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時代朱子學派與(yu) 實學派對《論語》的解讀

作者：李昤昊

翻譯：葛小輝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

時間：孔子2564年暨耶穌2013年

一、《論語》之東(dong) 傳(chuan) 及被接受的情況

《論語》大致是在三國時代（高句麗(li) 、百濟、新羅）與(yu) 儒家思想之東(dong) 傳(chuan) 一同傳(chuan) 到韓國來的。[1]但是如果查看《舊唐書(shu) ·東(dong) 夷列傳(chuan) 》「高句麗(li) 」條就會(hui) 發現，《論語》在其傳(chuan) 入初期，與(yu) 其他經典相比並未受到特別重視。[2]這是因爲在三國時代由於(yu) 受到漢代儒敎之影響，五經才是中心。[3]

但是百濟與(yu) 其他兩(liang) 國相比卻很重視《論語》。百濟第13代國王近肖古王（？-375）曾把王仁[4]派到日本去傳(chuan) 播儒敎。據說當時王仁帶去日本的書(shu) 籍是千字文和10卷《論語》。這是《論語》在韓國曆史上第一次隆重登場。關(guan) 於(yu) 王仁帶去日本的《論語》，流傳(chuan) 著以下兩(liang) 種說法：一種認爲那是今天已失傳(chuan) 的鄭玄的《論語》注釋本，[5]另一種則認爲是皇侃的《論語義(yi) 疏》[6]。由於(yu) 以上兩(liang) 種說法都是基於(yu) 傍係資料而做出的推論，所以至今仍難以做出準確判斷。我們(men) 通過此記錄，隻能推測三國時代傳(chuan) 至韓國的《論語》不僅(jin) 包括經文，也包括注釋本。

《論語》在統一新羅時期比起三國時代更爲人們(men) 所重視。公元682年，統一新羅第31代國王神文王（？-692）設立國學（國立大學），並將《論語》和《孝經》指定爲必修課程。[7]這也許與(yu) 唐代重視《論語》和《孝經》的敎育製度有關(guan) 。[8]但是《論語》受到如此重視的直接原因是統一新羅認爲儒家倫(lun) 理可以對佛敎這一國家理念的脫俗性層麵起到很好的補充作用，因爲作為(wei) 儒家倫(lun) 理基礎的理念孝與(yu) 忠就包含在《論語》裏。

這一時期由於(yu) 以《論語》爲中心學習(xi) 儒家倫(lun) 理，從(cong) 事文字活動的大部分人在學術界以及實際生活中開始自由應用《論語》。統一新羅最著名的學者崔致遠（857-？）就是其中一人，他給高僧眞鑒國師作碑銘時曾恰到好處地引用《論語》引用。武士們(men) 在上戰場決(jue) 一死戰之前也都會(hui) 引用幾句《論語》。

到了高麗(li) 時期（918-1392），《論語》仍被視爲一部重要經典。與(yu) 統一新羅相同，高麗(li) 前期在國子監這一國立大學裏仍把《論語》與(yu) 《孝經》視為(wei) 必修科目。[9]由於(yu) 此一影響，當時人們(men) 對《論語》的理解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以下例子可以說明這一點。

高麗(li) 前期著名政治家兼學者崔承老（927-989），向高麗(li) 成宗呈遞<上時務疏>之時，在這篇文章裏靈活自如地引用了《論語》中「非其鬼而祭之，諂也.」（爲政24章），「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八佾19章），「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yu) ! 夫何爲哉？ 恭己正南麵而已矣.」（衛靈公4章）等句子。

從(cong) 以上事例當中我們(men) 可以看出高麗(li) 前期學者們(men) 熟讀《論語》之後在日常生活和著述活動中開始自由引用《論語》的情況，同時也可窺見他們(men) 對《論語》的理解水平。在這種背景之下人們(men) 開始注釋和出版發行《論語》，以下將簡要考察其具體(ti) 內(nei) 容。

在高麗(li) 王朝時期對《論語》進行注釋的學者有金仁存（？-1127），大概在1105年時他著就《論語新義(yi) 》。高麗(li) 第16代國王睿宗（1079-1122）在他還是太子之時撰述並且進講此書(shu) 。此書(shu) 是韓國最早的《論語》注解，盡管後人對其內(nei) 容抱有極大興(xing) 趣，可惜並未能保存下來。

關(guan) 於(yu) 高麗(li) 時期出版發行之《論語》版本的情報，我們(men) 可以通過淸代學者錢曾（1629-1701）得到確認。據錢曾《讀書(shu) 敏求記》介紹，高麗(li) 本《論語集解》（何晏所作）筆劃奇異，與(yu) 六朝或者初唐時期的隸書(shu) 碑版很相似。而且這本《論語集解》，與(yu) 中國所通行之《論語》版本頗為(wei) 不同，不僅(jin) 在字體(ti) 方麵，在內(nei) 容方麵亦可彌補中國通行本《論語》的缺陷，是一部善本書(shu) 籍。[10]

高麗(li) 時期出使宋朝的使臣們(men) 將大量的中國書(shu) 籍搬運到高麗(li) 國內(nei) 。高麗(li) 在當時印刷技術很發達，他們(men) 最早發明了金屬活字印刷術，所以他們(men) 將傳(chuan) 入韓國的中國書(shu) 籍中的善本書(shu) 籍進行了大量的覆刻。有些已經在中國遺失，所以日後還出現了逆向輸入至中國的現象。[11]高麗(li) 本《論語集解》重新回到中國，作爲中國通行本《論語》的校勘本來使用，這是對當時情況的很好說明。[12]

縱觀三國時代到高麗(li) 前期《論語》的傳(chuan) 入史，就會(hui) 發現雖然有讀《論語》注釋本的痕跡，但是根本上是以經文爲中心的。我們(men) 可以通過當時學者應用《論語》經文的各種各樣的文筆著述活動以及在日常事務中自如引用《論語》經文的一係列現象看到這一點。但是後來在中國卻發生了宋、元王朝的更替，從(cong) 而根本上改變了以經文爲中心的《論語》傳(chuan) 播局麵，開始轉向《論語》注釋書(shu) 。

宋、元王朝交替對高麗(li) 後期的政治、社會(hui) 以及學術產(chan) 生了很大影響。從(cong) 學術史來看，元朝對高麗(li) 最大的影響莫過於(yu) 性理學的傳(chuan) 入。高麗(li) 在當時主要接受了程頤-朱熹的性理學。在性理學向韓國的傳(chuan) 播過程中朱熹的《四書(shu) 集注》發揮了重要作用。根據高麗(li) 後期著名學者李齊賢（1287-1367）《櫟翁稗說》,他認爲至少到13世紀時《四書(shu) 集注》就已經傳(chuan) 入高麗(li) 。[13]這本書(shu) 籍，由權溥（1262-1346）出版發行之後，在高麗(li) 朝野學者之間廣爲流傳(chuan) 。

在高麗(li) 後期試圖將性理學作為(wei) 自身理念的學者們(men) 所尊崇的李穡（1328-1396），尤其重視《論語集注》。李穡的文集《牧隱集》裏出現了他在禑王5年5月到8月期間總共11次進講《論語‧泰伯》的內(nei) 容。[14]李穡用漢詩表達了自己進講《論語‧泰伯》之後的感想。如果仔細考察其漢詩內(nei) 容，就可以發現李穡對《論語》的理解是以朱熹《論語集注》爲根據的。例如，當講完《論語‧泰伯4章》：「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顔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之後李穡寫(xie) 了如下詩句：「道體(ti) 周流自露呈，身心器數盡包幷。辭嚴(yan) 義(yi) 正春秋法，氣順顏和日月行。致格齊平終有序，操存省察要須精。簞瓢陋巷生芳草，一貫傳(chuan) 來聖道明。」而朱熹對《論語集注‧泰伯4章》注釋說：「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 是皆脩身之要，爲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顚沛之違者也。 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ti) 固無不該。 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 如果比較以上朱熹的注釋和李穡的詩句就能發現李穡的「道體(ti) 」，「器數」，「操存省察」等詩句其實是從(cong) 朱熹那裏借用而來的。[15]

從(cong) 以上對《論語》在韓國的傳(chuan) 播情況的考察中可以發現大部分隻是停留在熟練引用《論語》原文或者隻是在日常生活裏靈活應用的程度，並沒有根據《論語》之注解而解釋《論語》。然而性理學傳(chuan) 入之後，李穡第一個(ge) 根據朱熹的《論語集注》而對《論語》進行解讀。在他之後這種對待學問的態度在諸多學者之間廣泛流行起來，從(cong) 而逐漸加深了對《論語集注》的理解。高麗(li) 學者們(men) 還引進胡炳文解釋《論語集注》的《論語通》等書(shu) 籍，並對其進行學習(xi) 。在這些學者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被稱爲韓國性理學之祖的鄭夢周，他在運用朱熹之經說來解釋《論語》方麵取得了卓越的成就。[16]

