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性重建與(yu) 陌生社會(hui) 熟人化

作者：範仄（《清華管理評論》高級編輯）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

時間：孔子2564年暨耶穌2013年7月30日

【說明】2012年在重慶大學高研院我曾以《基層論綱——又名“陌生社會(hui) 的熟人化：一個(ge) 社會(hui) 工程”》為(wei) 題參加經略學術研討會(hui) ，後修訂為(wei) 目前樣子。本想在紙刊上尋求發表，但有朋友說此文閱讀障礙大，不合適刊發。也有朋友說不像學術論文。我說羅爾斯、德沃金、哈耶克、牟宗三等不是也有很多文章是這麽(me) 寫(xie) 的麽(me) ，思想文章不是這麽(me) 寫(xie) 還能怎麽(me) 寫(xie) 。這位朋友說，可惜你不是牟宗三和羅爾斯。我理解這位朋友的難處，最後決(jue) 定走自媒體(ti) 道路，將文章刊發在這裏。此文新提法、新觀點、新命題很多，意義(yi) 密度大，供有心的好友參考。

【目錄】

●政治性與(yu) 經濟性

●民族獨立與(yu) 國家競爭(zheng) ：非共同體(ti) 世界與(yu) 自發的經濟性

●大過渡：政治自覺與(yu) 經濟自覺的雙重呼喚

●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平衡政治性與(yu) 經濟性的中國探索

●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續）：烏(wu) 坎事件三信摘錄

●城市：自覺的政治性與(yu) 自發的經濟性最後的決(jue) 戰

●流動性與(yu) 陌生化：當前政治性重建的核心問題

●社區：當前政治性重建的基本路徑

●社區建設的政治能動主義(yi)

●社區建設的基本原則和具體(ti) 方法

●隻有小共同體(ti) 的豐(feng) 富性，才能支持大共同體(ti) 的存在。

●政治性與(yu) 經濟性

發展到今天，資本主義(yi) 夥(huo) 同大都市化正將人類轉化為(wei) 徹底的陌生化狀態。我們(men) 有必要重新考察政治與(yu) 經濟。人類曾經自然地生活在無數在地性小共同體(ti) 內(nei) ：在小區域地緣內(nei) ，人與(yu) 人之間長期相互照麵，以至於(yu) 水乳交融，相識相熟，相知相契；大共同體(ti) 的原則和機製從(cong) 小共同體(ti) 演化而來，相異而相通。資本主義(yi) 以經濟名義(yi) 顛覆這一切，將嗬護人生的溫情徹底打碎在冷冰冰的金錢交易中；大社會(hui) 體(ti) 的原則和機製成為(wei) 地緣性小社會(hui) 體(ti) 原則和機製的源頭和主導；經濟學力圖借助資本力量取代一切有關(guan) 人類的社會(hui) 科學。

其實，經濟性與(yu) 政治性，是人類相關(guan) 而相異的兩(liang) 種基本機製。經濟性是人類借助於(yu) 媒介進行交易以實現功效最大化的機製，是人的持續的間接性，是交易的持續性。媒介同樣是主體(ti) 的對象化，但媒介這一對象化的等價(jia) 性和抽象性，是經濟性的根本前提和根本形式。其中抽象性是等價(jia) 性的前提和內(nei) 容，等價(jia) 性是抽象性的功能和外化，它們(men) 都在交易中形成和外化，並以此構成交易的前提和擴大交易的範圍。資本主義(yi) 是一種自發的經濟性，是對象化的等價(jia) 性和抽象性的自發擴張；它排斥一切非經濟性的東(dong) 西，具有強大的顛覆力量，不斷地顛覆創造它的人類的生存意義(yi) ，因為(wei) 人類的生存意義(yi) 寄生於(yu) 具體(ti) 性之中。

交易媒介擴大交易的範圍和便捷，擴展人們(men) 的聯係，為(wei) 全球性社會(hui) 體(ti) 、政治體(ti) 、經濟體(ti) 的形成提供基礎，但也疏離人與(yu) 人之間的關(guan) 係。人們(men) 隻有借助媒介這一對象化的抽象性，才能實現自己的廣泛聯係，但在這一過程中人類也因為(wei) 地緣性小共同體(ti) 的全麵潰散而陷入全麵的抽象化環境和抽象化狀態。首要的疏離和分化，是由生產(chan) 資料私人占有而來的階級分化；這是一種對抗性的分化。其次是由分工和流動而來的社會(hui) 陌生化，也即所謂的個(ge) 體(ti) 化，美其名曰“個(ge) 人自由”；這是一種離散化的分化。早期的分化一直在熟人社會(hui) 大結構中展開，而當前是這兩(liang) 重分化的高度重疊和共振，對抗性嵌入所有的離散空間而無孔不入，此即為(wei) 海德格爾的“煩”、薩特的“他人即地獄”、列維納斯的“他者”“不可入性”。

擴大社會(hui) 聯係，並不必然擴大共同體(ti) ；隻有大社會(hui) 體(ti) 、大政治體(ti) 、大經濟體(ti) 的基本原則和機製是由在地性小共同體(ti) 的原則和機製演化而來，擴大的聯係才可能轉化為(wei) 大共同體(ti) 。在發生性經驗中，人們(men) 總是首先生活在地緣性小社會(hui) 體(ti) 或地緣性小共同體(ti) 之中。人們(men) 的在地性經驗應該是能夠嗬護人生的，而能夠嗬護人生的在地性經驗不應被置於(yu) 大社會(hui) 體(ti) 的客觀性排斥和主觀性質疑中。

政治性是人類不借助於(yu) 任何媒介而持續照麵以實現相互溫情最大化的機製，是人的持續的直接性，是照麵的持續性。人倫(lun) 是持續性照麵的類型。熟人社會(hui) 便是由持續照麵構成的直接社會(hui) 。溫情是諸種照麵的綜合產(chan) 物。溫情，就是有情有義(yi) ，活得有情有義(yi) ，愛得有情有義(yi) ，恨得有情有義(yi) 。溫情是一種有愛有恨但無怨的狀態。它被不斷生產(chan) 和嗬護，它也嗬護人生的意義(yi) 和精神，是人文和文化的真正含義(yi) ；它也是人生意義(yi) 本身，是人生意義(yi) 最大化的直接表現和直接保障。溫情是人類、人為(wei) 、人文、文化、政治、社會(hui) 等最後的自證。缺少這最後的自證，所有的這些都不能說是完成的；所有這些都是野蠻的或半野蠻的。溫情在照麵難以持續的時代，被視為(wei) 懷鄉(xiang) 病、浪漫病、文藝病；這是由於(yu) 溫情因無法持續照麵而已經空洞化。拒絕持續照麵或恐懼持續照麵卻又懷念和想象溫情的行為(wei) ，隻能是懷鄉(xiang) 病、浪漫病、文藝病；其所想象的溫情隻能是空心溫情。

人類過去生活在自發而強勁的政治性中，因為(wei) 人類本來就是從(cong) 在地性小共同體(ti) 艱難地擴展開來。曾幾何時，這種政治性既因其自發性，也因其所處環境的自然性和源始性，而被混同於(yu) 氏族殘留（哈耶克）、依附性（馬克思）、身份性（梅因）、極權、專(zhuan) 製，等等。在等價(jia) 交易的經濟性中，“持續的直接關(guan) 係和照麵”被描述為(wei) 身份關(guan) 係或人身依附；在無政治性的政治中，“直接關(guan) 係和照麵的持續”被描述為(wei) 極權。政治性，也就是共同體(ti) 的政治，是建基於(yu) 在地性小共同體(ti) 上的共同體(ti) 的政治。共同體(ti) 是政治的本質性功用，是政治性本身。

因為(wei) 資本主義(yi) 對在地性小共同體(ti) 的顛覆，自發的政治性自此長期處於(yu) 苟延殘喘之中，不僅(jin) 被邊緣化，而且被汙蔑，處於(yu) 不被理解狀態。在中國最典型的表現就是對“人情”的一輪又一輪的批判。人的在地性永遠無法被抹除，其在法律世界中雖然會(hui) 以相鄰權、物業(ye) 權等分解形式存在，但人的在地權並沒有作為(wei) 一種一般權利出現在人們(men) 生活中，因為(wei) 作為(wei) 一般權利的在地權與(yu) 資本主義(yi) 是直接相衝(chong) 突的。在陌生化狀態中，溝通、交流和默契是技術，是計算，是訓練，是功利，是冷冰冰的尷尬的標準化笑容。人類因此生活在無政治性的政治中。法治主義(yi) 替代政治所應有的政治性。目前的政治是無政治性的，而是經濟性的；法治主義(yi) 更加是經濟性的。通俗地說當代的政治與(yu) 法治隻是經濟性的工具。我們(men) 生活在無政治性的政治中。

相對於(yu) “經濟性”的自發性，政治性則應當是逆經濟性。這種“逆”不等同於(yu) “反”。經濟強調物質性“利益”，以物質性利益的交換分化人們(men) 。這是經濟性的本性。這種經濟活動是人類不可避免的，但政治性的存在，既要保證交換的現實性，更要消除其分化的效果。如果說經濟性是分化，那麽(me) 政治性就是黏合，而且是相互嵌入式或相互潛入式的黏合。

