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及建構性的後現代主義(yi)

作者：湯一介

來源：《人民論壇雜誌》2013年07月23日

時間：2013年07月26日

我們(men) 處於(yu) 什麽(me) 時代?

從(cong) 世界角度來看，我們(men) 現處的時代可能被看作是一個(ge) 過渡期，從(cong) 18世紀初期開始的現代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的啟蒙運動到後現代社會(hui) 的“二次啟蒙”。從(cong) 中國角度來看，我們(men) 的時代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實現偉(wei) 大民族複興(xing) 的嚴(yan) 峻時刻。總之，現在的這個(ge) 時代對人類社會(hui) 來說將是走向新時代的一次難得的機遇。

自從(cong) 18世紀的啟蒙時代以來，西方資本主義(yi) 經曆了大約300年，在此期間西方世界實現了令人眼花繚亂(luan) 的“現代化”。但是現在，“現代化社會(hui) ”正在遭遇越來越多棘手的問題。康德主張啟蒙運動的標語應該是理性，但是近年來該“理性”麵臨(lin) 著自身的很多問題。最初，“理性”包含兩(liang) 個(ge) 相關(guan) 的方麵：“工具理性”和“價(jia) 值理性”，這兩(liang) 方麵在人類發展進程中都起著極為(wei) 重要的作用，但是當今世界的現實是“科學萬(wan) 能”以及“工具理性”，已經使得人性化的“價(jia) 值理性”相形見絀，而後者漸漸趨於(yu) 邊緣化。因此，一切都變成了“工具”：人們(men) 成了別人的工具，自然界也變成了人類用來謀取利益的工具。

人類毫無節製地開采、破壞、浪費自然資源，已經嚴(yan) 重破壞了人與(yu) 自然之間正常、和諧的關(guan) 係。反過來，自然環境的日益惡化，也威脅著人類的生存。雖然早在1997年12月，人類就在日本東(dong) 京簽署了關(guan) 於(yu) 限製溫室氣體(ti) 排放的《京都議定書(shu) 》，但是有些發達國家在其實施的過程中設置了重重障礙。這說明啟蒙運動所倡導的“理性”正被一些西方領袖改變為(wei) “非理性”和功利主義(yi) 的“工具”。

隨著工業(ye) 化的興(xing) 起，“自由市場經濟”促進了人類財富的大幅增長，人們(men) 從(cong) 中獲利匪淺。但不可否認的是它也造成了嚴(yan) 重的貧富兩(liang) 極分化。如果“自由市場經濟”繼續像貪婪的怪獸(shou) 那樣增長，沒有有效的監督、控製或限製，遲早會(hui) 引起經濟危機和社會(hui) 紊亂(luan) 。耶魯大學的保羅·肯尼迪教授認為(wei) 自由主義(yi) 將人們(men) 從(cong) 以前市場經濟時代的桎梏中解放了出來，但是它又將人們(men) 推進了金融危機和社會(hui) 災禍的危險之中。啟蒙運動的另一條標語“個(ge) 性解放”，最初是針對宗教迷信和大眾(zhong) 愚昧，鼓勵人們(men) 全麵意識到自己的長處，從(cong) 而全麵發掘他們(men) “自由的”創造力。但是今天，國家已成為(wei) 統治其他國家的工具，帝國主義(yi) 國家對該工具別有所用，以此來支持自己的霸權，將自己的價(jia) 值體(ti) 係強加在其他國家和民族之上，推動一種普遍主義(yi) 。當今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的畸形發展使得人們(men) 不再追求“理性”，而是沉迷於(yu) 權利欲望及金錢崇拜中。因此，不管何種群體(ti) 的人們(men) 都生活在痛苦以及精神衝(chong) 突中：普通人竭盡全力地在惡劣的環境下生存;知識分子不斷經曆著自責與(yu) 內(nei) 疚，因為(wei) 他們(men) 無力解決(jue) 社會(hui) 混亂(luan) ，無法贏取人們(men) 的信任;政治家生存在自我欺騙的狀態下;企業(ye) 家想方設法地找出自己的路子來解決(jue) 相互矛盾的規則和製度。不管級別和身份，似乎人人都向往的幸福生活難以企及，而幸福躲開了所有人。但是，這不是任何一個(ge) 個(ge) 體(ti) 造成的問題，而是在重要的過渡時期的陣痛中整個(ge) 社會(hui) 難以避免的傷(shang) 痛。因此，這是每個(ge) 人義(yi) 不容辭的責任，我們(men) 每個(ge) 人都應該為(wei) 迎接新時代的到來而努力奮鬥。

