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政治與(yu) 共和政體(ti)
——“儒教憲政”的義(yi) 理基礎與(yu) “議會(hui) 三院製”
作者：蔣慶
來源：《政治儒學•續編——王道政治與(yu) 儒教憲政：未來中國政治發展的儒學思考》書(shu) 稿



    （二零零零年初，餘(yu) 陸續讀王天成君《共和三論》，感想頗多，遂撰文回應。文未就，家人構疾入院，護理月餘(yu) ，及出院，文思已散，難再續作。二零零四年夏，餘(yu) 尋出舊稿，補綴潤色，雖可成章，然已不複當時理路矣。惜哉！蔣慶補記。）



天成如晤：

    尊作《共和三論》收悉，汝在顛沛造次之際，仍係心學術，不忘天下，令人起敬，感佩不已！尊論疏理共和與(yu) 民主、憲政、法治之關(guan) 係，闡發共和真義(yi) ，推揚共和精神，於(yu) 今人嚴(yan) 重誤解共和之時，深察名號，挈名索實，正本清源，其功豈小哉！然改製立法，茲(zi) 事體(ti) 大，須究元探微，方可入真實理地。尊論從(cong) 治道——混合政體(ti) 與(yu) 權力製衡——談共和，自有其價(jia) 值精到處。然今日西政之弊，在政道不在治道。若欲反省當今政製，當從(cong) 政道入手。讀尊論感觸良多，茲(zi) 將平日所思所想寫(xie) 出，既是作答，亦是闡發自家思想也。
    
    談政治，首當論秩序，因政治乃統治社會(hui) 人群以謀社會(hui) 人群福利之事，秩序乃社會(hui) 人群最基本之福利，有秩序未必令人滿意，無秩序則必無福利矣，何來滿意乎！故社會(hui) 契約論者均言放棄自然狀態，進入文明社會(hui) ，文明社會(hui) 之最基本特征，有秩序也。然人有理性，有正義(yi) 心，於(yu) 秩序又不能不問當否而安然受之，必問秩序合理不合理，正當不正當，合法不合法，然後決(jue) 定何種秩序可安然受之，何種秩序必奮然反之。政治秩序之建立必依政治權威，政治權威之載體(ti) 乃政治權力，故政治權力之存在、產(chan) 生與(yu) 運作合理不合理，正當不正當，合法不會(hui) 法，乃政治秩序最核心之問題。不合法之政治權力人群不認同不服從(cong) ，不認同不服從(cong) 則政治秩序崩潰矣，即董子所言“民如麋鹿，各從(cong) （縱）其欲，家自為(wei) 俗，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雖有城郭，名曰虛邑” 矣。是故，政治最根本之問題乃政治權力合法性問題，依中國政治術語言之，乃政道問題也。
    
    政治權力合法性，依盧梭之意，是將統治變為(wei) 權利，將服從(cong) 變為(wei) 義(yi) 務；將權力變為(wei) 權威，將強製變為(wei) 忠誠。夫如是，使被治者心悅誠服服從(cong) 政治權力，從(cong) 而使政治秩序穩定和諧，國家社會(hui) 長治久安。故每一新時代來臨(lin) ，政治上首先表現為(wei) 政治權力合法性之轉變，以新合法性作為(wei) 新政治秩序之基礎，以取代舊合法性。西方近世以建立在人上之民意合法性取代中古建立在神上之神意合法性，即以主權在民之合法性取代君權神授之合法性即是合法性轉變之顯例也。
    