與(yu) 此同時，在高麗(li) 後期以李穡和鄭夢周爲首的一群學者逐漸形成學術共同體(ti) ，從(cong) 而也形成了以此爲基礎的統一的政治勢力，他們(men) 被稱爲新興(xing) 士大夫。這些新興(xing) 士大夫對《論語》的解讀從(cong) 根本上改變了在韓國理解《論語》的舊有麵貌，在儒學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yi) 。如果說在他們(men) 之前《論語》在韓國是以經文爲中心而傳(chuan) 播擴散的話，在他們(men) 之後則轉變為(wei) 以對朱熹《論語集注》的解讀爲中心。

後來圍繞是否建立新王朝（朝鮮王朝）的問題，新興(xing) 士大夫分裂為(wei) 讚成派和反對派，但性理學仍是他們(men) 共同的理念根基。 朝鮮王朝建立以後，新興(xing) 士大夫們(men) 作爲建國主體(ti) 將性理學指定爲國策，並且大量出版發行了性理學集大成者朱熹的《論語集注》，與(yu) 此同時開始了將其譯為(wei) 韓國語的活動（諺解）。

二、《論語》的出版發行與(yu) 諺解

（一）《論語》的出版發行

高麗(li) 後期印刷技術的發展和從(cong) 元朝引進性理學，是促使出版發行朱熹之《四書(shu) 集注》的重要原因。朝鮮建國以後，其建國主體(ti) 是“新興(xing) 士大夫”，他們(men) 在高麗(li) 後期通過《四書(shu) 集注》學習(xi) 性理學，並以此作爲理念基礎。

這些人在高麗(li) 後期就已經出版過四書(shu) 集注，從(cong) 而積累了很多豐(feng) 富的經驗。進入朝鮮時代以後他們(men) 則大量發行了朱熹和朱子學派的經典注釋書(shu) 。與(yu) 此同時，由這些人發行的朱子學派的經典注釋書(shu) 在全國迅速並廣範地傳(chuan) 播開來。這是因爲朝鮮王朝將朱子學確定爲國家理念，而且把這些朱子學派的經典解釋視為(wei) 科擧考試中的模範答案。尤其對《論語》而言，以匯集了朱子學《論語》學說的《論語集注大全》爲中心，頻繁出版，並且流通著多種版本。

韓國現存的《論語》版本共50種，包括11種金屬活字本，5種木活字本，34種木版本。不僅(jin) 在首都首爾（漢城），在全國各地都有《論語》出版發行。當時出版的《論語》種類包括《論語經文》、《論語集注》、《論語集注大全》等，可謂多種多樣。尤其是收錄於(yu) 永樂(le) 大全的《四書(shu) 五經大全》裏的《論語集注大全》的發行量最多。[17]

明成祖永樂(le) 13年（1415）編纂而成的《論語集注大全》（《四書(shu) 五經大全》所收）這本《論語》注釋書(shu) 匯集了宋元兩(liang) 朝朱子學派有關(guan) 《論語集注》的解說。這一注釋書(shu) 在它出版4年以後1419年（朝鮮世宗元年）傳(chuan) 入朝鮮。當時朝鮮第3代國王太宗的第一庶子裶被派至中國，成祖曾賜給他《五經四書(shu) 大全》並囑咐說：「「汝父汝兄皆王，汝居無憂之地，平居不可無所用心。 業(ye) 學乎？ 業(ye) 射乎？ 宜自敬愼讀書(shu) 。」[18]引進《論語集注大全》的翌年1420年，用金屬活字出版發行,1429年則用木版本出版發行。出版於(yu) 1429年的木版本《論語集注大全》10行22字本多達20卷7冊(ce) 。[19]此後以此書(shu) 爲底本在首爾成均館、鹹鏡道監營、慶尙道監營等地多次重複出版發行了《論語集注大全》。《論語集注大全》的發行主要以首爾和地方衙門所出版的官方版本爲主，在全州還出現了私行版本《論語集注大全》。

因《論語》是儒家基本經典，所以朝鮮時代對它的需求從(cong) 未間斷過，尤其在朝鮮將朱子學作爲國是，所以對匯集了朱子學派《論語》學說的《論語集注大全》的需求量持續存在。朝鮮王朝時期中央和地方的衙門以金屬活字和木版本的形態持續出版發行《論語集注大全》，甚至在20世紀初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亦未間斷過。

（二）《論語》諺解

儒家思想傳(chuan) 入朝鮮半島以來，高麗(li) 和朝鮮出版發行儒家基本經典《論語》並以此作爲讀書(shu) 學習(xi) 的敎材。尤其是匯集了朱子學派《論語》學說的《論語集注大全》，在將近500年的時間裏不斷地被重複出版發行並爲讀書(shu) 人所廣泛研習(xi) 。

與(yu) 此同時，亦有試圖用國語來讀《論語》的努力。漢文和國語在語順和語法方麵都有很大差別，所以在很長時期內(nei) 與(yu) 此有關(guan) 的探索可謂形形色色。尤其進入朝鮮時代世宗大王創造國語（Hangeur）以後給這一作業(ye) 注入了更多的活力。將儒家經典譯成國語稱為(wei) “諺解”，在諺解之前則經過了口訣和釋義(yi) 這兩(liang) 個(ge) 段階。[20]

1.口訣

「口訣」也可叫作「吐」。口訣是指解讀漢文時利用漢字的音和訓在句讀處添加助辭或詞尾等。在把生疎的外國漢文轉換成韓國式漢文方麵，口訣發揮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國語被創造出來之前口訣主要利用了漢字的筆劃，但國語被創製出來以後則開始利用國語。

有人主張在三國時代（約7-8世紀）就已經出現了口訣，[21]然而有關(guan) 《論語》（四書(shu) 五經）的口訣是在朝鮮時代奉世宗大王之命首次開始創造以來，[22]最終在世祖14年（1468）得以完成。這一《論語》口訣是由李石亨（1415-1477）完成的。[23]而對四書(shu) 五經的口訣是由當時的名儒們(men) 幾乎同期完成的。[24]到了朝鮮末期由田愚（1841-1922）完成了對《論語集注》的口訣。

朝鮮前期口訣完成以後，朝鮮王朝500年間幾乎所有學習(xi) 經典的人都在利用這一口訣。目前在韓國專(zhuan) 門學習(xi) 儒家經典的人當中，大體(ti) 的趨勢是連同口訣一起學習(xi) 。

2.釋義(yi)

釋義(yi) 是指用國語來說明經典裏難解的句子，諺解則是指將經典全文譯成國語。與(yu) 諺解相比，釋義(yi) 隻是用國語來說明難懂或容易混淆的句子。如果說諺解是指完整翻譯，那麽(me) 釋義(yi) 是部分翻譯，是諺解的前一階段。

對《論語》的釋義(yi) 中最有名的著作是李滉（1501-1570）的《論語釋義(yi) 》（收錄於(yu) 四書(shu) 三經釋義(yi) ）。 李滉在《論語釋義(yi) 》中爲正確把握《論語》經文的本意，對《論語》難懂的經文一字一句進行了精密的考察。 在其考察過程中，李滉用國語對經文的多種解釋進行介紹時，摸索出了最恰當的國語翻譯方法。所以在《論語釋義(yi) 》裏我們(men) 可以清晰地看到李滉對《論語》的探索痕跡。釋義(yi) 摸索出了多種多樣的翻譯，在這個(ge) 層麵上而言它比諺解那種一句經文隻對應一句國語的翻譯具有更高的學術價(jia) 値。

3.諺解

諺解是指用國語完整翻譯儒家經典。《論語諺解》是對《論語》全體(ti) 經文的國語直譯本，一個(ge) 句子隻對應一個(ge) 翻譯。

從(cong) 世宗大王時期開始進行諺解《論語》（《四書(shu) 》）的努力，到世祖時期對《論語》的口訣得以完成，彼時才具備了諺解的條件。此後到了宣祖時期，國家公開討論是否要進行對《論語》的諺解。 當時宣祖命令李珥（1536-1584）諺解《論語》（《四書(shu) 》），但是李珥還未來得及完成任務就在1584年離開了人世，所以國家於(yu) 同年設立校正廳，進行經典諺解。 此後4年內(nei) 國家集中投入學術力量，終於(yu) 在1588年完成了《論語諺解》（四書(shu) 三經諺解），並於(yu) 1590年出版發行了諺解。此被稱作校正廳本《論語諺解》。 校正廳本《論語諺解》的底本是《論語集注大全》，李滉對《論語釋義(yi) 》的飜譯被大量采用。

除了校正廳本《論語諺解》之外還有李珥的栗穀本《論語諺解》。 栗穀本《論語諺解》是李珥在生前完成的，雖然比校正廳本《論語諺解》更早完稿，但是到了1749年才得以出版。論語的國語完譯本《論語諺解》，對校正廳本的使用大大多於(yu) 栗穀本，在京鄕各地也都主要出版發行校正廳本。自彼以後到朝鮮末期爲止，校正廳本《論語諺解》作爲論語標準的國語譯本，對諸多學者和學生發揮了論語敎科書(shu) 的作用。