政治不能妨礙交換的發生，也不能聽任交換的一切後果發生。我們(men) 必須實現政治的自覺和經濟的自覺。經濟自覺必須建基於(yu) 政治自覺之中。政治自覺可以獨立存在，在實現自身的同時克製經濟性的不良後果。經濟自覺無法獨立存在，必須嵌入到政治自覺結構中才可能生存；這也是馬克思主張無產(chan) 階級革命打碎和重建國家機器的基本原理。政治自覺的核心，就是在地性小共同體(ti) 和人倫(lun) 社會(hui) 成為(wei) 人類一切活動的出發點，就是實現政治應有的政治性。大社會(hui) 體(ti) 、大經濟體(ti) 、大政治體(ti) 的發展必須服務於(yu) 這個(ge) 出發點，底線是不傷(shang) 害這一出發點。經濟自覺便是交易和效用自覺地為(wei) 這一出發點服務，為(wei) 這一出發點的擴展和豐(feng) 富提供充分的經濟技術條件。新政治應該是政治性穿透和主導經濟性而形成的新結構、新機製。這是一個(ge) 反複而長期的過程。

禮治秩序中的禮儀(yi) 是人倫(lun) 社會(hui) 自然演化出來的契約——默契之約，是人倫(lun) 社會(hui) 一切行為(wei) 的政治性形式；其法律必須是合禮的。法治秩序中的法律是陌生化社會(hui) 相互計算出來的契約——交易之約，是陌生社會(hui) 政治的經濟性形式；其禮儀(yi) 是為(wei) 計算出來的功效服務的。禮治曾在中國獲得最為(wei) 完備最為(wei) 深刻最為(wei) 細膩的發展，法治在當代西方獲得相對完備相對深刻相對細膩的發展。未來的新政治將麵臨(lin) 這兩(liang) 種各自完備的秩序政治的融合問題。

●民族獨立與(yu) 國家競爭(zheng) ：非共同體(ti) 世界與(yu) 自發的經濟性

殖民世界是資本利益最大化的本質性機製。正如《共產(chan) 黨(dang) 宣言》指出，資產(chan) 階級開拓世界市場，將一切國家的生產(chan) 和消費納入到資本主義(yi) 世界體(ti) 係；過去的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guan) 自守狀態，被資本主義(yi) 打破，形成最廣闊的殖民世界。可以說，資本主義(yi) 體(ti) 係從(cong) 誕生起，就一直由資產(chan) 階級和“殖民地”構成，從(cong) 而同時是一個(ge) 殖民世界。這是由資本主義(yi) 的本質所決(jue) 定的。它必須反對一切共同體(ti) ，必須形成一個(ge) 廣闊的非共同體(ti) 世界。在共同體(ti) 層麵對成員實現相對平等的嗬護，是一切共同體(ti) 的本質要求之一。這一本質要求與(yu) 資本主義(yi) 所謂的自由競爭(zheng) 是不相適應的。資本主義(yi) 總是力圖建立一個(ge) 不斷將“殖民地”卷入的非共同體(ti) 世界。無產(chan) 階級崛起之前，特別是全民政治民主崛起以前，資本主義(yi) 國家是典型的資產(chan) 階級國家，它將境內(nei) 的封建藩籬打破並轉化為(wei) 殖民性地區，形成廣泛的被“殖民”階級。

《共產(chan) 黨(dang) 宣言》1992年版序言因此指出，1848年之後意大利、德國和匈牙利的獨立是工人階級運動推動的，歐洲工人都需要自己民族的獨立。階級革命轉化為(wei) 民族革命。資本家打破封建藩籬，工人階級則推動民族獨立，以重建國家藩籬；資本無國界，但可以強迫資本家及其資產(chan) 階級政治有國界。這也是隻有在工人階級走上曆史舞台之後民族國家才真正形成的原因。民族國家的共同體(ti) 屬性要求其在民族國家層麵對成員實現相對平等的嗬護，這是福利主義(yi) 國家產(chan) 生的邏輯之一。資本主義(yi) 和福利主義(yi) 成為(wei) 資本主義(yi) 民族國家的雙重性，一方麵在民族國家層麵強化共同體(ti) 屬性，一方麵在民族國家內(nei) 部拆解各種在地性小共同體(ti) 。

殖民世界原來是資本利益最大化的世界。民族獨立有力地打破這種格局，將資本及資本家首先轉化為(wei) 民族資產(chan) 階級，資產(chan) 階級政治首先轉化為(wei) 國家內(nei) 部政治。國家政治因此在資本之外獲得相對獨立性，從(cong) 而具有一定的政治共同體(ti) 屬性。這是在民族已經獨立而跨國資本主義(yi) 世界尚未完全形成時期的特點。

境外直接投資占比的快速提升和全球金融化的快速發展，催生了跨民族國家的資本主義(yi) 世界，民族國家成為(wei) 資本主義(yi) 世界主要的競爭(zheng) 單元之一。這種競爭(zheng) 體(ti) 製因資本的流動性而不得不進行有利於(yu) 資本流入的製度選擇。跨民族國家的資本主義(yi) 競爭(zheng) 越來越激烈，大都市區、跨國企業(ye) 、主權財富基金、國際金融中心等，越來越成為(wei) 競爭(zheng) 的主要工具。資本的跨國界流動使資本獲得超國家的能力，民族獨立的意義(yi) 被大大削弱，政治共同體(ti) 屬性也因此被大大抑製。資本的跨國界流動，使國家成為(wei) 資本的內(nei) 部性，而資本成為(wei) 國家的強外部性。這就是當前大多數國家和人民的命運。資本的跨國流動又為(wei) 自己創造一個(ge) 非共同體(ti) 世界。這是一個(ge) 升級版的殖民世界。

中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也必須在這個(ge) 時代背景中獲得自我理解。社會(hui) 主義(yi) 與(yu) 市場經濟的結合，無疑依賴於(yu) 國家製度相對獨立的創新，而不能完全追隨市場經濟的發展軌跡。國家製度創新如果極大地受到國家競爭(zheng) 的影響，就可能受製於(yu) 資本跨國界流動的壓力，而很難堅持社會(hui) 主義(yi) 與(yu) 市場經濟結合的原則。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原則與(yu) 資本跨國界流動壓力之間的平衡，便成為(wei) 中國政治家首先麵對的問題。

隻有當人類真正成為(wei) 一個(ge) 大共同體(ti) ，資本真正成為(wei) 人類共同體(ti) 的內(nei) 部性時，人們(men) 才有可能獲得最大層級最高層級的共同體(ti) 層麵的相對平等的嗬護，在地性小共同體(ti) 才有可能獲得相應的合法性、存在性，人類共同體(ti) 與(yu) 在地性小共同體(ti) 才可能獲得相異而相通的共同機製。政治性的本質就是內(nei) 部化。

●大過渡：政治自覺與(yu) 經濟自覺的雙重呼喚

馬克思主義(yi) 誕生，是人類社會(hui) 進入大過渡的開端和標誌。這個(ge) 大過渡可以說是資本主義(yi) 向社會(hui) 主義(yi) 的大轉變，也可以說是剝削社會(hui) 向無剝削社會(hui) 的大轉變。在廣義(yi) 社會(hui) 主義(yi) 運動中，大蕭條之後的西方世界都進入後資本主義(yi) 時代，或者說具有過渡特色的資本主義(yi) 時代。過渡時期的資本主義(yi) ，特別是過渡時期後期的資本主義(yi) ，在一定意義(yi) 上也可以稱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初級階段的一種特殊形態。

以馬克思主義(yi) 誕生為(wei) 標誌，無產(chan) 階級開始成為(wei) 真正的政治力量。這支政治力量隨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的發展而壯大。資本主義(yi) 的每一次經濟危機，都是無產(chan) 階級的一次壯大、社會(hui) 主義(yi) 因素的一次積累。

在20世紀，大過渡出現大分叉。一個(ge) 是資本主義(yi) 國家的改良，一個(ge) 是原始積累型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的產(chan) 生。前者是高稅收式的分配正義(yi) ，這是因為(wei) 無產(chan) 階級推動建立民族國家這一共同體(ti) ，使無國界之資本的人格化群體(ti) 有了國界；在這一共同體(ti) 內(nei) ，無產(chan) 階級也已具有相當的實力，以社會(hui) 民主、政治民主的形式部分地參與(yu) 分配資本主義(yi) 生產(chan) 、掠奪和積累的巨額財富。在殖民地化資本主義(yi) 時代，民族國家這一共同體(ti) ，是無產(chan) 階級參與(yu) 重建國家機器的行為(wei) ，是對馬克思主義(yi) 打碎原有國家機器主張的不徹底實踐，但也是馬克思主義(yi) 所肯定的一種努力。這一股改革浪潮，幾乎都與(yu) 馬克思主義(yi) 有關(guan) ，一支是直接由馬克思主義(yi) 陣營分化出來的，歐洲大陸的福利主義(yi) 幾乎都是由此而來；一支是多多少少受到馬克思主義(yi) 影響的，比如美國的凱恩斯主義(yi) 。

原始積累型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努力實現的是國有式的所有製正義(yi) 。由於(yu) 生產(chan) 力不發達，這些落後的民族國家，必須通過民族國家共同體(ti) 式國家機器的廣泛動員和適當強製，實現生產(chan) 資料一定的集中，以增強民族國家的經濟競爭(zheng) 力，以滿足無產(chan) 階級覺醒之後的正義(yi) 訴求。所有製正義(yi) 的本質是實現勞動正義(yi) 。

資本主義(yi) 改良是過渡特色的資本主義(yi) ，原始積累型社會(hui) 主義(yi) 是民族特色的社會(hui) 主義(yi) ，但都屬於(yu) 大過渡時代。因此，社會(hui) 主義(yi) 初級階段將以兩(liang) 種形式存在。一種是經濟性相對充足而政治性相對缺乏的形式，即過渡特色的資本主義(yi) ；一種是政治性相對充足而經濟性相對缺乏的形式，即民族特色的社會(hui) 主義(yi) 。

