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耶之爭”和“儒墨鬥法”，爭什麽？鬥什麽？
    ——對近來連續兩起儒耶之爭與儒墨之爭的觀察
    作者：雨石（香港理工大學文化學係青年學者）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
    時間：孔子2564年暨耶穌2013年3月2日
    
    
    
    《新墨家思想學派》微刊.編者按：
    
    這裏的“儒耶之爭”，是指2012年年末，中國社科院基督徒學者石衡潭所撰寫的《孔子與道》獨幕劇劇本中，因將孟子所言的“五百年必有王者興”比做基督教傳統中耶穌基督誕生的“伯利恒之星”，並謂孔子是“渴慕耶穌基督福音而不可得的偉大的慕道友”，從而引發了持續1個月的民間儒者對其“《聖經》《論語》對讀班”的口誅筆伐。石衡潭博士甚至因此遭受人身威脅。
    
    “儒墨鬥法”主要是指2013年年初，由於“新墨家思想學派”網站的頭條，被發現發布了關於四川師範大學巴蜀文化中心研究員李競恒的《墨家走向通往奴役之路》的係列批判文章，以及被認為帶有侮辱性質的漫畫，而引發的關於“到底是儒家還是墨家，引領中國走向通往奴役之路”的大辯論。期間新墨家學派組織了上百篇文章，對儒家憲政、儒化共產黨、儒式虛君共和、儒家議會三院製進行批評，又相繼有左派學者、自由派學者和基督徒加入探討。
    
    兩起事件，網絡上轉發過幾十萬，帖子過千，辯論文章極其多。堪稱中國大陸自有互聯網以來，規模最大的“儒耶之爭”和“儒墨鬥法”的網絡事件。
    
    
    正文
     
    
      近來國內儒教倡導者與團體漸漸走上前台，不似前幾年僅局限在學界和書院之中，儒耶鬥法甚至儒墨之爭漸漸成勢，在各大論壇與微博上你來我往，好不熱鬧。所謂“儒教徒”亦開設網站作為其思想陣地，參與社會熱點的議論，甚至在用他們的輿論造出熱點，諸如河南平墳事件、提案采用漢服版博士碩士袍、文廟禮製體係重建等其背後都有“儒門”的影子，他們的影響，按照香港媒體的說法，已經上至官方（蔣慶之“儒家八用”據說受到高層重視，蔣也曾去中央黨校與高層對話，而作為當代大陸新儒家的另一代表康曉光本人是多個國家級智庫的智囊，擁有可觀的政策影響力）下到民間（近來深圳格致書院開展儒學進社區活動與大學生儒學修身營，試圖在書院讀經班之外開創一條更能融入民間的途徑，筆者與格致書院山長吳俊先生有過交流，他的老師是賀麟先生的學生張祥平，自有一套迥異於蔣康陳的儒家哲學係統），這在十年之前甚至五年之前都是無法可想的，這似乎是中國文化複興的前奏，至少很多人樂觀其成。
    
      從思想史意義上講，今天我們看到的儒耶或者儒墨的論爭自有其進步的意義。自八十年代開始學界論爭的主流是自由派與新左派，自由派溯源”五四精神“的科學民主，新左派要保存馬恩列斯毛的火種，兩派對傳統文化都沒有親近的態度，到今天亦如是，八十年代紅極一時的紀錄片《河殤》可以代表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對傳統的態度，但實則並未超過五四時期諸前輩的意見。而九十年代開始的“國學熱”和傳統文化的複興使得“文化保守主義”者開始形成和現身，蔣慶即是那個時代脫穎而出的佼佼者。不過在當時這仍是社會思潮的一道潛流，遠不如今天百花齊放的態勢，更沒有所謂“儒耶”“儒墨”的激烈爭論。今天的局麵較八九十年代更加開放，議題更廣，不同流派漸次成型，為社會的重建提供著不同方麵的意見。從一個社會的健康發展來看，這種潮流當是一件美事。 
    
