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強】人能弘道，道不遠人——淺談經典教育的態度與方法

人能弘道，道不遠人

——淺談經典教育的態度與方法

作者：劉強

來源：

時間：2013年4月23日

一、“通識”何謂？

這些年，由於主客觀的一些原因，我一邊從事著第一線的專業教學，一邊也在思考著“教育在教學中如何可能”的問題。眾所周知，當下工具化的知識論教育日益現出積重難返之弊，而傳統教育中“君子不器”以及“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式的價值教育和全人教育則漸趨式微。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西方世界已認識到此一問題的嚴重性，於是開始推廣“通識教育”，並逐漸在東方世界得到廣泛的響應。目前在中國高校，通識教育幾乎是一個炙手可熱的教育理念，一係列通識課程體係於是乎應運而生，在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大學課堂裏，已經形成了一批人數可觀的從事通識教育的教師隊伍。無論如何，這都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

不過，“通識”之概念，尚須進一步明晰。首先，“通識”之“識”該作何解？我以為，之所以稱“通識”而不叫“通知”——所謂“應知應會”——顯然昭示著與“工具理性”和“知識論教育”不同的教育理念。也就是說，受過通識教育的人，應該擁有關於世界、人類、文化、社會、倫理道德和優良生活等的最基本的見識和判斷。其次，“通識”之“通”，涵義也應該盡量拓展，所謂“通”，不僅包括各種學科、專業、領域相“會通”之義，也應該包括在時間上“貫通古今”、在空間上“融通中西”這一更具現實意義的內涵。

職是之故，我所理解的“通識教育”，並不完全是通常定義的“通才教育”，更不僅是“知識教育”，而恰好是與知識性的專業教育相區別、相補充的一種彌合各學科、各專業落差和裂縫的人文教育，它主要包涵以下四種教育：係統性的經典教育、養成性的人格教育、實踐性的價值教育和超越性的心靈教育。事實證明，要落實看似比較抽象的人格教育、價值教育和心靈教育，僅靠課堂上借助教科書加以灌輸和媒體上通過政令發布和時事評論之類形式進行宣導，是遠遠不夠甚至是適得其反的，這兩種形式隻能讓人獲得關於既往知識的線索和結論，關於當下事件的信息和意見，卻不能給人提供本源性的立場和判斷，也就是，不能提供和體現——“道”。

韓愈曾說：“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者也。”然今之教師，多在授業、解惑（解知識之惑或習題之惑）上用力，而無心、無法也無力“傳道”。（在西方，雖然學校同樣是分科細密的知識論教育，但由於宗教文化的影響，教堂裏的神父和牧師可以“布道”，形成了對學校教育的有效補充。）“道統”的失落不僅是文化信仰的失落，也是價值係統的崩解。我們看到，“教”而不“養”，“學”而不“效”，“知”而不“行”，使當今的中國教育日益功利和粗鄙，各種與市場接軌的人才培養模式，舍本逐末，見利忘義，隻能“生產”出文憑流水線上大量的“器”（工具性人才），而不能“培養”出“本立而道生”、“文質彬彬”的“博雅君子”。“教育產業化”的最大惡果是，傳統教育的人文精神被科技主義主導下的商業精神所抽空、所覆蓋，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關係，成了徹頭徹尾的“賣方與買方”甚至“甲方和乙方”關係。大學成了職業培訓基地，本該立身成人的莘莘學子，成了人才流水線上的計件產品。就業率如同銷售率，成為衡量大學辦學水準的重要參數。“大學”本是“大人之學”，“大學”之本質在於“學大”，若以實用為主，功利至上，一切皆“放於利而行”，則大學隻能淪落為“價值的真空”、“小人的樂園”。

明人周汝登有雲：“學問明則人品真，人品真則事功實，事功實則惠澤長。”（《郡守拙齋蕭侯崇祀記》）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以為，通識教育應該是能將“教書”和“育人”有效銜接、使“授業”、“解惑”與“傳道”、“弘道”相輔相成的人文教育。

