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的定位與(yu) 經學、史學

作者：梁濤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

時間：孔子2564年暨耶穌2013年10月22日

零五年人大成立國學院，開始了對國學教學和研究的實踐和探索。在當時的情況下，隻能是從(cong) 文學、曆史、哲學學院中各抽調幾位老師來組成國學院。國學院成立後，自然就按著文史哲的路子往下走，哪一方麵缺人，就找哪一方麵的人。但是經過一段時間後，就麵臨(lin) 一個(ge) 問題：國學與(yu) 文史哲究竟是一種什麽(me) 關(guan) 係？從(cong) 曆史上看，國學似乎隻是文史哲等現代學科建立之前的一個(ge) 過渡階段，文史哲建立、成熟以後，國學也就逐漸解體(ti) ，讓位給文史哲的現代學科了。那麽(me) ，現在既然已經有了文史哲，而且實踐了近一百年，為(wei) 什麽(me) 還要重提國學呢？去年這個(ge) 問題變得比較突出和尖銳，當時我們(men) 申請國學學位為(wei) 一級學科，花了很多時間去論證，在報紙上也做了宣傳(chuan) ，但最後還是沒有通過。李學勤先生對國學院的工作一直很支持，他參加了專(zhuan) 家組的投票。他對我說，你們(men) 在學理上要進一步論證，一定要搞清國學的性質與(yu) 對象。當時國學院提了一個(ge) 口號——“大國學”，“大國學”有特定的內(nei) 涵，即我們(men) 研究的對象不限於(yu) 漢民族文化，還包括其他少數民族文化，比如，國學院對西域少數民族文化就做了很多研究。所以“大國學”的口號是非常有意義(yi) 的，至少可以避免漢文化一元中心的偏頗。但是有學者對我講，他最反對的就是“大國學”，認為(wei) 這就是要顛覆文史哲的學科體(ti) 係。這其實是一種誤解，是將“有容乃大”的“大”誤解為(wei) “大而全”的“大”。不過這也提示我們(men) ，國學的範圍如果過大，好像無所不包，把文史哲都要包進來，那就一定會(hui) 遭到別人的反對，在學理上也難以成立。所以我們(men) 認為(wei) ，國學要健康發展，一定要處理好與(yu) 文史哲的關(guan) 係。國學不等於(yu) 文史哲的簡單相加，國學院也不等於(yu) 文史哲研究院——山東(dong) 大學就有文史哲研究院，國學應該把自己定位為(wei) 文史哲的補充和完善，這樣可能比較合適。今年我起草了一個(ge) 報告，黃樸民老師又作了補充、完善，送到學校了，講的就是這個(ge) 思路。學校也是支持的，當然具體(ti) 怎麽(me) 做還要進一步探索，也希望能聽到各位學者的意見。

在我看來，我們(men) 今天之所以談國學，首先是對文史哲等現代學科的反思與(yu) 檢討，如果文史哲已經很完善了——“盡美矣，盡善矣”，那麽(me) ，就沒有必要搞國學了，國學院也不必成立了。但如果說文史哲的學科體(ti) 係還不夠完善，還有種種不如人意的地方，那麽(me) ，國學就顯得很有必要了。經過一百年的實踐，我們(men) 今天回過頭去看，應該說文史哲的學科體(ti) 製並非盡善盡美，比如說傳(chuan) 統學術的一些重要內(nei) 容無法放進文史哲的學科體(ti) 係中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經學。經學在傳(chuan) 統學術中可以說是最重要的，支配了中國人的思想幾千年，對中國文化的發展產(chan) 生極大影響。但由於(yu) 沒有相對應的學科，隻能將其分割，《周易》放進哲學係，《詩經》放到文學係，《春秋》放到曆史係等等。剛才常森教授的發言對我很有啟發，他分析《左傳(chuan) 》中的文學因素、曆史因素、經學因素等等。其實，《左傳(chuan) 》就是《左傳(chuan) 》，古人圍繞《左傳(chuan) 》的研究就是一門獨立的“《左傳(chuan) 》學”，如果將其放在經學之中，它就有了自己的位置，你可以從(cong) 文學、史學的角度去研究它，但它並不等於(yu) 文學、史學。這樣一來，關(guan) 係就理順了。還有，我們(men) 現在講和國際接軌，可是國際上的學科設置也不隻是文史哲，西方大學除了文史哲外，一般還有神學和古典學。神學主要對應的是希伯來傳(chuan) 統，古典學對應的是希臘羅馬傳(chuan) 統。所以說，如果要和國際接軌的話，我們(men) 並沒有接得上。增加了國學，反倒是接上了這個(ge) 軌。從(cong) 這一點看，國學可以對應西方的古典學，叫“中國古典學”，簡稱國學。其中經學無疑是一個(ge) 重要內(nei) 容，此外還有子學，子學本來也是一門獨立的學科，現在也被拆散了，將其歸入國學是非常合適的。國學院也有國史、國文這些內(nei) 容，但一般來講，我們(men) 更強調文史的交叉和融通，做的是文史之學，與(yu) 一般文學院、曆史學院有所不同。順著這樣一種思路，我覺得可以把國學的性質、對象等講得更清楚些，學科的合理性也多一些，也更容易被人接受。當然在具體(ti) 的操作中，還有很多需要探索的地方。

