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鋒】正統論與中華文明的憲政時刻

欄目:儒教(儒家)與憲政
發布時間:2013-01-01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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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鋒

作者簡介:任鋒,男,西元一九七七年生,晉地介休人,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博士。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guan) 係學院政治學係教授。研究方向為(wei) 中西方政治思想史,當代政治理論,政治文化。著有《道統與(yu) 治體(ti) :憲製會(hui) 話的文明啟示》《治體(ti) 代興(xing) :立國思想家與(yu) 近世秩序思維》《儒家與(yu) 憲政論集》(杜維明、姚中秋、任鋒合著)等。

      
      
      
    正統論與中華文明的憲政時刻 
    作者:任鋒(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 
    時間:西曆2012年12月31日 
     
     
    “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身處當下空洞的繁華中,每次讀到辛稼軒的這闋《南鄉子》,總是難免扼腕悵歎。 
     
    閱讀南宋史籍,常常會看到宋儒談論“恢複”,不僅僅著眼於富國強兵、恢複故土,更強調要使仁義禮樂被流天下。換言之,家國情懷從未與一種普世的文明抱負剝離。近年來盛世頌歌不絕於耳,而現實世界中文明的危機感與敗壞感卻從未與日俱減。今天我們談論“世界曆史的中國時刻”,如果沒有文明危機的意識與振起斯文的主體自覺,沒有對於二十世紀中國所經曆歧路彎路的深刻反省,沒有憲政事業的進取轉成,所謂的“中國時刻”隻會淪為一廂情願的想象。 
     
    一百多年前的帝製黃昏,梁任公寫就《論正統》,似乎是為數千年的政史敘事獻上了一曲挽歌。然而,今天重溫斯篇,我卻感到有必要重提正統論的問題,與天下國家的主題也頗為相關。梁任公藉反思國史傳統中的正統論問題,意在掊擊霸道專政之不正當。他指出,秦漢以後的政權以天下為私產,當不得正統。而儒者關於正統的論說也是聚訟紛紜,齟齬衝突不斷。任公痛言:“中國史家之謬,未有過於言正統者也”,其背後精神乃是一種“奴隸根性”,亟需國民破除之。毋庸贅言,梁啟超的這個論斷不僅僅是學術批評,更是指向晚清弊政的政論。其摧枯拉朽的勇猛精神借飽含情感的筆鋒,傳達出政治抗議者的呐喊。今天重溫,除了這一層次,我們還應注意到:梁任公在論述中並未完全封閉正統論的話語空間,正統論的思想潛能並未完全耗盡。他辨析道,合乎大道的正統論,應該表彰“天下為天下人之天下”、“得乎丘民而為天子”,應該體現出與群治進化之間的積極關聯。據此,中國的三代天下與現代西方的民主憲政,可被視作正統。 
     
    之所以重提正統論,是因為任公之後的國人,恰恰隻是片麵發揚了先賢對於這種公共話語的解構意圖。後繼的啟蒙者伐之不已,棄之如敝屣。經過所謂“吾人最後之覺悟”,把政治秩序與文化道德秩序全盤推翻,“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幹淨”。所謂“正統論”謬說,也自然雨打風吹去。 
     
    當然,百多年來,各種意識形態的“正統”爭奪戰並未曾消歇,各種主義正統可謂“鬧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借用明人的話,可以說是“彼一是非,此一是非,是非之中更有是非,彼此之外,複生彼此。呶呶籍籍,日與媾鬥”。民初,有識之士如杜亞泉先生就有洞識,指出“國是之不存”。而“國是”,“乃經無數先民之經營締造而成,此實先民精神上之產物,為吾國文化之結晶體”。現代中國的意識形態激情,大多是對於這種文明共識的侵蝕或剝離,充斥著意識形態教條對文明正統的內爆或摧毀。 
     
