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建設好曲阜“中國文化特區”的幾點建議
    作者：曾振宇（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發表
    時間：西曆2013年1月28日
    
    
    
    【相關背景介紹】 在山東省政協十屆四次和五次會議上，省政協委員曾振宇、楊朝明、馬磊、吳霽文四位同誌在省政協十屆四次會議上提出《關於設立“曲阜文化特區”的建議》的提案，2012年初九三學社山東省委員會在省政協十屆五次會議上提交《建議設立曲阜“文化特區”》的提案，在儒家聖地建設“曲阜文化特區”日益成為關係山東文化強省建設的重要課題。5月17日，濟寧市委市政府正式提出了建設“曲阜文化特區”的設想與意見。7月4日下午，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山東人文社科研究協作體辦公室”召開“曲阜與中國文化特區建設研討會”，邀請省內各界專家學者圍繞“曲阜文化特區”建設進行專題研究。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執行副院長王學典教授主持會議。省政協委員、泰山學者曾振宇作了主題發言。與會代表一致認為: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國社會已經走到了一個新的重大轉折關頭。如果沒有中國本土的優秀文化作為新的動力，中國的政治、經濟和道德文化的發展，缺乏目標與方向！2012年7月5號《中華讀書報》發表了曾振宇撰寫的《曲阜文化特區，“特”在何處》的長篇文章，新華社等主流媒體紛紛加以報道，目前曲阜與中國文化特區一事已成為全社會討論的一大熱點。此提案對中國文化建設與中國社會發展走向產生的重大影響，或許不亞於1979年深圳“中國經濟特區”的設立。《中國日報》評論：“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文化特區’的建設是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需要，也是加強對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國優秀文明成果、增強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的時代訴求。”2012年12月5日,文化部與山東省政府在濟南簽署《關於合作推進文化強省建設框架協議》，建設曲阜中國“文化特區”已經納入議事日程。在2013年元月召開的山東省人大十二屆一次會議上，山東省省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建設好曲阜“文化特區”。
    
     
    
    目前，網上對曲阜“中國文化特區”一事提問非常多。全國人民的提問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問題：為何要建設曲阜“中國文化特區”？文化特區“特”在何處？如何建設好曲阜文化特區？對此，我想談談幾點想法：
    
    在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顧維鈞在拒絕日本欲搶占德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在山東的利益的企圖時說道：“中國不能失去山東，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源泉,是綜合國力競爭的主要因素,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原動力。五千年中華文明的主體是儒家文化，因而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文化特區”的建設是“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需要，也是“加強對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國優秀文明成果，增強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的時代訴求。建設文化特區是一項偉大的世紀工程，其中蘊涵著豐富的文化內容和深刻的時代意義。
    
    曲阜文化特區之“特”，意味著唯一性、不可替代性和開創性。具體表現在六個方麵：
    
    一、 如果說三十多年前深圳經濟特區的設立標誌著中國經濟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那麽，目前中國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又處在一個新的曆史轉折關頭——即從一個片麵追求GDP增長為主要目標的經濟，轉向一個以人的全麵發展為主要目的的綠色經濟。沒有文化作為原動力，中國經濟不可能再出現三十年持續高速發展的神話。實現中國經濟的轉型必須以文化核心價值觀作為內在支撐，以孔子儒家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具有不可替代性。因此，配合中國經濟實現新的轉型，建設中國文化特區，是時代發展的需要。
    
    目前，中國經濟正處在一個轉型的曆史性關頭，即如何從一個片麵追求GDP增長為主要目標的經濟，轉向一個以人的全麵發展為主要目的的綠色經濟。社會是否和諧？人與自然是否協調？江河是否被汙染？食品是否安全？人是否活得幸福？社會是否公平正義？約翰·羅爾斯說：“正義是社會製度的首要德性”，一個社會的經濟形態、政治製度和基本價值體係隻有受一種公共的正義觀調節時，這個社會才是一個“良序（Well-ordered）”的社會。所謂“良序（Well-ordered）”社會，有兩大標誌：一是每個人信仰並普遍接受正義原則；二是社會經濟形態、政治製度都彰顯出正義精神。中國具有源遠流長的正義文化傳統，這一文化傳統中的核心價值觀具有普世性特點。因此，實現這一經濟轉型的關鍵在於：必須把目前中國經濟的發展建立在文化核心價值觀基礎之上。一個擁有仁義誠信忠恕文化核心價值觀的經濟形態才具備向前發展的內在動力，一批具有“民吾同胞物吾與”文化信仰的人才能真正實現中國經濟的轉型。因此，以孔子儒家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已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以孔子儒家為代表的中國文化才可以幫助中國實現經濟的轉型。沒有主體文化的支撐，已經高速增長30年的中國經濟的發展不可能走得很遠。
    