    合法性轉變是曆史運勢與(yu) 人心思變使然，有某種曆史合理性與(yu) 人心基礎，若善解善用則無弊。然西方近世合法性轉變不循中道，偏至極端，馴致嚴(yan) 重弊端。具體(ti) 言之，隻確立政治權力一重合法性，以主權在民說與(yu) 人民同意說將民意合法性抬高至獨尊地位與(yu) 絕對地位，致使民意合法性一重獨大，並以代議製與(yu) 行政首長直選製將一重獨大之民意合法性製度化、法律化，從(cong) 而排斥人類曆史上曾有而依人類理性良知當有之其他合法性，即天道之合法性與(yu) 曆史之合法性，亦曰超越神聖之合法性與(yu) 文化傳(chuan) 統之合法性，結果使政治秩序極端世俗化、理性化、現世化、私欲化、平麵化，人類政治權力合法性構成中不再有天道之成分與(yu) 曆史傳(chuan) 統之成分。（英國上院雖有傳(chuan) 統貴族與(yu) 教士席位，然隻是曆史遺存，不是政治權力合法性之基礎，政治權力合法性之基礎在民意，故使下院獨大，上院作為(wei) 立法機構最終消亡。）在此情況下，普選成為(wei) 政治權力合法性之唯一基礎，民意成為(wei) 政治生活之最高主宰。此即是說，民意就是神意，民意賦予政治權力以超越、神聖、絕對、排它之正當性，民意如中古神意一般成為(wei) 統治秩序之唯一法理淵源。夫如是，使不能完全理性化之政治秩序依普選法與(yu) 議會(hui) 法而完全理性化，政治秩序成為(wei) 萬(wan) 能理性之建構過程，超越理性之天道天理與(yu) 曆史傳(chuan) 統被置於(yu) 政治秩序與(yu) 國家製度之外。韋伯所謂之理性化不隻是行政製度之理性化，亦是政治秩序之理性化，即當今政治不僅(jin) 治道已理性化，政道亦已理性化矣。由於(yu) 政治秩序理性化，而理性最深厚之根基是人之世俗欲望，故政治秩序理性化必然導致政治秩序世俗化，使政治秩序中無神聖之價(jia) 值成分。現代政治一切以人民意誌為(wei) 轉移，而人民意誌多為(wei) 人之世俗欲望與(yu) 現世利益之表達，遂使政治權力合法性建立在人之世俗欲望與(yu) 現世利益之基礎上，政治秩序中已聽不到神聖天道之聲音，政治權力已不再受神聖天道之約束，所謂政治世界已完全世俗化矣。（當代政治將世俗欲望與(yu) 現世利益即所謂民意在合法性上排它地製度化，故使神聖天道之價(jia) 值不能以製度化之方式進入國家基本的憲政架構，即神聖天道不能在國家製度層麵成為(wei) 政治權力合法性之基礎，隻能在國家基本憲政架構之外對政治施加影響。有論者言，當今民主政治中仍充斥神聖價(jia) 值，如美國，然此隻是“製度外之神聖價(jia) 值”，而非“製度性之神聖價(jia) 值”。）
    
    由於(yu) 政治秩序世俗化，又導致政治秩序現世化。所謂政治秩序現世化，即謂不考慮曆史與(yu) 未來，隻考慮民眾(zhong) 當下眼前利益，將現實之政治生活與(yu) 曆史、未來割斷，在選舉(ju) 中以建立在當代人現世利益上之同意僭越代替曆史中無數代人之同意與(yu) 未來尚未出生之無數代人之同意，從(cong) 而使曆史合法性缺位（曆史合法性理據之一是無數前代人之同意），又使神聖合法性缺位（神聖合法性理據之一是無數後代人之同意），即排斥了曆史之連續性與(yu) 天道之永續性。此種政治秩序現世化所體(ti) 現之民意合法性是一短暫斷裂之合法性，在此現世合法性中，人成為(wei) 伯克所說的與(yu) 過去未來不相聯係的朝生暮死之飛蠅，無助而可憐。在民主成為(wei) 拜物教之今日，唯一隻承認民意具有合法性，不承認其他不同於(yu) 民意之價(jia) 值亦具有合法性，不承認合法性可以有多重，在合法性上可以“道並行而不相悖”，可以“一統而多元”，遂使民意獨尊獨大，擴張僭越，不容其他合法性與(yu) 之並存，不容對民意合法性有任何置疑，形成對民意合法性之迷信崇拜，使民意如前所言成為(wei) 神意。
    
