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如何傳承國學？
    原載：《中國科學報》 (2012-12-24 第5版 思想周刊)
    
    主持人：王劍
    
    特約嘉賓：
    彭林（清華大學曆史係教授）
    郭齊勇（武漢大學國學院院長、教授）
    陳明（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教授、《原道》主編）
    張德付（北京國學院學術部原部長）
    
     
    
    近年來，隨著人們對傳統文化的重新認識，國學越來越“熱”。高校中專門從事國學研究的機構相繼成立，電視上湧現了一批講解傳統文化的國學明星，市場上國學經典著作十分暢銷，以弘揚傳統文化為宗旨的民間社團也紛紛成立。前不久，京城多家儒學社團、書院在北京孔廟聯合舉行了祭孔儀式。
    
    我們該如何看待“國學熱”？“國學熱”的背後反映了人們怎樣的精神追求？今天到底該如何傳承國學？本報約請了幾位傳統文化研究領域的專家，來共同探討這些問題。
    
    “國學熱”體現了民眾對傳統文化的需要
    
    主持人：近年來，社會上出現“國學熱”，比如：穿漢服、行跪拜禮，讓孩子背《三字經》、《千字文》，還有各式各樣的“國學班”、“祭孔大典”等等。這些現象說明了什麽？
    
    彭林：近百年來，“全盤西化”是中國社會的主流意識，“與傳統做徹底的決裂”曾經是許多人的真誠願望。然而經過一個世紀的折騰，居然出現了回歸傳統的趨勢，不少民眾喜歡漢服、希望孩子背誦《三字經》、《千字文》，各地每年熱心舉辦祭孔、祭炎帝活動，這說明五千年的文化傳統是斬不斷的，它還有強大的生命力。
    
    郭齊勇：我以為，國民對國學有一種需要。由於國民教育中傳統文化的內容太少，而國民有一種了解我們文化傳統的需求。這正是這些現象的真實背景，我認為這沒有什麽不好。當然，我們可以積極引導，使老百姓更加理性。
    
    任何民族、國家的人民對自己的文化或宗教傳統都有了解的義務，反過來我們可以說，任何民族、國家的文化或宗教傳統是國家走向現代化的基礎。
    
    五四以來，特別是“文革”以來，中國的知識人不加分析地把自己祖先的文明全部作為負麵的糟粕，批判的對象，認為傳統文化都是現代化的障礙，所以，體製內的教育不僅傳統文化的內容很少，而且還灌輸了很多片麵的看法，使之成為幾代人的“共識”。這使我們不能建立起真正的文化認同、倫理共識與終極關懷。現在出現“國學熱”，正是一種矯正。
    
    陳明：國學已經熱了很久了，原因是多方麵的。首先是近代以來強加在傳統文化上的一些罪名，像“阻礙經濟”、“不利民主”、“扼殺人性”等不實之詞已經多少被推翻證偽。其次是人們需要尋找新的價值資源。最後是社會規模和能量擴大，需要恢複和建立屬於自己的觀念係統。主持人說的這幾點是這個大潮中的一些表象，它們後麵深層的東西才是重要的，才是理解評價這些表象的參照和依據。
    
    張德付：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舉措多為民間自發的行為，沒有官方背景。這就說明，“國學熱”或者傳統文化複興是整個民族最現實的需要。
    
    國學教育是莊重、嚴肅的
    
    主持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院長紀寶成認為，國學“虛熱”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國學教育的嚴肅性。對此您怎麽看？
    
    彭林：我完全讚成紀寶成先生的看法，時下的國學熱確實是虛熱，讓人感覺氣場很亂。
    
    究竟什麽是國學？國學與民族複興的關係如何？國學要解決的問題有哪些？學術界並沒有形成共識。經過近百年的討伐與掃蕩，國學領域相當蕭條，大學教授中讀過《四書》者少之又少，但如今高談闊論的“國學大師”卻是滿天飛。
    
    時下，各省各市各校多有“國學大講堂”，但多為政府的形象工程，坐而論道，不解決實際問題。有幾所高校成立了國學院，但課程幾乎都是文史哲的簡單拚湊，學生畢業後各拿各的學位。
    
    國學是經史子集之學，其中經學是中華民族價值觀體係的載體，是國學的核心，目前各大學的國學院都沒有經學專業，甚至連經學課程都沒有，遑論其他？時下很多大學辦“大款班”，毋庸諱言，實際上有不少是“斂財班”，是在開“學店”。
    