正如以上考察，傳(chuan) 入韓國的《論語》經過口訣、釋義(yi) 等階段，在1588年終於(yu) 完成了國語完譯《論語諺解》。口訣是《論語》國譯的最初階段，直至現在仍是學習(xi) 《論語》的有效方法。《論語釋義(yi) 》用國語記錄了對經典難解之句的多種解讀探索，就此而言其學術價(jia) 値極高。《論語諺解》則作爲《論語》的標準國語完譯本，對學者和學生起了《論語》敎科書(shu) 的作用，在這一層麵上可謂意義(yi) 巨大。將口訣、釋義(yi) 、諺解中的一部分用圖表來表示的話，卽如下：

（三）《論語》解讀的特征

1.《論語》注釋書(shu) 簡介及其分類

三國時代漢文傳(chuan) 入以後，韓國很長時間以來一直學習(xi) 儒家經典。爲了學習(xi) 的便利而出版發行儒家經典，並且不斷進行翻譯。拿《論語》來說，高麗(li) 後期開始出版《論語集注》，進入朝鮮時代以後在京鄕各地用金屬活字或者木版本技術出版了《論語集注大全》、《論語》經文、《論語集注》等書(shu) 籍。

從(cong) 三國時代就開始努力用國語來解讀《論語》，經過口訣、釋義(yi) 等階段，至朝鮮前期最終完成《論語》的國語完譯本《論語諺解》。這一成果是努力學習(xi) 《論語》經文，或是朱熹和朱子學派之《論語》注釋的產(chan) 物。在這一過程中雖然也發行了諸如《論語釋義(yi) 》等具有重大學術意義(yi) 的書(shu) 籍，但是除此之外由於(yu) 大部分隻是單純地發行或者由於(yu) 翻譯的緣故，其學術價(jia) 值可謂微不足道。

在韓國論語學史上具有學術意義(yi) 的《論語》注釋書(shu) 的出現應該歸功於(yu) 高麗(li) 後期金仁存的《論語新義(yi) 》。但此書(shu) 未能流傳(chuan) 下來。此後在韓國很長一段時間裏都未出現《論語》注釋書(shu) 。直到朝鮮前期李滉的《論語釋義(yi) 》出現，有關(guan) 《論語》注釋的學術探討以及新的見解才得以湧現。

以李滉的《論語釋義(yi) 》爲起點，在朝鮮出現了大量的《論語》注釋書(shu) 。著於(yu) 17世紀到19世紀中葉的《論語》注釋書(shu) 占全部注釋書(shu) 的90%。這表明進入16世紀以後朝鮮的論語學才開始開花結果，從(cong) 17世紀到19世紀中葉是朝鮮論語學的鼎盛時期，19世紀後期開始逐漸跌入衰退期。據筆者所知，朝鮮時代著有《論語》有關(guan) 著作的學者超過100名，他們(men) 遺留後世的有關(guan) 《論語》的著述多達130餘(yu) 種。如果在其中選出具有經學史意義(yi) 的、形態比較完整的《論語》注釋書(shu) 的話，大約有40餘(yu) 種可以上榜。

如欲簡單明了地槪括這些《論語》注釋書(shu) 的解釋學特征，恐怕需要製定出分析的標準。中國曆代經學者對《論語·學而第二》裏所出現的“仁”披露了各自的見解，筆者欲以此作作爲分析標準，對朝鮮時代的《論語》注釋書(shu) 進行分類並槪括其解釋學的特征。

衆所周知在《論語‧學而第二》裏第一次提及“仁”，其句子如下：「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yu) ！」對如何設定此句中“孝弟”和“仁”的關(guan) 係，在論語學史上經學者們(men) 曾各抒己見。對此句子，第一個(ge) 提出自己見解的是漢代經學家包鹹（BC6-65）。他對此解釋到：「先能事父兄，然後仁可成也。」[25]包鹹的這一解釋裏把對父兄的「孝弟」看作是優(you) 先於(yu) 「仁」的槪念。他雖然沒有對「仁」下定義(yi) ，但是通過他的注釋我們(men) 可以得知“仁”是一個(ge) 既具體(ti) 又具有實踐性的槪念。

包鹹對此句的解釋在漢代和魏晉時代一直為(wei) 人們(men) 所認同，[26]直到王弼（226-249）的出現，才形成了對「孝」和「仁」的鮮明的槪念區分。王弼用「愛」來把握「孝」和「仁」，他認爲「孝」是天賦的本性﹝自然親(qin) 愛爲孝﹞，而仁則是實踐此天賦本性時所成立的槪念﹝推愛及物爲仁也﹞[27]。卽是說「孝」比「仁」更爲本質，「仁」是將「愛」擴充到他人的時候才成立的槪念。對這種將「孝弟」看作是天賦的槪念，而把「仁」看作是行爲實踐的觀點，到了北宋時期，經由新儒學先驅程頤（1033-1107），而被賦予劃時代的意義(yi) 。

程頤正好顛倒了作爲本源的孝弟和作爲作用的仁的關(guan) 係。他認爲「仁」才是天賦的本性的「體(ti) 」，而孝弟是以仁爲基礎的具體(ti) 的行動，卽是「用」。對「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yu) ！」，他認爲不能將此解釋爲「孝弟是仁的根本﹝仁之本﹞」，而應該是「孝弟是實行仁的根本所在﹝行仁之本﹞」。[28]程頤將「爲仁」看作是「行仁」的這種解釋，可以說是爲了貫徹他自己的主張──仁是天賦的、先驗的──而對經文進行的修改。[29]

朱熹接受了程頤這一主張。他認爲仁是「愛之理，心之德.」。[30]朱熹的這一定義(yi) 將「仁」規定爲天賦的、本性的性理，而孝弟則是以仁爲基礎的實踐行爲。[31]從(cong) 漢朝到唐朝一直認同的仁和孝弟的關(guan) 係，到了朱熹時期則完全被顛覆，這在「仁」的解釋史上不得不是一個(ge) 大的轉折點。關(guan) 於(yu) 是否接受朱熹對「仁」的這一定義(yi) ，後來出現了支持朱子學和脫離朱子學的兩(liang) 種相反的立場。

在韓國從(cong) 麗(li) 末到朝鮮時期，朝鮮的大部分經學者尊崇朱子學，將朱熹的經典注釋看作是金科玉條。所以大部分經學者對《論語》進行注釋時常常墨守朱熹的「仁說」，或者積極投入於(yu) 其意味的挖掘工作之中。但是少數經學者則表達了與(yu) 朱熹“仁說”不同的見解。在韓國思想史上，前者被稱爲「朱子學派」，後者則是「實學派」。朱子學派又分爲以李滉爲宗師的退溪學派和以李珥爲宗師的栗穀學派，實學派則形成於(yu) 17世紀中期，丁若鏞是實學的集大成者。

朝鮮時代朱子學派與(yu) 實學派的重要《論語》注釋書(shu) ──用圖表羅列如下：

<朝鮮時代朱子學派與(yu) 實學派的重要《論語》注釋書(shu) >

2.朱子學派的《論語》解讀的特征

在韓國現存的最重要的《論語》注釋書(shu) 是退溪學派宗師李滉的《論語釋義(yi) 》。此書(shu) 中心內(nei) 容是用國語翻譯《論語》裏難懂的經文。在《論語釋義(yi) 》裏，李滉探索出了對《論語》經文最恰當的國語翻譯，在此過程中參考了諸多經說，以其中最妥當的解釋爲根據對經文進行了翻譯。此書(shu) 既是對《論語》難解句子的國譯本，又具有《論語》注釋書(shu) 的價(jia) 値。

朝鮮朱子學派的另一派別栗穀學派的宗師李珥也著有《論語釋義(yi) 》。李滉和李珥於(yu) 各自的《論語釋義(yi) 》中解釋《論語·學而第二》的「仁」時，都接受了程頤和朱熹將「爲仁」看作是「行仁」的注釋。[32]

李滉之後對朱熹的仁說進行正式注釋並且分析其意義(yi) 的學者是李滉的弟子李德弘（1541-1596）。朱熹將「仁」解釋爲「愛之理，心之德」，李德弘在《論語質疑》裏解釋說「愛」意味著現實中的實踐﹝用﹞，「理」是實踐得以可能的根源的本質[體(ti) ]，「心之德」是對這些全體(ti) 的綜合。朱熹又在《孟子集注》裏把「仁」解釋爲「心之德，愛之理」，提出「心德」先於(yu) 「愛理」。[33]對此李德弘解釋說《論語》裏提到的是仁在現實裏的實踐，所以先提出「愛」；而在《孟子·梁惠王上》裏梁惠王與(yu) 孟子的對話是關(guan) 於(yu) 仁的本質的內(nei) 容，故先提及「心德」。[34]李德弘的這種解釋既是用「體(ti) 用論」來把握仁與(yu) 愛﹝孝弟﹞的關(guan) 係，同時又調整並清楚說明了朱熹經說內(nei) 部的相異之處。這種用體(ti) 用論來解釋仁與(yu) 孝弟之關(guan) 係或者試圖說明朱熹經說同異的努力，終究是通過分析或補充《論語集注》來理解朱熹之經典注釋的一種態度。李德弘這種對待說經的態度後來成爲朱子學派經學者的普遍特征。[35]