    由於(yu) 當代政治秩序在合法性上極端世俗化、理性化、現世化、人欲化，給人類生活帶來諸多弊端。首先，是政治生活平麵化，在選舉(ju) 中實行一人一票製，將人類存在之豐(feng) 富多樣性與(yu) 立體(ti) 差別性一齊拉平，不承認賢不肖、君子小人在政治權力之分配上應有差別，不承認上智下愚不移應有政治上之憲政意義(yi) ，不承認“物之不齊物之情”應是建立政治製度之現實人性基礎，不承認現實層麵人與(yu) 人之差別甚於(yu) 人與(yu) 猿之差別。結果設計選舉(ju) 製度時假托賢不肖不易確定，遂建立形式平等之一人一票製，以形式之量的平等否定現實之質的不平等，（人先天之“天命之性”平等，然後天曆史文化與(yu) 社會(hui) 現實熏習(xi) 塑造出之“習(xi) 性”則不平等，政治是曆史中經驗現實之事，不能以形上之“天性”為(wei) 其出發點，必須以形下之“習(xi) 性”為(wei) 其出發點，盡管不否認形上之“天性”是政治可能向善之最高的終級人性基礎。）使政治成為(wei) 平麵化的政治，即成為(wei) 人與(yu) 人在生命境界、存在智慧、道德修為(wei) 、知識學養(yang) 與(yu) 人格類型上全無差別之政治，從(cong) 而成為(wei) 所謂大寫(xie) 的“人的政治”，其實質是將聖賢君子降為(wei) 所謂人人平等的普通凡夫之政治。此種政治缺乏人在道德上之立體(ti) 高度，鏟平人在政治生活中之價(jia) 值層級，是一種一體(ti) 拉平的無道德高下之庸眾(zhong) 化政治。（道德必有生命立體(ti) 深度與(yu) 價(jia) 值層級，必建立在現實層麵人之德性高下差別上，形式上數量之平等不關(guan) 涉道德價(jia) 值問題，故極而言之可以說民主政治是“小人政治”。）由於(yu) 聖賢君子在數量上必大大少於(yu) 庸眾(zhong) ，在民意合法性基礎上建立之一人一票製必使聖賢君子難因子量進入政治獲得權力而影響政治，從(cong) 而使政治缺乏精神價(jia) 值與(yu) 道德理想之指引，成為(wei) 一種西方政治學家所謂“普通人政治”，即庸眾(zhong) 化政治。複次，是政治生活私欲化，因現代政治秩序合法性完全建立在民意上，而民意又受人深層之自私欲望利益所支配，故民意神聖不可侵犯後麵所隱藏者乃人之自私欲望利益神聖不可侵犯，而所謂公意或全民意誌，不外是全體(ti) 人民之私欲功利，私欲功利加私欲功利還是私欲功利，而且是更大的私欲功利，不會(hui) 因為(wei) 私欲功利增加就產(chan) 生質變，成為(wei) 道德。在選舉(ju) 中民眾(zhong) 所最關(guan) 心者乃切身私利，如工資福利稅收保險消費經濟增長等，用中國話說最關(guan) 心者乃油鹽柴米醬醋茶，而極少關(guan) 心天道理性、道德價(jia) 值與(yu) 曆史文化。故現代政治將民意作為(wei) 唯一合法性，就是將人之私欲在政治上合法化，此乃中西曆史上之政治所未曾有者，因中西曆史上之政治均不承認私欲在政治上具有最高的唯一的合法性。這種私欲化之政治，缺乏神聖之宗教精神，缺乏崇高之道德追求，缺乏深厚之曆史智慧，缺乏遠大之文化理想，最後使政治淪為(wei) 物質主義(yi) 政治、功利主義(yi) 政治、消費主義(yi) 政治，政府變成一董事會(hui) ，國家變為(wei) 一大市場，弗洛姆所言“存在即占有”成了現代政治生活之鐵律，依《禮記》之言，現代政治即為(wei) “滅天理而窮人欲”之政治。
    
    複次，民意合法性絕對至上導致政治非生態化。民意絕對至上在“政道”上導致人欲絕對至上，為(wei) 人欲絕對至上找到合法性依據，並且在“治道”層麵進一步為(wei) 人欲建立憲政性之製度保障，即製定所謂保障人欲之憲法。如此，人欲不再受天理約束、指導與(yu) 提升，不再受曆史文化護持而調適上遂，人類生命中自我調節之和諧秩序被打破，陷入人欲獨大膨脹而不受心性道德約束之失衡狀態。再加上民意合法性導致之現世化傾(qing) 向，選民所關(guan) 心者乃自己當下欲求之滿足，不關(guan) 心未來尚未出生者之欲求，故不惜將地球所有資源用於(yu) 滿足自己之現世欲求，短短幾百年遂使地球資源枯竭，導致自然生態麵臨(lin) 滅頂之災。此與(yu) 古代政治不同，古代政治具有天然之生態特征，能適應自然節律之和諧要求，故能保護生態，是一種人與(yu) 生態和諧共存之生態化政治，中國古代“法天而治”之政治形態最為(wei) 典型。現代政治“民意合法性一重獨大”不僅(jin) 違背人類生命之秩序，亦違背天道自然之秩序，遂使政治成為(wei) “欲望政治”，受人性中無始無明之迷暗勢力橫衝(chong) 直撞，不受羈束，欲將人類推向毀滅深淵而後止。由於(yu) 民意基礎是人欲私利，又由於(yu) “民意合法性”在當代政治中一重獨大絕對至上，排斥其他合法性使之不能成為(wei) 當代政治秩序與(yu) 政治權力合法性之構成內(nei) 容，故不管綠黨(dang) 之主張如何符合天道生態，如何符合人類子孫後代長遠利益，但綠黨(dang) 所追求之“天道合法性”始終不能上升為(wei) 民主政治之合法性，亦不能與(yu) “民意合法性”共存於(yu) 民主政治之製度安排中，即不能在“政道”與(yu) “治道”上成為(wei) 西方民主憲政之主流或組成部分，因而在政治現實中不能成為(wei) 主導政局之大黨(dang) 。究其原因，按民主政治數人頭之方式綠黨(dang) 始終由少數人組成，少數人崇高之政治理念在一人一票體(ti) 製下必輸給多數人現世之私利欲求。此處無文明世界價(jia) 值道德高低之比較，隻有自然世界力量對此取勝之法則。是故，如不改變“民意合法性”獨大至尊之狀況，綠黨(dang) 之政治理念必不能最終在現行政製中實現。有人將生態危機歸咎於(yu) 資本主義(yi) 之經濟製度與(yu) 市場體(ti) 係，自有其道理，但民主政治“民意合法性”獨大至尊則是更重要之政治原因。這是因為(wei) 民主政治之合法性隻有民意並且民意獨大至尊，排斥體(ti) 現人類超越神聖價(jia) 值之“天道合法性”，在政治上不能對人之私利欲望進行限製約束（政治之根本功能就是要限製約束人之私利欲望），反而使人之私利欲望不受控製而膨脹擴張，最終嚴(yan) 重危害自然生態。複次，“民意合法性一重獨大”亦是極端民族主義(yi) 滋生之溫床。吾人須知，民族主義(yi) 產(chan) 生於(yu) 民族自我之認同與(yu) 民族利益之訴求，若能以道德自我約束，有所節製，不走極端，在當今國際關(guan) 係深受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支配之時代仍有其價(jia) 值，不失為(wei) 一種合理健康之民族主義(yi) 。然在“民意合法性一重獨大”之情形下，政治權力完全受民族意誌（民意之一種表現）所驅使，完全受民族精神（民意之最高體(ti) 現）所鼓動，得不到“天道性理”之約束節製，完全以民族狹隘之自私利益為(wei) 中心，遂發展至對內(nei) 驕奢腐敗，對外侵害他國，以至發動侵略戰爭(zheng) ，民族主義(yi) 遂變質為(wei) 帝國主義(yi) 。此種極端之民族主義(yi) 在近代世界史上帶來之災難盡人皆知，然其國內(nei) 政治之根本原因則是民主政治人欲化造成之政治權力“民意合法性一重獨大”，按“民意合法性一重獨大”建立之民主政製不但不能以“天道性理”約束節製其國民與(yu) 民族之私利欲望，反而會(hui) 促成而增益之，此即西方近世以來民主國家均由民族主義(yi) 變為(wei) 帝國主義(yi) 在合法性上之深刻原因，而時人對此未必了了也。複次，“民意合法性一重獨大”是現代政治之通病，不僅(jin) 民主政治有之，極權政治亦有之，隻是表述不同而已：或為(wei) 全民意誌，或為(wei) 階級意誌，或為(wei) 人種意誌耳。故“民意合法性一重獨大”即所謂“政治現代性”之一大特征也。
    