    從最早在東亞實現現代化的日本以及韓國、台灣地區、香港地區、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亞洲國家與地區現代化進程分析，可得出一個普遍性結論：實現現代化，不必以犧牲傳統文化為代價；優秀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相得益彰、並行不悖。一國經濟長期增長的最終源泉應歸結為人力資本和知識的生產與積累，換言之，可稱為“文化資本”。具體而論，東亞的經濟現代化都和儒家文化有著密切聯係。馬克思·韋伯曾經論證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發展之間的內在關係，儒家文化與東亞經濟發展之間的內在關係已經得到越來越多的證實。新加坡領導人李光耀1978年在國慶獻辭中說：“也許我英語比華語好，因為我早年學會英語；但是即使再過一千個世代，我也不會變成英國人。我心中所信守的不是西方的價值體係，而是東方價值體係。”
    
    在網上有人問這樣一個問題：中國的經濟發展何時能實現三大目標？
    
    1.外國人都到中國來留學。
    
    2.外國人如饑似渴讀中國的書、看中國電影。
    
    3.外國人學習中國的文化（文字、服裝、茶藝、音樂、戲曲、禮儀、建築、製度等等）。
    
    在五千年文明史上，隻有唐朝才實現了這三大目標。這三大目標的實現的奧秘，就在於唐朝的經濟發展是以文化為依托，經濟的發展奠基於文化核心價值觀的認同。正因為如此，唐朝才真正成為大國，才真正成為世界文化中心之一。
    
    已經持續三十多年的“經濟特區”已經完成了曆史使命，這點從最後設立的一個經濟特區——海南經濟特區無疾而終可以看出來。因為經濟特區已經沒有什麽可“特”，你能特，大家都能特，還有什麽特區之說？“經濟特區”的時代已經結束了，中國的經濟還得向前繼續發展。但是，經濟的發展如果沒有本土優秀文化與價值理念的支撐，肯定難以為繼，甚至會出大的社會問題。從世界文明史進程分析，一個大國的崛起要三足鼎立才能穩定：經濟發展、文化繁榮與製度變革。三者缺一不可！
    
    二．配合中國文化建設方針改變，在實現“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戰略目標上，以孔子儒家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具有不可替代性，以曲阜為代表的文化主體地位具有不可替代性。
    
    我有一次在韓國講學，一位英國學者問我一個問題：為什麽韓國地處中國和日本兩個大國之間，還能保持文化的獨立性？我非常讚賞這一提問，甚至我覺得問題比結論更有啟發性。眾所周知，1949建國之後，我國在文化建設上奉行的方針是“破舊立新”。以孔子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是舊文化，是批評與否定的對象。因為有“破舊立新”文化方針的指引，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的發生時所難免。目前，我國文化建設方針已發生了重大改變。十七大政治報告指出：“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團結奮進的不竭動力。”六中全會又進而提出“文化自覺”、“文化自信”和文化強國戰略。如何實現“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自覺”“文化自信”必須建立在文化主體基礎上。一個具有獨立自足的文化必然具有主體性。“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當務之急，是重建中華文化的主體性，積極采取各種措施，全力複興中華文化，守護中華民族精神家園，徹底解決當代國人的精神危機問題。張岱年先生說：“一個健全的民族文化體係，必須表現民族的主體性。民族的主體性就是民族的獨立性、主動性、自覺性。……如果文化不能保證民族的主體性，這種文化是毫無價值的。” 何謂“文化”？文化就是“人文化成”，包含著一個民族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生活習慣和信仰習俗等。如果一個國家的文化主體性喪失，也就意味著這個國家的曆史中斷，意味著民族精神的衰落。章太炎一生最為景仰的顧炎武嚐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自古以來，儒家一直將“國家”與“天下”兩個範疇嚴格區分。曆史上“國家”之興亡不過是一家一姓之陵替，“天下”這一概念則不同。“天下”不僅是一政治概念，也是一地理之概念，而且更重要的它還是一文化概念。“天下”表征的是一種民族文化，是一個民族安身立命的根本標識。“天下”滅亡，意味著一個民族文化標識的壽終正寢。正因為如此，晚年的章太炎才會四處奔波，高喊“不讀史書，則無從愛其國家”，[1]“仆老，不及見河清，唯有惇誨學人，保國學於一線而已”。[2] 章太炎之籲喊，已有先儒“存亡繼絕”、“續命河汾”之深意。文化存，則民族文化血脈存。因此，在具體落實與實現“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方針戰略目標上，以孔子儒家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具有不可替代性，以曲阜為代表的文化主體地位具有不可替代性。
    