李德弘的《論語質疑》之後，退溪學派又一重要的《論語》注釋書(shu) 是柳長源（1724-1796）的《論語纂注增補》和柳健休（1768-1834）的《東(dong) 儒論語解集評》。前者是對中國朱子學論語學說的集大成者，後者則會(hui) 集了朝鮮朱子學派的論語學說。柳長源在《論語纂注增補》學而第二裏十分認同朱熹的仁說。爲了更加準確把握朱熹仁說的意義(yi) ，他不僅(jin) 引用了《論語集注》，還廣泛引用了朱熹另一些《論語》注釋書(shu) 籍比如《論語精義(yi) 》、《論語或問》，以及《朱子文集》裏與(yu) 《論語》有關(guan) 的學說和《朱子語類-論語》等，同時還參考了未及收錄於(yu) 《論語集注大全》的宋元明淸時期朱子學派的論語說。[36]柳長源通過這種廣泛的引證，努力揭示出朱熹仁說的準確含義(yi) ，以此爲基礎分析了後代集朱子學派之大成的《論語集注大全》裏有關(guan) 仁說的小注，並辨析了其中的誤謬。[37]

同時以柳長源爲師的柳健休著有輯錄朝鮮學者《論語》學說的《東(dong) 儒論語解集評》。在這一注釋書(shu) 裏輯錄了從(cong) 16世紀到19世紀前期朝鮮學者的論語學說。該書(shu) 認爲有關(guan) 朱熹的仁說，朝鮮學者之辯論主要集中於(yu) 「心性論」。同時還深入探索了對朱熹經說內(nei) 部不同說法的解決(jue) 方法。《東(dong) 儒論語解集評》另一重要特征就是對李象靖、柳長源等退溪學派的經說的引用遠多於(yu) 其他學派。由於(yu) 柳健休屬於(yu) 退溪學派，可見這本書(shu) 也致力於(yu) 師說的繼承當中。

以上我們(men) 考察了退溪學派經學者的《論語》解釋，其中所反映出的幾點特征與(yu) 以後要考察的栗穀學派相當一致。所以在這裏先考察栗穀學派經學家的《論語》解釋，然後再整理朝鮮朱子學派的《論語》解釋的特征。

李珥之後在栗穀學派裏金長生（1548-1631）第一個(ge) 執筆著述了《論語》注釋書(shu) 。他在《論語辨疑》學而第二裏完全接受朱熹的仁說，同時還引用了老師李珥的學說。[38]與(yu) 退溪學派的柳健休在他的《論語》學說裏遵照師說一樣，金長生之後的栗穀學派也開始遵照師說，這一現象一直持續到朝鮮末期。[39]

金長生的弟子李惟泰（1607-1684）在《論語答問·學而第二》裏區分了仁和孝悌，強化了朱熹仁說中仁的先驗性和孝悌的實踐性，認爲仁和孝悌是體(ti) 用的關(guan) 係，強調二者不可混淆。[40]這種仁和孝悌互不相雜的觀點一直持續到朝鮮後期，[41]但是這一立場與(yu) 朱熹仁說之間卻存在著某種張力。朱熹試圖顛倒從(cong) 漢到唐一直維持下來的以孝悌爲本、以仁爲末的觀念，他強調仁和孝悌是不同層麵的槪念。但是同時朱熹又強調不能將愛之發的孝悌和愛之理的仁看作是截然不同的槪念。[42]就像把理氣視為(wei) 不相雜、不相離的關(guan) 係一樣，朱熹認爲作爲性的仁和作爲情的愛﹝孝悌﹞既聯係又有區別, 既區別又有聯係。但是朝鮮時代朱子學派經學家爲了確保仁對孝悌的先驗性和根源性，過分強調仁和孝弟的不相雜性，並成爲普遍傾(qing) 向。

栗穀學派湖論支係的學者金謹行（1712-1782）在他有關(guan) 《論語》的著述《論語箚疑》裏分析了論述朱熹仁說的《論語集注大全》的小注的誤謬。[43]

崔左海（1738-1799）在《論語古今注疏講義(yi) 合纂》裏不僅(jin) 采用了《論語集注》，還采用了朱子學派的著述《論語精義(yi) 》、《論語或問》、《論語集注大全》，宋朝張栻的《論語解》，明朝蔡淸的《論語蒙引》，淸朝陸隴其的《論語講義(yi) 困勉錄》，淸朝李光地的《讀論語箚記》等元明淸代經學者的思想，並且努力尋找朱熹仁說的本義(yi) 。

栗穀學派最後的巨儒田愚（1841-1922）在《讀論語》裏支持程朱的仁說，還對朱熹經說內(nei) 部的同異進行了辨析。[44]他秉承學派宗師李珥和朱熹的經說，認爲除此之外的經說都是異端，並對其進行強烈排斥。傳(chuan) 統的朝鮮朱子學者隻把禪宗和陽明學看作是異端並進行排斥，但是田愚的排他性遠遠超出了此範圍，就連當時朝鮮的新文明思潮基督敎或者梁啓超（1873-1929）等人的對西方開放的思想也遭到了他的強烈排斥。[45]這表明朝鮮朱子學者對朱子學以外的思想、思潮具有非常明顯的非妥協性和排他性。

以上考察了朝鮮朱子學派的兩(liang) 大山脈退溪學派和栗穀學派經學家的仁說。他們(men) 都是在全麵肯定朱熹仁說的基礎上，試圖進行分析和補充。就朝鮮朱子學派論語學說的幾點共通特征，可以整理如下：

第一，將仁和孝悌視爲體(ti) 用關(guan) 係，把「仁」規定爲先驗的、天賦的性理，對此試圖進行多種理解和解讀。從(cong) 對仁的上述解釋當中亦可看出，朝鮮朱子學派的經說是以心性和性理爲主來解讀經典，是一種「哲學的解釋學」。 

第二，爲了明確把握朱熹的仁說，對朱熹的《論語》學說進行了分析和補充。分析主要是針對朱熹經說內(nei) 部的異同進行辨析，補充是廣泛引用宋元明淸的朱子學派《論語》學說來補充朱熹的《論語》解釋。由於(yu) 過度進行對朱熹《論語》學說的硏究和分析，結果導致朱熹的經說比經文更受重視的局麵。這表明朝鮮朱子學者對朱熹經說絶對尊重的態度。

第三，在分析朱熹仁說時雖亦尊重《論語集注大全》的小注，但是批判觀點處於(yu) 支配地位。這說明對朱子學派的經說，尊重和批判兩(liang) 種態度幷立。

第四，退溪學派與(yu) 栗穀學派的經學家引用朝鮮學者《論語》學說時，都以本人學統的老師的思想爲正統，集中進行著述。從(cong) 中可以知曉朝鮮朱子學派經說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對師說的繼承。但是這種對師說的繼承卻具有尊崇和排斥的兩(liang) 麵性。尊崇是指對朝鮮朱子學源泉朱熹和李滉、李珥經說的尊重，排斥是指對所有與(yu) 朱子學相背離的經說的排斥，這又如實地反映了朝鮮朱子學派強烈排斥異端的麵貌。

3.實學派的《論語》解讀的特征

1593年朝鮮遭受日本豐(feng) 臣秀吉之侵略卽壬辰倭亂(luan) ，壬辰倭亂(luan) 結束以後社會(hui) 也經曆了諸多混亂(luan) 。彼時一群學者認爲以天理和性理爲中心的哲學的朝鮮朱子學麵對這種混亂(luan) 局麵存在問題，他們(men) 於(yu) 是開始探索與(yu) 朝鮮朱子學心性論之談論相區別的、以實質和現實參與(yu) 爲主的新的思維體(ti) 係。這在朝鮮思想史上被稱爲實學派。實學派經學家中最早著述《論語》注釋的學者是樸世堂（1629-1703），但是在他的 《論語思辨錄》裏卻沒有對《論語‧學而第二》進行注釋。

實學派當中第一個(ge) 對《論語‧學而第二》進行注釋的是被稱爲實學派宗師的李瀷（1681-1763）。李瀷在他的《論語疾書(shu) ‧學而第二》裏將仁理解爲性，將愛﹝孝悌﹞理解爲情。他的這種解釋與(yu) 朝鮮朱子學派並無多大差異，但是如果傾(qing) 聽李瀷接下來所說的話就會(hui) 發現二者的鮮明差異。之前朝鮮朱子學派對此句解釋的共通特征在於(yu) :作爲性的仁比作爲情的孝悌更重要，前者才是他們(men) 議論的中心，並且強調二者的不相雜性。但是李瀷的解釋卻改變了重點所在。他主張隻有通過感情的、具體(ti) 的愛才能認知本性的、抽象的仁。即比起仁的優(you) 先性，更加重視性在現實中的表現形態——情愛﹝孝悌﹞。李瀷的這種觀點，與(yu) “性”一樣，“情”也受到重視，在此基礎上二者的關(guan) 係得到確定，所以比起二者的不相雜性，他更強調二者的不相離性。[46]

洪大容（1731-1783）則進一步推進了這種觀點。他反問性當中怎會(hui) 沒有孝悌，把性﹝仁﹞與(yu) 孝悌的關(guan) 係看作是對等的關(guan) 係。[47]在仁與(yu) 孝悌的關(guan) 係中更加重視孝悌或者將這兩(liang) 個(ge) 槪念看作是對等的關(guan) 係，這種現象在傳(chuan) 統的朱子學派《論語》解釋當中很難找到。持這一觀點的經學家因為(wei) 不繼承師說，他們(men) 自然而然地從(cong) 經文裏探究本義(yi) 。