    現代政治“民意合法性”之確立，是反抗歐洲中古“神意合法性”之結果。歐洲中古政治合法性建立在“君權神授”上，近代西方“社會(hui) 契約說”隻是將政治合法性之基礎從(cong) 人與(yu) 神之約定翻轉過來變為(wei) 人與(yu) 人之約定。所謂民意，即“人民同意”，“人民同意”即通過人民之間相互約定或與(yu) 主權者約定同意將自身權利和權力讓渡給國家或政府，國家或政府之統治權力始合法。與(yu) “社會(hui) 契約說”並行之“主權在民說”在論說方式與(yu) 理論邏輯上與(yu) “主權在神說”、“主權在君說”無大差別，隻是將政治上之最高權力即主權從(cong) 以前之“神”和“君”轉移到現在之“人”或“民”，而“神”、“君”、“人”、“民”均為(wei) 崇拜之最高神聖實體(ti) ，“主權”則是不能分解讓渡之最高權力，實際上是變相之“概念之神”。若西方近代在合法性轉變過程中未排斥中古之合法性，而將此曆史上曾有之“神意合法性”與(yu) “民意合法性”兼容並包，形成一種新的綜合的合法性，則不會(hui) 出現民主政治“民意合法性一重獨大”之弊端，前麵所言之現代政治種種病狀或可避免。然西方人之思維方式是二元對待非此即彼之偏至思維方式，習(xi) 慣於(yu) 從(cong) 一極端跳到另一極端。具體(ti) 就合法性而言，即從(cong) 中古“神意合法性”之極端又跳到近代“民意合法性”之另一極端。本來在中古西方，民意受神意排斥，人權遭神權壓製，強調“民意合法性”有其正當理由，且“民意合法性”亦是古老合法性之一。然曆史之遺憾在於(yu) ：西方政治合法性從(cong) 合理反抗“神意合法性”一偏獨大開始，又不合理地發展到“民意合法性”一偏獨大壓倒“神意合法性”，在克服“神意合法性”弊端之同時又產(chan) 生“民意合法性”弊端。用中國古語言之，即“因病施藥又因藥起病”也。故當代政治合法性危機是“因藥起病”一偏獨大之危機，非“民意合法性”本身有危機。故我所反對者是“民意合法性”因其危機產(chan) 生之“偏”與(yu) “過”，而非反對“民意合法性”本身也。
    