在21世紀，大過渡的時代性將越來越強烈，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和特色資本主義(yi) 在表現形式上也將越來越具有相似性，但向發達社會(hui) 主義(yi) 過渡的路徑是不一樣的，甚至是相向的。人類如果對此缺乏清晰認識，就可能走很多彎路，特別是原始積累型社會(hui) 主義(yi) 可能會(hui) 因此主動放棄已經積累起來的政治性資源，而直接模仿過渡特色的資本主義(yi) ，而過渡特色的資本主義(yi) 則一直認識不到打碎原有國家機器，重建和積累政治性資源的必要性，並因此大大延長過渡特色資本主義(yi) 的存在。

但無論如何，生產(chan) 大社會(hui) 化、類共同體(ti) 政治建設和全球大一統趨勢，都將使他們(men) 走向發達社會(hui) 主義(yi) 。跨國資本主義(yi) 世界的形成雖然使這一走向變得格外複雜和曲折反複，但也在通過促進全球大一統的意外收獲而加速這一走向。發達社會(hui) 主義(yi) ，就是大一統式全球建基於(yu) 政治性的活力。

●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平衡政治性與(yu) 經濟性的中國探索

以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多種所有製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是一次偉(wei) 大的探索，是中國以中庸和辯證法為(wei) 中心的古典智慧在大過渡時代的創造性發揮，也是中國古典經濟製度在現代經濟技術條件下的一次複興(xing) 。

不過從(cong) 在地性小共同體(ti) 角度來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依然具有分化、陌生化社會(hui) 的強大力量，而且正在加劇這一陌生化過程。陌生化單方麵的加劇，是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社會(hui) 主義(yi) 屬性削弱的主要標誌之一。不能在保留、改造、擴大原有政治性的基礎上增強經濟性，是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失敗的標誌之一，是直接模仿過渡特色資本主義(yi) 的主要結果之一。

社會(hui) 主義(yi) 采用市場經濟，不隻是為(wei) 了經濟活力，還是為(wei) 了探索新共同體(ti) 的機製。這就需要給予在地性小共同體(ti) 的存在空間和發展空間，讓在地性小共同體(ti) 在市場經濟中堅守、演化、探索。如果在地性小共同體(ti) 連合法空間和政治通道都沒有，那麽(me) 在發達經濟性中政治性就很難獲得積累、壯大和創新。然而當前中國的政治和法律都沒給予在地性小共同體(ti) 相應的空間。殘存的農(nong) 村集體(ti) 經濟和集體(ti) 組織，由於(yu) 沒有相應的法律形式和政治通道，越來越難以生存。城市集體(ti) 經濟和集體(ti) 組織幾乎全部被摧毀。在增強流動性和經濟性的市場社會(hui) 環境中，集體(ti) 經濟和集體(ti) 組織的難點之一是集體(ti) 成員的確認、流動和繼承，但是通過探索性實踐不是不可能的，然而中國社會(hui) 主義(yi) 法律體(ti) 係竟然沒有集體(ti) 組織和集體(ti) 經濟的一席之地，這對社會(hui) 主義(yi) 無疑具有相當的毀滅性。社會(hui) 主義(yi) 不可能隻有大共同體(ti) 層麵的全民所有製，而沒有豐(feng) 富多樣的小共同體(ti) 的存在。隻有大共同體(ti) 層麵的全民所有製，而沒有豐(feng) 富多樣的小共同體(ti) ，人們(men) 將被置於(yu) 陌生化處境中，這不可能是社會(hui) 主義(yi) 。

中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之所以可能，首先是因為(wei) 經過社會(hui) 主義(yi) 的原始積累，建立了以國有經濟和集體(ti) 經濟為(wei) 基礎的民族國家共同體(ti) 的政治性；其次是因為(wei) 這種民族國家共同體(ti) 的政治性與(yu) 遍布全國的在地性小共同體(ti) 建立了良好的相異而相通的共同機製；第三是因為(wei)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自覺地通過群眾(zhong) 路線成為(wei) 這個(ge) 大小相通的共同體(ti) 內(nei) 的有機政黨(dang) 。有機政黨(dang) 既是大小共同體(ti) 相異而相通的共同機製的主要構成，也是這個(ge) 共同機製的主要保證。現在麵臨(lin) 的是後兩(liang) 個(ge) 因素的逐步喪(sang) 失。

在地性小共同體(ti) 的逐步消失，是眾(zhong) 所周知的事實。人們(men) 不知道的是，在地性小共同體(ti) 一旦全麵喪(sang) 失，社會(hui) 全麵陌生化，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群眾(zhong) 路線也將失去基本的社會(hui) 基礎，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從(cong) 而失去成為(wei) 有機政黨(dang) 的可能。群眾(zhong) 路線的前提是有機性的在地性小共同體(ti) 的普遍存在。群眾(zhong) 路線本身就是內(nei) 生的有機過程，是真理性、正當性和合法性的內(nei) 生過程。

目前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加強社會(hui) 管理創新，並在政法委以外成立社工委，努力通過對社團性組織的滲透來加強自己的有機性。這是在地性小共同體(ti) 逐步喪(sang) 失之後的必然選擇，但這種選擇隻有可能強化自己的合法性危機。在大體(ti) 量政治性和大體(ti) 量經濟性時代，社工委是一個(ge) 必要補充，但也隻能是一個(ge) 必要補充。因為(wei) 在社團性組織中幾乎隻有宗教化的社團，才有可能是共同體(ti) 性的組織。無論非宗教化從(cong) 而非共同體(ti) 性的社團，還是宗教化從(cong) 而共同體(ti) 化的社團，都不可能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成為(wei) 有機政黨(dang) 的基礎。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目前合法性危機的核心就是無機化，即去政治性，即去魚水情。

由此下去，多種所有製共同發展就失去堅實的政治基礎。沒有堅實的政治基礎，即失去有政治性的政治，多種所有製共同發展就變得不可能。馬克思認為(wei) 必須打碎原有國家機器，重建自己的國家機器的要義(yi) 之一便在於(yu) 此。

也由此可見，大力促進在地性小共同體(ti) 的發展，也是社會(hui) 主義(yi) 政治和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執政地位所必須的。群眾(zhong) 路線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保持為(wei) 有機政黨(dang) 的必由之路，而在地性小共同體(ti) 的廣泛存在是群眾(zhong) 路線得以可能的社會(hui) 基礎。黨(dang) 員的在地性登記和參與(yu) ，越來越變得重要。換言之，黨(dang) 員的地緣性管理和業(ye) 緣性管理的二重化，可能會(hui) 成為(wei) 流動性社會(hui) 有機政黨(dang) 基層組織的主要方式，其中地緣性管理必須處於(yu) 主導性地位。在流動性社會(hui) 中，政黨(dang) 在基層的有機化努力是在地性社會(hui) 體(ti) 有機化的動力源，也是有機政黨(dang) 的前提。在流動性社會(hui) 中，在地化小社會(hui) 體(ti) 的有機化或共同體(ti) 化是需要組織資源的，而有機政黨(dang) 基層組織的在地化是現成的組織資源，隻有愚蠢的人才會(hui) 放棄這一現成的組織資源。

需要指出的是，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共產(chan) 黨(dang) 宣言》所預示的在發達資本主義(yi) 條件下的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論述則比任何時候更有現實意義(yi) ，此時閱讀《共產(chan) 黨(dang) 宣言》則也更有現實意義(yi) 。

●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續）：烏(wu) 坎事件三信摘錄

一

仔細拜讀大作，核心思想似乎是主張用社會(hui) 主義(yi) 視野來理解民主、革命和烏(wu) 坎事件。 個(ge) 人認為(wei) 關(guan) 鍵之處是如何用社會(hui) 主義(yi) 視野來看待烏(wu) 坎事件。因為(wei) 這才是實實在在的。因此如何用各方相對都認可的烏(wu) 坎事件描述來做社會(hui) 主義(yi) 分析，估計繞不開。

特別是如何解釋衝(chong) 突雙方都是社會(hui) 主義(yi) 的，衝(chong) 突本身也是社會(hui) 主義(yi) 的。這似乎必須通過衝(chong) 突過程分析來實現這種解釋。

也隻有從(cong) 社會(hui) 主義(yi) 角度對烏(wu) 坎事件分析清楚了，才能從(cong) 社會(hui) 主義(yi) 視野談論民主和革命，因為(wei) 當前關(guan) 於(yu) 民主和革命的討論的背景，就是以烏(wu) 坎事件等為(wei) 代表的社會(hui) 衝(chong) 突的增長。

二

從(cong) 目前的烏(wu) 坎事件披露來看，如果要從(cong) 社會(hui) 主義(yi) 視野來分析，也不是不可能。這就得抓住一些關(guan) 鍵點。

其中非常重要的關(guan) 鍵點是村民抗爭(zheng) 的組織形式的動力源。至少到目前為(wei) 止，其動力源就是你在文中所提到的集體(ti) 土地及由此而來的村民利益訴求的集體(ti) 表達。至於(yu) 如何由此展開，是一個(ge) 難點。

我給你提供一個(ge) 參考材料。周其仁做的成都土地確權調查報告，立意是個(ge) 體(ti) 產(chan) 權確權，但他所描述的確權成功案例幾乎全都是集體(ti) 組織及由此而來的集體(ti) 經濟比較發達的行政村。可是周其仁在報告中很少把這當作解釋路徑之一來論述。我覺得周其仁所忽視的解釋路徑也可以放到烏(wu) 坎事件中來，甚至可以作為(wei) 旁證。

集體(ti) 組織或集體(ti) 經濟在中國形式多樣，宗族比較發達的地區往往是集體(ti) 組織和集體(ti) 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我們(men) 不必忌諱它背後的宗族性質。從(cong) 可操作性來看，宗族性是集體(ti) 組織得以保障的重要力量之一。這是革命時期和土改時期共產(chan) 黨(dang) 人沒有清楚認識到的一點，盡管在實踐過程中很好地利用了這一點。打掉宗族性，集體(ti) 組織和集體(ti) 經濟如何得以鞏固，就成為(wei) 一個(ge) 需要探索的問題。

