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學畢業生應該先服兵役或先當保姆兩年
    ——利用儒家文化紅利，應對現代社會變遷
    作者：範瑞平（香港城市大學）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
    時間：孔子2564年暨耶穌2013年4月8日 
    
     
    
    作者按：學友張祥龍、慈繼偉、景海峰、王慶節對本文初稿提出了有益的評論和建議，特此致謝。
    
    
    
    一
    
    
    “空談誤國，實幹興邦。”此言精彩，值得傳誦。那麽，幹什麽？怎麽幹呢？就政府而言，需要應對當代中國社會的變遷，進行適當的製度創新、政策改善，才能引導人們從事有益的實幹，而不是胡幹、亂幹、蠻幹。問題在於，進行製度創新、政策改善，都需要基本思想的指導和根本價值的訴求。一套流行的現代西方思想、價值是：社會應以個人為本位、以權利為基礎、追求每個人的自由、平等。儒家文化的思想、價值則是：社會應以家庭為本位、以德行為基礎、實現每個人的幸福、和諧。我們應當以哪套思想、價值為指導呢？當然，這兩套不同的體係，並不是不存在交叉觀念，也不是蘊含著在每種製度、每項政策上都有不同。事實上，大家都看到，追求每個人的幸福、和諧，也需要至少作為“後備的”個人權利、自由和平等的保護，更需要法治的保障；另一方麵，現代西方人也不會不要幸福、和諧；為了自由、平等而損害幸福、和諧，他們也會痛心疾首。然而，這兩套思想、價值體係，的確代表著兩種不同的文化傳統，突出表現在它們所肯定的優先價值上的不同：一方以“個人、權利、自由、平等”為優先價值；另一方則以“家庭、德行、幸福、和諧”為優先價值。
    
    本文不擬論證這兩種不同的文化體係在整體上孰優孰劣、或者預測未來的發展前景如何，更不想論斷什麽普世價值。本文的意旨是，在下述兩個考慮的基礎上，提出一個“文化的”建議，供大家評判。第一個考慮是，不論“個人、權利、自由、平等”的優先價值有何優點，現代西方社會正在出現一些嚴重危機，它們同這些價值追求是分不開的，甚至可以說，是這些價值追求所造成的。第二個考慮是，我們需要研究如何使中國的發展避免出現這些危機（至少不要象西方那麽嚴重），看看我們的“以家庭為本位、以德行為基礎、追求每個人的幸福、和諧”的優先價值能否有所建樹、如何有所建樹。一個“文化的”建議是，我們應當重視自己的文化紅利，應當考慮如何利用自己的文化資源來進行適當的製度創新、政策改善，從而既設法應付當前的問題（如腐敗），也設法避免西方的危機，最終走出一條不同於西方發展的道路來。
    
    概括而言，西方國家現在麵臨著至少三個方麵的危機。一是福利危機：由於過分確立和提升福利權利引發了越來越大的道德風險（即越來越多的國民毫不吝嗇地花費、甚至浪費由他人付稅、國家提供的各種好處），失業率高企，財政赤字惡化，國債飆升。二是代際危機：在經濟方麵，依靠後代人的工作來為這代人的生活買單——個人主義、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大行其道，不講量入為出，隻管痛快享受，娛樂至上，度假優先，不事儲蓄，賒賬度日先花未來錢；在道德方麵，在“進步主義”的旗號下，不尊重、更不提倡學習和繼承長輩的德行，而是崇尚我行我素、標新立異，我想怎麽活就怎麽活。當代人與後代人之間的這兩方麵的代際衝突（即經濟衝突和道德衝突），在當代西方社會出生率不斷下降、人口日益老化的狀況下，預示著嚴重的經濟不可持續性和未來困難。三是家庭危機：傳統家庭破碎，各類“家庭”湧現，單身母親倍增，引發一係列影響深遠的人類經濟、價值和意義問題。如果以這三種危機為標誌，那麽現代西方文化的問題可以稱之為“墮落”。但在以“個人、權利、自由、平等”為首要價值的現代西方文化體係之中，這種“墮落”隻能繼續下去，而且會愈演愈烈。當然，他們或許能夠通過強調權利與義務相關、自由與責任對應等個人主義觀念來強化工作、要求儲蓄、縮減開支、從而暫時減緩福利危機與代際危機（能否成功我報懷疑態度），但他們無法應付日益嚴重的家庭危機。因為，在以“個人、權利、自由、平等”為優先價值的現代西方文化中，選擇是否結婚、生子、離婚乃是一個人的基本權利，是他們個人自由、平等的題中應有之義，社會不得幹預。在宗教衰落、消費先行、享樂至上的世俗社會，婚姻製度已經千瘡百孔、行將崩潰：單身一族不斷擴大、不育人數日趨增多、社會人口日益老化。其結果是，傳統家庭所承擔的教育、健康、養老和福利的功能，隻能假手於政府，從而使得小政府根本無法維持，大政府成為勢所必然，因而福利危機與代際危機勢必卷土重來、愈演愈烈。概言之，在這三種危機的威脅之下，現代西方社會正在墮入經濟無法持續發展的懸崖，所伴隨的乃是虛無主義的文化深淵。在這種文化氛圍中，人類的“墮落”問題終將無法解決。
    