    上來已言當代政治合法性之危機在“民意合法性一重獨大”造成之“偏”與(yu) “過”，其解決(jue) 之道當是糾其“偏”而矯其“過”，以“合法性並存製衡”之多重合法性方式解決(jue) 之，即以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並存製衡”之方式解決(jue) 之。具體(ti) 而言，用“超越神聖之合法性”與(yu) “曆史文化之合法性”製衡“人心民意之合法性”，使“三重合法性”存在於(yu) 一個(ge) 既統一又區別之合法性構成中，或曰存在於(yu) 一個(ge) 既綜合共存又相對獨立之合法性構成中。此“三重合法性構成”用中國學術術語言之，即各正性命又保合太和，既統攝一統又分殊多元。“三重合法性”在此綜合構成中不是簡單並存關(guan) 係，而是相互製衡又相互證成關(guan) 係。相互製衡，是言每一重合法性均不得獨大，必須受到其他合法性製約，如此可克服每一重合法性偏至獨大可能帶來之弊病；相互證成，是言因相互製衡每一重合法性均不得違背自身之自性出位擴張，因而每一重合法性能夠在製衡中充分實現自身應有之自性與(yu) 價(jia) 值，如此可克服每一重合法性因出位擴張獨大膨脹可能對其他合法性造成之侵害。“三重合法性並存製衡”之合法性構成，是中國文化王道政治之獨有產(chan) 物，王道政治“參通天地人為(wei) 王”、“以一貫三為(wei) 王”，均是言王道政治之合法性構成包含了天道合法性（超越神聖合法性）、地道合法性（曆史文化合法性）、人道合法性（人心民意合法性），將此“三重合法性”綜合起來（參通一貫）才能稱為(wei) 王道政治。當代世界政治在合法性構成上或“民意合法性”一重獨大，如民主政治，或“神意合法性”一重獨大，如伊斯蘭(lan) 神權政治，在合法性構成上均屬偏至形態，與(yu) 王道政治之綜合形態異趣。王道政治之三重合法性構成，打破了西方政治在解決(jue) 合法性問題時之理性主義(yi) 思路，即打破了“主權”概念之不可分割性與(yu) 絕對排他性，因而消解了在合法性上之西方傳(chuan) 統“主權”概念，使體(ti) 現合法性之“主權”在“政道”上成為(wei) 一個(ge) 多重並存且相互製衡之綜合構成。（西方政治在“治道”上則承認並分割“主權”，如“三權分立”之憲政製度安排是一個(ge) “主權”多重並存且相互製衡之綜合構成。）由於(yu) 王道政治能夠克服現代政治“民意合法性一重獨大”之弊端，從(cong) 而能夠克服現代民主政治之極端世俗化、理性化、平麵化、私欲化與(yu) 庸俗化，當然，亦能克服現代神權政治之極端神意化。王道政治是中國政治文化之理想模型，王道政治所解決(jue) 者是政治之最根本問題——合法性問題，即中國所謂“政道”問題。王道政治之製衡是“政道製衡”，即“合法性製衡”，非如西方民主憲政隻是“治道製衡”，即“權力製衡”而在“政道”之合法性上不製衡。環顧當今世界之政治理論與(yu) 政治現實，在解決(jue) 合法性問題上，未有能如王道政治之周全而完善者。故王道政治不僅(jin) 是中國政治之發展方向，亦是冷戰結束後人類政治應有之發展方向。
    
    尊論重申共和傳(chuan) 統，將共和之精神歸結為(wei) 共治、共有、共享、和平與(yu) 平衡，甚善，與(yu) 吾國“中和”傳(chuan) 統相去不遠矣。然通觀《三論》，不管言西方古代“混合均衡政體(ti) ”，還是言西方近代“分權均衡政體(ti) ”，均是從(cong) “治道”上淡共和，而不是從(cong) “政道”上談共和，即均是從(cong) 政治製度上談共和，而不是從(cong) 政治合法性上談共和。尊論對民主政治多所批評，但似未對民主政治在合法性上之根本弊病——民意合法性一重獨大——措意著力。近代以來西方政治之病主要出在“政道”上，而非出在“治道”上（當然並非意味西方政治在“治道”上全無問題），故言共和當首言“政道之共和”，即“合法性之共和”，其次乃得言“治道之共和”，即“製度政體(ti) 之共和”。因“政道”（合法性）是政治合理存在之根本目的，“治道”乃是為(wei) 此合理“政道”目的服務之製度性架構安排，若“政道”問題不解決(jue) ，解決(jue) “治道”問題則無意義(yi) 。前麵言王道政治首先是“政道之製衡”，實際上依尊論對共和之解釋即是“政道之共和”，若尊論能再進一步從(cong) “政道之共和”措意著力，發為(wei) 宏論，則於(yu) 王道政治雖不中亦不遠矣。
    