    三．如何在文化自覺與“文化認同”層麵上建構“現代國家”，是目前中國麵臨的一個深層次的政治文化課題。“現代國家”並非單純指謂經濟的現代化，更重要還在於政治民主化。
    
    目前中國民主化進程正在穩健地向前推進，已經取得了不少成就。隨著中國民主化進程的不斷深入，文化的力量與作用不斷凸顯：中國民主化進程的民族文化基礎何在？中國民主政治的正當性如何評判？前者關涉民主政治是否完全是西方文化產物，與中國文化絕緣？後者關係到中國文化中是否存在著一以貫之的、具有普適性的正義思想傳統？回溯兩千多年儒學史，我們不難發現，政治民主化有著深厚的曆史文化土壤。孟子“道性善”，除了現實的人文關懷之外，其文化史意義還表現為倡導人性平等。康有為評論道：“人人性善，文王亦不過性善，故文王與人平等相同。文王能自立為聖人，凡人亦可自立為聖人。”[3]人人皆有善端，此乃天之所賦，因為人性平等，所以“人皆可以為堯舜”。由人性平等，古今學者進而抉發出孟子社會政治學說隱含之平等、自由精神：人人皆“天民”， [4]“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5]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6]錢穆由此點明孟子性善說中蘊涵“自由”、“平等”思想精髓。梁啟超也揭示孟子性善說彰顯“自由意誌”精神，[7]黃俊傑認為此乃梁任公思孟學中“最具創發性之見解”。[8]如果再加上孔子、荀子、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人不斷闡發的“民惟邦本”、“從道不從君”、“天下為公”、“居仁由義”、“民貴君輕”、“天下為主君為客”等等民本政治思想，儒家思想體係中內蘊著深厚的正義性與公平性思想資源。這些正義、平等與公正思想，對於目前中國建構“現代國家”而言，將是十分重要的曆史文化資源。1958年元月由唐君毅、牟宗三、張君勱、徐複觀四人聯名發表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認為，中國人不僅可由儒家“心性之學”成就一“道德實踐的主體”，同時也可由“心性之學”成就民主“政治的主體”。李明輝指出，在這一宣言中實際上存在一種有別於西方人性惡文化基石上的民主理論——“即建立在性善說之基礎上的民主理論。”[9]
    
    四．在人文地理上，在曲阜建文化特區具有不可替代性。
    
    其一，曲阜是孔子的故鄉、儒家發源地；
    
    其二，曲阜是黃帝故裏；
    
    其三，曲阜是周公分封地、“周文”所在地。
    
    其四，在齊魯文化版圖上，曆史地形成了以曲阜為中心、方圓百公裏的儒家文化圈：
    
    鄒城（孟子）
    
    蒼山（荀子）
    
    嘉祥與平邑（曾子父子）
    
    章丘（伏生）
    
    滕州（叔孫通、儒家弟子墨子、北辛文化）
    
    濟寧（何休）
    
    沂南（諸葛亮）
    
    臨沂（顏之推、顏師古）
    
    泰安、寧陽（大汶口文化、孔子遺跡）
    
    濟南章丘（龍山文化）
    
    日照（堯王城，龍山文化類型之一）
    
    泗水（尼丘山）
    
    五．在曆史文化資源上，在曲阜建中國文化特區具有不可替代性。
    
    根據幾次文物普查，曲阜現有各類文物古跡遺存560多處，其中孔廟、孔府及孔林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6處，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1處，保存有金、元、明、清曆代古建築1300餘間，漢代以來碑刻、石刻5000餘塊，古代墓葬10餘座，古樹名木近2萬棵，庫藏文物10萬餘件，其中孔府檔案26萬件，各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180多個。曲阜魯國故城遺址，是中國目前僅存的3000年左右的城牆遺址，其價值和地位不亞於孔廟。
    