魏伯珪（1727-1798）對《論語·學而第二》的解釋也很好地反映了這一特征。魏伯珪在《論語箚義(yi) 》裏並沒有關(guan) 注朱熹的《論語集注》或者中國、朝鮮朱子學派的《論語》學說，而隻是通過鑽研經文來分析孝悌和仁的關(guan) 係。結果魏伯珪與(yu) 以往傳(chuan) 統的朱子學者不同，並非將《論語·學而第二》的文句局限於(yu) 心性論當中，而是試圖將其擴展到經世論的層麵來進行理解。[48]

朝鮮實學派的經學始於(yu) 樸世堂，到了李瀷時期其地位得到鞏固，丁若鏞（1762-1836）則是集大成者。丁若鏞在他的《論語古今注》裏批判了朱熹對仁的解釋，並重新解釋了《論語‧學而第二》。

丁若鏞強烈批評把仁看作先驗本性、把孝悌看作以仁爲基礎的實踐行爲的傳(chuan) 統朱子學派的這種仁說。[49]他認爲仁是實踐行爲實現以後才得以成立的槪念。根據這一觀點，隻有當實現了孝和悌的實踐行爲之後，叫做“仁”的名稱才會(hui) 成立，所以孝弟優(you) 先於(yu) 仁。[50]丁若鏞的這一解釋與(yu) 傳(chuan) 統朱子學派的解釋存在以下兩(liang) 個(ge) 方麵的差異：其一，孝悌優(you) 先於(yu) 仁；其二，仁並非天賦的槪念，而是實踐的槪念。

朝鮮經學史上丁若鏞的這種解釋具有重大意義(yi) ，這是因爲朱子學者所主張的天賦的、本性的仁在丁若鏞那裏則變成了實踐的槪念。通過這種作為(wei) 實踐槪念的仁的導入，丁若鏞脫離了傳(chuan) 統朱子學派以天理和性理爲主的經典解釋，而是與(yu) 經世相結合對經典進行解釋。[51]在經典解釋裏經世指向意味著從(cong) 朱子學派哲學的經典解釋學當中脫離出來，回到政治學的經典解釋當中。如果說在仁的解釋史上從(cong) 漢唐經學者之仁說到程朱之仁說的變化是一大轉折點的話，那麽(me) 丁若鏞對於(yu) 朝鮮朱子學派以往的仁說觀點，也具有相同的意義(yi) 。

丁若鏞將仁視為(wei) 實踐槪念，將其與(yu) 經世論相結合，然後對其意義(yi) 進行了擴大解釋。丁若鏞的這種解經態度是表現實學派經學指向的典型例子，同時也是與(yu) 朱子學派經學相區別的部分。我們(men) 在這裏可以觀察到丁若鏞經說的另一特征，這在朱子學派的《論語》解釋裏是看不到的。那就是沒有把中國和朝鮮任何一個(ge) 經學者的經說看作絶對眞理，而是在普遍涉獵各種經說的基礎上，在與(yu) 經文的對比考察中來探索出最為(wei) 恰當的解釋。卽是說丁若鏞並沒有像朝鮮的朱子學派那樣尊照師說，他們(men) 對異端的一貫排斥，在丁若鏞那裏也看不到。看丁若鏞的《論語古今注》就會(hui) 發現在這裏他並沒有因某種觀點是朱熹的經說而對其進行尊崇，也沒有因某種觀點是儒家異端之代表人物李贄（1527-1602）的經說而對其進行排斥。隻要符合他本人的世界觀，隻要是有意義(yi) 的解釋，無論是誰的經說他都會(hui) 接受。 

在丁若鏞之後，與(yu) 他誌同道合的僧侶(lv) 惠藏（1772-1811）著有《論語鍾鳴錄》，江華學派的實學者沈大允（1806-1872）則著有叫《論語》的論語注釋書(shu) 。這兩(liang) 位經學家都對《論語·學而第二》裏的“仁”進行了解讀，與(yu) 實踐的槪念或者經世的觀念相結合對“仁”進行了解釋，堅持了丁若鏞提出的《論語》讀法。[52]從(cong) 中我們(men) 可以看出從(cong) 李瀷到丁若鏞，再到沈大允，實學派對《論語》的讀法具有他們(men) 自身特有的性質。以上述討論爲基礎考察實學派《論語》解釋的共通特征的話，可以整理如下：

第一，比起抽象的性﹝仁﹞，更強調具體(ti) 的愛﹝孝悌﹞，從(cong) 而將仁與(yu) 孝悌看作是同等重要的，後來將孝悌看作優(you) 先於(yu) 仁的槪念，最終將仁看作是具體(ti) 的、實踐的槪念。以往傳(chuan) 統的朱子學派在《論語》解釋中將仁局限在心性論當中，但是實學派隨著將仁重新規定爲實踐的槪念，自然地將仁從(cong) 這種局限性當中解放出來，試圖與(yu) 經世相結合來理解作為(wei) 實踐槪念的仁。如果朱子學派的經學是哲學的解釋學，那麽(me) 實學派則可稱之爲「政治學的解釋學」。

第二，實學派對仁的解釋與(yu) 朱子學派相比有很大差異，所以並不像朱子學派那樣絕對尊崇朱熹的《論語》注釋。在他們(men) 那裏朱熹的注釋僅(jin) 被看作眾(zhong) 多注釋中的一種而已，他們(men) 既可以引用其妥當的部分，又可以批評其不妥的部分。可以說這是對朱熹經說的一種相對尊重。

第三，實學派對經典的注釋更加重視經文本身，故實學派決(jue) 不會(hui) 絶對依靠或尊重任何一種注釋。實學派那裏不存在絶對依賴的注釋，也不存在必應尊崇的師說。實學派對所謂異端也很寬容，注釋時不大介意對其進行引用。

以上我們(men) 考察了朝鮮時代朱子學派與(yu) 實學派的《論語》解釋的特征。對以上所展開的議論進行整理的話，朱子學派與(yu) 實學派的《論語》解釋特征用圖表揭示如下：

如果分析現存的朝鮮時代有關(guan) 《論語》注釋之資料的性質，就會(hui) 發現朱子學派的《論語》注釋書(shu) 與(yu) 實學派相比，在數量上占絶對優(you) 勢。但是現在韓國對《論語》的硏究動向和硏究力量主要集中於(yu) 實學派的《論語》注釋。這是因爲實學派的《論語》注釋書(shu) 內(nei) 在地包含了試圖將朝鮮曾絶對尊崇的朱子學相對化的意識。與(yu) 此相反，朝鮮朱子學派的《論語》注釋由於(yu) 過於(yu) 集中於(yu) 對朱熹《論語》解釋的分析，從(cong) 而缺少鮮明的主張。朱子學派的《論語》解釋，沒有像實學派那樣捕捉到明顯的問題意識，所以其硏究難以有所進展。 

此後在旣存硏究的基礎上有必要將硏究力量投入到朱子學派的《論語》解釋當中。

﹝補論﹞韓國《論語》注釋書(shu) 的會(hui) 集和電子化

韓國的《論語》學以朝鮮時代爲分水嶺，之前主要接受和學習(xi) 《論語》；到了朝鮮時代，朱子學派和實學派則各自著述具有各自特色的《論語》注釋書(shu) ，這是重新解釋《論語》的時期；朝鮮時代之後進入20世紀以後則是硏究和整理旣存的《論語》注釋書(shu) 。卽是說韓國的《論語》學經曆了接受、收容和解釋，以及硏究和整理的階段，始達於(yu) 今天這個(ge) 狀態。

過去對《論語》注釋書(shu) 的硏究和整理成爲現今韓國《論語》學的兩(liang) 個(ge) 支柱。在前麵亦曾簡要提及其硏究動向，在這裏則主要考察《論語》注釋書(shu) 的整理部分。《論語》注釋書(shu) 的整理可分爲注釋資料的會(hui) 集和電子化兩(liang) 個(ge) 部分。首先將在與(yu) 中國、日本的比較當中考察韓國《論語》注釋書(shu) 的會(hui) 集情況。

在中國如家經典的會(hui) 集包括明代的官撰《四書(shu) 五經大全》、淸代的官撰《四庫全書(shu) ․經部》、私撰《皇淸經解》，《續皇淸經解》和《通誌堂經解》等等，這時大部分重要的《論語》注釋書(shu) 都已經集成。進入20世紀，台灣嚴(yan) 靈峰的《無求備齋論語集成》，不僅(jin) 會(hui) 集了中國的《論語》注釋，還會(hui) 集了日本的部分，卽使是同一注釋書(shu) ，如果版本不同，亦被會(hui) 集。最近《四庫全書(shu) 》被DB化，並出版發行《十三經注疏》的校勘標點本，進一步完成了對經典注釋的整理。