    相對比，以儒家文化為主流的傳統中國社會，其主要問題不是“墮落”，而是“腐敗”：沒有從製度上實現對於政治權力的製約和平衡，因而不斷出現政治腐敗，包括“壓迫”和“專製”的情況。不少人覺得，如果我們能夠轉向現代西方“個人、權利、自由、平等”的優先價值，仿照現代西方的製度、立法、政策，搞得好的話（假設而已——事實是不少這樣做的國家都沒有搞好）可以解決“腐敗”問題。然而，問題在於，果真如此，我們也就走上了上述的“墮落”之路。因而，我們的反思應當做得更加全麵、更加深遠一些。事實上，就當代中國而言，盡管我們對眼前的“腐敗”刻骨銘心，“墮落”的路徑也幾近清晰。我們不但需要遏製眼前的“腐敗”，還需要防止將要出現的“墮落”。這就提示我們，不能完全投向“個人、權利、自由、平等”的懷抱，而是重新思考“家庭、德行、幸福、和諧”的好處，看看能否提出既有可能控製“腐敗”、也有可能預防“墮落”的憲政製度和政策法規來。當代儒者蔣慶先生利用儒家文化的義理和價值富有創意地提出，合理的憲政應當具備“天、地、人”三重合法性，需要相互平衡、相互製約的三院立法機構，不能全由一人一票的普選產生，從而避免短視的民粹主義。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示範我們如何以自己的文化資源為本，借鑒現代西方經驗，同時認清西方民主製度的毛病，不要照抄照搬。不想正視我們的“腐敗”問題，終究是缺乏自信心的偷懶行為；但不願承認西方的“墮落”趨勢，也隻是一廂情願的食洋不化。
    
    本文所說的“文化的”建議，乃是針對當代中國社會所提出的“重構主義儒學”的一部分。因為我們具有悠久深厚的儒家資源，應當很好地利用這份文化紅利，麵對當代社會的政治、經濟和人生現實，通過分析和比較的方法，綜合地領會和把握儒學的核心主張，從而利用適宜的當代通俗語言來把這些核心主張表述出來；更重要的是，需要直截了當地為當今的憲政建設、製度改革和人倫日用提出建言、獻計獻策。這就是“重構主義儒學”的中心意思。蔣慶的“儒教憲政”提議，就是這方麵的一個經典例證。但本文不擬論述“儒教憲政”的大框架問題，而是提出一項具體的政策建議。在我看來，大框架問題可能一時半活兒無法解決，但一些 “重構主義儒學”的小型政策主張或有可能實現。我們的希望也可放在積少成多、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中。退一步說，即使一個新的憲政框架得以實現了，大量具體的政策、措施如何製定、實行，還需要切實研究。簡言之，本文試從儒家文化價值出發，提議中國大學畢業生應該先服兵役或先當保姆兩年。本文第二節將就這一提議的內容做出說明，第三節將利用儒家文化思想和價值對此進行辯護，最後一節回應一些可能的批評。
    