去年我們(men) 召開了第一次經學會(hui) 議，在討論會(hui) 議的主題時，我與(yu) 黃樸民常務副院長還有楊慶中——他是我們(men) 國學院經學所的所長——等人商量，希望能加上“價(jia) 值信仰”一條。大家認可了這一想法，所以第一屆經學會(hui) 議就叫：“經學：知識體(ti) 係與(yu) 價(jia) 值信仰。”在座的學者中有幾位也參加了那次會(hui) 議。為(wei) 什麽(me) 要加上“價(jia) 值信仰”這一條？因為(wei) 它決(jue) 定了國學院經學研究今後的走向。如果我們(men) 把國學僅(jin) 僅(jin) 看作是一套知識體(ti) 係，是國故，是曆史上發生過的一些事情，與(yu) 今天已經沒有什麽(me) 關(guan) 係，那麽(me) ，我們(men) 的研究可能就是整理國故式的，是周予同、朱維錚式的，這是一種研究方法。台灣中央研究院有研究經學的，我感覺他們(men) 也是這樣一個(ge) 方法，當年傅斯年在《曆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說，那些把仁義(yi) 禮智同曆史學、語言學研究混同在一起的，“絕對不是我們(men) 的同誌！”一句話，把仁義(yi) 禮智這些中國文化的核心價(jia) 值觀一筆抹殺了，這種經學研究恐怕不是我們(men) 所要選擇的。在這種研究方法下，經學研究隻能是瑣碎化，你去看看“中研院”編的那些刊物，很多是沒法看的。一號人物研究完了，二號人物也差不多了，隻能去研究三號了，有些文章看了題目根本不知道是在講什麽(me) 。那邊一些學者來這裏做報告，也有這個(ge) 問題，討論的內(nei) 容很瑣碎。但假如我們(men) 認為(wei) 經學對今天的中國人依然有精神價(jia) 值，依然要發生精神關(guan) 聯的話，那就應該是另外一種研究方法了，這就涉及到中國文化重建等一係列重大而複雜的問題。所以我當時極力主張，要把價(jia) 值信仰這一條加入經學研究的議題中去。

但是我這樣主張的根據是什麽(me) 呢？經學畢竟被打倒這麽(me) 多年了，已經徹底退出了曆史舞台，你有什麽(me) 信心要將其重新請回來呢？我當時主要是基於(yu) 以下兩(liang) 點考慮。第一，幾乎所有古老的民族都有自己的經學，猶太教有舊約《聖經》經學，基督教有新約《聖經》經學，伊斯蘭(lan) 教有《古蘭(lan) 經》經學，印度教有《吠陀》、《奧義(yi) 書(shu) 》經學，還有佛教經學——以後傳(chuan) 到了中國，甚至日本也都有神道教經學。這些民族都有自己的經學傳(chuan) 統，這些經學傳(chuan) 統在其社會(hui) 發生現代轉型之後，在今天的世俗社會(hui) 中依然發揮著作用，依然與(yu) 其民眾(zhong) 的精神生活存在著關(guan) 聯。你到美國、歐洲走一走，就能感覺到這一點。前些時間我碰到成中英教授，成中英教授剛剛訪問以色列回來，他講了一件事情。以色列在建國之初，有二百個(ge) 拉比，國家給予支持，有很高的地位，現在發展到一千多。這些拉比精通自己的經典，分散在不同的社區，有較高的道德威望，對民眾(zhong) 有一種示範作用。這就是一種活的經學傳(chuan) 統。但是幾大文明古國中，唯獨我們(men) 把自己的傳(chuan) 統被完全摧毀掉了，經學不再發生作用，與(yu) 民眾(zhong) 的生活完全沒有了關(guan) 係。那麽(me) ，我們(men) 以這樣一種激進的態度對待自己的文化，包括經學傳(chuan) 統，到底是合理還是不合理呢？我想對於(yu) 這個(ge) 問題，可以從(cong) 後果去看。如果經學傳(chuan) 統被摧毀後，人們(men) 生活得更幸福了，精神境界提高了，社會(hui) 更有序了。那我們(men) 可以說，當初激進主義(yi) 的做法有他合理的地方，至少我們(men) 可以接受這個(ge) 結果。但如果情況正好相反，人們(men) 的生活不是更幸福了，而是更迷茫了，道德素質更差了，社會(hui) 更加無序了，那麽(me) 我們(men) 就要對激進主義(yi) 的做法進行反思了。我們(men) 現在看到的正是後一種情況。反傳(chuan) 統最激進的是十年文革，而中國人最受煎熬的也是這十年。現在社會(hui) 上興(xing) 起國學熱，也正是對以前自我否定的一種反撥。當然，經學也有一個(ge) 與(yu) 時俱進的問題，有一個(ge) 自我轉化的問題，這就需要有經學家、思想家出現了，需要有鄭玄、朱熹、戴震這樣的大經學家出現，這恐怕才是我們(men) 國學院的目標和方向，是我們(men) 要承擔起的責任。從(cong) 這一點看，我們(men) 今天重提經學，自然應包含價(jia) 值信仰的問題。