二、“道”在何處？

在中國古代的話語係統中，“道”無疑是最具闡釋價值的一個詞。無論對“道”的詮釋有多麽豐富，多麽歧異，都無法改變“道”之所以為“道”，並非作為一種純然的、超驗的、世界起源意義上的物質性存在，而是作為一種價值係統的終端和目的而存在這一基本事實。《周易·係辭》雲：“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說的正是這個意思。本文所謂的“道”，正是一種契合天道、地道的“人之道”。《論語》中“道”字凡89見，大多關乎人之“道”。孔子對於“士君子”的界定，也就是三個字：“誌於道”。（“士誌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道不同，不相為謀。”“誌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也。”（按：此“聞道”亦可作“使道聞於天下”解）又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可見，“道”並非“不可知”，“道”不僅可“聞”，而且可“弘”。《中庸》開篇雲：“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據此又可知，道不僅可“聞”、可“弘”，而且可“修”，不“修道”，不可謂之“教”也。

然而，“道”究竟在何處？這個在古代完全不是問題的問題，在今天卻顯得特別沉重和嚴峻。如果我說，“道”不在別處，“道”就在天地之間，在萬物之中，在你我周遭，似乎顯得過於籠統；如果我說，“道”不在別處，“道”就在人之“文”中，就在聖之“經”中，恐怕有人要攘臂衝拳，怒目相向，視我為迂腐冥頑、死而不僵的封建“衛道士”吧。

其實，此意古聖先賢早有表述。《中庸》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既然“不可離”，豈不就在你我之中，如影隨形？然，既然“道”是“形而上”的，我們又該如何捕捉和把握？對此，南朝文論家劉勰在《文心雕龍·原道》篇給出了答案。他說：“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為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劉勰認為，人是“五行之秀，天地之心”，故人之文實則亦道之文。宋儒周敦頤所謂的“文以載道”說蓋源乎此。

劉勰緊接著說：“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以明道，旁通而無滯，日用而不匱。”非常清楚地揭示出“道”、“聖”、“文”三者的關係。也就是說，隻有聖人之文才能真正闡明大道，楷則萬世。在此基礎上，劉勰進一步提出“征聖”、“宗經”的主張：

“夫作者曰聖，述者曰明。陶鑄性情，功在上哲，夫子文章，可得而聞，則聖人之情，見乎文辭矣。先王聖化，布在方冊；夫子風采，溢於格言。”（《文心雕龍·征聖》）

“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製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文心雕龍·宗經》）

如果說“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以明道”，那麽聖人創作之“文辭”，口出之“格言”，其實也就是“經”。經者，徑也，常也；道者，導也，路也。從這個角度言，經典就是“載道”、“明道”之文，學者欲“求道”、“體道”、“悟道”、“弘道”，不可不讀“經”。一句話，“道”不在別處，就在“經”中。古人強調“經明行修”，正此意也。

三、道不遠人

既然“道在經中”，那麽，經典教育自當能夠肩負起傳道、弘道的使命，所以，經典教育理當成為通識教育的重中之重。甚至可以說，讓更多的學子通過經典教育的課堂，明道、悟道、體道進而行道、弘道，本來就應該是通識教育甚至大學教育的價值追求。

然而，明道、體道易，行道、弘道難。如果說“道統”蘊藏於古聖先賢留下的經典中，那麽，“道統”首先是一整套語言語義係統，其次才能生成為一套價值係統。在古代，因為言文合一，通過對語義係統的疏解、闡釋，“還原”、“激活”甚至“證成”這樣一套“價值係統”尚較容易；而在經曆了近百年“言文分離”、“西學東漸”、傳統文化飽受摧殘、西方價值幾乎等同於現代文明的今天，如何對經典中蘊含的看似玄虛飄渺的“道”，進行合理詮釋和有效“證成”，便成了一個絕大的難題。劉述先在《儒家思想與現代化》一文中說：“過去傳統儒家的力量，是在它有一套完整的典章製度、確定的倫理規範。但是到了今天，傳統的典章製度，固然破壞無遺，乃至倫理規範也已侵蝕得麵目全非，不成體係。”[1]不唯儒家如此，整個傳統文化亦皆如此。於是，我們看到，不少人雖然自以為“明道”、“體道”了，甚至以“道統”自居，但卻在“傳道”、“弘道”的過程中，遇到了修辭學和方法論的挑戰，甚至遭到了聽者和受眾的極大“反彈”，導致其“傳道”的結果是：不僅偏離了“道”，甚且疏遠了“人”。