    二
    
    本文提議，中國應該建立一個新型的大學畢業製度，要求每名大學畢業生首先去服兵役兩年、或者從事家政服務兩年、或者做無薪誌願者兩年，然後才可以從事其他工作或者去讀研究生。他們可以在這三者之間作出自己的優先選擇。估計由於部隊所需人數較少及要求特殊，將有不少未能如願服役者，他們還需去當保姆。那些不願去當保姆的人，可以選擇去民間的、私立的誌願者機構中做兩年無薪義工。除了特殊情況外（如相關的殘疾人畢業生），無人應該免除這一製度所要求的兩年工作。即使他們在畢業之際已經找到了政府機構或企業的工作、或已被錄取為研究生，他們也需要滿足這兩年的特殊要求之後，才可以開始。
    
    對於那些到境外讀大學或研究生的年輕中國公民，畢業回國後應當先行補上這兩年的要求，然後才能開始其正式工作。當然，如果在境外畢業後已有一些年的工作經驗，可以免去這項要求。具體幾年，可以討論。我想本科生十年、博士生六年也許是合適的。對於那些選擇結婚、並且有了孩子的父母，應該延期實行。延期幾年，可以討論。我想孩子三歲後或許是合適的。
    
    從各方麵所需要的人數來看，本提議是可行的。根據統計，2012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約為680萬人，“十二五”時期應屆畢業生年均規模都將達到700萬人左右。按男生、女生各一半推算，各為350萬。我國的現役軍人約為230萬，加上大約120萬的武警部隊，約為340萬。以2-3年的服役期算，每年都需要100多萬人。在家政服務方麵，所需人數非常多。我國現有大約一億九千萬個家庭，就算隻有10% 的家庭現在提供家政服務工作（香港至少是25%——大陸家庭這方麵的需求想必越來越高），也將需要1900萬人。總之，從需求上看，就兩項工作足以消化每年畢業的700萬大學生。另外，對於那些既不能當兵、也不想做家政的人，現在各個城市都有不少的民間誌願者組織可供他們選擇。
    
    三
    
    為什麽要建立這一製度呢？其必要性何在？為其辯護的道理何在？我承認，若以“個人、權利、自由、平等”為優先價值，這一提議是難以得到辯護的，因為它似乎違背個人的基本選擇權。例如，不少人認為每項工作都應取決於誌願；即使在戰爭時期一個國家誌願兵不足、需要強製征兵，也應該抽簽選擇，“公平”決定，更不用說要求人家當保姆、做義工了。憑什麽要求大學畢業生這樣做呢？有人肯定會這樣問。但在我看來，基於儒家文化的思想、價值，這一提議是必要的、也是有道理的。下麵分幾個方麵來說明。
    
    首先是建構社會正義的需要。儒家文化是以人的德行（如仁、義、禮、智、信）、而不是以個人權利為基礎來考慮和構建社會的正義觀念和正義製度的。以個人權利為基礎的正義觀看重個人的選擇及其實現的公平性，而以德行為基礎的正義觀則看重德行的培養及其實踐的公平性。後者的一大特點是賢能主義：社會對有才學的年青人在德行上有更高的要求、他們應當為社會的共善做出更多的貢獻、從而更有利於培育和實踐自己的德行。大學生是“天之驕子”，不但做到了“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而且初步學有所成，因此應當對社會承擔更大的責任。因而，這一要求從以德行為基礎的思想出發來考慮是公平的。服兵役是艱苦差事、甚至有危險；家政服務工作繁雜、感覺不受尊重；當誌願者是高尚的事情，促進新時代的儒家公民社會的發展。這些都是極其重要的工作，屬於中國社會的共善所要求的事情，需要“德行”來從事。安排大學生帶頭去做兩年，不但是這些工作本身的需要，還有利於整個社會對於這些工作的理解和重視，也有助於大學畢業生的自身德行的培養和磨練。加之，隻要求做兩年，不會損害他們以後的專業或職業發展。總之，這項要求可以看作建構中國社會正義的需要。
    
