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騎踏破宋人墳，可憐汴州繁夢碎
    作者：吳鉤
    原載：《華商報》2012-11-24
    
    
    
    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春，金兵圍困宋都汴梁。在圍城的過程中，這群虎狼之師幹出了一件突破文明社會底線、甚至連戰爭倫理都違背了的惡行。《建炎以來係年要錄》記載：“敵之圍城也，京城外墳壟發掘略遍，出屍取槨為馬槽，城內疫死者幾半。”《三朝北盟會編》也有類似的記錄：“京城之外墳壟悉遭掘出屍，取其棺為馬槽。殺人如割麻，臭聞數百裏。以故數大疫死者過半。”兩則史料都是說，金兵將汴梁城外的宋人墓塚都挖開來，取出棺木作為馬槽，拋屍於荒野，導致瘟疫爆發，汴梁城的軍民病死了50%。宋軍敗於金兵，汴梁破城，北宋滅亡，也跟這場大疫病的流行有很大關係。
    
     金人攻陷宋朝的國土後，立降金的劉豫為皇帝，建立傀儡政權“大齊”。這個劉豫，是個驕奢淫欲的人渣，為了搜刮到更多的民間膏脂，打起了掘墳盜墓的主意，特別設立一個盜墓機構——“淘沙官”。《宋史·劉豫傳》說他“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兩京塚墓發掘殆盡”，連北宋諸帝的陵寢也被他盜挖、焚毀。江湖宵小的盜墓故事我們聽得多了，“一國之君”（雖然是一名僭主，畢竟也打著“大齊皇帝”的名號）居然也幹起掘墳淘金的行徑，這是何等的荒唐？
    
    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裏，挖人祖墳，是一項非常嚴重的罪行，也是對他人的最惡毒的侮辱。中國人講“死者為大”，一個人不管是帝王將相，還是販夫走卒，隻要去世了，就應該得到最起碼的尊重。這是社會文明與人倫道德的表現。如果以純經濟理性來考慮，死者是不需要尊嚴的，因為他們感受不到，而且白白浪費了活人的許多資源，比如土地。隻有文明、具有倫理自覺的社會，才會尊重死者。
    
    中國傳統社會一直重視葬禮、祭禮，法律和道德都不容忍毀人祖墳的行為。這裏有受儒家價值熏陶的因素。以儒立國的宋代，更是一個十分顧念逝者尊嚴的時代。我們來看《宋史·儒林列傳》記述的一件事：
    
    慶曆新政期間，被譽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因為支持範仲淹新政，上書抨擊反對新政的前宰相夏竦，兩人因此結怨。後來石介去世，有個叫做孔直溫的人謀反事敗，官府在抄家時發現了石介與孔直溫的來往書信。於是夏竦欲借此機會報複石家，他暗示宋仁宗：石介其實並沒有死，而是叛國投靠契丹去了。仁宗決定派遣中使前往“發棺驗之”。這時候，提點京東刑獄（高級法官）呂居簡站出來，堅決反對掘墳開棺，他說：如果石介確實已經死去，那麽“是國家無故剖人塚墓，何以示後世？”最後仁宗不得不妥協，沒有派人開棺，隻是傳喚石介的親族門生及當時主持喪事的人進行詢問，數百人都證明石介已死。這個故事說明，在宋人看來，“國家無故剖人塚墓”是嚴重侵犯倫理的事情，是不可接受的。即使貴為天子，也不能不顧忌“何以示後世”的倫理壓力，不敢“剖人塚墓”。
    
    宋代對逝者尊嚴的尊重，更表現在“漏澤園”製度的設立上。漏澤園為國家設置的公益性公墓，用以安葬客死他鄉或因貧窮而死無所葬之人。漏澤園先是設於京師，宋真宗年間，朝廷在“京畿近郊佛寺買地，以瘞死之無主者。瘞屍，一棺給錢六百，幼者半之”。到了神宗朝，政府又正式下詔：“令逐縣度官不毛地三五頃，聽人安葬。無主者，官為瘞之；民願得錢者，官出錢貸之；每喪毋過二千，勿收息。”建炎南渡之後，宋高宗也下詔要求臨安府及諸郡複置漏澤園，整個南宋時期，各地普遍設立了漏澤園。
    
    漏澤園之設，在宋代逐漸形成一套非常人性化的製度，如逝者有冥器陪葬，有“蘭羞”（佳肴）祭祀，這些下葬隨品及祭品都由政府置辦；還有，“園中置屋，以為春秋祭奠，聽其親屬享祀”；專人管理，“官委德行僧二員主管，月給各支常平錢五貫、米一石”。漏澤園是宋代才有的國家福利製度的一部分，它使許多生前窮困的宋朝人民不致在死後喪失了人的尊嚴。
    
    令後人忍不住感歎的是，宋代君主的德政，卻未能給趙宋王室積下福報。金人南侵時，北宋諸帝陵寢被劉豫發掘；南宋被元軍滅掉之後，會稽的南宋諸陵又被一個叫做“楊輦真珈”的番僧所毀。據周密《癸辛雜識》續集的記述，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八月，楊輦真珈驅使“人匠丁夫，前來將寧宗、楊後、理宗、度宗四陵盜行發掘，割破棺槨，盡取寶貨，不計其數。又斷理宗頭，瀝取水銀、含珠，用船載取寶貨”；十一月十一日，又“將孟後、徽宗、鄭後、高宗、吳後、孝宗、謝後、光宗等陵盡發掘，劫取寶貨，毀棄骸骨。”其手段之罪惡，令人發指。而且，在元廷的放縱下，“江南掘墳（之風）大起，而天下無不發之墓矣”。元朝統治之野蠻，由此也可見一斑。
    
    我們評價一個社會的文明度，不僅要看活著的人是否自由、幸福，也要看逝去的人在地下是否安寧，是否被活著的人所尊重。