在日本，20世紀前期進行了本國經典注釋的目錄化和會(hui) 集。第一個(ge) 完成日本經典注釋之目錄化的是寺田弘，他編撰了《大日本經解總目錄》。緊接著林泰輔（1854-1922）著述《日本經解總目錄》，完成了日本經解目錄。[53]在日本通過出版《日本名家四書(shu) 注釋全書(shu) 》、《日本名家四書(shu) 注釋全書(shu) 續編》等等收集、整理了江戶時期代表性經學者的《論語》注釋書(shu) 。[54]這些書(shu) 裏將注釋書(shu) 全文活字化，並添注標點符號，配以解題和作者傳(chuan) 記，在這些方麵不得不說是模範的經典注釋整理成果。

在韓國，近代以前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包括《論語》注釋書(shu) 在內(nei) 的會(hui) 集。隻是金烋（1597-1640）在《海東(dong) 文獻總錄》裏製定了從(cong) 高麗(li) 末期到朝鮮前期包括《論語》在內(nei) 的經典注釋書(shu) 的目錄，並附加了各注釋書(shu) 的解題。

後來權尙夏（1641-1721）和柳健休（1768-1834）等朝鮮學者零星完成了《論語》注釋的會(hui) 集。權尙夏在《論語輯疑》裏主要以栗穀學派的《論語》學說爲中心，會(hui) 集了朝鮮朱子學派的《論語》學說。柳健休則在《東(dong) 儒論語解集評》裏主要以退溪學派的《論語》學說爲中心會(hui) 集了朝鮮朱子學派的《論語》學說。在朝鮮時代未出現對朝鮮實學派之《論語》注釋的會(hui) 集。

韓國在近代以前斷斷續續進行了《論語》注釋的會(hui) 集工作，與(yu) 中國和日本相比，比較疏忽、簡略。但是《韓國經學資料集成》的出版發行給韓國《論語》注釋的會(hui) 集事業(ye) 帶來了相當大的轉折點。成均館大學大東(dong) 文化硏究院開始於(yu) 1988年、完成於(yu) 1998年的《韓國經學資料集成》是會(hui) 集了406名（這裏未詳者有19名）經學者的1234種著作的、總共145冊(ce) [55]的叢(cong) 書(shu) 。其中總17冊(ce) 的《論語》部會(hui) 集了105名經學者的119種《論語》注釋。截至2007年已經連續會(hui) 集了《論語》補遺編3冊(ce) 23種，正等待出版。《韓國經學資料集成》《論語》部和補遺《論語》部都會(hui) 集了朝鮮時代《論語》注釋資料中以單行本形式出版的書(shu) 籍和文集內(nei) 的資料，並對資料添加了解題。這套書(shu) 完整出版之時，受到海內(nei) 外的廣泛矚目。台灣將此書(shu) 中的四書(shu) 部分目錄翻譯成中文以後在《經學硏究論叢(cong) 》（第2集）進行了介紹，而且把包括《論語》在內(nei) 的《四書(shu) 》注釋資料的解題翻譯成中文並收錄在《文哲硏究通訊》（46號，55號，56號，57號）內(nei) 。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在海內(nei) 外獲得較高的知名度，韓國終於(yu) 在政府的支援下進行了電子化工作。

目前在台灣、中國、[56]韓國等東(dong) 亞(ya) 地區，古典典籍的電子化工作正進行得如火如荼。韓國成均館大學東(dong) 亞(ya) 學術院尊經閣在政府的支援下從(cong) 2004年開始分階段推進《韓國經學資料集成》的電子化，終於(yu) 在2007年完成了大學部、中庸部、論語部、孟子部、書(shu) 經部、詩經部、易經部和禮記部等經典注釋資料的電子化。尤其是論語部，目前尚未出版的補遺編資料也被提前電子化。韓國經學資料集成的主頁名稱是「韓國經學資料係統（https://koco.skku.edu/）」，預計在2009年可以最終完成電子化。

「韓國經學資料係統」提供朝鮮時代經典注釋書(shu) 原典以及原文圖片。爲了提高國際活用度，將已電子化的所有經典注釋書(shu) 的解題都翻譯成了中文（簡體(ti) 字），同時還提供中文、英文、日文的畫麵。「韓國經學資料係統」與(yu) 台灣、中國的電子資料相比，具有獨創性。那就是檢索功能中有「注釋類別檢索功能」。

觀察「韓國經學資料係統」的檢索功能，就會(hui) 發現可分爲依據經典種類的「分類檢索」、依據作者姓名的「著者檢索」、依據注釋書(shu) 書(shu) 名的「書(shu) 名檢索」，除此之外還有總攬注釋的「注釋類別檢索」。注釋分類檢索就是指可以同時查看韓國經學者對特定經文之所有注釋的檢索功能。

例如《論語·學而第二》「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luan) 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yu) 。」要想查看韓國經學者對此句之注釋，那麽(me) 通過「韓國經學資料係統」（https://koco.skku.edu/）裏的分類、著者、書(shu) 名檢索都可以查到。這是因爲在「韓國經學資料係統」裏，經典裏的每一章成爲顯示原典的最終單位。但是以上三種檢索方法隻顯示對《論語‧學而第二》的一種注釋，要想查看其他經學者或者其他《論語》注釋書(shu) 裏對《論語‧學而第二》的注釋，那麽(me) 隻能點擊「繼續再檢索」。卽使「再檢索」，在檢索過程中也會(hui) 難免發生漏掉某些注釋的情況。但是在「注釋類別檢索」裏隻要檢索一次，就會(hui) 出現朝鮮經學者對《論語‧學而第二》的全部73種注釋。[57]

「韓國經學資料係統（https://koco.skku.edu/）」的「注釋類別檢索」可以讓我們(men) 同時比較朝鮮經學者對經典的見解，爲我們(men) 提供了研究便利。「注釋類別檢索」在其效用方麵，是對檢索功能的進一步發展。這種檢索功能使我們(men) 從(cong) 多方麵接近朝鮮經學者的注釋成爲可能，可以在以後的經學硏究方麵開啟新的篇章，可謂意義(yi) 甚大。

【注釋】

[1]雖然有些人主張設立漢四郡的時候漢代的儒敎就已經東(dong) 傳(chuan) 來到韓國，但是依據現存的記錄，儒敎的傳(chuan) 入年代大致是三國時代。高句麗(li) 小獸(shou) 林王2年（372年）建立太學獎勵儒學的事實也證明儒學在彼時已經很興(xing) 盛。

[2]《舊唐書(shu) ·東(dong) 夷列傳(chuan) 》「高句麗(li) 」條：「俗愛書(shu) 籍，至於(yu) 衡門廝養(yang) 之家，各於(yu) 街衝(chong) 造大屋，謂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晝夜於(yu) 此讀書(shu) 習(xi) 射。其書(shu) 有五經及《史記》，《漢書(shu) 》，範曄《後漢書(shu) 》，《三國誌》，孫盛《晉春秋》，《玉篇》，《字統》，《字林》。又有《文選》，尤愛重之。」

[3]金忠烈，《高麗(li) 儒學史》，首爾:高麗(li) 大出版部，1984年.

[4]日本史書(shu) 《古事記》裏將他稱爲「和邇吉師」或者是「百濟國王照古主」，《日本書(shu) 紀》裏則記錄爲「王仁」。

[5]島田重禮，<百濟所獻論語考>，《論語書(shu) 目》，孔子祭典會(hui) ，大正二年四月。

[6]李根雨教授考證說王仁實際上是6世紀初左右東(dong) 渡到日本去的王辰爾，而且還推論說王辰爾傳(chuan) 到日本去的《論語》是皇侃的《論語義(yi) 疏》。(李根雨，<王仁的《千字文》，《論語》日本傳(chuan) 受說再檢討>，《曆史批評》69號，首爾：曆史批評社，2004。)

[7]《三國史記·誌》，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hui) ，1973。「國學，屬禮部，神文王二年置. …敎授之法，以《周易》、《尙書(shu) 》、《毛詩》、《禮記》、《春秋左氏傳(chuan) 》、《文選》，分而爲之業(ye) 。博士若助敎一人，或以《禮記》、《周易》、《論語》、《孝經》，或以《春秋左氏傳(chuan) 》、《毛詩》、《論語》、《孝經》，或以《尙書(shu) 》、《論語》、《孝經》、《文選》敎授之。」

[8]《唐六典》：「國子監…習(xi) 《孝經》,《論語》，限一年業(ye) 成，《尙書(shu) 》、《春秋》、《穀梁》、《公羊》，各一年半，《周易》、《毛詩》、《周禮》、《儀(yi) 禮》，各二年，《禮記》、《左氏春秋》，各三年。」（柳詒征 編著，《中國文化史》下，東(dong) 方出版中心，1988；第445頁裏也有引用。）

[9]《高麗(li) 史·誌》‘選擧’二，首爾 : 亞(ya) 細亞(ya) 文化社，1984. 「凡經《周易》,《尙書(shu) 》,《周禮》,《禮記》,《毛詩》,《春秋左氏傳(chuan) 》,《公羊傳(chuan) 》,《穀梁傳(chuan) 》，各爲一經，《孝經》,《論語》，必令兼通. 諸學生課業(ye) ，《孝經》,《論語》，共限一年，《尙書(shu) 》,《公羊傳(chuan) 》,《穀梁傳(chuan) 》，各限二年半，《周易》,《毛詩》,《周禮》,《儀(yi) 禮》，各二年，《禮記》,《左傳(chuan) 》，各三年，皆先讀《孝經》,《論語》，次讀諸經.」