另外，我當時提出價(jia) 值信仰的問題，與(yu) 我前十幾年的研究也有關(guan) 係。98年我到社科院的時候，薑廣輝老師正在主持《中國經學思想史》的研究計劃。《中國經學思想史》前後寫(xie) 了十三年，今年四卷六本終於(yu) 出齊了，我也參與(yu) 了這套書(shu) 的寫(xie) 作。十三年的研究，我們(men) 的結論就是兩(liang) 個(ge) 字：一個(ge) 是“根”，一個(ge) 是“魂”。“根”，是說經學是中國文化的根。“魂”，是說經學的價(jia) 值是中國文化的魂。一個(ge) 民族不能沒有根，更不能沒有魂。但我們(men) 在過去的一百年裏，恰恰是掘了自己的根，丟(diu) 了自己的魂。一個(ge) 民族丟(diu) 了根，沒有了魂，一定活得很痛苦、很迷茫，感覺不到希望的。所以我們(men) 今天所要做的，就是要重新培養(yang) 自己的根，找回自己丟(diu) 失的魂。

基於(yu) 上麵的考慮，我認為(wei) 國學院的經學研究一方麵在知識、學術的層麵上，應該有很高的標準，應達到國內(nei) 、國際的領先水平。目前可能還做不到，但這應該是我們(men) 努力的一個(ge) 目標。另一方麵，國學院的經學研究還應承擔起了一個(ge) 更大的任務，即經學的重建，重建中國人的核心價(jia) 值觀，重新使經學與(yu) 中國人的精神生活發生關(guan) 聯。這個(ge) 任務可能更為(wei) 艱巨。我前些年對五經的研究比較少，更多集中在四書(shu) 上。今年七月十號，杜維明先生在北京高等研究院搞了一個(ge) 小型經學研討會(hui) ，請了三個(ge) 人做主題演講，薑廣輝、王中江和我——當時《中國經學思想史》出版不久，我們(men) 三位都是這個(ge) 課題組的成員。我講的題目是“新《四書(shu) 》的提出及其意義(yi) ”。 其實這個(ge) 題目我思考的還不是很成熟，也許過幾年講更有把握。但是之所以要講，就是要表明我一個(ge) 態度。我們(men) 不僅(jin) 僅(jin) 是在研究經學史，不僅(jin) 僅(jin) 是把經學當成一種知識體(ti) 係，同時我們(men) 還在建構當代的新經學，建構中國人的精神信仰。我提出的“新《四書(shu) 》”就是要做這樣一項工作。我認為(wei) 傳(chuan) 統的四書(shu) 不能反映早期儒學豐(feng) 富的內(nei) 涵，一定程度上是將其窄化了，由此產(chan) 生種種問題。我說的“新《四書(shu) 》”是指《論語》、《禮記》、《孟子》和《荀子》，希望通過對其創造性的詮釋，特別是統合《孟子》和《荀子》，建構當代的儒學體(ti) 係、經學體(ti) 係。我當時要表這個(ge) 態。我報了這個(ge) 題目後，薑廣輝先生問我：“你有把握嗎？”我說：“有把握要講，沒有把握也要講。”我講了之後大家反映還不錯，杜維明、薑廣輝兩(liang) 位先生都對我說：“你講得非常好。”

