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拯救世界 
作者：白彤東（複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原載：2012-12-28東方早報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

 

　　     
     
    編輯約稿，說歲末，談談對種種危機中的世界之未來的展望。小時候（七、八十年代的時候），看《小靈通漫遊未來》，被告知在2000年的遙遠未來，不再有天氣預報，而是天氣通報，比如下午4點下雨，清洗街道，很是心向往之。但在離世界末日還剩幾天的2012年年末，想起這些，覺得有些荒唐。因此，這裏的“儒學拯救世界”，不是預測，而是期望；不是描述，而是給世界提供個“應該”的圖景。
    
    既然都要拯救世界了，那我們先要明白儒學之所指。在致力於複興傳統的學人中，一派的觀點是，西方自由民主乃是基於西方文化，而中國之文化乃儒教，故中國不能實行西方之製度。經曆了百多年對傳統的踐踏，中國還有多少傳統剩下，剩下的是什麽傳統，頗有爭議。並且，這種保守傳統觀點與西方文明衝突論者的論調，其實相差不遠。與此相應的一種觀點，是說中國思想極其特殊、近乎神秘，與西方哲學徹底雞同鴨講，隻有我們中國人、在中國自己的話語係統裏才明白。這些說法，看似保守傳統，實際上把中國思想貶為文化學、人類學研究的對象，否定其普適性。這種原教旨主義，其實是對儒學原教旨的背叛。這是因為孔孟之說是麵對所有華夏之人（“華夏”在他們那裏指的是文明人，而非一個種族），並且，哪怕是蠻夷，孔子都有信心改變他們。也就是說，儒學從其發源，本來就自認為是普適學說。隻是在西方衝擊下，中國學人喪失信心，才有人以文化特殊論的角度談儒家。這種表麵的保守主義，其實骨子裏很“西化”。
    
    另一種複興儒學的論調，就是把儒學歸根於心性之學、或是心靈雞湯；或是出於服膺西方、或是為了迎合當權者與大眾。前者以新儒家、後者以於丹為代表。盡管之間有區分，但二者都把儒學的政治層麵給閹割掉了，隻剩下了個娘娘腔的儒家。當然，前者的理由，是對傳統政治失去信心，與激進派一樣將其當作兩千年封建專製的糟粕。但是，“封建專製”這個詞本身，就是自相矛盾。“封建”作為對西周製度的描述，絕非專製，而是允許地方（諸侯）自治的製度。中國自秦以降的兩千年，實行的是郡縣製。郡縣製中確有皇權專製，但是，儒家通過教育太子、士人政府、鄉紳自治等等手段，在中國政治史中遏製了皇權專製（是否有效可以爭論）。並且，將儒學歸根於一套整全的道德形上學，不但不能代表儒學之主流（而最多是宋明儒學之一支），還無法應對現代之多元性。看看宋明同是講道德形上學的儒者之間打的不可開交的樣子，我們就可以想見讓思想自由了的天下之人服膺一套道德形上學的可能性有多小。
    
    當然，這不是說為了普適，儒學就可以甚至是必須不談心性，而是我們要掂量一下心性要談得多厚重。比如，如果我們說惻隱之心的培養是可能的，也是美好社會所必須的（尤其是我們看到現實社會的冷漠時），恐怕世人多半會支持的。又比如，儒學強調家的重要。但是，即使一個基督徒，隻要覺得國家穩定與和諧是重要的，又能看到家是國的組成單元，那他也可能同意家的重要。並且，如果我們看到美好社會需要愛心，而家是培養愛他人的第一個場所（“這塊餅幹要留給妹妹吃”、“這個暖和的屋子要給奶奶住”），不論信仰如何，我們會看到儒家重家、重孝的深意。這裏，我們要擺脫五四以降巴金之流將家描述成壓製之源的汙名式宣傳，重拾對儒學家庭倫理的關注。
    
    簡而言之，建構在“薄”的心性之學上的政治儒學，才是真正具有普適性可能的儒學。那麽，除了家庭倫理，它還能給天下之人民提供什麽？曆史不是已經終結在自由民主上麵了嗎？即便如此，“自由民主”所指為何？很多人（無論中西），將自由民主等同於一人一票。當伊拉克人蘸著墨汁投票，美國人就以為他們有了民主，而中國（包括香港）心儀民主者，所最關注的也是普選。 但是，自由民主，還包括著憲政、法治、對基本自由與人權的保護，等等。其實，這些可能是自由民主中最值得推崇的地方。儒學可以接受這些安排，雖然可能對其采取不同解讀。比如，儒者不會認為言論自由神聖。但是，儒者追求良政，而如果言論自由是良政的一個條件，那麽儒者可以擁護言論自由。儒者強調德治，但是他們可以把法治作為防範德治失效的後備機製。並且，對於一介草民，可能更重要的是對其自由的保護，不能因為上訪、網上說個什麽話、或是維護小區的權益，就被莫名其妙地抓起來。哪怕是官員，如果不想過把癮就死的話，恐怕也不喜歡雖然今朝可以為所欲為，但是下一屆官員上台後也會對他為所欲為的狀態。因此，憲政、自由、法治，恐怕是自由民主中真正普適的價值。
    
