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使道路無啼饑之童
    作者：吳鉤
    來源：2012-11-25《南方都市報》
    
     
    
    如果一名孤苦無依的兒童在宋代的州縣或都城流浪，那麽按照當時的製度安排，他被會送入附近的福利機構收養，由政府提供住宿、食物、衣食，並安排免費入學。這是宋代的一項社會救濟製度，名曰“慈幼”。
    
    元代初期到過中國旅行的意大利商人馬可·波羅這樣記錄南宋的慈幼製度：“其國諸州小民之不能養其嬰兒者，產後即棄，國王盡收養之。記錄各兒出生時之十二生肖以及日曜，旋在數處命人乳哺之。如有富人無子者，請求國王賜給孤兒，其數惟意所欲。諸兒長大成人，國王為之婚配，賜之俾其存活，由是每年所養男女有二萬人。”
    
    馬可·波羅來到臨安時，南宋已經滅亡，宋人的慈幼製度也已荒廢，他想必是聽宋朝的遺民回憶美好的前朝往事，所以他的記錄似乎帶有浪漫主義的想象成分，但即使如此，馬可·波羅的話大體上還是可信的，他說的其實就是南宋的“慈幼局”。
    
    慈幼局於淳祐七年（1247年）創立於臨安，位於公益醫療機構——施藥局之側，這樣顯然有利於對患病嬰兒、幼童的救治。根據宋人吳自牧《夢粱錄》的記述，慈幼局是這樣運作的：“官給錢典雇乳婦，養在局中，如陋巷貧窮之家，或男女幼而失母，或無力撫養，拋棄於街坊，官收歸局養之，月給錢米絹布，使其飽暖，養育成人，聽其自便生理，官無所拘。若民間之人，願收養者聽，官仍月給錢一貫，米三鬥，以三年住支。”
    
    寶祐四年（1256年），在臨安慈幼局運作成熟之後，宋廷又下詔要求“天下諸州建慈幼局”，次年，宋理宗又詔曰：“朕嚐令天下諸州置慈幼局……必使道路無啼饑之童。”這是一位宋代君主的慈幼理想。從元人的記錄來看，慈幼局設立之後，至少在京城臨安，已實現了宋理宗的理想，據元人鄭元祐的《山樵雜錄》，“宋京畿各郡門有慈幼局。蓋以貧家子多，輒厭而不育，乃許其抱至局，書生年月日時，局設乳媼鞠育之。他人家或無子女，許來局中取去為後。故遇歲侵，貧家子女多入慈幼局。是以道無拋棄之子女。若冬遇積雨雪，亦有賜錢例。雖小惠，然無甚貧者。此宋之所以厚養於民，而惠澤之周也。”這些記錄，可佐證馬可·波羅所言不虛。
    
    除了慈幼局，南宋還出現了地方政府自行創立的其他兒童福利機構，如“散收養遺棄小兒錢米所”、“嬰兒局”、“慈幼莊”、“慈幼局”、“及幼局”，等等。名稱雖異，功能則跟慈幼局差不多。如嘉定十年（1217年），南宋理學家真德秀在建康府設立慈幼莊，收養因饑荒而被遺棄於道路的嬰兒和流離失所的流浪兒童，並撥置1300畝官田作為慈幼莊的恒產，訂立了完備的管理製度，四十餘年下來，還是“相仍不廢”。
    
    這類專門的兒童福利機構是南宋時才出現的，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官辦孤兒院。北宋時，則主要由綜合性福利機構負責收養、賑濟棄嬰、孤兒、流浪兒童，如“福田院”負責收養京師汴梁的“老幼廢疾”，“廣惠倉”負責賑濟各州縣的“老幼貧乏不能自存者”，這其中便有嬰兒、兒童。
    
    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北宋開始施行“居養法”，在各州設立“居養院”，“鰥寡、孤獨、貧乏不能自存者，官為養之，疾病者仍給醫藥”。棄嬰、孤兒、流浪兒童也送入居養院收養，對嗷嗷待哺的嬰兒，雇乳婦哺育；對幼童，則每人每日給予半升米。北宋末蔡京當政時，國家福利得到擴張，包括流浪兒童的福利也有提高：居養院成年人“日給粳米或粟米一升，錢十文省，十一月至正月加柴炭、五文省，小兒減半”，又規定“孤貧小兒可教者，令入小學聽讀，其衣襴於常平頭子錢內給造”。也就是說，這些被遺棄或喪失親人的孤兒、流浪兒童獲得了免費接受教育的權利。
    
    國家要對沒有親人養育的棄嬰、孤兒給予救濟，使他們避免死於非命，這是中國人源遠流長的福利觀念，也是一項古老的製度安排。在傳統話語中，福利製度叫做“保息”。《周禮》中記載了六種“保息”之法：“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其中就有“慈幼”。南朝（公元6世紀）設立的“孤獨園”，應該是中國曆史上最早的具有收養孤兒功能的國家福利院：“凡民有單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縣鹹加收養，贍給衣食，每令周足，以終其身。又於京師置孤獨園，孤幼有歸，華發不匱。若終年命，厚加料理。”不過在宋代之前，對孤幼的救濟還談不上製度化、普遍化、專業化。到宋代時，才逐漸建立起一整套覆蓋了“從搖籃到墳墓”的國家福利體係。明清時，國家福利又大為收縮，倒是民間慈善在宋代的基礎上蓬勃發展了起來。
    
    不管是國家福利，還是民間慈善，都為社會不可或缺的救濟機製。八百年前的君主能立下這樣的理想：“必使道路無啼饑之童。”八百年後的人們是不是已經完全做到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