    “國學班”收費昂貴，從某種程度而言，正在成為一個暴利行業，其課程設置很隨意，不僅不成係統，沒有章法，甚至投學員之所好，開設《周易》與房地產、股票之類的課程，無聊之極。
    
    國學的尊嚴受到調侃，這是我們非常不願看到的局麵。
    
    郭齊勇：所謂“虛熱”、“假熱”，是我最想講的。我們體製內的教育中，有關國學的基本知識與核心價值的內容實在太少，大家不甚了了，甚至大的媒體、大的導演、主持人，在普通的稱謂與謙辭使用上，都鬧了不少笑話。
    
    而現在社會上一旦有了對國學的需求，就會出現沙泥俱下的狀況。尤其是在商品生產的時代，很多想賺錢的人盯上了這種需求，辦了以贏利為目的的各種班，而一些媒體、影視劇等，隻盯著收視率，對曆史文化實際上是歪講、邪演、庸俗化，故看起來很“熱”，實際上恰好相反，效果是負麵的。
    
    國學教育是神聖的，雖然可以用寓教於樂的方式，但是國民需要通過莊嚴的學習，理解自己的文化精神傳統。抗戰勝利後，為了消除日據時代皇民教育的影響，台灣地區在體製內的教育中，加強國語、國學教育，讓所有的中學生都完整地學習了《四書》（課程與教材的名稱是《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一直延續至今。這對文化認同與青少年的德性養育很重要，甚至使**政府的“去中國化”不能實現，而且台灣的旅遊者在全世界被譽為最有教養的一群華人。
    
    陳明：從國學院的角度講，不少高校一窩蜂地“大幹快上”成立國學院，而他們並不知在這個名頭下該幹些什麽、能幹些什麽，隻會花錢做表麵文章，我覺得這就是最大的虛熱，需要降溫。
    
    就國學班而言，我曾說過，北大、武大、中大這樣的公立重點院校，應該把人力物力集中在對國學精神的闡揚上、對國學人才的培養上，而不是將國學用來辦班賺錢。這是對文化使命的遺忘、對納稅人期待的背離。
    
    至於消解國學嚴肅性和莊重性的，我認為應該是某些人利用傳統文化符號坑蒙拐騙的行為吧。還有一些對傳統理解膚淺、情感有餘理智不足的行為也多少會影響國學的形象。隨著時間的展開，傳統的回歸應該會慢慢變得健康起來的吧。
    
    張德付：民國後，國學教育僅在高等教育（或專科教育）中不絕於耳，即使如此，高等教育中的國學研究也隻是象牙塔裏的智力遊戲而已，於自身生命、百姓日用毫無關係。
    
    國學傳承出現了一條巨大的代際斷裂。這也致使雖然今天民間對國學需求日益增強，而象牙塔裏的學問麵對這些需求竟手足無措，提不出真正具有建設性的建議來。
    
    民間人士與這樣的學者接觸久了，自覺得其學問不足為訓，無奈之下隻有暗自摸索。我接觸過一些從事兒童經典教育的朋友，他們對學院派頗不以為然。
    
    學院派對民間的這些探索，宜抱一種寬容的心態，而不是高坐在象牙塔裏予以傲慢地指點批評；更應該走出象牙塔，接地氣，感受一下民間的真正需求，反思一下學院派自身的學問究竟出了什麽問題。
    
    相比之下，學院派更需要一種對國學傳承的虔敬感、使命感。隻有學院派與民間國學推動者合力，國學傳承才會有另一番景象。
    
    國學教育應從孩子抓起
    
    主持人：國學教育是否應從兒童時期就開始？例如，讓孩子們從小背誦《三字經》、《千字文》等等，這對於國學的傳承是否有利？
    
    彭林：中國自古就是重視教育的國度，《禮記》說：“建國君民，教育為先。”古人對童蒙教育尤其重視，出現過許多優秀的教材，最著名的是“三百千”，即《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
    
    這些教本的知識點非常豐富，而且有條理，成體係，讀起來押韻合轍，朗朗上口，易於記誦，代表了很高的智慧。一代又一代的兒童從中掌握了的應知應會的知識，受益終身。
    
    我有一些朋友，撰寫《新三字經》、《新千字文》，試圖用以替代它們，但沒有一個是成功的，事實證明，我們至今不能超越它們。我對“三百千”的作者懷有深深的敬意。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它們對於中國文化的傳承，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郭齊勇：對兒童、少年的教育，蒙學教育是很好的傳統。從三歲到十三歲，是記憶力最好的時期，在家長與老師的引導下，背誦一點《弟子規》、《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家訓》，背點唐詩宋詞、《四書》、《老子》等沒有什麽壞處。
    