    時至今日,當我們環顧四周,卻發現已經飄流到了遠離航線的荒港。今天的中國,缺乏公共是非,道德準則混亂,屢屢突破文明底線倫理底線,不正是我們今天耳聞目睹之怪現狀?而這種文明亂象,實在又與公權力的專橫暴慢內通款曲,推波助瀾。惡政莠政屢屢將國族共同體的文明水準向下拖宕,世風澆漓不知伊止!“平墳可以複耕”,官媒搖舌鼓弄,民眾或叨其唾餘,或任人魚肉;上訪有礙維穩,堵截勞教伺候,不憚於打著公共秩序的名義踐踏正義尊嚴。“人心散了”,類似的警歎數年來屢有所聞。需要認識到的是:人心不正,則法度不良;法度不良,則惡政不窮,世亂不已。這種局麵是任何意識形態說教或政治運動救濟都難以根治的。 
     
    在這種情勢下,我們有必要重新接續、或者說複新中華文明的正統論。從認知上講,我們應當克服來自兩方麵的陷阱誘惑:一方麵不能把正統論完全視作文明傳統的蠻荒遺產、或者是專製權力的遮羞布,另一方麵也不能站在後現代立場上以獵奇解構的心態逞一己之私智小慧,教條地詠唱文化多元主義理想。 
     
    我們應當看到,所謂“正統”之說,恰恰關係到中華文明深厚的真機願力,它參與型構了激活與維係我們這個國族共同體的公共文明機製。換言之,它是共同體之所以能夠凝聚並維係的精神紐帶,所謂“天所立而民所宗”者;它是秩序形成的道德根基與前提,也是為秩序創製提供構建力和批判力的源泉活眼。可以說,每當中華文明遭遇劫難困厄、顛沛流離之際,它都能引導我們回望神州,如同有宋之辛棄疾,追問正變善惡,反思未濟與泰否。而由此形成的精神與道德視野,就如同不盡之長江大河,為千古悠悠之事展現褒貶勸懲。此乃夫子“其義則丘竊取之也”,歐陽修《正統論》如是,鄭思肖《古今正統大論》如是,梁任公之新論也複如此。 
     
    扼要來說,中華之正統論涵蓋了三個基本麵向:道義的、曆史的與政治的。 
     
    第一方麵,宋元之際的鄭思肖曾雲,“與正統者,配天地,立人極,所以教天下以至正之道。”所謂“人極”,正是人道之所立、人之所以為人的文明規定性。邵廷采言“天行之統”“人心之統”,亙萬世而不絕,乃是正統關乎天人之際,為中華文明矗立寰球之所宗者。簡言之,儒家的仁義禮智信,正是人極所在,正是道統所在。而現代自由、公義、平等代表的普世價值,也並不悖於此。社會與政治發展,是否遵循此種文明道德精神,認真對待人的尊嚴與自由,不把人當作工具器物,屬於此種正統觀所關注。西哲邁克爾·波蘭尼談及公共自由時有言雲:“人民信仰精神事物的有效性和力量,也信仰我們對這些事物的責任,從邏輯上講,接受這樣的信仰,便是自由的先導”。今天鼓吹自由者,當於此體會道德精神秩序之重要意義。 
     
    其次,正統論展現為一種源遠流長的曆史敘事,自《春秋》以下的曆代書寫即為明證。當然,其中充斥著關於政治統治何者為正統的爭論,而且爭論往往出於當權者為自身統治辯護論證的動機。這一點梁啟超先生批之甚力。然而,同時也應看到,這種爭論辨析又往往不能完全被當權者壟斷。曆代層出不窮的私家著史和史局中的秉筆直書,也是推動維係正統話語健全化的積極力量,而且往往被賦予更高的公信力。正統之外,一代之政治會經受是否偽統、變統、霸統、竊統、絕統等等的千古評判,或者有統而不正,或者正而未得統。從這個意義上說,正統論為政治和文化共同體持續地維係和供給了道德正當與正義的規範機製。饒宗頤先生對中國史學之正統論進行了極為精當的考證析論,稱其精義紛披。而其最終宗旨,仍信服其間的道義精神。他說:“慎始蓋所以正之。以正統而論,正之為義猶重於統,自古以來已視為天經地義。故史家任務,要必折中於正(justice),故史家秉筆必據正立論。……蓋曆史於事與文之外,大有事在,即義是矣”。這才是我們中國文明中積極進取的史家精神。今天,在意識形態化的曆史敘事衰敗之際,我們應該提出更具反思性和競爭性的曆史敘事,應當進行更化性的還原與擬製。而這種工作,應當體認到先賢所雲的正統自覺。 
     