    1982年，曲阜被國務院公布為首批國家曆史文化名城。
    
    1998年，國家旅遊局把曲阜列為全國首批優秀旅遊城市。
    
    2005年，又將曲阜三孔和明故城列為首批5A級景區。
    
    2008年，文化部批準曲阜文化產業園為國際級文化產業示範園區（目前隻有曲阜1家屬於縣級行政區域），最近，曲阜一批大文化遺址項目列入世界銀行以及中國重點項目。
    
    如何在文化自覺與“文化認同”層麵上建構“現代國家”，是目前中國麵臨的一個深層次的文化戰略課題。錢穆先生嚐言：“孔子為中國曆史上第一大聖人。在孔子以前，中國曆史文化當已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積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後，中國曆史文化又複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演進，而孔子開其新統。在此五千多年，中國曆史進程之指示，中國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響最大貢獻者，殆無人堪與孔子相比倫。”中國目前正在謀求建構“現代國家”，經濟大國隻是建構“現代國家”必要條件之一，如果缺乏“文化大國”這一必備條件，所謂“現代國家”隻是空中樓閣，而“文化大國”誕生的一大前提條件則是全民族高度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認同”。因為沒有文化自覺與“文化認同”，不可能真正實現“現代國家”。“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當今中國的文化建設正處於由“破舊立新”向“開其新統”轉變的十字路口，應當大張旗鼓地弘揚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文化，旗幟鮮明地樹立以“集其大成”、“開其新統”的孔子為傳統主體文化之文化象征。在中西文化會通基礎上，通過文化自覺與“文化認同”，實現“現代國家”形態。建設曲阜中國文化特區既是文化自覺與“文化認同”的具體落實，也是實現“現代國家”形態的必有之路。
    
    六．在中華五千年曆史上，存在著一條亙古不移的“儒家定律”：在新王朝建立初期，一定要“崇儒重道”，將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樹立為國家指導思想，論證新王朝是儒家仁義誠信基本價值觀的遵循者與弘揚者；尊孔信儒，設學校，興科舉，天下才能長治久安。不遵儒，不禮孔，新王朝（譬如秦朝、魏晉南北朝、隋朝、太平天國等）必然短命夭亡。
    
    楚漢戰爭期間，市井無賴出身的劉邦尚未認識到儒家思想重要性，甚至以儒冠溲溺。但是，當戰爭的煙塵散盡，劉邦馬上征召“漢家儒宗”叔孫通采古禮、製漢儀，頒行於天下。漢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劉邦“以太牢祀孔子”，開啟了曆代封建帝王祭孔之先例。自從漢高祖親自祀孔後，漢王朝形成一禮俗：凡是諸侯卿相至魯，“常先謁然後從政”。為表達對孔子的尊敬，劉邦封孔子九世孫孔騰為“奉祀君”，專司祀事。在文景之治之後，漢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議，“推明孔氏，抑絀百家”，最終樹立儒家思想為國家指導思想，儒家價值觀為天下普遍遵循的人倫規範。儒家思想由一種地域性文化上升為國家主流文化，已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
    
    唐朝建立之初，富於政治遠見的李世民便開設文學館，“延四方文學之士”。一時俊彥齊集，房玄齡、杜如晦、於誌寧、蘇世民、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文達、蘇勖以及孔穎達等人，均“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號稱“十八學士”，“分為三番更直宿於閣下”。“銳意經術”的唐太宗旋即命令顏師古統一經典，成“五經定本”。貞觀十二年（ 638年 ），孔穎達升遷國子監祭酒，總管“六學”訓導之政令，唐太宗命孔穎達主持統一經典章句的義疏。孔穎達與馬嘉運、顏師古、楊士勳、賈公彥、司馬才、王德韶、朱長才、朱子奢等多人，參酌南北經義之歧見，以南學為主，曆時十幾年編成《五經正義》。這一文化工程統一了儒家經典的文字和注釋，增強了儒學的統一性和凝聚力，使儒學今文古文之爭、各宗派之爭、南學北學之爭及鄭學王學之爭熄滅，使東漢以來的紛紜矛盾的師說統一，異端邪說一掃而空。其更深層的社會政治意義還在於：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唐王朝立國根基，唐王朝是儒家思想繼承者和光大者。曆史的發展印證了這一切：唐太宗吸收了《五經正義》中的精華部分，尊法禮，施仁政，倡儒學，興教育。社會經濟繁榮、政治清明，文化空前繁榮，民族關係和諧，開創了曆史上著名的“貞觀之治”，文治和武功都達到空前的盛況。1271年，蒙古族人建立元朝，馬上認識到“必行漢法，乃可長久”的曆史規律，於是恢複科舉，以孔孟之道作為“化民成俗”的國家指導思想。1308年，元武宗詔加號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1368年，明朝剛剛建立，朱元璋便“以太牢祀孔子於國學”。1382年，詔令天下郡縣通祀孔子。同年，朱元璋以“治國以教化為先，教化以學校為本。”下令全國郡縣皆立學校，全國由此出現“無地而不設之學，無人而不納之教”的文化盛況。清朝剛一建立，便詔令天下“敦崇正學”。康熙皇帝一即位，便確立了清朝前期以“崇儒重道”為文化國策的基本格局。康熙親政之初臨太學釋奠孔子，又專程到曲阜拜謁孔子，在大成殿行三跪九叩大禮，親手書寫“萬世師表”四字匾額懸於殿中。“至聖之道與日月並行，與天地同運，萬世帝王鹹所師法，逮公卿士庶罔不率由”。在曆代王朝尊孔禮儒的文化政策中，不乏利用與斷章取義的成分，甚至棄其精華如敝屣。目前中國正處於一繼往開來、建設“現代國家”的曆史性轉折關頭，正好可以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完成中華民族複興的偉業。
    