怨共主義(yi) 者們(men) 力圖將烏(wu) 坎事件引向土地私有化，引向自由競爭(zheng) 型的選舉(ju) 民主。這兩(liang) 個(ge) 方向都要設法避免。選舉(ju) 民主的人民性決(jue) 定於(yu) 生產(chan) 資料所有製分化程度。在過於(yu) 分化的社會(hui) 中，選舉(ju) 民主的人民性是很弱的，甚至有可能是反人民性的。貧富分化也是其表現形成，但與(yu) 生產(chan) 資料所有製分化還不是同一回事。福利主義(yi) 在很大程度上就能解決(jue) 貧富分化問題，但不能解決(jue) 生產(chan) 資料所有製分化問題，也從(cong) 而不能實現勞動正義(yi) ，勞動的活力就可能被抑製。

社會(hui) 主義(yi) 視野的烏(wu) 坎事件敘事，最大難點是此前土地問題根源的社會(hui) 屬性，因為(wei) 這也是人民矛盾發生的根源之一。其次難點是黨(dang) 和政府在其中發生的作用的社會(hui) 屬性。黨(dang) 和政府的作用至少有二，一是作為(wei) 土地問題發生的原因之一，一是作為(wei) 烏(wu) 坎事件和解的原因之一。烏(wu) 坎事件和解的社會(hui) 屬性也是值得確認的。

如果引入“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人民內(nei) 部矛盾”一說，市場經濟如何成為(wei) 人民內(nei) 部矛盾的根源之一，也許可以提供一種描述框架。換言之，隻要市場經濟偏離社會(hui) 主義(yi) 方向，就會(hui) 成為(wei) 引發人民內(nei) 部矛盾的根源之一。市場經濟引入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機製，使得人民內(nei) 部矛盾的表現形式和根源形式變得複雜和多樣。這就是烏(wu) 坎事件屬性複雜的原因之一，因此進行人民內(nei) 部矛盾內(nei) 的梳理是必要的。

如果是這樣，那就要揭示人民內(nei) 部矛盾轉化為(wei) 敵我矛盾的可能性。其關(guan) 鍵還是市場經濟具有嚴(yan) 重的雙重性，即在資本主義(yi) 和社會(hui) 主義(yi) 之間的搖擺。如果這樣論述下去，問題可能變得更複雜，但這也是你作為(wei) 政治學學者似乎繞不過去的中國問題，因此值得做下去，甚至可以對此類事件做一些深度調查，像毛澤東(dong) 的農(nong) 村社會(hui) 調查一樣，這樣中國的政治學就有希望了。

在該文中，由於(yu) 烏(wu) 坎事件的材料不足，立論沒法強化，那就得在寫(xie) 作上不讓讀者對你的立論部分產(chan) 生質疑衝(chong) 動，我覺得可以對烏(wu) 坎事件的集體(ti) 土地及由此而來的集體(ti) 形式點到為(wei) 止，指出其與(yu) 以個(ge) 體(ti) 產(chan) 權為(wei) 基礎的社團式抗爭(zheng) 有本質不同，前者具有顯而易見的社會(hui) 主義(yi) 屬性。一旦讀者對你的立論部分產(chan) 生質疑衝(chong) 動，文章就可能被疑為(wei) 笑柄，比如政府在土地問題發生上的作用如果未經解釋就作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人民內(nei) 部矛盾來看，就可能被疑為(wei) 笑柄。

總的來說，這篇文章不好寫(xie) ，因為(wei) 牽涉到很多已經被人們(men) 遺忘和不再繼續發展的理論。至少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和人民內(nei) 部矛盾等主題在社會(hui) 、媒體(ti) 和主流學界被遺忘了。現在隻有少數為(wei) 學術課題和公務員飯碗的人在做這些東(dong) 西，而且多是注釋性的。

三

我說的宗族性在集體(ti) 的形成和發揮作用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不隻是指當下，盡管在當下也還在發揮作用。

你說到的“這一集體(ti) 性與(yu) 人民當家做主的整體(ti) 政治設想有關(guan) ”，這是在宏大政治學敘事中的常見說法。但是在具體(ti) 的集體(ti) 組織之間的比較中，我所接觸到的，宗族性強的地方，集體(ti) 組織往往是發達的。更重要的，我是從(cong) 集體(ti) 組織發育角度來說的。用現代的集體(ti) 理論來看，宗族就具有很強的集體(ti) 組織性質，可以說是中國古代集體(ti) 的表現形式之一。馬克思曾在《共產(chan) 黨(dang) 宣言》中批判了形形色色的社會(hui) 主義(yi) 理論。但是在確立科學共產(chan) 主義(yi) 理論之後，馬克思所批判的那些社會(hui) 主義(yi) 理論中很多具體(ti) 的東(dong) 西，其實是可以作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發展過程中的具體(ti) 資源和具體(ti) 形式。

我們(men) 也可以這樣說，宗族性在社會(hui) 主義(yi) 條件下煥發了新的生機。一個(ge) 沒有地主的宗族性，依然是宗族性。這在同姓村和雜姓村的比較中也可以發現這一點。

集體(ti) 土地上非宗族性的集體(ti) 組織與(yu) 集體(ti) 土地上宗族性的集體(ti) 組織之間的比較，特別是他們(men) 的生命力的比較，在中國是不能忽視的，我至少是這麽(me) 認為(wei)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集體(ti) 土地上非宗族性的集體(ti) 組織的崩潰速度，要比集體(ti) 土地上宗族性的集體(ti) 組織，快得多。

或者也可以這麽(me) 說，在集體(ti) 土地、集體(ti) 財產(chan) 、黨(dang) 的領導之外，宗族性為(wei) 集體(ti) 組織多增加了一道保險。

這個(ge) 觀點供大家參考。也算是提出一個(ge) 問題，打掉宗族性，集體(ti) 組織該怎麽(me) 運作，集體(ti) 組織法該怎麽(me) 製定？

●城市：自覺的政治性與(yu) 自發的經濟性最後的決(jue) 戰

作為(wei) 自發經濟性的資本主義(yi) ，主要是塑造同樣是自發性的大都市化的城市，以徹底實現資本對社會(hui) 分化、陌生化的功能。認識城市，是認識陌生化和解決(jue) 陌生化問題的主要中介。現代高密度超大型城市的出現是這一切變化的主要的具體(ti) 中介。

人類從(cong) 尋找洞穴居住開始，一直努力尋求優(you) 越於(yu) 自然環境的建築環境來保護自己，為(wei) 自己提供安全舒適的生活空間。建築環境的規模越來越大，層次越來越頻密，從(cong) 單戶到村落，到城鎮，到城市，到都市，到都市群。最後建築環境完全替代自然環境，完全將人從(cong) 自然環境中隔離出來，自然環境成為(wei) 觀光的對象。從(cong) 此，建築環境優(you) 先於(yu) 自然環境。由建築環境構成主導環境的生活環境。建築環境成為(wei) 人們(men) 生活的基本出發點，這種出發點更多地以無意識的方式存在和發揮作用。現代法權、政權、生存等都是現代建築環境的直接反應。如果對城市的社會(hui) 空間，特別是由跨國資本主義(yi) 競爭(zheng) 推動起來的大都市區的社會(hui) 空間缺乏基本的理解，就會(hui) 對法權、政權、生存等缺乏真實的理解。

簡單地說，城市化分三個(ge) 階段，第一個(ge) 階段是鄉(xiang) 村社區（包括小城鎮社區），第二階段是城市化的步行、馬車、自行車階段，第三階段是機動車和高樓階段。在當代中國便是從(cong) 第二階段向第三階段的轉化。在第二階段，社會(hui) 學家們(men) 曾經對城市進行浪漫化的描述，法國社會(hui) 學家杜爾幹曾經這樣論述：

“城市誕生於(yu) 推動個(ge) 人以恒定的方式彼此維係盡可能親(qin) 密關(guan) 係的需求。城市也是社會(hui) 群體(ti) 形成強勁程度超過別處的地方。隻有精神密度提高了，城市才能增多和延伸。”“正因為(wei) 純經濟關(guan) 係使得人們(men) 彼此外向交往，所以無需參與(yu) 同一集體(ti) 生存，人們(men) 也能夠保有經常連續的關(guan) 係。”

而真正的現實，正如伊夫·格拉夫梅耶爾所著《城市社會(hui) 學》的描述：

“鑒於(yu) 稱呼私生活引起的大量接觸，城市中的社會(hui) 關(guan) 係趨向於(yu) 匿名、表麵化和短暫化。在交換中的保留和對隱私的保護，成為(wei) 相互作用的條件。與(yu) 密切聯係鄉(xiang) 村類型的‘初級團體(ti) ’成員間的人際關(guan) 係相反，市民們(men) 維係著‘次級’關(guan) 係，也就是說分割的、短暫的、帶有功利主義(yi) 的印記。這是因為(wei) 每一位市民都處於(yu) 複雜的角色和所屬關(guan) 係中。就總體(ti) 而言，城市社會(hui) 不像傳(chuan) 統的鄉(xiang) 村社會(hui) 那樣‘分割’，因為(wei) 它是在多樣化的活動、功能和地位的不斷增強的相互依存的背景下發展的。同時，就個(ge) 人而言，每一位城市居民都在一些專(zhuan) 門化的交互影響之間分配時間及其生活場所，而每位城市居民在每一個(ge) 場合隻生活中的一個(ge) 具體(ti) 領域（工廠、家庭生活、政治活動等等）。這種關(guan) 係的分割趨向於(yu) 向純粹經濟範疇以外的人際關(guan) 係注入理性考量。個(ge) 人的發展、個(ge) 人特點得到重視等現象的反麵，是輿論和行為(wei) 大眾(zhong) 化的趨向，不過這種趨向與(yu) 個(ge) 人的隔離的風險並不矛盾。……”

