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大公報》紀念朱子誕生八百年

作者：樂(le) 愛國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

時間：孔子2564年暨耶穌2013年11月11日

民國時期，朱子學的地位是很高的；不僅(jin) 有一直流行暢銷的兒(er) 童讀物《朱子》（參見《朱子文化》2012年第6期《民國時期的兩(liang) 部兒(er) 童讀物：〈朱子〉》），而且朱子學的研究也為(wei) 人所矚目。1930年，正值朱子誕辰800周年之際，當時著名的《大公報》所辟《文學副刊》以“朱晦翁誕生八百年紀念”為(wei) 題，連續5期刊載朱子學研究的長篇學術論文4篇：吳其昌的《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窮理》，賀麟的《朱熹與(yu) 黑格爾太極說之比較觀》，張蔭麟（筆名：素癡）的《關(guan) 於(yu) 朱熹太極說之討論》，吳其昌的《朱子治學方法考》。

吳其昌（1904-1944），字子馨，浙江海寧人。16歲考入無錫國學專(zhuan) 修館，從(cong) 唐文治學習(xi) 宋代理學，與(yu) 王蘧常（1900-1989）、唐蘭(lan) （1901-1979）合稱“國專(zhuan) 三傑”；1925年考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從(cong) 王國維治甲骨文、金文，從(cong) 梁啟超治學術文化史、宋史。1928年起，先後任教於(yu) 南開大學、清華大學、武漢大學，曾任武漢大學曆史係主任。著作主要有《殷墟書(shu) 契解詁》、《金文世族譜》、《金文曆朔疏證》、《梁啟超傳(chuan) 》等；有關(guan) 朱子學和宋代哲學的研究論文有：19歲時在《學衡》上發表的長篇學術論文《朱子傳(chuan) 經史略》，1927年在《國學論叢(cong) 》上發表的《朱子著述考（佚書(shu) 考）》，1930年在《大公報?文學副刊》上發表的《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窮理》和《朱子治學方法考》以及1941年在《國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上發表的《宋代哲學史料叢(cong) 考》。

賀麟（1902-1992），字自昭，四川金堂人。18歲考入北京清華學堂；1926年赴美國留學，先後獲學士學位、碩士學位；1930年赴德國柏林大學專(zhuan) 攻德國古典哲學；1931年回國，任教於(yu)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解放後，任教於(yu) 北京大學，後調至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hui) 科學部哲學研究所。著作主要有《近代唯心論簡釋》、《文化與(yu) 人生》、《當代中國哲學》、《黑格爾哲學講演集》等；有關(guan) 朱子學和宋代儒學的研究論文有：《朱熹與(yu) 黑格爾太極說之比較觀》（1930年《大公報?文學副刊》）、《宋儒的思想方法》（1936年《東(dong) 方雜誌》）、《與(yu) 張蔭麟先生辯太極說之轉變》（1938年《新動向》）、《宋儒的評價(jia) 》（1944年《思想與(yu) 時代》）。

張蔭麟（1905-1942），廣東(dong) 東(dong) 莞人。18歲考入北京清華學堂；1929年赴美國學習(xi) 哲學，後又學習(xi) 社會(hui) 學；1933年獲博士學位回國，應清華大學之聘，任曆史、哲學兩(liang) 係專(zhuan) 任講師，並兼北京大學曆史、哲學課；1940年初，轉到浙江大學任教。著作主要有《中國史綱》。張蔭麟對朱子學也頗有興(xing) 趣，除1930年在《大公報?文學副刊》上發表《關(guan) 於(yu) 朱熹太極說之討論》，1935年發表《評馮(feng) 友蘭(lan) 〈中國哲學史〉下卷》（《清華學報》），就朱熹的太極說以及朱陸異同與(yu) 馮(feng) 友蘭(lan) 展開討論；1938年又發表《宋儒太極說之轉變》（《新動向》）。