我以為，所以如此，非“道”之過，實“人”之過也。孔子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就是強調“人”之於“道”的重要性。但《中庸》又雲：“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也。”再正大光明的“道”，也需要一個懂得“言說”的人。經典教育與其它教育的不同之處就在於，你不能將經典僅作知識性的處理，也就是把經典當作“客體”和“對象”，也不能把自己和學生僅僅當作講者和聽眾，把教室僅僅當作“課堂”。你必須嚐試著經營一個打通古今、彌縫彼我、融合主客的元氣淋漓的“道場”，從而使每一人都成為“道”的體驗者、言說者和證成者。毫無疑問，真正成功的經典教育和教學對於“傳道者”——教師的素養要求甚高。這種素養絕不僅僅表現在學問和識見上，還表現在態度和方法上，甚至風采和氣象上。換言之，傳道的有效絕不僅取決於傳道者的“智商”（對經典義理的精深理解），而在更大程度上取決於傳道者“情商”（對生命的體悟、對人性的洞察以及對天地萬物的通感和移情）。

再將話題推展開去，可以這樣說，經典教育絕不僅僅局限在學校和課堂中，在廣闊的民間，在各種主流媒體，甚至在“林子大了啥鳥都有”的網絡上，都是經典教育的“道場”，都應該遵循經典教育的理念、原則和方法。否則，再好的“經”，如果被你“念歪了”，都會變得“荒誕不經”。

事實上，經典教育作為最基本的人文教育，其態度與方法根本不假外求，見諸《論語》中的孔子的教育思想和行為方式就是最好的楷模。以下簡要提挈之。

（一）知敬畏，懷正信，能約禮。

所謂經典教育的態度，首先應體現在對經典本身的態度上。前已說明，經典乃聖賢之言，載道之文，明道之具。一般而言，對經典研讀越久，浸淫越深，懷疑便越少，敬畏便越深，信仰便越堅。這不是被“洗腦”的結果，而恰恰是對“道”的遙契和靠近。這也非僅個人所體悟所得，實乃為曆代賢者碩儒所證成。我輩讀書，皆當存疑，然“有疑”常因無知無識，一旦知、識精進，自然漸漸“不惑”，並最終產生正大光明之信仰，是為“正信”。所謂“大信不疑”。

孔子自己就是深懷敬畏之心的。《論語·季氏》雲：

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這種對“天命”、“大人”、“聖人之言”的敬畏，事實上也是對“道”的敬畏，甚至正是對人類自身價值的敬畏，是一種真正的理性精神。一個不懂敬畏的人，自然無法做到孔子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無法“從容中道”、“允執厥中”，更無法成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周易·文言》）的大人君子。

有無敬畏，實亦“君子小人之辨”。所以《中庸》說：“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可惜，現在不少學者專家雖然長期研究經典，教授經典，最終卻未能體悟大道，其著書立說，發言遣論，毫無敬畏，甚至靠唐突聖賢以嘩眾取寵。知識和學問如果成為一個人“悟道”的累贅，這樣的知識和學問，隻能是“為人之學”，而不是“為己之學”。反過來說，如果你對經典和聖賢完全沒有好感，沒有體悟，大可不必要去從事什麽經典教育！否則豈不成了“賊夫人之子”！

敬畏心是慢慢養成的，是將自己的生命和情感灌注其間，用自己的靈根慧性去細心體貼聖賢之心才能慢慢證成的。這是“正信”與“迷信”的最大區別。孔子說：“君子博之以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僅能“博文”，不能“約禮”，猶僅能“下學”，而不能“上達”，終不能明達君子之道，極易淪落為“不知天命而不畏，狎大人，侮聖人之言”的“小人儒”。程子說：“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隻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正此之謂也。

（二）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

經典教學的態度，還要落實在教師對自己形象氣質的“塑造”上。說“塑造”，並非刻意偽裝，而是由自我要求到自然出之的一種精神狀態。或者說，這是一種由內而外展現出來的人格風度和氣象。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孔子的自我期許以及弟子對他的描述上找到答案。先看孔子對“君子風度”的界定：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學而》）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季氏》）

孔子認為君子為學當謹重莊嚴，同時又當忠信溫恭。“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不僅是君子的風度，也是為師者的風度。再看其弟子對孔子的描述：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學而》）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子張》）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