    尊論依共和原則反對“議會(hui) 至上”，擔憂議會(hui) 多數之專(zhuan) 製，吾人在民主如日中天之時代可以理解，此亦正得吾心之同然。然議會(hui) 製度亦屬“治道”範疇，即屬服務於(yu) “政道”之製度性安排。在西方民主政治下，“政道”上“民意合法性一重獨大”，故作為(wei) “治道”之議會(hui) 在製度安排上自然要為(wei) 一重獨大之民意服務，在議會(hui) 中不可能安排多重合法性並存製衡，如此才出現尊論所憂議會(hui) 多數之專(zhuan) 製。所謂議會(hui) 多數，即民意多數，整個(ge) 議會(hui) 在製度安排上隻能容民意合法性一重，容不下其他合法性，即不能做到“合法性共和”。美國國會(hui) 純依民意建立自不用說，英國上院之美妙曆史遺存在“政道”上曾暗合“超越神聖之合法性”（大主教與(yu) 主教為(wei) 上院天然議員）與(yu) “曆史文化之合法性”（王室貴族、世襲貴族、司法貴族為(wei) 上院之天然議員或世襲議員），然在“民意合法性一重獨大”之民主政治合法性下，上院代表之合法性不符合民主政治之合法性，故民主政治之議會(hui) 製度不能包容，遂使英國議會(hui) 中下院權力不斷擴大，最終侵蝕吞沒上院權力，使上院從(cong) 擁有最高立法審批權之立法機構變為(wei) 司法機構，不再擁有立法權，而立法權全為(wei) 下院擁有。曾有人譏英議會(hui) 實為(wei) 一院製，以此也。究其原因，乃在民主政治之合法性是“一重獨大之民意合法性”，作為(wei) “治道”之議會(hui) 製度安排，隻能為(wei) 作為(wei) “政道”之“一重獨大之民意合法性”服務，容不得其他合法性對此“一重獨大之民意合法性”製衡約束。是故，依餘(yu) 之見，“議會(hui) 至上”並無過，西方民主政治之過在議會(hui) 製度隻服務於(yu) “一重獨大之民意合法性”，若政治合法性有多重，並相互製衡，議會(hui) 在製度安排上能綜合平衡地為(wei) 多重合法性服務，就不會(hui) 出現多數人（平民大眾(zhong) ）挾持議會(hui) 而形成之“議會(hui) 專(zhuan) 製”，而“議會(hui) 至上”恰恰是“治道”上實現多重合法性最好之製度。因為(wei) 在憲政架構上，議會(hui) 是主權之製度性載體(ti) ，而主權之正當性基礎則在政治合法性，“議會(hui) 至上”即謂議會(hui) 代表之合法性不僅(jin) 體(ti) 現了主權之正當性，並且亦因此而擁有政治上之製度性主權，成為(wei) 實際政治權力運作過程中高於(yu) 行政、司法之政治性權力機構。若議會(hui) 能綜合代表“三重合法性”，即意味能以“議會(hui) 主權”之強製力在國家政治生活中促使立法、行政、司法實現“三重合法性”所體(ti) 現之天道、曆史與(yu) 民意之價(jia) 值，若如是，則“議會(hui) 至上”即無過，“議會(hui) 專(zhuan) 製”亦因之不為(wei) 過。也即是說，“議會(hui) 至上”之核心價(jia) 值在於(yu) 議會(hui) 是國家憲政架構中政治權力合法性與(yu) 政治主權之製度性代表，在“政道”上代表合法性，在“治道”上代表主權，而行政製度與(yu) 司法製度隻在“治道”之製度安排層麵涉及政治權力之分割運用與(yu) 分立製衡問題，不涉及政治權力之合法性問題。盡管行政權與(yu) 司法權可以分開獨立行使，但其合法性必須由議會(hui) 賦予，因為(wei) 議會(hui) 代表合法性，是一切權力之所以合法之最高法理淵源。故“議會(hui) 至上”即意味立法高於(yu) 行政、司法，行政、司法必須為(wei) 立法所代表之合法性服務。其實，合法性是一政治概念，合法性概念若用宗教道德概念表述，即是超越神聖之正當性價(jia) 值，行政、司法為(wei) 立法所代表之合法性服務，實際上就是行政、司法為(wei) 合法性所體(ti) 現之超越神聖之正當性價(jia) 值服務。“議會(hui) 至上”說到底，就是超越神聖之正當性價(jia) 值至上。當然，這必須看議會(hui) 代表之合法性是否真正代表了超越神聖之正當性價(jia) 值。在民主政治下，議會(hui) 隻代表一重獨大之“民意合法性”，盡管“民意合法性”在“政道”上具有某種程度之正當性，但此正當性隻是世俗之正當性而非超越神聖之正當性，故在民主政治下議會(hui) 很難真正代表超越神聖之正當性價(jia) 值。議會(hui) 要真正代表超越神聖之正當性價(jia) 值，就必須按照中國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並存製衡”之法理來建立，即建立分別代表三重合法性之“議會(hui) 三院製”，即包含通儒院、庶民院、國體(ti) 院在內(nei) 之三院製議會(hui) 。茲(zi) 義(yi) 甚繁，函中難以深究，待後從(cong) 容商討。總之，若議會(hui) 在其內(nei) 部製度安排上能真正完滿代表“三重合法性”，能體(ti) 現人類超越神聖之宗教道德價(jia) 值，能實現政治上之“中和”理想，議會(hui) “可牽製一切部門”應無疑義(yi) 。然此隻有王道政治下之“議會(hui) 三院製”方可做到。又，當今國人論政治，背後預設之參照係乃美國政製，然餘(yu) 竊以為(wei) 美國政製偶然性甚大，法理性含混，如參眾(zhong) 兩(liang) 院均按民意建立，大法官可否決(jue) 議會(hui) 法案等，故不可盲目硬搬。《禮記》雲(yun) ：“禮可義(yi) 起”，今後中國政製之重建，當依中國曆史文化之義(yi) 而起，不可以偶然為(wei) 義(yi) 也。海耶克言自發秩序，又不可膠執而至另一極端，否定人類智慧心靈之創製大能。就實言之，自發中皆有創製，未有離創製之自發，唯創製者不自知耳。若論美之政製，皆製憲者之創製也，依洛克社約論之義(yi) 與(yu) 夫孟德斯鳩分權製衡之義(yi) 而起者也。而英之《大憲章》，莫非當時之人所創耶？此義(yi) 甚繁，留待日後從(cong) 容商討也。
    