    在中國曆史進程中，儒家文明已經綿延發展了兩千五百多年，至今仍顯示著蓬勃的生命活力。在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中，隻有中華文明沒有中斷，而且這一文明仍然顯示出強大的現代生命力和現實的文化解釋力，這種“青春永葆”、充滿韌性的文化生命力，來源於儒家文明自身的開放性、包容性，同時又一再證明了儒家思想及其基本價值觀具有普世性、永恒性特點。在中國五千年文化傳統中，孔子是核心文化價值觀的文化象征。在西方社會，博愛、同情、友善等等基本價值觀是“掛搭”在上帝名下；在中國文化中，仁、義、誠、信、忠、孝、廉、恥等人倫規範則是與孔子儒家思想緊密相連。在全世界不同的文化傳統中，許多基本的倫理道德價值觀盡管在概念與表述上有所不同，但在價值指向與人文關懷上卻具有共通性。伴隨著亞洲“四小龍”的興起，學界曾經用“儒家文化圈”和“東亞價值”來予以概括，並將其看作是儒家思想依然在當代社會彰顯其蓬勃生命力的一個例證。但是，在對於“東亞價值”的討論中，人們往往從經濟倫理的角度探討儒家思想是如何在工業東亞起作用的，而對於作為儒家思想之核心內容的終極關懷在當代社會中的命運及其發展趨勢卻缺乏深層次的認識。杜維明先生曾經指出：儒學的未來命運取決於它有沒有見證者以及有怎樣的見證者。真正儒者的見證是生命的契印，是以自我生命的存在形態來展示一種德慧生命的氣象。如果沒有一批從終極關懷到生活方式全幅貫注了儒家精神的見證者，儒學對於現代人生而言恐怕就最多隻能有學理的意義。如何使儒家作為一種“地方性知識”（local knowledges）或“地方性文化”（local cultures）在全球倫理（the universal ethics）背景下尋求普遍性理解？與此同時，如何才能在大眾信仰的層麵切實發揮以儒學為主導的中國文化傳統對於當代中國人與西方人的影響？這是全國人民在全球倫理背景下討論孔子儒家世界意義時深入思考的問題。眾所周知，由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衝擊，加上上世紀七十年代“批孔”的全民政治運動，儒家價值觀的全民信仰基礎遭到了嚴重破壞。在全球倫理背景下探求孔子儒家世界意義的普遍性理解，當務之急應當是重建國民精神信仰基礎。基於此，泰州學派可能是一種值得注意的、可資借鑒的模式；清末康有為單純走上層路線謀求儒家“儒教”化的失敗，可以當作是今人應引以為戒的範例。“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在人類文明史上曾經擔當“中國文化理想之建立”重任的儒家，在“全球倫理”化進程中勢必發揮越來越深遠的作用。
    
    將曲阜建設為“中國文化特區”，是為當下中國社會發展指明一條道路：立足於中華文化，以中華優秀文化作為中國可持續發展內在文化動力，中國社會的發展才能走上一條可持續發展的康莊大道，也是實現“現代國家”形態的必有之路。
    
    注釋
    
    [1] 章太炎：《曆史之重要》，《製言》第五十五期。
    
    [2]章太炎：《致馬宗霍書》，《章太炎政論選集》下冊，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827頁。
    
    [3]  康有為：《孟子微》，薑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五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418頁。
    
    [4] 《孟子·盡心章句上》，第354頁。
    
    [5] 《孟子·滕文公章句上》，第251頁。
    
    [6] 《孟子·萬章章句上》，第308頁。
    
    [7]  梁啟超：《梁啟超論孟子遺稿》，王興業編：《孟子研究論文集》，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84年，第497頁。
    
    [8]  黃俊傑：《中國孟學詮釋史論》第一章，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2頁。
    
    [9]  李明輝：《儒家視野下的政治思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9頁。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