[10]錢曾，《讀書(shu) 敏求記·何晏論語集解》，民國25年，商務印書(shu) 館. 「童年讀《史記·孔子世家》. 引子貢曰: ‘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夫子之言天道與(yu) 性命，弗可得聞也已.’ 又讀《漢書(shu) 列傳(chuan) 》四十五卷讚: ‘引子貢雲(yun) ，夫子之言性與(yu) 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 竊疑古文《論語》與(yu) 今本少異. 然亦無從(cong) 辨究也. 後得高麗(li) 鈔本何晏《論語集解》，檢閱此句，與(yu) 漢書(shu) 傳(chuan) 讚適合. 因思子貢當日寓嗟歎於(yu) 不可得聞中，同顔子之如有所立卓爾. 故已矣傳(chuan) 言外微旨，若脫此二字，便作了語，殊無低徊未忍已之情矣. 他如與(yu) 朋友交，言而不信乎等句，俱應從(cong) 高麗(li) 本爲是. 此書(shu) 乃遼海道蕭公諱應宮，監軍(jun) 朝鮮時所得. 甲午初夏，予以重價(jia) 購之於(yu) 公之仍孫，不啻獲一珍珠船也. 筆劃奇古，似六朝初唐人隸書(shu) 碑版.」

[11]就宋朝和高麗(li) 之間交流書(shu) 籍的狀況，可以參照陽渭生，<宋與(yu) 高麗(li) 的典籍交流>，《浙江學刊》第4期，2002。

[12]朱熹等學者將高麗(li) 本《孟子》等書(shu) 看作是中國通行本《孟子》的校勘本. 在《孟子集注·盡心》 ‘仁也者人也’章裏朱熹提道：「或曰外國本 人也之下 有義(yi) 也者宜也 禮也者履也 智也者知也 信也者實也 凡二十字 今按如此 則理極分明 然未詳其是否也」，《孟子集注大全》小注裏將這一外國本視作是高麗(li) 本. 元朝的朱子學者金履祥則在《孟子集注考證》裏對這一句子作了以下注釋：「高麗(li)  箕子之國 爲東(dong) 夷文物之邦 尚多有古書(shu) 」

[13]李齊賢（1287-1367）在《櫟翁稗說》裏提道：「神孝寺住持正文雖已80高齡，但是卻可以熟練講解《論語》,《孟子》,《詩經》,《書(shu) 經》，據說他是在儒者安社俊那裏學到的---對《論語》,《孟子》,《書(shu) 經》的解說與(yu) 朱子的《四書(shu) 集注》或者蔡沈的《書(shu) 經集傳(chuan) 》一致.」

[14]《牧隱詩槁》卷之十六. 「五月廿六日.上在書(shu) 筵. 臣穡進講君子篤於(yu) 親(qin) . 則民興(xing) 於(yu) 仁. 故舊不遺. 則民不偸. 旣訖. 侍學內(nei) 官高聲讀數遍. 於(yu) 是親(qin) 賜酒. 拜飮趨出. 還家困臥. 久而方起.」

[15]如果要詳細考察關(guan) 於(yu) 李穡的《論語》解釋和朱熹的《論語集注》這二者的相關(guan) 性，請參照都賢喆，<李穡的 書(shu) 筵講義(yi) >，《曆史與(yu) 現實》62， 首爾 : 韓國曆史硏究會(hui) ，2006.

[16]《高麗(li) 史·鄭夢周列傳(chuan) 》. 「時經書(shu) 至東(dong) 方者 唯朱子集注耳 夢周講說發越超出人意 聞者頗疑 及得胡炳文《四書(shu) 通》 無不脗合 諸儒尤加歎服. 李穡亟稱之曰: ‘夢周論理橫說竪說無非當理.’ 推爲東(dong) 方理學之祖.」

[17]安賢珠，<就朝鮮時代所出版發行的漢文本 《論語》的版本的硏究>，《書(shu) 誌學硏究》第24輯，首爾 : 書(shu) 誌學會(hui) ， 2002。

[18]《朝鮮王朝實錄》《世宗實錄》元年 12月7日 第三個(ge) 記事。

[19]幾乎同一時期在慶尙道、全羅道、江原道等地的監營裏都出版發行了《五經四書(shu) 大全》。 慶尙道監營裏發行了《周易大全》,《書(shu) 傳(chuan) 大全》,《春秋大全》，全羅道監營則是《詩傳(chuan) 大全》,《禮記大全》，江原道監營是《四書(shu) 大全》。

[20]李忠九，《經書(shu) 諺解硏究》，首爾：成均館大學校 博士論文，1990。

[21]《三國史記·薛聰列傳(chuan) 》：「以方言，讀九經。」

[22]徐居正，《四佳文集·崔文靖公碑銘》。 「英陵命臣金汶，金鉤及公等。定小學，四書(shu) ，五經口訣。居正亦與(yu) 其後。」

[23]崔恒，《太虛亭文集·經書(shu) 小學口訣跋》。「恭惟我殿下萬(wan) 機餘(yu) 間，暫定口訣。四聖之旨，炳如指掌。又以小學尤切於(yu) 學者入道之門，亦自定訣。詩則命河東(dong) 君臣鄭麟趾。書(shu) 則蓬原君臣鄭昌孫。禮則高靈君臣申叔舟。論語則首爾府尹臣李石亨。孟子則吏曺判書(shu) 臣成任。大學則中樞府同知事臣洪應。中庸則刑曺判書(shu) 臣薑希孟訣之。旣訖，又命中樞府知事臣丘從(cong) 直，同知事臣金禮蒙，工曺參判臣鄭自英，吏曺參議臣李永垠，戶曺參議臣金壽寧，前右承旨臣樸楗等，論難校正。每遇肯綮，悉稟睿斷。迺命典校署，印而頒之。唯易則正經之下，幷附程朱之傳(chuan) 印之」。

[24]《朝鮮王朝實錄》《世祖實錄》 12年 2月 辛巳日。 「又召諸書(shu) 口訣校正郞官，講論---先是，分命宰樞，出《四書(shu) 》，《五經》，及《左傳(chuan) 口訣》。 又使諸儒臣校正。」

[25]《論語義(yi) 疏·學而第二》（懷德堂本），包鹹注。

[26]魏國具有代表性的《論語》注釋家何晏（193-249）提到：「孝是仁之本，若以孝爲本則仁乃生也。」（《論語義(yi) 疏·學而第二》）

[27]《論語義(yi) 疏·學而第二》 王弼注。

[28]《論語集注·學而第二》 朱子注。 「程子曰，---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 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 根據金履祥的《論語集注考證》，此句子裏程子指的是二程的弟弟程頤。

[29]如果按照程頤的主張將「爲仁之本」讀成「行仁之本」，那麽(me) 在語法上這一經文就變成沒有動詞的文章。所以朝鮮後期經學者郭鍾錫（1846-1919）在《茶田論語經義(yi) 答問》 學而第二裏，將「其爲仁之本」讀成「行仁之本」的時候，爲了把這一文章變爲較完整的文章，幹脆揷入了動詞「爲」，將此經文念成「其爲爲仁之本」。

[30]《論語集注·學而第二》 朱子注。「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

[31]《論語或問·學而第二》。 「仁者，天之所以與(yu) 我，而不可不爲之理也。 孝弟者，天之所以命我，而不能不然之事也。」

[32]李滉將此句子解釋爲：「仁을 本인뎌」（《論語釋義(yi) ·學而第二》），李珥也提到：「그 仁 本인뎌」（《論語釋義(yi) ·學而第二》），他們(men) 都把「爲」看作是「行」來理解並諺解的。

[33]朱子在《孟子·梁惠王 上 1章》裏解釋「仁」說：「仁者，心之德，愛之理。」

[34]李德弘，《論語質疑·學而第二》。 「愛理心德。 愛言其用，理遡言其體(ti) ，心之德，卽其全體(ti) 。 孟子則論性之體(ti) ，故訓仁，先體(ti) 而後用。 《論語》則言仁之用，故先用而後體(ti) 。 如言性情情性之類也。」

[35]關(guan) 於(yu) 退溪學派的《論語》解釋的展開狀況，李昤昊，<退溪《論語》解釋的經學特征及其繼承狀況>，《退溪學和韓國文化36》，韓國 大邱:慶北大學校 退溪硏究所，2005 參照。

[36]柳長源在《論語纂注增補》裏所參考的宋元明淸時期學者們(men) 的《論語》注釋書(shu) 如下：宋代眞德秀《論語集編》，宋代趙順孫 《論語纂疏》，元代胡炳文 《論語通》，元代許謙 《論語叢(cong) 說》，元代倪士毅 《論語輯釋》，明代蔡淸 《論語蒙引》，明代徐養(yang) 元 《論語集說》，明代林希元 《論語存疑》，淸代陸隴其 《論語講義(yi) 困勉錄》，淸代習(xi) 包《論語翼注》。