    蒙學主要講的是行為規範，講品行，也講愛心——愛父母兄弟，愛鄰人、陌生人。“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孩子們長大了，會慢慢地反芻，慢慢地理解。最近幾年，我與同事、學生編了幾套“正啟蒙”、“國學讀本”等，在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我們是針對幼兒、小學生與中學生的，有選擇性，啟發並幫助孩子們提高分析能力。
    
    孩子們從小在心、性、情、才上接受國學的熏陶，一輩子受用無窮。親子一塊兒學習互動，效果更好，對養成健康的心理、人格，對家庭社區和諧十分有益。
    
    陳明：《三字經》《千字文》都是非常好的蒙學教材。它不僅是一種知識，更具有文化價值，就是原來說的所謂世界觀，不僅可以幫助人們理解這個世界，也可以幫助人們養成一種社會人格融入這個世界。
    
    雖然時代變化，有很多新的東西需要吸納整合，但作為一個基礎，它是很難被替代的。
    
    袁偉時先生很反對背這些東西。理由還是五四時期那一套，認為國學和科學民主對立。這實際是錯誤的。
    
    西方人從小讀《聖經》，但並不妨礙他們接受科學民主。至於背誦有無必要、不懂或似懂非懂是不是就意味著沒有意義、沒有可行性，這都是十分簡單的幼教問題。
    
    張德付：當然有利。但隻是背誦《三字經》、《千字文》等蒙學讀物遠遠不夠，更需要孩子們從小背誦經典，背誦四書五經。
    
    在國學的傳承中，形式也有一定意義
    
    主持人：今天我們對於國學應該繼承些什麽？形式上的東西（例如，穿漢服、行跪拜禮、祭孔等等）是否重要？
    
    彭林：任何文化的核心都是價值觀。不同的文化，歸根到底都是在回答“人應該如何活著”、“人生價值何在”的問題。中國文化最沒有宗教氣，自古以道德立國，相信天地之間有正氣、有公理，人有良知，要求人們修身近德，成為君子，甚至成聖成賢。因此，中國人特別強調人格養成，這在國學經典裏表述得最為透徹，它對於今天的社會顯得尤其珍貴。這是學習國學最應該繼承的精神財富。
    
    文化除了精神層麵的東西，還有物質層麵的東西，例如，服飾樣式、居住形態、飲食方式、節日慶典、交往禮節等，這些文化表征是民族內部彼此認同的標誌，不可或缺，非常重要，所以同樣需要繼承。
    
    郭齊勇：形式也很重要。雖然我們主要繼承的是文化精神與仁、義、禮、智、信等核心價值觀，但禮儀也很重要。
    
    我們每個人都要有王國維先生所說的敬畏之心、惻隱之心、感恩之心，而這是在冠婚喪祭的禮儀中慢慢養成的。曆史上，司馬光、朱熹的家禮對整個東亞的精神文明都起了積極的作用。
    
    我們現行的冠婚喪祭之禮很亂，應該更多一些民族文化的內涵，應製定新的健康的家禮。
    
    孔子是中國文化的代表，孔子誕辰日應是我們的教師節。幾十年來，我不斷呼籲以孔誕為教師節。我們是文化民族，孔子是至聖先師，祭孔有深意焉。孔子思想對歐洲文化啟蒙、對世界人權宣言與倫理宣言都有積極影響。多年來，我都在孔誕日帶著學生在孔子像前行禮（今年行的是釋菜禮）並背誦《論語》若幹章，還帶學生到曲阜孔廟去祭祀孔子。
    
    我建議各地應逐步恢複書院與文廟。民國以前，各地書院與文廟林立，在社會上起著良好的作用。現在佛寺、道觀的複興很好，但相形之下，在文化生態上，書院與文廟太過凋零。
    
    陳明：國學有兩層含義，一是指相對西方學術而言的傳統之學，例如考據、辭章、義理之學，它主要是一個作為知識類型描述的名詞。
    
    一是指相對國家民族具有特殊意義的某一文化話語係統而言的儒家思想，例如四庫全書的經部，它不僅是一個描述也是一個評價。像鄧實把國學看做國魂之所係就是這種情況。亨廷頓把中國叫做儒教國家則說明鄧實那種觀點有一定曆史根據。
    
    兩種國學理解顯然都是成立的，並且二者之間存在先天的契合性。從我個人來講，更關心後者。但與多數有同樣關注的人不同，我主張對這樣的國學做一個體用的區分，認為要即用見體與時俱進。
    