城市是由各種隔離線和分割線組成，社區也是如此。社團、企業(ye) 、政治等都在切割社區。流動的空間是切割社區的主導力量。切割也即分化和劃分，也即強外部性。這些切割造成一係列隔離：“由居住地點和質量造成的隔離、由生活設施造成的隔離、由住所和工作地點的距離造成的隔離。”（伊夫·格拉夫梅耶爾《城市社會(hui) 學》）其中住所與(yu) 工作地點的隔離是根本性隔離，是對生存的直接切割和最終切割。如果沒有這一根本性隔離，其他所有隔離都不足以推動陌生化的徹底實現。而這一根本性隔離恰恰是資本最後的榨取，將資本的成本轉嫁成人們(men) 的生活成本：人們(men) 的生活成本大大提高，既降低資本的成本，也為(wei) 資本擴大所謂的內(nei) 需。

這些隔離既是貨幣媒介擴展交易範圍的產(chan) 物，也是貨幣媒介本身所具有的疏離性的具體(ti) 形式。這些隔離已經被人們(men) 看做理所當然的趨勢，一些力圖反抗這種趨勢的人又為(wei) 很多既定的觀念所束縛，找不到合適的出路。政治性重建是惟一而必然的道路，這一點不被很多人所認識。

城市規劃便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社會(hui) 性力量，這種社會(hui) 性力量是首先建基於(yu) 政治性還是經濟性，就非常關(guan) 鍵。

“城市規劃——由於(yu) 城市有自身固有的生活秩序，因此人們(men) 就不能隨心所欲地改變它的物質結構和道德秩序。

例如，城市規劃確立了城市的邊界，並大體(ti) 上規定了市內(nei) 各種建築物的地點和性質，還對市內(nei) 私營和公營的建築物的安排作出硬性規定。前麵，讀到，城市的改變是有一個(ge) 限度的，在這個(ge) 限度以內(nei) ，人類特性發展的必然趨勢會(hui) 使這些建築物和地區越來越難以控製。比如說，在美國私有製的社會(hui) 製度下，不可能預測某個(ge) 地區內(nei) 人口集中可能到達的程度。城市無法確定土地價(jia) 格，這項任務常常是委托給一些私人企業(ye) ，由它們(men) 去決(jue) 定城市範圍的大小、有關(guan) 居住區和工業(ye) 區的分布等。這樣，個(ge) 人的興(xing) 趣愛好同客觀條件之間，職業(ye) 和經濟利益之間必然形成分離，大城市人口的分化就是這樣發生的。久而久之就逐漸形成了大城市既無設計又無控製的人口組織和分布形式。”

“城市規劃的基本輪廓其實是由當地的物質的、地理的與(yu) 自然環境的各項優(you) 劣條件決(jue) 定的，包括交通設施。隨著城市人口的增加，一些更為(wei) 細致的影響，例如同情、敵對，以及經濟支柱等才逐漸支配了人口的分布。商業(ye) 及工業(ye) 都要爭(zheng) 取有利的地點，並把大宗人口吸引到自己周圍。時髦的居住區接連出現了，窮人由於(yu) 無力償(chang) 付昂貴的地價(jia) ，被排擠出來。與(yu) 此同時又出現了貧民窟，大批的窮人在社會(hui) 的擠壓下無力保護自己，淪落到被遺棄的地位。”（《城市社會(hui) 學——芝加哥學派城市研究文集》）

美國私有製的社會(hui) 製度下的城市發展，就是首先建基於(yu) 經濟性之上的城市空間。這種局麵後來一直沒有改觀。這也是聯合國“社區發展”行動的緣由之一。這同時說明政治的意義(yi) ，或者說這才是政治的意義(yi) 之表現。

盡管在美國城市社會(hui) 學芝加哥學派崛起之時，城市的隔離效應還沒有普遍化和徹底化，正因為(wei) 如此，他們(men) 談起鄰裏，具有塗爾幹同樣的浪漫情懷：

“這當然是社會(hui) 生活中最顯而易見的事實，而且是經年累月一直習(xi) 傳(chuan) 下來的。人們(men) 應當本能地理解與(yu) 你為(wei) 鄰的人，你的左鄰右舍最有權要求你的友誼關(guan) 係。鄰裏是一種社會(hui) 單位，它的周圍界線比較明確，內(nei) 部組織比較完整，它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靈敏反應。我們(men) 完全可以把它理解為(wei) 一種有實際作用的社會(hui) 精神。當地的一些頭麵人物，不論他在城裏多麽(me) 專(zhuan) 橫跋扈，他在自己鄰裏中必須與(yu) 同伴永遠平等相處，因為(wei) 他的權力是鄰裏賦予他的。他同自己鄰裏的相處必須十分小心，以誠相待，不敢稍有相欺，因為(wei) 他們(men) 在當地有共同的立意。鄰裏也很通曉自家事物，對他們(men) 也很難相欺。”（羅伯特 A·伍茲(zi) 《社會(hui) 改造中的鄰裏》，轉載自《城市社會(hui) 學——芝加哥學派城市研究文集》）

然而這種鄰裏，在建基於(yu) 經濟性之上的城市空間流動中，跟社區一樣已經不斷被強外部性切割破碎。鄰裏的自然性遠遠大於(yu) 社區的自然性，但也因此被切割殆盡。鄰裏之間不再具有生產(chan) 共同的社會(hui) 精神的機能。

21世紀的基層問題或者說共同體(ti) 問題，主要是指如何在大都市區建設基層和共同體(ti) 。如果能完成這一任務，其他任務也就迎刃而解。

●流動性與(yu) 陌生化：當前政治性重建的核心問題

中國當前的基層製度創新必須在這三個(ge) 時代背景中來認識。一個(ge) 是處於(yu) 國家競爭(zheng) 中的民族國家，一個(ge) 是大過渡時代中的中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一個(ge) 是城市化、特別是都市化。而核心是流動性及隨之而來的切割或隔離、陌生化。

我們(men) 應區分兩(liang) 種流動性：一種是由民族國家間通過壓縮和傷(shang) 害政治性以增強競爭(zheng) 力的競爭(zheng) 性政策或法律所導致的資本流動及隨之而來的人類流動。一種是由技術和地理等導致的資本流動及隨之而來的人類流動。前者是必須避免的，後者是必須進行優(you) 化管理的。

我們(men) 麵對的困難不是“陌生人”，而是“陌生人社會(hui) ”，或者說“陌生社會(hui) ”，或者說社會(hui) 陌生化。這是兩(liang) 個(ge) 可以說根本不相關(guan) 的問題，盡管是一詞之差。熟人社會(hui) 裏，並不是沒有陌生人。陌生社會(hui) 裏也並不是沒有熟人。問題在於(yu) 何種原則、何種精神、何種人際占主導地位。

舉(ju) 例來說。在陌生社會(hui) 裏，契約精神被納入家庭。德國關(guan) 於(yu) 民法典將契約精神納入家庭的討論史，一方麵覺得不用契約精神，平等就無法實現，另一方麵又覺得這會(hui) 失去家庭的味道，敗壞家庭。美國某法學教授的文章《家庭法一百年》，從(cong) 美國很多州通過《無過錯離婚法》談起。反對這一法律的人稱之為(wei) “單方遺棄法”。該作者也陷於(yu) 德國人的困境，一方麵意識到這種法律不斷在加劇對家庭的敗壞，另一方麵找不到解決(jue) 的辦法。也許在儒家看來，這隻是男女無別故夫婦失義(yi) 。

中國古代“男女授受不親(qin) ”的智慧，一直被現代人嘲笑，理由就是那些教條法學家所強調的契約精神、自由精神、平等精神。現代社會(hui) 的預設是“每個(ge) 人都是超人”，而男女授受不親(qin) 的智慧就在於(yu) 把每個(ge) 人還原為(wei) 凡人，采取物理隔離的方式保障“男女有別，然後夫婦有義(yi) ”的人倫(lun) 。“夫婦有義(yi) ”是熟人社會(hui) 首要的原則之一。這種物理隔離與(yu) 流動性造成的隔離的本質區別是，前者沒有等價(jia) 交易這個(ge) 中介環節，其目的也隻是嗬護持續性照麵。

這種智慧也就是“在給定處著力”的智慧。在一定的社會(hui) 關(guan) 係中，養(yang) 成某種經驗結構，或者說心性結構；然後再以此出發來理論，自然信心不疑；然後再以此為(wei) 基礎修身養(yang) 性，那就堅定不移。如果沒有第一步的“在給定處著力”，後麵的言說便永遠處於(yu) 相互的“不可思議”狀態、“不可理解”狀態，相互之中便成為(wei) 具有“不可入性”的他者。“在給定處著力”的社會(hui) 安排，也很大程度地避免了西方古典自由主義(yi) 所謂的“強製”。其中最重要的“給定處”便是現成的建築環境。

簡單地說，一個(ge) 長期生活在相對而言稱得上“熟人社會(hui) ”的社會(hui) 裏，他與(yu) 他人具有一定的默契，這時有人與(yu) 他談論“他者的不可入性”，此人會(hui) 被視為(wei) 瘋子。而一個(ge) 長期生活在相對而言稱得上“陌生人社會(hui) ”的社會(hui) 裏，他與(yu) 他人幾乎不具有默契，稍有點默契還是訓練出來的（西方心理學或者人力資源管理、軍(jun) 隊中就有很多訓練人際默契的科目），這時有人跟他談論“人倫(lun) ”，此人同樣會(hui) 被視為(wei) 瘋子。