      這自然讓人想到民國初年，自由主義者、社會主義者、文化保守主義者、民族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基督徒、佛教徒摩拳擦掌，以筆為刀，以文為炮，重現了三千年前諸子百家的盛況，每個流派均有其可獨當一麵的大人物：胡適之自由主義、陳獨秀李大釗之社會主義、梁漱溟張君勱熊十力之文化保守主義、章太炎之民族主義、劉師培李石曾黃淩霜之無政府主義、王治心之基督神學、太虛歐陽竟無之佛學，甚至於每一個派別之內還可細分，每一個學者的思想亦極具變動性，但無疑皆為大轉型期的中國提供了諸多良藥，也為今後中國曆史的軌跡做好鋪墊。今天我們看到論爭以曆史的眼光看是絲毫不用驚奇的，在權威袪魅的時代，各種思想的“複魅”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可是，與民國相比，我們現在的爭論還處在兒童期，可很多人已開始驕傲，想要一步登天，封王拜相，這便是當前國內儒教複興運動給外人的直觀感覺，也是最容易遭其他諸家學者攻訐的痛點。更嚴重的是，這種對“政治新儒家”（區別於倡導心性儒學的港台新儒家）學問和道德的攻擊衍生成了對儒家文化的二次傷害，認為他們不切實際的抱著體製大腿不放的政治儒學正可證明儒家的劣根性，更可說明中國千百年來的政治頑固不化的罪責要歸到孔夫子身上，然後以此來抬高如老子、墨子的價值，為自己贏得應有的輿論響應。
    
      “五四”對以儒家為正統的中國文化的反動有幾個來源，最直接是西方文明的入侵，麵對故國文明的節節失守知識分子不得不重構自己的價值觀，以創造一種有益於當下時局的新文化以救亡圖存；而其內部根源是清代中期乾嘉考據學的過分發展，使得儒家經世致用精神的淪喪，為了矯正此偏差，知識分子亦需調整自己的思考路向。反傳統的最強音是譚嗣同的“衝決網羅”與魯迅的“禮教吃人”，儒家禮製賴以存在的宗族社會開始逐步瓦解，而這一套秩序的瓦解直接摧毀了帝製重新複辟的可能，故在”革命“被塑造成正統價值觀的民國初年，任何妄圖複辟帝製的行為都會被各路討伐，至今我們的曆史觀念亦是如此，盡管有的學者會認為中國當初應該成為君主立憲製下的聯邦製國家，甚至認為袁世凱稱帝不見得是壞事，但這種思維還是沒法被一般人的曆史觀念所接受。傳統社會的全麵崩盤早已使儒家失去了賴以安身立命的基礎，這一點從康有為試圖複興孔教卻最終失敗就可看出，難道梁啟超們的傳統造詣和對傳統的情感還比不上今天的蔣康陳？
    
    自康有為之後，再鮮有人將“孔教”當作一回事，倒是太虛的佛教改革運動如火如荼，部分仿造基督教教團化的僧伽製度改革在今天的台灣依然可以看到其成果和影響力（如佛光山），而儒教終失去了其重新建製化的可能，按照餘英時的說法，成為了傳統的“遊魂”。餘英時的“遊魂說”倒是頗為筆者所認同，他認為儒家的現代意義僅可存在於個人生活層麵，而無法亦無此必要成為安排整個國家政治與社會秩序的意識形態，我以為這一點應該成為各方的一種共識。儒家哲學的發展到港台新儒家開創的心性儒學為止其經世效用就已完結，即對個人的人生修養可有直接的幫助，可作為當今中國信仰缺失的一劑良藥，從這個意義上講開展的兒童讀經班並無不可，甚至以後會成為改革中國教育之弊的生力軍。但靠大政府推廣政治儒學使之成為強有力的宗教組織，這違背了曆史發展的規律，亦違背當前社會的實際情形。若真有一種政治儒學，真有一種高於民主政治的“仁政”，那也是在心性儒學能夠得到充分發展的前提下自然開出的，它決不會依憑政府的強力推行，如同宗族社會亦不可能靠政府重新建立。
    
      所以，今天的文化論戰，若各派以能取得多少政府認可或政策影響力為目的，本身則落了下乘，無法讓民眾客觀了解每一種思潮的來龍去脈與現實意義。我們應該首先尋求一種政治上的共識，一種知識分子道德上共識，才能更好進行文化的交流與思想的碰撞。如果仍是回到戰國時代，你罵我是“禽獸”我罵你在“愚民”，或者抱著一種陰謀論的態度反對外來宗教，那麽我們三千年來的文明到底有何實質進步呢？或許，我們真如龔鵬程教授說的那樣，與孔子比起來，我們現代人的精神世界差得太遠。尚不用說孔子，港台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先生素來以“博”聞名（徐複觀先生對唐先生的評價），在他歸宗儒家的哲學體係中，亦保留著基督教、佛教、印度哲學的位置，其心量氣魄之大已非今人可以想象。這才是有真正傳統風範的中國文化之“巨人”（牟宗三先生對唐先生的評價），今天有哪一位可以站出來說“我能和唐先生對話”麽？和先賢比起來，我們要學習的還太多。諸君，珍重且努力吧！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