吳其昌的《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窮理》開宗明義(yi) 便指出：“‘即物窮理’、‘致知格物’為(wei) 朱子偉(wei) 大精神之表現。”接著，討論了朱子格物致知所蘊含科學精神的思想淵源，以及朱子《大學章句》“格物致知補傳(chuan) ”所包含的科學方法和態度，包括：其一“格物須先從(cong) 實體(ti) 著手”；其二“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一件不漏”；其三“格物須用澈底之態度以求真知”。該文還特別例舉(ju) 了朱子通過“即物窮理”研究天地結構以及其它各種自然現象而作出的“推想”，並且進一步認為(wei) ，朱子“實有‘實驗’精神”，他的推想“由實驗而得”。吳其昌還認為(wei) ，朱子的有些推想，雖然不合於(yu) 理，但是“其所據以證驗之方式，則近於(yu) 理”，而且，這是“中國稚弱的原始的科學思想之種子”。該文最後指出：“朱子之客觀實驗態度實篳路藍縷指示一曙光曦微之道路，不幸南宋所謂‘理學家’者，無一具晦翁（朱子）之頭腦，相率而誤入歧途，複歸於(yu) 清談。……故‘格物’之說，痛斥於(yu) 明人，‘辟偽(wei) ’之論，深惡於(yu) 清儒，使此曙光曦微之道路，及朱子身歿而複塞，曆宋元明清，外表陽尊朱子，奉之如在天上，而朱子之學則早已及身滅絕無噍類矣，此吾民族之深悲奇恥也。使當時能循此道路，改進之，發揮光大之，則此八百年中，當有無數十倍、百倍、千倍朱子其人者誕生，則中國科學之發達，又安知必不如歐洲哉！”

賀麟的《朱熹與(yu) 黑格爾太極說之比較觀》旨在比較朱熹的“太極”與(yu) 黑格爾“絕對理念”的異同。在該文中，賀麟提出了朱子“太極”的三種不同含義(yi) ：第一，“朱子的太極就是他‘進學在致知’所得到的理，也就是他格物窮理，豁然貫通所悟到的理。這個(ge) 太極就是‘道理之極至’，就是‘總天地萬(wan) 物之理’，也就是‘兩(liang) 儀(yi) 四象八卦之理，具於(yu) 三者之先（即transcendent之意）而蘊於(yu) 三者之內(nei) （即immanent之意）’的理。這個(ge) 理就是朱子形上學的本體(ti) （宋儒稱為(wei) 道體(ti) ），就是最高範疇。”第二，“朱子的太極又是“涵養(yang) 須用敬”所得來的一種內(nei) 心境界。朱子前說釋太極為(wei) 理，大都用來解釋周子的太極圖說，建立他的宇宙觀，而此說認太極為(wei) 涵養(yang) 而得之內(nei) 心境界，則目的在作對人處事的安心立命之所。”第三，“朱子於(yu) 其詩歌中不知不覺地把他的太極具體(ti) 化作一種神仙境。……此處的太極，既非統天地萬(wan) 物之理的抽象太極，亦非同張南軒所超然會(hui) 著的太極，因為(wei) 那是得仁見道的瀅潔的心境，決(jue) 不會(hui) ‘茫茫’；而乃是一種被他具體(ti) 化了的太極，被他用詩人的想象活用，而他可以飛進飛出的太極。這種太極乃是一種想象中的仙家境界或蓬萊宮闕。”賀麟的《朱熹與(yu) 黑格爾太極說之比較觀》不僅(jin) 分別出朱子“太極”的三種不同含義(yi) ，而且，將朱子“太極”與(yu) 黑格爾的“絕對理念”作了深入的比較。賀麟後來說：“我的第一篇論述黑格爾的文章是《朱熹與(yu) 黑格爾太極說之比較觀》，在一九三〇年《大公報》文學副刊第一四九期上發表。我是想從(cong) 對勘比較朱熹的太極和黑格爾的絕對理念的異同，來闡發兩(liang) 家的學說。這篇文章表現了我的一個(ge) 研究方向或特點，就是要走中西哲學比較參證、融會(hui) 貫通的道路，在文中我強調了‘太極’（Absolute亦可譯絕對）是古今中外客觀唯心論哲學家最基本的範疇，有的哲學家強調太極是心，有的則強調太極是理，而我認為(wei) 朱熹、黑格爾卻是強調“心與(yu) 理一”，而且他們(men) 認為(wei) ，要達到心與(yu) 理一的最高境界，非要經過千辛萬(wan) 苦、長途跋涉、辯證發展的過程才能完成。”