人們(men) 一般以為(wei) “四海之內(nei) 皆兄弟”是談論“陌生人”的。這種說法不能說錯了，但也不是說對了。我們(men) 必須區分“陌生人社會(hui) ”中的“陌生人”和“熟人社會(hui) ”中的“陌生人”。“四海之內(nei) 皆兄弟”這句話，說的隻可能是“熟人社會(hui) ”中的“陌生人”，而不是“陌生人社會(hui) ”中的“陌生人”。

做簡單的語式分析，這句話的核心是“兄弟”。這是一個(ge) 暗喻，本體(ti) 是“四海之內(nei) ”的陌生人的關(guan) 係，喻體(ti) 是“兄弟”。為(wei) 什麽(me) 要比喻呢？就是為(wei) 了更形象更具體(ti) 地理解“本體(ti) ”，是讓對“本體(ti) ”不熟悉的人通過其熟悉的東(dong) 西來想象和理解“本體(ti) ”。

換言之，你必須在日常經驗中首先有“兄弟”之情，有對待“兄弟”的情感和經驗。然後主張“四海之內(nei) 皆兄弟”的人說：你應該像對待你的兄弟一樣去對待“四海之內(nei) ”所有的人。

用“陌生人社會(hui) ”中的規則來說這句話，就是“兄弟皆四海之內(nei) ”，或者“比鄰若天涯”。這顯然是預設對方不知道如何處理兄弟關(guan) 係，但非常熟悉和善於(yu) 處理陌生人關(guan) 係。為(wei) 了讓他知道兄弟關(guan) 係，就對他說：兄弟關(guan) 係跟陌生人關(guan) 係差不多，你可以跟處理陌生人關(guan) 係一樣處理兄弟關(guan) 係。比如一個(ge) 獨生子女想知道什麽(me) 是兄弟情誼，別人跟他解釋不清的時候，就會(hui) 說：兄弟關(guan) 係沒什麽(me) 特別的，跟四海之內(nei) 的陌生人之間的關(guan) 係沒區別，除了“明算賬”，除了契約是真實的，其他的都是虛幻的。

從(cong) 這個(ge) 比喻也可以看出，“陌生人社會(hui) ”或者是“社會(hui) 陌生化”的問題，不是我們(men) 置身於(yu) 其中如何應對的問題，而是如何取代這種社會(hui) 狀態的問題。因為(wei) 任何一種文化或文明或文教，都是不可能置身於(yu) “陌生化社會(hui) ”而能有應對的。“陌生化社會(hui) ”是反人類的、反社會(hui) 的、反人文的，是人類和社會(hui) 墮落的表現。假如把社會(hui) 陌生化當作現成的出發點來展開討論，則是緣木求魚。然而這種趨勢的正當性越來越高，很多社會(hui) 科學學者和政治家將這一趨勢當做思考和行動的前提、出發點，其中法學家、法律政治家尤甚。

一般而言，人類相互聯係的擴大，確實是有助於(yu) 人類，特別是有助於(yu) 人類實現類的具體(ti) 性，但是熟人社會(hui) 的全麵崩潰，則讓這種聯係的擴大變成反人類的。類的具體(ti) 化最終必須通過人倫(lun) 和人文的規則來實現。類的具體(ti) 化，便是人倫(lun) 和人文在全人類的實現。

類的具體(ti) 性，首先是類的組織化、一統化。人們(men) 在類的共同體(ti) 層麵得到相對平等的嗬護。類共同體(ti) 的出現，是至關(guan) 重要的。

但類之所以能成為(wei) 共同體(ti) ，是因為(wei) 在地性小共同體(ti) 的原則和機製演化擴展為(wei) 類群體(ti) 。隻有這樣，類群體(ti) 才能成為(wei) 類共同體(ti) 。

人倫(lun) 是持續性照麵的類型。人文是持續性照麵的積澱和風格。陌生化社會(hui) 沒有積澱，無法涵養(yang) 。隻有延異。延異是持續的再分化。人文源於(yu) 風俗習(xi) 俗的演化和內(nei) 化，而“俗”源於(yu) 人群內(nei) 部相互照麵的可持續性。流動性和陌生化，不可能產(chan) 生風俗習(xi) 俗。流動性和陌生化要求計算式理性，現代法律體(ti) 係很多就是這種理性的產(chan) 物，它不斷地在抹除習(xi) 俗理性，這在家屬法中表現最為(wei) 明顯。習(xi) 俗理性的要義(yi) 在於(yu) 多義(yi) 互動演化。

競爭(zheng) 確實是活力的來源，而自由競爭(zheng) 將活力極大化。滿則損。將政治性確立為(wei) 競爭(zheng) 的前提和基礎，並把它作為(wei) 一個(ge) 原則貫徹到人類所有的社會(hui) 領域，這種競爭(zheng) 雖然不再是自由競爭(zheng) ，但競爭(zheng) 的充分性依然成立。競爭(zheng) 性的充分性不決(jue) 定於(yu) 競爭(zheng) 的自由性，而決(jue) 定於(yu) 競爭(zheng) 的規則平等性。

●社區：當前政治性重建的基本路徑

城市化時代，社區成為(wei) 基層的主要構成和通名，是在地性社會(hui) 體(ti) 或在地性小共同體(ti) 的通名。如何理解和建設社區，已經是目前政治性的主要來源之一。

社區比較通用的定義(yi) 是地域性居民社會(hui) 生活共同體(ti) ，也是中國政策采用的說法。根據各方說法，它至少包括以下幾個(ge) 要素：

1、  一定地域範圍內(nei) 所有的居住人群。

2、  他們(men) 具有一定的共同利益或相關(guan) 利益。

3、  他們(men) 之間存在一定的持續互動的關(guan) 係。

4、  他們(men) 具有一定的認同感。

但是這樣的社區是怎樣形成的，各方說法不一。“自發形成”一說似乎越來越占上風，從(cong) 具體(ti) 表述來看，都與(yu) 當前強調“自治”有關(guan) 。流行說法都把它定義(yi) 成“居民自治組織”。

但從(cong) 當代社區概念發展和推廣過程來看，它依然是“擬鄉(xiang) 村共同體(ti) ”概念，特別是聯合國推動“社區發展”的過程更能說明這一點。這一概念首先多使用於(yu) 鄉(xiang) 村社區、小城鎮社區、發展中國家。“在聯合國的推動下，社區發展經曆了由點到麵，由農(nong) 村向城市，由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由側(ce) 重解決(jue) 經濟發展問題向經濟和社會(hui) 協調發展的擴展過程。”（《中國基層社會(hui) 重構：社區治理研究》）直到1961年，聯合國發表《都市地區社區發展報告書(shu) 》，指出盡管城市社區人口流動性大，人際關(guan) 係不同於(yu) 鄉(xiang) 村，但居住在同一社區就會(hui) 有共同的利益要求，也就會(hui) 有共同的行動基礎，並提出要在城市推廣社區發展計劃。20世紀60年代以來，許多發達國家在不同地區、不同的領域都實施過社區發展計劃。美國肯尼迪-約翰遜政府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向貧困宣戰”和“大社會(hui) ”的大規模社會(hui) 改革計劃，將“社區行動方案”納入其中。

聯合國的“社區發展”行動，就是想利用社區可能的“共同行動”來解決(jue) 社會(hui) 問題，同時也實現社區重建。這是利用看得見的地域性“共同行動”來解決(jue) 社會(hui) 問題，實現人類發展的行為(wei) 。而流動空間對其的切割，其實已經使社區居民成功“共同行動”主體(ti) 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社區內(nei) 居民“共同行動”的可能性雖然一直存在，而且有強有弱，但轉化為(wei) 現實性，並不是必然的。它必須至少經過以下三個(ge) 環節：因共同居住而產(chan) 生共同利益、因共同居住和共同利益而產(chan) 生共同認同、因共同利益和共同認同而產(chan) 生共同行動。少了任何一個(ge) 環節，都不可能產(chan) 生可持續的共同行動。沒有可持續的共同行動，就很難達到聯合國所謂的解決(jue) 社會(hui) 問題的目的。社會(hui) 問題是一個(ge) 連續過程，共同行動也必須是一個(ge) 連續的過程。這也是一切共同體(ti) 的基本原理。

共同居住形成的共同利益，有客觀的，也有主觀的；有自發的，也有自覺的；有內(nei) 生的，也有外生的。但共同利益的客體(ti) 化和外顯化是非常重要的一個(ge) 原則，也是共同體(ti) 可能持續的客觀基礎。

共同利益的客體(ti) 化最主要的形式，是共同體(ti) 的公有財產(chan) ，特別是公有不動產(chan) 。這是共同體(ti) 財政自主的主要基礎。共同體(ti) 層麵的財政自主是共同體(ti) 共同行動最堅實的客觀基礎。共同體(ti) 成員的稅賦並不構成共同體(ti) 的堅實基礎，而隻是必要補充。政治性的經濟基礎多不構成直接的經濟性。政治性和經濟性不是以政治形式和經濟形式的區分為(wei) 區分標準的。在市場經濟環境中，政治性的經濟基礎具有一定的經濟性，即經營性。在堅守政治性的基礎上，其經濟資源並不忌諱經濟性。經濟不必然是經濟性的，政治也不必然是政治性的。

共同利益的客體(ti) 化是外顯化的基礎，但不等同於(yu) 外顯化。外顯化的主要方式有麵向全體(ti) 成員的授權儀(yi) 式、共同利益的標誌化、共同體(ti) 成員的全麵告知和認知等。在流動性社會(hui) 中，共同體(ti) 成員對共同體(ti) 公有財產(chan) 的權利的確認、流轉和繼承是困難之一。困難之二是業(ye) 主權利與(yu) 公民權利的分配。對業(ye) 主的授權會(hui) 影響公民權利的分配正義(yi) 。但非投資性業(ye) 主又確實是大都市社會(hui) 的可治理對象。