    尊論言：依共和原則，必須包含牽製民主之平衡措施，為(wei) 少數基於(yu) 正義(yi) 抗衡多數提供程序性與(yu) 機製性之製度安排。此言甚善，確實需要從(cong) 製度安排上製衡多數不正當之民意。此處涉及民意之實質性道德內(nei) 容，與(yu) 時下論民主者異趣。時下論民主者多言民主乃多數人統治，選舉(ju) 中多數人之民意同意即可產(chan) 生合法政府，而不問多數人之民意是否符合道德。此種民主即形式性民主或程序性民主，而非實質性民主或價(jia) 值性民主。此種民主似為(wei) 民主之經典含義(yi) ，符合多數民意統治之原則。民主之問題就出在民意在內(nei) 容上可能違背實質正義(yi) ，違背價(jia) 值道德，尊論認為(wei) 宜製定保護少數人能依正義(yi) 道德牽製批評民主之製度，確實用心良苦。然尊論所言對民主之牽製，仍是“治道之牽製”，雖有作用，恐效果甚微。因整個(ge) 民主政治之合法性均建立在形式之多數民意上，少數人之正義(yi) 訴求與(yu) 道德批評並不具有政治上之合法性，隻是人類良知之表達，對政治決(jue) 策與(yu) 權力運用不會(hui) 有憲政製度上之決(jue) 定性影響，多數人可依仗多數民意之合法性——民主政治唯一、最高、絕對、排它之合法性——並通過保障此合法性之憲政製度安排否定少數人基於(yu) 良知之政治訴求。因此，要真正建立牽製民主之平衡措施，為(wei) 少數基於(yu) 正義(yi) 抗衡多數提供程序性與(yu) 機製性之製度保障，不僅(jin) 需要尊論所倡之“治道牽製”，更需要在合法性上實施“政道牽製”，因為(wei) 合法性上之“政道牽製”可以使少數人——聖賢、君子、代表人類良知之社會(hui) 精英與(yu) 社會(hui) 賢達——之正義(yi) 訴求與(yu) 道德訴求上升為(wei) 政治上合法性構成之一項內(nei) 容，用合法性來製衡合法性，即在政治之最根本處（“政道”處）來進行製衡，其力量遠遠大過“治道”技術安排下之牽製空間。若能實現以合法性製衡合法性之“政道製衡”，然後又輔之以製度安排上保護少數人能依正義(yi) 道德牽製批評多數民意之“治道製衡”，使少數人之正義(yi) 訴求與(yu) 道德訴求獲得憲政性之製度保障，則不正義(yi) 不道德之多數民意不可能在政治中以及議會(hui) 中肆虐矣。吾人又何樂(le) 而不為(wei) 耶？故在王道政治於(yu) 今日之具體(ti) 落實中，此保護少數代表人類良知之聖賢君子與(yu) 社會(hui) 精英能依正義(yi) 道德牽製批評多數民意之“政道製衡”以及實現此“政道製衡”之“治道製衡”製度，即是所謂具有中國曆史文化特色之“儒教憲政”製度也。
    