    但是，通常被人們理解為自由民主之核心的一人一票，卻可能是自由民主中最有問題的地方。我們的村級選舉，產生了很多地主惡霸。台灣先是選出來貪汙的陳水扁，後是無能的馬英九。與中國本是處於同一起跑線上的印度，雖沒有大躍進餓死千萬人，但是慢慢餓死的，恐怕也不是少數，並且迄今其經濟也難望中國之項背。在歐美，人民一次又一次地支持短視的政策。這些問題，使得從媒體到學界（包括、甚至是尤其是西方的媒體和學界）都越來越懷疑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這一一人一票之後的根本假設的正確性。但是，我們也看到了少數人之強權的危害。那麽，出路在哪裏？儒家（比如孟子），一方麵強調民意之重要（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一方麵又堅持勞心者治人；他們一方麵堅持主權在民，但一方麵又看到民意的局限和賢能對民意修正的重要。因此，他們會支持一種混合政體，結合了大眾參與和精英幹預。這種混合政體，在政治事務由於廣土眾民的國家出現而變得過於複雜、超出人民理解的能力，並且人民也因為忙於養家糊口沒有閑暇而無心政治的今天，不但沒有過時，反而是正當其時。西方近代民主的出現，反對了貴族之濫權，但是今天卻走向了無知、缺德之民意的泛濫的極端。有著兩千年製衡皇權經驗的儒學，正可以用之製衡民意。其理想政體，簡而言之，就是擁抱自由法治，修正大眾參與。在憲政、法治之基礎上，采取民意與精英共同立法（比如通過兩院製）的混合政體。同時，弘揚“薄”的儒家倫理價值，作為憲政與法治的基礎和補充。這種政體，不但是後發達國家所應追求的，也是治療西方國家內部民粹政治之痼疾的良藥。
    
    導致當今世界動蕩的另一個原因，是歐洲威斯特伐利亞諸條約以降形成的主權國家、民族國家。這種國家形式，雖曾有其正麵作用，但是，我們越來越多地看到，在內部，它導致強勢族群壓製甚至是清洗弱勢族群，在外部，是赤裸裸地強權政治。中國在百年多來，東施效顰，內部生生地製造出來五十六個民族並還通過種種政策（比如少數民族高考加分、生育政策）強化之，對外，越來越多的人抱著先富強再複仇的心態，這也難怪他國對中國之崛起擔憂。有人說，中國傳統政治是天下體係，即在中央之國下的朝貢體係。但是，他們忘了，儒家起源時，麵對的是一個諸夏紛爭的世界，與今天萬國競爭有其可比性。於其時，儒家提出以仁、惻隱之心、以及基於文明和野蠻之分的夷夏之辨來整合國家，而不是歐洲近代的民族國家的方式。這也是雖然中國人曆史上主動、被動地雜交了那麽多的夷狄，但還是中國的一個重要原因。儒家所采取的“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的理想形態，也比民族國家的暴力擴張更人道。即使在慎戰的前提下征伐，儒家也堅持以仁為原則，堅持“仁權高於主權”的原則。它比民族國家之上的叢林政治秩序要人道。同時，它的泛愛同時又要愛有差等的想法，對國家利益有溫和的維護。即本國利益當然高於他國利益，但是前者的維護不能建立在對後者的無視甚至是侵害的基礎上。這又比更近於“兼愛”（普遍而無差等的愛）的西方近來發展出來的世界主義、人權高於主權的理念，更現實、更符合人情。因此，回歸先秦儒家對國家認同與國際關係的理想，可能是消除族群與國家間紛爭的既更有理想（比起民族國家），又更現實（比起世界主義）的方式。
    
    篇幅所限，筆者無法對上述想法展開，因此也就無法回應很多讀者心中之不滿。儒學對當今世界之病症的其他藥方，也無法涉及。在餘下的篇幅，我想簡單說一下，上述儒學之理想形態如何實現？實現這些理想，要有個國家做榜樣。這個國家，我們自然想到中國。但是，我們自己不珍惜祖宗的東西，打倒了、強拆了這麽多年，傳統還剩下多少呢？沒有人倫之常、沒有文化底蘊，這麽一群人富強了，有臉說自己是富強的中國人嗎？他們的富強，能不讓人害怕嗎？看到禮崩樂壞，中國人丟了靈魂，真心希望中國作為中國富強的學人，從各個領域推動國學之複興。但是，一些人隻是把舊有的禮俗照搬回來（其實也不知道是不是照搬），去孔廟裏，穿著不知道是哪朝的衣服，祭祭孔，以為這樣就能複興傳統。豈不知，儒學兩千多年能長命不衰，乃是“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不斷在新時代下，根據其精神，維新自我。比如，在傳統儒家所基於的宗族被流動的工業社會衝垮，我們需要發展出一套適應流動社會的儒家社會基礎。舉一個與此相關的小例子，現代社會，別說宗廟，連定期上墳，恐怕都很困難。並且，人口膨脹，使得死人和活人爭地的現象愈發嚴峻。但是，中國曆史上，其實也有過墓祭還是廟祭的爭論。那我們為什麽不可以在自己家裏麵，留塊兒小地方，放上祖宗牌位和家譜，提醒人們記住自己從哪兒來、朝哪兒去（有朝一日也會有個牌位、被記在家譜裏），而不去做種種短視的行為呢？
    
    除了理論上的維新，現在有很多有誌者在民間推廣國學教育，並在學府裏設置國學院。這些都令人尊重。但是，更有效的方式，是在正式的教育體製中，加強國民教育。騰出一些 比如所謂大學公共課的空間，讓中國人對自己五千年的曆史和文化（而不隻是近百年的變化）有所了解。讓中國人知道自己從哪裏來，從而能更好地想想往哪裏去，不僅是為了中國人，更是為了天下之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