[37]柳長源，《論語纂注增補·學而第二》。 「按語類，愛之理，愛自仁出也。 大全於(yu) 自仁出也，上落去愛字，便不分明。」

[38]金長生，《論語辨疑 學而第二》。 「其爲仁之本，注曷甞有孝悌來。 來字，栗穀雲(yun) 語辭，如莊子有以語我來。」

[39]可以用金長生的弟子宋時烈和朝鮮末期栗穀學派的巨儒樸文鎬（1846-1918）的《論語》說來解釋這一現象。宋時烈在《退溪論語質疑疑義(yi) 》裏批評了李滉的《論語》說，積極支持李珥的《論語》說。 樸文鎬則在《論語集注詳說》裏廣泛地記錄了大全本小注裏的思想以及朝鮮朱子學者的思想，其中采用朝鮮學者的思想的時候大多引用了李珥、宋時烈、韓元震、樸世采、金昌協等栗穀學派。

[40]李惟泰，《論語答問·學而第二》。 「蓋仁之全體(ti) ，具於(yu) 一身之中。 其用發見於(yu) 事親(qin) 從(cong) 兄之間，其孝弟盡處，便是仁也。 如言惻隱之心，仁也，仁是體(ti) ，惻隱是用，其不可謂由用而至於(yu) 體(ti) 也，明矣。」

[41]金履九，《論語雜識·學而第二》。 「集注，由孝悌可以至仁，猶言但能擴充孝悌，可以盡仁之體(ti) ，而無性與(yu) 用之別也。 故程子曰，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也，又曰仁是性也，孝悌是用也。」

[42]《朱子文集》卷67，《仁說》。 「程子之所訶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 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 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嚐判然離絶，而不相管哉？」

[43]金謹行，《論語剳疑·學而第二》。 「小注諸葛氏論孟論仁處，恐誤。 《論語》單言仁，是専言也。 孟子兼言仁義(yi) ，是偏言也。 専言故統論仁之體(ti) 用，偏言故就其本處言之。 小注說一，皆相反，可恠。」

[44]田愚，《讀論語·學而第二》。「伊川言，性中曷嚐有孝弟來。 此語後人多訾之。 程子，分別得性上所說之仁，與(yu) 事上所說之孝弟故雲(yun) 爾。---或問以五行之神爲五常之理，此本漢儒說，而先生取之。然語類中庸第一章，僴錄問，木火之神爲仁禮，如何。曰神字猶雲(yun) 意思也。此爲戊午以後所聞，意思如何直指爲理。然則或問似是初年未定之論，不然，是渾淪而言之者歟？」

[45]田愚，《讀論語·學而12章》。「佛氏之棄君臣父子，耶穌之不拜君父，啓超之不師前聖，打破綱常，皆是悖天理慢人紀，其心必不安不甘矣。乃忍而自爲，又施而敎人亦爲之，豈非人形而獸(shou) 心乎？」

[46]李瀷，《論語疾書(shu) ·學而第二》。「仁者性也，性卽理也。 理中有四，仁居其一。仁之發則愛，愛卽情也。何以知其有這仁。由情而推側(ce) 也。故曰彼仁者，卽愛之所由生者是也。此以理言也。心氣也，心統性，四德莫非心之所該。然仁爲全德，故曰心之德也。此以氣言也。非氣，理無掛搭處故也。」

[47]洪大容，《論語問疑·學而第二》。「竊意性者物之則，而衆理之摠名。就其中，分而言之，有仁義(yi) 禮智之名。卽此四字，而萬(wan) 善足焉，則性中曷嚐無孝弟乎？苟無孝弟，凡人之萬(wan) 善，皆非性分，今且以萬(wan) 善，各還萬(wan) 善，所謂仁義(yi) 禮智，不幾近於(yu) 無星之秤乎？」

[48]魏伯珪，《論語箚義(yi) ·學而第二》。 「孝弟，行於(yu) 家而仁愛及於(yu) 物，是釋生字。 孝弟，行於(yu) 家則本已立矣。 不期仁民，而自仁民，不期愛物，而自愛物，如木之不期枝而自枝，不期葉而自葉，生而不已，便倣諸四海，而準國治而天下平也。」

[49]丁若鏞，《論語古今注·學而第二》。 「今之儒者，認之爲仁義(yi) 禮智四顆，在人腹中，如五髒然，而四端，皆從(cong) 此出，此則誤矣。」

[50]丁若鏞，《論語古今注·學而第二》。 「仁者，二人相與(yu) 也。 事親(qin) 孝爲仁，父與(yu) 子，二人也。 事兄悌爲仁，兄與(yu) 弟，二人也。 事君忠爲仁，君與(yu) 臣，二人也。 牧民慈爲仁，牧與(yu) 民，二人也。 以至夫婦朋友，凡二人之間，盡其道者，皆仁也。」

[51]丁若鏞，《論語古今注·學而第二》。 「總之古之聖王，識務知要。故率天下以孝弟，三王異尙，而尙齒則同，大學養(yang) 老，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以敎諸侯之弟，祭義(yi) 文民於(yu) 是不好犯上，而禍亂(luan) 不作，斯大智也。時君不識務，惟製堅甲利兵以禦難，設深文重刑，以遏犯上，彼旣無本，將何以事君盡忠，以成仁哉」。

[52]釋惠藏，《論語鍾鳴錄·學而第二》。「性問，有子言孝弟，必擧犯上作亂(luan) ，不知何故。答，春秋之世，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此所謂犯上而作亂(luan) 也。而時君世主，不知所救藥之術。有子看得惟孝弟一法，可以救此，至於(yu) 刑賞勸懲，末也。故有子，憫其不曉，特爲此說。」 ; 沈大允，《論語·學而第二》。「君子以修身爲本，孝弟行之始也。仁，人道也，忠恕是也。---世儒，以仁爲愛之理心之徳。然則人皆有心，而心皆有愛，又何勞學問而求仁哉。---夫天下之物，無良成者也。必養(yang) 而後成。人之心，有可以爲仁之端，須其擴充，而乃成仁耳。非人之心，良有成仁也。---凡語中言仁者，或指忠恕，或指中庸也。不能仁於(yu) 其父母兄弟，而仁於(yu) 人者，未有也。行仁，必自孝悌始，故曰行之始也。」

[53]內(nei) 野台嶺，<日本經解に就いて>，《近世日本の儒學》，岩波書(shu) 店，1939。

[54]由論語部7冊(ce) ，孟子部3冊(ce) ，學庸部3冊(ce) 構成的《日本名家四書(shu) 注釋全書(shu) 》是匯集日本近代以前的朱子學派和陽明學派，古學派，折衷學派的四書(shu) 說的叢(cong) 書(shu) 。 東(dong) 洋圖書(shu) 出版發行會(hui) 在1922年出版發行了正編10冊(ce) ，在1927年則出版了續編3冊(ce) ，鳳出版則在1973年重新發行。

[55]《韓國經學資料集成》由大學8冊(ce) ，中庸9冊(ce) ，論語17冊(ce) ，孟子14冊(ce) ，書(shu) 經22冊(ce) ，詩經16冊(ce) ，易經37冊(ce) ，禮記10冊(ce) ，春秋12冊(ce) 共145冊(ce) 構成。

[56]台灣中央硏究院的「翰典全文檢索係統（www.sinica.edu.tw/~tdbproj/handy1）」，台灣國家圖書(shu) 館的「古籍文獻信息網（https://rarebook.ncl.edu.tw/rbook.cgi/）」，以及中國迪誌文化出版公司的cd-rom版「四庫全書(shu) 」，北京大學的「中國基本古籍光盤庫」是電算化作業(ye) 中具有代表性的產(chan) 物. 如果比較兩(liang) 國電算化的主體(ti) ，那麽(me) 會(hui) 發現台灣主要是在政府的主導下進行的，而在中國則是在大學硏究所和私企的主導下進行的.由公的主體(ti) 和私的主體(ti) 進行的電算化各有優(you) 缺點。由私的主體(ti) 進行電算化的中國而言，往往發生對同一內(nei) 容的典籍隻是稍微改變其形態又重新進行電算化的情況。這是由於(yu) 體(ti) 製管理的不完備而導致的重複投資，從(cong) 而導致資料構築的體(ti) 係性或信賴度方麵的很多問題（參見 許喆，<東(dong) ASIA文集資料的電算化現況以及課題>，《大東(dong) 文化硏究》第60輯，首爾：成均館大學校 大東(dong) 文化硏究院，2007）。

[57]通過「韓國經學資料係統（https://koco.skku.edu/）」的注釋別檢索，檢索出對《論語‧學而第二》的朝鮮經學者的總共73種的注釋，這些注釋以兩(liang) 種形式顯現。一種是經典注釋書(shu) 別顯現，卽是說按時間先後順序排列出包括《論語‧學而第二》注釋的注釋書(shu) ，在這裏如果檢索者點擊「注釋書(shu) 」或者「注釋家」，那麽(me) 會(hui) 出現所要查看的經文的注釋。另一種就是畵麵右側(ce) 上端的「全注釋功能」，如果點擊這全注釋項目的話，《論語‧學而第二》的朝鮮經學者的注釋內(nei) 容將會(hui) 一舉(ju) 出現在畫麵上。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

責任編輯：葛燦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