張蔭麟的《關(guan) 於(yu) 朱熹太極說之討論》就賀麟提出的朱子的第一種太極說與(yu) 第二種太極說的相互關(guan) 係，展開進一步討論，並認為(wei) 二者是統一的，指出：“這具仁義(yi) 禮智四端的性，不獨是人心的太極，並且是一切物的太極，是‘總天地萬(wan) 物之理’。個(ge) 人能複性，能使性得充分的實現（Full realization），便使個(ge) 人的目的與(yu) 宇宙的目的合一，便‘上下與(yu) 天地同流’。這便是朱子安身的地方，這便是朱子的宗教。”

吳其昌的《朱子治學方法考》以《朱子語類》為(wei) 依據，分別從(cong) 治經態度和治經方法兩(liang) 個(ge) 方麵入手進行概述。就朱子的治經態度而言，吳其昌概括為(wei) 七個(ge) 方麵：其一曰“求真”，“求真雲(yun) 者，當虛心以探求一事之真相，絲(si) 毫不可摻入自己之主觀概念也”；其二曰“求實”，“求實雲(yun) 者，就其本體(ti) 以還其本來實義(yi) ，不容有一切虛偽(wei) 情感之存在也”；其三曰“求疑”，“求疑雲(yun) 者，即今人所謂‘懷疑’也”；其四曰“闕疑”，“懷疑是大膽破壞，闕疑是小心建設也”；其五曰“專(zhuan) 一”；其六曰“循序”；其七曰“不求速效”；其八曰“鑒別真偽(wei) ”。就朱子的治經方法而言，吳其昌依照治學的步驟，概括為(wei) 先後五個(ge) 方麵：第一，“求博學無方”，“此為(wei) 治學最低限度之基礎”；第二，“求精密工具”，包括：（1）先求“識字”，（2）次求“詳明音讀”，（3）次求“詳明訓故”，（4）次求“校勘異文”；第三，“求鞏固證據”，即“求堅定明確之證據”，又略分數項：（1）“自證”及“互證”，（2）“旁證”及“廣證”，（3）“物證”及“事證”。第四，“求會(hui) 通異同”，“有證據者，……不厭其多，以求鞏固，亦有無證據之可求者，則必須比類屬辭，錯綜緯互，始可以見其會(hui) 通”。第五，“求明了當時風俗人情”，即“求當時之社會(hui) 背景也”，此為(wei) 方法上最後之一步，亦為(wei) 比較更深刻之一步。此外，吳其昌《朱子治學方法考》非常重視朱子對於(yu) 古籍文獻的“鑒別真偽(wei) ”，並對朱子所辨偽(wei) 書(shu) 以及辨偽(wei) 書(shu) 的語錄作了詳細的列表整理。

從(cong) 當時朱子學的研究狀況看，這4篇論文不僅(jin) 對朱子太極說以及格物說，包括治學方法，作了專(zhuan) 題闡述，而且，吳其昌的《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窮理》把朱子格物說與(yu) 中國科學史結合起來，賀麟的《朱熹與(yu) 黑格爾太極說之比較觀》運用了中西比較的方法，因而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創新。即使從(cong) 當今的朱子學研究看，這4篇論文也仍有一定的學術價(jia) 值。重要的是，在一份流行的大報上，為(wei) 紀念朱子誕辰而開設專(zhuan) 題，連載長篇學術論文，這在民國時期能夠做到，今天能做到嗎？由此亦可見得，朱子的地位，在“打倒孔家店”背景下的民國時期確實比時興(xing) “國學熱”的今天還要高，這不禁令人慚愧！

（本文係教育部哲學社會(hui) 科學重大課題攻關(guan) 項目“百年朱子學研究精華集成”（12JZD007）階段性成果）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

責任編輯：葛燦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