20世紀90年代在中國興(xing) 起的兩(liang) 種思潮

20世紀90年代，在中國的意識形態和文化圈出現了兩(liang) 種意識形態趨勢，顛覆了傳(chuan) 統的“一元論”。一種趨勢是“後現代主義(yi) ”，一種發源於(yu) 西方的思想，旨在解構“現代性”。20世紀80年代初期，“後現代主義(yi) ”已經進入到中國，但那時並沒產(chan) 生多大影響，然而到了90年代，中國的學者突然對它表現出極大興(xing) 趣。另一種趨勢是“國學熱”，一種對複興(xing)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狂熱追求。事實上，在20世紀80 年代，中國的思想家們(men) 已經大肆宣揚要強調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但是直到90年代這才成為(wei) 一種迫切的潮流，這時候國學在北京大學悄然興(xing) 起。這兩(liang) 種趨勢的興(xing) 起對我們(men) 意味著什麽(me) 呢?

20世紀60年代，為(wei) 了拯救人類社會(hui) ，取締現代性的消極影響，“後現代主義(yi) ”的思潮在西方率先興(xing) 起。在其早期，後現代主義(yi) 是“解構性後現代主義(yi) ”，是被用來解決(jue) 現代社會(hui) 發展進程中出現的問題的一種方法。其目的是解構現代性、顛覆一元論、促進多元化，粉碎權威、徹底消滅現代性的“權威性”和“主宰性”。但是，解構的後現代主義(yi) 既沒有產(chan) 生積極的影響，也沒有為(wei) 新時代勾繪出任何藍圖。

在21世紀的轉折點，基於(yu) 過程哲學的“建構性後現代主義(yi) ”主張將第一次啟蒙運動的積極因素與(yu) 後現代主義(yi) 整合在一起，因此呼籲“第二次啟蒙運動”。

根據懷德海的過程哲學，“人”不應該被看作是萬(wan) 物的中心。相反，人和自然應該被看成密切相關(guan) 的群體(ti) 。過程哲學的主要奠基者小約翰·柯布認為(wei) ，建構性後現代主義(yi) 對解構的後現代主義(yi) 持有批判的態度。我們(men) 已經將生態主義(yi) 融入了後現代主義(yi) 。在後現代這個(ge) 時代中，人與(yu) 人會(hui) 和諧相處，人與(yu) 自然也是。這個(ge) 時代會(hui) 保留現代性的積極因素，超越二元論、人類中心主義(yi) 和大男子主義(yi) ，這個(ge) 時代旨在為(wei) 了共同利益建構一個(ge) 後現代社會(hui) 。

按照過程哲學的觀點，如果第一次啟蒙運動振臂高呼的口號是“解放自我”，那麽(me) 第二次啟蒙運動的口號就應該是“關(guan) 心他者”和“尊重差異”。在他們(men) 看來，如果人們(men) 使用個(ge) 人“自由”的方式損害了群體(ti) 的利益，那麽(me) 他們(men) 勢必會(hui) 削弱自己的“自由”。因此，有必要引進責任和義(yi) 務的概念以及解釋自由和義(yi) 務的內(nei) 在聯係來消除“自由”這一抽象概念，從(cong) 而追求深層的、有責任的“自由”。在西方，建構性後現代主義(yi) 隻是一股細流，影響很小，但是在中國，卻吸引了一批學者的注意力，這些學者熱切盼望民族複興(xing) 。

民族的複興(xing) 必須由民族文化的複興(xing) 來支撐。中國學者有機會(hui) 反思我們(men) 自己的傳(chuan) 統文化，主要因為(wei) 傳(chuan) 統中國文化(國學)經過了一個(ge) 多世紀西方文化的衝(chong) 擊。我們(men) 逐漸認識到應該提倡我們(men) 文化中的哪些成分、摒棄哪些成分、吸收哪些成分。一百多年來，中國學者一直致力於(yu) 吸收和消化“西學”，這無疑為(wei) “國學”從(cong) 其傳(chuan) 統意義(yi) 過渡到現代概念奠定了基礎。新的或者現代的“國學”對於(yu) 中國的複興(xing) 來說絕對是強大的精神動力，對於(yu) 人類社會(hui) 的“和平和發展”也是如此。它將幫助中國全麵實現“現代化”，而且避開西方社會(hui) 不斷經曆的困境。