持續的共同行動，主要表現是共同行動的細微化。共同體(ti) 在公有財產(chan) 之外的共同利益還有很多，也是現在的法律政治觀念最所看重的，比如共同的安全、相鄰權、共同的排水係統、公共空間、共同的便利設施等等。

●社區建設的政治能動主義(yi)

社區在國家結構中的地位，在不同的時代是不同的。社區的行政功能、政治功能、經濟功能、社會(hui) 功能、生活功能隨時代的變化而變化。

先秦什伍製，應是演自軍(jun) 隊，以做軍(jun) 事之用。軍(jun) 民一體(ti) ，民製必仿軍(jun) 製。中國古代長期是“都野”製度，是以分散在各地的“都”城為(wei) 中心的“都野”治理體(ti) 係；廣大的遠離“都野”的地方，並沒有被納入治理範圍。納入治理範圍的，必須高度組織化，才能維持“都野”對周邊較遠地區的統治地位。這些遠離“都野”的地區，要麽(me) 沒有常規治理，要麽(me) 被各種山寨非正式治理；政府對它們(men) 的常規治理在很長時期裏無法實現。政府對這些遠離“都野”的地區的統治，是一種非常規的治理。

正因此，“統治”一詞必須得到合理界定，必須區分“統治”和“治理”。治理必然是統治的，但統治的不必然是治理的。統治必須建立在治理的基礎之上，但統治的範圍向來是遠遠大於(yu) 治理範圍的。“統治”總是通過對核心區域的良好治理來實現對非核心地區的統治。“治理”必然是組織化的，甚至是全能的。

“發展緩慢的農(nong) 村（它更多地創造產(chan) 品）顯示出僅(jin) 僅(jin) 在生態結構上發生微小變化；而迅速發展的城市（它更多地分配產(chan) 品）則與(yu) 農(nong) 村相反，它的深刻而頻繁的變化取決(jue) 於(yu) 統治階級的組成和政治目的，它的變化的影響涉及整個(ge) 社會(hui) 。人們(men) 開始嚐試新的文化運動，以不斷的努力來使城市的形式適應於(yu) 不斷變化的外界條件和要求。”

“經過不斷開墾荒地和灌溉，人們(men) 得到了更多的新的可耕地。種植的糧食一部分可以用來換取其他貨物，另一部分可以為(wei) 大規模集體(ti) 勞動做準備。這種螺旋形上升的新的經濟結構就這樣開始了：繁忙的農(nong) 業(ye) 經濟能生產(chan) 出更多的糧食，超過了這塊土地自身的需要。剩餘(yu) 農(nong) 產(chan) 品被集中在城市裏，城市人口才得以增長，城市的手工業(ye) 、貿易及服務業(ye) 才有可能發展，城市的發展反過來又可以促進農(nong) 業(ye) 產(chan) 量的提高。同時，城市又依靠技術和軍(jun) 事上的優(you) 勢保證了它對農(nong) 村的統治。”（《世界城市史》，【意】貝拉沃羅著）

在曆史上，“生產(chan) /分配”、“經濟/政治”，曾經構成“農(nong) 村/城市”的同構格局。這其實表明在世界範圍上曾經存在類似“都野”的治理體(ti) 係和統治體(ti) 係。當然，這在古代中國是自覺的。這種統治-治理體(ti) 係就會(hui) 對治理體(ti) 係中的社區提出相應的要求，即作為(wei) 統治體(ti) 係的基礎組織存在。

關(guan) 於(yu) 中國保甲製度具體(ti) 功能的變遷及其基本價(jia) 值，聞鈞天所著《中國保甲製度》一書(shu) 有精彩言論：“要之，此種法製之精旨，在周之政主於(yu) 教，齊之政主於(yu) 兵，秦之政主於(yu) 刑，漢之政主於(yu) 捕盜，晉魏主於(yu) 戶籍，隋主於(yu) 檢察，唐主於(yu) 組織，宋始正其名，初主於(yu) 衛，終則並以雜役，元則主於(yu) 鄉(xiang) 教，明則主於(yu) 役民；清則主於(yu) 製民，且於(yu) 曆朝所用之術，莫不備使。……雖然，累朝應用之政策，固不可以強同，但保甲本身組織之效用，正無二致，其治體(ti) 之價(jia) 值，亦複不可輕視。”“可知保甲不僅(jin) 為(wei) 一建立政治組織之製度，且為(wei) 健全社會(hui) 組織之製度。所謂相保相救相育相成，以和人民之政者在此。”

聞鈞天首先定義(yi) “保甲製度，為(wei) 共同擔保，共同責任之製度，其組織，深合全民政治之原則，而機能效用，可為(wei) 增進地方行政體(ti) 係整肅之方，故其目的，將使無一家無一人不得其治焉。自廣義(yi) 方麵言之，即吾國之地方自治製度。自狹義(yi) 方麵言之，即農(nong) 村之保衛政策……。”

這些論述點出基層社會(hui) 建設的曆史共性：其國家功用可因時勢不同而異，但其固有之組織和價(jia) 值則是永遠存在的。質而言之，各朝利用的都是保甲組織“共同行動”這一特點。沒有“都野”治理體(ti) 係內(nei) 保甲組織的“共同行動”，“都野”就無法實現對遠離“都野”的地區和人們(men) 實現有效的統治。

但聞鈞天有一判斷，我認為(wei) 並不成立。“然依中國古代保甲組織行政而論，其與(yu) 中央政府行政關(guan) 係，適成相應之現象；即中央政府紀綱衰替之日，地方行政製度，無不因之崩頹。此正因過去之保甲組織，僅(jin) 備機能，未賦以權力，故其為(wei) ‘他動的自治’，而非‘自動的自治’之性質明甚。今後之組織，使變他動為(wei) 自動，端在意義(yi) 與(yu) 方法之認識為(wei) 如何，是不可以不辯。”

大多社區之運作和完善，無論古今中西，都端賴政府推動。沒有政府推動，最多隻是宗族性的或宗教性的共同體(ti) 式社區，具有一定的在地性，但不是真正的在地性共同體(ti) ，因為(wei) 在地性共同體(ti) 不應具有排斥性。凡是在在地性共同體(ti) 層麵相對平等對待成員的共同體(ti) ，都離不開政府推動。宗教性或宗族性共同體(ti) 式社區在流動性社會(hui) 中，具有極大偶然性。這兩(liang) 種共同體(ti) 式社區，在中國古代也不因中央政府紀綱衰替而崩頹，而“自治”也是現代人給予的追認式描述。

總的來說，保甲製度體(ti) 現的，是中國古代在基層社會(hui) 建設上的“政治能動主義(yi) ”，而不是所謂的“他動的自治”。我把中國古代國家根據政治需要對基層社會(hui) 進行規劃，稱為(wei) 內(nei) 在於(yu) 社區建設的“政治能動主義(yi) ”。“他動的自治”隻是一種外在認知，因為(wei) 它忽視“基層”同樣內(nei) 在於(yu) 國家組織之中。聯合國的“社區發展”行動，也體(ti) 現了“政治能動主義(yi) ”。

基層社會(hui) 建設中的政治能動主義(yi) ，表明了一種關(guan) 注微觀、基層、生命、生活等獨特的政治視野。

良好的基層社會(hui) 建設，是社會(hui) 自發主義(yi) 與(yu) 政治能動主義(yi) 的結合。熟人社會(hui) 基層政權的自治性比陌生化社會(hui) 基層自治組織的自治性要高得多。但在現代以高樓大廈為(wei) 標誌的城市社會(hui) 裏，基層社會(hui) 建設又帶有更為(wei) 複雜的特點，政治能動主義(yi) 可能會(hui) 更加突出。如果不突出這一點，政治能動便會(hui) 被視為(wei) 基層社會(hui) 建設中的消極性因素或負麵因素。

我們(men) 不必忌諱社區是政權的一級，而在於(yu) 它是以什麽(me) 樣的形式實現在地性小共同體(ti) 與(yu) 國家政治的貫通。比如業(ye) 主委員會(hui) 的負責人自動成為(wei) 基層政權的政務委員會(hui) 成員，比如執政黨(dang) 基層組織的在地化（而不隻是業(ye) 緣化），等等。

在現代社會(hui) ，社區不再是稅賦雜役性基層組織，甚至也不是捕盜保衛性基層組織，企業(ye) 、公安與(yu) 市政等已經把這些功能完成。因此，共同認同非常重要，更加體(ti) 現出實現居民之需要的功能。還有就是“俗教”功能。“俗”本就源於(yu) 長期的共同生活和共同認同，將教化嵌入這樣的“俗”中，既能“潤物細無聲”，又能“教”“俗”互動：“教”提升“俗”，化“俗”為(wei) “教”；“俗”賦予“教”以力度、深度。

●社區建設的基本原則和具體(ti) 方法

作為(wei) 居民之基本需要的社區。這是任何朝代、任何社會(hui) 都無法避免的問題。不能因為(wei) 其他任務重要而抹殺或忽視這個(ge) 層麵。嚴(yan) 格地說，其他功用應該以不傷(shang) 害這個(ge) 原則為(wei) 基礎。居民對社區的基本需要可能也會(hui) 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但其基本類型應該比較一致。簡而言之就是生命與(yu) 生活兩(liang) 個(ge) 層麵。前者也可以說是精神生活情感生活。

居民之基本需要，在具體(ti) 的個(ge) 人那裏，並不是總是一致而和諧的；在更多的時候，它們(men) 是衝(chong) 突的、模糊的，甚至是曖昧的。分化出來而功能單一化的諸多社團，就成為(wei) 這種需求結構的一個(ge) 外部反映。多元需求結構與(yu) 多元社團結構之間的互動，構成一種惡性循環。