    其次，這是維護家庭、尊重老人的好事。這一點主要是就家政服務的要求而言。中國已經日益成為一個老年社會。中國的老人將在哪裏養老？他們當中的大多數能否繼續在自己家中生活、還是必須都到老人院中養老? 在儒家文化的良好生活觀看來，一個真正人性化的生活環境應當是有老人、成人和小孩的環境；一個全部由老人組成的生活場所不是一個理想的、甚至不是一個正常的生活場所，而隻應該是少數老人的不得已求其次的選擇。在儒家傳統中，“老有所養”指的就是還能在家中養老，受到後代照料。但在今天人人外出工作的狀況下，指望子女全天候的照顧已不可能。適宜的模式是聘請家政服務，由保姆照料，子女協助，使得老人還能生活在原來的社區和家中。這就需要建立一個具有良好聲譽的家政服務市場，改變當前保姆不受尊重、製度保障缺少（特別是沒有相關的保險）。安排大學畢業生做兩年保姆，有助於完善相關法律，鼓勵其他人擔任保姆，使得家政服務成為一個既有良好聲譽、又有合理收入、還有製度性保障的良好工作。
    
    最後，有助於和諧社會的產生。服兵役是保家衛國的艱巨職責，現代軍隊還要求高知識、高技能，安排大學畢業生做兩年，適逢其時，可以讓社會其他階層的人士服氣。加之，現在每年需要安排數以百萬計的退伍複原軍人，他們不斷要求改善退轉待遇，成為越來越困難的事。由大學畢業生服兵役兩年，他們的退伍複原安排將基本上不成問題。就家政服務而言，不能隻是期望由農村居民來做。既然這項工作重要（有多少工作是比這項照顧人、特別是照顧那些辛勤勞作了一生的老人更重要的工作呢？），那麽社會上的優越階層如大學畢業生者，從事兩年是有幫助的。加之，對於他們本身來說，也是培養德行、磨練意誌、遵循以人為本、實踐仁者愛人、克服憤世嫉俗情緒的必要機會，從而幫助他們體驗生活、理解人生，可能也會有利於他們以後的工作和生活。總之，這一安排有助於構建中國和諧社會。
    
    四
    
    這一節來回應幾個對這一提議可能出現的批評。
    
    1．違背工作自由選擇。
    
    回應：工作自由選擇不是絕對的，社會可以進行適當的限製，關鍵是這種限製是否符合公平、公正和正義。如同上一節所述，在儒家文化以德行為基礎的正義觀之下，這一提議是符合社會正義的。
    
    2．文革時期“上山下鄉”的翻版。
    
    回應：不是。1）價值關注不同；2）社會正義觀不同；3）工作內容不同；4）時間要求不同；5）報酬不同；6）自由度不同。
    
    3．提供腐敗機會：有權、有錢、優勢者可以利用其他手段（如出國留學）避開這一要求。
    
    回應：適當、公開、透明的規章、製度、懲處可以有效遏製這類腐敗，如關於回國後補上這一工作的規定，應有幫助。另一方麵，任何合理的製度、規則都有可能被歪曲、濫用而引發腐敗，這種可能性提示社會應該進行有效的法治監管，而不是不做適當的事情。
    
    4．爭搶更需要者的工作。
    
    回應：就服兵役而言，一方麵意味著奉獻、犧牲，另一方麵也意味著素質、知識和能力的要求，不能隻從誌願申請者的需要出發。就家政服務而言，市場很大，不會影響。
    
    5．損害大學畢業生的專業發展計劃。
    
    回應：對於大多數大約22歲的大學畢業生來說，從事這一工作2年對於他們未來的專業發展的負麵影響應當是很小的，整體上看應當會有正麵影響，因為他們對人生、社會有了兩年綜合的經驗。對於少數天才人物，則難以評估。畢竟，他們可能連完整的大學教育也不需要。
    
    五
    
    本文無意誇大這項提議的重要性。本文並無意思表示，按照這項提議去做，我們就一定能獲得多大的成就，例如有效地遏製“腐敗”、成功地預防“墮落”等等。筆者甚至不知道，從“家庭、德行、幸福、和諧”的優先價值出發，聯係中國當前的現實，這項提議是否是我們首先應該做的事情。但本文的確想例示以下兩點想法：一是儒家文化不同於現代西方文化，它是我們的資源紅利，有助於我們借鑒而不是照搬西方的東西，指導我們塑造中國社會的未來。二是儒家思想、價值不是限於象牙塔中的學術研究，而是可以用來切實指導我們的政策製定和製度創新的思想和價值，本文用大學畢業生應該先服兵役或先當保姆兩年這一政策提議和論證來標明這一點，希望引起儒家研究同道的留意。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