換句話說，新的國學應該堅持“返本開新”的原則。隻有“返本”(回到源頭)我們(men) 才能“開新”(開啟新的領域)。“返本”要求我們(men) 深刻理解國學的精髓，堅守我們(men) 自己文化中中流砥柱的性質。而“開新”要求我們(men) 對中國及人類社會(hui) 麵臨(lin) 的新問題有係統的理解，這些問題急需解決(jue) 。這兩(liang) 方麵是不可分割的：隻有深入探索國學的本質我們(men) 才能在適宜的時機開辟新的領域。隻有直麵人類社會(hui) 的問題我們(men) 才能更好地促進和更新國學的精髓。因此21世紀，國學的火焰將會(hui) 再一次被“返本開新”的原則點燃，為(wei) 人類社會(hui) 作貢獻。

傳(chuan) 統中國文化很可能對人類社會(hui) 作出劃時代的貢獻

中國正處在民族複興(xing) 的過程中，民族的複興(xing) 必須由民族文化傳(chuan) 統的複興(xing) 來支撐。然而，在這個(ge) 全球化的時代，傳(chuan) 統文化的複興(xing) 要求我們(men) 不僅(jin) 麵對自己社會(hui) 的問題，更要麵對世界性問題。這樣就要求我們(men) 在發展中華民族傳(chuan) 統文化的同時，必須注意到它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這就要求我們(men) 不僅(jin) 密切關(guan) 注我們(men) 自己文化的實際發展，更要關(guan) 注西方文化的早期趨勢。在此作者提出一種可供討論的可能的趨勢，也就是：國學和建構性後現代主義(yi) 的結合(前者是傳(chuan) 統中國文化的學習(xi) ，後者是西方剛剛萌芽的)能不能為(wei) 中國以及世界的健康、理性發展提供幫助?

“人與(yu) 自然是密切相關(guan) 的生命共同體(ti) ”及“天人合一”

小約翰·柯布說：“今天我們(men) 承認人類是自然的一部分，我們(men) 生活在一個(ge) 生態共同體(ti) 中。”這說法雖然直接來源於(yu) 懷德海，但它無疑和中國的“天人合一”理念有著密切的關(guan) 係。“天人合一”是中國傳(chuan) 統思想的核心價(jia) 值理念之一，它和在西方長期流行的“天人二分”理論是兩(liang) 種不同的思維模式。

早在2500多年前，孔子就告誡人們(men) 既要“知天”，又要“畏天”。“知天”是要求人們(men) 認識自然界，以便使人們(men) 可以自覺地利用自然界為(wei) 人類社會(hui) 謀福祉;“畏天”是要求人們(men) 對自然界有所敬畏，盡到保護自然的責任。中國另一位偉(wei) 大的思想家朱熹認為(wei) ，“天不離人，人不離天”。他告訴我們(men) 的是，天生人之後，人與(yu) 天便形成了一種不可分割的關(guan) 係，這種關(guan) 係要求人類彰顯上天的法則，為(wei) 之負責。

眾(zhong) 所周知，人權對我們(men) 而言非常重要，因為(wei) 人不應該被剝奪自由，隻有“自由思考”、“自由演講”、“自由信仰”、“自由運動”等才能實現社會(hui) 進步。然而，如何保護人權的問題經常受到外界力量的幹擾，甚至剝奪。中外都是這樣。許多西方思想家和政治家把人權的概念無限擴大，以至人類可以肆意地破壞自然。所以汪德邁認為(wei) “人”對自然界的權力應該受到限製，應該從(cong) 中國的“天人合一”思想中取得有意義(yi) 的思想資源。