可見孔子自己的確說到做到，知行合一，故而學生才會對他“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欲罷不能”（《子罕》）換句話說，一個傳授經典的教師，應該是“經師”與“人師”的結合。隻能言其理而不能行其道的教師，即使篤信經典，怕也不能給學生以很好的感召。

（三）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

由於經典教育中斷近百年，故在經典教育過程中，必然會遇到來自各個方麵的質疑和反對。在媒體或網絡上，甚至會遭到詆毀和謾罵。這時，一個真正的經典教育者，如何處理與學生或受眾的關係，變得尤為重要。《論語·子張》雲：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雲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對比一下子夏和子張的態度，高下立見。難怪孔子要對子夏說：“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雍也》）現在頗有一些自稱儒家的學者，在傳播儒學時犯了“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的毛病，隻能“尊賢”而“嘉善”，卻不能“容眾”而“矜不能”，動輒與人爭吵，冷嘲熱諷，甚至惡言相向，這不僅有違君子之道，而且客觀上收不到應有的效果，反而讓人對你敬而遠之。

所以，在敬畏心之外，還要有一顆平常心。古語說：“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對經典的理解和參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有誤解、質疑和反對十分正常，萬不可因為自己“聞道”就變得“霸道”，甚至養成一種“知識的傲慢”，黨同伐異，喋喋不休。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的這些教誨，理應引以為戒。

每當看到有人為了“衛道”而“霸道”，我便會想起孔子的這句話：“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微子》）前引《中庸》亦雲：“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如果因為“斯人之徒”冥頑不化，就拒之於千裏之外，豈可言“傳道”？又如何“行道”？

（四）忠恕自反，循循善誘。

經典教育雖然不乏批判精神，但歸根結底，是一種正心誠意、明心見性、立己立人、達己達人的教育。用今天的話說，經典教育應該是充滿“正能量”的教育。所以，經典教育不能僅停留在“責人”，還要培養一種“責己”精神。這也即是所謂“自反”之道：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衛靈公》）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裏仁》）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公冶長》）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衛靈公》）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憲問》）

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禮記·學記》）

唯有“忠恕”，方能“自反”，唯有“自反”，方能發現自己的不足，唯有自知不足，方能更好地貫徹“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忠恕之道”。如此，方能成為“溫故知新”、“循循善誘”、“憤啟悱發”、“誨人不倦”的“人師”。

中國古代的教育傳統豐富多彩，但歸根結底就是“成人之學”、“君子之學”、“聖賢之學”。宋儒周敦頤提出了著名的“三希說”：“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這一表述真是“明明德”之言，可謂萬世不刊之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盡管朱熹曾感歎一千五百年來，“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嚐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但對於永不可失去理想的教育而言，正須“知其不可而為之”，堅定不移地傳遞“道”的火炬，代代不絕。

經典教育是當下最富挑戰性、也最具使命感的一種教育。一則著名的對聯說：“天地生人，有一人必有一人之業；人生在世，活一日當盡一日之勤。”經典教育也許不能延長肉體的生命，但卻可以延續精神的慧命。慧命的延續，需要我們用百倍的耐心去等待。有一則笑話這樣說：“付出一點就想馬上有回報的人適合做鍾點工；如果能耐心按月得回報，適合做工薪族；耐心按年領取回報的是職業經理人；能耐心等待3-5年的是投資家；可以耐心等待10-20年的是企業家；能等待50-100年的是教育家；能等候300年的就是偉人；能耐心等待3000年才見到效果的就是聖人。”別忘了，孔子談到三代之禮時，正好說過這樣一句話：“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百世，正好是3000年！如果因為看不到結果，就不願為之努力，那不是真正的信仰，也不是為己之學，那我們還不如去做回報最快的鍾點工。

以上，是對經典教育態度的點滴體會，至於方法，拙文《四書就是我們的聖經》中已有說明（見附錄），這裏就不再贅述了。

注釋：

[1] 劉述先：《中國哲學與現代化》，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0年，第75頁。

（2013年4月15日寫於有竹居，21日在北航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通識教育與文明複興”研討會提交）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

【劉強】人能弘道，道不遠人——淺談經典教育的態度與方法

劉強

作者文集更多

微信公眾號

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