    尊論言現代共和國之競選製屬貴族式，將傳(chuan) 統貴族轉換為(wei) 現代精英，精英人物由民眾(zhong) 定義(yi) 並選出。然觀現代西方政治，此義(yi) 恐未必然。現代政治之精英人物與(yu) 傳(chuan) 統貴族似不相類，傳(chuan) 統貴族因委任、封爵、世襲產(chan) 生，現代政治精英則由普選產(chan) 生；傳(chuan) 統貴族因血統與(yu) 世襲爵位而貴，現代政治精英因民意認同而貴；傳(chuan) 統貴族是終身執政者，現代政治精英則是定期輪流執政者；傳(chuan) 統貴族是曆史文化與(yu) 精神道德之代表，現代政治精英則多是世俗民意與(yu) 管理知識及技能之代表。就算西方終身任職之法官，其理據恐亦在法律知識與(yu) 法律技術之要求，不在貴族精神之繼承也。（然法官保守，隻因法律相應保守也。）職是之故，在西方民主政治極端世俗化與(yu) 民意一重獨大之下，傳(chuan) 統貴族製度與(yu) 貴族精神均已消亡，普選產(chan) 生之政治人物多為(wei) 迎合庸眾(zhong) 而媚世者，頂多亦隻是知識精英或政治明星，而絕難產(chan) 生真正代表曆史文化傳(chuan) 統與(yu) 精神道德之政治人物。因此，要真正繼承貴族傳(chuan) 統，就必須在“政道”上確立“曆史文化合法性”與(yu) “超越神聖合法性”後，在“治道”上確立體(ti) 現此合法性之貴族製原則，再依此貴族製原則建立相應之製度。具體(ti) 就議會(hui) 製度而言，就必須在議會(hui) 製度中建立代表曆史文化傳(chuan) 統之貴族院（名稱可從(cong) 俗而定），按血統、世襲、封爵、指定等原則運作，務使真正能代表曆史文化傳(chuan) 統之精神。王道政治“議會(hui) 三院製”中有“國體(ti) 院”，其功能相當於(yu) 西方古代之貴族院，代表曆史文化之合法性，是能真正繼承傳(chuan) 統貴族政治之精神者也。
    
    尊論在所設想之議會(hui) 兩(liang) 院製中，參議院內(nei) 儒教與(yu) 他教並列，此於(yu) 理恐未安。儒教之在中國，不是一般意義(yi) 之宗教，其所代表之超越神聖價(jia) 值亦非空泛之超越神聖價(jia) 值，儒教所代表之超越神聖價(jia) 值乃五千年（若依伏羲畫卦則有六千五百年）中國人所共奉之超越神聖價(jia) 值，依西方政治術語言之，乃五千年中國人共同之民意認同。儒教非始於(yu) 西漢複古更化獨尊儒術，《五經》即是儒教義(yi) 理之源，《五經》中《易》始於(yu) 伏羲，《書(shu) 》始於(yu) 虞夏而至於(yu) 商周，《詩》亦含商周，《禮》（《儀(yi) 禮》）則不知始自何年。故以《五經》為(wei) 經典之儒教，實是六千五百年來中國人之同意共奉之宗教，其在中國曆史文化中之獨尊地位他教不能比擬，在政製設計時降低儒教在曆史中形成之獨尊地位，有否定六千五百年中國人共同同意之虞，於(yu) 民主原則亦有所違背矣。儒教是中國人在中國曆史中長期形成之同意共識，孔子之出現，隻是在自覺之層麵創立了儒教，而儒教文明則早於(yu) 孔子四千年矣。在中國曆史上，一直有儒教以外之他教存在，然因儒教曆史上形成之共識權威與(yu) 獨尊地位，隻有儒教有政治上之憲法地位，即古人所雲(yun) “王官學”之地位，他教則無政治上之憲法地位，隻有民間自由信仰之權利，即古人所雲(yun) “百家言”之權利。其實今日美國，亦隻有代表盎格魯·撒克遜人之新教具有“王官學”之憲法地位（美國憲法即是新教價(jia) 值之最高肯定與(yu) 製度性體(ti) 現），他教則無矣（不可設想美國以伊斯蘭(lan) 教之價(jia) 值作為(wei) 憲法原則，伊斯蘭(lan) 教在美國成為(wei) “王官學”具有憲法地位）。職是之故，在中國政治中，隻有儒教具有憲法地位，具體(ti) 到議會(hui) 製度上，因議會(hui) 是合法性之代表，中國六千五百年來國人共奉之天道性理——超越神聖之合法性——均由儒教代表，議會(hui) 中必須對儒教有特殊之製度安排，即必須獨設一代表儒教價(jia) 值之議院，以體(ti) 現六千五百年來中國人共同之民意認同，以恢複儒教“王官學”之傳(chuan) 統地位也。此對儒教特殊製度安排之議院，即餘(yu) 設想之“通儒院”，至於(yu) 他教，則入代表曆史文化之“國體(ti) 院”可也。其實，王道政治“議會(hui) 三院製”中，“通儒院”與(yu) 其他兩(liang) 院是立體(ti) 製衡關(guan) 係，而非主宰控製關(guan) 係，此“議會(hui) 三院製”之製度安排，使“王官學”之地位亦不能一偏獨大而不受製約，故不必憂其大而獨尊也。
    
    通觀《共和三論》，義(yi) 繁而理微，未暇一一詳論，謹就其大端言之，餘(yu) 義(yi) 容後再相析也。然最要者，論共和當首論“政道共和”（“合法性共和”），“治道共和”（“製度共和” ）方有意義(yi) 。若“政道”有差，則“治道共和”愈精妙則去道愈遠矣。吾人於(yu) “政道”可不深措意乎！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