必須將地緣性聚集建設成為(wei) 地緣性共同體(ti) 。地緣性聚集是人的一種基本狀態，地緣性共同體(ti) 是人的一種基本需要。過去的地緣性共同體(ti) 是自然形成的，具有一定的非完全性、半野蠻性，而現在的市場化、資本化已經嚴(yan) 重影響這種自發形成，這時自覺建設的努力就顯得尤其重要。而建設要義(yi) 依然是讓它在自生自發中實現。所謂自生自發，在中國就是潤物細無聲，就是在給定處著力。

然而，到目前為(wei) 止，房地產(chan) 開發公司遵循的幾乎是經濟性原則，而且是自發的經濟性原則。應該以社區開發機構來取代或統攝房地產(chan) 開發公司。社區開發機構以政治性為(wei) 本、經濟性為(wei) 輔的原則，在大城市格局中進行社區開發和建設。它至少要遵循以下幾個(ge) 原則：

1、有利於(yu) 宜居。

關(guan) 於(yu) 宜居的討論已經很多，這些討論大多是有利於(yu) 宜居的，凡是不與(yu) 此處其他原則相衝(chong) 突的宜居主張幾乎都是正確的。這裏不再詳述。這些討論也表明人類正在從(cong) 不同角度不自覺地切入政治性。

2、有利於(yu) 熟人化。

最直接的表現和評估，是社區內(nei) 居民相互照麵的頻率是否提高。建築環境的給定性最高，因此建築環境對人們(men) 相互照麵頻率的有利性也是最關(guan) 鍵的。在此基礎上的社區組織和社區活動除了自身是否有利於(yu) 人們(men) 相互照麵的頻率，同時還是最終實現建築環境給定性的路徑，也是建築環境給定性的表現形式。在很大意義(yi) 上，熟人化是宜居的根本性標誌和評估指標。這都是從(cong) 客觀性角度論述的。人們(men) 對社區內(nei) 其他居民照麵是否有主觀願望及願望的強度，則是熟人化成功與(yu) 否的主要標誌。最後熟人化的社區成為(wei) 熟人社會(hui) 和人倫(lun) 社會(hui) ，還需要很長的一段路。此處不論。

3、有利於(yu) 基層政權嵌入社區和對社區的有機化。

國家是任何一種社會(hui) 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最高形式。之所以最終發展到這一步，是因為(wei) 此前的形態和狀體(ti) 已經發展到了無法自給的地步，而國家隻是自給的最高狀態的命名，是組織化的最高狀態。它所實現的是權力的普遍化，運用普遍化的權權力集中全體(ti) 民眾(zhong) 的力量，以實現人們(men) 所需要的自給。普遍化的權力可以有不同的形態和形式，但這種權力的普遍化是必需的。

普遍化的權力成為(wei) 大共同體(ti) 的力量的前提之一，便是與(yu) 上層政府相通的基層政權對社區的嵌入和有機化。有機政府的誕生，或者說大共同體(ti) 的誕生，至少需要兩(liang) 個(ge) 前提，基層政權的有機化、基層政權與(yu) 上層政權的相通性。在強調自治的今天，比如業(ye) 主委員會(hui) 的負責人可以自動成為(wei) 基層政權政務委員會(hui) 的成員，便是一種自治與(yu) 政權相通的路徑。

4、有利於(yu) 與(yu) 政府保持一致和互動的社團開展活動，有利於(yu) 執政黨(dang) 基層組織的在地化。

政黨(dang) 是現代社會(hui) 政治力量的主要組織，它跨越政治的各個(ge) 層級，具有很強的動力性。政黨(dang) 是否成為(wei) 有政治性的政治組織，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看它是否是有機政黨(dang) ，或者有機性的強度。典型的有機政黨(dang) 必須在基層就已經有機化，因此社區開發必須考慮到是否有利於(yu) 與(yu) 政府保持一致和互動的社團對社區的有機化。執政黨(dang) 基層組織對黨(dang) 員應該進行地緣性和業(ye) 緣性的雙重登記和管理，其中地緣性管理優(you) 先。

5、有利於(yu) 社區成員就近就業(ye) 。

這是解決(jue) 居住和工作地點隔離的主要手段。就近就業(ye) 的比例並不一定要求很高，在同一個(ge) 單位有10%到30%的人是就近就業(ye) 的，單位氛圍、精神氣質等就可能會(hui) 發生根本變化。這個(ge) 比例可以進一步研究，確定一個(ge) 相對有效的比例出來的。做到就近就業(ye) ，不一定需要通過強製企業(ye) 就近招聘的辦法。但可以強製和建設社區信息優(you) 先共享，比如建立社區信息共享通道，規定社區企業(ye) 招聘信息對社區的發布，甚至是優(you) 先發布。在全麵信息化時代，不能讓遠距離信息打敗近距離信息。建立近距離信息優(you) 先共享的通道和機製，本身就是城市化時代的差序建設，其首要方式就是社區信息優(you) 先共享。必須加強虛擬社區對實體(ti) 社區的服務功能。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本來已經創造一種單位大院型的城市社會(hui) 空間。這種單位大院與(yu) 居委會(hui) 相並存。然而這種單位大院後來被作為(wei) 一種落後東(dong) 西而放棄，而不是作為(wei) 不變量之一通過推動其他變量來實現變革，以至於(yu) 這種城市社會(hui) 空間全麵崩潰。悲哀的是它作為(wei) 選項之一的地位都沒有。

這五大原則可能有交叉，但為(wei) 了充分揭示它們(men) 的意義(yi) ，本文不惜重複囉嗦。此外還有一些方法可供參考。

A、看得見的社區邊界

社區擁有看得見的邊界，是很重要的。所謂看得見的邊界，就是看得見的小（地緣性）共同體(ti) ，就是看得見的地緣性差序格局。

看得見，是一種非常強大的力量。它來源於(yu) 空間關(guan) 係的確定性。看得見的邊界，就是空間關(guan) 係的確定化。所謂看得見的正義(yi) 也是這樣一個(ge) 道理。在不同形態的社會(hui) 中，看得見的正義(yi) 的表現形式是不一樣的。在陌生化社會(hui) 裏，看得見的正義(yi) 可能主要是法律；在熟人社會(hui) 裏，看得見的正義(yi) 可能主要是社區裏有威望的人說的公道話。看得見的邊界，便是作為(wei) 生活共同體(ti) 的社區裏看得見的正義(yi) 之一。看得見的邊界，是可感知秩序的開端。

有了看得見的邊界，小（地緣性）共同體(ti) 的共生感、認同感就有了一種自生自發的生成力量。無需進行強大的宣傳(chuan) 和號召，這種共生感和認同感便在日常無意識中生成。如此生成的共生感和認同感是堅固的。

因此，加強邊界意識，並不是培養(yang) 封建意識，而是確立地緣上的立身之“地”，由此出發，“界”而“通”的心懷“天下”。地緣上的立身之“地”，在當下被忽視，這是很可怕的。

地緣邊界，在當下“大”公共時代，可能得首先通過標識來強化；其次通過社區活動來強化；再次通過社區間友誼賽來強化。

地緣邊界，首先可以解決(jue) 一個(ge) “位置”的問題。所謂的社會(hui) 位置、心理位置、意義(yi) 位置如果最後沒落實到物理位置，依然是飄忽不定的。

B、可共同參與(yu) 的社區節日：

1、節日時間選擇。社區開端日、社區有德名人紀念日、社區重大事件（或喜慶或災難）紀念日等等。公推公選，參與(yu) 進來的社區公民越多越好

2、節日方式之一：五教共和——儒家、道教、佛教、基督教、穆斯林。

3、節日方式之二：社區公民德行獎勵、社區內(nei) 企業(ye) 德行獎勵、社區內(nei) 社工獎勵等

4、節日方式之三：社區公民才藝展示及嘉獎

5、節日方式之四：社區家庭、社區內(nei) 鄰居、社區公民文體(ti) 賽事

6、節日方式之五：社區公民廚藝展示

7、節日方式之六：相鄰社區相關(guan) 展示和賽事

8、節日方式之七：社區讀書(shu) 大賽——藏書(shu) 比賽、書(shu) 評比賽、朗誦比賽、作文比賽等

9、節日方式之八：節日商機

……

C、可共同參與(yu) 的社區儀(yi) 式

社區禮儀(yi) 之一：迎送禮儀(yi)

這是社區比較重要的一個(ge) 儀(yi) 式。

迎新禮儀(yi) ：社區接納新公民、新公民開始融入社區的儀(yi) 式活動。可以在每年選定一些日子，統一對社區新公民舉(ju) 行迎新儀(yi) 式：一方麵是大家統一“照麵”，另一方麵也是社區新公民對社區的宣誓。換言之是一個(ge) 相互的照麵、認識、承諾、宣誓的活動。

歡送禮儀(yi) ：社區歡送移居出去的公民，也是相互感激、感恩、祝願的儀(yi) 式活動。

……

●隻有小共同體(ti) 的豐(feng) 富性，才能支持大共同體(ti) 的存在。

相對而言，社會(hui) 主義(yi) 也是如此。全體(ti) 社會(hui) 主義(yi) 的豐(feng) 富性和堅實性，也最終決(jue) 定於(yu) 各種社會(hui) 主義(yi) 的小共同體(ti) 的豐(feng) 富性和堅實性。

哈耶克的個(ge) 體(ti) 知識論，恰恰支持了個(ge) 體(ti) 對小共同體(ti) 的依賴。個(ge) 體(ti) 知識的高度有限性，則要求個(ge) 體(ti) 對自己的小環境相當熟悉，以至於(yu) 達成小共同體(ti) 的效果。小共同體(ti) 有助於(yu) 增強個(ge) 體(ti) 知識在小環境中的有效性，而大多數人的生存感知首先決(jue) 定於(yu) 自己的小環境。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

責任編輯：葛燦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