根據基督教的信仰，上帝創造了完整的世界，人類不能再為(wei) 之做什麽(me) 了。然而汪德邁認為(wei) ，上帝在創造世界之後，剩下的就是人類的問題了，人類要自己麵對。正如法國文學家安德烈·紀德所說：“謀事在天，成事在人。”儒家思想中的“四海之內(nei) 皆兄弟”與(yu) 另一個(ge) 傳(chuan) 統的觀念相連，即“天下觀”。該觀點認為(wei) 人類最崇高的理想是“天下大同”(或者協和萬(wan) 邦)。正如《大學》中所寫(xie) 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因此任何民族和國家要考慮的不僅(jin) 是自己的利益，而最終要考慮“天下太平”(即全人類的共同利益)，我認為(wei) 這應是“人權”中的內(nei) 在含義(yi) 。換句話說，西方的“人權”思想應該可以在其他民族思想文化傳(chuan) 統(如中國)中找到能補充和豐(feng) 富其自身的有價(jia) 值的因素，進而使人類社會(hui) 走向更加合理之路。

建構性後現代主義(yi) 的“第二次啟蒙”與(yu) 儒家的“仁學”

建構性的後現代主義(yi) 認為(wei) ，如果第一次啟蒙運動的口號是“解放個(ge) 體(ti) ”，那麽(me) 第二次啟蒙運動的口號就應該是“關(guan) 心他人”和“尊重差異”。前者被描述為(wei) “仁”(善)，儒家學派的核心價(jia) 值觀念。“仁愛”的起點和基礎是“愛自己的家人”(親(qin) 親(qin) )，但是孔子認為(wei) 我們(men) 不應該僅(jin) 僅(jin) 愛自己的家人更應該去愛別人。同樣，正如儒家另一位重要的繼承者孟子所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的思想也與(yu) 建構性後現代主義(yi) 提倡的“關(guan) 愛他人”相一致。建構性後現代主義(yi) 的學者認為(wei) ，他們(men) 的哲學就是在“保留現代性中某些積極因素”的基礎上(主要是一些西方思想家在理性的基礎上倡導的諸如自由、民主、人權等重要的概念)，努力“建構一個(ge) 後現代世界，在此世界中所有生命共同體(ti) 都得到足夠的重視和關(guan) 心”。這可以被看成是“關(guan) 心他人”更為(wei) 深刻的表述。在人類社會(hui) 的發展過程中，文化常常經曆一個(ge) 積累、繼承和創造的過程。後現代主義(yi) 社會(hui) 必須保留現代性的一些積極因素，如“自由”、“民主”、“人權”等，這樣之後“建構一個(ge) 所有生命共同體(ti) 福祉都得到重視和關(guan) 心的後現代世界”的意義(yi) 才得以充分顯現。“尊重差異”可被看作是儒家思想所主張的“道並行而不相悖”的另一種表述。

如何從(cong) 中國傳(chuan) 統觀念的“禮”的角度來定義(yi) “人”和審讀“人權”

人權對於(yu) 現代社會(hui) 來說是一個(ge) 非常重要的概念。但是每種意識形態和社會(hui) 傳(chuan) 統都應該深入探析如何在建設健康理性的社會(hui) 中扮演積極的角色。就像《通過孔子思考》(該書(shu) 由著名的美國哲學家郝大維和安樂(le) 哲合著)書(shu) 中所言：“我們(men) 要做的不僅(jin) 是研究中國傳(chuan) 統，更要使之成為(wei) 豐(feng) 富和改造我們(men) 自己文化的一種文化資源。儒家學派從(cong) 社會(hui) 角度來定義(yi) ‘人’，這是否可用來修正和加強西方的自由主義(yi) 模式?在一個(ge) 以‘禮’(禮貌、禮儀(yi) )建構的社會(hui) 中，我們(men) 能否發現可利用的資源，來幫助我們(men) 可以更好地理解我們(men) 的根基不足卻富有價(jia) 值的人權觀念?”本段主要討論了以下三個(ge) 問題：第一，西方應該永無止境地學習(xi) 中國的思維及文化，更應該運用這些知識去“豐(feng) 富和重構”自己的文化;第二，有必要了解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從(cong) 社會(hui) 角度來定義(yi) “人”的深刻意義(yi) ;第三，中國的“禮”如果被引進到西方的人權概念中也同樣包含有價(jia) 值的因素。

