共產(chan) 主義(yi) 。到了鄧小平時代，麵對現實，共產(chan) 主義(yi) 的圖景不斷被延宕。十三大以後提出社會(hui) 主義(yi) 初級階段論，用初級階段來反對毛澤東(dong) 的“左傾(qing) ”激進。既然是初級階段，就以發展生產(chan) 力為(wei) 主。這個(ge) 史觀和原有的新民主主義(yi) 史觀敘事是一致的，隻是豐(feng) 富了其中的內(nei) 涵。而十八大以後的曆史敘事，已經體(ti) 現出共產(chan) 黨(dang) 運用民族主義(yi) 史觀、民族複興(xing) 的敘事來重述中國的革命和建設曆程，力圖接續傳(chuan) 統，重建曆史觀。

但現在的民族主義(yi) 曆史敘事麵臨(lin) 的困難在於(yu) ，它處於(yu) 原來的新民主主義(yi) 史觀之外。社會(hui) 主義(yi) 初級階段的史觀與(yu) 原來的史觀是自洽的，但民族主義(yi) 史觀與(yu) 原來的史觀之間的接續並不順利，還存在很多具體(ti) 的困難。要緩解兩(liang) 個(ge) 史觀之間的差異，需要的是既用中國傳(chuan) 統重新解釋社會(hui) 主義(yi) 、共產(chan) 主義(yi) ，也要將中國百年來的革命史、工業(ye) 化曆史以及民族複興(xing) 的曆程來重新敘述社會(hui) 主義(yi) 和共產(chan) 主義(yi) 。

中國傳(chuan) 統思想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之間本來就有著密切關(guan) 聯。古代中國，在經濟領域一向有“有恒產(chan) 者有恒心”。儒家傳(chuan) 統曆來將社會(hui) 穩定建立在土地資源供給相對平均、穩定的基礎上，指向的是多數人的共同生活，而不是資本主義(yi) 式的恃強淩弱。這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思想的精神氣質是高度一致的。在社會(hui) 生活領域，儒家傳(chuan) 統思想也往往強調協調，強調休戚與(yu) 共，強調社會(hui) 是一個(ge) 有機整體(ti) 。每一個(ge) 人都對其他人承擔責任，這正符合廣義(yi) 上的社會(hui) 主義(yi) 。在此意義(yi) 上，社會(hui) 主義(yi) 和儒家可以相互解釋。

在當下，很多人批評中國“比資本主義(yi) 還資本主義(yi) ”，但中國依然有著社會(hui) 主義(yi) 的基本要素，尤其是土地國有製度和國有資本製度。對於(yu) 土地國有製而言，其麵臨(lin) 的問題是土地增值的利益如何分配的問題。社會(hui) 主義(yi) ，歸根到底是要為(wei) 多數人謀福利。隻要土地增值的收益能為(wei) 大多數民眾(zhong) 所共享，能為(wei) 公共事業(ye) 服務，它就代表著社會(hui) 主義(yi) 。同樣，未來的國企改革，不僅(jin) 需要進行管理機製上的改革，也必須進行利益分享機製的改革。

 以民族主義(yi) 史觀來對接毛澤東(dong) 《新民主主義(yi) 論》中的史觀，意味著承認市場經濟中各個(ge) 不同的利益群體(ti) 有矛盾，但不處於(yu) 尖銳的階級鬥爭(zheng) 狀態--這正是我們(men) 要強調的保守辯證法的思維方式。強調保守辯證法，並不是為(wei) 了“守舊”和“複古”，相反，保守辯證法提倡的，是對過去、現在和未來連續性的承認。對於(yu) 思想界和學術界而言，保守辯證法，要求我們(men) 從(cong) 中國的曆史和現實出發，來理解中國，解釋中國，並在過去和現在生長出的脈絡中，定義(yi) 未來的可能性。

四、“以中國為(wei) 問題、以中國為(wei) 方法”將是個(ge) 漫長的過程

近代以來，中國學術界出現了三種思潮。第一種是“以中國為(wei) 中心，以西方為(wei) 方法”，即借用西方理論來改造中國；第二種是以“西方為(wei) 中心，以西方為(wei) 方法”，力圖使中國變得比西方還西方；第三種是“以中國為(wei) 中心，以中國為(wei) 方法”，是以中國經驗為(wei) 尺度、以中國現實問題為(wei) 標準，這種觀念伴隨著中國國力的增長剛剛出現，在學界表現為(wei) 各種保守主義(yi) 思潮，但還含混不清。

“以中國為(wei) 中心，以中國為(wei) 方法”在一定意義(yi) 上，屬於(yu) 文化保守主義(yi) ，但這種主張，並不是為(wei) 了複古，而是指向未來。因為(wei) 對未來的自信，而要求重新解釋傳(chuan) 統，使得傳(chuan) 統“開出新意”。

“以中國為(wei) 中心，以中國為(wei) 方法”另外一個(ge) 特質是對市場化帶來的現實問題進行反思。市場化使得人心散亂(luan) ，而價(jia) 值和心靈問題是可以吸收和借鑒傳(chuan) 統資源來解決(jue) 的。傳(chuan) 統文化有很多資源，處理身心問題，處理人和自然的關(guan) 係，處理人與(yu) 人的關(guan) 係，通過處理身心關(guan) 係來處理人與(yu) 人的關(guan) 係。人類在不同時期創造不同的思想，思想的穿透性，在於(yu) 其可以不斷地被重新解釋，不斷被修正，修正是為(wei) 了當前的需要。而中國的方法就隱含在中國自身的發展之中。

對於(yu) 思想界和學術界而言，“以中國為(wei) 中心，以中國為(wei) 方法”將是個(ge) 艱難的過程。因為(wei) 長期以來存在於(yu) 中國的“知行斷裂”問題已經深入到複雜的學科體(ti) 係之中。套用西方理論的學科體(ti) 係已經有了自我生產(chan) 、自我維持、自我確證的能力，建立了一套利益分享機製和評價(jia) 機製。這也意味著，具有真正問題關(guan) 懷的學人，需要在田間地頭、在工廠車間、在城市角落，從(cong) 普通人的喜怒哀樂(le) 中，找回我們(men) 民族對“中國文化”的想象和期待。從(cong) 現在到未來，路在腳下，沒有看得見的終點。

(本文刊於(yu) 《文化縱橫》雜誌2014年2月號，版權歸修遠基金會(hui) 所有）

 責任編輯：泗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