今年經學會(hui) 議題目是“經學與(yu) 史學”。 其實經學與(yu) 史學關(guan) 係的問題，在去年的經學會(hui) 議上已被提出來了，有很多討論。大家關(guan) 注的焦點是，經學之為(wei) 經學的根據是什麽(me) ？經學不同於(yu) 史學的地方是什麽(me) ？近代以來“夷經為(wei) 史”是不是合理的？我們(men) 今天講經學，又如何確立經的地位呢？這其中涉及很多複雜的問題，需要我們(men) 去思考、研究、探索。根據我不太成熟的想法，經學之為(wei) 經學，從(cong) 學術史上看，恐怕有兩(liang) 點。第一，三代是理想社會(hui)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五經》記載的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聖王的事跡，是三代理想社會(hui) 的典章法規、製度成法，這與(yu) 後世的“相斫書(shu) ”是不同的。古文經學多傾(qing) 向這種看法。再一個(ge) ，《六經》經過孔子的裁定。所以經之為(wei) 經並不在於(yu) 其本身，而在於(yu) 孔子所賦予的“義(yi) ”——“其義(yi) 丘竊取之也”。就五經本身來看，《易》本不過上古時代占筮之書(shu) ，《書(shu) 》是古代帝王誓誥之記錄，《詩》是流行於(yu) 民間之俚謠及朝廷之樂(le) 章等，這些都還不能算是經。然而孔子出來後，利用此等古書(shu) ，以闡明自己之教義(yi) ，而附之以意義(yi) ，這樣才產(chan) 生了經。這往往是今文學家的看法。然而這兩(liang) 種觀點近代以來都受到極大的挑戰。首先是古史辨派，他們(men) 認為(wei) 上古曆史是層累地構成的，堯舜禹湯的曆史都是後人偽(wei) 造的、疊加上去的，是虛幻不實的。根據顧頡剛先生的考證，禹是一條蟲，那麽(me) 比禹更早的堯舜又是什麽(me) 呢？顧先生雖然沒有講，但可以想到，一定也是子虛烏(wu) 有先生。當時的日本學者，比如白鳥庫吉就有“堯舜抹殺論”，認為(wei) 堯舜在曆史上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古史辨派是通過否定三代曆史，進一步否定儒家的三代理想。如果儒家的理想是建立在一個(ge) 根本不存在或者虛幻不實的曆史上，在當時科學主義(yi) 的眼光看來，自然就失去了合理性。再後來，五種社會(hui) 形態理論的傳(chuan) 入對儒家經學也有很大衝(chong) 擊。按照五種社會(hui) 形態理論，夏商周三代是奴隸社會(hui) ，是一種落後的社會(hui) 形態。周公不過是一位大奴隸主，不僅(jin) 不是什麽(me) 聖人，反而可能是反動的。這樣以來，儒家推崇三代、周公可能就是在開曆史倒車，是複辟、倒退，儒家經學的權威也就被消解了。

所以我們(men) 今天討論經學，首先遇到的就是經學與(yu) 史學的關(guan) 係問題，是曆史觀的問題。隻有搞清這個(ge) 問題，才有可能對經學重新定位。可以說，這是經學研究的基礎問題。對於(yu) 曆史觀或曆史哲學，我沒有專(zhuan) 門研究，在座的是這方麵的專(zhuan) 家。我想提幾個(ge) 問題，供大家思考，也向大家請教。第一，儒家三代理想社會(hui) 的觀點，在今天應該如何去理解？其實當時的儒者也認識到了，三代在物質生產(chan) 方麵是遠不及後世的，所謂三代理想社會(hui) 主要是針對“德”而言。三代以下，人們(men) 的道德精神退化了。對於(yu) 這樣一種“退化”史觀應該如何去評價(jia) ？它有沒有某種合理性？與(yu) 之相關(guan) 的另一個(ge) 問題是，線性進步史觀是不是唯一的？在西方，隨著對現代性的反思，線性進步史觀越來越遭到人們(men) 的檢討和反思。在進步史觀下，必然是厚今薄古，“古”是批判、超越的對象，不可能對“今”有指導的意義(yi) 。可是在儒家那裏，“古”不僅(jin) 僅(jin) 是一個(ge) 時間的概念，同時還是一種價(jia) 值和意義(yi) 的來源，“古之人”、“古之時”往往表達一種理想、合理的狀態，對“今”有一種指導的意義(yi) 。我們(men) 今天討論經學，就必然要重新審視“古”“今”的關(guan) 係，在“古”與(yu) “今”之間對經學重新定位，既發揚“與(yu) 時偕行”、“人能弘道”的主體(ti) 精神，又避免現代人的傲慢，對古人及經典保持一種尊重甚至是敬畏。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

責任編輯：李泗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