依我之見，郝大維和安樂(le) 哲提出的這三點問題正是針對西方哲學觀念中“根基不足”的現象。第一次啟蒙運動之後，現代社會(hui) 高度重視人類的自由權利，也正是因為(wei) 如此認為(wei) ，社會(hui) 才能夠突飛猛進地發展。自由權利是一種巨大的創造力。也就是說，如果個(ge) 人、國家或者民族在某種情況下濫用自由權利，就會(hui) 對其他個(ge) 人、國家或者民族構成威脅、壓迫，甚至侵犯。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從(cong) 社會(hui) 的角度定義(yi) “人”就意味著“不要從(cong) ‘個(ge) 人’這個(ge) 孤立的角度定義(yi) 人類，因為(wei) 人自誕生以來就必須在各種複雜的關(guan) 係中生活和生長”。那麽(me) 我們(men) 如何處理這複雜的“人的社會(hui) 關(guan) 係”呢?在古代中國，處理這些關(guan) 係時，“禮”被高度重視。雖然“禮”是一種觀念形態的東(dong) 西，但是它對人們(men) 的行為(wei) 確實有著約束力。正如《論語·學而》中所寫(xie) ，“禮之用，和為(wei) 貴”。“禮”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作為(wei) 一種規範社會(hui) 的力量來促進社會(hui) 和諧。《禮記》中寫(xie) 道，“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統治者製定“禮”來防治道德規範被破壞，製定刑法來維持社會(hui) 治安。“禮”在我們(men) 的傳(chuan) 統中備受重視的另一個(ge) 原因是人與(yu) 人之間相互關(guan) 係的重要性。《禮記》中這樣寫(xie) 道：“何謂人義(yi) ?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yi) 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yi) 。”也就是說，儒家學派認為(wei) 人與(yu) 人之間的道德關(guan) 係應該是權利和義(yi) 務的關(guan) 係，而不是單方麵地享受權利而不去履行義(yi) 務。為(wei) 了平衡這些社會(hui) 關(guan) 係中的權利和義(yi) 務，中國的“禮”因此誕生。因此，我認為(wei) 中國前現代社會(hui) 是不是可以稱為(wei) “禮法合治”的社會(hui) ?這當然是儒家學派的一種理想。從(cong) 這一點我們(men) 可以設想，在建立“人權公約”的同時是否也該建立一份“責任公約”，用來平衡“權力”和“責任”。這符合郝大維和安樂(le) 哲所認為(wei) 的——“禮”對西方“人權”觀念可能起著“豐(feng) 富和改造”的作用。人們(men) 可以設想“責任公約”會(hui) 保護和強化“人權公約”。小約翰·柯布認為(wei) “傳(chuan) 統的中國意識形態對建構性後現代主義(yi) 有很強的吸引力，但我們(men) 不能全盤歸於(yu) 它”。相反，我們(men) 的後現代主義(yi) 應該通過嚴(yan) 格科學的方法，使自己適用於(yu) 這日益變化的社會(hui) ，來更新自己。前現代傳(chuan) 統應該吸收啟蒙運動的積極因素，如關(guan) 心和尊重個(ge) 人權利，之後才能對後現代社會(hui) 作出貢獻。這段話對於(yu) 研究我們(men) 的意識形態和文化具有深遠意義(yi) 。傳(chuan) 統的或前現代的中國文化需要吸收啟蒙運動以來現代社會(hui) 的一切積極成果，如自由、民主、人權等“對個(ge) 體(ti) 權利的關(guan) 注和尊重”的思想，而非排斥。除此之外，我們(men) 必須將這些積極的理念付諸實踐，這樣我們(men) 才能順利地將傳(chuan) 統的或者前現代的中國文化與(yu) 後現代主義(yi) 結合起來，推進現代社會(hui) 向後現代社會(hui) 的轉型。

中國的學者跟建構性後現代主義(yi) 領域的西方學者不僅(jin) 頻頻接觸，而且良好合作。建構性後現代主義(yi) 領域的代表人物也意識到傳(chuan) 統中國文化對其研究很有價(jia) 值，開始從(cong) 中汲取營養(yang) 。同樣，一些中國學者也注意到建構性後現代主義(yi) 幫助人類社會(hui) 走出困境的實際意義(yi) ，正密切關(guan) 注該學說的發展。如果能實現影響力廣泛的“國學熱”和建構性後現代主義(yi) 的有機結合，之後能在中國社會(hui) 深入開展，並且進一步發展，那麽(me) 中國就有可能順利地實現其自身“第一次啟蒙運動”的進程，實現現代化，然後快速進入到以“第二次啟蒙運動”為(wei) 標誌的後現代社會(hui) 。如果真能如此，中國當前文化複興(xing) 中實現的成果必將對人類社會(hui) 產(chan) 生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