    這倒不是說形式上的東西不重要，而是說應根據時代的需要，根據聖人製禮作樂的用心體會其精神，重新設計符合現實、滿足需要的新形式。漢服、祭孔等等，就需要根據這樣的原則來思考。當然，結論見仁見智，是沒法強求也不應強求的。
    
    張德付：關於這一點，我最反感一種提法：“國學有精華也有糟粕，我們要取其精華棄其糟粕”之類。
    
    實際上，我們永遠達不到全知全能，以至於能夠正確切當地評判積累了數千年乃至以萬年計的人類文化：何者為精華，何者為糟粕。麵對曆代聖賢相承不息的文化，我們應該抱有一種謙敬的精神，虛心地聆聽、學習。
    
    餘英時先生有一個著名的論斷，即儒學到了現代成了一個“遊魂”，就是說它失去了可寄寓的體魄。我們今天要做的就是“招魂起魄”，隻有如此，這“魂”（文化精神）才能安立得住、貞定得住。
    
    應考慮把國學教育引入基礎教育
    
    主持人：應該怎樣做才能保持傳統文化綿延不絕？
    
    彭林：弘揚優秀的國學文化，把五千年中華文明民族的血脈延續下去，是關乎前途與民族命運的大事。近年，政府反複強調要弘揚優秀的傳統文化，但令人不解的是，國學教育就是進入不了學校的體製教育，而隻能在“體外循環”。
    
    許多了解國學教育意義的中小學校長、教師，隻能利用課外或者周末的時間教授國學，非常有限。民間的許多熱心人士，自己出資辦書院，招收兒童學國學，但常常被地方教育部門視為非法，而屢受困擾。
    
    在如今的體製下，幾乎不可能培養出傑出的國學人才。中學課本中，充斥大量低水平的課文，近年甚至還有人建議將手機短信收入課本，而對傳統的《三字經》、《千字文》則千方百計地挑刺，阻撓其進入教材。
    
    我曾經看過港台、新加坡的語文教材，古文所占的分量遠較我們為大，質量也優於我們。因此，我們的中小學教材必須改革，無論如何，總不應該遜於他們吧？
    
    據我的觀察，大學文科研究生中，沒讀過《四書》的不在少數，而是絕大多數。而《四書》是國學中最基本的典籍。長此以往，恐怕我們學生的語文水平，連東亞的許多國家都不如，更遑論國學人才。
    
    10多年前，多位頂級學者曾聯名上書，提出培養國學優秀人才要從娃娃抓起的建議，希望建立一所從小學開始的國學專門院校，可謂深謀遠慮。但是，時至今日，這一建議如泥牛入海，再無音信。我們希望盡快付諸實施，培養出更多更優秀的國學種子，使國學傳承得到體製上的保證。
    
    郭齊勇：應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在國民基礎教育中加大國學、傳統文化的分量。用政治教育取代道德教育隻能是失敗的。國學教育是生命教育、性情教育，是根本和全麵的。
    
    另外，國學要進家庭、社區、學校、企業、機關，這當然是自覺的而不是強製的。國學、中國文化中的很多珍寶還未被我們認識，我們應以健康的心態、以同情理解的方式學一點經典，慢慢培養興趣，慢慢理解我們的傳統，並創造性地加以轉化，使我們的現代化得到健康的發展。
    
    陳明：我相信傳統文化自有其內在的生命力。隻要意識形態不去打壓它，它自然會發展出自己的現實形態，因為我們的社會、我們的生命有這樣的內在需要。
    
    每一個政府都承擔著傳承自己傳統的責任。在公立的教育係統裏適當設置一些國學教育內容是有必要的。台灣的國文教育、通識教育裏儒家思想占有相當大的比重。
    
    孔子是魯國人，但他的思想是普世的，在日本、朝鮮、越南等地得到普遍的推崇。現在的教育太過知識化，缺乏靈性，不利於人性的發展。注重人格養成的國學顯然是一大資源。
    
    張德付：教育方麵，我想可以采取雙軌製：即一方麵，政府允許國學教育進入基礎教育。現在多少已經作了些努力，但還不夠。另一方麵，在現行教育體製外，構建國學教育的獨立係統。政府允許並扶植民間私塾、學堂的發展，支持民間創立傳承國學的書院、大學等專科或高等教育機構。
    
    現在我們有佛學院、道學院、神學院，獨沒有儒學院。這不利於文化的傳承與交流。因此，我覺得孔子學院首先應該在我們本國設立，而不是在海外。我希望將來在高校之外會有儒學院或者孔子大學這樣的教育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