    第三,正統論的政治價值,既表現在自身所蘊涵的憲製性上,也意味著對於正當政治形態與模式的判別和選擇。陳同甫有言:“夫人心之正,萬世之常法也”,又雲“夫法度不正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仁義禮樂無所措,仁義禮樂無所措則聖人之用息矣”。在這一點上,正統論透顯出自身的古典憲政蘊涵,本身是一個古典意味強烈的憲製性觀念,強調依據道義正當性規則而形成優良的秩序體製安排。它主要透過史書、公論、名號等機製展現出對於公權力的規範導引,為後者提供一種基本的文明和道德規則。《書》典如此,《春秋》也如此,為古人稱引的“萬世公論”也是如此。正統論即其中一大關節。政行錄於史、接受萬世褒貶的文明信念,是政治合乎常道公理的基礎。亂臣賊子、竊國大盜,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這是人心公論,也非一人一黨可以壟斷。 
     
    關於政治形態與模式的判別和選擇,眼下思想界同樣議論風生。何謂正統?什麽才是正道?梁啟超在《論正統》中提出:“《春秋》所謂大一統者,對於三統而言,《春秋》之大義非一,而通三統實為其要端。通三統者,正以明天下為天下人之天下,而非一姓之所得私有”。準此,現代的正統論在政治上應當有一番通達視野,豁顯正統論的開放執中精神。平正地說,我認為當下中國應當認清政治文明中的三個傳統:三代天下的傳統、漢唐宋代表的帝製傳統、以及現代以來的憲政—革命傳統。 
     
    在前兩者,儒家代表的文明力量是偉大的觀察者、總結者和構建者,貫延兩千多年,主於中華斯文。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夫子關於“為邦”的洞見正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通三統主張,體現出行道改製的正統指向與大立法精神。而在後者,憲政共和乃是我們的現代政治理想,革命乃其路徑。無論偏出狂越,其歸旨在於立憲自由。其間,儒者又於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圖維新,謀立憲,讚共和,與革政,道統未絕,實為故國新命之樞機所在。順此因緣,我認為當通三代、漢唐宋與現代共和之政治傳統,結穴於中華文明的憲政轉型事業。 
     
    這個轉型事業,立基於體現了正統論精神的“通三統”時刻,立基於“君子而時中”的憲政時刻。它強調的是這一實踐決斷的“時中”特質,提倡一種基於立國規模的調齊斟酌、一種基於中道理念的因承損益。在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架構下,為了克治激進主義的頑疾,中華文明的正統論當聚焦到政治上的憲政轉型。惟有平正堅固的憲政秩序,方能鞏固和深化百年來的政治奮鬥成果,實現仁義禮智信與自由平等的價值訴求。依循“通三統”的精神,我們應當積極溝通儒家文明與現代政治文明,圍繞其間的憲製構劃為理想共同體的秩序與自由、政體與文教、認同與願景開掘更為豐富的文明資源。儒家代表的古典憲政傳統和正統言說,應當被視作一個尚未完成的文明秩序規劃。經由諸多思想資源之間的廣結善緣,它必定可以導向一個偉大壯美的現代中國與天下世界! 
     
    (此文係作者在北航高研院首屆知行思想年會“世界曆史的中國時刻”上的演講發言,2012年12月15日)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